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致。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慈禧：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
慈禧的言辞当然堂而皇之。问题的核心在于：一个自私而专制的政权能够引领这个国家走向自强吗？并且，一个极端喜欢奢侈生活，把个人生活和爱好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人，是承担不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任的——当一些自强措施涉及到专制制度的根本利益时，所有的措施便会画地为牢；兴风作浪的，必然是一堆尸位素餐、因循守旧的腐朽人马。一个落后的政体，明显是承担不了自强重任的。
回到金陵后的曾国藩像一只疲惫不堪的鸟一样，终于无奈地落下脚来了。他的身体已全然飞不动了，只能依靠自己的记忆苟延残喘。他开始回忆一生飞翔过的地方：白杨坪、湘乡、长沙、京城、衡州、岳阳、武昌、南昌、安庆、金陵、徐州、周口、保定、天津……那些曾经生活和盘桓的地方，像是一张复杂的、密致的网一样，团团地罩住了他。他就这样莫名地，以生活的轨迹，与这些大大小小的地方结缘，然后系上一个死死的结。曾国藩一直反诘自己，如果身处盛世，以自己立功、立言、立身的表现，是足以青史留名的，问题是在这样的乱世，曾国藩能保住自己的名节吗？他从不敢想，也从不敢保证。自己的身后，一切都宛如一个巨大的黑洞一样，一切都是未知，一切都会天翻地覆，连永垂不朽的道德能否保证，曾国藩都没有确定的把握了。
1871年的某一天，在金陵的曾国藩看到窗外有一株他一直非常喜欢的白玉兰树，在乍暖还寒将要吐露花蕊之时，突然不明原因枯槁而死，曾国藩不由感叹人生和世界的无常。虽然最后一刻还没有来，但曾国藩早就准备好，时刻准备跟死神一道离去。在最后的时光里，曾国藩几乎停止了一切热情，残存于世的，只有怠惰、悲伤和冷漠。此刻的曾国藩，已是越来越直接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就像一处四处漏风的老房子，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缝隙，冰冷的罡风呼啸着穿过。最后的日子里，曾国藩专心致志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写自己最后一份遗嘱了。这一份遗嘱，让曾国藩颇费一番脑筋，可以说这是对于自己一生的一份总结，也是对于自己做人的一份总结。也许，对于曾国藩而言，越是觉得回天无力，就越是寄希望于道德。现在，道德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他知道，要想身后名垂青史，道德的表率是至关重要的。至于其他，人们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在写这份遗嘱时，曾国藩感到自己的一生就像一个阴谋一样，那是精心设计的一个布局。只不过，这个布局不是自己设计的，而是不可捉摸的命运设计的。至于自己，只是当中的一个棋子。一个人的一生，就那样迷失在棋局中，痛苦而绝望。痛苦的本质是什么呢？还是因为苍凉。苍凉是什么呢？苍凉——就是超越痛苦的痛苦。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能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荻，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到了这个时候，对于曾国藩来说，死亡已成为一件自觉自愿的事情了。一个人，活到如此地步，就像围棋对弈，已进入一个死局，所有的落子都会变得无趣了。所有的东西，当成为一种无趣的格局时，还不如早点去结束它。该消失的时候，就应该消失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曾国藩心犹不甘地消失了。任何人的死亡，都像一滴水消失于河流之中，像雪花融入冰冷之中，一切都悄无声息。对于曾国藩来说，他的死，却更像一棵千年老树的死亡方式，那是一种孤独无比的死亡，也是一种倔强而无奈的离开方式。心先死，然后灵魂离开，身体再慢慢变得冰冷。这个人以一个倔强的姿势，宣告着不甘，让自己的一切，不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夜幕降临了，整个世界像眼睑一样闭上了。世界如此荒凉，也难怪曾国藩有一个荒凉的内心。可以让人断定的是，对于这个人来说，他留存在这个世界的唯一的痛苦，就是没有成为圣人。
尾声
世间的事情总是如此，只有死神方能解开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只有当一个人远去之时，内心世界才在烟消云散的同时昭然若揭。对于曾国藩，同样也是如此。只有当曾国藩远去之后，人们才意识到一个时代的远去，才慢慢领略到这个人内心的悲凉和无助。在这个人的一生中，自始至终，命运对他一直有着阴差阳错的垂青：赋予他使命，却不允许他去享受个人的喜悦；赋予他重担，却不给他健康的身体；让他壮怀激越，却将他放置在那样一个时代……命运从芸芸众生中遴选出这个貌不惊人的、缄默内向的书生时，显然一如既往地怀有某种恶作剧的幽默，让他勇于任事，承担责任，而他也是百折不挠，以一种使命感去贡献一切，乃至生命。命运召唤他，只为让他服徭役，而不是让他享受甘露；而当他进入死局之后，命运便弃子放逐，像垂手掷掉一枚废弃的棋子，没有感激，没有恩惠，更没有丝毫犹豫。当然，更让人感到悲壮的是，命运偏偏将他放置在一个江河日下的时代里，让他去力挽狂澜，让他去逆水行舟……也许，所有的一切，都如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就是如此不仁，如此别有用心——它想摧残的，不仅仅是人拥有的财富和所得，还有力量和信念，甚至，是人拥有的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它就是要让芸芸众生产生一种无助的荒诞感——也许，这就是命运对于人类的提醒和启迪。
历史总是有着宿命意味的。这样的宿命意味是指，历史从来就是无法复制，也无法克隆的，它永远只有一个结果，也只有一种可能性。就历史本身来说，它掌控不了自己；与历史依附在一块的人物也是如此。从绝对意义上说，历史与人类是没有关系的。历史本身的进退维谷，千变万化，与所携带的人类几乎无关。历史与人类的关系，更像是滔滔河水所携带的沙子，那些细微渺小的沙子，与河水是无法融为一体的。人类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甚至无法左右历史的细节。历史的宿命还意味着，人们在重温过去的历史事件时，一方面有着时间上的距离感；另一方面，又会因为自己的无力和渺小，顿生浓烈的羞赧和自悲。
就曾国藩来说，这个世界真正赏赐给他的只有一项内容，那不是业绩本身，而是由业绩赢得的声名鹊起。当然，这样的声名，在乱世当中显得短暂而落拓。以旧的标准来看，曾国藩所做的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完美，完全在道德律中——在道德中循规蹈矩，也在道德中熠熠生辉。这一点附带的困惑是：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所有的行动与言语都在道德之中的话，那么，该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天赋和定力呢？溯本求源的是，如果说道德律来自于上苍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就是上苍赐给人类的一座山峰；而如果道德律来自于人类的自欺的话，那么，这个人本身就是对于人类自身的欺骗——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哲学问题，当我们面对曾国藩时，所思同样如此。
在很多人眼中，曾国藩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集古今思想之大成的杂家”，“他吸收各家之长杂糅一体，以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治国的本领”。这样的判断，当然符合对曾国藩粗线条的勾勒。更进一步说，曾国藩应该是复杂的，他就像一幅油画一样，展示出的，应该有属于他的立体和阴影——他的主体思想，可以说是入世的，是匡时济世的，是儒的，是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但另一方面，在曾国藩身上，还有着道家的出世成分，在他身上，一直有一种阴鸷的气韵，明哲保身的技巧和韬光养晦的智慧。曾国藩一直奉行“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这使得他从人生的态势上，一直有伸缩的空间，也有巨大的内心力量。也因此，他才能够一直审时度势，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曾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曾经评价其思想体系的“一生三变”，即：在京官时，以程朱理学为依归；及出而办团练，又变而为申韩；至（咸丰）八年重新出山后，则有很浓烈的道家成分了，世事洞明，智慧而阴柔，本人也变得更狡猾。曾国藩也曾对自己的思想体系有较清楚的总结，他自己认为，在自己的身上，立身之道，是大禹和墨子的“勤俭”，兼老、庄之“静虚”。他是说到骨子里了。
曾国藩
应该说，就曾国藩本身的思想和行动来说，这个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有继承和发展的。在某种程度上，曾国藩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浓缩版，是为了检测中国文化本身而塑造的。曾国藩的存在，就是为了成就中国文化所赋予和包含的那些特质，让它们像羽毛或者鳞甲一样，从自己身上长出——在他身上，有明显的匡时济世的情怀，有以修齐治平为目标、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有自我完善的道德追求。这些，无疑承传了孔孟衣钵。同时，在曾国藩身上，还有意识地吸收了老庄哲学的营养。这使得在曾国藩身上，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极其美妙的包容性，这一点，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至高境界——他能够将很多看起来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和谐相处，以至于我们完全看不出它们之间的争斗。在曾国藩身上，儒、道、释几乎达到了三位一体，道德的严谨和人格的生动从不矛盾，坚守和开放也相得益彰；甚至宿命和唯物，也能携手同行……那些看似绝不相融的东西，到了曾国藩这里，却始终能够以一种紧密而完美的方式结合，它们从不咬牙切齿，却能微笑相对。这一点，可以说是曾国藩最成功的地方。这样的和谐相处，是需要一种博大的气场的。一个人，只有当他拥有强大的内心力量，并且以一种无私的态度对待这个世界时，他才会拥有这样的气场。
可以说，在曾国藩身上，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精髓所在。曾国藩身上的优点，就是中国文化的优点；而他身上的弱点，同样也是中国文化的弱点。
现在看来，无论从哪方面说，曾国藩都可以说是晚清第一人。曾国藩巨大的内心力量支撑着他的人格和境界，在浩然之气的激荡下，曾国藩对于人生有着大彻大悟的系统看法。虽然曾国藩的一生历经千辛万苦，目睹太多的丑恶，也背负太多妥协，但曾国藩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不道德的社会归根到底一定要由有道德之士来纠正，树立正确的道德准则和态度应该成为有志之士的首要目标，而经世致用之术不管多么重要，必须处于从属地位。应该说，曾国藩的一派良苦用心，是值得肯定的。只可惜的是，曾国藩旧式的完美人格与道德，在清末的乱世中，不免“虎落平川”——所有的东西在特定环境下都是可以转化的——诚实变成了迂腐，信用招致欺凌，道德更成了枷锁……一切都是阴差阳错。曾国藩也因此给自己穿上了一层厚厚的铠甲。这使得他总是在某种意义上看起来行动迟缓，不明大局。以曾国藩的知识结构，当他面对欧洲宽广、陌生、富有侵略性的强势文化时，只会剩下力不从心无可奈何。正因如此，在晚清的乱世之中，曾国藩显得“缓慢呆板”，一点也不如李鸿章“如鱼得水”。
值得一提的是，在曾国藩的一生中，这个人一直进行着“一个人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曾国藩一直试图不断超越自己，通过不断肯定自己，也不断否定自己的方式，来达到某种程度的自我完善。在他一辈子当中，他一直手握一把铲刀，在一座山上，用心雕塑自己的塑像。他既是在全力构建自己的宫殿，也是在孜孜不倦地挖掘自己的坟墓。按照曾国藩的理解，世界是具有某种客观性的，它是上苍、神以及道德的同一体，体现的，是整齐一致的道德律。这个物质的世界，是解放被束缚的灵魂与道德的同一体，借助于虔诚、善良以及道德，灵魂便可以解放自己，人也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最高境界。虽然曾国藩一直不太相信有一个客观的天堂世界，但对于世界万物中随处可见的理，他还是饶有兴趣的。这样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跟康德哲学有着很大的相似。只是，在曾国藩的思想中，包括宋儒的理论体系中，一直缺乏那种强大的思辨精神。这也使得单纯的理论思考很容易偏离滑落。在曾国藩看来，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对理的掌握。对于理的皈依，可以让人更高地享受着精神的升华。这样的升华本身，也是一件快乐无比的事情。
现在，这个毕生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和使命的人离开了。在此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更多的悲凉：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朝廷割让台湾省；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朝廷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人均一两，以示警示；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朝灭亡……从悲剧的角度来说，曾国藩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一种徒劳无功。这个人不可能有巨大的力量，将那个时代从急剧的下滑中解脱出来，也不可能将民众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相反，无论是在他身前还是身后，这个时代继续断裂，然后彻底崩溃。曾国藩所做的，只是依照某种惯性，在做一种单纯的努力。在他的身前身后，一切是那样的迥然不同，就如同不在一个星球上似的。命运如此无情地选择一个人浪费自己的生命去树立某种悲剧的榜样，显然是具有某种暗示的——这样看来，曾国藩毕生所做的，就像命运赐予流星一颗美丽无比的尾巴。让它在华美中消失，以示一种绝情和安慰。
如果曾国藩生在华夏文明的盛世，那么，又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呢？在某种程度上，这应该是一个新的孟子吧，或者，是朱子，最起码，可以跟王阳明不分伯仲。如果说一个伟大人物肯定是心怀理想而且意志坚定的话，那么，无助和荒凉就肯定会是他的另一面。当然，痛苦对于智者来说不是一种赎罪，而是一种进化，必须先受尽痛苦，才能汲取力量，到达光亮照进后的平静。曾国藩的不朽之处在于，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末世，以一种追求内心完美的方式，确定了自己的人格。从某种程度上说，人格与历史，与历史的走向，有时候是可以割裂开的。人格的伟岸，本身就可以成为一面独立的旗帜，成为人们孜孜追求的终极目标。
一个人，只有为他人做出榜样，他才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只有为某种理想牺牲，他才会赢得尊重。哪怕是于事无补，也于世无宜，就如同精卫，或者女娲。人们一直是崇尚英雄的，英雄的定义就在于，他并不是一个成功者，而是在以自己的生命捍卫着某种尊严。人类的尊严并不完全指的是自我的尊严、文化的尊严，还应该包括，曾经光辉灿烂、但却要消失的某一个时代的尊严。
也许，曾国藩的意义就在于此。
后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蛰居在敬亭山下的宣州小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研读曾国藩。我读《曾国藩家书》、《曾国藩传》，也读他的文章以及据说是他所撰的《冰鉴》一书。系统地读一个人，就好像去一个人家拜访，先是熟悉这个人的生活环境，去看看人家的庭院，然后进入厅堂，参观寝室、书房，乃至浴室和厕所；继而与这个人谈心，了解他的经历、习惯和生活。读曾国藩的文章，明显能感觉到一个人内心的深厚度与宽广度，也能感受到一个人巨大的忧郁和悲凉。在我的感觉中，曾国藩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双重意义的人。这个人熟读古书，对中华文明的足迹和精髓异常熟稔，而他本人，绝对堪称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座高峰。在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到自孟子以来所提倡的儒家人格的最高标准，那是一种真正的“内圣外王”，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典范。
读曾国藩的同时，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是疯狂地迷上了西方古典音乐。在我看来，音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能够记述和表达世界当中那种细致入微的东西，表达人内心情感的本质。比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整个交响乐，就像一个人起伏的内心波澜：这是一种巨大的心理转换，由风起云涌直至云破日出，终归平静与喜悦。贝多芬体验了这种情感的过程和本质，他的内心完全洞开，一种欢乐在九死一生之后终于诞生，那是一种悲欣交织的欢乐。这种欢乐，是一种最高层次的欢乐，是人类的上帝，也是人类头顶上最亮的星星。
除了贝九贝六之外，我最喜欢的，就是贝多芬晚年的弦乐四重奏，从中可以感觉到，步入老年的贝多芬已进入一种自由状态：激越没有了，疑问没有了，只有轻松、随意以及乐观，那是一种遮掩不住的星光灿烂。这样的状态，应该是人作为个体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也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那不是一种甚嚣尘上的狂喜，而是一种平静和智慧，或者，“禅”一般的会意和欣慰。
由贝多芬，我同样想到了曾国藩。在我看来，曾国藩同样是一个有着巨大内心波澜的人，在这个人的内心深处，同样有着关于心的萌芽、成长、痛苦、觉悟，以及最终走向衰竭的故事。只不过与贝多芬相比，曾国藩更中国化，他内心中的一切都属于中国文化这一片汪洋大海。在这片汪洋大海中，曾国藩如一只舢板一样，在暴风骤雨中努力不使自己沉没。在这样的过程中，他既欣喜、失望、悲怆、激越，又诚信、狡猾、阴险、平静，人类所有的情感，以及中国文化所探索出的几乎所有的可能性，都在他的身上体现得如此艰辛、如此错综复杂，也体现得如此完整。
由曾国藩和贝多芬，我还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列夫·托尔斯泰——马克西姆·高尔基在评价列夫·托尔斯泰时，将他称为一个人类的人。这一句话极富有深意。托尔斯泰跟这个世界的所有人一样，都是用龟裂的泥土塑成，同样带有世俗的不足。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发现了这些不足，也能深刻地了解这些不足，并且，更痛苦地忍受它们。在我看来，在人格的发展过程中，曾国藩与贝多芬以及托尔斯泰一样，都具有相同的意义——他们同样是靠自己一层层的蜕变，化蛹为蝶最终成为“超人”的。这种蜕变，尽管表面平静而安详，但在内部，却有着巨大的轰鸣声，并且交杂着困苦、热情、悲愤与反抗，直至大觉悟后的心若止水。贝多芬是音乐家，他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山呼海啸，用五线谱将这个过程表现出来；托尔斯泰是作家，也可以借助于文字来表现疑问和质询，表达悲悯和艰辛——而曾国藩呢，他的内心中同样也有着巨大的嬗变，只不过，他一直无法借助音乐或者文学来表现，始终压抑着自己的痛苦和困惑，也压抑着自己的欢乐和悲伤。在更多时候，他只是一个人独自面对——而我们，只能借助曾国藩留下的雪泥鸿爪，来揣测和感觉这种变化。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一种内心的贴近是最重要的，只有内心的贴近，才是真正理解一个人的不二法门。
出于这样的想法，我一直对于曾国藩感兴趣。要研究一个人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以及人类本质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与心灵的真切体验有关。那种从内部深入的办法，相对于外部进入，可能是最本质的。这种体验绝不是单单躲在书斋里靠“皓首穷经”就可以做到的。直接而又深入的生命体验，又能超拔于狭隘的、片面的、个人经验之上，再辅之以科学的参考系，才是一种正确的方法。对于我来说，这个人像一座布满森林的高山，不仅让人高山仰止，更有着属于自己的迷宫。但我一直坚持着，坚持着以一种文化和内心紧逼的方式去接近他——我就像一条蛇一样，去吃掉他留存于这个世界的文书、奏折、日记、著作，然后，摇身一变，以最大的可能，全力变成他本人的模样。这样，一个人的内心就可以嬗变为另一个人的内心，跳动着他的脉搏，呼吸着他的气息，体验他的生活，体味他窒息、临终、遭受最后的病痛，直至如何咽下最后一口唾液……在这样的转变中，那种深藏不露的内心世界昭然若揭。
那是一段阴晦无比的日子，因为过度地体验到这个人的苍凉，我的内心世界也不由自主如北极一样寒冷。这样的方式，仿佛让我经历了一次严冬的游历，在北极的荒原上，我孤身一人，去触摸深埋在冰层下的地壳。当我终于完成这本书时，我就像从一口千年深潭中爬上岸，浑身透湿，瑟瑟颤抖。这样的写作经历真苦！一个人怎么会有如此的荒凉之心呢？仿佛是戈壁大漠，寸草不生——当一个人承受着历史与文化的重压，同时面临世界末日的绝望时，那一种人性深处的枯寒，就那样变成一口幽深的井。
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曾经说：一个人一生所构成的图表……是由三条弯弯曲曲的、无限伸展的、不断汇聚又不断散开的线条组成的，这就是：一个人曾以为是的、曾希望是的和曾经是的那种东西。对于曾国藩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在这里，我想写就的，就是那个自己曾以为是、曾希望是和曾经是的人。这，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曾国藩。
是为后记。
附：曾国藩年表
1811年（嘉庆十六年）11月26日（农历十月十一日） 曾国藩生于湖南省湘乡县城南百二十里之白杨坪村，乳名宽一。
1815年（嘉庆二十年） 五岁，在家识字读书。一年后入家塾“利见斋”。
1826年（道光六年） 十六岁，春，应长沙府试（童子试），名列第七。
1830年（道光十年） 二十岁，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师从汪觉庵。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改号涤生。
1833年（道光十三年） 二十三岁，秋，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
1834年（道光十四年） 二十四岁，春，入岳麓书院。秋，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冬，入京准备会试，途经长沙，始与刘蓉相交。
1835年（道光十五年） 二十五岁，4月，会试落第，留京寓长沙会馆读书。
1836年（道光十六年） 二十六岁，春，恩科会试再次不第，出京返家。
1837年（道光十七年） 二十七岁，在家复习功课，经刘蓉介绍，与郭嵩焘相识。
1838年（道光十八年） 二十八岁，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正总裁为大学士穆彰阿。试后改名国藩。殿试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年底乞假返家。
1839年（道光十九年） 二十九岁，夏，出衡阳，谒杜工部祠、石鼓书院。秋，出邵阳，察访武岗、新化、兰田、永丰。12月，子纪泽生，离家启程赴京。本年起始作日记，持之以恒，至终不辍。
1840年（道光二十年） 三十岁，5月，庶吉士散馆，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7月，得病，经欧阳兆熊、吴廷栋治疗、护理，两月始愈，三人遂成好友。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 三十一岁，8月，偕倭仁往谒理学大师唐鉴，请教治学之方，检身之要。“考德问业”，“为义理所熏蒸”。11月，任国史馆协修，遍鉴前史，辨具得失。是年，喜读胡林翼赠送的《陶文毅公文集》。写作《里胥》，直道民间疾苦，鞭笞腐败更治。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 三十二岁，致力于程朱之学，每日必做日课：早起、主敬、静坐、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 三十三岁，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7月，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12月，充文渊阁校理。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 三十四岁，8月，郭嵩焘引江忠源来见，结为师生。派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 三十五岁，10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李鸿章入京会试，以年家子投其门下受业。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 三十六岁，1月，充文渊阁直阁事。自书其书舍曰：“求阙斋”。夏秋间，养病城南报国寺，与同寓刘传莹就汉学、宋学深入研讨，知学须返本务要，“执两用中”。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 三十七岁，7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11月，钦派武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 三十八岁，3月，子纪鸿生。10月，辑录古今名臣大儒言论，按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分三十二目辑成《曾氏家训》。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 三十九岁，2月，升授礼部右侍郎。9月，署兵部右侍郎。
1850年（道光三十年） 四十岁，4月，上《应诏陈言疏》，直揭官场“萎靡因循”、官吏“畏葸”“柔靡”。“今日所当讲者，惟在用人一端耳。”7月，兼署部左侍郎。
1851年（咸丰元年） 四十一岁，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义。5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欲罪之。
1852年（咸丰二年） 四十二岁，1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7月，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行抵安徽省太湖县小池驿，得母讣闻，回籍奔丧。10月初抵家。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9月攻长沙，10月取决岳州。
1853年（咸丰三年） 四十三岁，1月21日，接帮办湖南团练旨。经郭嵩焘力劝出保桑梓。30日，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3月19日，太平军攻占江宁，定都为天京。9月，奏准移驻衡州练兵。11月，建衡州船厂赶造战船。派人赴广东购买洋炮，筹建水师。
1854年（咸丰四年） 四十四岁，2月25日，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一万七千人，挥师北上。5月，兵败靖港，投水自裁获救。7月25日，重整水陆各军，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令其部署理湖北巡抚；7天后收回成命，改赏兵部侍郎衔。12月2日攻陷田家镇。
1855年（咸丰五年） 四十五岁，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一百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1856年（咸丰六年） 四十六岁，7月，坐困南昌。9月2日，杨、洪内讧（金陵事变）后，太平军元气大伤。10月，曾国荃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1857年（咸丰七年） 四十七岁，2月27日，其父去世，偕弟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是年建“思云馆”。
1858年（咸丰八年） 四十八岁，5月19日，李续宾、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曾国华入李续宾幕。7月13日，曾国藩接上谕命其出办浙江军务，17日启程。8月5日，曾国藩抵武昌，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11月15日，李续宾、曾国华死于三河之役。12月，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1859年（咸丰九年） 四十九岁，1月，李鸿章来建昌进谒、留营襄办军务。是月，曾国葆改名贞幹入湘军，为其兄国华报仇。2月，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记》。11月，拟四路进兵之策，攻取安庆。
1860年（咸丰十年） 五十岁，5月，辑录《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取精用宏”，“尽抡四部精要”。6月，左宗棠来营，留住两旬，商讨东南大局；奉命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7月，委授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10月18日与胡林翼、李续宜商筹北援之策。上疏请求带兵北上扫夷勤王、以“雪敷天之愤”。12月，祁门大营两度被困，太平军距大营仅二十里，“危险万状”。
1861年（咸丰十一年） 五十一岁，8月23日，呈《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25日，移住安庆。11月20日，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12月，在安关刨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1862年（同治元年） 五十二岁，1月31日，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2月14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4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5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金陵。7月18日，为借兵助剿事再疏力陈利害：“岛人借助剿为图利之计……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决不能让洋人以助剿来“蹂躏中国之土地”。9月，为死于战乱而未及安葬的桐城儒生方东树、戴钧衡六人立石修墓，妥为安葬。12月，其弟曾国葆病死于雨花台湘军大营。年底，华蘅芳与徐寿父子试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国藩见后，于当天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国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1863年（同治二年） 五十三岁，1月28日，安庆内军械所造出的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曾国藩登船试航后，喜而命名“黄鹄号”。5月7日，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谓“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逼处可怯之地”，反对购买要由海军上校指挥控制的船舰。6月13日，石达开兵败大渡河。9月，与容闳见面，商筹建立一个可以灾圃旎器的工厂。12月3日，交容闳六万八千两银赴美购买机器。
1864年（同治三年） 五十四岁，1月，派李凤苞测量江浙外海各岛屿沙线。5月，江浙藏书遭兵动多有毁损，定刊书章程，即于安庆设书局，刊刻各种经史。6月3日，洪秀全病逝金陵，其长子继位。7月19日，湘军攻陷金陵，太平天国宣告失败。7月，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8月15日，奏准裁撤湘军两万五千人。10月，行辕移驻安陵。11月，奏准停征厘舍、亩捐。12月，主持修复江南贡院，补行江南乡试，会考江南优贡。
1865年（同治四年） 五十五岁，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十七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接上谕：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共三百二十卷，交金陵书局出版。6月18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扬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1866年（同治五年） 五十六岁，3月，由徐州赴济宁，沿途谒孟、孔、曾诸圣墓。9月24日，捻军突破防线，进入山东。连续两次请假，在营调营。10月，奏陈：剿捻无效，病难速痊，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12月，回任两江总督。
1867年（同治六年） 五十七岁，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6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1868年（同治七年） 五十八岁，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抵京师，陛见那拉氏与同治皇帝。
1869年（同治八年） 五十九岁，2月27日，奏陈直隶应办事宜，以练兵、饬吏、治河为至要。6月，奏请按湘军制改造直隶练军。8月，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提出儒学有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科，唯义理为治学根本。12月，奏陈：“直隶清理积狱……计审结并注销之案四万一千余起，多作尘牍，为之一清。”
1870年（同治九年） 六十岁，4月，肝病日重，右目完全失明。奏准病假一月。5月续假一月。6月，天津教案发生，奉命前往处理。7月11日，抵津。出令放告，要求津民据实检举揭发。23日，法国公使罗淑亚来见，要求杀天津道员、知府、知县为法领事抵命，并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严词拒绝。24日，奏陈：挖眼剖心，全无实据；津民生愤，事出有因。8月，奏陈：本案凶犯已拿获九名，唯罗淑亚意欲“三员议抵”，断难允求。府、县本无大过送交刑部已属情轻法重。9月，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10月17日，启程南下。11月3日，六十大寿，御赐“勋高柱石”匾额。24日，作家训日课四条：一曰慎读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说，四曰习劳则神钦。
1871年（同治十年） 六十一岁，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9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11月抵上海，23日在沪设宴庆祝六十一岁生日。
1872年（同治十一年） 六十二岁，2月27日，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遣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3月1日，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3月12日，午后散步署西花圃，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是月，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次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今望城县）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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