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傅玄、张辅两人的评论，详后本章第七节讨论马班异同时所引，兹从略。.3
十二种是在八十年代出版的。《史记》论文每年都有近百篇文章发表，持续 什年而不衰。这些就是全面丰收期的标志。
（2）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史记》百科全书的价值正在日益显露。八 十年代的《史记》研究者，对司马迁的思想研究全面展开，历史观、政治观、
经济观、社会伦理观、学术观、历史编纂、历史文学、艺术手法、马班异同、
《史记》与《春秋》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引人注 目的新观点和新看法。此外，司马迁的战争观、美学思想、法律思想、民族
思想、人才学思想、天文学、医学成就、《史记》与档案资料、《史记》与 地方志等等课题，不断被开发，而且都有系列论文发表或专题论著出版，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
（3）研究问题不断深入，研究的水平和质量大大提高。从研究问题的深 度来看，八十年代取得了许多重大课题的突破。例如司马迁与公羊学，《史
记》的疑案研究，包括司马迁行年、《史记》断限、《史记》残缺与补窜，
“太史公”释名、司马谈作史等等，都有新的探索。从研究内容和方法来看，
旧时代传统的《史记》研究内容，侧重于史实考订、地理沿革、文字校勘、 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方面，其方法是罗列材料，
引证甲说乙云，缺少新意，对《史记》所熔铸的司马迁“一家之言”的研究 十分零碎，根本谈不上系统的探索。而建国以来的《史记》研究有了很大的
改观，无论从学术研究的方法上，还是从内容和水平上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这是整体的进步。但是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文史工作者对唯物史观的运用还
不熟练，形式主义和左右摇摆的倾向很明显。例如五十年代对司马迁的思想 有拔高的倾向，如说司马迁是“人民歌手”，“人民历史的开创者”，“处
处从人民立场上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等等。可是在 1963 年以后，则 出现了贬低司马迁的思想倾向，如有人认为，司马迁的历史观，只不过是由
“英雄史观、历史循环论、神意史观等揉合于一体”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体 系”，“他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所宣扬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
伦理道德”。而八十年代的讨论则比较平稳，标志了研究者思想理论的成熟。 当然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带来的宽松的政治形势起了根本性的作用。
（4）一大批中青年《史记》研究者成长起来，成为《史记》研究的骨干。 八十年代是老中青学者共展宏图的时代。老一辈专家仍在孜孜不倦地工作，
而中青年学者自觉地肩负起重任。例如八十年代初展开的司马迁与公羊学的 讨论，杨向奎首发其端，张维华继之于后，他们两位是老一辈专家，陆永品、
施丁、吴汝煜是中年学者，赖长扬是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司马迁与公羊学 这一课题，正是在老中青学者共同参与的热烈争鸣中取得突破的。中青年学
者视野开阔，锐气旺盛，引进了系统论，比较研究等新方法，许多重大课题 的攻关完成在他们手中，己出版的有分量的著作十之八、九也出自于他们之
手。中青年学者数量大，目前正处于颠峰状态，这就是八十年代《史记》研 究热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和根本原因。
3.四十年来《史记》研究的新特点。 这里着重讨论研究方法的改进，以及新的研究方法带来的新局面。
（1）运用唯物史观，把《史记》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科学的 考察、分析和评价。旧时代对司马迁“一家之言”的思想只有零星的探索，
而且立论肤浅，例如“史公三失”，争论两千年也没把它说清。明清评点家 对司马迁思想不乏精到见解，但总体上却是偏重辞章技巧，因而陷入寻章摘
句中，又刻意追求史公微文，往往断章取义，肆情附会，脱离历史实际。这 是缺乏唯物史观，就事论事的必然结果。当代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指导下，把司马迁的写作活动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紧密地联系起来， 不仅揭示了司马迁历史活动的动机，而且能够从社会关系的总体中分析这种
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③这种从 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去考察司马迁思想的方法，在八十年代已为论者所普遍掌
握，例证不胜枚举。前举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论题，都是这样取得的。
（2）纵横比较的方法。旧时代的《史记》研究，局限于马班异同。当代 的《史记》研究大大开拓了比较的范围。概括他说有三种类型。其一，是《史
记》篇目自身的比较，揭示司马迁运用互见法的成绩。其二，是将《史记》 与前代、后代的史学和文学作比较。《史记》与前代的比较，如《史记》与
③ 诗人李杜、散文韩柳这类并提的事例很多，但未形成全面的比较学。比较学的发展，在当代才是方兴未 艾。
《春秋》，与《左传》、与《战国策》、与诸子，与《离骚》，与《楚汉春 秋》等，探索司马迁对前代思想及资料的继承；《史记》与后代的比较，除
与《汉书》外，还与《资治通鉴》，与政书、与戏曲、与小说作比较，探索 司马迁对后世文化的影响。明清评点家已将《史记》与小说比较，不过大都
是札记性质。当代李少雍的《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①，全面系统地探索《史 记》对后世传记及小说的影响，成为有理论有分析的专著。其三，是将《史
记》与国外的史学著作比较。齐思和在 1956 年 1 月 17 日《光明日报》上发 表的《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一文，是第一篇运用
历史比较法将《史记》与希腊史学名著对比，分析出“《史记》的特点在于 它的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
视”，简明地表述了《史记》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八十年代，这种比较 研究日渐成熟，如李少雍《司马迁与普鲁塔克》、黄新亚《论司马迁在中国
文化史上的地位》、刘清河《从<旧约>与<史记>的比较试探东方文学的一点 规律》、夏祖恩《试比较司马迁与修昔底德的经济史观》等文①，都是颇有创
见的论文。诸文将司马迁与古希腊的史学家普鲁塔克、希罗多德、修昔底德， 以及古希腊悲剧家、《史记》与《旧约》作了广泛比较，司马迁无论在知识
的积累、认识的深度、表现力的强弱方面，都是同时代东西方文化最杰出的 代表人物。因此，司马迁不仅是汉代的文化巨人，而且可以说是整个古代世 界的文化巨人。
（3）各种新方法的借鉴与运用。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中国 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大大发展，国外的文化传人中国，有新学科的传入，
有新方法的尝试。如系统论、价值论、艺术辩证法等都运用在《史记》研究 上。徐兴海《史记所体现的系统观》、党丕经《论史记的史学框架》②，就是
用系统论分析《史记》整体结构和史学框架的尝试。艺术辩证法运用广泛， 除了许多论文用以分析《史记》实录与人物塑造的关系外，还有宋嗣廉《史
记艺术美研究》、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等论著也做了成功的尝试。 技术性的现代化手段，如李波等编制的《史记索引》就是利用微机处理《史
记》原文取得的成果。如果运用计算机检索，几秒钟内就可索得所需的字、 词、句，几分钟便可拿到打印材料，这种方法比传统手工检索不仅高出几百
倍，而且准确无遗漏。
（4）文献与考古相结合。近代考古学的发展，运用于《史记》研究，首 推王国维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王国维和郭
沫若都运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生年。利用考古材料全面论证《史记》的史料价 值，陈直的《史记新证》作出了新贡献①。陈书引用甲骨文、两周铜器铭文、
秦汉权量、石刻、简牍、铜器、陶器铭文等考古文献，校勘和证明《史记》 原文以及三家注、《史记会注考证》等的注释，获得了许多新见解，是当代
《史记》考证的一项重要成果。 综合考察当代的《史记》研究，探索司马迁思想为主要内容，以历史研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586 页。
① 该书重庆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② 李文载《文学评论》1986 年第 5 期，又收入作者的《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一书。黄文载《陕西师大学 报）1988 年第 3
期。刘文载《汉中师院学报》1987 年第 3 期。夏文载《福建论坛》1987 年第 6 期。
① 徐文载《人文杂志》1987 年第 3 期。党文载《陕西师大学报》1988 年增刊。
究取代考据研究为主要的方法，开始把《史记》从“史料学”的研究水平提 高到“史记学”的研究高度上，走上了科学化的正确轨道。旧时的考据，主
要方法是抄撮材料，排比引申，这就是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清代乾嘉学派的治 学方法。应该肯定，乾嘉学派在考据方面是有贡献的。在史实考辨，鉴别材
料真伪等方面是不能离开考据方法的，所以陈直的《史记新证》是值得肯定 的。但是仅仅拘泥于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搜集和考据，如果离开对事物发展的
过程的考察研究，往往会偏离正确的轨道，即使是博学宏通的学者有时也会 迷失方向。例如已故文献学者余嘉锡先生考证《史记》缺逸，著《太史公书
亡篇考》，洋洋十余万言，引证材料几百条，用以证明《史记》有十篇亡逸 张晏之说不虚。尽管余先生引证宏博，穷源竟委，但他离开了《史记》本证，
囿于班固、张晏之成说，考证的起点就偏离了方向，所以他的详细考证不能 成为定案，八十年代对此重新作了审订。余先生在《太史公书亡篇考》中甚
至否认“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创造的史论形式，认为“太史公曰”只是司马 迁“遇其意有所感发，更端别起”所发的即兴议论。这可以说是一叶障目，
不见泰山。至于清人崔适作《史记探源》，用考据方法“务为异说”，“惊 人耳目”，说《史记》中有二十九篇伪作，元狩以后事皆妄人所续，更不足
训。今人运用考据，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将考据与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结 合，宏观与微观互相补充，考论结合，提高了研究水平。在这方面，卢南乔
的《司马迁在祖国文化遗产上的伟大贡献与成就》，程金造的《关于司马迁 生卒年月四考》，以及关于三家注的研究，陈直的《太史公书名考》，陈可
青的《论司马迁的社会经济思想和历史观》、《太史公书凡例考论》，以及 前已举证的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史记新论》，施丁的《马班异同三
论》，都是考论相结合的佳作。
（5）《史记》研究近况及发展趋势。自八十年代以来，《史记》研究正 在步入它的黄金时代，出现了空前的热潮。近年来出现了更为可喜的形势，
学术交流扩大，横向的联系加强，全国性的《史记》学术研讨会从 1987 年以 来已举办了四次。1992 年陕西省正式成立了省级司马迁研究学会，着手规划
系统工程。近年出版了《史记》全本的新注和译注。《史记》全本的集注， 以及会校会评会注工作已经开展起来，而且采取了协作攻关集体编著的形
式，这是值得赞扬的新事物。当然，《史记》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 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理论和史料两个方面的基础仍然薄弱。第二，缺乏争
呜气氛，各种观点，各说各的。第三，许多论文仍是传统论题，缺乏新的开 拓。不少文章的观点甚至论据多有相通。这些需要克服，也是能够做得到的。
七、四十年来台湾的《史记》研究
台湾的《史记》研究，四十年来持续不断，每年都有新出的论文和专著。 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发表论文 400 多篇，出版专著 40 余部②，这一成绩是很
可观的，它说明了台湾学者的辛勤耕耘。台湾的《史记》研究队伍，也具有 老中青齐头并进的特色。老一辈专家如徐文珊、王叔岷、钱穆、施之勉、劳
乾等人是大陆去台的一批知名专家，有的已雕零。中青年学者大都是七十年 代以后崛起的新秀，如《史记导论》的作者田博元、《史记解题》和《史汉
关系》的作者吴福助、《司马迁之学术思想》的作者赖明德、《史记论赞研 究》的作者施人豪、《司马迁的世界》的作者郑樑生等，他们己成为台湾《史
记》研究的骨干力量。老一辈学者长于考证、校勘，中青年新秀注意引进西 方的一些理论，从新的视角重新评价《史记》，涉及到了一些前人和大陆学
者研究较少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新颖独到的见解。台湾的老中青《史记》研 究学者都十分活跃，水平也较高，普及的工作很出色，专题的工作很深入，
这是值得尊重的。
对《史记》开展白话今注今译、导读评介、选读精粹、新编故事、在大 学开设专题课等等，都属于不同层次的普及工作，台湾的老中青学者都投入
了很大的力量，取得的成绩十分显著，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专著。《史记今 注》有马持盈与劳干、屈万里两家，《白话史记》有 60 教授合译本。此外，
杨家骆的《史记今释》、徐文珊的《史记评介》，李永炽的《历史的长城—
—史记》，郑樑生的《史记的故事》，周虎林的《司马迁与其史学》，以及 国学丛书本《史记精华》等，都是在台影响较大的读物。 60 教授合译的《白
话史记》和马持盈的《史记今注》流传大陆，颇受学人注目。尤其是《白话 史记》成为古典今译畅销书。台湾学者的普及工作带有自觉性和计划性，他
们的目的就是要在台湾兴起文化复兴运动，让《史记》这样的优秀名著深入 人心，家喻户晓，人人能读，个个能讲。如马持盈在《史记今注》的说明中，
开宗明义地提出，他今注的目的就是“辅导读者能够轻松愉快的阅读《史记》， 并进而引起其研究中国文化的兴趣，加强其宣扬中华文化的能力”。《白话
史记》的几例也说：“本书编译的目的在于求《史记》的普及化，适用于一 般有基本文史知识的大众。”又说：“希望透过本书，有更多人有兴趣及能
力研究《史记》原文，进而研究其它中国古籍”。这些说明鲜明地揭示了作 者普及祖国文化精品的自觉性。1967 年 7 月 28 日，台湾成立了中华文化复
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倡导和组织下，大量的古籍被重新注释或 翻译。台湾的《史记》研究成果，也正是在这种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氛 围中出现的。
台湾学者在大力普及《史记》的同时，在专题研究方面下的功夫很深， 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及学术论著不断涌现。综括言之，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 借鉴和注目。
其一，注重考证，功力厚实。台湾学者在考订《史记》方面的成果较多， 如赵澄的《史记版本》，钱穆的《史记地名考》，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
海屏的《史记的补续与改窜问题》，曲颖生的《史记八书存亡真伪疏辨》， 高葆光的《史记终止时期及伪篇考》，李崇远的《史记篇例考述》，陈樑的
② 该书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6 年出版。
《史记世家缀录》，阮芝生的《太史公怎样搜集和处理资料》，庞德新的《从 考古资料看史记的几个问题》，吴福助的《汉书袭录史记考》，胡韫玉的《史
记汉书用字考证》等等，都是各自在某一专题上用功取得建树的论著。对《史 记》全书的文字、史实作校勘、考订取得突出贡献的应推王叔岷的《史记料
证》和施之勉的《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两位作者都是先在杂志刊发文章， 而后结集出版。考证文字以系列论文形式见诸杂志，表明它写得很精粹。
《史记证》对《史记》全书逐篇作料证，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 （1） 字句整理。下分证成旧说、补充旧说、修正旧说、审定旧说、新出己见五目。
（2）史实探源。下分史实来源、史实补充、史实参证三目。（3）陈言佐 证。主要是考证《史记》中的引文出处。（4）佚文辑录，下分可补入正文
者、可补入注文者、无从附丽者三目。（5）旧注料补。下分字句整理、位置 审定、立说所本、佚注拾补四目。从料证的立目内容来看，体系博大。全书
以作者创见为主，前人时贤之说与证无关系者，概不录引，重点突出。本书 在台湾学术界享誉很高。刘本栋在《六十年来之史记研究》一文中评论说：
“是书引证博赡，考辨精审。每一疑义，必求其至当而后己，使史公二千年 来不白之旨，照然涣然。可谓不仅有功史学，抑且嘉惠士林矣！”
《史记会注考证订补》，是施之勉订正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的一部力作。沈川氏之书是《史记》三家注问世一千余年后又一次集大成的
集注专书，功绩不可抿没。但以一人之力搜采千余年来中日两国的学术成果，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错误和缺漏不可避免。该书问世后，受到我国多位
学者的驳正。计有：鲁实先《史记会注考证驳议》，程金造《论泷川资言的 会注考证》，钱钟书《管锥编》中有读《史记会注考证》58 则，钱穆有《评
日人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张以仁有《读史记会注考证札记》等。施 之勉的《订补》对泷川氏之书作了全面系统的补直匡正，用力之勤非上列诸
书可比，因此在台湾学术界也博得很高的声誉。
其二，对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作了广泛的探讨，挖掘较深。台湾学者不仅 在《史记》的微观研究考证方面功力厚实，而且在宏观思想方面的研究也卓
有成就，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如黄俊郎的《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动机》、林 宗霖的《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历程及其评价》，以及阮芝生的《试论司马迁所
说的“究天人之际”》和《试论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着重探讨 了司马迁的作史动机和目的；阮芝生的《司马迁的史学方法与历史思想》、
施人豪的《史记论赞研究》，分别从历史编纂学和论赞角度分析了司马迁的 史学思想；邓璞磊的《司马迁政治思想之研究》评述了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孔庆宗的《史记货殖列传在我国古代经济思想上的价值》，评价了司马迁进 步的经济思想；周虎林的《司马迁的儒家思想》、洪安全的《孔子之春秋与
司马迁之史记》、王基伦的《孟子与史记之关系》，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孔孟 对司马迁的思想影响；汪惠敏的《司马迁对儒道二家思想之融合》，指出司
马迁受儒道两家思想影响很深；陈乃鼐的《史记历书历术甲子篇理论之研究》 肯定了司马迁在历法学上的贡献，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几乎有关司马迁和
《史记》中的所有问题，部有论文探讨，说明了台湾学者的思路是开阔的。 同时还出版了对司马迁思想研究挖掘较深的学术专著。赖明德的《司马迁之
学术思想》就是一部代表作。《司马迁之学术思想》全书十章，40 余万言， 是一部恢宏大论。该书对司马迁生长的时代和社会，司马迁的读书游历和师
友，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心理背景，司马迁的经学，司马迁的史学，司马
迁的诸子之学，司马迁的文学，司马迁的历学，司马迁的政治、经济、社会 思想等，都作了深入的评述。特别值得称赞的是，作者把司马迁放在广阔的
大一统西汉社会和学术发展的背景之中，评论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做到言之 有理，持之有故，很有说服力。全书议论风发，新见迭出，语言流畅，文笔
生动，有很强的可读性，在台湾成为畅销书。
其三，比较研究，细致深入。台湾学者，好作比较研究，对照互证，议 论纵横。例如马班比较，就是一个颇感兴趣的课题。吴福助的《史汉关系》
和《史汉体例比较》，刘安立的《从史记汉书儒林传比较司马迁及班固的思 想》，徐复观的《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等论文，从不同角度比较马班异同，
提出了新看法，分析十分细腻。例如《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长达六万言， 分九个专题论证，对史汉两书的体例和文字一一列目比较，使人们在全面比
较中能够清晰地看出马、班不同的旨趣和不同的风格。例如作者对史汉文字 之比较，结论是：史公的文体疏朗跌宕，富于变化，文句的组成较为圆满，
篇章的结构线索分明，照应周密。而班氏的文体较为质重简朴，缺少变化， 结构的线索不甚分明，文字较《史记》为古奥。在叙事上，史公较精确而能
尽量保存历史形象生动的原貌；而班氏渐流于空洞。对人物渐流于抽象化。 但《汉书》中有的传也写得很绵密。由于作者的分析是建立在详实的比较基
础上，故较为平实中肯。
台湾学者的《史记》研究，硕果累累，非常丰富。由于海峡两岸的隔绝， 介绍到大陆来的十分有限，上述介绍不免挂一漏万，不足以反映台湾《史记》
研究的全貌。可喜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也已逐 渐展开。我们深信，在不远的将来，这种交流将会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学
者携手齐进，一定会把《史记》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八、《史记》在国外的流传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于《史记》在国外的流传情况及其研究，了解不 多。近年来有零星的著述出现。值得介绍的是，青年学者覃启勋出版了《史
记与日本文化》①，系统地介绍了《史记》在日本的流传情况及其影响，填补 了学术空白。张新科、俞樟华二人所著《史记研究史略》一书①，写了《国外
史记研究概述》一章，也作了简略介绍。这里据二书提供的资料，撮述其要。
据中国史籍记载，在魏晋南北朝时，《史记》已流传到国外，首先是毗 邻的高丽，即今日之朝鲜。李延寿《北史·高丽传》和《旧唐书·高丽传》
都记载了《史记》与中国的《五经》及两《汉书》等汉籍传播到高丽，倍受 高丽人的喜爱。当代朝鲜人民保留了雅爱《史记》的热情。据南朝鲜《出版 杂志》1988
年 2 月 5 日号介绍，南朝鲜汉城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的汉学 家李成佳的《史记》抄译本，收入《大学古典丛书》，列为大学生的基本阅
读书，这在国外是不多见的。
《史记》在日本流传最广。据覃启勋氏的考证，《史记》是在公元 600 至 604 年之间，由日本圣德太子派出的第一批遣隋使传人日本的，并立即在
政坛上产生影响。到了明清之际，是《史记》东传日本的黄金时代。不仅数 量大，而且品种全。《史记》全本、选本、各种注本及工具书，无所不包。
《史记》传人日本后，受到社会各界的极大重视，在政治、教育、史学、 文学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公元 604 年，日本圣德太子颁布《宪法十七条》， 引进了《史记》蕴含的儒学义理及封建大一统思想，为公元 605 年的大化改
新奠定了理论基础。圣德太子认为日本国君称“大王”已不合时宜，而从《史 记·秦始皇本纪》中移用“天皇”的称号加给了推古天皇，从此，历代天皇
成了日本民族的象征和日本民族内聚的核心。天皇神权制度的建立是深受《史 记》所载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据日本《正斋书籍考》、《三代实录》、《日
本纪略》以及《扶桑略记》等史书的记载，推古天皇以降，历代天皇都有攻 读《史记》的风气。著名的明治天皇就特别喜读《史记》，他每逢二、七为
专攻《史记》日，所用课本为鹤牧版之《史记评林》。此外，为了培养大批 了解外国的政治人才，日本朝廷曾将数百“传生”组织起来攻读《史记》等
“三史”。与此同时，日本皇室还经常将《史记》作为赐品恩赐给府库，以 供政府之文武百官学习研究。
在教育方面的影响。明治以前，《史记》是宫廷教育和藩校重要的教学 科目，明治以后普及于大、中学校。圣德太子就是精读《史记》的人。由于
宫廷教育对《史记》的重视，使得许多朝廷官员也雅爱《史记》，不仅能理 解《史记》所述义理，而且取材《史记》题诗作赋。到了奈良、平安时代，
《史记》不仅是宫廷教育的必修课，而且是日本“纪传儒”的必读书。在室 叮、江户时代，《史记》更是日本政治家普遍爱读之书。著名的培养武士的
足利学校和幕府所属各藩校都把《史记》等汉籍定为必修的教学科目。日本 中世纪武家教育对《史记》的重视，说明已在教育上普及于中层，明治以后，
《史记》已普及于广大社会。日本人学习《史记》很重视对实际知识的吸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