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新纪元
我们又见面了
罗纳德·里根的批评者和支持者都知道里根有坚定的信仰，除此之外，还有对苏联人不折不扣的反感。直到我在1980年对他的总统竞选进行报道时，才意外发现他个性中也有另外一面：乐观向上、相信人性。一天，我在竞选专机上采访里根，他指着窗外可见的房屋与游泳池说，如果他能带着一位共产主义领导人乘直升机翱翔在美国郊区上空，然后带他去逛食品杂货店和购物商场，他就能让这位领导人不再信仰共产主义。他积极反共，却又和蔼乐观，这两个对立的特质在他开始与苏联时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接触时此消彼长。我觉得这种关系很有趣。在他们两个人准备1987年的第三次会晤时，我写了这篇开篇语，作为《时代周刊》的封面报道发表了。
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曾对比过“乔叔叔”斯大林与美国堪萨斯城政首托马斯·彭德格斯特（Thomas Pendergast）：两个人都是狡猾的政客，善于操纵政治，还总是与其他政治家讨价还价。自那以后的所有美国总统都想用自己的方式与苏联较量一番，只是手段都不够高明，就连罗纳德·里根也未能免俗。这位美国影视演员协会前会长说，在日内瓦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接触之前，他想起了与演艺界老牌大腕打交道的日子。上周，在恭候这位全世界最不可思议的新秀（戈尔巴乔夫）驾到时，里根做了一个更为恰当的自比。“我不嫉妒他的知名度，”里根对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的学生说，“好家伙，我要和明星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1]同台争辉了。”
视频时代的外交模式是：合演明星在地球村里举行峰会。本周，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将进行第三次视频会晤，这个节奏赶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美苏和解关键时期的会面频率了。不仅如此，两个人在1988年还要举行莫斯科会谈，这将刷新两国元首会晤频率的世界纪录。谁能想到这么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会见得如此频繁呢？
于是政治星象出现了罕见的一幕——两条毫不相干的轨道连成了直线：里根在位后期和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期出现了时间交集。两个人在各自国内都面临着种种政治问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局面的混乱，不亚于美国国会的处境——因而他们意识到可以通过多次成功会晤来巩固权力。两国都处在经济低迷的旋涡中：苏联正在冒险进行经济改革，而美国经济的“晴雨表”道琼斯指数也跌到了谷底。
两位国家元首的几次会晤体现出一个高尚的人类想法，其实更像一个典型的美国式想法：世界冲突是由误会引起的，如果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谈，我们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和多数“高尚”的想法一样，这个想法听上去有点儿道理。会谈可以降低世界的“血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总是伴随着价值观的冲突和国家利益的矛盾，而世界上最权威的两位领导人互相示好似乎就能给历史的车轮加点润滑剂。同样，和多数“高尚”的想法一样，这个想法存在危险：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民众，都不应该受蒙蔽去相信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友好关系能一笑泯恩仇，将东西方40年的分歧一笔勾销。
电视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就重大问题表达个人观点的机会，不仅是那些总统，每个人都可以出镜：戈尔巴乔夫上周到美国演播室会客间接受了访谈，紧接着是12位美国总统候选人进行电视辩论，然后就是前总统里根接受访谈。全美国的人都有机会亲自打量每一个出镜的人。面带笑容的戈尔巴乔夫霸气外露——尽管美国人希望自己的领导人也拥有这样的气势——他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知名主持人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当成言辞犀利的学生对待。周二总统候选人辩论时，布罗考又把他们当作小学生对待。每个人都变成电视名人的情形让人有点担心：戈尔巴乔夫——美国的全球劲敌，苏联的领导人——在多次民意调查中以2∶1的支持率完胜当周电视节目评选，支持率和总统优胜者相当，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里根。
电视时代常发生的事情是人物在电视内外表现不一，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中树立的形象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所言所行相去甚远，他说：柏林墙是民主德国建立的，目的是抵制外来干涉；莫斯科限制国人出境是为了挫败西方挖走人才的阴谋；苏联在阿富汗驻军是因为阿富汗屡次请求庇护以阻止外国颠覆；苏联正在开展“星球大战”计划等。
美国与苏联很少就两国之间的根本分歧讨价还价，会晤议程上出现更多的是人权、地区冲突和其他类似的话题，但也很少达成一致。因此，军备控制成了超级大国外交的核心议题。他们把并不适合作为实战武器的核导弹当作军备实力的象征并加以部署操控，几乎不考虑核导弹的潜在危险被激发的可能性。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轻松成交，至少比大国在其他方面的动作达成一致要容易。
批评里根的保守派指摘他近期的冲动行为源于令人毛骨悚然的南希主义——在他那爱夫心切的妻子南希·戴维斯的怂恿下，他想做出点历史成绩。如果每个年轻的参议员每日清晨在镜子里都能看见一个未来的总统，那么每个总统也会从镜子里看见一个有望成为和事佬的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向历史看齐总比迎合那些难以取悦的政治选民要强。
而大失所望的右派则犯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多年来都在犯的错误，即误以为里根不会言出必行。他上任后鼓吹以前的军备谈判存在“致命缺陷”，因为之前总是力图“限制”而非“减少”核武器。即便里根致力于加强军事力量，他也坚持认为谈判的目的是促使苏联商议“切实减核”。也许他从一开始就这么认为，也可能（里根在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是因为他重复的次数太多了，于是连自己都相信了。无论是哪种情况，里根现在让每个人都感到失望——从曾经的无核论者到曾在当前危险委员会为他效力的强硬派——他准备将自己的话付诸实践了。
里根显然沉浸在成为伟大的裁军支持者的美梦中，这使得保守派很不安。在过去整整一周的时间里，里根每天都在努力地挥舞他的反共文件以平复他们的情绪。在与传统基金会对话时，他猛烈抨击克里姆林宫的镇压行为，重申对世界范围内反苏联的自由斗士的支持。在接受网络节目采访时，里根宣称“从发表关于‘邪恶帝国’（指苏联）的演讲以来，我的立场就没有动摇过”。
然而，里根在电视节目里最惊人的论调是，他斥责指摘其军备控制协议的保守派。“一些反对我的人，”他说，“在他们思想深处，其实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里根自己却不这样想，他觉得自己如果能带戈尔巴乔夫一起乘直升机翱翔在泳池星罗棋布的美国居民区上空，那位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也会与他达成共识。
戈尔巴乔夫的挑战
我在《时代周刊》工作的乐趣之一就是与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共事，他是苏联问题专家，长期担任外交记者兼《时代周刊》驻华盛顿主任，后来又成为美国助理国务卿。［他也是克林顿在牛津大学的舍友，因此我怀疑他可能为克林顿写作有关苏联民主的论文（见本书引言部分）出过力。］1987年7月，我和斯特罗布一起前往苏联，回来时我们深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会彻底改变苏联与西方的关系。我们写了一篇封面报道，名为“冷战结束了吗”。当时我们的主笔亨利·格伦沃对此持有异议，他是一个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者。他让我们换一个语气较弱的标题：“冷战降温了吗”。格伦沃也曾给《时代周刊》撰写过一篇知名的有关上帝的封面文章《问冷战是否结束有点像问“上帝死了吗”》。在我们这篇报道中，有些内容与格伦沃的观点略有不同。因为到1988年为止，冷战事实上显然不仅降温了，而且即将成为历史的余烬。我在1988年12月写了这篇文章，正值乔治·布什（老布什）刚刚当选总统。之前戈尔巴乔夫前往纽约向联合国发表了讲话，并与即将卸任的里根和即将上台的老布什举行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会晤。
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基本都被禁锢在欧洲同盟关系急剧变化的国际体系中，垂死挣扎。在接下来的40年里，两个超级大国在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相互竞争，影响着全球非殖民地区。如今，在对联合国发表的讲话中，苏联领导人描绘了一个诱人的幻象，从此军事威胁再也不是外交政策的工具，意识形态也不再是国家关系的决定因素。
戈尔巴乔夫的设想既大胆又有新意，引人注目，充满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动人美梦——“变强化军备为裁军”，其中包括针对阿富汗、人权和军备控制等问题的诱人计划。最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单方面决定削减苏联10%的武装力量，从东欧撤出55000名驻军和一半坦克。如果老布什能够依此行事，那么这个惊天声明就能重启过去的军备控制会谈，反过来也能缓解美国因分担北约军防引起的压力。
然而戈尔巴乔夫的策略对美国也充满着潜在威胁。声明中削减的军备数量之大足以使西方暗自得意，但这与苏联在人力、物力和地理位置上相对于北约所具有的优势比起来，可谓九牛一毛。除此之外，这位自信的苏联领导人通过一揽子精明提议再次让世界为之侧目，这一回报的诱惑程度足以使西欧保持中立态度。
但更大的危险也许在于，美国会再次发现自己无法给出一个富于想象力的回复。戈尔巴乔夫的联合国讲话是其外交政策“新思维”最有力的阐述，该“思维”有可能继乔治·马歇尔和哈里·杜鲁门帮助建立了作为外交壁垒的西方联盟后引起又一次历史剧变。但是当苏联运用“点头”战略时——只要里根政府提出一个问题，苏联即回答“是的”——美国似乎在冒着危险把“还没有”说成俄文的“不”。
戈尔巴乔夫时机把握得很巧妙。他表现得像一个能充分运用里根关于和平与裁军这一不切实际的想法的大师，但是他即将面临一个比里根谨慎得多的新任美国总统。因此，戈尔巴乔夫明智地策划了一次及时的会晤，确保他对未来的设想可以顺利实施。老布什在他下个月上任前不能做出合理的回应，而里根的反应似乎又风马牛不相及——他在戈尔巴乔夫离开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不断地重复一句他最喜欢的俄文俚语：“信任，但要核查。”
戈尔巴乔夫再次展现了他的个性魅力和独特想法，他依然是世界政坛上最威风凛凛的领导人。他可以与罗纳德·里根抢镜，事实上他成功了。在参观自由女神像时，这位信仰共产主义的来客就像一位自信的明星；里根步履从容，好似一个亲切的老友；老布什则陷入手忙脚乱中，就像他每次看见里根的身影那样——这一点一直让他苦恼。后来，戈尔巴乔夫和其夫人赖莎访问曼哈顿引起了全民轰动，这是自1979年罗马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波兰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讲话中注定被铭记的不仅有他独特的提议——其中很多是他以前就提过的——还有他的提议方式。这些提议被整合在一起，超越了70年来指导苏联政策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在联合国大会的绿色大理石讲台上，戈尔巴乔夫的金属框眼镜在灯光下熠熠生辉。他赞扬了源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人类进步的巨大动力”。“但是，”他又说（他以“但是”开头时，台下听众总会身体前倾），“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我们必须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全新道路。”听到这样的说法，苏联网球天王玛拉特·萨芬（Marat Sa.n）可能还会被逗乐，但是列宁很可能会眉头紧锁。
戈尔巴乔夫又一次近乎变节地评论冷战：“冷战中谁的责任大，谁的责任小，这一切交给历史学家去评判好了。”事实上，理解美苏冷战的众多缘由对于回答这个由莫斯科“新思维”引发的问题至关重要——美国应该积极接受戈尔巴乔夫关于停止冷战的诱人邀请吗——而这个问题很关键。戈尔巴乔夫语重心长地给出了导致冷战的所有主要原因，并提出了应对方案：
·西方与苏联对峙40年，最切实的理由是苏联这个“帝国”有着野心勃勃、咄咄逼人的本质。历史上著名的俄国扩张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球阶级冲突理念，以及苏联政府关于自身安全必须基于对手不安全的心态，合起来造就了一个自我防御和富于攻击性的国家。在戈尔巴乔夫的演讲中，他提议阻止任何“武力外侵行为”，该词很好地概括了“二战”以来苏联军事政策的本质。更重要的是，他承诺削减军队。西方一直坚持强调要签订常规武装力量的协议，苏联必须将军队部署调整为防御型。戈尔巴乔夫承诺要朝这个方向努力：撤回突击军、渡河武器装备和威胁整个中欧的突袭坦克。而北约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这样的突击行动。
·军队同样是苏联遏制东欧国家的军事威胁手段，于是这些东欧国家的屈服成了冷战的又一个原因。戈尔巴乔夫的裁军倒不一定扯下“铁幕”（指“二战”后苏联与欧美国家间的无形屏障），但是他在联合国的讲话中确实承诺了“自由选择的权利是普遍原则，没有例外”。换言之，东欧国家应该摆脱苏联的控制。
·戈尔巴乔夫将资源从军事转向国内需求的目标触及东西方紧张局势的一个主要原因，即苏联社会的军事化。自从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美国专家评估苏联用于国防的资金持续增加。但是在演讲中，他宣称莫斯科将公布少数军用工厂转为民用的计划。如果确实如此，这个计划将是他军备控制协议（以新提出的“合理满足需求”的模糊说法为基础）的补充条款。该说法称苏联的军事力量不必有主动攻击的潜力，但必须足以抵挡他国对苏联及其盟友的袭击。
·很多西方国家与苏联之间争议最大的话题，就是苏联利用极权主义体系压制民众。但是戈尔巴乔夫强调苏联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法治国际社会”。他提到“确保个人权利”，保证“信仰自由”，禁止基于“政治或宗教信仰”的迫害——这些听起来更像杰斐逊的说法。
·就移民出境问题而言，戈尔巴乔夫承诺修订阻止苏联公民离开苏联的法律，取消议程中所有关于“被拒绝移民者”的事项。他承诺在一段时间后，任何想要移民或出境旅游的个人都将拥有这项合法权利。他还进一步提出，使得苏联故步自封的种种限制措施都是没有必要的。他说：“今天，我们几乎不可能维持一个‘封闭’的社会。”就在他到达美国之前，自由电台[2]的信号才刚恢复正常。
·冷战的另一个原因来自不信任，其中包括西方认为如果为利益所需，苏联完全会“撒谎和欺骗”，这句话里根8年前就说过。戈尔巴乔夫一直反对存在已久的克里姆林政策，他同意现场视察军事基地，他试图避免在联合国讲话中提及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克拉斯诺雅茨克雷达站。他说莫斯科接受“拆解和重装”某些元件的要求，并会将该设施置于联合国管制之下。演讲后，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和老布什共进午餐，一个美国人问道：“我们听到的是‘拆解’，对吗？”戈尔巴乔夫回答说：“是的，我用的就是那个词。”
在戈尔巴乔夫演讲的过程中，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始终是一副“扑克脸”，演讲完毕后，舒尔茨走到赖莎跟前说道：“这是一次非常精彩而重要的演讲。”舒尔茨和所有人都知道，其实好不好取决于苏联是否会像戈尔巴乔夫所说的那样做。如果会，这番话的影响力就是巨大的。如果戈尔巴乔夫真的成功降低莫斯科施加于西方的扩张主义的威胁，放松对东欧的控制，不再镇压苏联民众，那么东西方对峙的根本因素以及影响美国40年外交政策的遏制主义的基础就将覆灭。
持怀疑态度可能是合理的，当然也要谨慎。戈尔巴乔夫的见解大胆而又富有新意，但也是出于实际需要：这样一来就能对苏联国内投资转向消费需求的需要包装一番，使之成为扣人心弦的外交策略。作为一名政治家，戈尔巴乔夫努力通过展现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成功和在苏联国内的改革成果以巩固他的权力。承诺适当的裁军只不过是给武装力量减去一些不必要的赘肉，真可谓一举两得。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计划中的限制政策引出了另一个俄语词“改革”，这是过去的一个列宁主义概念，即寻求一个“喘息时间”做短暂的调整，以便为改革注入新的活力，最终吹响号角、阔步前进。
更大的危险在于，美国所持的谨慎和忸怩的态度可能使其在历史力量重新洗牌的时候成为局外人。那些嘲笑戈尔巴乔夫最近举动的人在1987年提出，很多在移民出境、军队配置、个人权利和放松对东欧控制方面的相同举措，可以作为苏联真正意图的试金石。他们似乎对得到肯定的答案不抱希望。戈尔巴乔夫的每一次作为都说明他不仅是在寻求“喘息时间”，也是在努力使苏联体制发生根本变化。
戈尔巴乔夫在美国总统换届期间继续推行他的新思维，以此来保证自己不会放弃使他成为西欧大部分地区最耳熟能详的领导人的积极作为。因此，老布什将面临一个以往美国总统没有经历过的处境：在戈尔巴乔夫之前，美国往往是全球政策的倡导者，苏联则是那个爱嗤之以鼻却无所作为，最后不得已勉强做出回应的角色；现在，两国角色对调了。
老布什从来没有支持过戈尔巴乔夫的“愿景”，即将上任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也没有表示他能够将战略目标概念化。但是戈尔巴乔夫的率先行动为这对新组合创造了大好机会：可以大胆地重新确定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这样老布什就可以迅速从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的阴影中走出来。
戈尔巴乔夫称欧洲为苏联和其他欧洲国家“共同的家”，反过来，老布什可以强调“共同的理念”——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自由人民——是自马歇尔计划以来美国与西欧合作关系的有利基础。曾经基于客观需要形成的联盟可以变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联盟。
老布什也可以设计一个超越冷战的西方目标的愿景。为牵制苏联的影响力，美国的决策者一直以来都在镇压自然理想主义，支持那些除反共主义外别无可取之处的体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减少了反共的必要性，解放了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使之能去追求更有价值的目标。新思维包括：致力于不能仅靠某个国家完成的环保工作，建立新的有效办法限制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扩散，减少世界饥荒和贫困，解决地区争端。
戈尔巴乔夫已经在上述很多领域做出积极行动，以努力维护他的领袖地位。每个领域都是东西方合作的机会。但同样重要的是，每个领域都为老布什提供了一个强化美国及其同盟国共同愿景和价值观的机会。在戈尔巴乔夫的时代，“新思维”成了苏联的专利。如果老布什希望确立他自己的时代，就必须开始提醒世界，建立新思维正是美国的特长。
是的，他是说真的
1989年夏天，东欧剧变已成定势，这种变化自40多年前冷战开始以来从未出现过。尽管当时担任的是《时代周刊》的国内新闻编辑，我还是决定走出办公室，亲自到那里看看。新闻和历史在此次行程中神奇交汇，其中有很多难忘的时刻，比如与莱赫·瓦文萨（Lech Wal.sa）在格丹斯克船厂、与躁动的学生在柏林墙边等经历都让人难以忘怀。但是最值得记住的是在布拉格的经历，那天前捷克领导人瓦茨拉夫·哈维尔被释放出狱。
《时代周刊》驻布拉格的特约记者是哈维尔的朋友，因此他带我去了哈维尔位于查尔斯大桥的住所。我心怀敬畏地与他坐在沙发上。对我而言，哈维尔也许算是我们那个时代捷克最伟大的英雄了，也许只有一个人能与其相提并论，那是自从我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跟踪报道国际事务之后一直尊敬的一个人。这时，有人敲门。我起身去开门，打开门的一刹那，他的名字便脱口而出：杜布切克（Dub.ek）。这位1968年的英雄，“布拉格之春”的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此前一直隐居在前捷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虽然与哈维尔素未谋面，但听说他出狱后，杜布切克便乘车来到布拉格表达对他的关切。
我一般不保存我与政治家们的合影，但是我格外珍惜那天与哈维尔和杜布切克的快照，因为那一刻便定格了历史。这篇文章回顾了戈尔巴乔夫在东欧剧变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1989年11月《时代周刊》封面故事的节选。
俄国人经历了上百年外敌入侵的磨难，一直以来都把国家安全视为领土控制和领邦臣服的代名词。莫斯科想把周边国家当作自己应对威胁的挡箭牌，加上1000多年来俄国的扩张主义以及20世纪遍布全球的马克思主义传教士，这一切都促使斯大林把军力投放在东欧，并在那里建立了傀儡政权。
苏联的安全诉求必定成为别国的威胁，但也给自己带来了危险。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斯蒂芬·柯恩（Stephen Cohen）说：“历史的讽刺在于斯大林在东欧建立的安全区成了最不安全的隐患之一。”苏联的行为引发了东西方的竞争；这些“诸侯”国难以驯服，苏联因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不堪重负。
因此，苏联控制东欧的日子走到尽头也是可以理解，也许甚至是难以避免的。数年后，人们重新审视1989年的剧变，即便想得通，也会震惊如初。因为突然之间，新闻头版接连报道此事，这在一年之前还是难以想象的——欧洲格局将重新建立，国际关系也将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安全的重新定义下转型。
我们熟知的东欧在存在了40年后于1989年解体，历史会在某一天将这一时间重重地刻在时间轴上。人们往往人为地设定这样一个概念：一批国家与邻国突然被“铁幕”隔开，并被强加了一种己所不欲的意识形态。苏联对东欧的统治在未来看来也许不过是一段短暂的插曲（1945～1989年），这一插曲给中欧留下了经济残局，对其文化和历史却几乎没有什么持久的影响。
上周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临时总统絮勒什·马加什（Mátyás Sz.r.s）站在议会广场的讲坛上俯瞰集会的人群时说，苏联用坦克和刽子手的绞刑绳镇压1956年的起义，那次起义堪称“民族独立运动”。他宣布，1949年成立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已经灭亡，如今是一个实行多党选举制的独立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当讲话者提到美国时，群众一片欢呼；提到苏联时，人们则唏嘘一片。虽然有人大声喊着“俄国人，滚回去吧”，但是也有人欢呼着那位促成东欧国家独立的领导人的名字：戈尔比（戈尔巴乔夫的昵称）！戈尔比！戈尔比！
戈尔巴乔夫在外交政策中首次提到“新思维”的时候，西方的许多国家都很质疑他的真诚，尤其是美国。真正的考验是戈尔巴乔夫能否终结引发冷战的核心问题，即停止镇压东欧人民。在冷战的最后一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讲话称他会言行一致。他说：“自由选择的权利是普遍原则。”然而人们依旧心存怀疑。他们似乎总要回归到一个问题：“戈尔巴乔夫说的是真的吗？”
现在只有一个答案：是的。1989年年初，波兰共产党在“二战”以来最公开的一次选举失利后，转而试图阻挠（波兰于1980年建立的）团结工会组建政府。戈尔巴乔夫致电波兰共产党领导，后者随即做出了让步。戈尔巴乔夫还公开支持匈牙利改革者。1988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总结《华沙条约》会议时说：“每个人都有权决定其国家的未来，选择其社会的模式。”这些做法共同说明了戈尔巴乔夫做了西方领导人21年来一直要求苏联做的事：废除“勃列日涅夫主义”——无论何时，只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受到威胁”（实为苏联的霸权受到威胁），苏联就有权“向友国提供军事援助”（实为入侵）。
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是为苏联在国际的落魄处境所迫的不得已之举。苏联改革的初衷是彻底转变苏联的经济模式，目前为止也只是打乱了腐朽陈旧的中央集权体系，这一体系原来至少还能勉强保证商店货架供应一些低劣商品，而如今那些货架竟然出现了20年来最为空荡的情形。这个冬天甚至有可能出现粮食暴动。戈尔巴乔夫在国外是英雄，但在国内显然不是。
老布什上任后的前6个月，对戈尔巴乔夫的怀疑成为美国国内的一致论调。时任美国白宫发言人马林·菲茨沃特（Marlin Fitzwater）竟然称他为“杂货店小子”。更有甚者，任何形式的动词“帮助”与“戈尔巴乔夫”在同一个句子中一起使用竟然成了一项禁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指责老布什政府“安于现状”，“立场被动”。7月访问波兰和匈牙利后，老布什的态度开始转变。两个东道主国家都令他牢牢记住它们的国家能幸存至今日完全得益于戈尔巴乔夫，而它们的成功更要仰仗戈氏了。老布什后来评论他以前只是从道理上明白个中联系，但是这次他是“发自肺腑”地理解了。
老布什的转变并未终结美国管理层内根深蒂固的分歧。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依旧对戈尔巴乔夫的最终目的持谨慎态度，他的副手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更怀疑这位苏联领导人是否能成功。难得的是，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克上周竟然阻止盖茨发表对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方案不抱希望的演讲。时任美国副总统丹·奎尔（Dan Quayle）在洛杉矶的演讲中公然挑战贝克，强调“苏联政策的阴暗面”，说美国不应该施援，而是应该“让他们自己折腾去”。
苏联改革是否成功要看它自己，但是华盛顿可以通过达成削减传统武器和战略核武器库的协议帮助戈尔巴乔夫。除此之外，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ward Shevardnadze）在上周的演讲中提到莫斯科欲加入西方经济组织，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暨贸易总协定。就像匈牙利一样，苏联也能从最惠国贸易待遇中受益。
然而尽管大范围的改革正在进行中，这些措施却收效甚微。这样一步一步往前挪，无非是标志美苏40年关系的军备控制和贸易话题的渐进主义的翻版。（有谁敢说这是胆小的表现？）正如老布什自己说的那样，时下的机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北约将多数经费用于防范的情况下，《华沙条约》中入侵西欧的想法无异于天方夜谭。“也许是时候摒弃一步一动式的渐进主义了，看看我们是否能从根本上改变美苏之间的关系。”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理查·霍尔布鲁克这样说道。
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将“二战”末他的同事们的任务比作《圣经》第一卷中描述的故事：“上帝在混沌中创造了整个世界，而我们只需从混沌中创造半个世界，半个自由的世界。”但是这次“创世纪”的任务一样艰难，因为它需要超越刚性的秩序而非混沌。
哈里·杜鲁门发表演讲提出了遏制策略，开启了战后纪元。同样，老布什可以通过提出大胆的“化干戈为玉帛”的计划彻底改变东西方关系，开启遏制政策后纪元。激进的新布什主义如此强有力的号召，能够使曾经支持杜鲁门主义的两党力量再次发挥作用，至少也能使美国重获在世界舞台上的主动权。但是，谁知道呢？戈尔巴乔夫很有可能也会插一脚。这一年发生了太多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弄懂罗尼
罗纳德·里根是我见过的最和蔼可亲的人，却也是最难被外人了解的人之一。他擅长讲故事，尤其是讲他供职于华纳兄弟电影公司的美好时光。他在解释自己相信的事物时喋喋不休，但是你很少看到他专心致志做什么或者付诸行动。我不确定将来是否有传记作者可以塑造一个非常全面的里根形象，我们目前所能做到的就是从多个角度看待他。这篇我发表于2004年《纽约时报》上的书评即从其中的两个角度切入。
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历史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评价罗纳德·里根。有许多基本问题连他的朋友都不太清楚，比如（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他聪明吗？
从“聪明还是愚蠢”的问题可以引申出更复杂的问题。他是一个坚持真理、有远见的人，还是一个对事实和细节漠不关心的可爱的傻瓜？他是一个固执的死脑筋，还是一个在与国会、苏联以及电影明星打交道时善于切换身份的聪明的交际家？他是一个阻止政府扩张并让苏联屈服的历史性人物，还是一个扩大了财政赤字且在结束冷战方面作用不及戈尔巴乔夫的孤陋寡闻的演员？
目前对里根的描述最有根据的传记，也是唯一证据确凿的公开传记的作者是谨慎公正的新闻记者卢·坎农（Lou Cannon），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采访里根。埃德蒙·莫里斯（Edmund Morris）有极高的文学天分，曾准确描绘了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一生，于是有机会再写一本授权传记，但是当时他正为选题所困；后来他在《荷兰：罗纳德·里根回忆录》中错误地选择了半小说化的写作模式，因此弄砸了那次宝贵的机会。加里·威尔斯（Garry Wills）在其1987年的社会传记《里根的美国》中对里根的简练描述和迪内什·德·索萨（Dinesh D'Souza）在其1997年的《罗纳德·里根》中对里根的细致刻画，都很好地解释了里根受美国人民爱戴的原因。
尽管有这么多关于里根的书，但最优秀的一本仍未问世——一本最全面的里根传记，能够准确刻画出里根亲切的魅力和内在的孤僻，令人信服地阐述里根热忱的微笑和有点冷峻的眼神后隐藏着的东西，公正评价里根在历史上的地位。
这首先需要弄清里根是如何思考的。我认为研究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探寻是什么样的野心、计谋和理想促使他在成为总统前走了一条匪夷所思的通向权力的道路。有两本新书可以作为历史学家们完成该任务的参考资料。
第一本书是《罗尼和南希》，这本书的来源有点不可思议：鲍勃·科拉切洛（Bob Colacello），他是美国生活杂志《名利场》的著名年代史编者，也曾是艺术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助手。安迪·沃霍尔曾在1981年与里根的妻子南希成为朋友，后来与科拉切洛合写了这本传记，来表现南希和她的丈夫里根在里根走向总统之位的漫长道路上是如何合作的。科拉切洛的作品透露出尊重之情但毫无谄媚之意，其成功之处在于他通过对个性的审视表现社会大事。
不出所料，这本书因提到过多名人而有了攀附之嫌（有些人认为该书因此受益）：安·米勒（Ann Miller）和米基·鲁尼（Mickey Rooney）、阿尔弗雷德（Alfred）和贝齐·布鲁明戴尔（Betsy Bloomingdale）、加德纳（Gardner）和简·考尔斯（Jan Cowles）、杰里·斯普肯（Jerry Zipkin）、克劳黛·考尔白（Claudette Colbert）和埃蒂·佩雷西（Etti Plesch），还有一个“出生于‘奥地利蒙特卡洛’（摩纳哥一城市）的贵妇人，她因其获奖的赛马和6个富有的丈夫而出名”，这些名人仅仅在书的前两段有所提及。然而科拉切洛却传播了一种理念，即关注人物“社会生活的一面”能够获得更多关于人物心灵和思想的深刻见解。“看似表面的东西往往能暴露出深层的真相。”他写道，“如果说有什么话题可以将严肃与轻佻、社会与政治等内容全部涵盖在内的话，那必然非表现里根夫妇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的主题莫属了。”
科拉切洛的方法彰显了里根夫人的角色，她比一般人认为的要少些狡黠，多些影响力。她在后台的作为与面对公众的表现有一个简单的动机：她由衷地崇拜她的丈夫，而且这种感觉是相互的。“不要让我听起来像一个后台主操控者。”她对科拉切洛说，“我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罗尼。”
里根夫妇各自的童年故事已不是新闻，但是科拉切洛将这些故事用一种鼓舞人心、富有见解的方法编排在一起。比如，他把里根做救生员的工作描述为“他热爱的工作——也许因为这个工作可以让他既满足自我又帮助了别人吧”。
科拉切洛言之凿凿地解释了里根为什么放弃了自由主义民主党的背景——时值里根准备继续他辉煌的演艺事业并出任美国影视演员协会会长。里根曾与国会调查人合作追捕好莱坞的共产主义者。有拒绝透露名字的虔诚信徒对他的举动大加赞许，这使得他最终倒向了右派。
那本书时不时跑题，刻画好莱坞人物的起起落落，读起来就像未经加工的《名利场》原稿，让人觉得十分没劲。你也许会发现自己已经知道了沃塞曼和布鲁明戴尔之流的太多东西，浪费时间读这么一本书还不如冲个澡来得痛快。然而，这些看似无用的材料实则很好地分析了里根夫妇的社会圈子和里根的参谋团所扮演的重大角色。
那么，我们从里根的思想中学到了什么？科拉切洛写出里根在美国影视演员协会完美地展现了调解、协商和妥协的艺术。尽管他当众讲话时表现得随意率真，我们还是看到他在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期间就国家福利法案、自由堕胎法案和国家最大的增税事宜做出妥协时，准确地应用了这些技巧。“里根总是以他的妥协能力为傲。”他的助手迈克尔·迪弗（Michael Deaver）对作者说，“他会对你讲他在国会、摄影棚和美国影视演员协会工作时所学到的东西。那是他真正学会妥协的地方。”
科拉切洛也表现了里根在写政治手稿时既遵循事实又不乏比喻的特质。
1954年，首次为总统大选进行全国巡讲的第一天，里根受邀在所访问的镇上给教师做一次关于教育的演讲。当时他的助手认为没有时间写演讲稿了，但是里根还是接受了邀请，并很快自己写了一篇稿子。“后来他获得了长达十几分钟的起立喝彩。”助手回忆道，“从那以后我才了解到里根的学问既广泛又深刻……每一件进入他脑子的事情都能被他牢牢记住。”
不管结果怎样，里根能从所有进入他脑子的事情中提炼出精华的能力在《里根的成功之路》一书中都有所体现。这本书是过去4年他已经出版的演讲稿、信件和广播稿装订本的第三卷，按照时间顺序汇编了1975～1979年在多家报刊发表的里根广播稿。
对于喜欢前两卷（《里根：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和《里根：生活在书信里的人》）的读者来说，第三卷有点令人失望。许多短评中都充斥着各派别的权威们玩弄的无聊把戏，为的是通过新闻引起民众的愤怒以寻找卖点——比如钻制度空子的“福利女王”，斥资64000美元修厕所的联邦机关等，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决策或者将其视为政府愚昧决策的替罪羊。然而，无论每次痛斥是多么有理有据，不久都令人觉得像桶中射鱼——有劲使不上。
事实上，里根的确是射击了被围困的蜗牛镖（一种小鱼，对它的保护象征着环境被过度利用），还有一些其他容易中枪的目标，为的是揶揄官僚统治。他为Kidco所写的专栏就是一个典型例子。Kidco是一家由4个孩子创办的小公司，专向高尔夫球场和私人住宅出售马粪作肥料。当所在州让他们缴纳销售税时，里根又捡了一个合理的便宜，心里乐开了花。但是里根没有一笑了之，很快他便趾高气扬地批评政府阻碍了这几个孩子新的“生财副业”，即卖老鼠药。里根还指摘统治者们坚决要求（后来政府妥协了）小孩子们申办一个害虫防治许可证并公布毒药成分。他说：“我本以为孩子们的妈妈应该放心大胆地让自己的孩子去做这个生意。”我是一个有同情心的自由主义者，但是我也不觉得一帮小男孩做卖鼠药的生意可以不遵循任何相关药物规定。但是即便你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我认为你也会发现里根用这件事抨击官僚政府有点小题大做。当然了，从这件事中也能看出他是如何思考的。
[1]埃罗尔·弗林（1909-1959）：美国演员，曾做过海员、拳击运动员。所扮演的大都是惊险片和军事片中浪漫而勇敢的人物。——译者注
[2]自由电台前身是1952年成立的解放电台。当初建台的宗旨是对苏联及东欧地区进行反共宣传，将东欧人民从布尔什维克制度下“解放”出来。1959年5月“解放电台”更名为“自由电台”。——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