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司马迁之天文学，既承之于其父司马谈，又受之于天文大家唐都。 对唐都来说，他以渊博知识为司马谈、司马迁两位历史大家的老师，自属殊
荣。唐都之学，对司马氏之天文学影响至巨。
2.受《易》于杨何。 杨何，字叔元，淄川（今山东昌乐县西北）人。他是汉武帝时的《易》
学大师。《汉书·儒林传》载，杨何传《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 司马谈向杨何学《易》，则是元光元年以后的事。《史记风汉书》两书《儒
林传》记载《易》学师承如次：
田何为秦未汉初人，他因是田齐苗裔，被汉高祖从山东齐地徒往关中杜 陵，号杜田生。田何的学生除王同外，知名者还有洛阳周王孙、丁宽，齐人
服生。王同的学生除杨何外，还有齐人即墨成，广州孟佃，鲁人周霸，莒人 衡胡，临淄人主父僵。这些人都在汉朝做高官。《汉书·艺文志》载《易》
学之书，有周氏、服氏、丁氏、杨氏四家今文学。由此可见，汉武帝时代，
《易》为显学。《易》长于变通，太史公“通古今之变”，受益于《易》学 者非浅。
3.习道论于黄子。 黄子，又称黄生。“子”与“生”，皆尊称，史失其名。黄子为景帝时
博士，是司马谈的前辈。司马谈学道论，在建元年间。这时黄子已是耋耄之 人。
文景时崇尚黄老之学，黄子作为道学权威有很高的地位。《诗》学博士 辕固生在景帝面前向黄子发难辩论汤武革命。辕固生说：“汤武诛桀纣，做
天子，是得民心的正义行为。”黄子说：“帽子虽破，还得戴在头上。鞋子 虽新，终究穿在脚下。桀、纣尽管失道，乃是君王，汤、武即使为圣人，仍
是臣下。君王失行，臣下应当用言谏正，岂能上下错位，取而代之。所以汤、 武是篡弑行为，大逆不道。”辕固生挑动景帝表态，他说：“照你的说法，
汉高帝代秦，难道错了吗？”汉景帝制止两人争论说：“吃肉不吃有毒的马 肝，不算不知味。讨论学问，避开汤、武，没人说你们笨。”从此以后，汤
武革命成为忌讳的禁区，再无人敢谈论。①
辕固生与黄子的辩论是景帝时一场懦道斗争。景帝母窦太后崇尚黄老， 她找岔子反击辕固生。窦太后问辕固生，《老子》书是什么样的书。言下之
意，与儒家书比较，哪一个高。辕固生说：“《老子》书只配奴仆们去读。” 窦太后大怒说：“儒家书只配罪徒们去读。”并命令辕固生到圈里去与野猪
比武。汉景帝赶忙赐给辕固生一把利刀，辕固生刺死了野猪，才保住了性命， 但也丢了乌纱帽。
汉武帝即位，举贤良罢黜了百家。他又重用儒生，起用赵馆为御史大夫， 玉臧为郎中令，这两人都是鲁人《诗》学大师申公的学生。赵、王用事，议
立明堂，派使者征召申公来京。赵、王又上疏汉武帝，请窦太皇太后归政于 武帝。窦大皇太后借口赵、王二人治办景帝丧事不尽力，将二人下狱，赵、
王自杀。窦太皇太后又罢了倡导儒学的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的官，窦婴是窦
① 司马贞：《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索隐》。
太皇太后的侄儿，田蚡是武帝之舅，两人为国之外戚，未能幸免罢官。可见 这场儒道斗争的激烈。
景帝及武帝初，政治上两次儒道斗争，均以儒家失败而告终。当时皇帝 在儒家一边，为何还遭失败呢？这是因为汉初黄老政治带来社会的繁荣安
定。汉文帝笃信黄老，而又是贤君，窦太后是汉文帝皇后，她以文帝路线的 捍卫者而临朝，当时多数朝臣都笃守道学，所以黄老之学还处于上风。不过
从景帝起已开始尊儒，尤其是汉武帝，十六岁即位伊始就举贤良，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并以此为契机发动了向窦太后的夺权斗争，在大臣中必然留下深
刻印象。司马谈亲身经历了武帝初年的儒道斗争，他看到儒学的前景，因而 让司马迁向董仲舒、孔安国两位今古文儒学大师学习，而自己仍坚持学道论。
黄子在道学走下坡，自己处于晚景之时，得到司马谈这样稀世高才的学生， 可以想见，两人如鱼得水，一个是尽心的教，一个是尽心的学。司马谈的道
学修养育出于蓝而胜于蓝，是西汉第一流的道学家。《论六家要旨》表现了 他杰出而深邃的思想。
出仕之前，司马谈在故里自学，只能承受塾师家学，已经具有相当的渊 博知识，他才能以举贤良而得官。司马谈出仕以后，孜孜以学，不耻下问，
不以道学江河日下而冷落，相反更加潜心以求其精义。司马谈为重振史官绝 学，他不仅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而且还付出了超人的毅力。司马谈的为学精
神，是值得学习的。
二、重振天官学
《史记》中的《天官书》与《历书》，是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相继，总 结和发展了的古代天文学。《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临终遗言：“余先周室
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司马谈既为太史令“掌天 官”，又“学天官于唐都”，重振天官学，则《天官书》的写作成绩应首推
司马谈，所以在这里集中谈天官学。关于历法学，在本书第五章关于司马迁 制定太初历一节中再讨论。
1.《天官书》总结天文学的杰出成就。
《天官书》中的天象记录极为丰富，不但有恒星、行星、太阳、月亮、 日食、月食，以及太阳系其他天体流星、彗星等的记录，还有这些天体的变
化和形态描述。除了天体，还有极光、黄道光、风、云、雷、电等地球物理 现象的观测。从天文学角度看，《史记·天官书》“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早
的天文学百科全书，是世界上罕见的天文学史文献”①。司马谈和司马迁无疑 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
《天官书》总结天文学的杰出成就，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1）记载了大一统结构的五百五十八颗恒星。《天官书》把北半球中纬 度可见的星空，分为五宫，奠定了我国特有的星空划分与恒星命名的完整体
系，可称之为五宫星官体系。
中宫。以北极星为中央，包括北斗七星的拱极区，划为中宫，有 78 颗星， 组成天帝居住的巍峨宫阙。“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天极，
就是地球地轴与人们视觉中的天球面的交点，现代天文学叫赤极。位于赤极 或紧贴赤极的星便是天极星，也就是北极星。赤极位置不是固定的，有一个 长周期为
15800 年的摆动。今天的北极星是小熊山 a，《天官书》中称作正 妃的星。在司马迁时，北极星是小熊β。这两颗星都是二等星，是天极中的
明星。众星拱北辰，在垦空中非常引人生目，伴随地上世袭中央集权制国家 的形成，人们把天上的北极星称作“太一”。太一，也写作“太乙”，“泰
一”，即第一大星，被尊为天帝，是天神中最尊贵的至上神。定下太一帝星 后，必然的逻辑，“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勾曲四星，末大星正妃，余
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皇帝为紫红服色， 太一帝星，正妃大星，都明亮略呈红色，更加合符星占家的附会想象，所以
命名为紫宫。太一星又称紫蔽星。这样，中宫星官，有天帝、后妃、三公、 藩臣、宿卫，俨然酷似地上秦汉大一统的宫仪政制。中宫，即天上的宫廷大 内。
东宫。东方角、亢、氏、房、心、尾、箕等七宿，构成苍龙之象为东宫， 有 94 颗星。东宫是天帝的布政之所。心为明堂，房为天驷，角为帝廷，亢为
疏庙，氏为天根，尾为九子，箕为敖客。
南宫。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等七宿，构成朱雀之象为南宫， 有 135 颗星。南宫是天帝的别宫，后妃的住所。人间皇后称凤凰，朱雀即是
红色的风凰，真是譬喻巧妙。轩辕星就是帝后。南宫还有将相、藩臣、诸侯 与士大夫。南宫位于黄道左右，为日月五星出没之所，故又称为“三光之廷”。
西宫。西方奎、娄、胃、昂、毕、觜、参等七宿，构成白虎之象为西宫，
① 辕固生与黄子的辩论，详载于《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
有 117 颗星。西宫为天帝的车库、粮仓及牧苑场。 北宫。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等七宿，构成玄武之象为北宫，
有 134 颗星。北宫是天帝孙女织女的住所。北宫危宿象屋顶，营室为清庙， 牵牛为牺牲。王良五星为御马星官，旁有天马。营室南众星为羽林军。
五宫星官体系，是一个大一统的世界，秩序井然，等级森严，这是秦汉 大一统政治在宇宙观上的反映。“天人感应”之学由此而建立。在科学上，
这个统一的星官体系，结束了战国时期星占家不同体系的对立，确定了恒星 的位置，既保存了前人对恒星认识的成果，又为后代天文家观测提供了观测
的格局和依据。宋时恒星数已增至 1440 颗，而记载格局仍宗《天官书》，一 直到明清。
（2）认识了月食现象的周期规律。《天官书》说：“日月薄蚀，行南北 有时，此其大度也。”又说：“月食，常也。”“凡百一十三月而复始。”
这是我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交食周期数据。
（3）认识了五大行星运动中的逆行和留的规律。行星在天空中自西向东 运行称“顺行”；反之叫“逆行”。太阳系的所有行星，都是自西往东绕日
运行，本无顺逆。由于地球不在太阳系的中心，各行星绕日运动的快慢不同， 因此从地球上看行星的视运动就有顺逆。内行星呈现柳叶形，外行星呈现 S
形的周期运动。在司马迁以前，甘公、石申的五星占，只把火星、金星的逆 行视为正常。《天官书》记载五星的逆行，均视为正常，说明比甘、石星经
的观测推进了一步。
（4）记录了恒星的颜色、亮度和亮度变化。《天官书》说：“太白白， 比狼；赤，比心；黄，比参左肩；苍，比参右肩；黑，比奎大星。”意思是
说，金星呈现白色，类似天狼星；呈现红色，类似心宿主星；呈现黄色，类 似参宿左侧第四星；呈现蓝色，类似参宿右侧第五星；呈现黑色，类似奎宿
大星。也就是说，天狼星、心宿主星、参宿四、参宿五、奎大星，分别是白、 红、黄、蓝、黑五种色彩亮星的标准。据现代天文学观测，除参宿四，均与
实际相符。参宿四，现今呈红色，而不是黄色。这是恒星演化造成的现象。 该星在一千多年前，它的本体抛出大量气体壳层，膨胀速度每秒为 11—17
公里，气壳现在约已膨胀至该星半径的 600 倍处。恒星大气的高速膨胀，造 成恒星表面温度降低，从而导致恒星颜色变红。此外，《天官书》还注意到
恒星的亮度，把星分成大星、明星、一般星、若见星、若不见星等类别，留 下了一个原始雏型的星等概念。
（5）对灾变恒星作了记录。灾变恒星指爆发型变星。几天之内亮度增加 几千至几万倍的叫新星，几天之内亮度突然增加几千万至几亿倍的叫超新
星。《天官书》所载客星，有的是现代天文学尚在探索的不明飞行物，有的 就是新星或超新星。如《天官书》云：“国皇皇大而赤，状类南极。”即国
皇皇星，它突然出现在天空，红亮得象南极老人星，这可能就是一颗爆发变 星。《天官书》对灾变客星的记载，启迪后世天文学家对特殊天象的注意，
使我国历史上有几次超新星爆发记载，受到全世界夭体物理学家的注意。
（6）对异常天象的描述，为研究古代天象提供了意义重大的参考资料。 例如彗星多变而常见，是引人注目的天象。古人不了解彗星的本质，对它很
神迷，而以形态不同来分别命名，产生许多异名，如天棓、天、天枪等。
《天官书》将这些异名天象同列于彗星的段落，指出它们类似蓄星。对昭明 星、蚩尤旗和长庚星的描述，也类似替星。还有极光、黄道光、流星、火流
星、陨星等发生于地球大气层的天象，《天宫书》作了具体描述，为研究这 些天象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例如《天官书》对格泽星天象的描述，据研究就
是天文学上的黄道光现象，这比西方天文学家的记述早了十多个世纪。
2.《天官书》产生的历史基础。 首先，是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恩格斯说：“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
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 它。”①《天官书》：“大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易尝不历日月星辰？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五帝本纪》写黄帝、尧、舜等远古时代， 观测天象就是最重要的国家大政策。《天官书》列载了历史上的著名天官学
家。司马迁说：“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 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苍弘；于宋，子韦；郑则神灶；在
齐，甘公；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文献记载，保留在《诗》《书》
《易》等著作中，反映三代时期人们认识的恒星，有五十多颗。春秋战国时 期的文献，《春秋》、《左传》、《国语》、《礼记》、《月令》、《尔雅》、
《周礼》、《楚辞》、《夏小正》、《考工记》等记载的恒垦，去其重复， 新增的星数有一百四十多颗①。战国时留下的天文著作有甘德的《天文星占》
八卷，石申的《天文》八卷，司马迁时尚能看到完本。唐代《开元占经》引
《石氏星经》有七百多颗恒星①，其中有 121 颗星有测量定位。考古发掘，长 沙马王堆出土有汉代天文学《五星占》。此外，还有各种纬书也载了天象资
料。顾实云：“《天官书》词致古奥，自成一种文字，此必出于甘、石之传， 非司马子长所能自造。”②此论极是。如果没有从春秋战国以至秦汉间天文学
的发展，司马谈、迁父子是不能凭空写出《天官书》的。
其次，考验行事，使司马氏父子具有科学的精神。尊重事实，承认自然 界和社会活动的客观现象，这是一个科学家和历史家取得成就的立足点。在
这一点上《天官书》有生动的记载。司马迁十分强调观测的重要，并亲自考 察百年以来的“行事”，得出“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尝盛大而变
色；日月薄蚀，行南北有时”这样的承认自然界客观规律的科学结论，这是 相当进步的思想。又，司马迁载天人感应，强调重人事，而不是宣传“畏天”。
在结尾“日变修德”一段中，明确地说：“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 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强调统治者在“天
变”面前修德、修政的重要作用，重视人心向背，这更是一个了不起的先进 思想。
其三，《天官书》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天官书》 中“太史公曰”一段赞文 1211 字，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太史公曰”
至“然后天人之际续备”，是司马迁转述父谈语，接着“太史公推古天变” 以下是司马迁的续论和发挥。这一部分又分为两段，即第二段，第三段。“太
史公推古天变”至“皆以为占”为第二段，与第一段议论重复，但更详细， 显系司马迁对父论的阐释、补充和发挥。“余观史记”以下为第三段，是司
马迁的总结，直接表示自己的观点。“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是
① 杜升云：《司马迁的天文学成就及思想》，收入《司马迁和史记》论文集，北京出版社 1987 年 5 月出版。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23 页。
① 吴其昌《汉以前恒星发现次第考》，载《真理杂志》第 1 卷 3 期，1944 年。
② 《石氏星经》所载恒星多于《天官书》，应是后人的增益。
司马迁的典型用语。又《天官书》述汉兴以来天人感应之变，至太初“兵征 大宛”而讫，恰在百年之中。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距汉之建立不足一百年，
当然不能下及太初之事。显然，《天官书》成于司马迁之手。但重振家学天 官者为司马谈，而论赞结构又留下司马谈作史痕迹，所以《天官书》是父子
两代长期积累，共同的结晶，因而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我们再进一步细审《天官书》赞文，可以发现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 人的思想差异。在研究方法上，司马迁比司马谈更重现实。“为国者必贵三
五”，这是司马谈之言。三五是讲长周期的天运变化，三十年一小变，五百 年一大变。这样的天运周期比较虚渺。“为天数者必通三五”，这是司马迁
的观点。他认为三光五气这八种夭象变化，是经常发生的，更要注重观察研 究。司马谈讲“天人之际续备”，司马迁说：“则天官备矣”，就表现了两
人研究天官的思想倾向的差异。司马谈更注重天人相与，而司马迁更注重天 文科学本身规律的探索。司马迁比其父司马谈的唯物主义思想更多一些，历
史观也更进步一些。但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复兴了绝世久远的家学，而又 发凡起例创作《天官书》，总结天文学，因此，研究司马氏天官学，不能不
首举司马谈。这就是本节内容系于司马谈一章的理由。
三、论六家要指
《论六家要指》是一篇杰出的历史哲学论文，它反映了汉初黄老哲学占 统治地位的情况。司马谈用“道家”的学说统一思想，认为无为政治是长治 久安的法宝。
1.《论六家要指》写作的时间和背景。 秦汉政治大一统，要求文化思想与它相适应。所以，综合百家学说，建
立统一的新思想体系是时代提出的要求。秦始皇相吕不韦集门客撰述《吕氏 春秋》就做的是这种统一工作。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倡独尊儒术，得到
了汉武帝的支持，原因亦在此。
司马谈作《论六家要指》的动机，以及作于何时，弄清这一背景，是领 略其精微大义的关节。郑鹤声《司马迁年谱》系于元朔五年。理由是：“案
《汉书·武帝纪》元朔五年丞相公孙弘请立博士弟子员，故谈发此论欤？” 对于司马谈的写作动机，郑鹤声说：“所谓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悻者，言
好儒而轻道也，故于道儒两者，辨之尤切。”郑氏从学术旨趣立论，揭示司 马谈写作动机，深得《要旨》精髓，而系于元朔五年指弹公孙弘，却是立论
未周。因为古代并无公开论坛报纸、刊物，开展学术论争；而独尊儒术体系 确立以后，也不允许有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对峙，列国纷争，各
国引进人才，因而才有百家争鸣局面，各派学说，自立门户，传艺授徒。自 秦汉统一，政治一体，再无争鸣背景。文景时博士并存百家，尚有一点百家
争鸣的流风余韵。即使这时，较大的思想斗争，总是展开在庙堂之上，带有 浓厚的政治斗争色彩。例如景帝时辕固生与黄子辩论汤武革命，武帝建元元
年王臧、赵绾征鲁申公议立明堂等，表面是思想斗争，实质是政治斗争。又 如，文帝时贾谊写《过秦论》、《治安策》，贾山作《至言》；武帝建元元
年董仲舒对《天人三策》等，都是上奏朝廷，针对现实政治发表的强烈政论。 如果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是针对公孙弘请立五经博士弟子，必上奏朝廷，
形成政治斗争。如果真是这样，司马谈还能做太史令吗？显然不能。而且《太 史公自序》亦未作这样的记载。吉春《司马迁年谱新编》系此文于建元二年③，
认为司马谈在“得知窦大后第一次战胜尊儒派之后，立即写了《论六家要指》， 核心是完全肯定道家”，“是与窦太后思想合拍的”，否则司马谈“在建元
时是不可能让其入仕的”。照此说来，司马谈写《论六家要指》，岂不是赶 潮流以为入仕的敲门砖？如果真是这样，他也只能得意于一时，窦太后死后，
汉武帝岂能容他？吉春《年谱》的说法，仍可商榷。《太史公自序》揭示司 马谈写《论六家要指》的写作动机，是“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也就
是在大家尊儒的时尚下，司马谈坚持他的尊道立场。我们认为《论六家要指》 应作于元狩元年（前 122），实质的写作动机在于阐述修史的理论基础，而
非上奏朝廷的政论。司马谈发凡起例的述史计划是上起陶唐，下迄获麟。获 麟即元狩元年。这一断限说明司马谈着手述史在无狩初。他的《论六家要指》，
就是述史的宗旨和宣言，当作于述史之始。当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 儒木”的思想体制已经确立。儒生公孙弘以布衣为丞相，封平津侯，在社会
上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波，竟致于“靡然向风矣”。尊儒崇儒从上到下成了一 边倒。汉武帝外伐四夷，内兴功作，文景时代的无为政治为汉武帝的多欲政
③ 顾实：《重考古今伪书考》。
治所代替。全国的宁静生活被打破了，而且翻江倒海式的沸腾起来。司马谈 预感到“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他为了矫弊，也为了及时地提出警告，所
以写了《论六家要指》。不过矫弊也罢，警告也罢，都只是学术上的自我磨 励，而不是上奏朝廷，卷起政治斗争。
按照这一认识，正是崇儒之风的大气候形成，这才促使基于道家立场的 司马淡写了《论六家要指》。元狩元年，比郑鹤声认定的元朔五年推后只两
年，但形势不同。由于元朔六年公孙弘出任丞相，尊儒之风从量变发生了质 变，“靡然向风矣”。更主要的是司马谈着手述史，总结学术，清理思想，
这一动机，决定了《论六家要指》，尽管有强烈的现实内容，但不是政论， 而是一篇阐明构建司马氏“一家之言”的历史哲学论文。
2.《论六家要指》的内容。
《要指》总括百家学说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司马谈在 评论中全面肯定道家使人精神专一，与时迁移，应物变化，遵循自然，随俗
办事，无所不宜。道家言“无为”，又言“无不为”，吸收各家的长处，以
“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它五家 各有长短。阴阳家言吉凶祥，“未必然也”；但言春夏秋冬四时之大顺，
“不可失也”。儒家以六艺为教条，繁文褥节，“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但言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墨家言俭朴，
过分吝啬，尊卑无别，“俭而难遵”；但言强本节用，人给家足之道，“虽 百家弗能废也”。法家不别亲疏贵贱，一断于法，“严而少恩”；但言尊主
卑臣，职责分明，“虽百家弗能改也”。司马谈的这些评论，把独尊的“儒 术”与罢黜的“百家”等列，论长道短，又独尊了道家，在正统思想家看来，
简直是离经叛道，所以受到东汉班彪、班固父子的强烈批评。
《论六家要指》是司马氏父子两人共同的宣言。首先，《要指》写作之 时，司马迁已壮游归来，成为司马谈述史的得力助手，日渐成熟。再看《要
指》内容，全文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篇概述各家学说的要点，当是司马 迁对父谈手稿的精言摘要；下半篇是用传体对前半篇所提论点加以解说，应
是司马迁的发挥和阐释。因此班氏父子直接把《要指》当作司马迁之言加以 评论。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人思想存在着差异。司马谈崇道，司马迁尊儒， 这只不过是他们的各别思想倾向罢了，而并非两个思想体系的对立。因为司
马谈并不是纯道学者，司马迁也不是纯儒学者，两人志趣，是自成一家。《论 六家要指》所论的“道”，“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
法之要”，这样的“道”，尚贤、尚法、尚刑名，不非毁礼义，不排斥儒学， 既非先秦老庄，亦非汉初黄老。《要指》开宗明义，“夫阴阳、儒、墨、名、
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可见，司马谈是以赞“道”为名，论“治”为 实，融会贯通百家学说以自成其“一家之言”的。
3.《论六家要指》的价值及其对司马迁的影响。 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在司马谈之前有《荀子·非十二子篇》、《庄
子·天下篇》，是诸于中已开论学术分派分家之例。《荀子》所论，凡六说 十二家，《庄子》所论，凡五家，并己为六。在司马谈之后，有刘欲《七略》、
班固《汉书·艺文志》，分先秦学术为九派，指儒、道、阴阳、法、名、墨、 纵横、杂、农九家。这九家，不过是司马谈所论六家，加上纵横、杂、农三
家而已。这三家不足与前六家相颉抗。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
势》一文中说：“吾于刘、班之言，亦所不取，《庄子》所论，推重儒、墨、 老三家，颇能挚当时学派之大纲，然有漏略者。太史公司马谈之论，则所列
六家，五雀六燕，轻重适当，皆分雄于当时学界中，旗鼓相当者也。分类之 精，以此为最。”显然，《史记》首创孟荀、老庄申韩及孔子学术史传，阐
述学术源流，《论六家要指》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哲学上，《论六家要指》集中地反映了司马谈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特别表现在对阴阳家的评论上。阴阳家的众多忌讳只不过是束缚人们思想的
糟粕，是不可取的。但阴阳家所讲的四时之大顺，乃是自然规律，并不是神 秘的东西。司马谈又认为神形离则死，反映了他的无神论思想。但司马谈并
没有把唯物主义坚持到底。他认为神形是两个东西，神是根本，形是器具， 这是二元论的观点。司马迁深受其影响，故他的历史观基本是二元论①。
在方法论上，《要指》把五家的短长都一一指出，表现了朴素的辩证法 思想，司马迁论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一般不作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
不以成败论英雄，不言而喻，得益于《要指》的两点论思想。又，在儒道互 绌的激烈斗争时代，司马谈兼收并蓄，表现出一个先进思想家的博大胸怀。
司马迁继承了这一家学传统，提出“六艺于治一也”的论点，“厥协《六经》 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完成了包容百科知识的《史记》，毫无疑义是得益
于司马谈的方略教导的。至于《要指》将儒道两家对比评论，实质是将汉初 政治与武帝时期政治对比评论，认为无为政治比多欲政治好。这对于司马迁
最后定稿《史记》是有很大影响的。
司马谈的其他著作，《隋书·经籍志》五行家载：“太史公《万岁历》 一卷。”其书已佚。严可均辑《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有司马谈《祠后土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