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旧主
希拉里：以牙还牙
2003年，希拉里·克林顿和她的政治顾问西尼·布鲁门多（Sidney Blumenthal）的回忆录同时出版。《纽约客》问我是否愿意为这两本书写书评，并把它们置于白宫回忆录在不断演进的大背景下去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提议，因为这件事可以促使我探索这类传记风格的演变过程。
关于比尔·克林顿，一直以来有两个不解之谜：为什么有些人恨他恨得切肤入骨，而有些人却爱他爱得死心塌地？他的妻子希拉里·克林顿和他亲密的顾问西尼·布鲁门多最近刚出版的回忆录都致力于回答第一个问题，同时也提供了研究第二个问题的可信材料。
两位作者在书中都深入挖掘了一条有关克林顿性丑闻的理论：希拉里把这个丑闻称作“右翼分子用于阻挡进步进程的巨大阴谋”。在《亲历历史》（Living History）中，希拉里重申了这条指控，只是改口说这次密谋太过卑鄙，根本不足以被称为阴谋。在《克林顿的战争》（The Clinton Wars）一书中，西尼·布鲁门多（他那冠冕堂皇的阴谋论为自己赢得了“老滑头”的戏称）打破沙锅问到底，揪出了一些快被遗忘的小角色——还记得戴维·博西（David Bossie）和乔治·康威三世（George Conway III）吗——激进的克林顿反对者以及阿肯色州贫困的种族主义者互相勾结。两位作者共同有力论证了那条古老的格言：偏执狂也有敌人。
虽然这两本书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希拉里的笔调尽量温和平淡，布鲁门多则冷峻犀利，但两个人内心所克制的情感是一致的。他们都深入探究了希拉里称为“本质上要让总统落入圈套的阴谋”，布鲁门多则将之描述为“挖掘性新闻”的“杰作”。与其他任何下作行为一样（事实也是如此），只有在表面下藏着很多猫腻，审查才能进行下去，而此事果真有猫腻。多数回忆录撰写者都采取一种圆滑的自我检讨态度，但希拉里和布鲁门多则不愿让步。事实上，他们还在继续抨击对手。他们的强势标志着，白宫回忆录写作口吻和风格方面的发展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记录白宫回忆录的悠久传统可以追溯到詹姆斯·麦迪逊总统手下的一名出色的年轻奴隶，保罗·詹宁斯（Paul Jennings）。詹宁斯的回忆录是在前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为他赎身之后才写的。他的回忆录包含了读者期望获得的信息，其中有一些对名人的简单勾画：
罗伯特·史密斯先生当时担任美国国务卿，但他和麦迪逊总统总是意见不合。他最后被撤去职务，由门罗上校接任其职位。尤斯提斯博士是战争部部长，他举止粗野，性格暴躁；加勒廷先生十分优秀，任财政部部长；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的汉密尔顿先生和蔼可亲，他认为麦迪逊总统不会犯错，支持总统所说的每一句话，时任海军部部长。
詹宁斯还记录了1812年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时国内政策的分歧状况（“门罗上校一直很强势”），他还试图澄清一些说法。“通常书里都会说白宫失火时，麦迪逊夫人在逃出白宫之前切开了华盛顿总统画像的大画框，并将画像带出了白宫。”詹宁斯写道，“这真是天大的错误。因为她当时根本没有时间。要把它弄下来需要一副梯子。”（据詹宁斯回忆，美国画家吉伯特·斯图尔特所作的这幅总统画像实际上是守门人和园丁救下的。）更重要的是，詹宁斯的回忆录为评价总统提供了范本。他写道：“我认为，麦迪逊总统是史上最伟大的人之一。我从未见他发过脾气，也没见他鞭打过奴隶。”
此类回忆录的现代版发端于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一位助手，这位助手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罗斯福一直强调他的助手要“低调行事”，但这点只在短时间里奏效。罗斯福的第一本传记是他的智囊团成员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写的。这本书定下了回忆录的写作模式：对主人的赞誉隐含着自我表扬，政策斗争中作者总是那个事后被证明是对的人，附带一长串历史评价，使之前的赞誉之词黯然失色的绯闻，为懒得阅读全文的同事提供一份不错的索引。莫利有时候很巧妙地把这么多主题用一句话表现出来，他写道：“我完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即我和罗斯福身边的两个主要人物路易斯·豪（Louis Howe）和山姆·罗森曼（Sam Rosenman）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而这两人的对立关系常常是导致一件事没法完成的唯一原因。”虽然大多数此类回忆录最终被扔进垃圾桶里，但也有几本提升了这种体裁的价值。罗斯福的演讲稿撰写人罗伯特·E·舍伍德（Robert E.Sherwood）曾3次获得普利策戏剧奖，这一次他凭一本人物研究回忆录，即《罗斯福与霍普金斯》（Roosevelt and Hopkins）再次赢得了此项大奖。1965年，约翰·肯尼迪的两名演讲稿撰写人也写了两本类似的巨著。其中，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 Sorensen）的《肯尼迪传》（Kennedy）以直言不讳著称（即使不是全书皆如此，至少也是部分如此）。比如，此书对美国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的描写是从评论肯尼迪开始的：“他（肯尼迪）个人在此事上犯了很多错，而且都是很严重的错误。”接着他开始列举这些错误。他甚至给那位曾赞美过亚瑟王的杰出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贴上了“圣徒传作者”的标签。但《一千天》（A Thousand Days）则是一部深刻严肃的叙述传记。此书的历史主题大开大合，人物刻画入木三分，对前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的描写最为典型：“当他（迪安·腊斯克）以平淡低沉的语调（那是佐治亚基金会主席特有的慢吞吞的说话方式）絮絮叨叨的时候，世界似乎变得不再真实，而是进入一种陈词滥调的混沌之中。”
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对撰写白宫回忆录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如何对待总统身上的弱点。尼克松的演讲稿撰写人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re）写了一本“表达同情但不阿谀奉承的”书，即《陷落之前》（Before the Fall）。这本书层层剖析了尼克松性格中的矛盾之处，还忠实（而又不乏趣味）地刻画了亨利·基辛格以及此次案件中出庭的其他人。萨菲尔为尼克松做了很多辩解，但也承认尼克松也许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真正的悲剧英雄，他的失败是自身的性格缺陷导致的”。在《白宫岁月》里，基辛格也写到了尼克松孤独偏执、缺乏安全感、不够大度，并说这种性格折磨着尼克松并危及他的任期。基辛格注意到了尼克松“裤腿不够长，略显局促；表情里透着反抗和不安”，反思之后，基辛格又意味深长地总结道：“命运究竟是借助什么手段来实现它的安排呢？”
这种写法随后成为总统助手们撰写白宫回忆录的传统之一，即先树立主人公的信誉和正直品格，再加上几句揭示人物弱点的话。卡特的演讲稿撰写人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在卡特还没来得及参加第二次大选时，就写了一本回忆录。书中把卡特描绘成一个“没有激情”的人，还透露卡特曾坚持要为白宫的网球场安排网球活动表。最具破坏性的是唐纳德·T·里根（Donald T.Regan）对里根夫妇“最隐秘的家事”的揭露。他写道：“事实上，在我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日子里，里根所做的每一个重大决定都是由旧金山上的那个女人（指里根的妻子南希·里根）利用占星术提前就决定好了的。”2003年，也有人为白宫当时的主人小布什写了一本这样的回忆录。曾任布什演讲稿撰写人的戴维·弗拉姆（David Frum）推出过一本名为“天降大任：惊世总统布什”（The Right Man）的著作，文如其名，虽然书中满是阿谀奉承之辞，但也揭示了几个令人唏嘘不已的白宫内幕。作者弗拉姆是犹太人，他在书的开头写着“学习《圣经》之时想起了你（指小布什）”，但书中也谈到了小布什的缺点：“他没有耐心，容易发怒；有时候巧舌如簧，甚至刻板武断；他没什么好奇心，因而总是后知后觉；作为一个领导人，他的思维太过保守。”
尽管存在瑕疵，但以前的白宫回忆录作者总尝试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反思问题，坦诚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这一点在另外一本畅销回忆录里也有所体现，即克林顿的助手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所写的《人之常情》（All Too Human）一书。斯特凡诺普洛斯以一种令人敬佩的坦诚态度讨论了克林顿的性丑闻，表达了他这样做时的痛苦矛盾心情。“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虚伪的人，因为当时我为克林顿桃色事件辩护是出于我对他不会重蹈覆辙的信任。但或许我也有共犯的嫌疑，因为为他工作时，我总是压制自己，不去怀疑他那令人怀疑的否认言辞。”他写道，“几年来，我一直是他品德的见证人。现在，我觉得自己上当了。”
西尼·布鲁门多在成为克林顿助理之前，先后供职于政治评论性刊物《新共和》和《纽约客》，报道华盛顿政治，但他没有时间审视自我。在回忆录里，他总是毫不掩饰地在各个细节层面捍卫克林顿，以一种克制的、看似不动声色的、有时也是有理有据的方式为克林顿辩护。他的这种做法催生了一种新体裁，即抨击性回忆录。
这样的作品读起来就像是将两本截然不同的书混杂在一起构成的著述，书中内容互相冲突，相互矛盾，洋洋洒洒近800页。从第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出布鲁门多有意模仿美国外交史学家施莱辛格的写作手法。作者开篇描写的是克林顿参观海德公园富兰克林·D·罗斯福图书馆那一幕。他一上来就毫不避嫌地把自己置于历史核心力量的中心。他写道：“走过罗斯福那张朝着沸腾的群众挥手致意的黑白照时，我可以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克林顿到达之时，“尘土开始颤动，连固定着的展品似乎也要动了，历史不再沉寂”。当克林顿总统以手示意要布鲁门多走近他时，布鲁门多说：“总统是想让我和他一块儿参观罗斯福图书馆。”
布鲁门多对克林顿的赞誉之词有时胜过圣徒传记：他简直把克林顿奉为神明。作者告诉我们，克林顿在阿肯色州的黑人学生称他为“奇才”，因为他丝毫没有种族偏见。“国家交响乐团的一名成员告诉我，‘克林顿是这个社团至今为止唯一一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首席指挥。’”在那本书的结尾部分，克林顿已经被供奉在进步的万神殿里，和两位罗斯福总统平起平坐。“正如20世纪末的总统们不得不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阴影下工作一样，21世纪上半叶的总统们也将笼罩在克林顿的阴影中。”
但如果读者因此嘲笑布鲁门多，把他比喻成一只喘着大气却乐此不疲地追着主人打偏了的球的好狗就不公平了。（虽然这样很省事。）除去一些言过其实之词外，他在人物刻画和对历史主题根源的探索方面做得很好。他还特意阐释了帮助克林顿和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摆脱保守左派腐朽教条的“第三条道路”，以便对外积极外交，对内实行更加负责任的财政政策。通过这个方法，布鲁门多争辩道，克林顿展现了如何运用强大的执行领导能力促进社会政策进步，美国因而出现了“空前繁荣”，自从林登·约翰逊前总统的“伟大社会”以来“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贫困”、“最大范围地覆盖了儿童公共医疗保险，使财政结余达到历史之最”。但不管布鲁门多怎么说，很少有人会相信所有这些成功都应该归功于克林顿政府的几个偶然决策。不过克林顿的确实现了所有可能，因此理应得到赞誉。
遗憾的是，与此书的另一部分相比，布鲁门多对名人轶事的揭秘以及对政策的彻底分析又一次黯然失色。这一次，他深究了丑闻背后的黑幕，叙事语调随即变得隐晦起来。大大小小的敌对集团——从来自阿肯色州的三教九流到独立检察官斯塔尔（Kenneth Starr），这些同流合污的跳梁小丑思想龌龊、手段卑劣。不少出版界人士也被描写成甘愿上当受骗的蠢货或者懦弱的帮凶。
（布鲁门多曾控诉《时代周刊》故意把希拉里·克林顿的一张照片作为某期杂志的封面，使得《时代周刊》标识“TIME”里的“M”看起来就像恶魔角。作为《时代周刊》时任编辑，我可以做证，自从80年前《时代周刊》的创办人亨利·卢斯拒绝将自己的杂志取名为“综合评论”以来，杂志封面上的“M”一直在同一个位置，我们也从没设计过什么恶魔标志。）布鲁门多无法看清，也不愿意承认克林顿是整件事的始作俑者，所以，他对阴谋者看似有理有据的批评也显得苍白无力。不过再次提醒读者，为了理解布鲁门多的深刻见解，一定要忽略他的言过其实之辞。
在这些见解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与戴维·布鲁克（David Brook）秘密交往的叙述。布鲁克曾是一名保守主义记者和共和党人，但他1997年脱离共和党加入了民主党。他率先公布了阿肯色州警方对克林顿性侵的指控。莱温斯基事件曝光当日，布鲁门多打电话给布鲁克。布鲁克当时就已经对自己的行为深感后悔。为了弥补过失，他向布鲁门多透露了那些痛恨克林顿并在幕后操纵此事的人。布鲁克还详细说明了其中主要人物互相勾结的行为，包括斯塔尔办公室、《新闻周刊》的记者、背叛莱温斯基并把这件事抖出来的琳达·崔普（Linda Tripp）、唯恐天下不乱的卢西阿尼·高柏（Lucianne Goldberg）、网上绯闻传播人马特·德拉吉（Matt Drudge），以及一群主要由右翼分子构成的乌合之众——比如，一帮自由调查者和由保守派大富翁理查德·梅隆·斯凯夫（Richard Mellon Scaife）建立的右翼斯凯夫基金会集团的成员。
这个反克林顿集团的阴谋实在有趣至极，事实上（正如他们中多数人会引以为傲的那样）也足够逼真，但布鲁门多和希拉里·克林顿显然都无法把媒体的注意力从总统本人的错误行为上转移到自己身上。其中一个原因始终存在，那是一个有趣的个人问题：这两位义愤填膺的辩护者当初真的相信克林顿狡猾的否认之辞吗？布鲁门多的回答是，事发当天他与总统讨论了形势，并心照不宣地愿意搁置疑虑。总统和总统夫人都“希望我相信他的话”，布鲁门多写道，“因为他希望她相信他的话，而她愿意相信他。”
根据希拉里的说法，她确实相信自己的丈夫，直到几个月后克林顿被迫坦白自己行为。他们的律师鲍伯·巴内特（Bob Barnett）在前一天晚上曾试图提醒希拉里：“或许还有什么你不知道的。”但即便在那时候，希拉里仍然相信自己的丈夫，她在书中写道：“‘听着，鲍伯，’我这样说道，‘我的丈夫也许有他自己的过错，但他从不对我撒谎。’”第二天上午，当得知克林顿确实向她撒了谎后，希拉里写道：“我惊呆了，伤心欲绝，满腔怒火——亏我还那么相信他。”
与布鲁门多的书一样，希拉里的书也由几个毫无关联的部分构成。开头也是第一夫人的愉快回忆，这与以前第一夫人的回忆录没什么不同，不过是照例描述自己到世界各地会见那么多名人的喜悦之情，其中不乏感人故事和教训。另一部分则是典型的竞选自传，这部分是有意为她将来参加大选做准备的。其他部分则按时间顺序记录了几件对她意义重大的事、她的思路历程以及激励她前进的理想。
但并不是所有内容都是如此刻板。书中有几段读起来让人觉得希拉里当时似乎从代笔人手中夺过了笔杆，去掉如影相随的虚伪，获得了写作的自由。在写到自己对女儿切尔西的关切之情时，她的真情流于笔端。在切尔西到斯坦福大学上学后，她开始出现空巢综合征症状。“有时候我会不经意发现比尔（即克林顿）坐在切尔西的房间里，四处张望，像在寻找着什么。”她写道，“我不得不承认，我丈夫和我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人们熟知的生命阶段，这是一个人生命中的分水岭，只有我们这些到了知天命之年的人才会把它定义为一种综合征。”
希拉里时不时地披露一些政策议题。举个例子，她详细描写了自己在克林顿的福利改革提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她写道：“我对比尔以及他的高级官员说，如果提案中没有任何自由保障，那么以后我将反对任何议案。”与之前的第一夫人不同，希拉里敢于承认自己完完全全地参与到政治中。“当比尔和我离开白宫的时候，福利救济人员名册上的名字已经减少了60%。”她讲述了自己如何力推丈夫施行她那注定失败的覆盖全国的医疗改革。而且，希拉里在组织克林顿与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讨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尽管这一点与布鲁门多的说法略有不同。（在希拉里的书里，布鲁门多的名字直到第422页才被提及。）
但更令人震惊的是，除了竞选自传和第一夫人回忆录之外，她和布鲁门多一样，发起了对大阴谋集团的口诛笔伐。尽管她用了4页的篇幅描写她对丈夫背叛行为的愤怒，但在余下的530页里，她把愤怒的矛头指向那些被她称为“蓄意毁掉总统的人”。这也是促使她与丈夫和解的原因。“如果像斯塔尔和他的同谋那样的人可以不顾宪法，受到意识形态和恶意目的的驱使而滥用职权，毁掉一位总统，那么我真要为我的祖国担忧了。”她继续解释道，“比尔的总统职务、总统制以及宪法的完整性必须处于平衡状态。当时我就知道自己在事发后的言行不仅会影响比尔的未来，还会影响美国的未来。”
在刻画与之斗争的对手时，希拉里表现得和布鲁门多一样强势：
我相信曾经有——现在也有——一群互相勾结的集团和个人，他们想把我们这个国家进步的大钟拨回去，这些进步包括保护人权、妇女权利、消费者权利和环境的政策法规。他们实现目的的手段有金钱、权力、影响力、媒体和政治手腕。最近几年，他们还掌握了如何整垮个人的政治手段。这些人由一些集团、基金会和像理查德·梅隆·斯凯夫那样的人赞助，受到那些几十年来一直反对进步政治家和进步思想的极端分子的鼓动。
虽然希拉里没有以牙还牙，采用“整垮个人的政治手腕”（比如爆料敌人的暗杀行动和性丑闻），但她很乐意借机攻击一下敌人。虽然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母亲说漏嘴，称她儿子在私底下称希拉里为“婊子”，但希拉里还是邀请了金里奇和他“当时的妻子”到白宫做客。接下来的一幕是：金里奇的妻子取笑丈夫，说他对自己不明白的事情竟然还夸夸其谈。对此，金里奇的母亲反驳道：“纽特向来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同样，希拉里取笑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在弹劾克林顿时竟然穿着他自己设计的带V形臂章和金色穗带的大褂。“他（指大法官）说自己的灵感来自吉伯特与沙利文歌剧《艾俄兰斯》的演出服。”希拉里写道，“大法官穿着一件戏服主持一场政治闹剧，多么应景啊！”
布鲁门多和希拉里笔锋急转，从讨论政策议题到探究性丑闻，恰好反映了这个混乱的时代：性丑闻的不雅证据曝光后，便是美国对基地组织的导弹攻击；墨西哥20国峰会的有关报道和性丑闻的细节报道争夺报纸头条。两位作者都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实例，证明检察官和媒体（但不是美国民众）过分，甚至不可理喻地纠缠于克林顿夫妇的“白水事件”（美国政治丑闻，发生在克林顿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布鲁门多和希拉里对克林顿的绝对忠诚，使他们不愿反思克林顿本人的过错。其结果是，读者一边茫然地转动眼球看书，一边机械地点头称是。
这两本书不会一下子就动摇克林顿对手的观点，两位作者的初衷也不在于此。正如性丑闻曝光后他们在多次公开讲话中谈到的那样，他们想做的是把政党之争的火势拨旺，而不是去平息它。在这点上，他们开启了抨击政敌的回忆录写作先河（那是政治话语里最令人激动的部分）。
在某种程度上，声嘶力竭的党派辩论也是有益的。自由党人指出，至今为止，保守党人一直位于畅销书和电视节目排行榜榜首，他们在打击敌人方面更加咄咄逼人。其部分原因是，自由党人团结不够，少有愤慨之事，但不够勇敢，禁不住他人的威吓。即便他们有着坚定的信仰，但总表现得不是很赞同那些信仰。比起《交叉火力》（Crossfire）这样劲爆的歌曲，他们天生对小声哼唱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应有尽有》（All Things Considered）的旋律感到更舒服自在些。
迄今为止，激进左派里最成功的作家是那些笑里藏刀之人，比如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莫莉·艾文斯（Molly Ivins）和艾尔·弗兰肯（Al Franken），但这个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虽然这三个人都计划在2003年出新书，而且言辞会更加犀利，观点也会更加激进，但是诸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乔·科纳森（Joe Conason）等自由主义专栏作家也会这样做。最后，也许比尔·克林顿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里，效仿他的妻子和“护卫骑士”布鲁门多，写一本具有颠覆性和反思意义的回忆录。
这些具有抨击性的畅销书，很有可能会把白宫回忆录从以前那种镇定自若、喜怒不形于色的写作方式引领到新的发展趋势。至少，这种改变将会使阅读变得更加有趣。我们也不会（至少一时半会儿不会）留恋雷蒙德·莫利用作罗斯福传记结尾的那句精辟的古老格言，即呼唤一个基于“深思熟虑和慷慨动机”的未来政治。
克林顿：矛盾综合体
2004年，比尔·克林顿那令人高度期待的回忆录的出版引起了一阵骚动。这本书在出版之前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但《纽约时报》的头牌书评人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设法弄到了一个副本，并赶在那本书发行的前几天写了一篇书评。《华盛顿邮报》也不甘落后。和角谷美智子不同，我既不是一个抢看新书的人，也不是一个自信的书评人。但我在科罗拉多州找到一家愿意偷偷卖给我一本复印本的书店，于是，我的这篇书评比角谷美智子的仅晚几天面世。
如果一个时代有与之相配的领导人，那么它也应该有与之相称的回忆录。毫不奇怪，作为在20世纪90年代将步入中年的“婴儿潮一代”（“婴儿潮一代”出现在1946～1964年，克林顿出生于1946年）的代表，比尔·克林顿写了一本能反映那个辉煌的奥普拉时代的回忆录。
克林顿的回忆录就像“婴儿潮”时期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故事的主人公在一片荒原里游荡，在这里，他亲历了从“越战”到“9·11”恐怖袭击事件等一系列大事。他怀抱热诚的理想，雄心勃勃，遇到困难时他那自以为是与异常敏感的心理交织在一起，互相冲突。在寻求适合与人分享的个人见解时，他既相信精神疗法，也寄希望于宗教信仰。因此，克林顿厚达957页的回忆录《我的生活》（My Life）以一种或准确或无意的方式，抓住并表现了他的性格特点和总统任期内的品质核心：富有魅力却恣意妄为，聪明又自我放纵，虽前途无量，但有时与机会失之交臂。
不过，正是这些特点使他的书成为反观那个时代的镜子。骄纵的20世纪90年代介于德国统一和世贸双塔的毁灭之间，塑造它的不是冷战，也不是某次反恐战争。那是一个不知牺牲为何物的乐观时代。数字技术的进步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滋生了盲目乐观的心态。尽管克林顿把那个时期描写成进步势力战胜逆行右派的斗争的艰难时期（虽然有时候确实如他所言），但更多时候这场仗并不好打，是因为他们手中的利器太微不足道了。
克林顿采用了心理内省方法（比如书中使用了“个体化治疗”和“婚姻心理咨询”之类的专业术语），这使得他的书读起来给人一种在回顾历史的感觉。在这方面，这本书与当代被严重低估了的一本书，即理查德·尼克松的自传形成对比，后者是一个习惯抑制个人情感的时代产物。尼克松那句简洁干脆的开头——“我出生在父亲自己建造的房子里”——孤零零地放在那里，不带一句评论。克林顿的第一句话虽然也交代了自己的出身，但几句记录事实的句子之后，便是很多关于他的父亲和继父如何给予他动力并埋下祸根的描写。
或许最优秀的一本总统自传（至少在克林顿新书即将发布之际，我们总是听到这样的评价）是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Grant）的自传《格兰特总统回忆录》（Personal Memoirs）。这本书赢得了当月的托克维尔奖，理由是它被引用的次数最多，虽然引用的人压根儿没读过它。那本书的开头第一句话同样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我家世代为美国人，不管是直系亲属，还是旁系亲属。”著名书评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将之称为“独一无二的民族性声明”。这本书的完成得益于一名伟大的编辑——马克·吐温，他积极鼓励格兰特写一本自传，还亲自为这本书编辑，加以润色。马克·吐温以一种即便在今天也会让那些精明的促销家赞叹不已的话来宣传此书：“继恺撒自传以来最棒的将军传。”
这引出了克林顿用于反映时代特征的另一种写作方法。克林顿自传是这个追求出版速度、积极促销皇皇巨著的时代产物。克林顿想必收到了一丝不苟的库诺夫出版社的催稿通知，而猜测克林顿是否能按时交稿也成为公众茶余饭后的话题。结果是，他的书与其总统任期内的某几个月一样糟糕。自传中，克林顿有关童年的愉快回忆之后是匆忙堆砌的有关总统日程活动的流水账，互不相干的段落拼接在一起，段落以“同样在那周……”之类的话开头。
尽管存在这些不足，克林顿的自传还是会让人联想起马克·吐温的另一句话：与瓦格纳的音乐一样，它事实上没有听起来那么糟糕。克林顿的一生精彩刺激，本人才华横溢，他渴望赢得魅力，因此决不允许自己写一本无趣之作。智商和情商的结合曾使他成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如今将使他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故事人。
克林顿关于自己复杂童年的思考甚至比吉米·卡特充满快乐的童年回忆录《黎明前一小时》（An Hour Before Daylight）更加丰富深刻。尤其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坦言自己没有安全感。据他回忆，读高中时，他就写了一篇至今读来仍觉得非常在理的文章：
我是一个矛盾综合体——我非常虔诚，却又不那么相信自己的信仰；想要承担责任，却又要逃避责任；热爱真理，却总向虚伪屈服……讨厌自私，却每天从镜子中看到自己自私的一面。
他的老师给那篇文章打了满分，并说那是对回答经典训诫“认识你自己”的一次“精彩又诚实的回答”。没错，克林顿的自传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魅力（有时读者感到很好奇），是因为他践行了苏格拉底的那句格言——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他兴致勃勃地审视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很明显，他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他深刻地分析了自己在童年时期是如何形成日后困扰（但没有毁掉）其总统职务的性丑闻的性格的。他的继父（“一个来自阿肯色州温泉城的人，离过两次婚，英俊潇洒，爱惹是生非”）是一个酒鬼，醉酒之后还殴打克林顿挚爱的母亲。克林顿在书中回忆了一次冲突经过。当时他的继父先开了一枪，当克林顿站到他面前时他又开了一枪，还一边挥舞着一根高尔夫球棒“打着她”。“有时候不是酒精的作用使他堕落到那种地步，”克林顿写道，“我可能要到很久以后才能了解别人或者自己身上的那种暴力倾向。”
于是，克林顿学会了如何过一种与潜在的自己相矛盾的公共生活，如何怀揣着秘密却仍表现出快乐。“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而且我认为我们有权拥有秘密。”他宣称。在一篇袒露心声的文章里，他讲述了13岁时由生活环境引发的一次心理危机：
现在我明白了这次磨难至少有部分原因要归结于我的出身，即我在一个酗酒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并养成了一套应对这种环境的机制。我花很长时间才看清楚这件事。但什么秘密该保留，什么秘密该忘记，什么秘密在一开始就要避免，弄明白这些问题似乎更难。即便现在，我也不确定自己对此是否完全理解。看来这要成为我一辈子的任务。
谁也不敢想象尼克松或里根，当然还有尤利西斯·S·格兰特会如此坦白。
克林顿童年生活的另一主题是，他对勇敢的母亲的挚爱。她曾告诉克林顿，自己的父亲因为在复活节买不起一条裙子送给女儿而哭泣，所以，每个复活节，克林顿的母亲总要给克林顿换上新衣。“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复活节，我当时比较胖，也已经懂事了，”克林顿回忆道，“去教堂的那天我穿了一件浅色短袖衬衫，白色亚麻布裤子，粉黑相间的暇步士（美国知名皮鞋品牌）皮鞋，配了一条粉色的皮带。”
在一本有趣的回忆录《用心生活》（Leading with My Heart）里，克林顿的母亲说起自己儿子十分渴望得到别人的喜爱。她说，如果他（指克林顿）走进一间有100人的屋子，其中99人喜欢他，只有1人不喜欢他，那么他会径直走向那个人并尝试改变他。［这个特点在他的自传中表现得很明显，即他对待民意调查专家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和政敌纽特·金里奇等反对他的人总是客气有加。］克林顿还说他的母亲和自己相反，“和我不一样，她总喜欢让一些人发脾气；而我的本性使我容易树敌。从政以后，树敌的原因则是我的政治立场和打算推行的改革政策。”
童年的影响对他的一辈子有利也有弊。在详细（甚至带点痛苦）地解释了自己在1968年事实上并未，至少不是故意逃兵役一事后，他继续袒露心扉，道出另一个难言之隐。“未服兵役一事带来的困惑再次涌上心头，那就是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或者将来能否成为一个好人，”他写道，“我认为这个问题是由我双重生活导致的：外在的生活顺其自然，而内在的生活则深藏秘密。”
毫不奇怪，个人性格是其不幸的直接或间接原因，这可以解释（但不是借口，他特意强调了一下）他不够诚实以及缺乏自制力的特点（这从珍妮弗到宝拉再到莫妮卡的性丑闻事件中可见一斑）。但他强有力地指出肯尼斯·斯塔尔和其他调查者超出权限、逾越礼节。他说他们的手段恰好帮他赢回了希拉里，使自己免于在沙发上过夜。
这种混沌的局面因为一句话而结束（虽然其中的逻辑看似不通），那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里耶稣那句深受蒙恩罪人喜爱的格言：
很多人朝我扔石头，而通过袒露伤口，我在全世界面前展现了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解脱，因为我再也不用隐藏什么。当我试图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犯下这些错误的同时，我也试着去弄清楚为什么敌人的心里有这么多仇恨，不惜在言行上违背他们公开宣称的道德信仰……我的道德感、性格中的弱点和童年时期蒙受的无私的爱，都使我不忍去评判或谴责他人。我相信，我个人的缺点，不管多么严重，对我们民主政府的危害远不如那些指控者的权力欲。
克林顿把个人动荡的生活置于一个宏大的主题之中，即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政治风波。他说，1968年保守民粹主义代替了进步平民主义，这“重重打击了这个国家，也撼动了民主党”，“中产阶级的强烈抵制会重塑甚至扭曲美国日后的政治。”克林顿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使命：保持60年代以来美国取得的进步，并阻止共和党人迷惑民众，即“民主党人不仅在稳定家庭、保障就业工作和社会福利、对付犯罪和维护国家安全方面软弱不堪”，而且“分不清对与错的界限”。
克林顿称，凭借自己的决策和对“右翼分子”如意算盘的粉碎，他成功打退了反动势力。通过在民主党左派和共和党右派之间周旋，他找到了两党在平权行动、学校祈祷、福利改革方面的“共同立场”，帮助挽救了民主党。
克林顿在这些事情上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尽管应该没有人会批评他的这本书写得太薄，但还有很多可以写的东西没有写出来。或许因为赶稿，克林顿似乎牺牲了一个深刻分析历史的机会，而花了大量篇幅用于描绘会议、宴会和旅行。
我们这些企图日后评判克林顿功过的人（事实上，一个世纪以后的人也会如此）将感到疑惑，也会产生分歧，正如今日我们不知道应该把他置于历史神殿里的哪个位置。他的书将提醒我们，他个人及其所处的时代是多么混乱却富有魅力。
如果史学家运气不错的话，克林顿或许会像他有时在高尔夫球场停下来吃一块什锦羹再接着打那样，继续写自传的第二部分。5年或10年后，当他热情已退、观点更加理性的时候，没有了催稿的逼迫，他或许会写出一本更加深刻的总统回忆录。那样的一本书将具有真正的启示意义，而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