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汉时代，家学与师承往往是造就人才的重要条件。这一章评述司马 迁家学渊源与师承的文化薰陶。给司马迁影响最大的是其父司马谈，在第四
章另作专述。本章评述的家学重点是司马迁祖上的兵学与经济学渊源。师承 着重讨论董仲舒、孔安国两位今古文大师给予司马迁的影响。至于孔子思想，
则是司马迁自己的私淑修养。
一、秦国名将司马错
司马迁的直系祖先是秦国司马氏。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是战国中期秦国 名将，与白起同时，年齿稍长。在秦国发展史上，司马错和白起是两个显赫
人物，一前一后，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司马错历事秦惠王、武王、昭王三朝， 前后三十六年。白起事秦昭王三十七年。秦惠王后元九年（公元前 316）司
马错始显于秦。秦昭王十二年（公元前 299），白起为左庶长，将兵攻韩之 新城，初试锋芒，晚于司马错二十二年。白起是晚辈，他与司马错两人为忘
年之交。司马错之孙，即司马迁六世祖司马靳是白起的得力助手，在长平之 战中为秦军副将。
司马错的主要功绩，是为秦开疆拓土，三征已蜀，一入楚境，前后四次 出征。第一次，秦惠王后元九年（前 316），司马错伐蜀，灭之。第二次， 秦武王元年（前
310），蜀相陈庄反，司马错人蜀平叛。第三次，秦昭王六 年（前 301），蜀侯煇反，司马错再次入蜀平叛，并留守在巴蜀，从此，巴
蜀为秦大后方郡县。第四次，秦昭王二十七年（前 280），司马错发陇西、 巴蜀之兵，有众十万，装船万艘，载米六百斛，从巴蜀的涪水逆行而上，攻
楚黔中郡，并迫使楚割汉水北岸地入秦。秦控制了长江上流，直接威胁楚都 郢。两年后，公元前 278 年，白起就攻破了楚都郢，迫使楚王东迁至陈。从
此，南方强楚，一蹶不振。
秦惠王后元九年，在攻取巴蜀问题上，秦廷曾有一番争论，这就是有名 的司马错难张仪的伐蜀论。
在春秋战国时，巴、蜀是四川盆地境内的两个大国。蜀王别封弟于汉中， 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在今四川广元西南）。苴侯与巴王友好，巴与蜀为
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且求救于秦，时当秦惠王后元九年。苴 地当秦通巴、蜀的咽喉要道，秦惠王想趁机出兵伐灭巴、蜀，扩大秦国疆域。
但秦兵西出，中隔秦岭，道路险阻，行军十分困难。当时秦相张仪正大力推 行连横政策，他要用武力作后盾，力主伐韩，迫使其就范。在先伐韩，还是
先灭蜀的问题上，秦惠王拿不定主意，就召集群臣讨论。张仪与司马错正好 立场对立，秦惠王让他们互相辩难，充分阐述各自的理由。这场论难，见《战
国策》卷三《秦策一》，后人标题为《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章》，
《史记·张仪列传》作了全文引载，这是一篇古代著名的兵略学理论文章， 它阐明了兵政关系，战争应从属于政治，是为富国强兵服务的。
当时形势，秦惠王承商鞅变法之后，国力充实，图谋发展。司马错与张 仪的争论，主旨是强调向何方发展，要充分考虑国家实力与国际政治形势。
张仪主张取中原心脏之地，威诸侯，成王业。司马错认为时机还不成熟，秦 国犹为国小民贫之国，取蜀足以广国，得其财可以富民，如此，则“利尽西
海”，又可博得“禁暴止乱”的好名声。司马错的主张，立足于总体形势分 析，实际上是要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收获，采取军事行动要以政治为
先导，师出有名而有利，不赤裸裸地以众暴寡，以犯众怒。秦惠王权衡利弊， 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并立即行动，当年十月，秦灭蜀，虏巴王。
司马错难倒策士张仪，表现了他识高一筹，谋略非凡。历史证明，司马 错经营巴蜀，取楚黔中，完成了秦对楚国迂回的战略包围，居高临下攻楚，
意义十分重大。《史记·张仪列传》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 诸侯。”张仪说楚王与秦连横，也以威胁的口吻对楚王说：“秦西有巴蜀，
大船积粟，浮江已下，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关①。扞关惊，则从境 以东尽城守矣。”由此可见，秦取巴蜀，对于进攻楚国，处于多么有利的战 略地位。
司马氏之兵学渊源还可以追溯更远。《太史公自序》追述了司马氏祖先 远祖世系，有着两大光荣的祖德传统，即或为文吏世典周史，或为武将建功
立名。在司马氏的家谱上，武职的光辉比史职的闪光更为夺目。周宣王时的 程伯休甫就是一位著名的将军，垂名于多种典籍之中，《诗·大雅·常武》
赞颂了他的事迹：“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甫，左右阵行，戒我师旅。率彼淮 浦，省此徐土。”《国语·楚语下》观射父论绝地天通条亦述载此事。据韦
昭注，程是国名，伯是爵级，休父是人名，他以伯爵诸侯任职为司马。西周 有大司马，是执掌兵事的最高武职。西汉时史游著《急就篇》，在“司马褒”
下注云：“程伯休甫，周宣王时，有平徐方之功，赐以官族，为司马氏。” 从此，休甫之后裔以司马氏为姓，传习兵法剑术，因此兵学成为司马氏深厚 的家学渊源。
司马迁六世祖司马靳，《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广说：“靳，一作蕲。”
《秦本纪》、《白起传》作“梗”。靳、蕲、梗三字一音之转，实为一人。
“靳”与“蕲”韵近，“靳”与“梗”声近。也就是说《秦本纪》和《白起 传》中的“司马梗”即《太史公自序》中的“司马靳”。长平战后，秦军分
三路攻赵。白起自率一军定上党。王龁率一军取皮牢。司马梗率一军北定太 原。公元前 257 年，白起不肯为秦攻赵邯郸，被秦昭王赐死，司马靳（梗）
连坐而死。白起不肯为将，因为他认为攻围邯郸机会已失，不能取胜，他宁 死也不做败军之将。秦军攻围邯郸，诸侯救赵，果然大败秦军。司马靳连坐
而死，由此可见他的志节，大约也是不肯做败军之将拒绝出征而被赐死，同 时也说明了他与白起的密切关系。
从上所述，司马氏祖上从程伯休甫到司马错，武功显赫，激发子孙壮志。 司马错秦国名将，从未打过败仗，以政治指导军事，识高一筹。司马靳不做
败军之将，效法白起而死，具有抗强梁的品德。司马迁祖上的显赫军功和思 想品德，在一代又一代子子孙孙的口耳相传和言行身教之中形成宝贵的家学
遗产。司马谈临终，拉着司马迁的手垂泣而教，要他以孝子的名义发誓效周 公发扬祖德，光耀先人。司马氏世典周史和治兵置阵的兵学，就这样在《史
记》中得到发扬光大。
① “南浮江淮”，兼及二十壮游。
二、秦铁官司马昌和汉市长司马无泽
《太史公自序》云：“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 长。”总共只有十九个字，但它所反映的时代内容，却是无比的丰富。
在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已经广泛使用。到了战国中期，铁器工具得到大 规模的推广。农业工具有耜、铫、镰、鎒、铚等，木工工具有斧、锯、钻、
凿等，女工工具有刀、锥、针等。考古发掘，战国出土的铁器，北起辽宁， 南至广东，东到山东半岛，西到陕西、四川，包括战国七雄在内的广大地区。
铁工具的普遍推广使用，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战国时代，
各国有作为农副业的家庭手工业，有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业，有豪民经营的 大手工业作坊，有政府大规模经营的官营手工业工场。煮盐、冶铁、铸钱是
当时的三大手工业支柱。冶铁、煮盐，在深山大泽之中进行，需要较大的投 资，以及一定数量劳动力的密集，除了政府经营外，则“非豪民不能通其利”
①。战国时魏国孔氏，赵国卓氏、郭纵，韩国程郑等，都是大冶铁商。秦并六 国，迁孔氏于南阳，迁卓氏、程郑于蜀，到西汉初，他们又东山再起成为大
冶铁商。汉诸侯王吴王刘濞，煮盐、冶铁、铸钱，三大业并举，富比汉王室， 成为尾大不掉的地方割据势力。
战国时列国纷争，战争频仍，国家与社会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剧增，各 国统治者为了招徕人民，必然实行宽松的政策，因而形成经济上的自由竞争
和思想上的百家争鸣。所以战国时商人很活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 下攘攘，皆为利往”①。小商小贩，“坐列贩卖”；豪商大贾，交通王侯。他
们囤积居奇，操纵市场，长途贩运，牟取暴利。所谓“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 贾，千乘之国必有干金之贾”①。范蠡、白圭、吕不韦等巨商大贾，就这样应 运而生。
城市是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以及手工业者的聚居地。战国时 列国都城，以及郡县治所，都发展成为规模不等的城市。齐国临淄是当时最
大的城市之一，据记载有七万户人家，壮年男子二十一万，居民都喜欢音乐 游戏，十分繁华。当时人形容它“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
挥汗成雨”②。《史记·货殖列传》对秦汉统一的全国各地区城市经济有生动 的记述。秦国的经济落后于东方六国，但商品经济仍有很大的发展。秦地千
树栗，渭川千亩竹，年收入二十万，与食邑千户的封君等列。秦都咸阳，西 汉都长安，成为统一的秦汉王朝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考古发现，秦都
咸阳宫殿区建筑在今咸阳北原上，宫殿南为手工业作坊及居民区，居民区以 东为市。城有城门，市有市门。几条横贯城中的大道将咸阳自然划为几个区。
这一城市格局，反映了秦都昔日的建筑规模和繁荣景象。
铁官和市长，就是适应城市商品经济发展而设置的政府管理机构。秦都 咸阳，汉都长安，均以关中为京靛地区。秦置内史掌治京师。汉分为二辅，
即京兆尹、左冯诩、右扶风。三辅治所都在京师，长安市政的管理分属三辅。 京兆尹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又都水、铁官两长丞。”左冯翊属官有
① ■关：在今四川奉节东，为屏卫楚都郢的上游门户。
① 《盐铁论》卷一《禁耕》。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② 《管子·轻重甲》。
“廪牺令丞尉，又左都水、铁官、云垒、长安四市四长丞。”又朝廷九卿大 司农属官“斡官、铁市两长丞。”各部门令、长为正职，丞为副职。从上所
述，京师的铁官有三个系统，京兆尹与左冯翊均有铁官长、丞，大司农有铁 市长、丞。市长有两个系统，京兆尹长安市令、丞，左冯诩长安市长、丞。
由于《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简约，这些官属的职掌，以及交叉关系，均 有待查考。
1、秦国铁官。 铁器生产是古代的重工业，关系国计民生至为重要，政府对生产、销售
的管理都十分严密。秦惠王时，蜀守张若治成都，置盐铁市官，与当时秦都
“咸阳同制”③。可见秦国在战国时代，从首都到地方通都大邑，就设置了盐 铁官。“铁市长丞”，以“铁市”两字连用，说明铁官职能不仅管理手工工
场，还管理铁市买卖与征税。仅武帝实行盐铁专卖，取缔个人经营，加强了 盐铁管理，扩大了盐铁机构。《汉书·地理志》载，西汉中期，政府在有关
手工业生产的地方，设置工官八处，盐官三十五处，铁官四十八处。大司农 置副卿盐铁丞总领。京师三辅地区，地方铁官有京兆尹之郑县、左冯诩之夏
阳、右扶风之漆、雍两县共四处。京师三个铁官系统，京兆尹、左冯翊之铁 官管理所属地方铁器生产及专卖，大司农所属“铁市长丞”，是专管京师铁 器市场的铁官。
司马昌“为秦主铁官”，既是京师咸阳的铁官，同时又是全国的最高铁 官，职同西汉大司农的盐铁丞。随着秦并六国，司马昌的职掌范围，也推向 全国。
2、汉长安市长。 京兆尹属官“长安市令、丞”，见《汉书，郊祀志》，所掌为皇帝巡幸
境内离宫别馆时的供应官，即专供宫廷的采办官。左冯翊属官“长安四市长、 丞”，管理京师全城范围的市场供销及征税。“长安四市长丞”，学术界误
认为是长安有“四市”，每市置一长一丞。“长安四市”是对长安东南西北 全城商业市场的统称。“四长丞”是合都水、铁官、云垒、长安市等四个部
门的并称，各置一长一丞。长安四市，统称长安市。据班固《两都赋》、张 衡《西京赋》及《三辅黄图》所说，长安有九个市，六市在大路西边，统称
西市，三市在大路东边，统称东市。在东西市之外，大学附近还有一个槐市。 大学诸生于朔望日在槐树下聚会，交易各人所带本郡物产及经传书记签磐乐
器。可以说槐市是文化区附近天然形成的图书文物市场。
关中地区，物产富饶，特产有竹、檀、柘，号称陆海。西汉建都长安， 皇室、贵族、官吏集中在都城，附近诸帝陵，所居之民皆迁移天下豪富聚居。
贵族、官吏、豪富，生活奢侈，需要大量消费品。又巴蜀地区、西北地区所 有物产与内地交流，关中是咽喉要道，长安是集散中心。因此，如果以潼关
为分界，西汉关西国土和人口只占天下三分之一，因京师在关中，却集散了 天下三分之二的财富①。
司马无泽为长安市长，管理长安九市的经济，征调全国物资，保证京师 消费，洞察全国市场信息；集散输往中原内地与西北、巴蜀的各色商品，无
疑积累起来丰富的经济学知识，以及商品流通与价值规律的实际经验。作为
③ 《战国策》卷八《齐策一》苏秦语。
① 《华阳国志》卷三。
长安市长的司马无泽，毫无疑义是当时的经济学权威。汉武帝时理财家桑弘 羊，就是司马无泽一类人物。
秦铁官司马昌为司马迁高祖，汉市长司马无泽为司马迁曾祖。昌与无泽 父子两代，在秦汉之际，分别为新旧王朝首都的经济官，这就是司马迁经济
思想形成的家学渊源。司马迁总结治生之术，首创经济史传，良有以也。
三、受学于董仲舒
董仲舒，西汉广川县（在今河北枣强县东）人，著名哲学家，今文经学 创始人，“春秋公羊学”一代大师。董仲舒景帝时已为博士。武帝建元元年
举贤良，董仲舒对策为举首①，汉武帝复问以三策，董仲舒所对，即著名的《天 人三策》。董仲舒出为江都相，两年后召还为中大夫。元朔六年受丞相公孙
弘排斥出朝为胶西相，于元狩二年致仕家居，潜心为学，三年不窥园，其精 诚如此。董冲舒约卒于元狩六年②。司马迁元朔三年壮游，归来京师受学于董
仲舒，当在董仲舒家居茂陵之时，即元狩二年至元狩六年之间，也就是司马 迁二十五至二十九岁之时。司马迁同时为其父司马谈的修史助手。
1、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为汉儒宗。 汉初高后文景之世，崇尚黄老之学，但兼存百家。儒家作为百家之一，
势力潜滋暗长。文帝时《诗》学一经立为博士，有齐、鲁、韩三家。景帝已 倾向儒学，增立《春秋》公羊学博士，胡毋子都、董仲舒当其选。景帝又任
用治鲁诗的王臧为太子少傅，时太子即后来的汉武帝从其学。另外，又任命 治韩诗的韩婴为常山王太傅，治齐诗的辕固生为清河王太傅，精通《春秋》
的文翁为蜀郡太守，从田何受《易》的丁宽为梁孝王将军。辕固生发难与黄 子辩论汤武革命，无疑地是受到景帝鼓励的。
汉武帝即位伊始，大举贤良，董仲舒对《天人三策》，以独尊儒术作结。 其言曰：
臣愚以为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 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 明，民知所从矣。
汉武帝纳其言，讽丞相卫绾上奏，罢黜百家。在窦太皇太后干预下，这
一次公开的儒道斗争，表面上仍以儒家失败而告终，但独尊儒术的序幕已经 拉开，董仲舒在《天人三策》所提出的治国理论为汉武帝所全面接受。建元
六年窦太皇太后死，接着汉武帝改元元光，大刀阔斧地推行更化政策，董仲 舒被尊为群儒之首，享有很高的威望。元朔五年（前 124 年）置博士弟子员，
兴立大学，不仅“公羊春秋学”以董仲舒说为典范教义①，其他经学也以今文 说模式教学，从而奠定了董仲舒今文经学创始人的地位。
董仲舒一生以讲学为业，著作很多。据《汉书·董仲舒传》，凡百二十 三篇又十余万言。现存仅有《春秋繁露》及《天人三策》。《春秋繁露》系
统地阐述了公羊学理论。全书十七卷，八十二章。唐贾公彦在《周礼义疏》 卷二十二《大司乐疏》中释其义说：“繁，多；露，润。为《春秋》作义，
润益处多。”是书有清凌曙注。凌序称：“体大思精，推见至隐，可谓善发 微言大义者也。”成书约在景帝时。《天人三策》可以说是《春秋繁露》的
精义摘要，表现了董仲舒思想的纯一与成熟。
① 《史记·货殖列传》云：“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 什居其六。”
② 学术界一般认为，董仲舒举贤良在元光元年五月，此从《汉书·武帝纪》为说。《资治通鉴》系于建元
元年。综核史实，元光元年武帝未举贤良，元光五年举贤良公孙弘为举首，这之前只有建元元年举贤良，
而董仲舒为举首。详拙作《董仲舒天人三策应作于建元元年》，载《兰州大学学报》1987 年第 4 期。
① 据施之勉《董子年表订误》。
2、司马迁师承董仲舒。
《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与壶遂问答。壶遂问：“孔子何为而作《春 秋》？”司马迁答：“余闻董生曰”云云。董生是对董仲舒的尊称。司马迁
的长篇答语，即论《春秋》之义，就是化用《春秋繁露》的论述，也就是说， 司马迁论《春秋》，本之于董氏今文学。《自序》云：“子曰：我欲载之空
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见《繁露·俞序》篇。《自序》云：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 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见《繁露·盟会要》。《自序》云：“《书》以道
事”，“《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见《繁露·玉杯》。“拨乱世， 反之正，莫近于《春秋》”，见《繁露·王道》。“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
见《繁露·重政》。“《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人，亡国五十二”，见《繁 露·灭国上》。“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云云，见《繁露·俞序》。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见《繁露·楚庄王》。孔子作《春秋》 以当一王之法，这是董仲舒的核心的思想。《春秋繁露·玉杯》篇说：“《春
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 以成文采。”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孔子次《春秋》，“以制
义法，王道备，人事浃。”这些都可说明司马迁理解的《春秋》大义，以及 孔子创作动机，是依本于董仲舒的思想。《史记·儒林列传》对董仲舒的公
羊学作了高度的评价。司马迁说：“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 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对希世用世的公孙弘则批评说：“公孙弘治
《春秋》不如董仲舒。”从司马迁的思想倾向及感情色彩，说明他与董仲舒 具有师承关系。
3、董仲舒对司马迁的影响。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是著名的天人合一目的论，基本上是 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但他并不是一个神学目的论者。事
实上董仲舒所讲的天，既有人格神的上帝之天，也讲自然与道 德之天①。董仲舒论证的天人合一，目的在于构建天地万物归于一元的统
一世界①，为秦汉大一统政治服务。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伦理，无疑地给古 代的中国人民套上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的四大绳索，从阶级观点来看，
它为封建政治服务，局限性是明显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在秦汉时 期，它无疑又是现实政治人际关系的条理化，为当时的中央集权所必须，起
了聚凝的进步作用。客观地说，董仲舒本人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他讲天人感应遣告说，主观目的是借天的权威来限制君权，避免横暴之君昏
乱国家。所以他在政治上提倡仁政，主张新王改制，薄赋敛，省力役，耕者 有其田；又提出兴学校，举孝廉，保证贤人从政，宣扬行善得众，贵德重人
等思想，这些都是当时先进的思想，在西汉政治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① 丞相公孙弘亦治《公羊春秋》，经过辩论，公孙弘学未被立于学官，由此可见董仲舒的学术地位。见《史 记·儒林列传》。
① 《春秋繁露·郊义》：“天者，百神之君也”，《深察名号》：“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人副
天数》：“唯人独能偶天地。”这里的天是一个人格上帝神。《玉杯》：“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
此为道德之天。《天地阴阳》：“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 这里说的天是物质的天，自然的天。
司马迁接受董仲舒的思想，可以说是“前期公羊学派中的重要人物”①， 但司马迁并没有把公羊家的学说全盘接受，而是批判继承。司马迁对公羊学
的批判表现是：其一，怀疑和讽刺灾异说；其二，不取公羊家的讳饰态度； 其三，不贵虚名。司马迁接受公羊学的影响是：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
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其二，公羊家“尊王 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其三，
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②。
总之，司马迁师事董仲舒，深受其影响，吸收了公羊家学说的精华，但 他以批判的精神作了改造，借用董氏语言而意义更加精微和进步，实质是作
了发展和改造。例如《自序》引董仲舒言答壶遂问，司马迁说：“余闻董生 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
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 夫，以达王事而已矣。”这段话的精义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所
谓为后王立法。《汉书·司马迁传》作“贬诸侯，讨大夫”，删去“天子” 与“退”三字，即删去了“贬天子”一句，这是不符司马迁思想的。班固认
为天子不可贬，司马迁认为天子有过亦可贬。这里不仅仅是反映了两个史学 家的思想差异，也反映了司马迁对《春秋》主题以及对董仲舒为后王立法思
想的发展。“贬天子”，既非孔子思想，亦非董仲舒思想。在追溯公羊家本 始思想时，班固的删削无疑是正确的；但讨论司马迁思想时，班固的删削却
是大谬不然。司马迁正是发展了公羊学，所以他才写出了比《春秋》规模更 大、褒贬尺度更富于人民性、内容体制更符合大一统时代要求的伟大作品《史
记》，这实在是一个空前的壮举。
① 《天人三策》：“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春秋繁露·重政》：“是以
《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故元为万物之本。”这里的“元”“原”“始”“本”“一”都是宇宙 本原的代用语，将整个宇宙世界归于一统。
② 杨向奎：《司马迁的历史哲学》，载《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
四、问故于孔安国
孔安国是孔子的第十二代孙，鲁国曲阜人，西汉武帝时的大经学家，兼 通今古文学。孔安国的古文学，承受家学，他的今文学是向申公学《诗》，
向儿宽学《今文尚书》。儿宽是伏胜的再传弟子，欧阳生的学生。申公、欧 阳生都是西汉著名的今文学大师。汉武帝元朔二年，孔安国为博士，元狩五
年官至谏大夫，元狩六年出为临淮郡太守，不久就死在任上。司马迁向孔安 国问故，也是二十壮游归来京师之事，应在元朔末至元狩末，即司马迁二十
二、三至二十七、八岁之间。
1、司马迁问故的内容。
《汉书·儒林传》载：
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 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
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 篇，多古文说。
这段记载，说明司马迁师事孔安国，问故习《古文尚书》，至为明白。 结合《史记》考察，司马迁问故，不限于《古文尚书》，而重点却是《古文 尚书》罢了。
西汉经学有今古文之争。用战国时古文写的经书称古文经，用汉代简化 的隶书写的经书称今文经。经过传写，今文经与古文经在文字上有异同，这
是正常现象。《今文尚书》是伏胜口授，晁错纪录整理，文字异同会更大。 文字异同，只是一个校勘问题，并不是根本性的学术分歧。孔安国传《古文
尚书》，以今文字读之，也就是转写成今文。所谓今古文之争，是指两种不 同的解说。古文家训诂简明，不凭空臆说，排斥迷信，有高深的学术修养，
被称为朴学。古文经学，政治倾向保守，道法尧舜，不适应变革的秦汉大一 统政治。董仲舒是治公羊春秋学的大儒，他融会道法，折衷孟荀，把经学阴
阳五行化，整齐百家之学于儒学，宣扬大一统，以天人合一理论推行阴阳灾 异，主张更化改革，从而创立了今文经学。今文经学，解说经义依政治需要
而推衍，繁琐、迷信、穿凿附会，很少有学术价值。到东汉，今文学与谶纬 学结合，走入死胡同，释一字一句，往往用数万言，甚至数十万言。东汉末
古文经学兴起，随着汉家政治的结束，古文经学取代今文经学获得了正统地 位。
今文经学因适应大一统的政治需要而成为西汉时期的官方哲学。大学五 经博士十四家，全为今文经学。郡国有文学之官，地方学校当然也以今文授
学。士人读书做官，走博士弟子应试是正途，因此西汉儒学大兴，也就是今 文经学大兴。司马迁出仕，立身处世，以今文经学力准则，这是毫无疑义的。
正因如此，司马迁问故《古文经学》，引古文说述史，所以班固才在《儒林 列传》中作了特别的记载。
《尚书》为秦火所焚，伏胜口传《今文尚书》只有二十九篇。孔安国所 传《古文尚书》是孔氏壁藏的古本，较为完整。孔安国以今文字校读，多出
十六篇。孔安国死后，其家才献于朝廷，时值巫蛊案发，朝廷混乱，未立于 学官。这说明，孔安国是私传《古文尚书》，司马迁是孔安国的私淑弟子。
司马迁十岁诵古文，早已能识读古文书。可见司马迁问故，是问古文家大义， 即“古文说”。说，即解说。《古文尚书》多出的篇目，也只有孔安国私传。
孔安国兼通今古文学，如何将两者融会贯通，也是司马迁学习的内容。 此外，问故，不应当限于《古文尚书》。《儒林传》讲的是《古文尚书》师
承，自然只记载司马迁学《古文尚书》。实际上问故的范围是包括《古文尚 书》在内的广义古文学。《史记》中列举的古文就有《春秋》、《国语》、
《尚书》、《论语》、《五帝德》、《帝系姓》、《谍记》等等。司马迁述 史，“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厥协，即综合，贯通；整齐，即别
择，统一。古文典籍是原始资料记录，或早期的可靠文献。一切传说，百家 言，都要用古文来作验证，“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③。例如《谍记》载黄帝
以来，皆有年数，司马迁用《尚书》按核，认为不可信，所以不取，只作《三 代世表》，而不作年表；而《五帝德》、《帝系姓》，用《春秋》《国语》
按核，认为可信，于是引为依据写黄帝、颛顼、帝喾事迹。但司马迁又屏除 了其中许多不经的神话，如说黄帝“乘龙颛顼云以顺天地之纪”，颛顼“乘
龙而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秋冬乘马”等等。《山海经》也是古文， 但司马迁说：“《山海经》所言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如《山海经》载， 黄帝与
尤战，“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 杀尤”。《五帝本纪》载黄帝与蚩尤战，只说“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
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由此可见，司马迁述史，十分谨严，对古文资 料别择去取，极有章法，这也是古文学的内容。孔安国训故《古文尚书》，
对古文的去取，自然是十分精通的。
《五帝本纪》是司马迁运用古文资料创作的精采篇章之一。他不满《尚 书》“独载尧以来”，又不满“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于是他经过广
泛的调查，采民间传说，广征“儒者或不传”的文献，进行了融会贯通，去 粗取精，写成《五帝本纪》，以黄帝为首。这篇只有三千四百五十字的本纪
（未计赞语字数），在文献方面至今犹能按核的典籍就有十余种：（1）古今 文《尚书》，（2）《大载礼》中《五帝德》、《帝系姓》等篇，（3）《国
语》，（4）《左传》，（5）《世本》，（6）《庄子》，（7）《孟子》，
（8）《韩非子》，（9）《战国策》，（10）《吕氏春秋》，（11）《礼记》，
（12）《淮南子》。司马迁采摭众多文献，如何鉴别古文资料，以及别择贯 通，是古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司马迁向孔安国问故，是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以及别择古 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用今天的话说，是学习古典文献学，
以及古代历史学。《古文尚书》则是整个古文学的核心，司马迁写上古三代 史作了大量的引用。孔安国是司马迁最有益的一位历史文献学导师。
2、司马迁引用《尚书》兼采今古文和逸篇。
《史记》如何引用今古文《尚书》，清人的考据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清 人的结论有的尚失偏颇，但他们勤恳的工作成绩值得称道，替我们的研究开
辟了通道，值得肯定。
臧琳以《尧典》为例，一条一条地证明《史记》所引《尚书》为今文而 非古文。他的结论是“《史记》载《尚书》，今文为多，间存古文义。”①
段玉裁对《尚书》今古文作了全面检核，写成《古文尚书探异》一书①。段氏
③ 参阅吴汝煜《史记与公羊学》，载《徐州师院学报》1982 年第 2 期。
①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赞》
① 见《经义杂记》“五帝本纪书说”条，载《皇清经解》卷二百零二。
在序中称：“马班之书皆用欧阳、夏侯字句，马氏偶有古文说而已。”如果 我们把《史记》中摘引的《尚书》资料，与今古文对照，更多的是依据今文。
《五帝本纪》引《尧典》；《夏本纪》引《禹贡》、《皋陶谟》、《甘誓》；
《殷本纪》引《汤誓》、《高宗彤日》、《西伯勘黎》；《周本纪》引《牧 誓》、《吕刑》；《鲁周公世家》引《费誓》；《宋微子世家》引《微子》、
《洪范》，基本上为今文。所以臧琳、段玉裁作出“间存”“偶有”古文的 结论。臧、段二人的考据很有价值，为我们正确理解《汉书·儒林传》以及
研究司马迁问故内容，提供了文献依据。但臧、段二人的结论就事论事，尚 失偏颇。孙星衍就指出：“司马迁从孔氏安国问故，是古文说。”②司马迁时
代，《今文尚书》为官学，有定本，且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亦以今文校 读，所以《史记》引《尚书》文字多从《今文尚书》不难理解。而解说之义
多用古文说，或兼采今古文说，都是正常的。因为孔安国就是兼通今古文的 经学大师。
陈寿祺、陈乔纵父子进一步考证司马迁引据的《尚书》为欧阳生所传今 文《尚书》，其中亦杂有古文。当时博士所传《今文尚书》只有欧阳生一家
定为官方定本，《史记》引文据此，顺理成章。
陈氏父子致力于经今古文说的辨析。陈寿祺《左海经辩》中有“今文尚 书中有古文”，“史记用今文尚书”，“史记采尚书兼古文”等条。①。陈寿
祺认为《史记》采《尚书》兼今古文。如“《鲁周公世家》载《金滕》，其 前周公奔楚事乃古文家说，其后成王改葬周公事为今文说，此其明证矣。”
司马迁不仅兼采今古文说，有时还并存今古文说。《殷本纪》载简狄吞 玄鸟卵生契，《周本纪》载姜源践巨人迹生弃，此为今文说；《三代世表》
却记载“高宰生契，契为殷祖”，“高辛生后稷，为周祖”，此为古文说。 也就是说《史记》载殷、周始祖，一言有父，一言无父，引起了当时人们的
疑惑。褚少孙作了回答，说这是两传存疑。因为这两种说法都有传说史影， 并非今古文经学家所杜撰。无父的神生说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的史影，父生
说是反映母系氏族社会瓦解，进入了父系文明时代的史影。由此可见，司马 迁并存古今文说，不是“钓奇”，而是尽可能还历史本来面目，以存历史传
说的史影之真。 再以《周本纪》为例，所采《尚书》，文字多依今文定本，但采用义理
及训故多依古文说。《周本纪》引用《尚书》篇名共十九篇，与今传本《尚 书》对照，今文篇目有十一篇，有《大诰》、《康诰》、《酒诰》、《梓材》、
《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多方》、《顾命》、《吕刑》； 有古文四篇：《周官》、《同命》《微子之命》、《武成》；此外另有四个
逸篇：《归禾》、《嘉禾》、《分殷之器》、《贿息慎之命》。这些逸篇， 超出了孔氏壁藏《古文尚书》的篇目。《周本纪》还引有《逸周书》中《克
殷》、《度邑》等篇。《逸周书》也是古文，应当也在司马迁问故范围之内。
② 段氏是书载《皇清经解》卷五百六十七。
① 孙星衍：《今古文注疏序》，载《皇清经解》卷七百二十五。
五、私淑“至圣先师”孔子
孟子有言：“予不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②孟子自许为孔子的私 淑弟子，对孔子的学说作了发扬光大。司马迁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
人。”司马迁为孔子作传，许为“至圣”①，从此，一代哲人的光辉形象根植 在中华民族人心中。司马迁更以恢宏的气魄，吸收孔子学说和六艺经传的精
华，效法孔子精神，继《春秋》作《史记》，完成一代大典。司马迁是继孟 子之后，又一个取得重大成就的孔子私淑弟子，发扬光大孔子的“春秋历史
学”，为后世许多思想家，尤其在史学建树方面所不可企及的伟人。
1、高山仰止。
孔子（前 551—前 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在今山东曲阜。 孔子是先秦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史学家。司马迁北涉汶泗，访问孔子故居；讲业齐鲁之都，细审学术源流； 探寻孔子所走过的足迹，访查孔子的生平事迹，研究孔子的学说言论，为孔
子作传，命名为“孔子世家”。诸侯立“世家”，表示“开国承家，世代相 续”②。孔子为布衣，其学为世人所宗，代代相传，故称其传记为“世家”，
以示推崇。《太史公自序》说：“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 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
之统纪于后。作《孔子世家》第十七。”孔子的思想学说能够拨乱反正，为 后世立法，这就是司马迁作世家的原因。
司马迁笔下的孔子，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执着追求的精神。孔子的政 治理想是以“礼”力治，达到“仁”的境界。“仁者，爱人。”①仁的境界就
是一个充满了普遍人性爱的社会，上下有序，一片和融。实现仁的手段是
“礼”。所以《孔子世家》以“礼”为线索叙述孔子一生行迹。孔子幼年时
“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年少好礼”，“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 往学礼焉。”他还曾和南宫敬叔“适周问礼”。齐景公问政，他答以“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也讲的是礼。夹谷之会，他辅助鲁定公挫败齐景公， 也是以“会遇之礼”。他劝定公堕三都，根据的是“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