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傅玄、张辅两人的评论，详后本章第七节讨论马班异同时所引，兹从略。
文字以及句、段，对读者帮助极大。对史事的补遗，三家注亦有特色。如《吕 太后本纪》载：“四年，封吕要为临光侯， 及诸侯丞相五人。”《集解》
引徐广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开，松兹侯徐厉，滕侯吕更始，醴陵 侯越。”此条《集解》具体补充了封爵五侯的史实。又《魏世家》载：惠王
“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索隐》引《竹书纪年》说：“二十九 年五月，齐田蚡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
王攻卫鞅，我师败绩。”这条《索隐》不仅补充了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 敌将之名，而且交待了魏王企图挽回败局主动击秦的努力，以及纪年之异，
故司马贞按曰：“然言二十九年，不同。”这些内容对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 供了重要的材料和依据。又如《周本纪》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
其卒不赴告，讳之也。”《正义》引《帝王世纪》云：“昭王德衰，南征， 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
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讳之。”此条《正义》 将昭王失德，汉水之民智杀昭王的传说作了生动的记载。
三家注就其特点来说，各有所长。大致说，《集解》以广征博引，订定 文字为胜，《索隐》以探幽发微，说解详密为著，《正义》则详于地理。在
订正《史记》舛误方面，尤以《索隐》为长。三书依次相注，关系紧密，最 初原各自单行，至北宋始合刻，并分散在《史记》原文之下，为一百三十卷。
现存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是南宋宁宗庆元年间黄善夫本，收入商务印书馆 影印的“百纳本”二十四史《史记》中。三家注与《史记》合刻，最便阅读
与翻查，深受人们喜爱，所以七百年来，一直出版不绝。
4.唐代奠定了《史记》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
《史记》问世，“自成一家之言”，于是开了私人修史之风，《汉书》 断代运用纪传体的成功，激发了后代史家的效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
以史为鉴又具有现实意义。因此这一时期史学发达，有一百余家，其中纪传 史居于首位。如晋司马彪《续汉书》、陈寿《三国志》、刘宋范晔《后汉书》、
齐臧荣绪《晋书》、沈约《宋书》、梁萧子显《南齐书》、北齐魏收《魏书》， 都是纪传史名著。有唐建立，最高统治者极为重视修纪传史，颁令为正史，
并开设史馆大修前代国史。唐代官修《晋书》、《梁书》、《陈书》、《北 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均一律用纪传史。唐
修《隋书》在《经籍志》中列四部书目为经、史、子、集，而史部又以纪传 史为第一，自此纪传史成为修史正宗，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后历代建国，
都开局修前朝历史，中国从此有了一部洋洋大观，贯通五千年文明的“二十 六史”，《史记》居首，也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史记》的正史地位是在唐 代得以确立的
唐代科举有“三史”之目，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列为科 举考试科目，鼓励士人研习“三史”，通过科举选拔治史人才。这对于学习
《史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唐代精研“三史”成 为时尚，因此唐人的“三史”注解都获得了高水平的成就，这绝不是偶然的。
伴随史学的发展，唐代研究历史编纂方法的专门理论著作也应运而生， 那就是刘知几的《史通》。刘氏定书名为《史通》，就是受司马迁“通古今”
的影响。该书的研究对象把《史记》开创的纪传体作了重点内容。《史通》 标目有《六家》、《二体》、《本纪》、《世家》、《列传》、《表历》、
《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等专篇，
就是从理论上总结纪传体编纂的得失的。《史通》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历 史方法论的理论巨著。尽管刘知几在《史》《汉》对照时扬班抑马，但对司
马迁和《史记》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其价值，在总体上仍是充分肯定的。实 际上，刘氏的批评，是从史学批评史的角度对《史记》的地位和贡献作出了
理论的总结，这也是唐代奠定《史记》在史学史上地位的标志之一。
唐代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反对六朝骈俪遗风，以《史 记》为旗织，从而奠定了《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史记》在唐代的影 响是空前的。
自唐以后，扬班抑马倒向，转而扬马抑班，人们对《史记》的评价越来 越高，研究和学习《史记》的人也越来越多。集成前代《史记》研究成果的
三家注在唐代完成，《史记》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在唐代得以确立， 从而《史记》研究成了一门学问，与时推移，得到了健康的发展，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唐人的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四、史记学的发展——宋元明清及近代
宋元明清及近代，是史记学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研究 成果总量占《史记》问世以来两千年间的十之八、九，据不完全统计，论著
有二、三百部，论文近千篇①。这一时期的研究有如下一些特点。其一，流传 广布。汉唐之际，书籍为简牍与抄本，受到物质条件的极大限制，自宋以后，
图书大量刻印，《史记》于是从少数人的案头物逐渐成为一般人都能看到的 常用书。因此，这一时期研究和阅读《史记》的人日益增多，从名师硕儒到
莘莘学子，无论学文、学史，没有不读《史记》的。单是有清一代，研究《史 记》留下著述文章的就有三百余人。研习者多，自然名家辈出。其二，研究
范围广博，方法细密。大凡史记学包涵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都已提出，并 有相当的建树。诸如司马迁的时代、生平、思想，《史记》的体例、内容、
成书原因、主要成就、价值、影响，以及马班异同、残缺续补、文字真伪、 史事抵牾等等，均提出研究，并有所深入。方法有比较，有评论，有考证，
用力勤而细密。比如《史记》文字真伪问题，这一时期的学者就做了许多艰 苦细致的考辨校定工作。王若虚、赵翼、钱大听、梁玉绳、崔适、王念孙、
何焯、钱泰吉、张文虎、郭嵩焘等都有专门著作。其三，著述形式多样，内 容丰博。如果说汉唐时期《史记》研究的主流是注疏，又由于唐代三家注的
杰出成就，宋代以后注疏只是一个侧面和支流，评点、考证、专题研究成为
《史记》研究的主流。大体上说，宋明以评点为主流，清代以考据为主流， 近代以思想研究为主流，专题研究马班异同成为专门学问。研究成果的表述，
形成多样的著作，有眉批、评点、札记、书后、志疑、考异、测义、知意、 达旨、探原、发微、订补、琐言、辑评、集说、读怯、评注等等，琳琅满目，
应有尽有。大量史记论文和煌煌巨著的不断涌现，标志着宋元明清及近代是 史记学大发展和深入的重要历史时期。下面着重评述这一时期的主流成果，
即史记评点与史记考证。马班异同另立专节评述。
1.宋人的《史记》评点。 宋代以前对《史记》的评论只有零星的议论，没有形成风气。宋代统治
者重视史学的修撰，《新唐书》、《新、旧五代史》，以及《资治通鉴》都 在北宋完成。科举考试改诗赋为策论。政治形势影响文化风尚，所以宋代士
人钻研史书十分努力，并形成好发议论的习惯，从而开了评论《史记》的风 气。宋人刻《史记》和评《史记》成为一代士风。欧阳修、曾巩、王安石、
三苏、二程、罗大经、刘辰翁、黄震、洪迈、郑樵、吕祖谦、晁公武、王应 麟、叶适、王若虚，以及秦观、黄庭坚、黄履翁、陈振孙、朱熹、辛弃疾、
马存等数十人，都对《史记》作过认真的分析评论，尽管专门著作不多，而 散论文章可以说是洋洋大观，数量、质量都可称雄一代。宋人对《史记》总
体的评论，识见高于唐人一筹。首先对司马迁开创纪传体的认识，以郑樵为 代表作了很高的评价。他称《史记》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
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六经之后，惟有此作。”①其次对于《史记》各体的评论，也都提出了创新的
① 河东郡时属北魏。裴■祖籍河东闻喜县，今属山西省。
① 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科学出版社 1957 年出版），杨燕起、俞
樟华《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8 年出版）及王重民《清代文集篇目分类
见解。如林驷论“本纪”，认为司马迁是“以事之系于天下则谓之纪”①，超 出了刘知几“以天子为本纪”的认识。唐人评史，以刘知几《史通》为最高
水平，而刘知几对史表认识不深，甚至有废表之论②。郑樵的《通志总序》则 说，“《史记》一书，功在十表。”吕祖谦的《大事记解题》卷一详为申说，
认为“《史记》十表，意义宏深”，故“学者多不能达”。他阐述十表“宏 义”说：“《三代世表》以世系为主，所以观百世之本支也。《十二诸侯年
表》以下以地为主，故年经而国纬，所以观天下之大势也。《高祖功臣年表》 以下以时为主，故国经而年纬，所以观一时之得失也。《汉兴以来将相名臣
年表》以大事为主，所以观君臣之职分也。”吕氏的评论，第一次揭示了《史 记》十表的编制方法和功用，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
影响。五体结构的互见法，也为宋人苏询所首发。《史记》博大精深，宋人 的评论也涉猎广泛。评论最突出的问题，有“史公三失”、“马班异同”、
《史记》文章风格、《史记》人物等。对“史公三失”，宋人分为两派，苏 拭、叶适、王若虚等人赞成班固的观点，秦观、沈括、晁公武、陈仁子、黄
震等多数为司马迁辩护，认为司马迁先黄老，崇游侠，颂货殖是有为而发， 班固的批评不足为司马迁之病。两派意见，森严壁垒，势均力敌。尽管辨难
纷坛，却只停留在表象的就事论事，很少有人从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高 度揭示“史公三失”之说为非，所以这个传统课题，宋人并没有取得突破性
的成绩。对《史记》文章风格，唐韩愈、柳宗元评价为“雄深雅健”，宋人 的评论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例如散文家马存，他在《赠盖
邦式序》中，作了具体的发挥。他认为《史记》的风格特点是：或“奔放而 浩漫”，或“停蓄而渊深”，或“妍媚而蔚纤”，或“雄勇猛健”，或“斩
绝峻拔”，或“典重温雅”③。苏辙说太史公行文“疏荡有奇气”①。马存与 苏辙还探讨了《史记》文章风格形成的原因，是来自于壮游所感受的深广的
生活实践。以上论述，超越前入。
2.明入评点《史记》的杰出成就。 元代由于政治的原因，整体社会学术空气不浓，《史记》研究成绩不大。
但元代用戏曲形式宣传《史记》，在普及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据今人傅 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元代取村于《史记》的杂剧有一百八十余种，
而且大多为演出本。这么多的《史记》戏在全国大小剧场上演，《史记》的 人物故事，厂为人知。这无疑为明清以来的史记学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群众
基础，因此元代的《史记》戏，亦应值得大书一笔。
明人研究《史记》，承袭宋人的评论余风，发展壮大成为一代主流。明 人评点改变了宋人因人因事立题的单篇论文和读书笔记的形式，而以恢宏气
度对《史记》全书评点，出现了形式多样的评点专著。最基本的形式是在《史 记》原文上用五彩笔作圈点、夹批、眉批、总批。著名的评点专著有杨慎《史
记题评》、唐顺之《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茅坤《史记钞》、归有光《归 震川评点史记》、钟惺《钟伯敬评史记》等。另一种形式是搜集会萃历代学
索引》等书的著录。
① 《通志总序》。
② 《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九《史学》。
③ 刘知几论史体，见《史通》卷二《本纪》，废表之论见《史通》卷三《表历》。
① 见《史记评林》卷首引。
者以及时贤的评论精语，一一标注在《史记》有关正文之上，号称“史记评 林”。此由凌稚隆的《史记评林》发其端，后继者纷起，有李光缙等人的《史
记萃宝评林》、陈仁锡的《史记评林》、葛鼎、金蟠的《史记汇评》、邓以 的《史记辑评》、朱子蕃的《百大家评注史记》、陈子龙、徐孚远的《史记
测义》等多种辑评专著。辑怦形式，灵活自由，文字可长可短，内容丰富多 彩，有总体分析，有细事发微，有人物评论，有史实考证，有感则发，无话
则省。辑评精语，夹注在作品中，或书写在眉端，时时提起读者的注意，帮 助读者思索品味，把自己的欣赏和感受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因此辑评很受读
者欢迎，流风所及，也成了清代和近代的一种最基本、最普遍的研究方法。 晚清以后，形式又有所发展。如清末郭嵩焘的《史记礼记》，已不录《史记》
全文，而是摘引有关原文，然后发议论。近代李景星的《史记评议》，则完 全抛开原文，没有夹批，只有百三十篇的评。今人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
又在前人辑评的基础上，会萃从古至今四百余种著作中的精语，编纂《历代 名家评史记》一书，给《史记》研究者提供了历代有关《史记》评论的主要
资料。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全书和《史记》五体的总评，下编为一百三 十篇的分论，采录标准以有无学术价值为准。可以说，这是辑评形式的新发
展。附论于此，以资参阅
明人评点《史记》的内容非常丰富，史事、人物、编纂体例、文章风格、 艺术手法，无所不及。行文内容不似宋人以议论为主，而是紧贴《史记》原
文以分析为主，语言明快，通俗易懂，不发空论，能够引导读者进入欣赏的 境界。所以，象茅坤、杨慎、唐顺之、归有光、余有丁等人的见解，就成为
品题《史记》的圭臬，深受读者喜爱。明人抉发司马迁的写人艺术，以及《史 记》与小说的关系，更有精绝的分析评点，发前人所未发，如本书第七章所
引金圣叹对《史记》文学技法的评论，就独树一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3.清人的《史记》考证与研究。 清代是旧时代史记学发展的高峰，研究者之多与成绩之丰，都是前所未
有的。清人研读《史记》，留下文章著述的有三百余人，著名的专著有几十 部。如王鸣盛《史记商榷》、钱大听《史记考异》、赵翼《史记札记》、杭
世骏《史记考证》、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邵泰衢《史记疑问》、邱逢 年《史记阐要》、梁玉绳《史记志疑》、休伯桐《史记蠡测》、王筠《史记
校》、程余庆《史记集说》、张文虎《校勘史记札记》、尚《史记辨证》、 郭嵩焘《史记札记》、潘永季《读史记札记》、李慈铭《史记札记》、方苞
《史记注补正》、牛运震《史记评注》、杨于果《史汉笺论》、杨琪光《史 汉求是》和《读史记臆说》、鹿兴世《史记私笺》、储欣《史记选》、王又
朴《史记七篇读法》、汪越《读史记十表》、汤谐《史记半解》、邵晋涵《史 记辑评》、高塘《史记抄》、吴敏树《史记别钞》、沈家本《史记琐言》、
王治《史记榷参》、吴见思《史记论文》、吴汝纶《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 等等，都是研精覃思的力作。此外，象顾炎武《日知录》、李晚芳《读史管
见》、刘熙载《艺概》、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刘大槐《论文偶记》、 林纾《春觉斋论文》等著作中，也对《史记》发表了许多精到的评论。
史记学发展到清代，已经展开了广阔的领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研究方法和经验教训。又由于政治高压的原因，士人欲避文字狱，治学问者
大多埋头于古籍考证。所以清人对《史记》研究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开拓新 的领域，而是全面继承、深入和总结前代的研究成果，因而呈现了硕果累累
而以考证为主流的新局面。清人评点《史记》亦有突出的成绩。吴见思的《史 记论文》、吴汝纶的《点勘史记》都是流传极广的名作。桐城派古文大家，
如方苞、刘大槐、姚鼐、林纾等人对《史记》艺术美的研究与抉发，理论的 深入超过了明人的评点。清人的考证亦不废评论。考中有评，评中兼考，这
是清人研究《史记》的一大特点。如汪越的《读史记十表》和徐克范补，就 是一部阐发十表义理兼考据的名作，评议与存疑都十分精严。不过清人《史
记》研究的主流是考证，这是本节评述的重点。
《史记》载三千年历史，时间长，人事多，地域阔，司马迁的记述难免 有疏漏。《史记》流传，必然发生文字歧异。后人的研究，也有得有失。对
这些问题进行一番疏理，考辨是非，是非常心要的。清代乾隆、嘉庆年间， 学术界考据成为一代风气，学者以考据方法，对古代文献，进行通盘分析整
理，成就斐然，学术史上称为乾嘉考据学。《史记》考证就是在这一风气下 发展起来的。
追溯《史记》考证，第一人是三国时的谯周。据《晋书·司马彪传》载：
“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 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赁旧典，以纠迁之缪误。”《古史考》今已
不存，遗说见于《史记》三家注引录。《史通·正史篇》称该书“今则与《史 记》并行于代焉”，说明《古史考》是唐以后失传的。宋人以疑古精神读《史
记》，因疑而辨，也做了一些考辨工作，最有代表性的是金人王若虚的《史 记辨惑》。作者以疑古精神，对《史记》在采摭、立论、体例、文字、文章、
评论诸方面的问题，广为疑惑，发难辨驳。但由于王若虚疑古过勇，放言高 论，刻意苛求，言之成理者十之三、四，失误偏激者十之六、七，失多于得，
影响不大。从总体上说，宋人的考辨还停留在致疑发难，提出问题的阶段。 到了明代，《史记》考证才有所发展，出现了柯维骐《史记考要》、郝敬《史
记愚按》等考证专著，为清人的考证起了铺路奠基的作用。
清人的《史记》考证，通过训诂、笺释、校勘、辨伪等方法和手段，对
《史记》作了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如王鸣盛、钱大 听、赵翼、王念孙、梁玉绳等人，都在《史记》考证上下过一番功夫。其中
以梁玉绳的成绩为最大，他的《史记志疑》可代表清人《史记》研究的水平。 这些学者，重视实证，力戒空谈，穷年累月搜集资料，进行归纳、排比，“究
其异同，核其始未”，言必有据，据必可信，孤证不立，必以多项证据定是 非，因此他们的考据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受到世人的推重。
清人考证《史记》的方面很广，大至重大的历史事件，小至一地一名， 一字一音都不放过。主要的成绩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考订文字。厘正文字，是清人《史记》考证的重心，钱大听、王 念孙、梁玉绳、李慈铭、张文虎等人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史记》在流传
中，文字有衍、倒、讹、脱、增、改、缺、异，以及错简等。如《廉颇蔺相 如列传》：“秦破赵，杀将扈辄于武遂。”钱大听云：“《赵世家》作‘武
城’，武遂在燕赵之交，秦兵未得至其
地，恐因上文有武遂、方城之文，误衍‘遂’字耳。”②武城在赵之南境， 在今河北磁县西南，武遂在赵之东北邻近燕，在今河北徐水县西。秦兵未过
赵都邯郸，不可能到达武遂，故钱氏据《赵世家》校正，“遂”字涉上文而
② 《栾城集》卷二十三《上枢密韩太尉书》。
衍致误，这一字之差，史实就有很大的出入。《史记》文字，在刘宋时裴■ 厘正过一次①，成为古代定本。历经一千余年，清人再次作了全面的疏理，为
今通行本中华书局点校本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一贡献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 分。
其二，考订史实。三国时谯周《古史考》己发其端，但以后一千余年没 有得到很好的继承。清人的考证，成绩巨大，有系列的专著。如王鸣盛《史
记商榷》、赵翼《史记札记》、王元启《史记月表正伪》、《史记三书正伪》、 梁玉绳《史记志疑》等。此外，散见于一些读史札记、笔记及文集散篇的考
辨成果亦不少。
其三，考订地名、人名、年月。其四，考证《史记》疑案，如作者生平、 书名、断限、缺补等。内容丰富，例证不能一一胪列遍举，兹从略。
以上评介，只是一个概略的轮廓，不免挂一漏万。清人乾嘉学派以考证 方法治史是考据学的一个主要方面，《史记》又是一部博大的典籍，所以清
人对《史记》考证用力之勤，贡献之大，任何一个时期无可比拟。另一方面， 我们也应看到，清人的考证也有很大的局限。从方法上主要是以文献证文献，
比起近代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就逊色一筹，这是时代的局限。其次，微观 的研究用力甚勤，而宏观的把握则不足，导致有的考证似是而实非。例如梁
玉绳《史记志疑》考列《伯夷列传》十大矛盾，认为“史所载，俱非也”。 殊不知司马迁本来就视伯夷、叔齐同许由、卞随、务光一样，其事迹都在疑
似之间，只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司马迁不仅是史学家，他还是文学家和思 想家，不把握这个宏观，考证难免迂阔之见和皮毛之论。有时钻牛角，为考
证而考证。不过瑕不掩玉，清人《史记》考证的总体成就，在史记学发展史 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4.近代研究《史记》的特点。
这里所说的近代，是指 1900—1949 年，整五十年，正当二十世纪的上半 世纪。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政治的动荡带来思想的
活跃。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两种思想体系、两种研究方法从西方传入中国， 在古老神州大地上激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一大背景下的《史记》
研究，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一些新特点。从总体 上说，这一时期的研究，一方面是对封建时代的《史记》研究成果开始了批
判总结，另一方面是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具体说，是全 面继承清人的研究余绪，仍以考证与评议为两大主流，但更具有理论色彩，
识见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时期的注家仍然寥落，这方面与日本学术界相比， 尚有差距。三十年代日本学术界出版了拢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尽管
有许多不足，它毕竟是继《史记》三家注之后近代的一部集成著作，其价值 不能低估。这说明近代的《史记》研究是一个过渡时期，它为建国以后史记
学的深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近代半个世纪《史记》研究的总成果相当可观，重要的学术论文有一百 余篇，专著几十部。考证方面，崔适《史记探源》、鲁实先《史记会注考证
驳议》、朱东润《史记考索》、李奎耀《史记丛考》、余嘉锡《太史公书亡 篇考》；评议方面，魏元旷《史记达旨》、杨启高《史记通论》、刘咸《太
史公书知意》、齐树楷《史记意》、李景星《史记评议》、施章《史记新论》、
① 《二十二史考异》卷五。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史记》注疏方面，李笠《史记订补》、 吴国泰《史记解诂》；《史记》书法方面，靳德峻《史记释例》；太史公行
年方面，张鹏一《太史公年谱》、郑鹤声《司马迁年谱》等等，都是各具特 色的专著。一大批著名学者如章炳麟、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鲁迅、茅
盾、刘师培、钱玄同、顾颉刚、罗根泽、闻一多、朱自清、范文澜、吕思勉、 翦伯赞、郑振锋等，也在他们的著作或论文中程度不等地评述了《史记》。
这一时期创立的史学史、文学史大都给予《史记》以专章、专节的论述，使
《史记》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得到了更牢固的确立。 这一时期《史记》研究的特点，概略他说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其一，高度评价司马迁和《史记》，认为司马迁为中国史学立界碑取得
了共识。梁启超评价司马迁为“史界太祖”②，罗元鲲则誉《史记》为“我国 二千年来第一绝作”①。翦伯赞、顾颉刚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蔚伯赞说：“中
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时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 是大史学家司马迁。”②顾颉刚说：“窃谓《史记》一书，‘厥协六经异传，
整齐百家杂语’，实为吾国史事第一次有系统之整理，司马氏既自道之矣。 是书独其创定义例，兼包巨细，会合天人，贯穿今古，奠史学万祀之基，伟
然有其永存之辉光，自古迄今，未有能与之抗颜而行者矣。”①鲁迅凝炼为两 句定评语：“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②史学、文学都说到了，至今
常为人们引用。
近人将《史记》评价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不是空言论说，而是从具体 分析中得出，比前人更细，更富理论色彩。仅举一例以明之。联络《史记》
结构的互见法，宋人苏询即已发现，但只说到“本传晦之，他传发之”这一 特点，而内涵和价值尚未充分论说。近人李笠和靳德峻就作了比较明确的定
义。李笠《史记订补》说：“阙于本传而详于他传者，是曰互见。”靳德峻
《史记释例》说：“一事所系数人，一人有关数事，若为详载，则繁复不堪， 详此略彼，详彼略此，则互文相足尚焉。”并具体分析有“书明互见者”的
互见，有“不书明互见而实互见者”的互见，有详于此而略干彼的互见，有 两者微殊而互为补足发明的互见。朱自清在《史记菁华录指导大概》一文作
了更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互见法在纪传史中的运用，第一避重复，第二寓 褒贬，第三免触忌讳。每一论点都有生动的例证分析，使读者过目而留下深
刻印象，对于辅导阅读《史记》有很大的意义。
其二，加强了对《史记》宏观的综合评议。李景星《史记评议》、李长 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两部代表作。前者是对《史记》分篇的综合评
议，后者是对《史记》全书的综合评议。立足点不同，表述方法也有了创新。 李景星的《史记评议》，虽然是对《史记》逐篇评说，但立意在综合，所以
不在原文上作眉批、夹评、圈点，而是脱离原文，驰骋笔力进行分析论断。
② 《史记集解序》云：“考较此书，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辩其实，而世之感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
真伪舛杂。”说明《史记》抄本在南北朝时文字舛杂，裴■在徐广《史记音义》基础上作了厘正，写成定 本。
①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 27 页。
② 《史学概要·西汉之史学》。
① 《中国史纲》第 2 卷第 654 页。
② 《史记》校点本序。
内容丰富多彩，大至篇章命题，作文中心，作者用意，小至一词一语、一时 一地的校核推敲，以及人物品评、材料运用、马班异同等都带总结的意味。
李景星的评议，比起明清人的《史记》篇未总评，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前 进了一步。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史记学发展史上第一部以章
节体全面评介司马迁及《史记》的专著。对司马迁的评述，讨论了他处的时 代，追溯了他的家学渊源，勾勒了他的生平、思想；对《史记》的评述，推
测了各篇的创作顺序及缺补，内容分析从哲学、史学、美学、文学各个角度 全面分析其内函和价值。李氏对《史记》艺术的分析，独树一帜，获得了许
多创见。他用统一律、内外谐和律、对照律、对称律、上升律、奇兵律、减 轻律、建筑结构与韵律等美学律则分析《史记》的艺术成就，给人以耳目一
新之感。李氏尤其强调《史记》的抒情性，称司马迁是一个不朽的抒情诗人， 称《史记》既是史学，又是一部绝好的史诗和个人传记。这些说法，毫无疑
问可以讨论，但它鲜明的表现了评论者的个性的一家之言，对读者深入体会 司马迁的思想、风格也是有启发的。
其三，系统地介绍《史记》的读法和学法，开始了《史记》的普及。近 代学者给予《史记》以崇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一部开卷有益的国学精粹，所
以从清末至建国前这个时期，《史记》已有相当程度的普及，研习的人越来 越多。首先，在二十年代有各种普及的《史记》版本和通俗读本不断问世。
如商务印书馆影印了殿本和百纳本《史记》、又有国学基本丛书本、万有文 库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开明书店缩印二十五史本、世界书局影印殿本、
上海大光书局铅印本。最值一提是 1936 年北平研究院出版的顾颉刚、徐文珊 点校的白文本《史记》，第一次对《史记》作标点分段，为新中国中华书局
点校本奠定了新式点校基础。通俗读本有胡怀琛《史记选注》、庄适等《史 记选》、高步瀛《史记举要》、中华书局排印本《史记精华》等。其次，从
二十年代起，许多知名学者如梁启超、朱自清、钱基博等把《史记》搬上了 大学讲坛，培养了一批《史记》爱好者。在普及宣传与培养人才方面，用力
最勤，贡献最大者，正是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梁启超。
梁启超在他的许多演讲和论著中，大力提倡人们阅读和学习《史记》， 推崇司马迁的文章是作文范本。他在南开和清华借大学讲坛开设《中国历史
研究法》及《补编》、《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学作文教学法》等课程， 都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评介《史记》。对《史记》的读法，明清时代的学者已
渗透在评点之中，但他们的议论都比较细碎，不成系统。梁启超的《史记》 读法则是一种系统的指导，对一般读者和专门研究者都有指导意义。他在《史
记解题及其读法》中，分别讨论常识的读法和专究的读法，以及如何做准备 工作，铸了作者的治学经验，使读者倍感亲切。梁氏在专究的读法中提出了
几项具体工作，如辨识后人窜乱，考证先秦史实，为《史记》作新注，编制
《史记》古今地名对照手册，补大事年表等，这些恰是尔后《史记》深入研 究的紧要课题。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对于如何学习司马迁的
写人艺术作了具体分析，并认为可为新史学撰写人物提供借鉴。由此可见， 梁启超评介《史记》，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因此是很有价值的。
五、马班异同成为一门学问
马班异同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传统课题，又称班马异同，或史汉异同，或 马班优劣论。自从《史》《汉》两书问世以后，马班齐名，《史》《汉》并
论，从而马班异同的问题也就被提了出来，至今仍然是一个引人人胜的研究 课题。尽管历代关于马班异同的专论著作不多，但研究《史记》的人大都要
涉及这一问题，所以散论、笔记以及涉及的论说则不可胜计。宋人倪思、刘 辰翁《班马异同评》、明人许相卿《史汉方驾》是两部发轫名作。今人研究，
以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徐朔方《史汉论稿》 三部论著最有成绩。
马班异同，首先是从马班优劣的角度提出问题，因而有扬班抑马和扬马 抑班的争论，由抑扬争论而发展为异同比较，由比较而成为传统的研究课题。
可以说马班异同，是中国学术史上没有使用比较术语的一门传统比较学，总 结这门比较学的内容和发展历史，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是 很有意义的。
1.马班异同产生的原因及内容。 为了表述的简明，先概述马班异同的内容，而后产生的原因将自然引出。
至于发展历史，另立目评述。 综括古今人讨论马班异同，主要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文字异同。西汉二百年历史，《史》《汉》两书重叠部分整一百
年有余，故《汉书》一百篇，有五十五篇过半数与《史记》内容重叠，计有 帝纪五篇，表六篇，志四篇，传四十篇。重叠部分，《汉书》基本承袭《史
记》旧文而做了增补、删改、移动等工作，造成文字异同，显而易见。两书 对照，分析班固是怎样增省《史记》的，这就产生了文字异同的比较。看起
来只是一个互校的问题，形式简单，但它却是论马班优劣、是非、得失的基 础，所以宋明人《班马异同》与《史汉方驾》主要就是考察文字异同。从总
体上看，《汉书》文字多于《史记》，班固增补了若干诏令、奏议、政论等 文章及人物事迹。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中有“《汉书》多载有用之文”、
“《汉书》增事迹”等条目，评述班固的增补，于史有益，值得肯定“历代 以来对此多有抑扬评说。平心而论，班固的增补，从治史角度可以有是非得
失之分，但不可据繁简论优劣。清人朱仕就指出，若“断以史法”，则“固 非揉于私意以为之，而异同之势，俱处不得不然”③。意思是说，班固断代为
史，文字有增省，不是私意所为，而是情与势不能不如此。近人刘咸说得更 直率。他说：“昔人多谓班载文过多为好文章；又或谓马不载逊于班，皆谬
也。吾谓读太史公书，须先将‘黄帝以来，迄于麟止’八个字熟记，诸论班 马异同者，皆未熟悉记耳。”①这是说《史记》为通史，目的在于通古今之变，
载文不宜多，以免冲淡历史发展过程的叙事；班固《汉书》为断代史，述一 代始未，多增补一些材料是必然之势。
班固移动《史记》内容大多改得不好，使人物减色。如《史记·吕太后 本纪》具记事本末体特色，从史的方面完整记叙了吕太后临朝诸吕擅权始未；
从文的方面生动塑造了一个刚戾残狠的女政治家形象。《汉书·高后纪》就
③ 《鲁迅全集》第八卷《汉文学史纲要》。
① 《梅崖居士文集·班马异同辨》。
索淡寡味。班固把《昌太后本纪》所载的吕大后鸩杀赵王如意，残害戚夫人， 以及王诸吕等事移入《外戚传》；吕太后欲鸩齐王刘肥，害死两赵王刘友、
刘恢，以及大臣诛诸吕，迎立文帝等事移人《高五王传》；又把陈平、周勃 等大臣有关诛除诸吕事移入《张陈周王传》，这样一来史事零散，人物形象
模糊，于史于文两失之。又如班固将《史记》中《魏其武安侯列传》的灌夫，
《淮阴侯列传》的蒯通分出移于他传，都是败笔，颇受后人讥议，不一一评 说。但我们也应看到，有些移动是符合断代史法的，则不宜以优劣论。例如
《史记》将项羽、高祖并立本纪，蝉联对照，史事条贯与人物刻画都极为精 彩。班固改项羽为传，并将楚汉相争的一些重大事件如鸿门宴、彭城之战、
陈平间楚、彭越韩信会兵该下等，移入《汉书》卷首《高帝纪》，丰富了开 国帝王的形象，并为全书提振。虽然损害了项羽的形象，但作为断代史不能
不如此，这是失小而得大。所以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的《汉书移置史记 文》条目中予以肯定，表现赵翼不同凡响的史识。其二，体例异同。《史》
《汉》以人物为中心述史，皆为纪传体，这是同；《史记》贯通，《汉书》 包举一代，这是异。评论马班，尊通史而抑断代者，扬马抑班；尊断代而抑
通史者者，扬班抑马。前者代表人物为南宋郑樵，后者代表人物为唐代刘知 几。
刘知几在《史通》中论《吏》《汉》得失，立言甚多，主观上反对扬此 抑彼，而实际评述是扬班抑马，他在《六家》篇中说：“朴散淳销，时移世
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 而已。”又在《二体》篇中说：“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
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史记》为通史，《汉书》断代，在六家 中并论，这是可以的。但作为编纂体例，纪传创立者为司马迁而非班固，刘
氏把《汉书》抬为纪传之祖，如果不是扬班抑马，则是识见有误，二者必居 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