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试图利用现有的垄断地位延迟新技术的推广。”网景公司和其他微软竞争者的反垄断代理律师盖里·里巴克（Gary Reback）说。比起打赢网页浏览器的竞争战，这场官司的风险要大得多。网景公司正加强其浏览器支持运行程序的能力。里巴克说：“换言之，如果网景成功了，你就不再需要Windows或者微软的其他操作系统了。”里巴克发出警告，另一方面，如果微软继续以垄断方式将其网页浏览器嵌入其操作系统，“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它们会继续捆绑网页内容、微软网络、金融业务、旅游服务等。它们的通盘计划就是在它们涉及的任何一个领域实现垄断。”
盖茨并未因此道歉。“没有浏览器的操作系统都‘他妈’会被踢出局，”他差点就直接骂娘了，“我们是应该提升我们的产品呢，还是应该歇业？”后来在去日本的路上，他又就此事写了一封两页的邮件。“客户正在受益，就像他们原来使用图形界面、多任务处理、压缩和其他许多功能一样，”他写道，“如果基于客户的意见完善产品是刻意维护微软的业务并阻止网景将其浏览器转化为最受欢迎的操作系统，那么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该做的。”
尽管风险是明摆着的，但是有关垄断的法律（还停留在铁路大亨们那个年代）却不甚明晰。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1993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将微软一案的司法权移交给了司法部门。FTC委员克丽斯汀·瓦尔尼（Christine Varney）是该领域的专家，她说在一个变化的局势下应用反垄断法是很难的。“我担心法律的辐射面是否能赶得上瞬息万变的商情，”她说，“一个诉讼一旦是关于反竞争的，那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没有定数的。”
微软竞争者们很久以前还针对盖茨提出了一个更为哲学的话题：他强有力的竞争手段破坏了个人计算机时代初期的黑客相互合作的精神。杰瑞·卡普兰（Jerry Kaplan）的《IT创业疯魔史》（Startup）一书描述了如何手编系统。他写道，盖茨起初很友善，于是他放心地把他的计划告诉了盖茨，但是最后盖茨竟然公布了一个与他们相似的竞争产品，他觉得自己被背叛了。曾在微软工作的罗勃·格拉泽（Rob Glaser）现在经营着制作网络音频播放器的公司，是盖茨的仰慕者。但是他说盖茨“残酷无情，是一个进化论者，不寻求双赢，而是净想办法搞垮别人。认为成功就是挤掉竞争，而不是追求卓越”。格拉泽说他供职于微软的时候，“那儿的气氛就像是玩不择手段的扑克游戏，你要隐瞒真相，即使这样做可能会陷你的潜在同伴于不利。”
同样的特质在盖茨6岁的时候就被他的心理医生格拉泽发现了。格拉泽说：“在比尔的眼里，他自己仍然是一个开了新公司的孩子，担心别人的竞争会使自己的公司倒闭。”埃丝特·戴森（Esther Dyson）因为她精彩的新闻报道和新闻发布会上的出色表现成为该领域的传奇人物，她也是盖茨的老朋友，她虽然钦佩盖茨但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盖茨）在社会责任感和人际关系方面一点都没有成长，”她说，“他很聪明，但也很孩子气。他可以是一个有趣的朋友，但他缺乏同理心。”
“如果我们不狠心，我们就能做出更具创造性的软件？我们要挤掉竞争者而不是让它们分享市场？”盖茨在他的办公室踱来踱去，讥讽地重复着外界对他的指摘。“他们睁着眼睛说瞎话，”他冷冷地说道，“谁推动了市场？我们。谁战胜了那些盛气凌人的大公司，比如原来是我们10倍之大的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他不带感情地列举了甲骨文、Sun、Lotus软件以及网景公司等对手，“他们每个人的竞争力丝毫不在我之下。”
“我们能赢是因为我们雇用了最聪明的员工。我们根据反馈改进产品，直到客户都满意为止。我们每年在斟酌电子领域发展方向时都会停下前进的脚步。”他甚至不愿意承认外界的质疑——微软总是对付对手们的新产品，比如苹果公司的图形界面、网景公司的网页浏览器，而不是独辟蹊径。“最初做图形界面的不是苹果，是施乐（美国办公设备制造公司）。我们早就投入图形界面发展了，这也是微软办公应用软件最棒的原因。”
盖茨乐在其中。对他来说，脑力风暴很好玩，比赛很有趣，解决难题也很有意思，与聪明人共事更是极大的享受。别人也许觉得他很冷酷无情、不讲道理，但是对他而言，竞争就像一场运动，也许是流血运动，就像在胡德运河玩夏季游戏一般尽兴。他躺在沙发上，四肢摊开，然后开了一瓶汽水。尽管盖茨很少像他母亲一样善解人意（他没有主动给过我汽水，在我要的时候才默许），但他的专注和热情是动人的，甚至是极富魅力的。他拿了一张纸，画出了在开发与完美世界以及Lotus竞争的应用软件时的战略图。看看这是多么有趣的一个迷阵啊！他的话里没有火药味而是充满孩子气。他的好想法是“巧妙”、“精彩至极”且“正中要害”的，但是馊主意也是“差劲”、“毫无特色”且“漫无目的”的。
盖茨的办公室非常朴素，装饰很少，家具也很普通。最大的一件艺术品就是奔腾处理器芯片的巨幅照了。还有爱因斯坦、达·芬奇和福特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的肖像，不过他说他并不崇拜福特。鲜有的人物照包括一张12位微软元老的合影（除了盖茨之外，多数人都蓄着邋遢的胡须），一张安·温布莱德去德国的照片，还有一张1995年与梅琳达和9个朋友去印度尼西亚度假的合影。屋里没有摆詹妮弗的照片，但是他从桌子里拿出一张自己得意地抱着女儿的快照。
盖茨说他希望再经营微软10年，然后承诺致力于慈善事业。他说计划留给每个孩子1000万美元。“将来某刻他会花时间想想自己的慈善事业的影响，他太有创造力了，做的慈善也与众不同。”巴菲特说。他已经捐助了华盛顿大学3400万美元，其中一部分是资助研究员莱诺伊·胡德（Leroy Hood）担任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主席；他资助哈佛大学1500万美元建立新的计算机中心；还资助了斯坦福大学600万美元。另有2亿美元属于他父亲管理的基金会，他还谈及要以个人名义接管微软项目的基金会，为城市图书馆提供计算机。此前他已经向城市图书馆资助了300万美元用于支付图书版税。“我已经和气地劝说过他多想想慈善的事，”盖茨的父亲说，“我觉得他的慈善基金将来（就像现在一样）会投在学校和图书馆上。”
问及遗憾的事，盖茨说很遗憾没有足够快地将微软的电子邮件应用程序投入市场，“我们都太忙了，有一次需要减负的时候，我在黑板上写下我们接下来的优先任务，每个人都说我必须取消一项，于是我撤掉了电子邮件项目。”
让盖茨更多地投入个人事务太难了。但是朋友们说自从詹妮弗出生后，盖茨开始更关注自己的生活，更关心能给孩子带来什么。他谈到计算机使用的前景，不仅仅是商业用途，还包括社会用途。他说：“每个人小的时候都很有能力，但人会长大，对这个世界也会越来越好奇，在寻找答案时无论是否得到过建设性的反馈，人所具有的巨大潜力都会受挫。我是幸运的，我的家庭和各种资源总能为我提供越来越多的答案。数字工具使得更多的人可以更上一层楼，而不是碰壁，不会遭遇人们不再为他们提供信息或者让他们闭嘴别再问问题的情况了。”
盖茨也没有以前那么看重智商了，“我不像以前那样认为智商是不可替代的了，”他说，“要想成功，你还必须知道如何决策以及如何从大处着眼。”
那么家庭生活削弱他对事业的执着态度了吗？“其实他很兴奋，对詹妮弗投入了很多，”鲍尔默说，“他在我们上次销售会上给我看了詹妮弗的照片，开玩笑说除了网景公司之外还有其他事物能让他晚上睡不着，就是这个小家伙。他可能没有以前那么玩命工作了，更生活化了一点。但是他依然会挥师奋进，依然会斩获成功。”盖茨喜欢重复迈克尔·乔丹的咒语——“他们觉得我完蛋了，他们觉得我完蛋了”，还有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格鲁夫引用为其书名的一句话，“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正如鲍尔默所说：“他仍然觉得自己必须谨慎行动。”盖茨又添了一句：“我仍然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是极大的快乐。”
那么，他原来那种认为人类思维没什么特别之处，终有一天会被二进制代码复制的想法呢？看着女儿学会冲着父亲的脸微笑有没有彻底改变他这种看法呢？我们上次会面的时候，我问了他这些问题，但是盖茨似乎对此不感兴趣。当我走出他的办公室时，他也没有遵从日常生活中正常的告别礼节，但是他同意我可以随时给他发邮件。几天后，我给他发了邮件，再次提出了那些问题，还有一些生活中的技术问题。我很快收到了关于技术问题的回复，但是他忽略了我提出的哲学问题。
最终，数周之后我意外地发现邮箱里多了一封发件人为bill@micrsoft.com（盖茨的邮箱）的邮件：
从理论上讲，我得说抚养孩子的乐趣多于痛苦，这是大自然的杰作，也是物种生存的需要。但是经验往往要超越理论。就创造复杂程序而言，自然进化要比人类现有的能力强很多倍。我觉得我们有一天会弄清人类思维并用软件的语言解释它的说法和人类思维是软件无法媲美的天赐神作的说法并不矛盾。宗教认为，能被科学解释的事物可以有一层超越科学的潜在含义。即便我不信仰宗教，我对于人类思维的惊叹和好奇更接近对宗教的敬畏，而不是冷静客观的分析。
安德鲁·格鲁夫的激情
本文也写于1997年，是《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专刊的开篇语。我觉得《时代周刊》主要关注政治和世界大事，有时会错过那些影响我们生活的大趋势。比如，那些发明电视机、青霉素、脊髓灰质炎疫苗或者DNA（脱氧核糖核酸）模型的人从来没有当选年度人物，甚至很少出现在杂志封面上。在我看来，微芯片、电脑还有网络似乎改变了我们的时代。于是，我们决定将安德鲁·格鲁夫和亚马逊网络购物中心的缔造者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这样的人定为年度人物，还把技术专家，比如网景的共同创始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比尔·盖茨、美国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等人写入封面故事。本文并非介绍格鲁夫，而是试着将他以及微芯片置于数字时代诞辰50周年（似乎没有其他人庆祝此事）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审视。
50年前的这个星期——1947年12月23日，午餐时间刚过，数字革命开始了。一个下着小雨的周二，在美国新泽西州的莫雷山园区，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两位科学家研制出了一个小装置，是他们从几条金箔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半导体材料的芯片，外形像一个曲别针。他们的同事既惊奇又有点嫉妒地看着他们展示那被称为“晶体管”的小发明是如何导入和增强电流并控制电流的进出的。
如同工业革命改变了19世纪末的世界一样，数字革命正在颠覆20世纪末的世界。如今，上百万的晶体管刻蚀在硅片上，造价比一个订书钉低得多。这些微芯片能以数字形式存储、加工世界上所有的信息，并将其传送到网络世界的各个位置。1997年，美国经济在完成了近7年的连续增长后，微芯片成为以低失业率、温和的通货膨胀和积极稳健的股票市场为标志的新经济时期的主动力。
安德鲁·格鲁夫是美国英特尔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对微芯片的功能和革新潜力的惊人发展贡献最大。他的性格特质在这个伟大时代是标志性的：成为纳粹手下的难民而形成的偏执性格，移民到充满自由和机会的大地上而塑造的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精神，作为数字革命先驱的智者养成的略带傲慢的犀利脾性。
与数字时代的其他财富创造者一样，格鲁夫的头等大事就是他的产品，对那些曾经的产业巨头认可的哲学问题和高调言论，他会尽量避开。当被问及诸如技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之类的问题时，格鲁夫调皮的表情便定格为僵硬的笑容，眼里露出不耐烦的神色。“技术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他顿了一下，“无所谓好坏。钢铁是好是坏？”他钢铁般的冷酷性格会在这样的时刻表现出来。无论是在与前列腺癌抗争，还是带领英特尔背水一战最终占领世界当时最重要的产品市场（晶体管），格鲁夫都表现出了勇敢拼搏的精神和工程师特有的理性的冷静。
这些特质使得格鲁夫执迷于创新突破，在过去10年里带领占个人电脑微处理器90%市场份额的英特尔，成为市值1150亿美元的公司（超过IBM），创造51亿美元的年利润（营业额居世界第7），其中44%为投资者年底红利。其他杰出的企业家，比如最知名的比尔·盖茨，是以制作利用微芯片的软件而名利双收的，只有安德鲁·格鲁夫实现了数字时代的定律：他的朋友兼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预言，微芯片将以每18个月功能加强一倍而价格削减一半的速度发展。对此，格鲁夫加入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将会不断开发一两年前还难以想象的微芯片新功能。
结果是，一个当代的超级统计奇迹诞生了：每个月生产4000万亿晶体管，平均每个人50多万个。身着太空服的英特尔工作人员在每一个指尖大的奔腾Ⅱ处理器芯片上蚀刻700多万个只有头发丝1/400厚度的晶体管，而这个芯片能卖到500美元，每秒钟可以计算5.8亿次。
新千年伊始，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使得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历史。我们可以停下来看看格鲁夫所说的那个“战略转折点”，虽然他的话不那么有文采：新的环境正在改变世界运转的方式，就好像历史的滚滚洪流穿过晶体管一般，我们的示波器哔哔作响。一个发明（15世纪古腾堡发明活版印刷）、一个想法（18世纪的个人自由）、一项技术（19世纪发明的电）和一种方法（本世纪早期的流水线），都能改变世界。
如同蒸汽机、电和流水线一样，微芯片已经成为驱动新经济的动力。它对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影响仍未有定论，但不容置疑的是，这小小的芯片改变了我们生活工作的方式。这个新经济时期有一些特征：
·全球性。金钱不分地域。只要敲击键盘，投资者每天能交易价值1.5万亿美元的外汇和15万亿美元的股票，使得误入歧途或者不幸的国家受到无情的投机者摆布。
·网络化。网络冲浪者在网上即可买到意大利的包和香港的品牌鞋；任何地方的行政工作或者软件编程，都可以外包给美国奥马哈市或印度班加罗尔市的工人；印尼巴厘岛生病的孩子，可以由北爱尔兰班格尔的医生接诊。
·信息时代。在当今的知识型经济中，知识资本可以增加产品价值。
·权力分散。晶体管发明后，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在其作品《1984》中做了一个对晶体管时代最错误的预测：技术会催生中央集权化，促进极权主义。相反，技术推动了民主和自主。互联网使得每个人都能成为出版商或博学家，电子邮件颠覆了僵化的等级制度，数字革命的风波使得小公司能与大公司抗衡。原子核象征着中央集权的原子时代，它吸引电子在狭窄的轨道上围转；而网络象征着数字时代，无数的权力中心在网络下平等分布。
·鼓励开放。信息不再轻易受控制，想法不再受约束，社会也不再封闭。网络化的世界促进了思想自由、市场自由和贸易自由。
·个性化。旧经济适应批量生产、大众营销和大众传媒，比如：核心工厂的流水线生产出同样款式的产品，大型演播厅和出版社负责播送娱乐活动和传播观点。但现在产品是个性化的。你想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钢制品？一些高科技的迷你机床可以做到。你想要不同于该页的观点？上千种网络杂志和个性化新闻产品等着和你交流。
没人认为微芯片抵消了商业周期或降低了通胀风险，但是它至少使得主张衰退的理论家和赞成“增长的极限”的群体——从罗马俱乐部[5]不为人所信的吉凶预言者，到最近认为美国的影响力注定衰退的灾难预言者——不再误导大众。
现在美国各方面的经济指标良好，这不仅是在美国史上，可能在世界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过去的一个月新增40多万岗位，失业率降到4.6%，为25年来最低水平。劳动力参与率也提高了：劳动适龄人口就业比例达到历史最高。工资停滞局面不复存在：上一年收入增长超过4%，达到20年以来抑制通货膨胀的最高水平。道琼斯指数为7756点，3年来翻了一番之多。企业盈利为史上最多。通胀率为负2%，就连悲观的时任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也对新经济形势下保持较低利率抱有很大信心。
这样的局面归功于微芯片。高科技产业1990年在美国经济增长中所占比例不到10%，如今已经占到了30%。平均每周都有一个新公司在硅谷上市。高科技产业报酬高，无论技术工人还是非技术工人，都能更高效地工作。高科技产品每年都会降价，使得其他产业的产品价格也在下降。高科技产业加上电脑和网络推动的全球竞争，帮助美国保持了低通胀率。
经济学家指出，数字革命在生产率数据上至今为止仍未有体现。20世纪80～90年代期间，非农业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平均为1%，而在20世纪60年代则接近3%。但是这种局面似乎也在变化。上一年美国的生产率提高了约2.5%，最近一季度生产率增长更是超过了4%。
除此之外，传统的统计方法可能会渐渐低估现在的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率。旧经济的产出相对容易计算：钢铁、汽车和小部件合计起来很简单。但是新经济不适用于这种分步计算的方法，比如，企业购置软件的费用并不列入经济投资。越来越廉价的手机的价值在哪里？免费的电子邮件呢？按照传统的方式看，金融业务是需要签订协议的，但是自助金融业务和信用卡交易而今却以井喷方式发展着。
就连小心翼翼的格林斯潘也已经对新经济抱有谨慎的信任态度了。尽管1997年经济形势大好，但是他决定不提高利率，他告诉国会这是因为“最新的技术成功进入市场并得到广泛应用，尤其是通信和计算机，这样做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即生产率正在提升，库存可以得到高效利用，生产力能很快地应对市场需求变化。格林斯潘十分相信数据，他搜集了企业的技术投资飙升的证据，认为经营者这样做大概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可以提高生产率、增加效益。他认为“此类传闻轶事非常多”。
轶事？经济学家应该避开轶事。然而，来自该领域人物的说法最能证明数字革命创造了新经济。堪萨斯州一个服务公司的经理谈及，不提高价格是因为他正在通过技术收获越来越大的利益；俄亥俄州一个搜索引擎公司的主管说，现在三大洲的同事通过一天紧张的邮件往来解决问题，而过去则要花费数周时间通过备忘录并错过很多通电话才能完成；在密苏里州一个克莱斯勒轿车生产车间，一个工人代表说，他的工会成员们已经接受了节省人力的技术，因为他们见证了自己的厂子在20世纪80年代末倒闭而如今却在壮大的整个过程。而轶事证据的集大成者是股市——这一年来股市都是保持增长态势。
诚然，与每一种新技术一样，微芯片有利也有弊。对技术的日益依赖会导致更多的不平等现象。没有受过一定训练的工人和学生会落后于别人，为社会混乱埋下隐患，就如工业革命转型前一样。但是当社会最需要他们的时候，这些学校可能已经解体了，劳工培训计划也可能因为预算紧张而取消。就所有对计算机和软件的投入来说（美国在过去5年投入了8千亿美元），效果最明显的投资却没有实现：保证每个学生都有一台个人计算机。格鲁夫说这是重振美国教育最有效的办法，然而他和该领域的其他人都没胆量投身到这样一场规模浩大的改革运动中去。
除此之外，尽管工资停滞的情况有所缓和，但工人们依然很没有安全感。科技革新伴随的裁员问题已经深深烙进了工人们心中，就像只读存储器芯片上的编码一样挥之不去。人们还有更多个人忧虑：计算机网络使得信息可以被存取、累积、链接，这些都会让个人隐私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看不见的眼睛（老板、邻居、数千市场营销者）会跟踪你买了什么，阅读或者写了什么，去哪旅游，给谁打了电话；你的孩子可以下载色情图片，与陌生人聊天。
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如果人们提出愿望，技术甚至可以提供帮助你的工具。如安德鲁·格鲁夫所说，技术本身无所谓好坏，它只是反映我们价值观的工具。
如果数字革命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其中，那么它将兴起千年以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放眼全球但放权个人，不仅会带动经济增长，还会传播知识，拓展自由，推动一个真正共同体的建立。这个任务很艰巨，但是它一定不会比弄清如何在一个硅片上蚀刻700多万个晶体管更难。
如何改变人类
尽管信息技术革命早已开始，可我觉得生物技术的突破对21世纪的影响绝不亚于对20世纪的影响，这一点我在前文有所提及。1999年1月，《时代周刊》有一期特别报道了人类基因组测序可能推动怎样的医学进步，于是我写下了本文。
告别了实现原子核裂变、将硅运用于计算机的物理时代，我们将迎来生物技术的世纪。如同1897年电子的发现是20世纪的历史性事件一样，21世纪的种子是在1953年产生的：詹姆斯·沃森向英国物理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描绘出4个核苷酸如何组对而形成DNA分子可自我复制的密码。我们前几年刚实现了史上最重要的突破之一，即破译人类基因组——DNA中含有由30亿个化学对编码的25000个基因。
20世纪之前，医疗手段主要是截肢、使用吗啡以及与放血作用类似的原始疗法。1918年的流感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使两千多万人丧生，相当于“一战”4年内死亡的人数。自那以后，抗生素和疫苗使得我们能征服各类疾病。于是，美国的人均寿命由20世纪初的50岁猛增到现在的75岁。
20世纪的医疗条件并未延长健康人群的自然寿命，但是下一次医学革命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基因工程能够攻克癌症、使心脏血管再生、抑制肿瘤血管生长、用造血干细胞复制新的器官，甚至也许能对那些引起细胞衰老的基因进行重新编码。
我们的下一代有可能可以选择他们孩子的特质（我希望如此，但同时也担心）：选择性别、眼睛的颜色；也许还可以调整他们的智商、个性和运动能力。他们可以克隆自己、他们的孩子、他们仰慕的名人，甚至可能在我们死后对我们进行克隆。
自从500万年前原始人类从猿类中分化出来以来，我们的DNA只进化了不到2%。但是21世纪我们就能够彻底改变自己的DNA，将我们的愿望和虚荣心编入新的生命体中。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弗兰肯斯坦博士创造出他的怪物，他在道德上就是否应该允许怪物繁殖这个问题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有权为了自己的利益让世世代代人受到灾难的折磨吗？”这样的反诘是否要求我们建立新的伦理观呢？
可能不会。相反，我们要寻求一种经得住时间考验的道德观：视每一个人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在这种道德观引导下，我们应该远离人类克隆，因为它会不可避免地将人当作满足其他人需求的工具，即把克隆人当作我们所爱的人的复制品或者身体零件的集成品，而不是独立的个体。无论是否明确，我们也应该划一条分界线，允许应用基因工程治疗疾病和残疾（如囊胞性纤维症、肌肉萎缩症），但不改变那些与别人不同的个人属性（如智商、外表、性别和性特征）。
在生物科技时代，我们更应该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著名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犯了错。事实上，DNA技术给予个人与家庭更多权力，而不是将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但是政府也将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确保没有人（包括保险公司）可以不经我们的允许查看我们的基因数据或者利用它来歧视我们。
那么，我们就可以为21世纪末到来的新突破做准备了，这个突破可与绘制基因图媲美：绘制100亿甚至更多的大脑神经元。有了这项突破，我们就能创造与人脑的思考和体验无差别的人工智能了。也许最终我们能够在机器上复制我们的思维，然后我们就能在没有生物大脑这一“湿件”和人体的情况下生存。从此，20世纪的信息技术革命将与21世纪的生物技术革命相互融合在一起。
我们的世纪和未来的世纪
20世纪马上就结束了，老板亨利·卢斯要求我们通过那些创造历史的人回望整个世纪。我想了一个办法，即描绘这个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于是我们便着手行动。我们决定另辟蹊径来编写这部传记，即选一些当代有远见的知名人士为我们选出的“时代百强”作传：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孙女塔娅娜·托尔斯塔娅（Tatyana Tolstaya）写戈尔巴乔夫；“大屠杀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写希特勒；比尔·盖茨写飞机发明者莱特兄弟等。为了将该项目置于连贯的历史框架中，我在文中试着将20世纪的历史人物与时代的洪流联系起来，本文于1998年4月发表在“时代百强”5期连载中的第一期。
在所有世纪中，20世纪被视作最不可思议的100年：灵感律动，有时令人畏惧，但多数时候让人着迷。的确，15世纪非同寻常，文艺复兴和西班牙宗教法庭（中世纪的天主教法庭）处于全盛期，德国古腾堡发明了活版印刷术，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开始探索太阳系，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将欧洲文化传到美洲大地。当然还有公元1世纪，它因耶稣的诞生和死亡而有着最为深远的影响。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存在使得公元前5世纪颇为重要。但是处于20世纪的我们，也许可以庆幸地宣称，在载入史册的世纪中，我们这个世纪能进入前四或者前五了。
我们来自吹自擂一下，随意列举几项20世纪的成果吧：20世纪实现了原子核裂变，发明了爵士乐和摇滚乐，把飞机开上了天，登上了月球，得出了广义相对论，设计了晶体管，弄清了如何将上百万晶体管蚀刻在微芯片上，发现了青霉素和DNA的结构，削弱了法西斯主义，毕加索在纳粹空军袭击了西班牙中北部城镇格尔尼卡后得到灵感创作了《格尔尼卡》，电影、电视迅猛发展，高速路落成，世界日渐网络化。更不用说这些事物带来的附加成果了，比如情景喜剧和有线电视频道、电话对方付费业务和网站、大商场和娱乐中心、存在主义和现实主义、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奥普拉。各种缩写比比皆是：NATO（北约）、IBM、ABM（反弹道导弹）、UN（联合国）、WPA（无线网网络安全存取）、NBA（全美篮球协会）、NFL（美国橄榄球联盟）、CIA（中央情报局）、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PLO（巴勒斯坦解放组织）、IPO（首次公开募股）、IRA（个人退休金账户）、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GIF（感谢上帝今天已是星期五）等。这么多成绩让我们不吹嘘都难。
这些成就造就了一批名垂青史的人物。看吧，俄国领袖列宁抵达芬兰车站；印度领袖甘地跋涉到海边制盐，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叼着雪茄，爵士乐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吹着他的小号，英国电影演员查理·卓别林拄着他的拐杖，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拒绝在公车上让座，爱因斯坦专注于他的研究，甲壳虫乐队在美国电视综艺节目艾德苏利文剧场亮相。
很少有哪个世纪开始得这么清晰明确。190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结束了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女王陛下在任63年后于1901年1月去世，似乎是巧合。她的帝国臣民占当时世界人口的1/4，但是南非的布尔战争标志着殖民时代的结束。在中国，义和团运动唤醒了沉睡的巨狮。在美国，汽车取代了马车，42%的就业者从事农业（今天只有3%），人们的平均寿命为55岁（今天是75岁）。
1900年的巴黎博览会上，首台磁带录音机亮相；游客蜂拥而至感受法国雕塑艺术家罗丹非维多利亚式雕塑带来的震撼；柯达公司推出了布朗尼相机——生动地体现了那个世纪技术起先神秘，然后简单，继而廉价，最后普及的过程。学能测试始于20世纪20年代，推动了社会模式从贵族统治向精英管理转变。莱特兄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首次试验他们的滑翔机。30岁的列宁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呼吁俄国革命的文章。26岁的丘吉尔当选为下议院议员。摩根大通与一名年轻的管理者查尔斯·施瓦布（Charles Schwab）合作，买断了卡内基钢铁公司，并购了美国钢铁公司，成为当前世界上最大的财团。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完成了一项影响整个世纪的发现：原子以“量子”的形式辐射能量。
这些成果孕育了一个世纪，这个世纪归纳起来具有以下特征。
自由的世纪。如果必须用两个词来概括，那么就是：自由获胜。自由打败了前来挑战它的极权主义，即法西斯主义。到20世纪90年代，各个世纪的哲学家——从柏拉图到约翰·洛克再到约翰·穆勒、托马斯·杰斐逊——传播的理念有个人权利、公民自由、个人自由和民主选举，这些理念最终影响了全球一半以上人口。
电子的世纪。20世纪的一个重要事件其实发生在1897年[6]：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汤姆逊（J.J.Thomson）发现了电子。后来人们了解到原子的内部结构，由此制作了第一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新式武器加速了“二战”的结束，却成了冷战的关键背景。阿兰·图灵（Alan Turing）利用电子设计了首批数据计算机。早在5个世纪以前，古腾堡的活版印刷术使得信息传递的费用是之前的千分之一，这使得人手一本《圣经》成为可能，从而为宗教改革运动打下了基础；使得信息自由流动，于是个人自由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后来，晶体管和微芯片的发明进一步使信息传递的费用变为了过去的一百万分之一之少。这些进步使工业时代转型为信息时代。
全球化的世纪。千年以来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从村落进化为城邦、帝国再到多民族国家。在20世纪，所有事物都在走向全球化。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一直十分紧张，这是400年来欧洲国家联盟分分合合的结果，其后果便是两次世界大战。现在，不仅军事是全球化的，连经济乃至文化都在日渐全球化。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民都受到某处武器的威胁；人们在同一种网络化的经济环境下生产和消费，逐渐可以接触到同样的电影、音乐和思想。
大众市场的世纪。20世纪另一件大事发生在1908年：福特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开始批量生产汽车。现在一般人都能买得起福特T型车（只有黑色可选）。大量产品都是批量生产，批量销售。电视机和牙膏、杂志和电影、现场秀和品牌鞋等，均以同样的模式通过中央设备向数百万人发行或播放。作为回应，现代的无政府主义、生存绝望和对同一性的抵制，共同推动了20世纪大部分艺术、音乐、文学、时尚乃至行为的产生和发展。
种族屠杀的世纪。20世纪也有黑暗的一面。在各种荣誉之下隐藏着令人恐惧的历史罪恶：斯大林的集体化、希特勒的大屠杀、（赤柬领袖）波尔布特（Pol Pot）的万人冢、（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Idi Amin）的暴行等。我们试图把罪行个人化，好像这些仅仅是一些疯子的错误，但事实是整个社会——包括发达的德国——包庇和纵容了这些不可思议的行为。这些悲剧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寻求的是极权主义的解决方法而非自由。神学家必须回答“为什么上帝允许罪恶的存在”，理性主义者也有一个同样棘手的问题：“为什么进步不能使文明更开化？”
美国的世纪。这个说法是亨利·卢斯在1941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他这样说是为了号召同胞做好为自由而战的准备。他们做了一次又一次的努力，最后取得了胜利。一些国家实行的外交政策基于现实主义或者普鲁士风格的权力政治，即冷静谨慎地权衡战略利益。美国与众不同，因为它还受到理想主义的激励。无论是抵制法西斯主义，还是错误地干涉越南，美国的使命不仅是扩大其自身的利益，还有推广其价值观。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源于其理想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作用比战舰还要大。1989年“铁幕”落下标志着冷战结束，充分证明了美国在国际上的势力不仅来自其军事实力，还有其价值观的威力和吸引力。这就是20世纪被称为“美国的世纪”的原因。
那么下一个世纪会是什么样呢？接下来两年的许多猜想认为以后数十年是数字检索的时代，这让人听起来不由地得意。但是让我们试着透过云雾一探究竟，预测一下21世纪的特征。
在数码领域，下一个重大突破将是语音识别技术。语音识别的雏形已经具备，只是还处于初始状态。让电脑“识别语音”，它有可能认为你说的是“破坏美丽沙滩”。但也许10年后机器就能一字不差地领会我们闲聊的内容。我们能对芯片说话的时候，芯片就会植入我们的生活。我们不仅能与电脑聊天，还能与汽车导航系统、电话机、浏览器、温度调节器、录像机、微波炉和其他我们要操控的设备谈话。
语音技术会开启数字时代的第三阶段，即人工智能。我们每天会告知机器很多自己的想法和喜好，机器积累足够的信息后就会知道我们想什么，然后模仿我们的思维，充当我们的助手。有点吓人，是吧？但至少在机器决定不再需要我们并开始制造能听从它们指挥的更智能的机器之前，其实是很有用的。
到现在为止，数字时代的定律还是戈登·摩尔给出的：微芯片每18个月左右功能加强一倍，价格降低一半。比尔·盖茨能称霸计算机领域是因为他很早就按照“计算功能（微处理器和记忆芯片的容量）未来会趋近免费”的预测而采取行动：微软编写大量复杂软件的代码以利用这个廉价的馈赠。接下来几十年的定律将是：带宽（光导纤维和其他运载数字通信管道的容量）将会接近免费。
这一定律连同数字交换和存储技术的最新进步，都意味未来会有多种内容形式：电影、音乐、书籍、数据、杂志、报纸、家庭主妇们的食谱、家庭影像。不论在何地，这些都唾手可得。每个人都可以创建各种内容；你能制作电影或者杂志，让它为世界共享并收取费用，就像时代华纳一样。
其结果便是大众市场转型为个性化市场。再也没有中央工厂或者摄影棚向上百万受众提供同样的产品了，技术使得为每一个用户量身定制产品成为可能。你可以订阅只提供你所感兴趣的话题和观点的新闻资讯。从鞋子到钢铁都能按照个人的愿望定制。这对于反对文艺界的单调统一性的现代抗议者又意味着什么呢？而有点讽刺意味的后现代主义常常会取笑一致性和所谓的历史联系。
然而，和即将到来的生物技术革命相比，今日如火如荼的数字革命可能会黯然失色。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在白宫谈论下一个千禧年的科学话题时，指出人类DNA在过去一万年内没有显著变化。但是在接下来的100年中，我们能够并且想要对其进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无疑会取得进步，但也会犯错。我们将编码自己的梦想、虚荣心和傲慢。我们要克隆自己，要“定制”自己的孩子。像弗兰肯斯坦一样，我们有可能创造出奇迹或者怪物。但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科学上的，而是道德上的。
在政治上，已经战胜了法西斯主义的民主资本主义有可能要面对另外三个敌人。第一个是部落主义，比如在波斯尼亚。这个当然不新奇。但是民主对于那些习惯于征求团队授权的少数民族往往是无效的；国际化的市场会引起缺乏技巧或者不愿参与其中的群体的反感。第二个是抵制世俗化的极端主义。而资本主义不近人情，重视消费，排斥那些反感其现代性和唯物主义价值观的人。第三个是反对发展、支持绿色运动的极端环境保护主义者。该运动起初表现得并不极端，但是如果资本主义内生的经济增长需求继续威胁地球的健康，那么抵制行动就会如疾风骤雨般袭来。
多数事情都是未知的，极少数能够确定的是21世纪将会是网络化、全球化的时代。因为国界将难以阻碍信息的流动和创新，所以只有那些能够适应开放以及服务、商品和思想自由流动的社会才能繁荣。
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看，美国是相当合格的。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有很多编写宣传手册的人，自那时起，我们就适应了信息自由流动下的反对论调。我们习惯于容纳多种文化，尽管我们经常在文化多元性带来的不良后果中挣扎，但并没有因此分裂。我们的分歧（比如就平权运动而言）可能会引起不和，但是我们的政治和宪法体制能够和平解决这些分歧。
但是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必须适应新的世纪。在越来越以知识为基础的全球化经济背景下，我们不能再允许教育机会不平等。为了避免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学校有必要开放竞争，并遵循一定的标准。我们也必须像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意识到资本主义可以是高效的，但同时也可能是冷漠的。只有把鼓励个人积极性和集体责任感结合起来，美国的社会结构才是坚固的。毕竟，民主和自由的终极目标不是追求物质充裕，而是树立个人的尊严和价值观。这是20世纪的根本宗旨，如果我们够幸运和明智的话，这也将是21世纪的要义。
世纪人物：创造历史和未来
《时代周刊》描绘100个20世纪风云人物的项目终于在1999年12月31日推出《世纪人物》一刊后落下帷幕。几年前，我们杂志社的人茶余饭后就开始讨论人选。这对我们和读者来说都不只是一个室内游戏[7]。讨论不同领域的人物谁更有影响力促使我们分析哪些事情对世界有长久的意义，什么样的领导技能有持久效应，谁真正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影响，而不只是昙花一现。我一直支持选择爱因斯坦，幸运的是我当上了编辑（对他和我而言都很幸运），于是我的投票更有分量。我觉得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解释这个选择，所以我写了这篇文章。在研究爱因斯坦的过程中，我决定将来要为他写一本传记。本文中，我反思了自己曾在发起“时代百强”项目的文章中用到的一些思想和对历史力量的描绘，但是我也简化了对塑造整个世纪的重大力量的评价。
这是一份多么神奇的候选名单！又是多么鱼龙混杂的一份名单！
有些人因为现身而震惊世界：甘地现身海边制盐，列宁现身芬兰车站。其他人因为拒绝离开而知名：罗莎·帕克斯拒绝在公车上让座。有些传奇人物让自由从英国伯明翰监狱、南非监狱和格丹斯克（波兰城市）船厂中折射出来。
还有人制造了能飞和能思考的机器，发现了战胜感染的霉菌和构成生命基础的分子。有人能用一个词组激励我们：害怕本身（罗斯福演讲用词），泪水和汗水（丘吉尔演讲用词），不要问（肯尼迪演讲用词）；或者用一个词让我们心惊胆战：万岁（德国法西斯分子见面时的纳粹礼用语）；抑或是用一个公式改变世界：E=mc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