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奥尔良：我的爱
我的小时候
2003年是我在新奥尔良的母校成立100周年，我和其他几名校友受邀在纪念活动上发表感言。这样的邀请可能会诱导人们采取儿童畅销书作家罗伯特·富尔格姆（Robert Fulghum）的那一套说教。但我还是意识到（虽然这话听起来没有任何新意），发生在幼儿园时期的一些事多年后仍有教育意义。
我关于纽曼校园生活的最生动的记忆是一小片陆地，它就在我们幼儿园教室的外面，叫做“绿色丛林”。这里不过是一片小树林，但在我们这群小孩子看来，就是一个魔法森林。但我们昔日的绿色神殿如今已经变成一栋建筑，上面挂着一张致歉告示，写着：“很久以前，纽曼的孩子们曾在这附近美丽的树下玩耍。”
虽然当时我们还懵懂无知，但绿色丛林教给我们的东西超过30年来我们所有教师教授的所有课程，无论拉弗兰兹小姐和格鲁特夫人的每堂课是多么精彩。这里是我们被允许到镇外历险后的第一个去处，我们变成了那个充满奇迹的世界里的小小探险家。罗伯特·富尔格姆在几年前出版了一本强调幼儿园教育的书，套用他书中的一句话：我们真正需要了解的所有东西，几乎都可以在绿色丛林里学到。
那里的树大大小小，争相向着阳光生长。我们自己动手在塑料盘里播下种子，把它们放在拉弗兰兹小姐的窗台上，接着移种到肥沃的土壤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了随着小树越长越高，它们的根会越扎越深，而这两个动作对它们的健康、成长以及根须的加深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些毛毛虫总会爬上树干。这些虫儿似乎总往高处走。它们沿着树皮踏上神奇之旅，时不时拱拱背、伸伸腰，一步一步地向着天空前进。万一掉回地面，它们也毫不为此苦恼，而是重新上路，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虽然规则只有几条，但都很重要。找伙伴、轮流工作、不要抱怨，这些规则在现实世界里同样重要。我们在那里还学到了另一课，至今我仍能听到一句话在我的耳畔回响：“棍棒、石头可以打断你的骨头，但话语永远伤害不了你。”我们后来发现这句不是原歌词，但懂得并非每个教训都是对的也是有用的。
还有贾斯汀、罗比、史黛菲、比利、阿兰、艾兰、鲁斯蒂以及至少两个叫琳达的小孩，每个人都有过自己的经验教训。每天放学时，我们会站在洛约拉路的一个由金属和塑料支起的雨棚下等家庭合伙汽车，善良的老门卫总会帮我们登上车，我们也总记得跟他说：“谢谢你，布朗。”直到后来比利的父亲（他是一位拉比）教给我们另一课之后，我们一直记着叫他“布朗先生”。
最后我们学到了过马路时要手牵手，左右看。于是，我们安全穿过马路，来到扎拉食品店，明白了一毛钱和一元钱的概念，会买一瓶伯克沙士啤酒，还有一袋乐事烧烤味薯片（这种薯片出现在百事立体脆薯片之前）。识字之后，我们读懂了杰斐逊大街上自助洗衣店窗户上的牌子，上面写着“白人专用”，并开始思考其中原因。
即便才升到三年级，我们也已经成熟不少了，但有时我们还是会回到绿色丛林。那时我们开始喜欢恶作剧，有时会故意把毛毛虫从树上拨落到地上，但它们仍会一步一步重新踏上神秘的旅程。
有时我渴望回到绿色丛林，我们曾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日子，用詹姆斯·艾吉的话说就是，我们成功地假装自己还是孩子。但绿色丛林现在只存在于我们的记忆里了，我想这也许是它给我们最后的一个启示。那就是，除了美国宪法第一和第三修正案里几条永恒不变的教训，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记住你的根：随着你渐渐成长，根须要越扎越深。记住那些毛毛虫。还有，因为你还要过马路，所以记住，过马路时要手牵手，左右看。
如何再创奇迹
我最喜爱的一首诗是T·S·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在第二个重奏里，他写道：“家是我们出发的地方。随着我们年岁渐老，世界越来越陌生，生命的模式也越来越复杂。”在最后一个重奏里，他总结道：“我们不应停止探索。探索的终点将是出发的地方。我们第一次看清了它的真实面目。”这首诗总是让我想起新奥尔良。我一年返回家乡两三次，每次都觉得自己很了解它，但每次对它都有新的认识。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时，我身在意大利。在回家途中，我给《时代周刊》写了下面这篇报道，讨论为什么新奥尔良会恢复，为什么恢复过程会很缓慢，又为什么这个缓慢的过程不是一件坏事。在我的记者生涯里，我不总是对的，但这一次我认为我是对的。新奥尔良是难以征服的，它会恢复过来的，过程虽慢，但灵魂仍然完整。
对于我们这些来自新奥尔良的人来说，每当某种味道、气味或景象唤起过去的记忆时，我们都会经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怀念家乡的小马德琳蛋糕的时刻。那句“知道想念新奥尔良是什么滋味吗”虽然不押韵，却美丽哀伤，现在听来更是如此。每次听到第一个旋律响起时，我都想到新奥尔良。一位朋友给了我一张当地的“乔纳斯崛起”乐团的唱片。乐团主唱内维尔兄弟激动人心的钢琴和弦一起，我就仿佛回到了拿破仑大街和密西西比河交界的提皮提纳，听到了嬉皮士的歌声。
辛辣的大蒜酱的味道同样能唤起类似的回忆。让新奥尔良人如此欢欣雀跃的不仅是诸如安东尼或司令宫那样的经典饭店，还有提皮提纳附近拿破仑大街边的地方，比如卖煎牡蛎的玛拉勒餐厅和炸牡蛎的卡萨门托餐厅，后者坐落在一家服装店和建筑资材行之间。
我的家以前也在拿破仑大街上——我希望它现在仍在那儿。那是一座隆起的西印度小屋，按照当地标准（而非历史标准），只有100年历史，但它和其他事物组合在一起，独具特色，使默默无闻的新奥尔良居民区也变得富有魅力。也就是在这样的居民区——而不是在那些名街，人们在这次飓风中丧失性命，他们所珍爱的社区也被大水冲毁。我瞥了一眼有线电视新闻网上拿破仑大街被大水淹没的场面，有种想哭的冲动。
飓风肆虐新奥尔良时，我正在意大利威尼斯。那是一座戴着面具、昔日辉煌残留的城市——新奥尔良人生来就喜爱这样的城市。贵为世界宝地，威尼斯因而拥有一个“拯救威尼斯”的国际运动。我希望将来新奥尔良也能引起这样的效应。
但是，拯救新奥尔良不仅要重建法国区，还涉及重建那些独一无二的居民区，因为它们孕育了这个城市音乐、美食和绝妙之处。我的一个朋友，斯蒂芬妮·布鲁诺管理一家专门修葺猎枪房的公司。猎枪房是老城区里最常见的用厚木板做成的狭长房子。由公寓而不是猎枪房构成的新奥尔良，将不再拥有同样的灵魂。
曾在新奥尔良旅居的最出色的作家是威廉·福克纳和田纳西·威廉斯，但我最喜欢的两位作家都比较了解这里的居民区：沃克·珀西描写了从中产阶级高地（比如珍特利和福地）传来的美味；剧作家莉莉安·海尔曼（Lillian Hellman）则回忆了自己漫步在法国区边上滨海大街的经历。
海尔曼的第二本书名为“旧画新貌”（Pentimento），意思是在重画的画布上极力表现原来的笔触和旧图。这一点在新奥尔良可窥一斑：各种过时的啤酒和咖啡的广告，张贴在褪色的旧砖建筑墙上。事实上，新奥尔良一直是一座涂着颜色、戴着面具的城市，面具底下是隐约可见的昔日神秘和辉煌。
上周飓风灾难后，我们自然而然会赞颂那些受灾之后仍像凤凰般傲然崛起之人的顽强品质。但不屈不挠并不是新奥尔良赢得“快活之都”绰号的原因，而且它向来就不是什么凤凰。我认识的撤离人员也聊到了返家前的几个月要去拜访远方的朋友。
卷起衣袖、快速重建一座宏伟的城市，可能不符合新奥尔良人的天性。
他们擅长做的是类似于由各种配料和香料缓缓融合而成的克利欧秋葵汤和卡津什锦菜肴。做这类东西，首先要准备乳酪面粉糊——那是热油和面粉的混合物，两者的味道合二为一，这个过程不可操之过急。
这种温和的淡定或许有助于重建新奥尔良。这个城市要恢复真正的自己，而不是建主题公园或娱乐中心。它需要猎枪房而不是冰冷的公寓。那些有才华的社区保护和规划专家，应该有机会去设计一个重现迷人老城的方案，而不是制造与人隔绝的死巷或人工的复古建筑。新奥尔良可以借助这次重建机会展示自己丰富的文化遗产，但同时要防范任何可能侵蚀它灵魂的项目。
正如一张重现的旧画，新奥尔良向来就是一张被反复刷新的画布。好好画，我的艺术男孩、女孩们。画的时候小心一点。保存好以前的图层，让它们指导你们绘画。因为画错一步，魔法就可能消失。
后记
收复未来
最后一次见沃克·珀西时，我跟他讨论了飓风。那是1988年8月，正值暴风雨多发的季节。我南下新奥尔良，因为共和党人正在那召开全体会议。珀西委婉地告诉我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请我去看望他。在一个周二上午，估计应该没什么新闻，于是我偷偷溜出《时代周刊》在共和党全体大会的工作区，沿着庞恰特雷恩湖（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东南一湖，位于新奥尔良以北）堤道驱车前往他的住所。
我们一起午餐，吃着猪头肉冻，喝着波旁酒，席间他提出了一个理论：飓风即将来袭之前是人们最开心的时刻。他解释道，当你日复一日过着单调平凡的生活时，就会患上一种被称为“倦怠”的小病，那是一种游离在外的绝望，觉得自己不是这个世界的一分子，也不与世上其他人有任何交集。你被隔离，被孤立。但是，如果飓风即将来袭，就不是这种情况了！所有人都变得专注起来，而且紧密相连，置身其中。他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且也会去做。但当大水退去、大地开始复原之后，那种倦怠之感又会悄然而至。
那天我下午3点才回去。上了堤道后，我打开收音机，才知道乔治·布什挑选了丹·奎尔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当时我是《时代周刊》的国内新闻编辑，因而同事们正四处找我——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手机。我因为没有事先告诉我的上司去了哪里而身陷麻烦，但我没有后悔，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见沃克·珀西。
我想，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是珀西理论的一个反例。它的破坏如此巨大以至于即便大水退去多年后，那种隔离和倦怠之感仍未回来。事实上，卡特里娜飓风使生活在新奥尔良的人们置身其中，并相互联系。危难过后是敏锐的创造力，同甘共苦的经历培养了人们的集体感。这个城市仍然充满诱人的挑战，吸引着来自这个国家各地的年轻人，以躲开倦怠感和每日单调平凡的生活。
我在拿破仑大街一个叫布罗德莫的居民区长大。那是一个多种族混居地区，位于新奥尔良的中心。这里种族融合的情况类似于新奥尔良的其他地区：白人和黑人住在同一街区，但到了晚上，他们各自去不同的街角酒吧——经常是在街道的两端。黑人酒吧外面挂着一个杰克斯啤酒的巨大招牌，而白人酒吧则打着迪克西啤酒的广告。在我待过的其他地方，比如波士顿、亚特兰大、华盛顿和费城，那里的上层阶级倾向于认为自己摆脱了种族偏见，事实也普遍如此，他们的邻居却总有一种种族和阶级隔绝之感。种族混居区既有摩擦又有友谊——这样的地方为数不多，而新奥尔良老城区是其中之一。
我仍旧记得自己第一次意识到“种族”这个概念时的情景。当时我6岁，和堂兄艾伦还有他家的黑人女管家及其儿子走在奥杜邦公园里。艾伦想去公园里坐旋转木马。突然，我想起了那个旋转木马门上的一块指示牌，上面写着“白人专用”。在那之前我从没有认真想过那是什么意思，但那一刻我明白了。我试着说服其他人不去玩旋转木马，但没有成功。到那之后，我们看到了那块指示牌，知道自己不能进去。有好一会儿，我们都默不作声，一动不动。那时的痛苦至今仍困扰着我。
我越来越相信，由这个小镇种族多样性而产生的文化和种族的相互作用——尤其是诸如布罗德莫街区、崔迷街区、中心城、马里尼街区和爱尔兰海峡街等种族混居的居民区触发的触电般的兴奋感——是创造力的来源。我家附近的瓦朗斯街上有一个私人酒吧瓦伦西亚，那里是年轻白人预科生经常出没的地方，也是历史悠久的黑人家族和有色克里奥尔人居住的地方，包括内维尔兄弟——他们把一首乡土音乐取名为“新奥尔良”。长大后我们不再去瓦伦西亚，而是去真正的酒吧。我们去了密西西比河旁边的拿破仑大街上的提皮提纳酒吧，那里是诸如内维尔兄弟、约翰先生、长发教授（Professor Longhair）和钢琴师艾伦·托塞恩特（Allen Toussaint）等新奥尔良乡土音乐大师的殿堂。
我们还经常去切平透拉斯街的F&M Patio酒吧。一天晚上，我们花了好多钱去听著名爵士乐歌手艾瑞莎·富兰克林（Aretha Franklin）的演唱会。演唱会上聚集了新奥尔良人，种族混杂，热情洋溢。唱到第二首歌时，我的朋友斯坦芬妮·布鲁诺小声告诉我：“那不是艾瑞莎·富兰克林。”我没理会她。过了一会儿，斯坦芬妮用更大的声音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于是，我悄悄走开了。很快，斯坦芬妮开始对周围所有人宣扬她的观点。随即人们开始嘀咕。“那个白人女孩说的没错，”人群中有人这样喊道，“那不是艾瑞莎。”突然那个歌手急忙跑下舞台。原来是这个场地的租户设下的骗局。但我们最终未能把钱要回来。
我是玩着单簧管长大的。虽然我从来没成为明星，但我喜爱爵士乐。我经常坐在法国区的典藏厅的前排，听威利·汉弗莱和他的兄弟珀西的演奏，然后回家练习他们改编的《麝鼠漫步》和《圣徒们》。我和汤姆·萨科顿（TomSancton）是好朋友，他是我从小玩到大的伙伴，我们一起上大学，一起在《时代周刊》工作。他的单簧管吹得比我强多了。著名的乔治·刘易斯十分看好他，甚至在他的葬礼上亲自为他演奏。当威利·汉弗莱和珀西·汉弗莱的乐队在纽约巡回演出时，汤姆邀请他们到我在曼哈顿南部的小阁楼上参加一个即兴演奏会。
拿破仑大街之所以给人种族混居的感觉的原因在于，充满活力的黑人酒吧和下等酒馆欢迎白人小孩，也不实行“18周岁以下不许喝酒”的禁令。克莱本大道有一家梅森阿美里卡纳汽车旅馆。那里既有汽车旅店式房间，也有休息室，最经典的是有杰曼·巴扎（Germaine Bazzle）和绅士爵士乐特色的贵宾室。低俗一点的是弗雷烈街的西尔维亚酒吧。凌晨3点，单簧管和萨克斯演奏者詹姆斯·里弗斯（James Rivers）总会准时出现在那里演出。还有街头音乐表演。在狂欢节那天，我们会早早起床，跟随在齐步前进的黑人乐队的后面。他们在列队行进时就像印第安人——内维尔兄弟的亲友团就被称作“疯狂的切平透拉斯”。接着我们赶上蜿蜒前进的祖鲁（非洲一民族）列队。那是种族的狂欢，嘲笑着陈旧观念。
老居民区仍是种族混居，我随父母搬到了市郊，越来越多的人从老居民区搬至市郊。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公路的落成和按揭贷款的流行促使郊区居民楼大范围扩建。新奥尔良也开始在城市边缘规划居民区。在那里住的要么几乎是白人，比如观湖社区；要么几乎是黑人，比如低九区和新奥尔良东部。这些地方大多位于低地，有些甚至在海平面以下。这不是偶然。19世纪的人们很聪明，知道要把房子建在高地。到了20世纪50年代，还没开发的主要是一些低地了。因此，当卡特里娜飓风来袭、防洪堤被冲毁时，这些居民区首当其冲。
飓风过后几个星期，我接到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的电话，她想请我担任路易斯安那州重建署副署长。我不认识她，因而对这个提议感到惊讶。我向她表明，虽然我把新奥尔良当作我的家乡，但现在我住在华盛顿特区。但她说住在华盛顿恰好对恢复工作有利，因而我接受了副署长一职。我乘坐飞机到达路易斯安那州的首府巴吞鲁日，在这位州长官邸的草坪上登上一架国民警卫队的齐奴克直升机以便巡视新奥尔良和其他被淹没的教区。受灾情况如此严重，我甚至担心人们是否会回到这里。
但几周后我再去时，一些顽强无畏的饭店如迎春花般重新开张了。饭店里挤满了人，他们想见见那些和自己一样勇敢归来的人。那里的氛围活跃融洽，感觉就像飓风来袭之前那种使沃克·珀西感到愉快的聚会。我去了昂伯莱恩，法官乔安·克莱文格（Joann Clevenger）正在开庭。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斯坦芬妮·布鲁诺现在负责资源保护中心的恢复工作。还有作家朱莉娅·里德（Julia Read），她那被波旁酒熏过的嗓音和那像极了塔卢拉赫·班克海德[1]（Tallulah Bankhead）的性格足以使灾难变得富有戏剧性。那天晚上，我们一边喝着萨泽拉克鸡尾酒（一种有苦味，加苦艾酒的威士忌鸡尾酒），一边探讨吸引其他人回来的方法。最后，我们一致赞成在新奥尔良举办一场派对。我们邀请了爵士乐手温顿·马沙利斯（Wynton Marsalis）加入这项计划，并把派对时间定在1月（下个月）的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作为一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并将在杜兰大学正式重新开学时达到高潮。
温顿说他周五在卡内基音乐堂（美国纽约有名的演奏场所）的演出一结束就会过来。我不知道他讨厌乘飞机。所以周六当他从亚特兰大北部的公路打来电话时，我才意识到他乘坐的是乐队的演出车。那个派对和其他相关活动的来客很多，会场十分拥挤，因为所有人都想听听或者分享故事。温顿吹着号角，即兴演奏，突然他的一席话把派对推向了高潮：“回家真好，”他说，“尤其是在危急时刻回家，因为艰难时机迫使我们回归根本，而没有什么比家更根本的了。”
杜兰大学的新生听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过去5个月里，他们被疏散至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现在他们表现出了渴望接受挑战的精神。“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那些本能地跑回正在燃烧的大楼去施以援手而不是逃跑的人深深震撼了我。同样的，这些卡特里娜飓风过后选择回到杜兰大学的学生也属于那一类人——他们喜欢迎接挑战和服务别人，而不是待在某个平静的内飞地，念更舒适的大学。在我写过的多本传记里，我曾经试着反思优秀的领导才能所具备的要素。卡特琳娜飓风过后，有个形象分外明显，那就是杜兰大学的校长司各特·考恩（Scott Cowen）。他坚定冷静，总是那么幽默乐观。镇上有些人退缩了，甚至逃跑了，但考恩把这次危机看作一次机遇。杜兰大学不仅成为小镇重建的主要动力，还在重建过程中把自己改造成这个特殊地区的独一无二的大学。2009年，将近4万学生申请了这所大学，人数之多，空前未有，它还组建了一个入学成绩名列全国前茅的班级——当然，学生中兼具勇气、动力和冷静品质的人数也是这所大学有史以来最多。我不知道考恩骑在一匹骏马后面挥舞帽子会是什么样子，但我们必须修建一座司各特·考恩雕像，安置在1815年拯救了这座城市的安德鲁·杰克逊的雕像的旁边。
飓风之后，在我首次回到新奥尔良时所乘坐的那架直升机上，我坐在志愿者萨拉·厄斯丁（Sarah Usdin）的旁边，她曾是“为美国而教”（美国一个招募优秀大学毕业生到贫困中小学任教的志愿者项目）的一员。她的眼中噙着泪水，但很明显，她不打算逃离这场危机。“为美国而教”不仅组建了一支年轻教师团队，还成为领导才能的源泉：它的很多校友陆续成为教育企业家、教育管理者或者教育实践主义者。萨拉就是一个例证。在乘坐直升机巡视后的当月，她创立了“新奥尔良新学校”组织，以支持那些希望回到新奥尔良开办特许学校[2]的人，同时创造新的教育机会。
萨拉的工作得到了新学校事业基金会的支持。这个基金会是金·史密斯（Kim Smith）在我现在工作的阿斯彭研究所担任亨利王室奖学金研究员时发起的项目。每年夏天，这个基金会都会在阿斯彭研究所召开一次教育企业家会议。它在2006年7月决定帮助重建新奥尔良教育体系。有些人一开始担心这个任务太重，无法完成。当时我争辩道——或许言辞太过激烈，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那么他们应该去找一个轻松的活儿，比如去管理一家投机性投资公司。
与会者认为他们需要一位新奥尔良“港务部部长”（本意为监督和执行港口管理条规的官员）以吸引相关组织、投资者和学校管理者。我们邀请了马特·坎德勒（Matt Candler）加入。考虑到马特已经在纽约市出色地帮助了很多特许学校负责人，而且他们夫妇刚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小孩，所以我想让他担任这一职务有点强人所难。但当我们的谈话一开始，我就意识到他很乐意南迁。新奥尔良正在成为学校改革运动的磁场。它为创造全新的城市教育系统提供了机会。所以，对于任何热心于教育事业的人来说，放弃这样的一个机会无异于放弃在阿金库尔战役[3]中与亨利五世并肩作战的机会。渴望抢占先机的还有另一个与会者，即乔恩·施努尔（Jon Schnur），他是新学校新领导协会的主席。这个协会旨在招收和培训校长，使他们能胜任市内学校的工作。乔恩兴高采烈而且意志坚定地领着他身怀六甲的妻子和两岁的儿子南下新奥尔良。与“为美国而教”一样，乔恩的协会在新奥尔良的成员人数由最初的126人激增为500人，差不多翻了4番，成为这个曾经饱受人才流失之苦的小镇的智囊磁场。他们招募工作开始的第一周里，10个空缺岗位就收到了200份申请函。
这些改革者已经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学校系统，作家保罗·图赫（Paul Tough）在《纽约时报》里将之称为“一种与众不同的教育前景，改革中一次激进的试验”。多于60%的学生进入特许学校。这些特许学校都采用公开招生方式（也就是它们不能专挑最好的学生）。学校根据教师的工作表现聘用或解雇他们。家长可以选择他们希望孩子就读的学校。学校经费主要来源于学费，因而那些招生人数少的差学校将不得不缩小规模甚至以关门倒闭告终。很多特许学校把每天课时延长到了8个多小时，学年也延长到10个多月——这是改善教学成果的两个显著方法，致使那些非特许学校出于竞争需要也延长了上课时间。部分出于这个原因，每个年级和科目的测试成绩在过去3年里都有明显提高，四年级英语里有人得了满分11分，八年级英语里有人得了满分16分。
路易斯安那州重建署署长诺曼·弗朗西斯（Norman Francis）是泽维尔大学的校长——泽维尔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黑人天主教大学，位于我老家附近。我在《皮卡尤恩时报》上班时曾负责报道市政厅的工作，当时我就认识了诺曼。那时他是某个市委员会的主席，下班后经常载我回家。有一次，我在罗马的一条街上和他不期而遇，他邀请我参加天主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一个修女施行的福礼仪式（天主教宣布死者已升天堂的仪式），那个修女曾经帮助创建过很多学校，泽维尔大学就是其中之一。坐在教堂后面的长椅上，我惊叹于诺曼和保罗二世是如此相似：他们从头到尾都是那么得体和谦逊。
尽管出身贫寒，诺曼很早就成为这个城市的黑人和克里奥尔人中的精英分子。路易斯安那州重建署的每项工作都涉及种族问题，而诺曼在这方面很照顾我。最典型的一件事是关于被毁的低九区的重建工作。那里以前主要住着黑人。我认为把黑人遣回那里的做法是不对的，因为那里不仅地势低于海平面，而且防洪堤要到2012年才有望建成。我们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即买下那里的房屋财产，推出“新居”刺激政策以便把以前住在那里的居民重新安顿在镇上比较安全的地方。在一次会议上，一群白人社区规划者以及一些来自低九区的黑人吵吵闹闹，反对这个提案。正当我要开口说点什么时，诺曼碰了碰我的手臂，说：“让我来处理这件事。”他深情地解释了使每个人有家可归的必要性，但又指出那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家建在一个不安全的地方。民主党积极分子唐娜·布拉泽尔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的新闻线索提供者。当时她也出席了那次讨论会。她把话说得更加直白。当时她双眼盯着那些白人社区规划者，说道：“你们可以举家搬到低九区，但休想把我的家人送去那儿。”
事实证明，一个与时俱进的解决方案是正确的。低九区中高于海平面的地区（主要是密西西比河附近的圣十字架地区）的重建工作做得很好。来自全美各地的大学生到这里清理、修葺猎枪房。在圣十字架地区的北部，沿着工业运河的地方已经建起了栋栋新楼。那些楼房漂亮宜人，是布拉德·皮特（Brad Pitt）的“正确行事基金会”和大批由他引进的建筑师共同修建而成的。
相反，这个居民区的低地则回归为自然景观保留地和湿地，居民们享受鼓励政策，搬到这个城市安全的地方。务实和常识战胜了政治权威，这正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愿望。
当某个全市规划提案提议要把我的布罗德莫居民区——它在此次飓风中严重被淹——改造成公共用地时，我更加体会到一些低九区居民的心情。布罗德莫居民区的所有居民——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团结在一起。多年前，我的父母帮忙建立了“布罗德莫居民改进协会”。这个协会的宗旨是成立一个种族平衡的组织以保持这个居民区的种族多样性，而不是清除这里的白人或黑人。现在这个协会有了一个更加关键的全新使命：拯救这个居民区，使之不至于被遗忘。任何种族差异都被搁置一边。在我家院子里，人们发起了一次集会，会上满是爵士乐乐队和小吃摊，这场集会继而转到拿破仑大街。我们的邻居，前镇长穆恩·兰德里欧也出席了此次集会，还有拉脱亚·坎特雷尔（LaToya Cantrell），她是一个快活热情的黑人妇女，时任布罗德莫居民改进协会会长。
布罗德莫居民区不仅得到拯救，还成为重建工作的典范。飓风过后不久，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资深教授道格·阿勒斯（Doug Ahlers）来到我在华盛顿特区的家中。他说哈佛可以举办一系列研讨会以便将专家技术传授给那些重建工作者。我有点唐突地回答道，哈佛的专家大可到新奥尔良亲身参与重建工作，而不是仅在远处传授专家技术。让我感到惊喜的是，道格和整个哈佛专家团队果真南下来到新奥尔良，其中一些人（在我的鼓励下）选择了布罗德莫作为他们援建的居民区。随即有一支来自巴德学院的学生分遣队加入他们。这群学生的服务热情与鼓励他们到此的校长利昂·波特斯坦（Leon Botstein）一样高涨。
2009年新年前后在我回新奥尔良的途中——可能是我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第20次回去——我终于不再担心这个城镇会不会完全复原了。我和妻子住在杰克逊广场的一所公寓里，公寓的阳台俯瞰密西西比河和那个曾经我向她求婚的防洪堤。我注意到这个小镇的传统特色——那种熟悉的声音、气味和味道——大多已经回来了。两个世纪以来使新奥尔良成为国际十字路口的新奥尔良港已经正常运作。白天和黑夜，我都能听到顶推船绕过阿尔及亚时发出的声声鸣笛，船开出时一声鸣笛表示左舷-左舷拐弯，两声则表示右舷-右舷拐弯。法国区挤满了人，加拉特瓦餐馆（新奥尔良有名的餐馆）里到处都是老朋友和熟悉的服务员。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和玛丽·玛塔琳（Mary Matalin）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已经搬到杜兰大学附近美丽的房子，成为镇上的啦啦队队长和知识分子里的中流砥柱。在展览中心的赛马跑道上，修缮一新的俱乐部会所看起来有点太过干净冷清，但我相信情况会得到好转。在拿破仑大街上，提皮提纳酒吧恢复营业，正在演奏长发教授的歌曲。玛拉勒、卡萨门托餐厅也恢复营业，并开始推销牡蛎。沿着拿破仑大街再往前走一点，就是我们的老家。我的弟弟和弟媳已经翻新了房子，只留下前门的几个油漆字母“FEMA”（那是联邦应急管理局的首字母缩写，是国民警卫队首次到这里，即加利福尼亚州第五大道时记下死亡人数为零的记号），将之视为此次飓风的唯一遗产。
这些新奥尔良的老居民区与我发表在《时代周刊》上的“如何再创奇迹”一文所希冀的情况完全相符。但使我惊喜的不是旧事物的回归，而是新事物的到来：一批又一批革新者、企业家和富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在新奥尔良这张画布上描上新的笔画，正如旧画重现。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也在新奥尔良长大，是毕业于纽曼中学的最成功的作家，著有《说谎者的扑克牌》（Liar's Poker）等书，他比我出色。他告诉我，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新奥尔良有机会重拾它在19世纪末期的创业精神。当时年轻的商业领袖正在创建新奥尔良棉花交易所，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还为它画了一幅画。我当时想他一定是疯了。但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如今，一个世纪前主导新奥尔良商业的棉花和咖啡交易所的几个街区之外是一栋被鉴定为“受保护建筑”的大楼，以新村主义的蒂姆·威廉森（Tim Williamson）为首的新兴公司已经接手并将之整修一番了。现在这栋楼容纳了来自全美各地的企业家们开办的小公司。
现在新奥尔良的种族多样性更加明显。不仅黑人和白人都已经回来，它还迎来大批越南人和西班牙人。在我的布罗德莫老居民区仍是黑人和白人各半，但现在那里还开了一些由越南人开办的海鲜店。
卡特里娜飓风到来前夕，我就开始寻找一种方法，以便探索新奥尔良的创造力，并歌颂它植根于当地文化多样性的特点。我向来认为最好的方法是通过人物叙述。主题人物很容易挑选，那就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天才之一，早我半个世纪在我的布罗德莫居民区长大，但他过着与我截然不同的生活。他通过在街头巷尾卖午报——而我是通过写报纸文章——攒下一分一毫。他被父亲遗弃，母亲是一个自顾不暇的妓女。当他还是一个小男孩时，就因为开枪而被捕。一个法官判他进入有色人种流浪儿之家。当我们在重建布罗德莫居民区小学时，所有人——包括学校董事会成员——都不知道这所学校是以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命名的。当我在阅读有关阿姆斯特朗被捕的档案时，我注意到那个当年宣判他的法官的名字——安德鲁·威尔逊。当时我猛然一惊。威尔逊是一个白人法官，曾帮忙为黑人儿童修建学校，也是他把小阿姆斯特朗送往流浪儿之家的，阿姆斯特朗正是在那儿学会了短号。
100年前，新奥尔良的所有音乐元素共同作用，使阿姆斯特朗一举成名：行进的铜管乐队、出殡列队、至今仍在刚果广场回响的节拍、净化他母亲的教堂的福音、有色克里奥尔人领导的复杂交响乐、斯特利维尔（美国新奥尔良红灯区）的拉格泰姆（爵士乐的一种风格，1890～1915年在美国流行的一种音乐）钢琴节奏、位于街角的下等酒馆里巴第·鲍顿（早期新奥尔良爵士乐巨匠之一）的新兴爵士乐、刚搬到镇上的种植园工人所唱的蓝调，甚至那些从美西战争中归来、演奏或典当掉号角的军队乐队的到来。此外，他还从一个小时候收容他的犹太家庭那里学到了不少俄语催眠曲。这是多么丰富的结合啊！阿姆斯特朗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展现了新奥尔良的文化多样性和创造力，我希望今天他可以成为这些理念的守护神。尽管他生平坎坷，但他总是乐意取悦别人，不觉得兼任演艺人和艺术家有什么不好，而且他深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他是对历史和我们这个世界的巨大不幸——那种根据宗教、人种和种族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的部落主义——的鞭笞。
技术和媒体可能恶化或改善这种部落主义。有了这么多信息，一些人可能倾向于把自己封闭在由与自己思想相近的人组成的意识碉堡里。他们守着自己喜欢的电台，找出那些强化自己偏见的新闻主持人的节目，或者潜伏在与志同道合之人共享的博客圈子里。但在另一方面，好的叙述故事可以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激发共有的情感和根本价值观。正如沃克·珀西所说的，只要对隔绝和疏远做出诊断，就有利于医治它们。故事叙述和新闻业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共同的立场——我早期的英雄之一安东尼·卢卡斯（J.Anthony Lukas）就根据波士顿废除种族歧视斗争而给他的一本书命名。这正如我们这个国家最早建立的城镇都有一个下院，背景迥异的人们可以在那儿一起探讨问题、交换理想。
本杰明·富兰克林对美国的最大贡献是，他对跨越部落主义、提倡多元化的重要性的强调。他逃出极具排他性的波士顿清教原教旨主义而来到费城。（当时如果质疑占上风的正教就意味着要被迫搬出波士顿到罗德岛或者其他地方居住。）在那里，不同宗教信仰和种族背景的人学习如何相处。在他的一生中，富兰克林为费城的每一处教堂捐过建设基金。有一次，费城正在建设一座会堂以收留巡回传教士。富兰克林写了一纸公文以募集资金，宣称：“即便是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司派出教士给我们传教，他也能在这里找到一个布道坛。”临死之前，他已经是费城首个犹太教会会堂的最大捐赠者。所以在他去世时，为他送葬的不仅是他的牧师，而是费城全部35名牧师、传教士、神父和犹太拉比一起为他送行。同样，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也歌颂了那种丰富了这个社会令人愉快的多元创造力。那种情感见诸于我们的叙述故事，也体现在他的歌里，比如《西域蓝调》（West End Blues）和《美好的世界》（What a Wonderful World）。
超越部落主义、强化种族多样性的社会纽带是我们今天的一大挑战，此事从古至今，概莫能外。在写这本书时，我认为那些追求写作生活的人还是有一席之地的，而且我希望将来也是如此。我相信，好的叙述报道和文章通过讲述故事——那些故事与我们相关，并能激发出我们共有的价值观和情感——使我们回归共有的人性。在最佳的状态下，通过富兰克林式的鼓励我们欢迎不同的思想所带来的欢乐，以及阿姆斯特朗式的敲响能引起我们共鸣的乐章，它们还能帮我们找到共同的立场。
[1]塔卢拉赫·班克海德（1903-1968）：美国女演员，以其睿智、魅力和在戏剧中的表演，如《小狐狸》（1939年），以及包括《救生艇》（1943年）在内的电影中的表演而闻名。——译者注
[2]特许学校：独立于地方教育委员会之外经营的公立学校，其教学内容与教育理念通常也与现有系统内的其他学校不同。——译者注
[3]阿金库尔战役：1415年英王亨利五世于法国北部阿金库尔村重创兵力数倍于己的法军的著名战役。——译者注
致谢
我要感谢《时代周刊》的约翰·休伊（John Huey）和里克·斯坦格尔（Rick Stengel），是他们促成了本书的出版，他们也是我多年来有趣的朋友和同事。我还要感谢《时代周刊》的很多私交，尤其是贝诺曼·珀尔斯坦（Norman Pearlstine）、吉姆·凯利（Jim Kelly）、普里西拉·佩顿（Priscilla Painton）、南希·吉布斯（Nancy Gibbs）、乔希·泰兰吉尔（Josh Tyrangiel）、罗米什·瑞特拿撒（Romesh Ratnesar）、乔·克莱恩（Joe Klein）、迈克尔·艾略特（Michael Elliott）和乔尔·斯坦（Joel Stein）。多年来我在《时代周刊》受到过很多杰出的上司的指导，我不想一个一个全部罗列，但想特别感谢4位已经离开我们的人：奥托·弗里德里希（Otto Friedrich）、罗恩·克林格（Ron Kriss）、约翰·埃尔森（John Elson）和亨利·格伦沃。
爱丽丝·梅修是我在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30年来的编辑，我在本书的引言里也提到了她。阿曼达·厄本担任我的经纪人已有30年之久，在她的鼓励下，梅修启动了这本书的出版项目。还要感谢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大卫·罗森塔尔（David Rosenthal）。我也深深感激我那聪明有趣、十分能干的阿斯彭研究所同事帕特里夏·津杜尔卡（Patricia Zindulka），是她保证了一切按计划进行。和以往一样，我最真挚的感谢要献给我的妻子凯茜和我们的女儿贝齐。我永远爱她们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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