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时代
探寻真正的比尔·盖茨
所谓怪才，就是一帮热情洋溢、思维敏捷的数据控，数字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地位。这类人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他们分析能力超强，却未必具有高情商，比如处世技巧、同理心和人际交往能力，这些说法有点道理。举个例子，比尔·克林顿有超乎寻常的情感沟通能力：我曾经看见他神奇地与一屋子的男男女女几十人接连建立了亲密关系。他总能（好像是用些小把戏）记得你之前对他说的话，并让你相信他原来就想过这个问题。相反，我初次了解的比尔·盖茨则是另一种人。在谈话中，他喜欢分析并深入探讨任何一个话题，但是在情感上似乎与对方很疏远。
我在这篇1997年写的文章中开始探寻真正的比尔·盖茨，发现他的人格魅力远远超出我的预期；我觉得他在后来的十几年中更是魅力四射。我在《时代周刊》任编辑的时候撰写了本文，部分原因是我想通过亲自写一篇高度个人化的叙述性传记，来说明这种题材应该成为《时代周刊》的主流。回过头来再读，我惊异于他曾在采访快结束时说他希望接下来10年继续经营微软，并承诺积极致力于慈善事业。盖茨丝毫没有食言。而且他继续拓宽视野，并意识到分析能力并不是人的思维中最重要的部分。正如他当日所说，“我不像过去那样认为智商是够用的。要想成功，你还得知道如何决策，还有如何全面思考。”接下来的几年里，盖茨充分展现了这方面的能力。
比尔·盖茨六年级时，父母断定他需要接受心理咨询。他与母亲玛丽总有冲突。母亲是一个外向的女人，认为儿子应该照她说的去做。盖茨的卧室在地下室，那里一团糟，她几次让他打扫未果，最后放弃了这徒劳的要求。每次母亲叫他上来吃饭，盖茨都置之不理。“你在做什么呢？”她有一次冲着电话分机喊道。
“我在思考。”他喊着回话。
“在思考？”
“是的，妈妈，我在思考。”他狠狠地说，“你从来没有思考过吗？”
据盖茨回忆，父母给他请的心理医生是“一个很冷静的人”。“他每次和我聊完之后都会给我弗洛伊德的书看，我那时的确开始对心理学着迷了。”一年的治疗加上一系列的测试之后，那位咨询师得出了结论。他告诉玛丽说，“你的目标无法达成了，你最好适应比尔的状态，因为就算你打他也没有用。”据盖茨的父亲回忆，妻子玛丽很固执也很聪明：“但是她还是转变了态度，接受了与盖茨较真是徒劳的这一现实。”
很多电脑公司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从哈佛辍学后开办微软公司的21年来，41岁的威廉·亨利·盖茨三世（比尔·盖茨全名）曾经击垮过全球许多开发桌面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的竞争者。现在他正大胆地致力于将微软由一个软件公司拓展为媒体与内容公司。
在此过程中，盖茨积累了239亿美元（上周五的数据）的财富。1996年微软股票上涨88%意味着他创造了超过109亿美元的票面价值，相当于每天3000万美元，这使他成了当时的世界首富。但是盖茨的身份远不止于此。他还是当代的爱迪生和福特，一个由技术家转型的企业家，一个承载了数字时代的人。
盖茨的成功源于他的个性：才华横溢（虽然有时会惊世骇俗）、动力十足、好胜心强、热情四射。微软公司也有这样的特点。“比尔·盖茨的个性决定了微软的文化。”他的智力搭档内森·麦沃尔德（Nathan Myhrvold）说。尽管盖茨已经成为世界最知名的商业名流，但是他个人对所有人（除了亲密的朋友们）而言，仍然难以捉摸。
盖茨之所以如此神秘莫测，有一部分是天性使然。打开微软界面，在对话框中输入“比尔”，看计算机用语怎么描述它：他有“不可思议的操作能力”和“无线的带宽”，善于“平行操作”和“多任务处理”。看看他的办公桌，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用两台电脑工作，其中一台有4个用于排列来自互联网的大数据的窗口，另一台用于处理上百封电子邮件，将他的思路整理成网的备忘录。他处理数据时极为严谨，会让人觉得他的大脑是数字化的：没有人的粗心和计算机的模糊，数兆二进制脉冲的脑力将输入的数据瞬间转化为正确答案。
“我认为人的智商没有什么特别的。”盖茨在他办公室附近的单排商业区里的一个冷清的印度餐馆吃晚饭时说。他似乎连吃饭时也在做着多项工作；他双手灵活，一顿饭中来回换着手拿叉子，无论用哪只手都能轻松地比比划划或者记笔记。“所有构成认知和情感的脑神经都是以二进制运作的，”他解释道，“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在机器上复制大脑的模式。”现实生活是以碳为基础的，电脑是以硅为基础的，但是两者有着天壤之别。“最终我们能够编码人类基因，在碳基础的系统里复制自然界创造智慧的方法，”他承认这个概念有点惊世骇俗，不过他开玩笑说这也有可能只是骗人的，“这就好比把别人的产品逆向加工以应对挑战一样。”
盖茨对整个宇宙的意义会更大吗？无论是忙碌着还是谈笑着，他都口若悬河。他挥舞着手，餐馆中回荡着他洪亮的声音。“也许宇宙只是为我而存在呢？这点你也说不准。”这种说法颇具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理论和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式的幽默嫁接而成的风范。盖茨开玩笑说；“如果真是这样，我必须承认我太走运了。”他开怀大笑，眼睛闪烁着光芒。这可是机器做不到的（我以为是这样）：对其处境自娱自乐，放声大笑，乐在其中。
真的吗？难道人的灵魂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甚至也许是神圣的东西吗？盖茨突然面无表情，声音戛然而止，双手交叉置于腹前，习惯性地前后摇晃起来——他这个怪癖在微软被竞相模仿，开会的时候会议室里就好像围坐着一圈欣喜若狂的不倒翁。最后，盖茨好像是从机器人状态回过神来一般，回答说：“我没有依据，”他继续摇啊摇，“我没有依据。”
寻找灵魂的依据是比尔·盖茨的智力操作系统深处的任务，这项任务对这个大男孩来说也称得上一个挑战。
盖茨的父亲回忆道：“他小的时候常常在摇篮里前后摇啊摇。”和矮小蜷缩的比尔不一样，盖茨的父亲是一个高大魁梧、让人想拥抱的人。他退休前是律师，还住在坐落在西雅图郊区的华盛顿河畔一所通风的房子里，那是比尔·盖茨长大的地方，父亲将他唤作“特雷”。（“特雷”一名来源于“三点的纸牌”，不过现在这位父亲已经习惯被人称作“老比尔”了。）
老比尔说，盖茨的母亲玛丽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她是一个银行家的女儿，善于社交和打理生意，供职于很多学校和机构的理事会，其中包括华盛顿大学、联合劝募协会、美国西部电信和第一洲际银行。1994年，玛丽去世后，西雅图市市政府便以她的名字为通向他们房子的大道命名。
比尔·盖茨的父亲说：“特雷对社交信心不足，我记得他曾为邀请一个女孩参加毕业舞会而焦虑了两个星期，后来被拒绝了。但是玛丽不是这样的，她是社交圈的明星，她可以（很随意地）走进一个房间……”老比尔有着与儿子一样的露齿笑容，一样模糊不清的眼镜后都有一双闪耀着光芒的眼睛。但是现在，就那么一会，他竟然要落泪了。他的脑子不像计算机。他的双臂交叉于胸前，开始轻轻地摇动。
老比尔起身去拿玛丽和她母亲的照片。因为都爱玩牌，每周日一大家人吃过晚饭后，他们会组织玩桥牌、猜词游戏和其他小比赛。“游戏很严肃，”
老比尔回忆道，“重点在赢。”
老比尔在房子里漫步，为我指出更多装裱好的儿子的照片：小童子军特雷；特雷与长他一岁的姐姐克里斯蒂（如今是比尔的税务会计）；与小他9岁的妹妹利比（现在住在几个街区外抚养她的两个孩子）；与老比尔和他的新任妻子米米（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馆长）；特雷在1994年元旦的夏威夷婚礼上听威利·纳尔逊（Willie Nelson）的音乐时，拥抱妻子梅琳达。
老比尔说：“他很忙，因此我们不经常见面，但是我们会一起度假。”感恩节是在华盛顿斯波坎市的克里斯蒂家过的，圣诞节时在加州棕榈泉（老比尔和米米在此有住所）打高尔夫。他们主要通过邮件交流。就在今早，他还收到了儿子的一封邮件，特雷在邮件中为父亲生动描述了要送他的生日礼物——一台复印机。
老比尔慢慢地走到一张桌子旁，那里放着他收集的一些暑期的照片，这些照片是他们和朋友在距此两小时车程的胡德海峡拍摄的，那里有一排名叫“君再来”的出租小屋，每逢暑期，他们都会与朋友去那里度假。那里有篝火晚会、家庭小品，还有盖茨家热衷的竞技小游戏。“周六有网球锦标赛，周日是我们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包括各种游戏和其他活动。”老比尔回忆道，“比起团体活动，特雷更喜欢个人运动，比如滑雪。”
1986年，微软取得成功后，盖茨为他的家人建了一个名为“Gateway”的度假区，由四所房子构成。父母在那里帮助盖茨把他的暑期活动扩大成几十个朋友和同事一起参与的活动，后来成了知名的微软游戏。“那里总是有一些智力游戏、表演和常规比赛。”老比尔在翻阅一本剪贴簿时说。野炊也不一般，比如数字版的字谜游戏，各组争相通过烟雾信号机传递数字信息，获胜者要设计自己的四字节二进制字谜。
“他即将升初中的时候，我们很为他担心，”盖茨的父亲说，“那时他太小了，又害羞，需要保护，他的兴趣还和典型的同龄孩子很不同。”他学习知识的动力和好奇心在一个大的公立学校得不到满足，因此家里决定把他送到镇上另一端的精英私立学校。
穿过湖滨中学坑坑洼洼的院子，老比尔指着一个小教堂说，那是他儿子主演著名剧作家彼得·谢弗（Peter Shaffer）的《黑色喜剧》（Black Comedy）的地方。“他很喜欢演戏，但是真正让他着迷的在那里。”他说着，指向一个新英格兰式的尖塔教学楼。母亲俱乐部用一次义卖的收入为这里捐赠了一台笨重的电传打字机终端。
特雷与他的朋友保罗·艾伦（Paul Allen）从手册上学习了计算机语言后，在八年级设计了两个程序：一个是给数字换底（数学概念）；另一个（简单点说）是一字棋游戏。后来他读了拿破仑的军事理论，设计出《冒险》这款游戏的电脑版——他喜欢这款目标为占领世界的桌面游戏。
不久，特雷和保罗一到晚上就待在一家此前购入大型电脑的公司，在电脑程序错误被排除之前，他俩用电脑不需要付钱。为了争取“电脑时间”，特雷的工作就是试图找到攻击电脑的漏洞，他成功办到了。他的父亲回忆道：“特雷对电脑太着迷了，在我们睡着之后他总是溜出地下室，几乎整晚都待在那里。”
心理咨询和电脑帮助盖茨成为一个自信的年轻商人。高中以前，他和朋友就开办了一个通过为城市分析和设计交通数据图而盈利的公司。父亲老比尔说：“他的自信和幽默感与日俱增，他成了一个出色的讲故事的人，能够模仿每个人的声音，和他的母亲也能和睦相处了。”
盖茨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回忆道：“九年级的时候，我想出一个新的叛逆办法。我以前没有得过好成绩，我决定不带一本书回家但各门功课要得到全‘A’。我不去上数学课，因为我知道得够多，并且提前学习了，我在全美资质测试中排到了前十。这件事让我变得独立，我知道我不再需要叛逆了。”十年级时，盖茨教别人电脑，并为自己所在的高中编写排课程序，该程序起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作用——他将自己安排在了一个只有女孩的班级。
盖茨最好的朋友是坎特·埃文斯（Kent Evans），他是一个一位论派[1]牧师的儿子。“我们一起读《财富》杂志，我们说好将来一起征服世界，”盖茨说，“我仍然记得他的电话号码。”他与保罗·艾伦一起组建了听着很官方的湖畔程序设计者集团，并受雇为当地一家公司编写一个工资管理程序。紧接着，艾伦想独自承揽这个任务，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激烈的争吵（后来又争吵过很多次）。但是很快艾伦发现，他需要请回孜孜不倦的盖茨去编程。“好吧。但是我要做负责人。”盖茨对艾伦说，“不仅这一次，以后也是我负责，否则我就撂挑子不干了。”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为了缓解编程的压力，埃文斯开始爬山。有一天，盖茨接到校长的电话：埃文斯坠崖而死。“我从来没想过人会死。”盖茨说。说到这，盖茨哽咽了一会儿，“告别会上，我应该说点什么的，但是我站不起来。有两个星期我什么都做不了。”
自那以后，盖茨与保罗·艾伦更亲近了。他们一起学习人工智能语言，接需要程序员的散活。“我们是真正的合作伙伴，”盖茨说，“我们每天交谈数小时。”盖茨去哈佛读书后，艾伦驾驶着他那辆破克莱斯勒横穿美国去找盖茨合作。最后他说服盖茨成为哈佛现代最有名的辍学学生，辍学的目的是开办微软公司。公司名称最终定位“微软”（曾考虑过“艾伦&盖茨公司”），业务是为第一批个人电脑编写计算机语言。二人有着亲密的关系：盖茨是玩命工作的编程员和竞争者，艾伦则是个沉思的梦想家。
两个人争吵了很多年。艾伦因罹患霍奇金氏病而辞去微软的职务后，两个人疏远了。但是盖茨努力修复两个人的关系，最终打动了艾伦。现在，艾伦是微软最大的高科技风险投资者之一（他还拥有波特兰开拓者篮球队），并重返微软董事会。“我们喜欢谈论儿时的梦想是怎么成真的。”盖茨说。现在正对着他们在湖滨中学上学时的教室的是现代砖楼艾伦-盖茨科技馆。（盖茨在掷硬币决定名字顺序的时候输了。）
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2]身材高大，早年谢顶，他凭着一股担任哈佛足球队队长时的激情活跃于微软会议室。“比尔在大二时住的地方和我隔着一条走廊。”他说，“那时，他玩纸牌玩到早上6点，然后我在早饭时冲向他，与他讨论应用数学题。”他们一起学习研究生阶段的数学和经济课程，但是盖茨对待自己的本科课程却与众不同：他会翘掉自己该上的课，而去旁听别的课，然后在每次考试前突击。“他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鲍尔默说，这句话在以前的访谈里经常听别人提起。
鲍尔默丰富了盖茨的社会生活，他带盖茨参加大学的一个饮食俱乐部（盖茨入会那天喝得醉醺醺的，就人工智能机器的话题大谈特谈），在汉堡店玩电子游戏乒乓球。后来在纽约的时候，他与盖茨去诸如老54俱乐部的地方闲逛。“他很古怪，但魅力十足。”鲍尔默说。
1980年，微软开始壮大，盖茨需要一个精明的非技术人员帮忙管理事务，他邀请鲍尔默到西雅图出任股东。鲍尔默此前供职于宝洁公司。尽管盖茨在做商业决策时会不近人情，但是他对一些故友忠诚。他说：“我一直知道我会有像鲍尔默和微软的其他几个高层人物一样的亲密商业伙伴，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齐心协力，共同成长。我并不是经过一番分析才知道这一点的，而是很早之前就十分笃定地知道我命里会有这些人、这些事。”
就像与艾伦吵架一样，盖茨与鲍尔默的关系有时也会变得很紧张。“我们第一次大的争吵是我坚持该再雇70多个人，”鲍尔默回忆道，“他却说我是想搞垮他。”盖茨有一个原则，即万一没有盈利，微软必须有足够的银行资金（不对外负债）供公司运作一年。（当时公司现金账户有8亿美元，没有长期债务。）“我当时与他合住，但因为这件事气坏了，就搬了出去。”年纪稍长的盖茨最终平息了这件事，不久新员工就到位了。
“比尔带给公司一个理念，即冲突未必是坏事。”鲍尔默说，“微软与宝洁的差异太悬殊了。在宝洁，礼貌是第一位的，比尔却认为省掉那些让你无法直奔主题的温文尔雅的礼节很重要。他喜欢任何人——哪怕是一个小职员——挑战他，他会冲对方吼，但是他是尊重对方的。”在微软，数学组的人都很有想法：很多自信的怪才喜欢摆手表示不满，大声叫嚣，深信所有问题都有一个正确答案。盖茨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这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事。”“被骂的人”听到这句话就像戴上了荣誉勋章，可向别人吹嘘自己是如何使得盖茨大半夜给自己发邮件的。
可以随意争论的氛围增加了灵活性。微软开始像CompuServe（当时世界最大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美国在线一样拥有在线系统。当互联网的开放标准改变了竞争局面时，起初微软陷入被动无措的境地，随之而来的是微软内部激烈的讨论。很快，微软明确了是时候尝试新战略、下一次赌注了。盖茨在仅仅一年的时间内就让微软翻了身，打破了一种固有的说法——上一次革命的领袖会被下次革命甩在后面。
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家都还是单身，数学组有着兄弟会式的娱乐气氛。盖茨、鲍尔默和朋友们会一起在丹尼斯餐厅聚餐，看电影，聚众玩智力游戏，比如玩玩智力问答和拼字游戏的高级版。朋友们陆续结婚后，盖茨会举行单身派对，有当地的脱衣舞女参加，还会在盖茨的游泳池裸泳。但到最后，盖茨也结婚了，他追求更成熟的娱乐活动，比如高尔夫。“比尔对高尔夫的着迷跟他投入别的事一样，”鲍尔默说，“高尔夫让他的竞争血液又流动了起来。”
有一天晚上下雨，盖茨开着他的深蓝色雷克萨斯四处闲逛。他喜欢飙车。微软总部早年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时，盖茨买了一辆保时捷911，常常驾车在荒漠驰骋；有一次半夜出事还是保罗·艾伦把他保释出来的。微软从阿尔伯克基迁到西雅图的那个周末，他驾车被开了三张超速罚单——有两张是同一个警察开的。后来他又买了一辆被他称为“火箭”的保时捷930T，继而是一辆奔驰，一辆捷豹XJ6，一辆价值6万美元的卡雷拉敞篷跑车964，一辆38万美元的保时捷959（这辆车因为不符合进口排量标准而被扣押在海关），一辆法拉利348（比尔把这辆车陷进了沙漠后，成了著名的“沙漠越野车”）。
不仅如此，盖茨还不系安全带。（如果系上安全带是不是太不拉风了？）他讲话的时候很少看着你，让人很不自在；但是开车的时候却会看着你，这一点让人着实不解。（我系上了安全带。他母亲和其他人有过教训，和他较真有时是不明智的。）他驾驶着雷克萨斯驶近昏暗的宅门车道，门前的钢丝网围栏自动打开。当时已近午夜，保安大吃一惊。
盖茨未来的家已经修建了4年多，预计这个夏天会完工。房子建在华盛顿湖正对面的绝壁上，面积超过3716平方米，预计花费约4000万美元。夜色中隐约可见3个相连的透明玻璃亭和可循环利用的花旗松横梁，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冒充名胜古迹的公司会议厅。
盖茨大摇大摆地开进车库。这个拱形车库是嵌进山体的，能容纳30辆小汽车。角落里停放着他父母的红色野马敞篷车，他小时候开过，现在这辆车就像一个博物馆展品。“第一个亭子主要是供公共娱乐用的。”他边说边穿过建筑垃圾从四层楼的台阶往下走。尽管已是深夜，3个技术员仍在一层的会客厅忙活着，调整24个40英寸的显示器。从会客厅可以望见华盛顿湖那头的奥林匹克山，厅内的显示器将组成一个覆盖整个大厅的宽屏显示器。“来访者将得到一个电子识别码，可以录入自己的喜好信息，”他解释道，“不管你走进哪个房间，你最喜爱的图片连同你喜欢的音乐或者正在看的电视节目、电影都会出现。系统会判断你的选择，记住你上次来访时选的音乐或者图片，为你提供同样的或风格相近的资源。我们必须设等级标准，在有多个人进入同一个房间的时候使用。”这座房子和盖茨本人一样，既有趣诱人，又有点令人咋舌。
走进中间的亭子，盖茨开始炫耀图书馆未来的样子。巨大的木雕穹顶悬挂在地板上方，等着被吊起安装。（我很好奇盖茨究竟是怎么想的，恐怕他将来会把这座宏伟的建筑改造成博物馆的模样吧？还是一时兴起这样决定的？）他已经雇了纽约的珍藏书经销商为他的博物馆配货。最近，他涉猎不同种类的书。他说：“最近去意大利的时候，我带了一本最新的斯大林传记，一本有关惠普公司的书《七座高峰》（Seven Summits）——由迪克·巴斯（Dick Bass）和已故的迪士尼公司总裁弗兰克·威尔斯（Frank Wells）共同撰写的登山游记——和一本华莱士·斯特格纳（Wallace Stegner）的小说。”盖茨还是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约翰·欧文（John Irving）、恩尼斯特·盖恩斯（Ernest J.Gaines）和大卫·哈伯斯塔姆的书迷，但是他一直以来最喜欢的小说还是学生时代的读物《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和《独自和解》（A Separate Peace）。有一个房间将会放置一个巨大的弹簧垫：在办公室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兴奋地跳起来触摸房顶，这个举动让同事们颇为惊奇。他觉得蹦床与摇摆一样有助于集中注意力。
这座豪宅唯一竣工的部分就是家庭住宅区下的室内游泳池。这个反射墙壁图案的豪华竞赛泳池，蜿蜒穿过玻璃墙通往室外的日式沐浴区。保安再次过来提醒，“在那儿的一举一动都要当心，因为从湖面上的船只上可以看到里面。”当时通向泳池的门是关着的，这让盖茨不禁笑弯了腰。他晚上经常来这吗？盖茨说他“有时会和梅琳达来”。
我们漫步到了露天平台，风把门吹得锁上了。盖茨试着喊保安，可保安已经消失到这个别墅的另一边了。他带我绕过推土机走到壕沟里，这里将来是鲑鱼的入湖口，不过现在还是一片泥潭，我们过不去。盖茨显然可以表现得不那么胆小，他扯着嗓子喊了几分钟，终于让保安听到了他的声音。
盖茨在结婚前选择了朴素自然的建筑风格，但是梅琳达现在正把自己的风格加入这所房子。“裸露的混凝土必须撤掉。”盖茨的言语间透露出对建筑师能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有些不放心。
盖茨10年前在微软的一次曼哈顿媒体活动上遇到梅琳达·弗兰奇。她当时供职于微软，后来成为负责互动内容的主管之一。他们的女儿詹尼弗1996年4月出生。32岁的梅琳达没有继续在微软工作，她开始积极从事慈善事业，并投身杜克大学理事的工作。她曾在杜克大学取得计算机本科学位和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像盖茨一样，梅琳达聪明、独立。像盖茨的母亲一样，她待人友好、善于社交，能很轻松地组织出行等活动。但是她非常重视保护自己的隐私，从不接受采访。
“我过去以为自己不会对孩子的事感兴趣，直到我女儿詹妮弗两岁左右学会说话的时候才有所改变。”盖茨在介绍他们的私人住宅区时说，“但是我现在已经特别感兴趣了，她开始叫我‘爸爸’，并且表现出了自己的个性。”
梅琳达是天主教徒，会去教堂，她也想把詹妮弗培养成天主教徒。“但是梅琳达与我做了一笔交易，”盖茨说，“如果我也开始去教堂——我们家就是会众制[3]/多宗教家庭了，那么詹妮弗就可以按照我选择的任何一种宗教抚养。”盖茨承认自己被诱惑了，因为他想让女儿信仰一种“神学气息没有天主教那么浓”的宗教，但是他还没有接受妻子的提议。“就时间资源的分配而言，宗教不太高效，”他解释道，“我在周日早上可以做很多事（而不仅仅是去教堂）。”
如果鲍尔默是盖茨的社交引导者，那么他的知识引导者就是37岁的内森·麦沃尔德。麦沃尔德喜欢开玩笑说自己取得的学位比温度计的刻度还多，其中包括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的数学物理学博士。他的笑声欢快爽朗，他有很多爱好，从科技（他是微软高端研究组的领军人物）到恐龙（他将发表一篇关于雷龙尾巴的空气动力学的论文），再到烹饪。他有时会在西雅图一家名为“Rover's”的法国餐厅兼职。
每次盖茨去那里吃晚饭，餐厅主人蒂埃里·罗蒂罗就会出来拥抱他，为他斟上香槟。紧接着是12道菜肴依次上齐，有黑松露、芹菜熏肉浓汤、野菌鹿肉等，每道菜都配有不同口味的葡萄酒。（我们两个人一共消费了390美元。头天晚上盖茨坚持要把印度餐馆37美元的账记在他的万事达信用卡上，为了减轻我的不安，今天我结账。）
“技术公司有两种，”麦沃尔德席间利用闻食物香味的间隙说道，“一种是管理者自己知道怎么冲浪的公司，还有一种是管理者依靠海滩专家指导的公司。”盖茨的关键之处在于他知道——而且热爱——建立微软的种种艰辛。“每次决策都建立在他知晓利弊的基础上，他不需要依靠人际策略。这为公司奠定了基调。”
麦沃尔德描述了与盖茨的经典私人会晤场面。他们会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就未来的技术谈上数个小时，比如声音识别——他们把研究声音识别的团队称为“破坏美丽沙滩”小组，因为当有人对着系统说“声音识别”（recognize speech）的时候，屏幕总是出现谐音“破坏美丽沙滩”（wreck a nice beach）。然后会转移到别的话题，从量子物理到基因工程都有可能。麦沃尔德说：“比尔不害怕聪明人，只怕傻瓜。”
微软雇人向来基于智商和“知识带宽”，盖茨是当之无愧的典型。公司里流行这样的说法：“跟多数人谈话像从喷泉中小口啜饮，但是跟盖茨谈话就像从消防水龙带中喝水。”盖茨、鲍尔默和麦沃尔德认为，最好选择聪明但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年轻脑力者——他们被称为“比尔克隆人”，而不是有很多经验的人。面试不考察候选人知道什么，而是考察他们应对偏题、怪题的能力。比如：如果你想弄清楚自己平均需要翻多少页曼哈顿的电话簿才能找到某一个人的号码，你准备怎么办？
盖茨的才智有一个特点，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具备“深入研究”的能力。有一次去参观时代公司的新媒体设备，对一圈杂志记者提出的问题，他似乎都在机械作答；但是在出来的路上，他要求去看看网络服务器，然后花了45分钟与凑在跟前的对他充满敬畏的工程师讨论。他厌烦泛泛的讨论，对别人也不感兴趣；当有人与他寒暄想要建立亲密关系时，他显得毫不在意。即便和他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你会发现他对你的想法或者他关心的东西很了解，但对你住在哪或者你是否已经成家之类的事情却一无所知。
就这一点而言，他与出生在“婴儿潮”初期的比尔·克林顿恰好相反：
盖茨思维缜密、感情内敛；总统与盖茨同样聪明，而且容易亲近，但缺乏理性。有一次，他们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南海岸附近的马撒葡萄园岛打高尔夫球，总统像往常一样，努力建立情感纽带，表现得充满魅力且具有亲和力。他表达了对盖茨母亲逝世的悲痛之情，并与盖茨说到自己母亲近期去世后的痛苦，还教导梅琳达打球的窍门。但是盖茨注意到克林顿从来不探讨科技话题，也没有对科技话题表示好奇。所以尽管盖茨一直含糊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民主党人，但是在总统大选的时候他保持了中立。
盖茨屈居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之后，是美国第二大富豪。巴菲特似乎不可能成为盖茨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巴菲特和蔼可亲、性格外向，作为66岁的祖父辈人物，最近才开始学用电脑。作为大富豪，两个人都很谦逊，而且喜欢一起度假。巴菲特的秘书十分抱歉地解释说巴菲特正在外出，近期不能接受采访，但是她承诺转达采访请求。不到3小时后，巴菲特打来电话说他正好在时代生活大厦，在曼哈顿的会议期间有点空闲时间，他很乐意接受采访。采访中，他喜欢谈论盖茨。
他最爱讲的事是1995年比尔和梅琳达组织7对夫妇一同到中国旅游。
“其中一项是泛舟长江，我们乘坐的船有五层甲板，正常可容纳数百人，”他说这番话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无异于一个孩子描绘迪士尼世界时的神情，“梅琳达每晚都会安排各种各样的活动。”在船上的舞厅有卡拉OK，有莎士比亚戏剧的简短表演，“还有智力问答测验，比如问到我们吃了多少顿饭，梅琳达和比尔还会分发奖品。”巴菲特说。闲下来的时候，盖茨会调侃。在紫禁城的时候，他们观看了受过专业训练的演员表演无声地开合巨大的古代画卷。“如果你还回的画卷没法合上的话，就要交两美元的罚款。”盖茨低语道。
1993年，盖茨决定向梅琳达求婚，他悄悄地把周日晚上从棕榈泉出发回家的专机改在奥马哈降落。巴菲特在那迎接他，安排他们到他的一家珠宝店挑选了戒指。那年，盖茨为庆祝巴菲特的生日制作了一部电影。电影中，盖茨假装到处流浪寻找关于巴菲特的传奇故事，并用公用电话给梅琳达打电话讲这些事。每次打完电话，盖茨都要检查硬币槽中是否有零钱。当梅琳达提到巴菲特仅仅是世界上第二富有的人时，盖茨告诉她新《福布斯》排行榜上巴菲特重登榜首（至少那一年是这样）。电话那边突然没音了。“梅琳达，梅琳达，”盖茨气急败坏地喊着，“你还在吗？喂？”
1996年10月，盖茨带着梅琳达和他们刚出生的女儿去旧金山拜访巴菲特和他的妻子。他们后来连着玩了9个小时的桥牌。还有一次在西雅图的马拉松式娱乐，他们从早上开始玩——梅琳达中间休息了一会，去汉堡王简单吃了个午饭——直到客人开始陆续来吃晚饭才罢手。“他喜欢需要解决问题的游戏。”巴菲特说，“我拿给他一套4个带数字的骰子，它们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排列，这样每个人赢的机会都是均等的。我曾经也给别人展示过这个游戏，只有3个人能弄明白其中的玄机，并看出赢的方法就是让我先选我将要掷的那个骰子。比尔就是其中一个。”——数学爱好者都知道：骰子是没有传递性的。另外一个能弄懂个中奥妙的是美国逻辑学家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
巴菲特与盖茨之间没有金融关系。巴菲特不做技术股票的投资。遇到盖茨的时候，他出于好奇买了100股微软的股票。（他笑着说道：“我希望以后能多买点。”）盖茨描述他给巴菲特的投资“仅”有大约1000万美元。（他开玩笑地回应巴菲特：“我希望以后能多投资。”）但是盖茨与巴菲特在媒体领域共享利益，盖茨甚至喜欢开玩笑说他已经制作了一个名叫“英卡塔”的电子百科全书，现在比《世界百科全书》还畅销，是由巴菲特控股的。到目前为止，微软的主要电子商务都是由公司自己的软件开发者从零开始研发的。但是一些媒体产品要比微软的价格更低廉，于是盖茨可能会寻求大规模收购（他在一次严肃的讲话中提到要在全球媒体和娱乐的领导公司时代华纳兼并特纳广播公司之前给美国有线电视网络投资20亿美元），那么巴菲特就成了一个有利的合作伙伴。
盖茨的另一个事业伙伴是安·温布莱德（Ann Winblad），她是盖茨在20世纪80年代结交的软件企业家兼风险投资人。他们在1984年的本·罗森-埃斯特·戴森计算机会议上相遇，然后开始“虚拟会面”，在不同的城市同时为一部电影努力，并通过电话讨论相关事宜。有那么几年，她甚至想说服盖茨别再吃肉，他自那次尝试后就真的果断放弃吃肉了。
他们思维相似，志趣相投。去巴西度假的时候，盖茨带了物质学范畴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的一本1100页的书《基因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他们一起学习生物工程。有一次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市的牧场，温布莱德带了曾获诺贝尔奖的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稿，他们一起研究物理。还有一次，他们与朋友们千里迢迢去中非旅行，最后到达桑给巴尔港附近的一个岛上的海滩别墅。同行的有因描写人类祖先露西原人[4]的作品而知名的美国古人类学家唐纳德·约翰松（Donald Johanson），他教他俩人类进化的知识。每晚出去闲逛时，他俩都会与四五对夫妇一起去海滩生篝火、玩那些在胡德运河时常玩的游戏。他们还有个传统游戏叫“歌曲接龙”，每组会分配一个单词，该组必须想出与该词相关的歌曲。温布莱德记得有一次盖茨组要唱关于“海”的歌，盖茨突然消失在海滩深处，然后慢慢地独自哼唱着歌曲“神龙帕夫”的高潮独唱部分从夜幕中出现。
1987年，他俩分手了，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温布莱德，又老了5岁的她（她比盖茨大9岁）想结婚了。但是就算分手，她与盖茨还是亲密朋友。盖茨说：“当我独自思考与梅琳达的婚事时，我会给安打电话，征求她的同意。”她同意了，“我说她（梅琳达）与盖茨很配，因为她思维活跃。”即便现在，盖茨与妻子也有个约定，那就是他与温布莱德要定期会面。每个春天，盖茨都会与温布莱德在她那座北卡罗来纳州外海岸的海滩别墅共度周末，十几年来雷打不动。他们会一起开着越野车在沙漠驰骋，在沙滩漫步……盖茨说：“我们可以坐着汽船讨论生物技术。”温布莱德则描述得更宏大：“我们分享世界观和人生观，我们惊异于两个年轻的成功人士是如何开启未知领域的探险之旅的，它让我们在一个神奇的宇宙中心翱翔。”
最近的一趟旅行后（期间还在拉斯维加斯发表了演讲，参加了瑞士的一个会议），盖茨赶到位于纽约阿迪朗达克山脉的一个隐蔽的度假胜地与梅琳达和詹妮弗共度周末。他们一起玩上千片的拼图游戏，这个拼图是佛蒙特州的一个手艺人专为像盖茨这样的顾客定制的。梅琳达帮助盖茨充实了生活。除了一起学习生物技术之外，他们还抽时间参加声乐课。
盖茨矛盾于自己的名人身份。尽管他认为名誉有可能让人变得“非常堕落”，但是他又心安理得地做着一个公众人物和微软的形象代言人。和巴菲特一样，他没有架子，在曼哈顿和西雅图漫步的时候从来不带随从或者司机。周末晚上酒足饭饱后窝在44号餐厅（曼哈顿一个时尚餐厅）的长沙发上，念叨着下顿晚饭是什么时候，挪出位子给那些找他签名或想跟他聊聊计算机的人。但是其他食客认不出盖茨来，反倒让他小点声，此时盖茨就会羞怯地道歉。他似乎更愿意人们把他当作一个孩子气的炫耀者，而不是一个名人。
盖茨办公室的电话几乎从来不响，在郊外微软办公区“园区”各处的电话似乎也不怎么响。园区里有一片低层建筑，共35幢，有草地、五叶松，与一般州立理工大学相似。盖茨主要通过3种方法经营公司：他每天（白天和晚上）要匆匆写100多封邮件，发送的时候他常常暗自得意；一个月左右举行一次高管（指比尔和总裁办公室，通常被称为boop）见面会；更重要的是（按盖茨的估计大概占他70%的工作量），每天会与一批负责公司不同产品的小组开两三次工作总结会。
网络DVD（WebDVD）组的7个年轻主管统一着冬季工装（卡其裤和法兰绒衬衣），在盖茨办公室附近的无窗会议室开会时，气氛轻松，没有等级之分。他们已经为一个将为电视机提供网络浏览内容的数字影碟努力了近一年，盖茨想在去日本与该领域的潜在合作伙伴（比如东芝）见面之前回顾一下他们的工作进度。
克瑞格·蒙迪（Craig Mundie）是负责所有非计算机消费品的执行主管，微软的元老级人物。他让更年轻的成员主持讨论。盖茨飞快地翻看了文件夹，几分钟内就抓住了他们的报告要点。他开始摇晃，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潜在合作伙伴的方针策略、技术细节、潜在的竞争以及宏观战略的问题。员工的回答总是很干脆，甚至当盖茨深入谈到晦涩的细节时也是这样。没有人像在炫耀或者争抢注意力，但是每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出看法或者挑战盖茨。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他们都是实打实的男人，思考的时候总会来回摇晃。
“这个项目能用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编写吗？”盖茨问道。HTML是建立网站时用的程序编写语言。他们介绍了怎么使用HTML。盖茨质疑为什么数字影碟需要4兆（字节）的内存。他们解释了这个问题；他又继续深入询问；最终他们赢了。他们激烈地讨论了菜单、区段、模式、纠错和MPEG–2视讯压缩标准。“我们的根本战略是必须抱着对处理器一无所知的心态。”盖茨命令道。每个人都点头称是。然后他一刻不停地转向公司战术的讨论，“我们要让飞利浦和其他制造商，还有电影制作人统一一个标准吗？”有人说，我们必须尽快统一。盖茨想现在就统一。他们很快地讨论了飞利浦、索尼、时代华纳（《时代周刊》的母公司）、松下、东芝，连同它们各自的好莱坞合作伙伴的内部方针。
盖茨从不称呼别人名字，也不表扬或者打击人心。但是他悉心倾听，尊重民意。检查工作时最能看出他的脾气，他不同意某人对DVD分层性能的分析，于是便质疑道，“你给我讲讲。”几分钟后他会打断讨论，说：“把说明书给我。”
盖茨从不掩饰自己竞争的本性。“这个领域的竞争局面是奇异的，对手从Navio（一个消费性软件集成产品）甚至到网络电视机（WebTV）。”他说。他尤其关注Navio——近期美国网景公司与他人合作推出的，意在阻止Windows（视窗）和Windows CE（Windows电子消费品的姐妹版）操作系统成为交互式电视和游戏机的旗帜。“我想在我们的产品中加入一些Navio难以实现的东西。他们的计划是什么？”该小组承认他们对Navio知之甚少。盖茨摇晃幅度变大了。“你必须从你的队伍里选一个人，”盖茨告诉蒙迪，“他的任务是全程追踪Navio。Navio是我担心的对手。日本世嘉是投资者，它们可能愿意向我们透露信息。”然后他又谈起其他竞争对手，“星球卫视呢？”蒙迪解释说他们是专做视频游戏的，“我们不擅长的领域。”盖茨回应说：“我们现在能和它们合作，但是它们还有其他野心。因此我们未来会与它们彻底对立。”
尽管影碟不是微软的核心业务，但是这是盖茨准备打赢的战争。小组称每张影碟10美元的专利税太低了。“为什么要多收？”盖茨问。他们解释说考虑到成本，每张10美元太难盈利了。盖茨则非常坚决。组员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与做电子消费品的那些人正在互相较劲，彼此不相上下，”他断言，“我们很可能被踢出市场。”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我们现在的战略目标就是把Windows CE做成我们所有产品的标杆。我们不是一定要在接下来几年盈利。我们在MS-DOS操作系统首发的时候就没有赚到钱。如果能以10美元的价格打入该市场，那么就放手干吧。”他们都点头。
盖茨的母亲可能在他的好胜心下妥协了，但是计算机领域的大部分对手并没有妥协。有的网站专门诋毁他，律师事务所竭力阻挠他，一些以前的朋友提到他的名字就气急败坏。美国网景、甲骨文和Sun（美国信息技术及互联网技术服务公司）等公司以公开阻挠他的“统领世界计划”为神圣使命。
他们批评的不仅是盖茨的成功，还有他试图用不公平甚至是非法手段竞争的做法。微软几近垄断桌面操作系统，从文字处理和电子表格到网页浏览器和网页内容。微软正在将其IE浏览器和网络内容整合到其Windows操作系统中。该进程的高潮是微软为其Windows97设计的“活动桌面”将于几个月后上市。批评者们看到微软的强硬手段会使与其竞争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难以生存：微软的文字处理软件Word在苹果公司生产的麦金塔计算机的操作系统上无法正常使用；用户也发现微软狡猾地在Windows和微软网络来回切换时将网景浏览器设为非法浏览器；程序开发者也抱怨不能像微软自己的开发员一样快地得到Windows新版本的全面说明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