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傅玄、张辅两人的评论，详后本章第七节讨论马班异同时所引，兹从略。.2
刘知几在分论五体时，处处以《汉书》体例为标准，反过来范围司马迁， 批评《史记》为例不纯。所以，在学术史上，刘知几是扬班抑马的代表。郑
樵则针锋相对以为说。他在《通志总序》中说：“自《春秋》之后，惟《史 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
矣。”又说：“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迁之于固， 如龙之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郑樵肯定通
史的会通精神，为纪传体创立者司马迁翻案，都无可非议。但他过分斥班， 感情偏激，比刘知几走得还远，就不可取了。纪传体，司马迁首创，班固因
循，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班固改纪传通史为断代史，也称得上是伟大的创 造②。首先，《汉书》断代的成功，提高了《史记》的学术地位。其次，《汉
书》十志扩大了《史记》八书的内容，载史更为完备。再次后世实践证明， 纪传体更适宜于写断代史，而不适于写通史。仿司马迁作通史者有梁吴钧《通
史》六百卷，魏元晖《科禄》二百七十卷，以及郑樵《通志》中的纪传部分， 都可说是一种失败。而效班固断代为史，均能成功。原因是纪传五体分别贯
通，就会把同一时代的人和事分割悬隔。所以司马光用编年体写通史又获得 了成功，创新了司马迁的会通精神。由此看来，通史和断代史，两种形式可
以互为补充，并驾齐驱，谁也代替不了谁。因此，《史》《汉》体例的异同，
② 《太史公书知意》卷六。
只可对照，不应扬此抑彼。清人章学诚发表了十分通达的评论。他说：“史 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
章氏认为马班之书都是无愧于比肩《春秋》的良史，两书各具特色，“皆为 纪传之祖”①，既肯定通史，又肯定断代史。
其三，风格异同。前人评论马班文章，认为两人都是大家，而风格迥异。 刘宋范晔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①；南宋朱熹说：“太史公书
疏爽，班固书密塞”②；明凌约言说：“子长之文豪，如老将用兵，纵骋不可 羁，而自中于律；孟坚之文整，方之武事，其游奇布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
容可观，殆有儒将之风焉。”称赞马、班与左丘明、庄周诸大家之文“机轴 变幻不同，然要皆文章之绝技也”③。
宋明评点家，经过深入研究，更多的人认为班固虽为大家，但比司马迁 要逊色一筹。宋黄履翁说：司马迁之文“措辞深，寄兴远，抑扬去取，自成
一家，如夭马骏足，步骤不凡，不肯少就于笼络。彼孟坚摹规效矩，其寄篱 下，安敢望子长之风？”④明茅坤的评论最为深刻而中肯。首先，他称马、班
皆“天授”之才，各领风骚，认为“《史记》以风神胜，而《汉书》以矩矱 胜。惟其以风神胜，故其遒逸疏宕如餐霞，如啮雪，往往自眉睫之所及，而
指次心思之所不及，令人读之，解颐不已；惟其以矩矱胜，故其规划布置， 如绳引，如斧，亦往往于其复乱庞杂之间，而有以极其首尾节奏之密，令
人读之，鲜不雇筋而洞髓者。”⑤这是对两人“文章绝技”不同风格的生动描 绘，都是千年绝调，难分高下。其次，若定将马班分一个高下，茅坤认为班
固难以比肩司马迁。他说，《史记》“指次古今，出风入骚，譬之韩、白提 兵而战河山之间，当其壁垒、部曲、施旗、怔鼓，左提右挈，中权后劲，起
伏翱翔，倏忽变化，若一夫舞剑于曲晦之上，而无不如意者，西京以来，千 古绝调也。即如班掾《汉书》，严密过之，而所当疏宕遭逸，令人读之，查
然神游于云幢羽衣之间，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窃班椽犹不能登其堂而洞其 窍也，而况其下者乎？”①
对马班文章风格高下，说得浅显易懂的，莫如《汉书评林》所引程伊川 之言。他说：
子长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径之外；孟坚之文，情旨尽露文字蹊径之中。 读子长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志，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称博雅，但一览
无余，情词俱尽，此班马之分也。
马班文章风格，我们还可以作出更具体的比较。微观的文字异同，亦可 见出文章风格。班固好用古文奇字，司马迁好用俚语俗谚，将古文转译成汉
代今语。班固改动《史记》字句，尽量删减虚字、语气词，使《汉书》文章 有“典浩之风”。《史记》行文变化入神，《汉书》行文平铺直叙。司马迁
① 今人施丁在《马班异同三论》一文中说：“《史》开创于前，乃空前杰作，是古代史学的高峰；《汉》
继于后，有所发展，对后世‘正史’影响最大。”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① 《文史通义·书教下》。
② 《后汉书》卷四十《班固传》。
③ 《朱子语类》卷一三四。
④ 《史记评林》引。
⑤ 《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五。
① 《汉书评林序》。
好用重复语，用以增强文势和韵味，班固务求简严，一味删削。司马迁写人 物对话，声口毕肖，个性鲜明，班固往往删节或简化为书面语。司马迁讥消
汉代帝王及汉儒，讲求讽刺艺术，班固为尊者讳，常常删去讽刺语言和细节 描写。如《高帝纪》移植鸿门宴，基本是司马迁原文，但删去了其中几处显
现人物风采的对话，又为刘邦讳饰，删去鸿门宴上坐次，因为这个坐次有尊 卑之分。像这样的例子很多，班固只是改动了字句，不仅降低了原作的思想
性，而且使人物风神举止大力减色。茅坤说班固学习马迁不能登堂入室，井 未夸张。
施丁在《马班异同三论》中将《史》《汉》的历史文学作了宏观比较②。 认为“两者都注意写历史人物、战争、人情世故和历史环境，都有杰出的成
就”，“相对说来，《史》文笔豪放、自然，用字大方、活泼，文章富于变 化，不拘一格，所以信笔写来，绘形绘色，非常生动，较为准确；《汉》文
笔规整、朴质，用字节约、简雅，文章工致而少变化，讲究形式，所以写人 稍欠生动，写事有点古板。”又说：“司马迁是用画家的彩笔写历史，在描
绘历史人物、战争和事理的特点和灵魂，通过一些具体的典型说明历史，因 而在司马迁笔下，历史的长河在流动，史篇是活生生的历史；班固是用工细
的墨笔写历史，用心计算历史的一般情况，通过一些具体的典型说明历史， 因而在班固笔下，历史的帐卑较为清楚，然少彩色，有格式化的倾向。”施
丁的最后结论是：“就历史散文来说，《汉》比《史》稍逊一筹。”这个评 价，是符合实际的。
其四，思想异同。司马迁和班固都是汉朝史官，《史记》和《汉书》都 以尊汉为主旨，宣扬汉家一统的威德，他们都是封建历史家，这是相同点。
有人说司马迁是“人民歌手”这是不对的。但司马迁有异端思想，敢于突破 愚忠思想的束缚，同情人民的苦难，鞭挞暴君污吏的丑恶，使《史记》溶入
了人民性的成分。班固则是较为保守的正统吏学家，思想境界和史识不能与 司马迁相提并论。西晋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家傅玄论马班优劣就提出了这 个问题。他说：
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救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
①
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
班固提出“史公三失”的批评，已公开宣言他与司马迁具有不同的思想 境界。不过在整个封建社会，评论马班的思想异同，也局限在“史公三失”
的圈子内，由于历史的局限，旧时代的学者谁也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比较马班思想异同，这是一个极富理论色彩的课题，所以真正的研究是 建国以来的当代。白寿彝和施丁两家的评论，最深入的地方正是评论马班的
思想异同。我们留待后面再作评述。
从上述马班异同的四个方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由于《史》《汉》两 书有过半篇幅的重叠，同以西汉王朝的历史为重心，两人都是大手笔，各自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并举，这些是产生马班异同的客观条件。两人由于思想 意趣、文化渊源、历史背景种种不同，写出不同风格的作品，这是产生马班
异同的主观条件。
我们再仔细分析和综合，马班异同的内容又可分为有形和无形两个方
② 《史记钞序》。
① 施丁《马班异同三论》，收入《司马迁研究新论》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面。有形的异同就是将《史》《汉》两书从内容到形式所作的比较，具体说 是文字异同和体例异同。无形的异同指马班二人的思想意趣和文章风格情
彩。有形异同的比较，较为粗浅，似有终结；无形异同的比较，步步深入， 永无了期。有形异同是无形异同的物质基础，无形异同是有形异同的升华，
要通过一代又一代研究家的发抉才能探究底蕴。宋明人着重有形异同的研 究，清代以来步步深入无形异同的研究，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因此不能以
后人识见之精去讥笑前人识见之薄，这是我们今天评述马班异同应有的态 度。
2.马班异同的发展历史。 大抵唐以前，论者主流是扬班抑马；宋明人评价马班抑扬相当；清人虽
扬马抑班但井称《史》《汉》为良史；今人评论，全面比较马班异同，总结 马班二人史学的得失，显然比前人的论述更深刻，更具科学精神。分论于次。
汉唐时期，班氏父子提出“史公三失”和批评司马迁编汉本纪于百王之 未，就隐然含有《汉书》优于《史记》的意味。两汉时期统治者推尊《汉书》，
冷落《史记》，这是一个政治问题。班氏父子的自诩与两汉时期的政治背景， 事实上提出了马班优劣的问题，而且《汉书》被目为五经之亚，取得了国史
独尊的地位。从学术上论马班优劣，最早的文献记载是王充的《论衡》。该 书《超奇篇》云：“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
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班叔皮，是班彪之字，王充以他代表班氏 父子。“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这两句话是王充比较《史》《汉》两书后
对《汉书》提出的评价内容，也就是《汉》优于《史》的论据。王充记载“观
读之者”甲班乙马，说明当时风尚如此。 晋人已有扬马抑班之论。首发者为傅玄，已见前引。随后张辅将马班作
比较评论，其言曰：
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之忧劣，多以固为胜，余以为失，今迁之著述，辞约而 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
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 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
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睢、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
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①张辅以比较论优劣， 实开宋人论班马异同之先河，方法无疑是正确的。张辅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比较，即
烦省、取材、史识、文采，这些内容也是不错的。但张辅没有作具体分析，着重点 是文字烦省，流于形式比较，难以折服人心。因为文字多不一定就繁，就不善，文
字省就一定是简，必然是佳。
唐刘知几就反对以形式主义的烦省定优劣，但他从扬班抑马立场为说， 反过来说史迁为文烦于班氏这就过了头。金人王若虚承其余绪，走向极端，
认为张辅立论大谬，论繁简“迁记事疏略而剩语甚多，固记事详备而删削精 当，然则迁似简而实繁，固似繁而实简”①，这是意气用事，持理偏激，没有 学术价值。
汉唐时期，也有持论公允的史家。如晋人袁宏在《后汉纪序》中说：“夫 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 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
① 《傅子·补遗上》，见严可均辑《全晋文》。
① 《晋书》卷六十《张辅传》。
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瞻，近乎通人之 作，然因藉史迁，无所甄明。”袁宏肯定司马迁“通古今”、“网罗治体”，
但详瞻未尽；班固“源流周瞻，近乎通人”，但“因藉史迁”，各有得失， 难分伯仲。我们说袁宏评论公允，因为他是一种平心的分析，其说对后世有
很大的影响。持论精神差不多与清人暗合，只是详赡不及罢了。
宋明时期。马班异同，是宋明人研究《史记》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最大 的成就是奠基了马班比较学，把晋人张辅的优劣论发展成为系统的异同比
较，出现了《班马异同》与《史汉方驾》学术专著。这两部专著是着重比较
《史》《汉》的文字异同。此外，宋人苏洵、郑樵、王若虚、吕祖谦、朱熹、 陈傅良、叶适、洪迈、魏了翁、黄履翁、杨万里；元人工恽；明人王鏊、茅
坤、胡应麟、焦闳、黄淳耀、凌约言等人，从各个角度比较马班异同。大抵 宋人着重书法、体例，明人着重文章风格。宋明人的评论，扬此抑彼，依然
存在。如吕祖谦扬马抑班，朱熹扬班抑马。宋人更有偏激意见，王若虚极端 扬班抑马，郑樵极端的扬马抑班，已如前引。但从总体上说，宋明人已将马
班并提，杨万里与凌约言两人之言可为代表。杨万里以唐代诗人李杜比马班。 他说：“大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文，大白则
《史记》，少陵则《汉书》也。”凌约言以汉代齐名之将李广、程不识比马 班。他说：“子长之才豪而不羁，李广之射骑也；孟坚之才，赡而有体，程
不识之部伍也。”①这种类比虽然不大确切，但肯定马班是齐名大才的意味却 是明显的。
现在我们来看《班马异同》与《史汉方驾》。
《班马异同》三十五卷，宋人倪思撰，刘辰翁所增评语与之合刻，则称
《班马异同评》。本书比较《史》《汉》两书对应的篇目，考其字句异同， 以观二书得失。本书的表述方法是一个创造。全书以《史记》原文为主干，
用大字书写，《汉书》增加的文字用细笔小写，凡是被《汉书》删去的文字， 就在其旁画一墨线标识，凡是《汉书》移动《史记》文字的地方，即注明《汉
书》“上连某文，下连某文”。如某文被《汉书》移入其他纪传，即注明“《汉 书》见某传”。倪思、刘辰翁的评语，一一列于眉端，十分醒目。《史》《汉》
二书的同异，一目了然，为研究品评提供了方便，其评语也引人深思。《班 马异同评》从表述形式到评语内容，仍有甲马乙班的意味，但其说是建立在
文字比较和审慎分析的基础上，是非的评判，比较端正，绝不信口雌黄和意 气用事。如汉高祖本纪，《汉书》比《史记》多载若干诏令，于史有补，评
语发问明其义，云：“《汉书》精神全在收拾诸诏，不知子长何故放佚？又 不知班氏何从得之？”《史记》赞语从历史的发展角度，肯定“汉兴，承敝
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重心是说汉兴符合
人心的变化，天命论色彩浅淡①。《汉书》赞语，强调“汉承尧运”“协 于火德”而“得天统矣”，天命论的意味显然浓重，班固史识不及司马迁。
故评语云：“班氏述刘氏承尧，愈疏，以下取周市语、刘向颂，徒成曲说。 以此得天统，与儿童无异。”语气虽然有些轻蔑，道理却是不错。《班马异
同》局限于《史》《汉》对应篇目的文字比较，宏观把握不足，仍然是一种 比较粗浅的比较，而且所考亦不周全，如《史记》之《孝文》、《孝景》二
① 《滹南遗老集》卷十五《史记辩惑》。
① 均见《汉书评林》引。
纪，《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四书，《贾谊》、《黥布》、
《韩王信》、《东越》、《西南夷》、《儒林》、《大宛》等十五传及《大 史公自序》，均与《汉书》有异同而失考。虽然如此，但《史》《汉》异同，
文字比较是基础工作，倪思发其端，独立成专著，开创了马班异同比较学， 为《史记》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领域，把马班优劣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故
其价值不容低估。
《史汉方驾》，明人许相卿著，主要贡献是改进《班马异同》的体例。 是书将《史》《汉》相同的文字直书行中，不同者分行夹注；凡《史记》有
而《汉书》无者，列于右；凡《汉书》有而《史记》无者，列于左。条理更 为清晰，形式《史》《汉》并列，故题名《史汉方驾》。评语不再书于眉端，
而移附于正文之旁，如同批点，表现了明人习气。
3.清人评论马班异同。 清人研究马班异同的专书有杨于果《史汉笺论》、杨琪光《史汉求是》。
发表专题评论的有蒋中和、徐乾学、沈德潜、浦起龙、朱仕、邱逢年、熊士 鹏、汪之昌等人。间接论及的有钱谦益、顾炎武、全祖望、牛运震、王呜盛、
赵翼、章学诚、陆继貉、王筠、沈家本等人。许多都是一代通人，又在复兴 汉学的背景下评论马班异同，因而学术性强，取得的成就为最大。首先，对
前人的评论得失作了批判继承。如徐乾学肯定宋明人的成绩。他说：“宋倪 思为《班马异同》一书，标其字句而胪列焉，刘辰翁加以论断；至有明许相
卿，本其意作《史汉方驾》，为之衡量而调剂其言，皆有条理，粲然备矣。”
①同时又指出宋明人的局限。如钱谦益批评《班马异同》“寻扯字句，此儿童 学究之见耳。”①沈德潜、浦起龙、丘逢年等人对刘知几的右班和郑樵斥班的
过刻都提出了批评。沈德潜说：“愚平心以求之，有马之胜于班者，有班与 马各成其是者，有班之胜于马者。”②清人鉴于以往抑彼扬此之失，以平心求
实的精神审视马班，起点就高于前人。其次，清人承认马优于班，而马班俱 为良史。浦起龙说。“从来称良史者莫如马，其次莫如班。”③朱仕说：“二
氏皆博道古今而善缀文，其断人事藏否，喜称孔孟，故其书，世称良史。”④ 沈德潜、王呜盛等人都井称马班为良史。徐乾学又进一步对良史作出定义式
的评述，不在繁省而在体例、义蕴、事核、辞达及采择等方面。他说：“史 之为书，体闳而义密，事核而辞达，采之博而择之精，如是之谓良史，不系
乎文与质，繁与简也。”并认为马班二氏均是“作史之模范”。⑤
再次，提出了比较马班异同的标准。钱谦益从史法、文法的角度，认为
“读班、马之书，辨论其同异，当知其大段落、大关健，来龙何处，结局何 处”，“又当知太史公所以上下五千年纵横独绝者在何处，班孟坚所以整齐
《史记》之文而瞠乎其后不可几及者又在何处。”①既从文章的表达结构，又
① 清牛运震《史记评注》卷二评论说：“赞语在更制宜民上立论，以见高祖能变秦苛法，得天之统，所以
能绍三代也，真知大体得要领者。”此说就强调司马迁赞语重在人心而不是天命。
① 《檐园文集》卷十五《班马异同辨》。
② 《牧斋有学集》卷三十八《再答苍略书》。
③ 《归愚文续》卷三《史汉异同得失辨》。
④ 《酿密集》卷二《班马异同》。
⑤ 《梅崖居上文集·班马异同辨》。
① 《■园文集》卷十五《班马异同辨》。
从史识思想去辨识马班之书，显然超越宋明人的形式比较和认识境界。其后 蒋中和的评论，又有深入。他说：“理有是非，论有异同。是焉，或同或异
皆可也；非焉，或同或异皆不可也。奈何论马班徒论异同哉？虽然异同中亦 未尝无是非焉。”②这是说，论异同要合是非、优劣、得失综合考察，不仅论
异同，更要论是非。再后，熊士鹏的评论，又前进了一步。他比较《史》《汉》， 作了具体分析，认为马书隐而彰，班书详而核，马书直而宽，班书赡可为戒。
抓住两书的精神和传世价值，“则此外异同得失之迹，虽不论焉可矣。”③ 熊氏之意，旨在揭明异同比较的意义，是领会马班之书的价值，不能陷入为
比较而比较的死胡同。这见解是十分深刻的。
清人评论马班异同，既有宏观的概括，又有微观的分析，在论其是非、 优劣、得失之时，都有理有据，结论从分析中出，切中肯要。对马班的认识，
可以用邱逢年与章学诚两人的话作总结。邱逢年说：“故夫甲班乙马，与夫 甲马乙班之已甚，皆非平心之论也。然则二史无所为优劣乎？又非是。分而
观之，各有得失互见，合而观之，量其得失之多少，吾知其得之多者必在马； 失之多者必在班。”④章学诚概括马书特点“圆而神”，班书特点“方以智”，
已见前引。千年以来马班异同的是非得失争论尽括于此六字之中，语言之精， 摹写之妙，识见之高，皆出前人之右。
4.今人评论马班异同。 近人梁启超、刘咸、吕思勉、朱自清、郑鹤声等人，评论马班异同，亦
有发明，但没有重大突破。研究马班异同作出系统的理论概括，取得较大突 破者，应推今人白寿彝与施丁两人的长篇论文。
白寿彝有《司马迁与班固》同题三文，有详有略。以《北京师大学报》
1963 年第 4 期所发表的最为全面，论文洋洋三万言，分了十个专题，从两汉 广阔的时代背景上用纵横的比较法评价马班史学，对传统的马班并举的观点
提出了异议。白先生指出：司马迁的《史记》是“答复历史怎样变化发展” 的，而班固的《汉书》却是“答复如何维持目前局面”的。司马迁要“究天
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拿出的是“自己独到的见解”，具有 进步的异端思想，也就有着人民性的成分。班固则是把两汉的历史写出来，
“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即“用五经的道理将上下二百年的历 史妥贴讲通”，维护汉室的正宗思想。所以无论从体裁的创造上，还是历史
的见识上，班固都不能与司马迁相比，《史》《汉》并举，是“很不相称的”。 如果马班不能并举，则无马班异同命题的成立可言，从宋至清，马班异同研
究就是沿着马班并举的思路向前发展。白先生的论述是否是回到了汉唐人的 抑扬立场上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汉唐人的扬班抑马，或扬马抑班，只
是低级的形式比较，白先生则是运用唯物论观点，在研究了两汉历史及史学 的发展基点上比较马班史识作出的结论。从创造性和史识上这一角度立论，
马班的确是不能并举。白先生的贡献在于说清了马班史识为什么不能并举的 具体内容。施丁的《马班异同三论》，前已有引述。该文长达十二万言，可
视为一部专论。施文从历史编纂、史学思想、历史文学三个方面比较马班异 同，既作宏观比较，又作细微分析，充分会综前人论述成果，又冷静提出新
② 《牧斋有学集》卷三十八《再答苍略书》。
③ 《眉三子半农斋集》卷二《马班异同议》。
④ 《鹄山小隐文集》卷二《班马异同论》。
的思维，是迄今为止马班异同研究最系统最全面最有分量的一部力作。历史 编纂，按纪、表、书志、世家、列传分体比较；史学思想，按历史思想、政
治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学术思想五个方面作详细比较；历史文学， 分为写人物、写战争、写人情世故、写历史环境四个方面作比较。大问题下
又分细目。施文的结论，认为马班之同，在写史的体例、记述的内容和手法 等方面有很多相似处，都在史学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认为马班之异，在历
史编纂方面，马《史》通古今之变，是纪传体通史，有创新也有缺陷，可谓
“体圆用神”，班《汉》记一代兴亡，是纪传体断代史，体制完整有方，可 谓“体方用智”；在史学思想方面，马《史》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反对专制
主义、向往百家争鸣的倾向，“成一家之言”，有异端思想，班《汉》突出 唯心主义，卫护专制主义，支持独尊儒术，尽心于。圣人之教’，是正宗思
想；在历史文学方面，马《史》绘形绘色，生动传神，较为准确，班《汉》 朴质规整，字简句省，较为刻板。所以，笼统而言，马班都有长短，都有民
主性精华及封建性糟粕；如果对比言之，马的民主性精华突出一些，班的封 建性糟粕明显一些。施文还认为马班之异，着重在思想分野，“就思想而言，
不能不说马高班低”，并从历史背景、家学渊源、两人生活经历与政治态度 分析了两者之异，理据充分，具有深刻的见解。此外，徐朔方的《史记论稿》
也别开生面，是今人的一部论马班异同的专书①。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着 重比较《史》《汉》两书异同的史料价值，结合具体的人或事发表评论。下
编着重文字异同比较。徐氏对班书评价甚高。他的结论是：“作为文学，《汉 书》比《史记》逊色；作为史学，《汉书》对《史记》有所发展。”①这个总
体结论是恰如其分的。
马班异同从厚此薄彼的评论发端，到全面比较《史》《汉》两书的文字、 体例、风格、思想，以及史法、文法等丰富内容，成了一门传统的比较学，
在中国学术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②，由此可见马班并提的意义和影响。从清 人以来，论者在主观上尽量避免厚此薄彼，但总的评价，还是《史》优于《汉》，
这已成不刊之论。
① 《史记阐要·班马异同论》。
① 《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② 见《史汉论稿》第 36 页。
六、建国四十年来的《史记》研究
建国四十年来所指时间从 1949 至 1990 年，共四十二年。也就是当代的
《史记》研究。 当代《史记》研究，发生了质的变化，方法更新，成绩巨大，开创了一
个新时代。粗略统计，撰写论文和论著的作者累计二百余人，整理和研究的 成果累计二千余万字。出版各种图书六十二种，其中学术性论著三十八种，
有八百余万字；发表的《史记》论文有一千六百余篇，亦八百余万字，有关 工具书和资料书数百万字，这是任何一部历史名著的研究所不可比拟的。如
何评价取得的新成果？整个研究工作有什么新特点？怎样推进《史记》研究 向纵深发展？对这些问题开展评议具有现实意义。
1.四十年来出版的《史记》研究论著。 下分整理及工具书、学术论著两个方面来谈。
《史记》整理及工具书。《史记》的整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出版了 共 17 种多层次的整理本，适应了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对《史记》的普及与
研究起了重要作用。普及选本，如瞿蜕园《史记故事选》（1956）、张友鸾 等《史记选注》（1956）、郑权中《史记选讲》（1959）、中华书局活页文
选合订本第四辑（1962）等，很受读者欢迎。学术性选本有王伯祥、韩兆琦、 张大可三家共四种，各有特色。王伯祥《史记选》（1957），精选传纪名篇，
训沽功力扎实，五十年代出版，影响较大。韩兆琦有《史记选注集说》（1982）、
《史记选注汇评》（1990）两个选本，为同一类型，别开生面精选各家评论 并加作者按语，使读者领略史公笔法。张大可主编的《史记选注讲》（1989）
为迄今最大的选本，共选文 42 篇，分上下两卷，上卷包括本纪、表、书、世 家，下卷列传，其特点是《史记》五体皆备，文史并重，通过系统选文全面
地体现司马迁的人格风格和一家之言。此外，还有两个选本也值得一提。一 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出版的《史记纪传选译》，一为巴蜀书社 1988 年
出版的《史记赏析集》。前者选目侧重史篇，后者选目侧重文学性，均各有 新意，《史记》全本的整理有三种：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1959），王
利器主编《史记注译》（1989），张大可《史记全本新注》（1990）。点校 本《史记》包括三家注，集学术界校勘之大成，给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精善
的读本，是建国以来学术界对《史记》整理所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此外， 出版界还出版了蒙文、朝鲜文的《史记》选本，使这部名著成为各民族共同 的精神财富。
新编工具书有七种，《史记》的人名、地名、单字及文句、以及三家注 的索引已编制齐全。值得一提的学术性工具书有两种，一是仓修良主编的《史
记词典》（1991），一是杨燕起、俞樟华合编的《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 专著提要》（1990）。这两部书均为填补学术空白之作，很有实用价值，尤
其是提要一书。该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索引”，收罗版本、论著、论 文的起止时间从《史记》问世直到 1986 年底。第二部分是对建国四十年来
124 位论文作者的《史记》论文所写提要，限于篇幅每位作者只收一篇，虽 然有所局限，但从中可以览视新中国的这支《史记》研究队伍。第三部分是
对古今有影响的 68 种《史记》研究专著所作的提要。二、三两部分是两位编 者的创作。这是一本迄今最完备的《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兼题要的工具书，
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史记》研究论著。共 39 种。可以分为四大类型。其一，普及读物及传 记有 10
种。共中季镇淮《司马迁》（1955）、肖黎《司马迁评传》（1986）、 黄新亚《司马迁评传》（1991）种都是学术性的评传。季镇淮《司马迁》出
版最早，文笔流畅，影响最大。其二，侧重于考据和资料汇辑的论著有 8 种： 贺次君《史记书录》（1958）、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1963）、陈直
（史记新证》（1979）、徐朔方《史汉论稿》（1984）、吴忠匡《史记大史 公自序注说会纂》（1985）、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1985）、张大
可《史记论赞辑释》（1986）、杨燕起等《历代名家评史记》（1986）。这 些论著各辟溪径，开拓了《史记》研究的新领域。其三，侧重于司马迁思想
研究的论著有 12 种：《文史哲》杂志社编《司马迁与史记》（1957），白寿 彝《史记新论》（
1981），施丁等《司马迁研究新论》（1982），《历史研 究》编辑部编《司马迁与史记论集》（1982），张大可《史记研究》（1985），
程金造《史记管窥》（1985），刘乃和主编《司马迁和史记》（1987），周 一平《司马迁史学及其批评》（1989），韩城司马迁学会编《司马迁研究》
（1990），韩兆琦等《史记通论》（1990），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 略》（1990），周经《司马迁、史记与档案》（1986）等。上列 12
种论著， 全面系统地评述了司马迁的思想和《史记》的学术价值，以及流传，可以说 代表了史学界、思想界研究司马迁的新水平。其中四种是专题论著，七种是
论文集，既有个人的系列论文集作系列深入，也有诸多学者的合集，选辑了 学术界《史记》论文的精品。其四，侧重于《史记》文学美学研究的论著有
8 种：陆永品《司马迁研究》（1983），郭双成《史记人物传纪论稿》（1985），
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1985），吴汝煜《史记论稿》（1986），宋嗣廉
《史记艺术美研究》（1986），李少雍《司马迁传纪文学论稿》（1987）， 聂石樵《司马迁论稿》（1987），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稿》（1991）。
这些论著从各个方面抉发了《史记》的文学价值，同时深入地探讨了司马迁 的文学观、美学观和写人艺术，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把《史记》文学性的研
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些论著也代表了文学界研究司马迁的新水平。此 外，青年学者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勾画了史记学发展史的轮
廓；覃启勋的《史记与日本文化》（1989），考察了《史记》在日本的流传 和影响，填补了两项学术空白。2.《史记》研究论文。从 1951 到 1990
年的 四十年间，国内各种大小报刊发表的《史记》文章总计一千六百余篇，其中 九十余种主要期刊及大学学报发表的学术论文约四百篇，作者近二百人。从
论文发表的时间分布及其探讨的内容，可以洞察建国四十年来《史记》研究 发展的动态和水平上升的轨迹。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1 到 1957 年，文史工作者开始广泛运用马克思主义新方 法研究《史记》，获得了初步的成效。这一时期，由于贯彻了党的“双百”
方针，思想活跃，有良好的争呜气氛，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这一时期老一代 学者发挥了骨干作用，有数十位知名学者发表了学术论文，他们的精辟论述
和号召力，奠定了《史记》研究的基础。蔚伯赞先生是在新中国学术界第一 个发表《史记》论文的学者。他的《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发表在
《中国青年》1951 年总第 57 期上。这是一篇知识性的评介文章，但有理论 深度，文风一反旧时代研究者的那种堆积史料和文字艰涩的毛病，议论简洁
明快，文字流畅，且发表在通俗刊物上，是有意识地向青少年介绍这部古代 名著，对《史记》的普及和研究开了一个新生面，是颇有影响的。嗣后，金
兆梓、季镇淮、荣孟源、侯外庐、高享、尚钺、李长之、吴晗等前辈都先后 写了通俗性的《史记》评介论文，对推进《史记》的研究起了宣传和号召的 作用。
1955 年郭沫若在《历史研究》第 6 期上发表《大史公行年考有问题》 一文，发起了一场围绕司马迁生卒年问题的学术讨论，尽管这场讨论在解决
司马迁生卒年上没有形成定论，但以此为契机推动了《史记》研究的开展， 形成了建国以来《史记》研究的第一个高峰。郑鹤声、季镇淮两先生对司马
迁行年和传纪的研究，陈直先生对《史记》名称及早期传播的研究，卢南乔 对《史记》体例的研究，侯外庐、任继愈两先生对司马迁哲学思想的研究，
齐思和先生对《史记》产生历史条件的研究，程金造先生对《史记》三家注 的研究，都独具新见。
第二阶段，1958 到 1965 年是《史记》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的时期，也 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绩。1962 年程金造先生在《文史哲》第 5
期发表《<史 记>“正文”“索隐”关系证》一文，继续就三家注的关系问题与黄烈先生展 开争论。程文列举十例证明三家注中“正义”对前出的“索隐”是进行了疏
通的，从而解决了清代学者钱大听所提出的“二书不相称引”的疑案。这对 于考证司马迁的生年以及对三家注的评价都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文史工作
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把《史记》放在产生它的广阔时代背景中进行研究。白 寿彝先生的《司马迁与班固》和《史记新论》两篇宏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作。《司马迁与班固》一文是对传统课题马班异同的新探索，已见前述。《史 记新论》是与《司马迁与班固》蝉联完成的姊妹篇。1962 年，发表于大学讲
坛，1981 年求实出版社出版。这部书上溯西周共和以来七百余年的历史发 展，探索《史记》的写作背景，第一次将司马迁自己揭示的《史记》要旨三
题，即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了贯通的评述。这一 时期还对《史记》的阶级属性，司马迁的道德思想，关于游侠问题等展开了 讨论。
第三阶段，是 1979 年以来的八十年代，《史记》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生动局面，既是全面丰收期，也是建国以来《史记》研究出现的第
二个高峰期，主要标志有以下四个方面。
（1）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盛况空前，前述六十二部论著，一千六百余篇 论文，十之八、九都集中在八十年代涌现出来。三十九种学术论著，其中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