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往古圣哲遗迹，想见其为人，徘徊祗回，不能离去。司马迁是那样的忘情， 故能在书中有强烈的反映。《史记》卷首《五帝本纪》写五帝巡狩，极为精
彩，可与《史记》殿卷的《太史公自序》所述壮游，前后照映。在对照中， 可以引起我们的深思与联想，从而去体察司马迁壮游的意义。司马迁写黄帝：
“东至于海，登凡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 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写颛顼：“北至于幽陵，南至于
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写舜摄政：“五岁一巡狩。”舜践位后， 更是孜孜巡游，考察民情，励精图治，“崩于苍梧之野”，以身殉职在南巡
途中。写夏禹：“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上古帝王，贤圣爱民，在 司马迁笔下生动活现，表现了作者司马迁对人民的深厚感情。
《秦始皇本纪》写“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秦始皇出游，浩浩荡荡，巡行 天下，刻石颂功，自鸣得意，活画专制帝王的气势和声威；《封禅书》写汉
武帝的巡幸求仙，愚昧虔诚，表达讥刺寓讽的感情，来自扈从之游的体察， 自然是入木三分。
司马迁的视野，并非只去捕捉帝王巡狩、巡幸的足迹。那屈原的行吟泽 畔，那贾谊的湘水凭吊，那孔孟的周游天下，那战国四公子的好客养士，那
侯赢所居夷门，那毛公、薛公藏身的酒市，那陈涉的鸿鹄之志，那张良的锥 刺秦始皇，那韩信少时的落拓，那楚汉风云人物的际会，那江南民间的养龟
导引，那乡间黎民的俚语风俗，都一一摄入了司马迁二十壮游的广角镜头中。
司马迁困厄鄱、薛、彭城，也许如圣人孔子之断粮，也许是病困，也许是受 劫持，总之他经历了艰辛与危险，但也从社会的书府中获得了丰硕的回报。
司马迁在《周本纪赞》中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 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
乃东徙洛邑。所谓‘周公葬于毕’，毕在镐东南杜中。”在金石契刻和简牍 书写的古代，知识的积累与传播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西汉学者对殷周之
际的历史已不甚了了，认为武王定都洛邑，司马迁作了廓清，他使用了文献 记载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考证方法，有重大的意义。
司马迁“浮于沉、湘”，追寻屈原的足迹，思考古往今来的历史变迁， 想着屈原的为人，禁不住悲伤流涕。司马迁在长沙还凭吊了贾谊的遗迹，感
到他的遭遇和屈原相似，后来写了《屈原贾生列传》，创造了把不同时代人 物合传的形式，这是历史比较法的雏形，《史记》中的类传则是历史比较法
的集中表现。这种方法使《史记》别开生面，大约就是司马迁在壮游过程中 受到民间传说的启发而孕育成的。最值得称赞的是，司马迁在淮北对近现代
史作了深入细致的寻访调查，比如陈涉少为庸耕有鸿鹄之志的慨叹，刘邦青 年时的种种无赖，樊哙屠狗，曹参为狱掾，萧何为主吏，张良亡下邳，陈平
为社宰，周勃织薄曲，韩信贫居葬母高敞地，少时受胯下之辱等等故事，都 是档案记载“异哉所闻”的知识。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具有这样的求实求真的
实践精神，真是难能可贵。
司马迁的游历考察，兼有历史家和文学家的兴趣。对于历史事件，大至 秦始皇的破魏战争，小至战国时的一个城门名字，他都要力求掌握第一手的
资料。至于山川地理，古今战场更是了然胸中。顾炎武说：“秦汉之际，兵 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
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 者。大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之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讥也。”①这是司马迁在
史事方面所得游历之助。苏辙云：“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 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力如此之文哉，其气
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①这是司马迁在 文章辞采风格方面所得游历之助。总之，司马迁二十壮游，不仅使他获得了
广博的社会知识，搜求了遗文古事；而且开阔了视野，扩展了胸怀，增长了 他的识见和才干。这是《史记》成功的条件之一。
司马谈指导司马迁二十壮游，这是司马迁人生旅途中的一座里程碑，它 闪现了两代哲人共同凝聚的智慧光芒。
① “北自尤门至于朔方”，兼及少年故里生活及扈从之游。
① 《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通鉴兵事》条。
二、出仕郎中
司马迁出仕为郎中，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其年无考”，推论
“大抵在元朔、元鼎间。其何自为郎，亦不可考。”司马迁《五帝本纪赞》 自述云：“余尝西至空桐。”王国维据《汉书·武帝纪》载：“元鼎五年冬
十月，行幸雍，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推断说：“公西至空同，当是 年十月扈从事。”这就是说，司马迁在元鼎五年之前已入仕为郎中。
郑鹤声《司马迁年谱》系司马迁始仕为郎中在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 年。
《汉书·武帝纪》载，元朔五年六月丞相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由太常 选择年十八已上的孝悌子弟为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立太学之始。博士
弟子受业一年，进行考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员，其高第者可以 为郎中。郑氏认为司马迁入太学，以博士弟子高第而仕为郎中。假定此说成
立，司马迁入仕为郎中最早只能在元朔六年，而非元朔五年。司马迁《报任 安书》说：“长无乡曲之誉。”博士弟子的条件是选择孝悌子弟，由乡曲推
荐到太常，大常审核合格才能入选。司马迁既然自述“长无乡曲之誉”，正 是暗示他自己未能为博士弟子。郑鹤声在《司马迁生年问题的商榷》一文中，
认为司马迁元朔五年出仕的根据不足，系“想当然”之辞，已放弃此
说。 施丁《司马迁生年考》认为司马迁始仕为郎，大约在元狩五年，公元前
118 年。根据有二。其一，《封禅书》“太史公曰”有“余入寿宫侍祠神语” 的活头。“寿宫”据《吏记·封禅书》及《汉书·郊祀志》推定，置于元狩
五年，《资治通鉴》正系于此年。“神君”是上郡巫装神弄鬼为汉武帝驱魔 治病，汉武帝不久病愈，于是“置寿宫神君”。而“入寿宫侍祠神语”的事，
“其事秘，世莫知”，非亲信不得参与。因此，能入寿宫的“余”，不是作 为太史令的司马谈，而应是侍从武帝身边的郎中司马迁。其二，司马迁与任
安、田仁三人相友善。据《田叔列传》及褚补，任安与田仁同为大将军卫青 舍人，被赵禹奉武帝之命选中为郎。又据《卫将军骠骑列传》与《三王世家》
可考知，任安在无狩四年尚为大将军舍人，元狩六年己为太子少傅，则进宫 为郎当在元狩四年至六年之间的元狩五年。司马迁、任安、田仁三人的友谊
当是同僚为郎建立起来的。按上述其一、其二两个因素的交叉，可以考定， 元狩五年为司马迁最早的出仕之年。
汉朝郎官系统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四级。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 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郎官无定员，可多至上千人，职务是“掌守
门户，出充车骑”②，为皇帝的侍从，多由二千石高官子弟和富家子弟充任。
《汉书·哀帝纪》应劭注引《汉仪注》，二千石高官，视事满三年，“得任 同产若子一人为郎”。同产，指亲兄弟；若子，或亲子。又《汉书·张释之
传》如淳往引《汉仪注》，家资五百万得选为常侍郎。张释之、司马相如， 皆以赀为郎。此外，李广、赵充国，皆出自行伍，善骑射杀虏立功为郎。又
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等六个边郡的良家子，由郡国推荐为 郎①，这些途径，司马迁都不具备。那么司马迁何自为郎？《报任安书》有明
确说明。司马迁说：“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又说：
② 《栾城集》卷二十三《上枢密韩太尉书》。
① 见《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绪业，即余业。《汉 书·杨恽传》载杨恽《报孙会宗书》，称自己为郎是“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
卫”，可为此左证。司马迁靠父亲的荫庇，得仕为郎。司马迁父司马谈为太 史令，秩六百石，不是二千石高官，司马迁得以荫庇，算是破例，尽管郎中
只是低级郎官，已经很荣耀了。元狩五年孔安国为谏大夫。司马迁是孔安国 私淑弟子。元狩五年选郎官，司马迁得到老师的推荐，亦在情理中。
郎官为皇帝侍从，积资外迁，往往得为外朝各部门的长吏，出守地方为 令、长，是仕进的阶梯，平常亲近皇帝，被人们视为出仕的正途。在西汉初
年，还是出仕的最主要途径。举贤良、举孝廉、博士弟子都是逐渐建立起来 的。博士弟子高第者才可为郎。由于司马迁超群绝逸的才干，很得汉武帝的
信任。武帝从无鼎四年起巡行郡县、祭祀五帝、东巡封禅，司马迁常为侍从。
三、奉使西征巴蜀以南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这是司马迁青年时代出仕郎中以后所做的第一件 大事。此次奉使之游可与二十壮游比肩相映，所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
中紧接二十壮游之后赫然大书：“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 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以仕为郎中为基点，“于是”二字上承二十
壮游，下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只作语法关联，因壮游、出仕、奉使三者 在时间上并非连续之事，中间各有数年间隔，为了在行文中显示这层意义，
“于是迁仕为郎中”应独立成句。司马迁生年建元六年说论者，释“于是” 为实义的介词结构，指“就在这个时候”，视为连续之事，大误。
“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接下云：“南略邛、笮、昆明，还报 命”，这几句话是交待司马迁此行的任务，还须作一番考证，其义方显。所
用时间及路线，可大体推得。
欲知司马迁此行任务，“征”与“略”二字是关键。征，《说文》、《尔 雅》皆释为“行”，这是征字的本义。查《史记》司马迁载述游历的用语有：
游、上、行、至、过、渐、浮、适、登、返、还等字，无一处用“征”作“行” 的。此处之“征”字，与“略”字呼应，是军事政治用语。征，即征伐，征
定；略，即抚定，指开拓疆上，设郡置吏。如“唐蒙使略通夜郎”，“司马 长卿便略定西夷”，都是设郡置吏。司马迁此行既“征”又“略”，是指在
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设置郡吏。因此《集解》注引徐广曰：“元鼎六年，平 西南夷，以为五郡。”也就是说，司马迁此行为钦差大臣，肩负“经略西南
夷之任务”①。这对司马迁创立民族史传，形成民族一统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分层讨论。1.奉使时间。
司马迁奉使时间，学术界歧说纷坛，兹不引述。实际上有文献可考，至 为明确。元鼎五年秋九月，汉武帝遣五路大军征讨南越。其中一路是驰义侯
遗率巴、蜀兵南下，“咸会番禹”。遗征调夜郎兵，而夜郎既内属汉，又与 南越通，感情上不愿南越灭亡。于是，在夜郎支持下，且兰君反汉，阻滞已、
蜀兵南下。元鼎六年冬十月，武帝东巡，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得报闻南 越破，而巴、蜀兵受阻，“春，至汲新中乡，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以为 武都、柯、越
、沈黎、文山郡”①。司马迁从巡武帝，这一下达征略西 南夷的使命就落在了他的肩上。在司马迁之前，奉使西南夷的有司马相如、
公孙弘，都是智能之士。此次任务重大，汉武帝在巡游途中派使者，他挑选 侍从司马迁，正是得人。“春”，即元鼎六年正月。出发地在汲县新中乡。
汉武帝在新中乡，传来捷报，献上南越相吕嘉的首级，于是改新中乡为获嘉 县，在今河南新乡县西。司马迁当是取道洛阳，还长安，经汉中至巴郡，南
下犍为向驰义侯遗传达征讨南夷的命令，同时有副使至蜀郡传达征西夷之命 令。司马迁抚定南夷，转入西夷，由昆明、邛、笮至成都而“还报命”①，已
是第二年（元封元年）的春末了。因《太史公自序》明确记载见父于河洛， 时在元封元年。考《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缑氏，“遂东
① 见《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服虔注。
① 方国瑜：《史记西南夷传概说》，载《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 4 期。
① 《汉书》卷六《武帝纪》。
巡海上”。夏四月癸卯（四月初七日），“上还，登封泰山”。司马谈从巡 武帝，春正月东出京师，因病留滞周南。司马迁还报命，因武帝东巡，故追
寻至行在所，遇父于河洛。因有君命在身，故司马迁见父亲后，东行从封泰 山，故《封禅书》曰：“余从巡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据此推算，
司马迁还报命在元封元年二、三月间。据祁庆富的推算，奉使西南夷的往返 时间须经半年之久②。从元鼎六年春正月至元封元年二、三月，共十五个月，
减去途中六个月，则司马迁在西南夷随军征略的时间约有八、九个月，故能 在邛、笮、昆明广大地区作充分的考察。
2.司马迁奉使职衔及任务。 司马迁奉使，应是以监军身分征略西南夷，其任务是设郡置吏，任务重
大，圆满完成，故班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把司马迁与丞相公孙弘并论，称 之为“英俊”。班固说：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 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①。
唐蒙、司马相如奉使西南夷，皆为郎中将。司马迁这次奉使亦当是郎中 将，才具有监军并设郡置吏的权力。
西南夷是对西夷和南夷的总称。它的地域，以汉王朝西部边郡巴、蜀为 中心，以南称南夷，以西以北为西夷。以今天的地域来说，西南夷的范围包
括了云贵两省，以及四川宜宾以南，成都以西以北地区，还包有甘肃东南部、 陕西西南一角。这一片地区，山川纵横，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所以各民族
比较闭塞，形成了君长以什数的许多城邦小国，各部族国经济文化发展极不 平衡。汉武帝经营西南夷，时断时续，从建元六年唐蒙通使起，到元封二年
王然宇抚定滇国止，前后经营了二十七年，才告成功。唐蒙、司马相如、公 孙弘、司马迁、王然宇等人都参与了抚定工作。司马相如于元光元年（前 134
年）、元光五年（前 130 年），两次出使西南夷，告喻巴、蜀父老，抚定邛、 窄、冉驼、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取得了很大成功。司马迁有意识地
将《司马相如列传》蝉联在《西南夷列传》之后，使两传互文相补，表现了 司马迁颂扬民族一统的思想倾向。
元鼎元年，汉武帝大规模地开通西南夷，全面地推行郡县制度于边邑， 并将这一重大使命交给了司马迁。驰义侯遗已率大军在且兰境内，在南夷东
部，当今贵阳市东。中郎将郭昌、卫广率八校尉之兵，听驰义侯遗节制。郭 昌、卫广等，攻破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柯郡。夜郎震恐，自动入
朝。汉朝的西路军，诛邛君，杀笮侯，冉震恐，请臣置吏。于是“以邛都 为粤郡，笮都为沈黎郡，冉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②。度其
形势，司马迁应由已向西南行至犍为郡，对驰义侯传达征略南夷之诏令。由 副使至蜀郡传达征西夷之诏令。此次征西南夷，主力在东路，而西南夷，又
以南夷的夜郎、且兰、滇等为大国。司马迁是奉使设郡置吏，首先置柯郡， 而后至西夷境，由昆明而邛，而笮，而成都北返还京。《太史公自序》行文
② 司马迁行进路线详后“奉使职衔及任务”一节。昆明，族名国名，在今云南大理、保山一带；邛，在今 四川西昌市；笮，在今四川汉源县。
① 祁庆富：《司马迁奉使西南设郡考》，载《中央民院学报》1981 年第 3 期。
② 《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而不作“奉使西征，略地邛、 笮、昆明”，旨在突出“巴、蜀”两字，表示此役以巴，以蜀为基地，东西
两路同时并进征讨南夷和西夷。司马迁为特命钦差，直接设郡置吏，他要历 经南夷、西夷所设新政区，所以用“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的言词来表达。
巴、蜀二字为眼目，不可轻轻放过。
元鼎六年，滇国还没有内附。元封二年，由王然宇率破南越之军进入滇 国，滇王请置吏入朝，汉置益州郡，经营西南夷才最后告成功。因元封元年
汉武帝封禅泰山，要祭告夭地称成功，因此司马迁未等到滇王入朝就还报命 了。
奉使西征及生活体验，无疑是激发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最重要的原因。 至于司马迁在民族史传中所表现的民族一统思想，本书将在第八章中评述。
四、扈从武帝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个性奇倔，好动不好静，他一生都在巡幸。汉武帝 七十一岁那年，就死在盩屋行宫（在长安西）中。据《汉书·武帝纪》不完
全的记载，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巡幸三十四次。以元鼎三年为分界，前二十 七年，汉武帝集中全力打击匈奴，只有四次近距离的巡幸，西到雍祠五畤，
北到甘泉郊泰一神。元鼎四年以后二十七年巡幸二十八次，平均每年一次， 而且大多为远距离的巡幸。《武帝纪》记载不全，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还要
用《史记·封禅书》加以补充。
汉武帝从元鼎四年起巡行郡县，旨在宣扬大汉威德，以封禅和求仙为主 要内容。武帝出巡，规模浩大，历时长久。半年以上的巡幸就有六次。其一，
元封元年封禅泰山，历北边，从正月至六月，半年。其二，元封二年东巡封 禅泰山，临瓠子塞河，从冬十月至夏六月，历时九个月。其三，元封四年祠
后土，巡北边，从冬十月至春二月，历时五个月。其四，元封五年南巡大江， 北至泰山，从冬十月至夏四月，历时七个月。其五，太初三年东封泰山；其
六，征和四年东封泰山，这两次均历时半年。《封禅书》载，汉武帝立太一、 后土祠，“三年亲郊祠”。元鼎四年立后土祠于河东汾阴，按三年一次巡幸
计，至后元二年前后应为八次，可考者《武帝纪》载五次，查《封禅书》可 再补两次，即可考者七次，与制度基本相符。也就是说，封禅泰山，郊祠后
土，三年一次亲郊祠，汉武帝认真执行。粗略统计，汉武帝上泰山封禅八次； 每次又东巡海上求仙，天汉三年还专巡东海，共临东海九次；巡幸河东后土
七次；元鼎四年以后西上雍祠五帝六次。汉武帝所有这些巡幸，只有两次除 外，司马迁都扈从参与。《史记》中有生动的记载：
《五帝本纪赞》：“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①
《封掸书赞》：“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 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
以览焉。”
《河渠书赞》：“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齐太公世家赞》：“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 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
《蒙恬列传赞》：“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 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
如果从元狩五年司马迁仕为郎中起，到征和四年汉武帝最后一次封禅泰 山止，前后扈从武帝三十六年，时当公元前 118 至前 89 年，从巡二十六次。
其中，从元鼎四年（前 113 年）到太始四年（前 93 年），前后二十一年，从 巡二十一次。元封元年十月，汉武帝率十八万骑北出长城威震匈奴，此时司
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未能从巡；天汉三年，汉武帝巡幸东海，此时司马 迁下狱受腐刑，亦未能从巡，除此两次，司马迁皆从巡武帝。司马迁不是劈
幸小臣，他以才能取进，而能在汉武帝身边长期蒙受恩遇，在历史上也是罕 见的。
扈从武帝，使司马迁跻身于封建中央王朝的神经中枢，了解大量机密， 像“入寿宫侍伺神语”，这类触及汉武帝隐私与心理的活动，“其事秘，世
①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莫知”，司马迁也得以参与。这些生活经历，是司马迁写《今上本纪》和《封 禅书》等篇的基础。
司马迁在从巡中，了解各地民情，察看历史遗迹，用以印证历史的记载。 汉武帝西上雍祠五帝，东巡河东祠后土，南登嵩高祠太室，北过涿鹿，以及
东封泰山巡东海，历经关中、关东，大河上下，举行祭礼山川百神的活动， 这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这些地域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心，五帝、
夏、殷、周政治统治的中心，这对于司马迁搜集遗闻，撰写五帝夏商周诸本 纪，以及春秋战国时期诸世家，无疑有重大的影响。大江南北在秦汉时为边
远地区，却是富有浪漫色彩的楚文化中心，故司马迁二十壮游重点在南方。 布衣时南游，这一安排，体现了司马谈具有远见的卓识。
元鼎四年，汉武帝首次大规模出巡，周游河洛，观省民风，十分排场。 元鼎五年西登空同，北出萧关，带领数万骑打猎于新秦中，气派十分雄伟壮
观。扈从武帝的司马迁，在观赏这些场面之后必将激发起无限的豪情。司马 迁在《史记》中擅长激烈和盛大场面的表现，是和他几十年扈从武帝的豪放
巡游分不开的。司马迁扈从武帝，使他深深地呼吸着大一统时代的新鲜气息。 天汉三年，司马迁不幸遭李陵祸而受腐刑。汉武帝惜其才，赦司马迁出
狱为中书令，被一般的人目为尊宠任职，而司马迁的感受却是痛不欲生的奇 耻大辱。司马迁与汉武帝从君臣相知而走向君臣相怨。此时司马迁以冷静的
思虑重新观察武帝的巡幸与帝王排场。《封禅书》说：“今天子初即位，尤 敬鬼神之祀。”司马迁把他歌颂的笔触转向冷嘲热讽与讥刺，从而更深刻地
展现了历史生活。秦王朝的雄伟工程，万里长城、驰道、直道，不知由多少 白骨把它堆筑而成，司马迁发出了不平的叹息，批评秦朝政治“固轻百姓力
矣”。司马迁从巡武帝，实地经历，感受深刻，运于笔端似有千钩之力，使
人读来悲愤郁抑，引起共鸣。
五、负薪塞河
兴修水利是发展农业的一个基础。传说大禹治水得天下，从此，历代帝 王治水被视为圣明的表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铁工具的使
用，水利事业蓬勃发展。春秋时的鸿沟，沟通了黄河与淮水两大水系。战国 时各国发展经济，兴修水利是突出的表现。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
内。秦关中郑国渠，蜀守李冰修治都江堰，最为有名。都江堰历经两千多年， 至今造福人民，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水利工程，并使岷江离碓成为当今的旅游 胜地。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它也给人们带来了水患。历史上它曾多次决 口横流，泛滥成灾。提起黄河，旧时人们不寒而栗。历代统治王朝所耗费治
黄的人力、物力不可胜计。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大规模兴修水利是从汉武帝 开始的，通渭，引汾，开褒斜道，穿洛，塞河，都是这一时期进行的水利大
工程。塞河最为壮观。元封二年（前 109 年），为害二十余年的黄河大决口， 终于给堵塞了。这是人与自然斗争的一场伟大壮举。司马迁亲身经历了这场
斗争，追想大禹治水的功业，回顾三代以来治水的经验，面对汉代治水的伟 大业绩，感奋异常，创作了《河渠书》。
《河渠书》以大禹治水开篇。他治水十三年间“三过家门而不入”，有 智有勇，任何困难和挫折都不能使他低头。他“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
蹈毳，山行即桥”。遇到困难，他总能想出克服的办法，终于完成了“以别 九川，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的伟大事业。大禹治水的传说经司马迁描写，
成为有声有色的历史故事；大禹顽强斗争的精神，成为鼓励人们树立自信心 的精神财富。大禹治水的成功，是人定胜天观念的形象化。司马迁的记载，
则熔铸了人们实际治河的经验，读来十分亲切。
汉兴三十九年，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 168 年），黄河决堤酸枣，东溃 金堤。酸枣，汉县名，在今河南延津西南。金堤，又名千里堤，在今河南滑
县境内。汉文帝动员了大量的部队和民工进行修治。此后又过了三十六年， 至武帝元光三年（前 132 年），五月丙子（五月初三日）河决瓠子。瓠子，
古水名，是分黄河水而形成的一条溢洪水道。瓠子分河之口称瓠子口，在今 河南濮阳南。汉武帝派汲黯、郑当时等人堵塞。但是，由于外戚武帝舅田蚡
的阻扰，堵塞决口的工程被制止。田蚡食邑鄃县在河北，河南缺口，河北不 受水害。元光四年，虽然田蚡死去，但瓠子缺口一直拖了下来，二十多年没
有堵塞好。田蚡以个人的私利，不顾人民死活，身为丞相，反对堵塞黄河缺 口，还妄称“天道”以蛊惑汉武帝的治河决心。他的这一丑恶行径，暴露了
封建大官僚大地主的贪婪与腐朽。司马迁秉笔直书，给予了无情的鞭挞。
汉武帝封禅泰山，告成功于上帝，因此修冶黄河的工程又被提上了议事 日程。武帝派九卿汲仁、光禄大夫郭昌，率领数万徒众修治瓠子口。塞河需
要大量的柴薪和木桩。木桩短缺，汉武帝下令砍伐淇县境内的竹苑，以竹代 替木桩。柴薪缺少，影响治河工程。元封二年夏四月，汉武帝祠祭泰山回京，
亲率百官临赴瓠子口塞河工程现场，令扈从官员自将军以下与士卒，每人负 一梱柴薪支援塞河工程。司马迁也背负一梱柴薪参加这一伟大的治河行列。
汉武帝亲临黄河岸边，举行了祭河仪式，沉白马玉壁于河。为了激励治河将 土与徒工，汉武帝作歌二首，令万众呼唱，史称《瓠子之歌》。其词曰：
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间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
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延道驰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归旧 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
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另一首歌词是：
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污兮浚流难。搴长茭兮沈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薪不 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颓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万福来。
歌声悠扬，慷慨悲凉，飘荡在黄河上空，千人万人的和声汇成了怒号长 空的呼啸。治河工地，十余万大军，群情昂扬，山呼万岁，天子临河，激动
人心。众志成城，一鼓作气，堵住了瓠子决口。塞河工程，一是堵塞河南决 口，二是导河北行二渠使其宣泄。既防又宣，大功告成，在河堤上筑宫纪念，
取名宣房宫。于是梁、楚之地，当今河南、皖北、苏北地区消除了水患，重 新获得安宁。
司马迁负薪塞河，其时三十七岁，正是盛壮之年，西汉也正当盛强之时， 风华之年，当风华之世，而成功宏伟之业，其乐如何！负薪塞河，更加激发
了司马迁的凌云壮志。第二年，即元封三年他就要继承父志作太史令了。宣 房宫的丰碑将昭示着“太史公书”丰碑的成功，司马迁对此作了高度评价，
把宣房功业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太史公自序》说：“维禹浚川，九州攸 宁；爱及宣房，决渎通沟。作《河渠书》第七。”负薪塞河，千载难逢。司
马迁躬逢其事，它给壮丽的青年时期打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