《史记》书成，司马迁如释重负，他充满了自信，可以名垂后世，供千 秋万世之人评说。《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司马迁认 为《太史公书》可以洗刷他所受的耻辱，能够名重泰山了。《报任安书》云：
“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 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司马迁认为在他身后，
只有博学的高雅之士，才能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自然他不可能料到，在两 千年后的今天，《史记》早已走出庙堂，成为人民大众共同享有的精神食粮
和文化瑰宝。司马迁地下有知，亦当忻然而笑。
本章略述《史记》流传，以告慰史公英灵。
一、《史记》为官书，藏之名山，即储之庙堂
学术界一般认为，《史记》为私修之史，“藏之名山”是恐其被禁失传， 故将正本藏于深山，只将副本留在京师，所以说“副在京师”。此说本之于
《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颜氏云：“藏于山者，备亡失也。其副贰本 乃留京师也。”颜师古注只是一个错误的猜测。
凡持藏于名山的论者，皆忽略了司马迁以大史令官守著书这一事实，而 把《史记》等同于今天的个人私撰，这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容的。如果
说《史记》为官修书，它又有别于唐以后设馆修史之书，不是成于众手，而 自始至终出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二人之手，自成一家之言。宋司马光修《资
治通鉴》，国家设立书局，而是非裁夺之权一出于主编司马光之手，它是官 修，还是私修，难以作截然判断。两司马之书，既是官修，又是私撰，折衷
而言之，曰官助私修，即从创作角度说，两司马之书都可说是私修，而形式 则是官书，尤其是《史记》正是这样的一部书。
官修之书则要上奏朝廷。《史记》书成，也是要上奏朝廷的。《汉兴以 来诸侯王年表序》云：“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
令后世得览。”“臣迁”云云，就是《史记》正本上奏朝廷的铁证。东汉卫 宏《汉书旧仪注》有汉武帝削除景纪、武纪之说，亦可说明司马迁所著书要
上奏朝廷。否则，汉武帝何得而削之哉！
《史记》书成，既然要上奏朝廷，所以《太史公自序》所言“藏于名山”， 实为藏于官家书府之雅称，《史记索隐》云“正本藏之书府，副本留京师也。”
并引《穆天子传》郭璞注为证，郭云“古帝王藏书之府”。司马贞的解释是 符合实际的。如果正本藏于名山，京师指朝廷，其副贰本留京师，堂堂之尊
的皇帝岂肯甘心。所以颜师古注是不能成立的。
官府藏书，不易流布，故司马迁抄留副本于京师家中。司马迁传其婿杨 敞，杨敞传其子杨恽，杨挥在宣帝时向外传布。《汉书·司马迁传》载其事
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 布焉。”《史记》行文内容也留有官书痕迹。如《项羽本纪》，既尊羽为本
纪，而记述用汉之纪年。《太史公自序》行文也有“楚人围我荥阳，相守三 年”，“楚人迫我京索”，“维我汉继五帝未流，接三代绝业”等话头，以
“我”与“楚人”对举，又称“我汉”，这俨然是官修史书的史臣口吻。前 引《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中“臣迁谨记”云云，则完全是史臣上奏皇帝
的格式。有人认为，“西汉没有真正的史官”，东汉班固私修国史，被人告 发，东汉明帝审读已成之篇，而后才召班固为郎官，“典校秘书”，后又为
兰台令史，“著作东观”，“这才是编修后世所谓国史的开始”。论者于是 断言，西汉太史令，职掌星历为主，“文史为次，实际上连次要都说不上”，
因此，“司马迁不是史官，也不是世袭史官的后嗣”，所以《史记》是私人 著作，而非官书①。上引论点是割断历史的断章取义，只见其表，未究其里。
中国史官，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 官，以司典籍”①。夏商周三代，政教合一，史官掌握文化与宗教，是人与神
交通的中介人，他们侍从在王的左右，不仅随时记录王和臣下的言行，而且
①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赞》。
① 上引论点，叁阅徐朔方《史汉论稿》第 74—77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要预见上天吉凶，随时把神的意志传达给王。因此三代史官要精通天文、历 法，世代相袭以精业务，天官与史官合二为一。东周以后，国家制度渐密，
内史、御史等史官转为政事官，地位不断上升。而职掌文史星历的太史以星 历业务为主，地位不断下降。到了秦汉，太史令是九卿之一奉常所属六令之
一。但太史令掌天官、司图籍，合二而一的古史官遗意并没有改变，所以卫 宏说：“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①“序事如古春
秋”，就是整理计书，编次档案，系以年月。只要太史令职守为史官，司马 迁不管是否为世袭，只要任其职，即为史官。司马迁父子相续纂其职，目的
就是为了修史，《太史公自序》言之确凿，不具引述。如果西汉太史令不是 史官，那么司马谈、司马迁梦寐以求的史职岂非悬空？否认太史令为史官，
即否认《史记》为官书。而否认《史记》为官书，势将割断《史记》成书的 历史条件，也说不清司马氏父子思想发展的脉络和修史动机。因此，《史记》
修撰性质的官私之辨，不仅仅是解决“藏之名山”的问题，更要涉及《史记》 成书的历史条件，所以是司马迁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不能不辨。
但是，古代史官，主要职守是司天官，掌图籍，至于记言记动，为的是 补阙失，存故事。也就是说，史官典司图籍，职守是整理文献，记载实录，
而不是著述历史。司马谈、司马迁效孔子修《春秋》，利用史职的条件著述 自成一家之言的历史，乃是发展了史官的职守②。秦汉之际为社会制度大演变
的时期，史官制度亦在演变。东汉班固之后，典司修撰的史职日渐严密，至 唐而成史馆制度，至此，太史令才专司天文而不掌史职。用后世健全的史官
制度去范围西汉太史令，这是割断历史。《史记》书成，原题《太史公书》， 就是标志其为史职所守。可以这样说，《史记》是中国古代史官，动用国家
力量，首开个人述史以成一家之言的先例，从而带动了史家的自觉责任，使 效法者蔚成私人述史之风。东汉以后国家设馆修史，是中央强化集权政治控
制舆论的标志，这是事势发展的必然。
① 《后汉书》卷四十《班彪传》。
②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如淳所述卫宏《汉仪注》。
二、《史记》书名与续补窜附
《史记》书名与“太史公”释名紧密相连，随着《史记》的传播与书名 变迁，“太史公”之名义愈辩愈复杂，至今仍在争论。今本《史记》是否为
《太史公书》之原帙，存有许多疑案和争论。这里略作疏理，以资参考。
1.《史记》专名始于东汉桓灵之际，而原题《太史公书》。“史记”原 为共名，迁书《史记》中就有九见。如《周本纪》云：“太史伯阳读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又云：“鲁君子 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六国年表序》云：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又 云：“《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
《天官书》云：“余观史记，考行事。”《陈杞世家》云：“孔子读史记至 楚复陈”云云。《孔子世家》云：“乃因鲁史记作《春秋》。”《太史公自
序》云：“细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上引各例“史记”皆为共名。《逸周书》、
《盐铁论》、《越绝书》、《东观汉记》等书中亦有互称史籍之“史记”。 迁书原题为《太史公书》，见于《太史公自序》，其言曰：“凡百三十篇，
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确凿有据，无须曲说和申证。故 在两汉刘向、刘歆之《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皆著录为《太史公》
百三十篇”。《太史公》为《太史公书》之简称。在西汉之时，《太史公书》 因随人引用，共有五种微别之称。另外三名为：《太史公传》，见《史记·龟
策列传》诸补，此为褚少孙专指“列传”，等于说《太史公书》之“列传”；
《太史公记》，见《汉书·杨恽传》、应劭《风俗通义》卷一；《太史记》， 见《风俗通义》卷二。
《史记》专名，起于何时，不可确考。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范文 澜《正史考略》均谓《史记》专名始于魏王肃，定名于《隋书·经籍志》。
按诸史籍，此论不确。依据文献，东汉未已成通称。蔡邕《独断》、荀悦《汉 纪》、应劭《风俗通义》、颖容《春秋例序》、高诱《昌氏春秋训解》、高
诱《战国策注》等书均称《太史公书》为《史记》。上述著作家均为汉未人。
《三国志·王肃传》载魏明帝曹与王肃两人君臣问对，亦称《史记》，这说 明《史记》之名，三国时已为官家所承认。
陈直先生所著《太史公书名考》①，举证九条论证《史记》专名在东汉桓、 灵之际己在民间口授之中广为传布。《隶释》卷二《汉东海庙碑碑阴》云：
“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此指秦始皇在东海上胸 界所立石，名秦东门，事见《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又《金石萃编》卷十
二《汉执金吾丞武荣碑》云：“阙帻传讲《孝经》、《论语》、《汉书》、
《史记》、《左氏》、《国语》，广学甄微，靡不贯综。”这里已将《史记》 之名与《汉书》等典籍并称了。此两碑据陈直考证，东海庙脾为桓帝永寿元 年（公元
159）立，武荣碑约立于灵帝初年。以这两碑之铁证，可知《史记》 专名早在东汉桓、灵之际广为流布，否则不会刻于石碑。陈文并推论其书名
演变过程说：“司马迁自定原名为《太史公书》。嗣后西汉诸儒多沿用此名 称，故《汉书·艺文志》列《太史公书》于春秋类。一变为《太史公记》，
① 从《汉书·叙传》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亦见端倪。班固说：“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
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颜师古注曰：“谓武帝时司马迁作《史记》。”
再变为《太史记》，三变为今《史记》。其他有称《太史公传》及《太史公》 者，均属在演变中多种的名称。”陈文举证确凿，立论精严，可为定论。
至此，我们仍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即司马迁为何自题其书为《太史公 书》？为什么又演变成为《史记》？这涉及“太史公”三字的释义，尚须略 作考辨。
太史公释名，自汉代以来，歧说纷坛，归纳起来至少有十种说法。为省 篇幅，这里对各家之说不作引证，而以《史记》本证为据，直接揭示司马迁
自题其书“太史公”之本义。
“太史公”释名的焦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太史公”是尊称， 还是官名？这两说均起于东汉初，桓谭主尊称说①，卫
宏主官名说①。如果太史公是尊称，那么是他人尊称司马迁，还是司马迁 尊称其父？《史记》一百三十篇论赞皆称“太史公曰”，若系他人尊称，则
为司马迁有意留空，委托他人来尊称，世无此理。若系司马迁尊称其父，而
“太史公曰”绝大多数为司马迁自称，岂非司马迁自尊？尊称说难以圆通。 若太史公是官名，《汉书·百官表》无此官，《汉书》注家晋的，《史记》
注家司马贞皆予以驳斥。但官名说简便，所以信从者多，而歧说也最多。自 汉以来，太史公释名的争论，主尊称说者有三种，主官名说者有七种，各执
一偏，均难以圆通。现在我们来看《史记》中的本证。
《太史公自序》一篇，凡称“太史公”十四处，却有四种指称。“喜生 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夭官，不
治民，有子曰迁”，显系指司马谈。太史公曰：
“先人有言”、“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 余闻之先人曰”、“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显系指司马迁。“天下遗闻古事，
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此两处“太史公”兼指谈、迁 父子所守之官“太史令”。“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
指《史记》原题之书名。从《太史公自序》中的“太史公”含义来看，显然“太史 公”不仅为书名，而且为司马氏父子职守共称之尊名。
“太史公”本身并非官名，它应是司马迁对“太史令”这一官名的尊称， 即尊其父，亦是自题。这有两条直接证据。其一，《史记·封禅书》有两处
称司马谈为“太史公”，《汉书·郊祀志》均改为“太史令谈”。其二，《太 史公自序》称其父仕为“太史公”，而自称继其父职为“太史令”。可见，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继为史官皆为“太史令”，而司马迁尊其父职称“太 史公”。即“太史公”为“太史令”官名之尊称，在司马迁的用语中是一个
合成名词。原来“太史公”之“公”为尊称；“太史公”之“太史”为官称， 即“太史令”之省说。《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谈临终遗言，五次自称其职
为“太史”，曰：
（1）“余先周室之太史也。”
（2）“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3）“余死，汝必为太史。”
（4）“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① 陈文载《文史哲》1956 年 6 月号。
① 桓谭说见《孝武本纪·索隐》引，其言曰：“太史公造书，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下。太 史公者，皆朔所加之者也。”
（5）“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 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太史”属奉常，其长官为令，副职为丞，《茂陵中书》亦载，“司马 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称述职名，不必带“令”。“太史令”秩六百石，
方之古官，下大夫之列。但太史职掌天官、图籍，“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 太史公”，故卫宏误以为在丞相上。司马谈在弥留之际，反复致意司马迁必
为太史，完成己欲论著的未竟之业。司马迁秉受遗命，把自己的事业看成是 继父之志，史官之所守，故定书名为“太史公书”，用以祭奠父亲。所以《太
史公自序》称官名“谈为太史公”，自述则云“迁为太史令”，这正是司马 迁尊称其父为“太史公”之铁证。《史记》一百三十篇之论赞皆称“太史公
曰”，并不是司马迁自尊，而是尊其所欲论著之书。因书名《太史公书》， 则论赞称“太史公曰”乃是必然之理。桓谭所说东方朔所加，以情理度之，
当是依司马迁之意题《史记》之大题，即《太史公书》四字书名。
总上所考，“太史公”不是官名，此称“太史”为官名，“公”字为尊 称，乃是司马迁尊称其父职。尊称说，官名说各执一端，差之毫厘，谬以千
里。明乎此，则千年聚讼可一旦冰释；疑乎此，则纷纭辨难莫衷一是。司马 迁尊称父职是用以名其书曰“太史公书”，意谓此书为太史公所书所记。古
代史官所记，泛称“史记”，后人持重其书，以“史记”为“太史公书”之 专称，也完全符合司马迁题书之本义。这正如孔子修《春秋》，后人尊其书，
以百国“春秋”之名专称孔子书。故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云：“盖取古‘史 记’之名以名迁之书，尊之也。”
2.《史记》续补窜附。
《史记》在流传中有残缺，有诸少孙补，有后人点窜，有司马迁附记， 涉及今本《史记》部分内容的真伪，是研究司马迁思想的一个重大问题，学
术界已争论两千年。这里作简明述评以及今本《史记》字数统计，供研读《史 记》者参考。
残缺。东汉卫宏第一个提出《史记》有缺，认为汉武帝削去景、武二纪①。
《汉书·司马迁传》、《后汉书·班彪传》，记载了班氏父子的说法，《史 记》百三十篇，“而十篇缺，有录无书”。也就是说，班氏父子只看到了一
百二十篇，另外十篇只有目，没有书。但是班氏父子没有列举缺书篇目。三 国时张晏补出了所缺十篇目录，为：《景纪》、《武纪》、《礼书》、《乐
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
《龟策列传》、《傅靳列传》。但今本《史记》这十篇有目有书。明显可考 者，《武纪》截自《封禅书》；《礼书》、《乐书》除篇前序文“太史公曰”
外，《礼书》系取荀子《礼记·乐记》补；《律书》篇前亦存“太史公曰” 序文，后半截分《律历书》为《律书》、《历书》以补《兵书》。
此外各篇，皆创作之文，非后世好事者所能补。例如《景纪》，尽管写 得平淡，但并非《汉书》之旧，即使疑古过勇者之崔适，也说《景纪》不亡。
《日者》、《龟策》皆简而有法的议论之文，还有《三王世家》，《太史公 自序》及“赞”都有明确交代，故这几篇不得云亡。《傅靳传》是一篇寓有
① 卫宏说为三国时《汉书》注家如淳引用，《太史公自序·集解》转引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
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 公文书而已。”《汉仪注》为与桓谭同时稍后的卫宏所作。
深意的传文，涉及现实隐约而婉，遂至误认为芜陋而妄测为后人所补。至于
《将相表》更是一篇书有倒文的奇特之作，可以说是非司马迁莫属了。 综上，张晏所列十篇亡书目录，实力亡四存六，或云亡一残三存六。为
了醒目，表列如下。
①景纪——存。
②武纪——亡。
③礼书——亡。
④乐书——亡。三篇均书亡序存，亦可云残。
⑤兵书——亡。
⑥将相表一存。（征和四年以后为后人所续。）
⑦三王世家——存。
⑧日者传——存。三篇之后均有诸少孙续。
⑨龟策传——存。
⑩傅靳传——存。
以上残亡总计字数为 16，197 字，占《史记》原书 526，500 字的 3％。好事者所补武纪、礼、乐、律三书，共 4 篇，16，878 字。
诸少孙补史。褚少孙补《史记》，不是续作武帝身后之事，而是依据迁 书成目增记轶事，不另立事目，所以附骇《史记》而行。但褚少孙续史，并
不想鱼目混珠，故褚补皆述其续补之意，自称“褚先生曰”以有别于司马迁。
褚少孙于宣帝五凤四年（前 54）十八岁应博士弟选，甘露元年（前 53） 以高第为郎，出入宫殿，有幸得读《太史公书》，他非常喜欢书中列传，于
是续补他亲身接闻的故事。所以诸补读来亲切，深得司马迁之遗风。今本《史 记》中标有“褚先生曰”的计有十篇。目录如次：（1）《三代世表》，（2）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3）《陈涉世家》，（4）《外戚世家》，（5）《梁 孝王世家》，（6）《三王世家》，（7）《田叔列传》，（8）《滑稽列传》，
（9）《日者列传》，（10）《龟策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低一格 以为标帜。无“褚少孙曰”而疑为诸补者两篇： （1）《张丞相列传》，（2）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因《张丞相列传》续补起句大类褚补文风。《将 相表》续补简而有法，非诸少孙莫属。以年代考之，推褚少孙生年为宣帝本 始三年（前
71）。《张丞相列传》续史至汉元帝建昭三年（前 36）韦玄成之 薨，匡衡继为丞相，褚少孙时年三十六岁。《将相表》征和四年起为续补， 至成帝鸿嘉元年（前
20），诸少孙五十二岁。以行文风格与年岁考之，这两 篇亦可能出自褚少孙之手。
上述几篇诸补总字数 25055 字。 增窜。所谓增窜，即为读史者旁注或抄补资料窜入正文，计有 10 篇。（1）
《秦始皇本纪》，“秦孝公据骰函之固”以下文字，内容为贾谊《过秦论》 上、中两篇，以及秦世系，共 2872 字。此为读史者书后备考之文窜入。（2）
《乐书》序文中“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以下至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 制，当族”止一节 158 字，读史者备注之文窜入。（3）《历书》，司马迁本
文只书七十六年岁名，今本岁名下所书年号 196 字，乃后人据《正义》之注 误入。（4）《天官书》篇未“苍帝行德”一节 148 字，与前文不属，后人附
记窜入。（5）《孔子世家》“安国生印，中生欢”8 字，后人附注之文窜入。 因司马迁问故于孔安国，至于孙欢，年辈差小，未必相及。（6）《楚元王世
家》，“王纯立，地节二年，中人上书告楚王谋反，王自杀，国除，入汉为 彭城郡”27 字，后人附注文窜人。（7）《齐悼惠王世家》未记城阳“荒王
四十六年卒”以下 31 字，又川顷王“三十六年卒”以下 40 字，皆读史者之 旁注字窜入。（8）《郦生陆贾列传》，“初，沛公引兵过陈留”至“遂入破
秦”645 字，重叙郦生事，与本传赞语矛盾，显系窜入。考《太平御览》卷 三百六十六引《楚汉春秋》与此节文字正同，当是后人因其小有异同而附之。
（9）《平津侯主父列传》，“太皇太后诏”以下至“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877 字，据《集解》引徐广曰：“此诏是平帝元始中元后诏，后人写此及班 固所称，以续卷后”。元后诏是褒奖公孙弘，班固语即录自《汉书》公孙弘
本传赞。此为汉未读史者备注之文窜入。（10）《司马相如列传》篇未，“扬 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 共 28
字，为班书以后之人旁注《汉书》本传赞语，而后窜入。
总上 10 篇。增窜内容皆武帝身后之事，史事分散，没有系统，故可以推 断为是读史者所记旁注之文窜入，共 4979 字。
司马迁附记。前第九章已论及。司马迁修订《史记》，太初四年以后记 事，主要集中在两件大事上，一为巫蛊案，一为李陵案。这和读史者增窜，
漫无边际，大相径庭。太初以后附记，涉及十五个篇目，凡二十二人，时间 从天汉元年至后元二年（前 100 至前 87），共十四年，总计 1544 字。这就
是班固、褚少孙所云“讫于天汉”，“尽于武帝之未”的依据。
史记字数。《太史公自序》总括原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今本中华书 局点校本为五十五万五千六百六十字，多出两万九千一百六十字。据上所考，
《史记》在流传中有残缺，有褚少孙补，有后人增窜，还有司马迁在自立断 限之后的附记。在今本《史记》中，各项数据如下：
（1）诸少孙等续史 12 篇，字数 25，055 字；
（2）读史者增窜 10 篇，字数 4979 字；
（3）好事者补亡 4 篇，字数 16，878 字；
（4）司马迁附记 15 篇，字数 1544 字。
总计续、补、窜、附共 41 篇，去其重为 37 篇，总字数 48，456 字。其 中补亡的《律书》2555 字和附记 1544 字两项共 3099
字，为《太史公书》原 文，减去此数，前三项合计为 45，357 字，非司马迁之作。今本《史记》555，
660 字，减去续、补、窜 45，357 字，保存了原书字数 510，303 字，则《史 记》之残缺字数为 526，500 字减去 510，303
字，为 16，197 字，约占原书 的 3％。也就是说，《史记》97％的原文流传至今，基本保持了原貌。
三、史记学的形成——汉唐时期
《史记》问世两千多年来，阅读和研究它的人不可胜数，并传播海外。 各种校勘、注释、考证、评论的文章和专著大量出现，形成了一项专门学问，
即“史记学”。“史记学”之名由宋人王应麟提出。他说：“司马氏《史记》 有裴、徐广、邹诞生、许子孺、刘伯庄之音解。 《史记》之学，则有王
元感、徐坚、李镇、陈伯宣、韩琬、司马贞、刘伯庄、张守节、窦群、裴安 时。”①王应麟称“史记学”为《史记》之学，形成于唐代，这与实际的发展
是吻合的。大体说来，汉唐是史记学的形成时期，宋元明清及近代是史记学 的发展时期，建国以来的当代是史记学的深入和丰收时期。当代史记研究分
大陆与台湾各立专节。先说汉唐时期。
1.《史记》流传，为杨恽所布。
《史记》书成，正本藏于皇室书府，副本抄留家中。官府所藏正本，在 高层统治集团中流传。昭帝始元六年（前 81）召开盐铁会议，御史大夫桑弘
羊与文学论辩就引用司马子长为己证。《盐铁论·毁学篇》云：“大夫曰： 司马子长言，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赵女不择丑好，郑妪不择远近，商人不
丑耻辱，戎士不爱死力，士不在亲，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禄也。”桑弘羊 的引证，正是《史记·货殖列传》有关内容的复述。
《史记》体大思精，因有着鲜明的批判性与人民性，在东汉时期被儒家 正统思想家视为“谤书”。西汉未扬雄，东汉班彪、班固父子就对《史记》
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众所周知。东汉光武建武四年，博士范升反对立《左传》 博士，并涉及《史记》，“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
《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①，东汉未，司徒王允竟直斥《史记》为“谤 书”。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②因此，《史
记》在两汉时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传布，受到政府严格的控制，《汉书·宣元 六王传》载，成帝时，东平王刘宇来朝，上书求《太史公书》，成帝以问大
将军王凤。王凤以为《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 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成帝竟纳其言，
遂不与东平王书。东汉卫宏《汉仪注》载，汉武帝削除《景纪》、《武纪》。 其中一部分易触犯时忌的内容，在流传本中被摘除，所以使得班固所见官本
“十篇缺，有录无书”。《史记》大行以后，有些篇传虽亡而复得，但《今 上本纪》等篇仍然缺损。
司马迁抄留的《史记》副本，在宣帝时为其外孙杨挥向外传播。《汉书·司 马迁传》载其事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浑，
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从此开始了《史记》的研究，如同西汉古文经学一 样，在民间士大夫中流传，到了东汉逐渐扩大。由于《史记》本身的巨大成
就，杨恽宣布后，受到众多学者的效仿。西汉一代续补《史记》者有十七人。
《史通·古今正史》载十五人，其言曰：“《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 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
梁审、肆仁、晋冯、段肃（又作殷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
① 卫宏说载于所著《汉仪注》，见《太史公自序·集解》引。
① 《玉海》卷四十六《唐十七家正史》。
② 《后汉书》卷三十六《范升传》。
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此外，有诸少孙补《史记》十 篇，直接附骥《史记》流传。《后汉书·班彪传》李贤注，又有阳城衡续《史
记》。东汉班彪集大成，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其子班固扩充独立为《汉 书》。《汉书》由于受到统治者的宣扬，加之是一部汉代近代史，首尾完具
载述西汉一朝，所以成书不久，就大行于世，被目为五经之亚。《汉书》却 是仿《史记》的体例。反过来，它推动了《史记》的流传。东汉后期，《史
记》流布渐广。桓帝时，《史记》已成为司马迁书之专名。这时已有两部《史 记》音注书问世。有延笃《音义》一卷，无名氏《音隐》五卷③。延笃，东汉
顺桓时人，传见《后汉书》卷五十四，卒于桓帝未永康元年，即公元 167 年。
2.汉代学者对《史记》的批评。 两汉是史记学的厄困时期。由于汉家定儒学于一尊，而司马迁的异端思
想，具有反传统和对现实强烈的批判精神，所以它的传播与研究受到官方的 严格控制。西汉时代续补《史记》者十余家，除褚少孙外，均是接续《史记》
叙载汉家之事，集大成者就是班固的《汉书》。尽管续补者众，但对史记学 的发展没有直接影响。汉儒对《史记》多持批评态度。最早批评《史记》的
学者是西汉未年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扬雄。《汉书·扬雄传》班固转述雄言曰：
“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扬雄又 在《法言·重黎篇》中对照司马迁与孔子思想的不同点，指出：“仲尼多爱，
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这里将司马迁传人之“奇”是和为儒家“义” 的对立面而提出的，表现了扬雄的卫道立场。他的“是非颇谬于经”的指责，
实开班彪、班固父子批评《史记》的先河。《汉书·司马迁传》赞曰：
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 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这就是所谓的不合于“义”的“史公三失”。在东汉随着儒学的神秘化，
在统治集团，《史记》受到严厉的非难。光武建武四年（公元 28），博士范 升反对为《左传》立博士，涉及《史记》，认为太史公多引《左氏》，抨击
《史记》“违厌五经，谬孔子言”①。东汉未王允竟直斥《史记》为“谤书”
①
由于《史记》的博大渊深，汉代正统儒家学者，并没有对《史记》全盘 否定，有诸少孙的倾心研读续作，有刘向的高度赞扬②。刘向极为推崇《史记》，
他的《别录》，常以《史记》为评断标准，例如《管子书录》就袭用《史记·管 子传》。王充对《史记》有褒有贬，《论衡·书解篇》称赞西汉诸儒陆贾、
司马迁、刘向、扬雄等人上继周公、孔子，“文儒之业，卓绝不循”。班氏 父子对《史记》是一分为二的，《汉书》效法《史记》的成功，应该说班氏
父子是《史记》一大功臣。但大气候却是对《史记》不利。尤其是班氏父子 对“史公三失”的批评，在今天看来确是错误的，然而在汉代，乃至整个封
建社会都具有权威性，可以说在史记学发展史上左右舆论两千年。批评《史 记》者必引“史公三失”为左证，金代王若虚甚至发出了“迁之罪不容诛矣”
③ 《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
① 见《史记索隐后序》。
① 《后汉书》卷三十六《范升传》。
② 《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谢承《后汉书》载王允之言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 后世。”王允之言又载于范晔《后汉书·蔡邕传》。
的极端论述③。肯定《史记》者，不破“史公三失”之说，则不中肯綮。以至 历代巨子，如魏晋六朝的王肃、张辅、葛洪、裴松之、范晔；唐宋的刘知几、
晁无咎、秦观、沈括、倪恩、黄震、叶适、郑樵、王若虚；明清的邓以、董 份、陈仁锡、李蛰、袁文典、梁玉绳等，无不对班氏父子的批评或马班优劣
展开一次又一次的辩论。这种争论至今仍在进行，不过“史公三失”在今天 已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得到了廓清。它不仅不是司马迁之“敝”，而且恰恰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