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
新闻人的使命
1998年，《时代周刊》创刊75周年，我因而有机会对这家杂志的联合创办人亨利·卢斯进行一次反思。我向来很敬佩亨利·卢斯其人，他好奇心强，始终热爱具有教育意义的大众新闻业，他还相信人物叙述有利于我们理解这个世界以及我们所面临的道德难题。2009年，我对这篇文章稍做修改，把它作为《时代周刊》的简史呈现给读者，但实际内容没有什么变动。
1923年，亨利·卢斯和布里顿·哈登（Briton Hadden）一起创办《时代周刊》时，他描述了这样一个矛盾：尽管整天遭受信息轰炸，但可悲的是，人们的消息并不灵通。于是他决定着手创办一份去芜存菁的杂志，综合要闻，宣扬自己“无耻”的偏见。
听起来很熟悉吧？那就像是印刷时代的网络聚合器和博客。1976年卢斯去世时，电视新闻已经加入信息轰炸的队伍。从那时起，世界信息的饱和程度甚至超过了卢斯在世时的想象：有线电视和电台、网站和博客、简单讯息聚合订阅和社交网站推特等，都充斥着标题和炒作、新闻和绯闻、巧妙的分析和奇谈怪论。
尽管如此，卢斯提出的关于《时代周刊》的基本使命和策略还是经受住了考验。《时代周刊》仍在帮助人们从杂乱无章的信息中整理出重要和有趣的新闻。尽管这份刊物渐渐不再提供上周新闻重述和摘要，但仍然试着将事件置于大背景下，预言事情的发展趋势，及时更新观点和事实，揭露背后的故事，提出别人忘了问的问题。《时代周刊》不仅在纸质杂志上这样做，在网上以及各种正在发展的电子媒体上也是如此。
卢斯最初使命的一个方面已经得到了强化。杂志、频道、电台、博客、网站和服务器的普及，意味着大多数媒体狭隘地关注特殊兴趣和利益。但《时代周刊》仍然秉持着一个理念，即聪明人对所有领域——从政治到艺术，从宗教到技术——的新闻都怀有好奇心。在互联网上，你可以轻易找到与自己的兴趣对口或迎合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的各种信息，应有尽有。而《时代周刊》所要实现的就是卢斯当年要它做的事情，即为其读者展示各种话题，不断拓宽（而非缩小）他们的兴趣范围；为读者提供的想法和观点是要挑战他们的偏见，而不是仅仅去强化读者已有的想法和观点。而《时代周刊》的纸质杂志、网站和博客，都在努力践行卢斯当年的想法。
《时代周刊》每周仍坚持努力遵循卢斯的训诫，即搜集那些传递我们这个时代兴奋点的各种新闻，这可以带给我们意外的惊喜。举个例子，一个对国内外新闻版面感兴趣的读者会意外发现医疗或音乐版面里有些有趣的消息。它还有助于我们这些记者在这样一个各领域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里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提供信息和知识平台，让那些消息灵通但专业兴趣不同的人来这里分享，事实上他们也乐于分享这些信息和知识。
我们还提供（至少我们在努力这样做）一个共同的哲学平台。自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左右斗争之后，世界进入一个常识重于下意识的意识形态信仰的千禧年阶段。尽管我们的报道经常观点强硬，但我们仍努力确保这些报道是开放且不具党派偏见的。
是的，这确实代表着一种转变，《时代周刊》一改全球议程充斥着报纸版面的卢斯时代的风格。卢斯是一名长老会传教士的儿子，父亲在中国传教。卢斯继承了父亲热衷于传播美国价值观并使人们相信基督的热情。对于自己的做法，他直言不讳。在给哈登的创立企划书里，他指出“完全中立……或许既不招人喜欢也不可能”，接着他开始列出这份新杂志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偏见”。
随着《时代周刊》日趋成熟，现在的它更重视报道的内容而不是偏见。尽管如此，最初创立企划书里的几点偏见——或许应该把它们称为价值观——仍在指导着《时代周刊》。
其中最重要的那条被卢斯放在了首位，即“相信世界是圆的”。卢斯很讨厌孤立主义。1941年，他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文章，题为“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他在文中敦促美国参与国际事务以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尤其是“对自由的热爱、对平等机会的信仰，还有自力更生以及既独立又合作的传统”等观念。
随着“美国世纪”接近尾声，这些价值观的优势如今体现出来。尽管20世纪尚未结束，但20世纪的故事主线终究是自由（及其产物，比如民主、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等），而不是极权主义。美国曾经心甘情愿地坚守着自己的价值观，历史证明这种心甘情愿的做法是美国影响力的真正源泉，它对世界的影响甚至超出了美国军事实力的影响。因而时至今日，《时代周刊》仍然偏向于自由思想、自由市场、自由言论和自由选择，这种偏向体现了我们认为人们通常会比较聪明，也很明智；他们拥有的选择和信息越多，境况就越好。既然美国是自由的化身，那么即将到来的“全球化世纪”将会是另一个“美国世纪”。
世界不仅是圆的，而且个中事物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一个大网络。在这样的世界里，《时代周刊》始终秉承着最初的创立企划书中的另一种倾向：“时刻关注新事物”。特别是数字革命，自从人类发明电视以来，数字革命大有彻底改变我们这个世界之势。
因为相信信息的价值，所以我们对信息爆棚的局面欢欣鼓舞，那才是数字时代的标志。无论对公众而言，还是对媒体而言，信息来源多渠道都是大有裨益的。在一个多种声音竞相而起的世界里，人们会倒向自己相信的一方，这便鼓励着我们坚持那条明确但具有挑战性的原则：要做好报道、好文章和权威公正的分析。如果本身不相信更多的信息和观点最终能引出更多的事实，那么当初我们就不会入此行。了解了这些，你就懂得为什么我们成了第一批在线记者中的一员，就会懂得为什么我们强烈要求开通诸如互联网等允许多种声音加入讨论的公开系统。
《时代周刊》强调把故事叙述作为一种将事件置于大背景之下的方式，这种风格很适合周刊。电视和互联网利于传播即时新闻标题和权威意见，互联网允许人们自由搜索链接、挖掘原始数据，但《时代周刊》就像一个来到你家讲故事的人，绘声绘色，颇有见地，把事实变成连贯的叙述。部分故事是经由新闻主人公之口讲述的。正如《时代周刊》创立企划书所描绘的那样：“知道他们喝什么固然重要，但知道他们向哪位神灵祈祷、喜欢什么样的打架方式则更重要。”
通过叙述和人物、分析和综合，我们试图把一个复杂的世界变得连贯一些，最终的目的是确保世界进程的混乱险阻盖不过我们道德的力量。
一个经典案例出现在“二战”结束那个星期。詹姆斯·艾吉和其他记者都在《时代周刊》上发表了多篇封面故事，集中报道美国在日本投放的原子弹。在一个名为“原子弹时代”的新增版块里，《时代周刊》勉为其难地指出这个以进步为名的事件背后的历史和道德启示：“人们被甩到另一个千禧年的前厅。如果人类足够强大和诚实，那么他们大可想象原子弹时代的可能模样。但首先那将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到处充斥着怪异的符号和死亡的味道。”
不断有新的“入侵者”来到这个新千禧年前厅，《时代周刊》也极力将它们置于道德和历史背景下。比如，数字时代不仅带给人们更多令人兴奋的民主媒体，同时也导致侵犯个人隐私事件的发生以及网上虚假有害信息的泛滥。生物技术的到来不仅承诺人类有望结束疾病时代，还可能引发随意复制人体器官和胡乱修改后代基因的行为。
尽管如此，我们与卢斯和哈登都有一条最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根本的乐观态度。对他们来说，乐观——对进步的信念——不仅是一种信条，还是一种使事物变得更美好的策略。新千禧年带来的挑战要求记者们具有怀疑精神，但又必须避免愤世嫉俗的心态——装腔作势、一知半解，这种心态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风靡一时。明智的怀疑主义可以也应该既相信进步，又相信人类具备常识能力。
卢斯曾经说过，“作为一名记者，我只能统率自由之战前方战壕的一小块防区。”最重要的是，他相信新闻工作在最佳状态下能成为一项高尚的事业，对此我们仍然相信。新闻工作能引发人们思考，而且是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它还带给人们力量和自由。当然，这项工作也可以很有趣、很刺激。这就是当年卢斯极力赋予他那份新杂志的东西，也是现在我们每周极力想赋予我们那份“新”杂志的东西。
最保守又最自由
亨利·格伦沃是《时代周刊》最杰出的主笔。他使这份杂志更时尚，也更严肃。但他并不习惯美国的生活方式。有一次，他坐车从曼哈顿往北到威彻斯特郡，途中他让司机在一家麦当劳门口停车，目的是看看巨无霸到底长什么样。2005年，他那位和女诗人桃乐茜·帕克（Dorothy Parker）一般聪明的遗孀露易丝请我在他的追悼会上发表一篇悼念词。由于当时刚刚模仿过导演诺拉·艾弗隆（Nora Ephron）和基辛格，这让我觉得自己很像那个在杆上旋转盘子、跟着披头士上“艾德苏利文秀”的家伙。
亨利·格伦沃兼具理智上的严谨和性格上的优雅，这两种特质的结合很不寻常，在一个记者身上也许更是少见。他对美国新闻业的长远影响——严谨和优雅结合的产物——是极罕见的，正因为罕见，所以我们要稍等片刻才能注意到这份影响，继而为之惊叹。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当格伦沃接手《时代周刊》时，他设定了更高而非更低的目标去改造这本杂志。他把《时代周刊》变得更加时尚，但又不使其弱智化，从而拯救了这本杂志，而这在今日的媒体行业中并不常见。
故事要从亨利·格伦沃22岁时以一名送稿生的身份加入《时代周刊》开始讲起。他是一个移民，但通过观看“42街”播放的每一部电影增强了自己的英语能力。他给亨利·卢斯写了一份备忘，提议创办一本新杂志，并取名为“思想”。肯坦·帕克汉姆（Content Peckham）当时在《时代周刊》名气很大，统领着那里所有的文书。她得到了这份备忘。“或许这家伙应该到推广部试试，”她在这份备忘上快速写道，“说不准是从月球来的吧。”
作为一名文书，格伦沃总喜欢对经手的文章随意修改，对于他不喜欢的封面故事，他甚至会将之改头换面，重写一番，再把新故事拿给原作者看，后者自然会感到不快。有一次，一位记者正在打字机上赶一篇报道，他却站在一旁对其文稿品头论足，突然他看到了一行字：“小鬼，还不噤声，看我砸断你的骨头。”他这才住嘴，退出那间办公室时咕哝道：“陈词滥调。”
格伦沃先是执行主编，后来成为主编。从他读完每篇报道后写下的反馈意见就可以看出其理智上的严谨（如果不总是个性上优雅的话）。从格伦沃对我到《时代周刊》第一周里所写的第一句话的第一个词的评语就可见一斑。我的报道是这样开头的：“先于参加总统竞选之时，吉米·卡特……”
在我的那篇报道发下来时，文章顶部有一行亨利·格伦沃的评语，但字迹潦草难以辨认。我想对于新人的第一篇报道，那也许是几句赞扬之词，或者至少是鼓励的话吧。国内新闻部没人能看懂他写的字。一位编辑部部长以善于读懂亨利的字迹而出名，所以我们叫来了她。我们围成一圈，听她从头读起：“亨利写的是，‘先于’这个词太糟糕了。”自那以后，每次看到这个词我都会头皮发紧。
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时代周刊》里，亨利·格伦沃都表现出对传统价值观和事实的坚定信仰，但他同时又受到新思想的吸引，这使他成为我见过的人里思想最保守但也是最自由的一个。这种特性有助他带领这份杂志远离党派偏见，走向理智上的诚实。
亨利的父亲阿尔弗雷德·格伦沃（Alfred Grunwald）是一位维也纳轻歌剧剧本作者。从父亲身上，亨利既学会了欣赏高雅文化，又懂得欣赏大众文化。而且和他的父亲一样，他似乎尤其喜欢那些横跨两种文化的人，比如，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和泽西·科辛斯基（Jerzy Kosinski）以及美国20世纪最著名的电影女演员之一玛丽莲·梦露。
即便最糟糕的想法也透露出亨利的高尚本性。举个例子，时代公司曾出版过一套糟糕透顶的系列读物《美国复兴》（American Renewal），旨在列出美国面临的所有重大挑战，并提出多方建议以应对这些挑战。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曾说亨利喜欢兜售解决方案，《美国复兴》就是例证之一，但这件事也彰显出亨利身上深刻的道德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植根于对罪恶的深刻的认识。
除了在新闻业留下的历史影响之外，亨利·格伦沃还因另一件事被人们铭记。那就是他和亨利·基辛格一样属于犹太难民群体中的杰出代表，这些人在20世纪30年代逃离法西斯的魔爪，来到美国，并用他们的智力和深厚的爱国情感改造了这个国家。1938年，纳粹占领了奥地利后，格伦沃一家先逃到了原捷克斯洛伐克，再逃到法国。他和父亲在法国西南部的比亚里茨买了一个玩具印刷机，并用这部印刷机伪造了一个签证。他运用自己初露头角的写作天赋写了一份请愿书，请求搭乘最后一艘货船到摩洛哥。
他们最终到达纽约港。那天天气很热，小亨利拿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杯可口可乐。他只抿了一小口，后来他回忆道：“我讨厌那个味道。”
这件事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亨利满怀热忱地爱着接纳他的国家，非常珍惜这里给他的自由。或许正是因为他太爱这个国家了，所以有时候它的任何过失（比如政治上，甚至品位上的过失）都会使他感到十分沮丧。
在担任美国驻奥地利（当年他被迫逃出这个国家）大使时，亨利仍以美国式的方法指导着自己的工作。1989年，我被拒绝进入罗马尼亚，原因是很久以前《时代周刊》曾对罗马尼亚颇有微词。罗马尼亚当局把我安排在下一趟飞机上，那趟飞机刚好飞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那时正值歌剧季的开幕夜，游客很多，因而我订不到酒店。于是我以亨利夫妇朋友的身份造访了他们的大使馆官邸。我猜想那使罗马尼亚人十分不满的微词很可能是亨利在某次闭幕会上的言论。
那天晚上亨利给我留下了最生动的印象。他在那间当年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首次晤面的客厅里来回踱着步。当时他正为出席歌剧表演做准备，一边系着白领带，穿上燕尾服，一边问我一些问题。感谢老天，他的问题大多是反问句，不用我回答什么。比如，难道苏联在东欧的统治能长久吗？
这样的场景活脱脱就是他父亲笔下的一出诙谐歌剧，因而有点装模作样之嫌，但闪烁着光芒。那种光芒暗示了他诙谐自知的机智，那种机智帮助他刺破了所有浮夸。即使他的双眼开始变得黯淡，但它们仍会闪烁发光直到生命的尽头。
编辑的感知力
梅纳德·帕克（Maynard Parker）是我的同行，他是《新闻周刊》的编辑。在过去这些年里，我对他从勉强欣赏到深深喜爱，敬佩之情与日俱增。1998年他去世时，我为《时代周刊》撰写了《里程碑》一文以纪念他。
无论从其本人来看，还是从他每周所写的文章来看，《新闻周刊》的编辑梅纳德·帕克都是个精力充沛的人，这种充沛的精力源于他对新闻事业由衷的热爱。他总是严阵以待、蓄势待发，总有本事在杂志即将出版之时对其进行颠覆性修改，使其变得更加令人兴奋。
每个周一，我都能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手足情谊，这种情谊是在我和梅纳德为创作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共同努力的过程中产生的：我对他在包装封面、发现趋势、裁剪图片及开篇引题时的巧妙方式倍感钦佩。梅纳德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颇具创造性的编辑之一，人们曾一度认为那些新闻杂志改写方式陈旧，没有新意，是他对那些杂志进行了改造，使其恢复了生机。尽管他具备外国通讯记者的硬新闻本能，但他也培养了自己对文化、社会、家庭和健康发展趋势的敏锐感知力，这些话题会超越上周的头条新闻，成为下一周人们的餐桌谈资。
和我们一样，梅纳德好争的本性有时也使他犯错，但超乎常人的热情使他在保持新闻的时代性和相关性的保卫战中不仅幸免于难，还所向披靡。他使我们这些记者——不仅是他在《新闻周刊》的同事，还有他在《时代周刊》的竞争对手——更擅长自己的工作。我希望也相信他会将这些看成一种赞美和成就。
过于热闹的一生
乔治·普林顿（George Plimpton）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记者。他的文章和性格中的迷人之处很匹配。但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是，他的一生以及他的死都给世人提供了一则警世寓言。他有着预科生的优雅，这使他看似从不也不想玩命工作。他避免成为一个奋斗者，这给他的工作带来很多乐趣，但我认为这种个性也导致他无法在文学殿堂里获得一席之地。2009年在《哈佛讽刺文社》周年纪念日那天，我受邀在哈佛纪念教堂发文悼念他。作家库尔特·安德森（Kurt Andersen）则受邀悼念美国当代一位最多产的文学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我们的文章相得益彰——库尔特探讨了厄普代克对拉帮结派和同志情谊的厌恶，在使他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同时，也使他有时显得过于拘谨内向。对于哈佛的本科生来说，我们两个人各自的悼词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都具有警示意义。
乔治·普林顿是哈佛讽刺文社的核心成员，究其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他十分擅长交际。有人曾发现他在镶板房里和一群朋友豪饮狂欢。他还善于与人建立某种亲疏有度、恰到好处的兄弟情谊。
乔治·普林顿为人机智，换句话说，他这个人可不只是有趣。他深谙传闻轶事和人物可笑之处的精髓所在。在一次和哈佛校报的棒球对抗赛中，他竟然穿着一套挂在哈佛讽刺城堡里的日本防护衣。他也曾和法韦尔·史密斯（Farwell Smith）一起恶作剧般地溜进波士顿马拉松跑道接近终点的地方，身上还穿着哈佛讽刺文社社服，努力想在终点前追上领跑的人。
有一件事乔治·普林顿总是津津乐道。《哈佛讽刺文社》曾经推出哈佛对抗耶鲁的橄榄球比赛专题，他觉得这种比赛很小儿科，还在其中发表了一个段子，讨论了“为什么哈佛不参加今年的玫瑰杯大学生橄榄球比赛”。他在文中指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比赛地点加州属于另一个时区，得倒时差”。
后来，《哈佛讽刺文社》的风格反映在《非纽约时报》（Not the New York Times）中，该报是1978年报社罢工期间普林顿和几位朋友在他的公寓里编辑出版并发行的。头条新闻是普林顿、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和托尼·亨德拉（Tony Hendra）合写的，读起来就像是《哈佛讽刺文社》对哈佛校报的戏仿，标题写着“又一教皇暴毙，史上最短任期；红衣主教从机场归来”。新闻是关于一位来自利物浦的约翰·保罗（John Paul）主教的故事，这位主教仅在位19分钟。神奇的是，三周后一位新主教被推选出来，名字竟然叫约翰·保罗二世。
普林顿同样喜欢壮观的场面，所以他一辈子都很喜欢烟花。1976年，他负责《哈佛讽刺文社》百年纪念日的烟花事宜，并在查尔斯河上发射了史上最大的一束烟花，即“胖墩三世”。
普林顿擅长观鸟，并将这个本领运用到识人上。观察他是如何发现、吸引陌生人并与之成为朋友，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那些人会出现在纽约市曼哈顿东72街541号（即普林顿住所）的聚会上，在普林顿的台球室尽情狂欢。
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普林顿就高调地追看足球大赛，赶着参加各种俱乐部。不论走到哪，他总是左右逢源，群星环绕。
在耶鲁球赛上，我偶然遇见了他。当时他并不知道我是谁，但我邀请他来参加我们在勋章俱乐部举办的派对，他曾是该俱乐部的会员。和他一起来的还有美国著名编剧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著名作家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以及几名文学界新秀和肯尼迪的表兄弟。喝了一点酒后，他的名人随从团队（现在我也算其中一员）席卷了哈佛讽刺城堡，去找更多的乐子。
几年后，初到《时代周刊》上班时，我在纽约州萨格港和别人合租了一栋避暑别墅。7月4日美国国庆日那天，有人告诉我，我们所有人要去参加乔治·普林顿在镇线路尽头举办的烟花派对。对此我表示反对，因为我们没有受到邀请。但别人告诉我，以前我们的垒球运动员和年轻记者总会溜到那儿的草坪上。而且，如果有人问的话，我们可以说自己是威尔弗里德·拉希德（Wilfrid Sheed）或者谁的朋友。
我们坐在他那开阔的海滨草坪上一处阴暗角落里。我从远处望着他准备好烟花，在人群中穿梭，左右逢源，受欢迎的程度估计连盖茨也会感到嫉妒。
接着，让我吃惊的是，他朝我们这群人走了过来。当我正要结结巴巴地辩称自己是拉希德或者谁的朋友时，他却说：“嗨，沃尔特，你在哈佛讽刺文社混得怎么样了？”
他能记得所有人，并且总能表现得大方而又得体，但这件轶事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它使我想向普林顿看齐。他擅长在谈话中摆出谦逊的姿态，同时略提名人以示相识，从而自抬身价和自我推销。
发生在哈佛的一件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普林顿是宴会后发言人，那是他一生中擅长的众多角色之一。他谈到有一次老布什总统邀请他到美总统“行宫”戴维营共度周末。最后一天下午，他们正在打网球，普林顿感慨道，不管世上正在发生什么，从没有人打来电话打扰总统。突然，网球场边上的电话响了。总统走过去，接起电话，点点头，接着转向普林顿：“找你的。”普林顿在说这件事时很是低调谦逊，所以人们直到后来才意识到那是他善于借助名人效应自抬身价的一个巧妙例证。
这种风格构成了他的签名书（即体育新闻共享书籍）的基础，其中最出名的是《疯狂王牌高手》（Paper Lion）。书中讲道，他在36岁时为底特律雄狮队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球。“从头到尾我都戴着安全帽，即便大部分时间我都坐在休息长椅上也得戴着，因为我没法取下来。”现实版的沃尔特·米蒂[1]（Walter Mitty）以其创造者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巧妙的自嘲口吻这样说道。
他的魅力在于他懂得如何分享他那沃尔特·米蒂式的幻想，那不仅包括那个底特律雄狮队球员的身份，还有他将自己的个性发挥到极致的做法。
我最喜欢的他的一桩轶事与儿童小说家杰瑞·史宾纳利（Jerry Spinelli）有关。史宾纳利在公共广播公司的一次投标中出价425美元（那几乎是他所有的积蓄），以求得在镇上和普林顿共度一晚。当他们到达纽约时，史宾纳利的妻子透露丈夫想成为一名作家。普林顿的心一沉，但他还是取消了原先的计划，即带史宾纳利夫妇观看舞台剧，再到市中心的一家牛排餐厅吃饭。普林顿把史宾纳利夫妇带到了伊莱恩餐厅，因为他知道他那些作家和出版界朋友经常在那里出没。普林顿在餐厅里走了一圈，不断说着“这位是杰瑞·史宾纳利，来自费城的作家”，把他所有朋友都介绍给了史宾纳利。美国黑色幽默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和吉尔·克里门茨坐在第一张桌子旁，身边是一位蓄着胡须的老人。普林顿向史宾纳利介绍那个人是话剧导演詹姆斯·法雷尔（James Farrell），而那个人实际上并不是法雷尔。他们还在那里的餐馆里遛了一圈，顾客都是诸如盖·特立斯（Gay Talese）、欧文·肖（Irwin Shaw）和威利·莫里斯之类的美国当代文坛名人。普林顿向每一张桌子的人介绍了这位“来自费城的作家杰瑞·史宾纳利”。最后，他们来到了美国著名导演伍迪·艾伦的桌前。所有人都知道不该去打断或打扰伍迪，但就快结束他那沃尔特·米蒂式幻想之旅的普林顿竟然打断了伍迪，说道：“伍迪，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杰瑞·史宾纳利，来自费城的作家。”艾伦缓缓地抬起头，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神秘地回答道：“我知道。”过了一会儿，杰瑞的妻子小声对普林顿说：“从现在开始，伍迪一定不好受。”但普林顿所理解的是人们喜欢分享他所编织的名人和名地效应的幻想，而且能优雅地促成此事。
普林顿成功的秘诀是，他像司仪一样指导着自身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他交友广泛、古怪精灵、喜欢恶作剧，简直就是一个矛盾集合体。
他喜欢幻想，善于识人，对轶事很敏感，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作家。他提升了沃尔特·米蒂这个角色，而且善于描写历险故事，这两点使他差一点成为另一个瑟伯。
差一点，但还不是。这里就要谈到他给我们的警示了。靠近一点，竖起耳朵仔细听，因为这类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
到了晚年，普林顿开始变得多愁善感、郁郁寡欢。他曾经有一个大好机会撰写关于他的一生和那个时代的一本巨著。如果当时把握住这个机会，他本可以也应该可以或者至少将来可以与瑟伯，甚至亨利·亚当斯平起平坐。
这件事解释了他的朋友有时会问的一个问题：如果他不那么频繁地参加布鲁克俱乐部的晚会、伊莱恩晚宴、签名售书会乃至《巴黎评论》（Paris Review）的一些工作，如果他能更努力一些而不是游荡过日，那么他也许能够在文学殿堂里获得一席之地。或者正如他有时自嘲时所说的那样：“或许我本可以在文学界分一杯羹，不是吗？”
有一次，我在意大利米兰机场偶然遇见他（我这样讲是不是有故意提起普林顿和米兰机场以自抬身价的嫌疑呢）。他以惯有的交际礼貌和我寒暄，问我对他不写自己而写他的祖先阿德尔伯特·埃姆斯（Adelbert Ames，美国内战期间最年轻的联邦将军，在内战后国家重建时担任密西西比州州长）有什么看法。他说，与文学自传作者的反思内省和笔耕不辍相比，他更喜欢《哈佛讽刺文社》编辑的嘲讽和超然态度。
与很多擅长交际的人一样，我认为普林顿从不想让人看见他努力拼搏的一面。因此，他满足于自己的魅力和讨人喜爱，偶尔也会才华横溢、辉煌耀眼一番。
他揭穿了苏格拉底关于“不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的谎言。
他点亮了夜空，把自己的世界变得有如讽刺文社派对般热闹。与厄普代克的作品相比，他的文学作品似乎就像在夜空绽放的烟花一样，转瞬即逝，不过他对此已经渐渐释怀。
或许结束普林顿悼词的最好的一句话，恰好是他曾经为一个名叫吉米·古奇的朋友所做的悼词的最后一句话。吉米·古奇是长岛的一个烟花生产商，在其纽约贝尔港工厂爆炸中丧生。普林顿曾说：“艺术家或许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在死后留下了自己伟大的证据，比如书籍、协奏曲、油画和芭蕾舞剧。那么，在这间教堂里，有谁将来在看到一束灿烂的烟花在夜空盛开时不会想起吉米·古奇呢？”同样，在这间教堂里，有谁在看到漆黑的夜空被快乐点亮时不会记起乔治·普林顿呢？
回归新闻业的本质
在本书的引言里，我在末尾部分表达了对新闻业和那些依靠写作或者其他智力创作以维持生计、支付抵押贷款的群体未来的担忧。在数字时代，我们要找出办法，让人们为可以免费复制的产品付费，但这很难实现。2009年1月，我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海斯出版企业讲座上讨论了这个话题。这篇文章曾被摘录为《时代周刊》的一篇封面报道。我的前提是我们应该对部分网上内容收费。很多博客圈里的卫道者对此感到惊骇不已，并发文攻击这篇文章，有些讲得很在情在理。但后来，人们的思维方式渐渐发生了变化：所有信息都应该免费的观点不再是一个真理。人们纷纷就数字时代如何赞助新闻业提出各种新思路。我不认为是我发在《时代周刊》上的这篇封面故事使人们转变了态度，就像一只公鸡不该认为是自己的啼叫使太阳升起一样。但和公鸡一样，我恰好在合适的时机——在寻找新闻业和所有创造性内容的商业模式的新出路变得刻不容缓之际——大声叫了出来。
在这篇文稿中，我的提议之一是创造一种便捷的小额付款系统，这个提议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不过那只是我倡导的众多方法之一，而且我不是说小额付款方式将成为新闻机构内容收费的主要方式。我认为订阅模式仍是最普遍的。但当时我相信，现在也仍然相信，对于那些想要获取特定的某篇文章或者一期报纸但又不愿长期订阅的网上冲浪者来说，创建某种便捷的小额付款系统是很有必要的。游戏和社交网站的大多数用户都比较年轻，他们比那些三四十岁的保守上网者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在这些领域，我们看到便捷的小额付款模式已经越来越受到欢迎。《司徒每日秀》的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提出了另一种方法：新闻机构可以向各种搜索引擎和聚合器大批量授权新闻内容。此外，那些依靠自愿捐助而生存的网站应该也可能成为选择之一。最后，我相信商业新闻（即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取的新闻）最终仍将免费。我希望对特殊的新闻内容收费可以激励记者们专注于创作特殊的新闻内容，而不仅仅是复制其他新闻机构所做的东西。这么多的选择可以帮我们回到以前的模式，即有价值的优秀智力产品（比如故事、报纸、杂志、歌曲、照片、影像、应用程序等）的创造者在自己的作品被复制时有权获益，这也就是我们有着300年历史的著作权体系。
在过去几个月里，新闻业严峻的形势达到了极点，接近崩溃的边缘。大城镇里不再有报纸、杂志社和网络新闻业务，记者也所剩无几的说法不再是天方夜谭。
但是，这个危机里也存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奇怪事实。那就是，不仅现在的报纸读者达到有史以来的最多，而且报纸、新闻杂志和其他传统新闻媒体的内容也受到空前的欢迎，在年轻人中间尤其如此。
问题在于这些读者很少付费。他们可以在网上阅读，因为新闻机构很乐意提供免费全文阅读。但谁又能埋怨他们呢？即便像我这样的有着印刷癖的人也不再订阅《纽约时报》了，因为我可以在线免费阅读。
但这不是合理的商业模式。在互联网广告业蒸蒸日上的时期，也许每个一知半解的出版商都可以高唱“由广告赞助的互联网即未来”。但在2008年互联网广告业衰退之时，说未来的新闻将免费就如同说峭壁是一群旅鼠的未来一样，根本不靠谱。
传统的报纸和杂志有三种盈利渠道：报刊亭销售、订阅和广告。新的商业模式只能依靠最后一种。即使广告收入非常强劲，但这种只靠一条腿走路的方式仍然很不稳定，而且当那条腿不再有力气时，新闻业就可能倒下。
《时代周刊》的联合创办人亨利·卢斯，对那种单纯依靠广告费而免费提供出版物的模式嗤之以鼻。他把那种方式称为“道德上的背离”和“经济上的自我欺骗”。这是因为他相信优秀的新闻业要求出版商对读者而不是对广告主负责。单凭广告收益的模式将导致媒体的堕落。此外，由于新闻业不再直接依赖读者而收益，那么它和读者之间的联络终将慢慢减少，因而必然走上自我毁灭之路。
英国词典编撰家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将在两周后被处以绞刑，那么他的注意力将会惊人地集中。新闻业的“最后两周”已经到来。我怀疑2009年将会因为报纸、杂志和其他新闻业意识到即便新一轮的裁员也不能阻止“刽子手”到来而被人们记住。新闻业将开始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它们早就该这样做了。
一些出版社已经开始寻找新出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和底特律自由出版社取消或大幅削减印刷物的出版，把精力转到免费网站上。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做法很有道理，而且会成为也应该成为未来的主流模式之一。
但那种方法仍然使出版商完全依赖于广告费。因此，我希望看到这一年将会迎来另一种选择的曙光，并且这种选择将被一些新闻机构采用。那是一种大胆而古老的模式，即向用户收取服务和新闻的费用。如果这一点成为现实，那么2008年广告业务的缩水状况将会催生一种使出版社更加受惠于读者的商业策略。
向读者收取费用是一个古老的创意，这不仅是因为400年来报纸和杂志一直采用这种模式，还因为它在20世纪90年代网络时代刚刚到来时就已经出现。当时只有少数几个在线服务公司，比如非凡公司、CompuServe、德尔菲和美国在线公司。它们曾根据用户在线时长收取费用。用户在线时间越长，网站的效益就越高，因此优秀的内容就越有价值。当时我负责《时代周刊》的网络媒体部。每年美国在线和CompuServe都会竞购我们的出版物，每年杂志和布告栏的竞标价可高达100万美元。
随着各种网络工具的出现，出版商和用户可以轻易进入开放的互联网，而不是停留于在线服务机构所设立的围墙之外。当时有很多互联网内容发布和搜索协议，它们的名字很有趣，比如小田鼠、阿奇，还有一些索然无味，比如文件传输协议、万维网。我记得1994年在“国家杂志颁奖典礼”的午餐期间，我曾在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的休息室里与时任《连线》主编路易斯·罗塞托（Louis Rossetto）探讨了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如何把各自的杂志直接放到网上，而不是交给美国在线或者CompuServe这样的网络服务商，我们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利用万维网的标志即HTML和TCP/IPC网络传输协议，来达成这个目标。1994年，《连线》和《时代周刊》在同一周推出了自己的网站，不到一年，大多数其他出版商也效仿此法推出了自己网站。
诸如横幅广告等模式出现之后，我们不再刻意强加订阅费，因而放弃了内容收费模式。
超文本的概念是历史的一大反讽。超文本是让你能够查看另一个网页或者网站的嵌入网络链接，它是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旨在方便小额付款。他这么做是为了确保优秀内容的创造者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在他看来，不管用户访问什么内容，一个网页里的所有链接都有利于推动小额自动付款的增长。
相反，网络却将这个概念发展为信息希望免费的特性。聪明人避开了那个陷阱。举个例子，1976年，比尔·盖茨注意到业余爱好者在自由分享他和同事编写的Altair BASIC代码时，他马上给黑客组织“家酿计算机俱乐部”
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们停止这种做法。他指责道：“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在阻止优秀软件的开发。谁能不计回报地开发专业软件呢？”
20世纪90年代末期，互联网的巨额广告收益诱使报纸杂志把所有内容和大量博客免费放到网上。但大部分广告收益却源源不断地流进那些实际并不产出内容——尤其是新闻报道——而只负责装载内容的群体的腰包里，比如，搜索引擎、门户网站以及聚合器等链接和点击页面。
另一个群体也从这种内容、报道和信息完全免费的体制中获益，那就是包括电话公司和有线电视公司在内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它们每月向用户收取20～30美元不等的上网费，而对帮助新闻和其他媒体创造简便的内容费用收取方式却漠不关心。因而我们处于一个奇怪的世界里：电话公司可以轻易让一个孩子为发送一条短信支付20美分，但从技术和心理上，要让一个成人为一本杂志、一份报纸或一则新闻广播支付10美分却十分困难。
目前有几家报纸——最著名的是《华尔街日报》——在线版本通过按月订阅收费。传媒大亨鲁伯特·默多克收购了《华尔街日报》时，他公开表示自己在考虑、要不要放弃收取订阅费。但默多克毕竟是一个聪明的生意人，反观经济形势之后，他得出结论，放弃订阅费的做法简直是疯子行径——当时在线广告市场还没实行合同制。如今看来他的这一步走得很巧妙。《华尔街日报》的付费订阅在经济萧条的2008年增长了7%。
订阅有可能是内容收费最普遍的方式，但我不认为它应该作为唯一的方式。一个人如果只想获得一期报纸或者对一篇有趣的文章感兴趣，在当前的付费体系下，他几乎不可能费心费钱地签订订阅合同，如果那是一份他不打算经常阅读的报纸，情况更是如此。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获取在线利润的关键是想出一种简单快速的小额付款方法。我们需要某种类似于数字货币或者电子钱包E-Zpass的东西，即一种方便用户冲动购买报纸、杂志、文章、网络日志应用程序或视频的一键系统，价格由创造者决定，可能是五分钱或者一毛钱。
不可否认，在过去15年里，互联网上不乏提供小额支付公司的失败案例，如Flooz、Beenz、CyberCash、Bitpass、Peppercoin和DigiCash等。之所以失败或许是因为缺乏投资。有很多文章和博客分析小额付款的概念无法实现的原因在于心智交易成本（指的是思考收费的成本。当一个物品要付费时，无论费用多低，人们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掏这钱值得吗？”）以及其他类似问题。
但情况已经有所改变。《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德·卡尔（David Carr）在一篇支持对内容收费的文章中写道：“即便读者人数增加，也不能改变报纸面临破产的现状。这不只是对媒体公司的威胁，也是对新闻本身的威胁。”这种情况孕育了创新的必然因素。
另外，两位最具数字创新才能的革新家已经证明，只要足够简单，按需付费就可以行得通。史蒂夫·乔布斯使大量音乐用户欣然接受每首歌曲收取99美分的概念，从而改变了竞争对手Napster试图将整个音乐行业推向免费化的模式；杰夫·贝佐斯则用他的电子阅读器Kindle证明，只要购买流程简单可行，用户愿意为电子图书、杂志和报纸埋单。
今天都有哪些互联网支付系统呢？最有名的是贝宝，但该系统操作过程烦琐复杂，而且对于消费不足1美元的冲动消费行为来说，交易成本太高。像往常一样，诸如Facebook和Myspace的社交网站率先采用了“零钱”系统，此类系统允许用户为贝宝账户或信用卡充值，从而获得可用于小额支付的数字货币。类似的服务还有Bee-Tokens和Tipjoy。推特用户拥有Twitpay系统，该系统是用于发送推信的小额支付服务。网络游戏也率先拥有了数字货币，用于网络游戏中的冲动性购买。游戏和社交网络的使用者一般比较年轻，因而比三四十岁的保守用户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后者一般抵制付费。
理想的小额系统使用简单，用户几乎不用再考虑就会冲动购买。这类似于E-ZPass等服务，该服务可以使用户在通过高速公路收费站时自动在用户的预付费账户中扣减过路费，必要时从用户的信用卡转账，给付费账户充值25美元。我觉得没有必要列出账目明细。事实上，没有了漫天飞舞的明细账单反而更能吸引那些购买比《华尔街日报》更撩人的杂志的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