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早餐时，切尔诺梅尔金与奥尔布赖特用俄语（她会说6种语言）聊了几分钟，主要是说她儿时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经历，当时她父亲是捷克斯洛伐克驻南斯拉夫大使。她还描述了见到时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并给他献花的场景。切尔诺梅尔金坚持俄罗斯人不会公开支持塞族人反对的任何事情，奥尔布赖特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这太荒谬了。因为俄罗斯的角色“应该”是敦促塞族人，而不是单单表达自己的立场。美国坚持要求北约出动维和力量并非是从宗教出发，而是从实际考虑，即每个人都同意科索沃人应该返乡，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力量保证他们的安全，安全返乡就无从谈起。会议结束的时候，奥尔布赖特致电在莫斯科的伊万诺夫，确保俄罗斯前总理和时任外长这两位俄国人得到的信息毫无二致。
当晚，奥尔布赖特与时任总统克林顿连夜飞往欧洲。检阅了北约军队之后，她就忙着打电话了。她先告知乌克兰外长，俄罗斯也参与了该计划；然后与法国和英国外长通话，希望能在8国集团峰会上得到他们的声援。
最重要的两通电话是打给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还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安南并不参与行动，他的建议是他派出一支谈判代表团去处理贝尔格莱德问题。安南从一开始就是北约立场的可靠支持者，这让奥尔布赖特十分满意。但是她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几个联合国外交官力促妥协的场景。她说：“科菲，我们不需要哪儿都有谈判代表。”
周四清晨，奥尔布赖特和她的随访团与总统“分道扬镳”，乘空军飞机抵达波恩，参加欧洲和俄罗斯外长的8国集团峰会。她膝盖上放着一个标有“情报”的文件夹。按照惯例，她在短暂的路途中召开了晨会。“斯洛博丹感觉到了压力。”她说道，看到备忘录上关于米洛舍维奇软禁高级士兵的行为时，她抬起头，双眼一亮。
她经常冷嘲热讽，有时也会开开玩笑，偶尔会焦躁不安，但办事向来干脆利落。“我们必须再和科菲谈谈，确保他不会再增加谈判代表，”但是她知道如何运用对她有利的主动性因素，“要是见到伊万诺夫，我会向他强调联合国也将参与。”
大功告成之后，她就会从一名首席执行官式的人物转型为教授。她在演讲时靠着椅背，把眼镜戴在头上，说道：“记住俄罗斯与塞尔维亚的复杂渊源是很重要的。”它们之间长期以来有着文化和宗教的纽带，但是后来铁托与斯大林断交了，甚至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一场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运动）爆发时，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主义者。她强调，我们与塞尔维亚的战争使得俄罗斯处于危险的边缘，让它们帮助我们对付塞尔维亚对双方都有利。
一抵达彼得堡会议中心，她就举行了与伊万诺夫的私人会面。计划是双方各有三名助手，但是两人后来决定一对一面谈，甚至不设译员（因为他们彼此语言相通）。他们商议宣言中伊万诺夫易于接受的措辞，这是俄罗斯第一次在科索沃问题上公开支持国际力量。奥尔布赖特建议称之为“军事力量”。伊万诺夫回应他只能接受“驻外部队”一词。
“你必须认可‘安全’一词，”奥尔布赖特说，“伊格，你会同意这点来让我高兴吗？”
“好吧，”他说，带着一丝笑意，“但是你什么时候让我高兴呢？我可等着呢。”
伊万诺夫拿出一张纸，勾勒出安全部署的可能构成，用圆圈代表不同部队扮演的角色。奥尔布赖特则用钢笔写出北约参与的必要性，但是伊万诺夫不同意她的观点。“这不是我们两个能决定的事，”她最后说，“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的专家去解决。”
在彼得堡中心的大型日光浴场内，8国集团外长峰会按计划进行。在餐桌上，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罗宾·库克（Robin Cook）和奥尔布赖特最后一次试图联合说服伊万诺夫接受比“驻外维和部队”更进一步的名称。库克建议在括号中添加“包括军事力量”的字样。伊万诺夫不愿意让步。“对不起，”他说，“我今天只能做到这么多了。”
对于奥尔布赖特而言，一个月之内促使俄罗斯公开支持将国际武装力量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已经足够了。俄罗斯的支持为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接受北约武装开辟了道路。
周四深夜，奥尔布赖特和她的团队与访问德国难民归来的克林顿会合，同乘总统专机空军一号踏上回国的旅程。克林顿穿着宽松的雪兰毛线衣坐在他的空中办公室里，他认为美国的科索沃政策是美国的价值观与利益相互交织的结果。“欧洲的和平繁荣对我们是有利的。这次行动是一次引人注目的人道主义案例：如果美国对这种本可以对其施加影响的暴行置若罔闻的话，那么类似的情形就会扩散开来。世界上有很多种族冲突，从爱尔兰到中东，再到巴尔干半岛。如果能说服人民缓和这种紧张局势，那我们就实现了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观。”
尽管克林顿欣赏奥尔布赖特，但他们并没有成为亲密的合作伙伴。直至今日，奥尔布赖特仍然对克林顿让她在莱温斯基丑闻事件暴露后面对媒体时称其无辜一事耿耿于怀。被问及是否欠奥尔布赖特一个公开的道歉时，克林顿目光冷冷地定了几秒钟，面无表情。“没有，”在沉默了很久之后，他说，“没有，对这个问题我无话可说。”但克林顿对奥尔布赖特在本职工作中体现出来的个人素养褒奖有加。“她不仅从《慕尼黑协定》中吸取了教训，也从捷克斯洛伐克学到了很多。”
的确，科索沃事件已经阐释了奥尔布赖特的个人经历是如何塑造了她的观点和风格的。她的父亲约瑟夫·科贝尔（Josef Korbel）是战时原捷克斯洛伐克驻南斯拉夫大使，既有智慧又善于社交，和她一样懂得求生的诀窍。马德琳儿时在贝尔格莱德度过了孤独的两年，那时她就形成了对暴徒本能的反感。正如《时代周刊》的安·布莱克曼（Ann Blackman）在其所著的奥尔布赖特传记《生命的季节》中阐述的那样，她太像她父亲了：有着过人的智力和才华，但有时似乎为了避免接触与自我形象冲突的事情宁愿一叶障目。比如，数年来她总是有意逃避自己，就像她的父亲曾经逃避她一样，因为有证据证明她是犹太裔，而且多数家庭成员在大屠杀中被迫害致死。
通常人们有两种方法可以走出这样的阴影。有些人像奥尔布赖特一样，形成了一种激进的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承诺“下不为例”让世界对暴行视而不见。另外一些人——基辛格是一个例子，作为纳粹灾难后的流亡者——则成了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对权力的微妙含义有着准确理解，看得懂利益在世界范围内的碰撞，鄙视那些在其看来是感情冲动和头脑发热的举动。
奥尔布赖特没有基辛格的能力（或者欲望）将宏观的战略结构概念化，也不会分析世界某一处的行为如何像涟漪一样波及其他地方。她也不擅长制订周密的应急计划，这一点成就了——但有时也毁了——许多法律顾问，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塞鲁斯·万斯（Cyrus Vance）、詹姆斯·贝克和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等人。结果，奥尔布赖特极力干涉科索沃，却没有考虑地缘政治分歧（比如，这会给俄罗斯、中国、马其顿和希腊等国带来什么影响）或者设计应急计划（比如，如何解决大量难民，如果米洛舍维奇反抗，如何做好陆军出动的准备）。
周四晚从欧洲回美国的途中，奥尔布赖特待在总统办公室旁一间小小的情况室里，坐着旋转座椅。我问她，科索沃和其他以道义为理由的干涉行动是否代表冷战后美国寻求利益的新方向？她回答：“我认为威胁我们国家利益的问题各种各样，（包括）由种族清洗导致的混乱与不安定局面。”我又问，我们如何定位和选择这种斗争的目标？为什么是科索沃而不是卢旺达？她说：“我认为这个问题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模式来说明，必须视当时复杂的形势而定。我相信，而且曾经也这么说过，我们应该在卢旺达采取进一步行动。我们选择干预暴行严重且影响我们稳定的地区——欧洲的稳定在过去的两百年中对美国一直意义重大，还会选择当地有某一组织能够应对暴行的地方。你不能在各个有需要的地方都有所作为，但这不等于你可以没有任何作为。我们正在完善相关条例。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切实指导我们开展行动，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
科林·鲍威尔：优秀的战士
正直是一种难得的美德，这种美德要求一个人表现出忠诚和诚实，而二者有时存在冲突。人们在理论上对这一美德褒奖有加，在实践中对此却没有那么认同。当小布什总统宣布科林·鲍威尔出任美国国务卿的时候，鲍威尔正饱受两大政治阵营的批评，甚至还受到小布什及其核心集团的诋毁。过去我觉得这一切对他而言太不公平了。在伊拉克战争的备战前期，鲍威尔相信了有纰漏的情报，但是如今想来那是一个诚实的错误。他比其他领导者更有正义感，而且他的行为值得尊敬。因此，我在2004年11月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这篇评论，目的是为他正名。
科林·鲍威尔心中有很多英雄，其中之一便是乔治·马歇尔将军（General George Marshall），这位睿智的“二战”将军曾是哈里·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鲍威尔就在马歇尔的肖像注视下工作，在马歇尔曾经用过的桌子上办公。
鲍威尔偶尔会谈起1948年某天的故事，当时杜鲁门正在考虑美国是否应该承认刚宣布成立的所谓以色列国。马歇尔当时建议他反对以色列建国，但是杜鲁门还是决定承认以色列国。鲍威尔说，马歇尔的一些助手当时围在他现在坐的这张桌子旁劝马歇尔立马辞职，而马歇尔反问这群人怎么把他当成了总统呢。他指出，杜鲁门才是总统，才是做决定的那个人。国务卿的角色是为总统提供最好的建议，然后给予支持。
鲍威尔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伊拉克战争才刚开始。很显然，他是在自比马歇尔将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人在这些事上的主要区别是鲍威尔针对伊拉克给出的建议多数被证明是正确的，而马歇尔在以色列问题上的建议却是错的。尽管如此——也可能正因为此，当今的评论家和未来的历史学家都不会给予鲍威尔如马歇尔当日获得的尊重，白宫也没有这样做。
鲍威尔的问题是小布什政府的拥护者和批评者都对他不满，前者是因为他不完全支持攻占伊拉克的战略战术，后者则是因为他没有公开承认自己属于该阵营。他注定要失败，因为他输掉了与迪克·切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其他新保守派先驱的思想战。
然而，思想和直觉正确的政治家理应在历史中享有光荣的地位。我们暂且不去讨论鲍威尔是否可以做得更好以占得上风，或是不那么失风头，我们先来定夺他在任期中有哪些教训应该被记录下来。
鲍威尔是一个可敬的人，我们应该通过他说的话来判断他的为人。和分属两个党派的多数美国人一样，他也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应被剥夺权力。因此他不会言不由衷，也不会赋予自己反对的政策以合法性。
然而他确实给出了警告和保留意见。任何军事干涉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任务，使用能恰好完成任务的武力，拥有一个清晰的成功或者撤退的战略——这是鲍威尔本人一直信奉的原则。他认为，在入侵他国之前需要更多时间来联合同盟国结成更广泛的同盟，需要更周密的计划来保障战后安全和生活。
从不同程度说，鲍威尔的所有观点都没有被五角大楼采纳。他对每件事几乎都有先见之明。而关于鲍威尔其人其事，我们应该谨记的不是他没有成功，而是他本应成功。
鲍威尔上任时也许是美国最受尊敬的政治家。他曾是英勇的战士，也是有着摇滚明星魅力的睿智政治家。但是他的国务卿之路最终被一个官僚政治上的成功所带来的意外结果毁掉了：他说服总统去联合国寻求对伊拉克决议的支持。结果一张照片污损了他的身后之名——他与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向联合国呈递情报证据以证明伊拉克正忙于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这种事情只有在事后发现才能令人信服。
外交政策权力集团的理想主义者——比如那些希望美国能帮助中东实现民主化的新保守主义者和主张谨慎行动、重视美国客观战略利益的现实主义者——中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意见分歧。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是位现实主义者，也是鲍威尔的良师益友，更是老布什总统成功外交政策的管理者。他将这种分歧称为改革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之间的斗争。每一种方案都是持久外交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从门罗主义到马歇尔计划，二者结合形成了美国外交的巅峰时期。
鲍威尔40年从政生涯一直是在两种方案间取得平衡的模范。他在布什政府中扮演的角色就是推动现实主义前进一点——多一点考虑、计划和谦卑，将之作为当前平衡的一部分。这个角色不可或缺，亦不该丢弃。
乔治·特尼特：迎合他人
我在传记中试着探索两个对立的特质：擅长建立共识，比如富兰克林；对抗权威和传统认知，比如爱因斯坦。这两种特质对社会都有用。但如果任何一种特质走向极端就会带来危险：一个建立共识的人成了屈服于权威的帮凶（如同白宫录音带揭露基辛格有时屈服于尼克松一样），或者一个持异议的人成了害群之马或自以为是的狂徒。在上一篇中，我探究了科林·鲍威尔是如何努力避免这些错误的；在2007年4月我给《华盛顿邮报》写的这篇文章，则是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乔治·特尼特的。
在读乔治·特尼特的新书《身处风暴中心》（At the Center of the Storm）时，我想起我在最近参加的一次晚宴上听到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讲话。他是一名剧作家，曾任捷克总统，做过囚犯，还是一位人权斗士。他说他这些年曾与两种人打过交道：有着合作精神的人，还有乐于对抗权威的人。他本人显然属于后者。所以他用鄙夷的口吻讲述了一件欧洲大主教与共产主义者合作的事情。
在我看来，乔治·特尼特的痛苦来源于他迎合他人的天性，而不是向当权者讲述令人不快的事实。在观看美国资深新闻人比尔·莫耶斯（Bill AmericAn SketcheS Moyers）对于媒体未对美军出征伊拉克提出质疑的做法的报道时，我对自己曾经的类似做法进行了反思，在美国有线电视网工作的时候，我也很乐意接受权威人士的告诫。读了鲍勃·达莱克（Bob Dallek）写的有关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新书，我想起我曾写过的基辛格应该也是一个乐意迎合尼克松，并协助他实现某些不可告人的冲动想法的人。
通常来说，无视权威是不可能的，而且也算不得什么好事，我有时也竭力向我女儿解释这个道理。然而当我目睹人们（比如乔治·特尼特）努力为自己辩解时，哈维尔的特立独行对我而言似乎日渐意义重大。我觉得可以拿前老布什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做一下对比。斯考克罗夫特时常具有理智的诚实，当他与自己的前任意见相左时就公开或者私下表达出来，哪怕付出被内部开除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在我看来，对抗权威的反叛意愿最典型的人要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了。我最近写作的一本书就是爱因斯坦的传记。从他的政治活动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是柏林学术精英中唯一一个反对德国在“一战”中的军国主义的人，他后来也反对纳粹，到美国后就反对麦卡锡主义者。在上述所有情形中，之所以持有异议，就是因为他相信人们不应该被迫迎合权威。在个人生活中他也是如此。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因为蔑视权威被学校开除；后来作为年轻的专利主考官，他又学着对遇到的所有假设进行质疑。在爱因斯坦的逻辑中，他的成功来自他对牛顿关于空间、时间和重力公理的质疑。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爱因斯坦一样，事实上，很多时常对抗权威的人并不是英雄，而是疯子。另一方面，哈维尔在爱因斯坦和那些为了追求权力而过分尊重权威的人之间划了一条有趣的分界线的做法是正确的。
[1]1618年，由波希米亚引发的一场地区纷争，触发一场大规模的“三十年战争”，此后，德意志内部分裂为总数1800多个大大小小的君主国。“三十年战争”大大加强了贵族的特权地位，中心王权走向衰落。——译者注
[2]1938年由英法德意签署的《慕尼黑协定》将奥尔布赖特的祖国捷克斯洛伐克分割了一部分给希特勒，以推进其反苏。父亲科贝尔对这件事的观点影响了年幼的奥尔布赖特，也让她逐渐意识到，在强权面前，小国是没有发言权的。因此，奥尔布赖特学会了在流亡生活中让自己强大，并养成了与强权抗衡，不轻言妥协的性格。——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