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有敬畏之心的反抗者
爱因斯坦的上帝观
我为爱因斯坦所做的传记于2007年出版，当时《时代周刊》决定摘录该书部分内容刊出。他们选中了探讨爱因斯坦宗教信仰的那一部分。无神论者和有宗教信仰的人，都试图把爱因斯坦拉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和宇宙中纷繁复杂的万物一样，爱因斯坦向我们所展示的也是分外复杂的，而现实更加复杂。
爱因斯坦很晚才学会说话。他后来回忆道：“我父母当时很担心，还特意咨询了医生。”他在两岁多才开始说话，此后却养成了一个怪癖，于是他家的女仆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小笨蛋”。这个怪癖就是，无论何时，只要他想说点什么，总得先轻声说给自己听，直到那句话听起来没问题了，他才会大声把它说出来。对他崇拜有加的妹妹回忆道：“他所说的每句话，不管多么平常，他都得先小声对自己重复几遍，总在喃喃自语。”这种行为很让人担心。她说：“他说话那么吃力，身边的人都担心他不会学习。”
爱因斯坦不仅语言能力发展迟缓，还总爱冒失无礼地反抗权威。曾有一位校长便因此让他收拾书包走人，而另一位校长则宣称他成不了大器（事实证明历史与这位校长开了一个玩笑）。爱因斯坦的这些特点（使他成为老师和校长们重点批评的对象，而他也）成了那些上课走神的学生的“保护神”。但正如他自己后来分析的那样，正是这些特点将他塑造成现代最具创造天分的科学家。
对权威的蔑视使爱因斯坦敢于质疑他所学到的知识，而这种方式是那些训练有素的学术卫道者们永远无法理解的。至于个人语言发展迟缓的问题，爱因斯坦认为正是这个问题使得自己能够以一种好奇的心态观察别人眼中正常的日常现象。他没有纠缠于“神秘的”事物，而是思索“平常的”事物。“成人一般不会费心思去思考时空问题，”他曾解释道，“那是他们小时候就想过的问题。但由于我的成长慢半拍，长大以后才开始考虑时空问题，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比普通孩子更深入。”
对自然真理的敬畏和对权威的反抗共同塑造了爱因斯坦的宗教观，这使他一开始就反对父母的世俗主义，继而又使他拒绝宗教仪式和干预世界日常运作的人格化上帝，最后他终于心安理得地转向了一种精神和宗教的自然神论。自然神论的基础就是被他称为“宇宙规律的精神显现”和对“在世界万物和谐秩序中显像的神”的虔诚信仰。
爱因斯坦是犹太人后裔，父母皆来自世代从商的家庭。200多年来，这些经商的犹太人一直在德国西南部一个名为斯瓦比亚的小村庄安分度日，逐渐被自己所爱的德国文化同化，至少他们自认为如此。虽然从文化和血缘关系来说，他们是犹太人，但他们对本民族的宗教及其仪式并没有什么兴趣。
晚年时，爱因斯坦总爱说起一位叔叔的老笑话。那位叔叔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但同时又是家族中唯一一个去犹太教堂的人。当别人问他这样做的原因时，那位叔叔回答道：“啊，你不会懂的。”相反，爱因斯坦的父母“一点儿也不信教”，觉得没有必要两边“下注”，即信两种教。他们一家既不遵循犹太洁食的规则，也不去犹太教堂。根据他们家一个亲戚的说法，爱因斯坦的父亲赫尔曼称犹太教仪式为“古代的迷信”。
因此，爱因斯坦6岁去上学时，他的父母并不在乎家附近没有犹太学校，而是把他送到附近一所大的天主教学校。爱因斯坦是全班70人里唯一的犹太人，他却修读了天主教课程并对这门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事实上，他这门课学得很好，还辅导过其他同学。
尽管父母是世俗主义者——或许恰恰因为这个原因，爱因斯坦却突然对犹太主义痴迷不已。他的妹妹回忆道：“他的信仰如此虔诚，虔诚到在每一个细节上他都奉行着犹太教教规。”他不吃猪肉，遵守犹太洁食和安息日的规定，而在其他家人都对此没有兴趣甚至还不屑的情况下，这一切并不容易做到。他甚至还谱了一曲赞美上帝的圣歌，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总是边走边唱。
爱因斯坦的智力启蒙得益于一位每周到他家吃一次饭的贫穷医科学生。邀请一位贫困的宗教学者在安息日（犹太教的安息日是星期五日落至星期六日落）到家里吃饭，是一个古老的犹太传统。爱因斯坦家族对这个传统做了些修改，即他们会在周四这天请一个医科学生到家中吃饭。那个学生名叫马克斯·塔木德（Max Talmud）。他从21岁开始去爱因斯坦家做客，当时爱因斯坦只有10岁。
塔木德带给爱因斯坦一些科学书籍，其中包括一套插画系列丛书《通俗自然科学》（People's Books on Natural Science），爱因斯坦说那是“他一口气读完的作品”。这套21卷丛书的作者是亚伦·伯恩斯坦（Aaron Bernstein）。伯恩斯坦强调生物和物理之间的内在联系，还详细记载了当时的科学实验，特别是德国的实验。
塔木德还帮爱因斯坦探索数学之谜。他带给爱因斯坦一本其本应两年后才学的几何教材。塔木德每周四到爱因斯坦家时，爱因斯坦总是高兴地把自己当周已解决的问题拿给他看。刚开始，塔木德还能给予指导，但不久他就被自己的这位小学生超过了。“不久之后，也就是大约几个月的时间吧，他（爱因斯坦）就学完了整本书，”塔木德回忆道，“很快他的数学天赋就让我望尘莫及了。”
爱因斯坦对科学和数学的探索经历使他在本该接受犹太成年礼的12岁那年急剧转变。他突然开始拒绝教规、教条，并且停止了奉行犹太教仪式的做法。
在其科学畅销书里，伯恩斯坦对科学和宗教信仰进行了调和。正如伯恩斯坦自己所说的那样，“宗教信仰存在于人类意识的幽暗处，即相信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事物都不是随机产生的，而是规律作用的结果，世间万物的存在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原因。”
爱因斯坦到后来才渐渐认同这个观点。但在当时，他脱离宗教信仰的态度十分坚决。“通读科普书籍之后，我很快就相信《圣经》里的很多故事都不可能是真的。其结果便是自由思想泛滥，人们认为国家一直刻意制造谎言欺骗青年人，而这一印象对人们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爱因斯坦对教义、教规的反抗给其对古训的看法造成了深刻影响，使他一直以来对所有形式的教条主义和权威都反感不已，这种态度影响了他的政治和科学生涯。“这种经历让我对所有形式的权威都心存怀疑，那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抱有怀疑的态度，这种态度自此一直与我如影随形。”他后来这样说道。事实上，正是这种乐于质疑和反叛的态度决定了他日后对科学和社会的看法。
不过，儿时信仰宗教的经验也实实在在培养了爱因斯坦对宇宙万物及其规律的和谐之美的信仰和敬畏之情，他将之称为“上帝的旨意”。事业刚起步的时候，爱因斯坦尽量避免提起这个话题，但过了知天命之年时，他便开始在各种文章、访谈和信件中越来越清楚地谈起自己对上帝逐日增强的爱戴之情，虽然他所说的是非人格化的自然神概念。
人到五十自然而然会开始思考永恒的问题，除此之外，恐怕还有很多其他原因。但爱因斯坦的这个信仰主要来自他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对神圣秩序萌发的敬畏之情。
无论是欣然接受重力场方程的精彩之处，还是拒绝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之时，爱因斯坦都表现出对宇宙秩序的虔诚信仰。这是他的科学观和宗教观的基础。1929年，在他刚刚迈过50岁门槛时，他曾经说过，“一名科学工作者的最大满足”就是意识到“上帝无法构建事实存在的联系之外的联系，正如他无法使4变成质数一样”。
同年在柏林，一天晚上，爱因斯坦偕夫人参加晚宴，其间有一位客人说自己相信占星术。爱因斯坦讥笑说那纯粹是迷信。接着另一位客人走进屋子，说了些贬损宗教的话，坚持认为信奉上帝也是一种迷信。
这时候，举办晚宴的主人想让这位来宾噤声，就指出其实爱因斯坦也怀有宗教信仰。
“不可能！”这位客人对此表示怀疑，转身向爱因斯坦本人求证。
“是的，可以这么说，”爱因斯坦冷静地回答道，“如果用我们有限的手段深入探讨自然的秘密，你会发现在所有可知的规律和联系背后都有某种微妙无形、不可解释的东西。我对这股力量的敬畏之情超过了我们能理解的其他任何事物，这就是我的信仰。从这方面来说，我确实信教。”
与大多数人一样，对爱因斯坦来说，信仰一种比自己伟大的事物已经成为一种确切的情感。这使得他自信而又谦卑，还有一点单纯。考虑到他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以上特点也不失为可爱。再加上他的幽默感，这一切都使他免于沾染上名人常有的矫揉造作和自傲浮夸之气。
爱因斯坦对宗教的敬畏和谦卑也表现了他的社会正义感，使他对等级制度和阶级差别无法苟同，反对过度消费和物质主义，并且身体力行地参与保护难民和被压迫者利益的活动。
50岁生日刚过不久，爱因斯坦接受了一次很有意义的采访，他还从来没有如此公开地表达过自己的宗教思想。采访他的是一个自负但善于逢迎的诗人兼宣传家，名叫乔治·西尔维斯特·维埃里克（George Sylvester Viereck）。此人出生在德国，儿时移民到美国，专写一些艳俗的色情诗，喜欢采访名人并表达他对祖国复杂的爱。不知道为什么，爱因斯坦误以为维埃里克也是犹太人。事实上，维埃里克曾骄傲地追溯自己祖上的姓氏为“恺撒”。他后来成了一个纳粹主义支持者，在“二战”时期被美国以“德国鼓吹者”的罪名关进监狱。
维埃里克一上来就问爱因斯坦认为自己是德国人还是犹太人。“可能都是，”爱因斯坦回答道，“因为民族主义就像一种婴儿病，是人类共有的麻疹。”
问：犹太人应该接受同化吗？
答：过去我们犹太人总是急于牺牲自己的特质以便迎合别人。
问：你受基督教的影响有多深？
答：小时候，我同时接受了《圣经》和《犹太法典》的训诫。虽然我是犹太人，却深受那些传奇的基督徒的吸引。
问：你认为历史上真的有耶稣这个人吗？
答：当然了！所有人在读福音书的时候都会切实感受到耶稣的存在。他的个性生动地体现在字里行间。这样的生活没有半点虚构之嫌。
问：你相信上帝吗？
答：我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也不认为自己算得上是泛神论者。其中涉及的问题太过宽泛，不是我们有限的思维所能回答的。我们就像一个走进一座巨大的图书馆的孩子，馆里摆放着用各种语言写成的书籍，让这个孩子无所适从。他知道一定是某个人写了这些书，只是不知道是怎么写的。他也看不懂书中的语言，只是隐约怀疑书的编排遵循着某种神秘的顺序，但不知道那是什么顺序。在我看来，即便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对待上帝的态度也是如此。在我们眼中，这个宇宙完美有序，遵守某种规律，而我们知道的只是它的一个大概而已。
问：这是犹太人对上帝的概念吗？
答：我是一个决定论者。我不相信自由意志，而犹太人相信。他们相信人能掌控命运。我反对这种信条。从这方面来讲，我不是一个犹太人。问：
你指的是斯宾诺莎（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一元论者）式的上帝吗？
答：我很欣赏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但我更钦佩他对现代思想的贡献，因为他是第一个把灵魂和身体统一起来的哲学家，他没有孤立地看待两者。
问：你相信不朽吗？
答：不。对我来说，一辈子就够了。
爱因斯坦努力想澄清自己的信仰问题，不仅为自己，还为那些希望从他口中得到这一问题的简单答案的人。因此，1930年夏天，在德国北方都市波茨坦的卡普特休假时，他写下了一篇题为“我的信仰”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他为当时某个人权运动团体撰写的，后来得以发表。文章的结尾解释了他称自己信教是什么意思：
我们所能经历的最美好的情感是秘不可宣的，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情感。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或不再有惊讶的感觉，那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就是模糊不清的。我们察觉到，在我们所能经历的事件背后是某种令人无法理解且只能间接地感受其美丽和庄严的东西——这就是宗教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讲，而且也只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
人们觉得这篇文章很有启发意义，甚至非常鼓舞人心，因而将它翻译成多种文字，多次重印。但毫无疑问，有关爱因斯坦是否信仰上帝这个问题，很多人仍然希望得到简单而直接的回答，而这篇文章并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
于是，要求爱因斯坦简洁地回答这个问题的呼声，代替了人们之前企图让他用一句话解释相对论的狂热。
一位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的银行家写信给爱因斯坦，说他已经知道了2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否信仰上帝，也想请爱因斯坦回答这个问题。“我无法想象真的存在这样一位直接干预人类事务或审判自己所创造的生灵的人格化的上帝。”爱因斯坦在信中这样写道：
尽管机械的因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已经为现代科学所取代，但我还是不能相信真的有上帝存在。我的信仰是对一个伟大崇高的灵魂的卑微赞美，它体现在我们对这个可知的世界的细微理解里。我深信，深不可测的宇宙中存在超凡的客观力量，这便构成了我的上帝观。
纽约主日学校一名六年级的小女孩以一种略有不同的方式向爱因斯坦抛出了这个问题。她问：“科学家祷告吗？”爱因斯坦很认真地回答了她的问题：“科学研究是以这样一种理念为基础的，即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由自然法则决定的，而这一点对于人类的行为也同样适用。”他解释道：“因此，一个科学家不大相信祷告（即向某位超自然存在的生命许下的愿望）会左右事情的发展。”
但那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个全能的神，一个比我们人类伟大的灵魂。正如爱因斯坦继续向那个女孩解释的那样：
每一个认真探索科学的人都会渐渐相信宇宙法则会呈现出一种灵魂，它比人类的灵魂更优越。面对它时，能力有限的人类会觉得自己是多么卑微。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科学的追求会带领我们走向一种特殊的宗教情感，这与那种幼稚的宗教狂热有很大的区别。
对于一些人来说，只有明确信仰一位主宰人类日常生活的人格化的神才算得上一个满意的答案，但爱因斯坦关于非人格化的宇宙灵魂的概念应该与相对论一并载入史册。“我很怀疑爱因斯坦是否清楚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波士顿的红衣主教威廉·亨利·奥康奈尔（Cardinal William Henry O'Connell）说道。但有一件事似乎是明确的，那就是他认为世上没有神。“对时空的怀疑和推测的结果是一张巨大的黑幕，黑幕下面藏着无神论主义的可怕魅影。”
这位红衣主教的公开攻击促使一位犹太教正统派拉比赫伯特·S·戈尔茨坦（Herbert S.Goldstein）给爱因斯坦发了一份措辞直接的电报：“你信上帝吗？完结。回复资费已付。限50词。”爱因斯坦仅用了一半多的字数就作答完毕。这个回答成了他常用答复的最有名的版本：“我信斯宾诺莎的上帝，他立于世间万物之有序和谐中而非忧虑人类命运和事务。”
爱因斯坦的回答也许会让一些人心里不舒服。比如，一些犹太教徒就指出斯宾诺莎曾因这些信仰被驱逐出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区，还被天主教判为有罪。“如果没有攻击爱因斯坦，红衣主教奥康奈尔会取得更大的成就。”纽约市最北端的布朗克斯区的一位拉比说道，“爱因斯坦如果没有宣扬自己不相信一个关心人类命运和行为的上帝的话，他也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他们两个人都逾矩了。”
尽管如此，不管赞同与否，多数人对这个答案还算满意，因为他们终于听懂爱因斯坦在说什么了。那是一个非人格化的上帝，他的双手受到创造万物的荣光的照耀，但他并不干预日常事务——这是欧洲和美国传统信仰里最值得推崇的一部分。爱因斯坦最喜爱的几位哲学家也持相同观点。这个观点还与美国多位开国元勋（如杰斐逊和富兰克林）的宗教信仰大致符合。
一些信仰宗教的人认为爱因斯坦反复强调的上帝只是一种比喻，一些不信教的人也如此认为。爱因斯坦用很多短语形容上帝，其中一些滑稽幽默，从“主上帝”到“老伙计”他都用过。不过，为迎合而撒谎绝不是爱因斯坦的风格。事实上，他的做法刚好相反。因此，我们应该引用他的原话以示尊重：他一再坚持，这些经常使用的说法绝不是用来掩盖他实为无神论者的语义诡计。
在其一生中，爱因斯坦都不赞同别人称他为无神论者。他曾这样告诉一个朋友：“有人说世上没有上帝，但真正使我生气的是他们竟然以我为例来支持这种观点。”
与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和英国剧作家乔治·萧伯纳等人不同，爱因斯坦从不指摘那些信仰上帝的人；相反，他倒倾向于贬低那些无神论者。他解释道：“我与所谓的无神论者的区别在于，我对无法探知的和谐宇宙的奥秘怀有谦卑之情。”
事实上，爱因斯坦对那些缺乏谦卑敬畏之心的激进者持有更严厉的评判态度。他在一封信中写道：“狂热的无神论者就像那些在痛苦挣扎之后终于挣脱了枷锁但仍有负重之感的奴隶一般。他们仇视‘大众鸦片般’的传统宗教而听不见宇宙的乐章。”
爱因斯坦后来与一位素未谋面的美国海军少尉探讨过这个话题。这位海员问爱因斯坦是否被一个基督教神父改变了信仰才相信上帝的。“这种说法真是可笑。”爱因斯坦答道。他接着说自己认为相信一个父亲式的上帝是幼稚的行为。这位海员接着问爱因斯坦是否同意自己下次和船上一个教徒船员辩论时引用他的回答。爱因斯坦提醒他不要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你可以说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但我没有那些专业无神论者的激进思想。他们的狂热主要是挣脱了幼年时接受的宗教束缚而获得自由的结果。”他解释道，“我们了解自然和自身的能力是有限的，因而我宁愿保持谦卑的姿态。”
这样的宗教直觉与他的科学研究有什么关系呢？对爱因斯坦来说，美妙的信仰对他的科学工作颇有启发之益，而不是与之冲突。他说：“对宇宙的虔诚之情是科学研究最强烈、最高尚的动机。”
爱因斯坦后来在纽约协和神学院举办的一次有关该话题的会议上，解释了科学和宗教的关系。他说科学是为了探知事物的真实面貌，而不是去评价人类对于事实的看法和行为；宗教则正好相反。但两者有时是相互促进的。他说：“科学只能由那些对真理和智慧充满热情的人创造，不过这种热情来自宗教。”
这次谈话成为各大新闻报纸的头条，他那简洁有力的结论也开始为人所知，即“这一情况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来比喻：没有宗教的科学就像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就像瞎子”。
爱因斯坦接着说，但有一种宗教观念不能被科学接受，即存在一个可以恣意指挥他所创造的事物和人类生活的神。他认为：“当今宗教和科学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个人格化上帝的概念。”科学家们致力于找出那些支配事实的永恒规律，为此，他们必须拒绝一个观念，即神或人的意志可以违反宇宙的因果关系。
爱因斯坦因果决定论的科学观不仅与人格化上帝的观念相矛盾，还与人类的自由意志发生冲突，至少在爱因斯坦看来是这样的。虽然笃信道德，但他对决定论的深信不疑使他自己难以接受道德选择和个人责任的观念，而那种观念恰恰是多数伦理体系的核心所在。
犹太教和基督教神学家们一般相信人具有自由意志并且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正如《圣经》里记载的那样，人们甚至可以自由选择违背上帝的旨意，虽然这似乎与上帝全知全能的信仰相矛盾。
相反，爱因斯坦和斯宾诺莎一样相信人类的行为就像台球、行星或恒星的轨迹一样确定。“人类的思想、情感和行为都不是自由的，而是和星星的运动一样，受到规律的制约。”这是爱因斯坦在1932年为某斯宾诺莎协会做演讲时所说的话。
他相信人类行为不受自己的控制，而是同时由生理和心理规律决定的。这是他在阅读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著作后得出的一个概念。他在那篇写于1930年的《我的信仰》里引用了叔本华的一句格言：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人的行为不仅受外界的强迫，还要适应内心的需要。叔本华说：“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但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主宰意志。”这句话从青年时代起对我就是一个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这句话总让我得到慰藉，也是我源源不断的宽容泉源。
曾有人问爱因斯坦是否相信人是自由的个体。“不，我是一个决定论者。”他答道，“每件事物从始至终都被一种我们无法掌控的力量决定着。昆虫如此，星球亦是如此。不论是人类、蔬菜，还是宇宙尘埃，都踏着神秘旋律在舞蹈，而这个旋律是由远方某个无形的乐手吟唱的。”
这个态度使他的某些朋友（比如马克斯·玻恩）大为震惊，他们认为这完全破坏了人类道德的根基。“我无法理解你怎么会把一个完全机械的宇宙和个人道德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玻恩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写道，“对我来说，一个决定主义的世界是面目可憎的。或许你是对的，世界也真的是那个样子。但现在，个人道德的自由真的和物理学上的宇宙不一样，世界上其他事物更非如此。”
对于玻恩而言，量子不确定性解释了这个两难处境。与当时的一些哲学家一样，玻恩依赖量子力学内在的不确定性以解决“伦理自由和严格的自然规律之间的矛盾问题”。
玻恩向他那位极其敏感且喜欢和爱因斯坦辩论的妻子海德薇解释了这个问题。海德薇告诉爱因斯坦，自己和他一样“无法相信一个‘掷骰子’的上帝”。也就是说，和丈夫不同，她拒绝认同宇宙是建立在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基础上的量子力学观点。“但是，”她补充道，“我也无法想象你会相信——这是玻恩告诉我的——你的‘规律的完全法则’指的是万物先定，比如，我要不要给我的孩子接种疫苗这个问题。”她指出，那条法则将是对所有伦理道德的完结。
在爱因斯坦的哲学观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把自由意志看作一个对文明社会有用的（实际上必要的）事物，因为这样促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从心理和实际意义上讲，表现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可以促使人们以更加负责的方式行事。“因为如果我希望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我就必须负责任地做事。”他甚至可以说人应该对自己的善恶负责，因为那也属于一种务实理性的生活态度。但在理智上，他仍然相信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事先注定的。“我知道从哲学意义上讲，一个凶手不必对他的罪行负责，”他说，“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愿意与他一块儿喝茶。”
在为爱因斯坦辩护时，必须指出几百年来哲学家们一直在艰难地——有时候窘迫且没有成效地——试着在自由意志、决定论和全知的上帝之间取得平衡。不管爱因斯坦是否比其他人更能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也必须指出有关他的一个明确的事实，即他对全人类——如果不总是对其家人——都怀有一种强烈的个人道德意识并将之付诸实践，这种意识不受那些无法解答的哲学问题的妨碍。“人类最重要的事业就是在行动中追求道德，”在给布鲁克林一位牧师的信中，他写道，“我们内心的平衡乃至我们的存在都依赖于此。行动中的道德意识能给生命以美丽和尊严。”
爱因斯坦相信那种道德的基础超越“单纯的个人”，以一种有益人类的方式存在着。有时候，他会对最亲近的人表现得冷酷无情，这说明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有缺点。但和大多人不一样的是，他真诚地——有时勇敢地——致力于那些他认为超越私欲的行动以推动人类的进步，捍卫个人的自由。
对一些人来说，奇迹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据。而对爱因斯坦来说，没有奇迹才体现了神圣的天意。世界可被认识并有规律可循——这一点才值得敬畏。
爱因斯坦把这种虔诚的宇宙宗教信仰当作所有真正艺术和科学的泉源。正是这种信仰指引着他。他说：“评判一个理论时，我总会问自己，如果我是上帝，我会以这种方式安排这个世界吗？”这种信仰使他既自信又谦卑，因而更有魅力。他是一个怀有敬畏之心的反抗者，这也是一个富有想象力而又鲁莽无礼的专利审查员变为能读懂宇宙创造者思想的伟人的原因。
质疑权威
2007年，我所著的爱因斯坦传记出版后，《连线》杂志想刊登一篇关于爱因斯坦的文章。于是，我利用此次机会对爱因斯坦的反抗精神与其创造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获得成功的关键是他质疑权威的勇气和非常规的思维方式。很多人对我说过他们和爱因斯坦一样，敢于质疑权威、跳出条条框框想问题。在这里，我要告诫所有说这话的人：爱因斯坦在跳出盒子想问题之前已经知道盒子里有什么了。所以，在你为自己成为一个反叛者而自鸣得意之前，必须完全理解你在反抗什么，这一点很重要。
每个孩子都知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很聪明。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渐渐发现，仅有聪明，人也行之不远。我们应该记住，使爱因斯坦与众不同的是他的不安分守己、不墨守成规和对教条的反感，这一点在当今社会尤其应当谨记。
今天的美国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又开始重视数学和科学教育，但爱因斯坦的天才提醒我们，一个社会的竞争优势不是来自教会孩子乘法表或者化学元素周期表，而是来自培养其反叛精神。苦读诗书之人自能在这世上立足，但人性自由的怪才才能改变世界。正如最近对爱因斯坦个人论文的调查结果所表明的那样，其狭义相对论最能体现他那独一无二的创造力。
爱因斯坦小时候很晚才开口说话，不仅如此，他还冒失无礼地反抗权威，反感死记硬背，这使得一个校长把他遣回家，另一个则叫他“懒惰鬼”。
爱因斯坦和很多教授素无来往，因而无法获得博士学位，更不可能找到一份学术工作。26岁时，他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的专利局工作，只是一名级别很低的专利审查员。但事实上，专利局的工作给他提供了比任何大学都要好的平台。在上班途中，爱因斯坦望着火车呼啸着驶过这座城市里那座有着200年历史的钟塔，那时钟塔显示的时间已经和附近火车站的钟表同步，他读过的很多专利申请案例都提议使用以光速传播的信号以实现远处钟表同步计时。
到了1905年5月，爱因斯坦已经确信两个假说：第一，物理规律（包括麦克斯韦的电磁波方程组）对所有参照系下的相对匀速运动都成立，因而没有办法证实是否一个观察者静止而另一个观察者在运动；第二，不论光源运动状态如何，光速总保持不变。
但这两个想法“看似互相矛盾”。于是他想象一束光线沿着铁轨照射。
这两个假设的结合意味着，站在铁轨边的一个男人看到那束光从他身边穿过的速度与坐在车厢里的一个女人看到它的速度相等，不管她是面向那束光还是背向它。
接着，可喜的结果出现了。爱因斯坦去拜访他最好的朋友米歇尔·贝索（Michele Besso）。贝索是一个能力超群但工作不够用心的工程师，是爱因斯坦招募他到专利局工作的。爱因斯坦对贝索讲了这个两难的矛盾感受：“我准备放弃了。”但在他们一起上班的途中，爱因斯坦居然做出了物理史上一个最优雅的思维飞跃。“我突然想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说，“那就是时间不能被绝对定义。”
想象一下，有两道闪电同时劈中一列快速移动的列车的两端，而列车中点部位的路堤上站着一个人，若这两道闪电同时到达那个人所在的位置，他就会说两道闪电同时发生。但对于坐在车厢中部的一名女乘客来说，由于光在到达她的位置时，她离火车头一侧的闪电更近些，她会说来自火车头的那道闪电先抵达，所以两道闪电不是同时发生的。
爱因斯坦就这样得出了狭义相对论。在某个参照系下，两个物体的运动速度相同，但对于一个与参照系相对运动的人来说，速度可能不同。因此，时间是相对的，这取决于个人的运动状态。虽然光速恒定，努力追赶一束光却会使时间慢下来。
其他科学家也曾认识到这点，只是他们受到当时教条定理的束缚，只有爱因斯坦一人敢于挣脱绝对时间观的束缚——绝对时间观是自牛顿以来经典物理学的神圣原则之一。爱因斯坦后来说道：“想象比知识更重要。”实际上，如果想摘下黑暗物质的神秘面纱，进而得出一个统一场论，或者发现能量的真实本质，我们就必须把这句名言刻在所有黑板的上方。
心怀好奇：重新看待科学
2007年，我所著的关于爱因斯坦的传记出版之时，我想利用这个机会鼓励那些对科学望而生畏的普通大众，试着去欣赏科学的神奇和美丽。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习科学知识，但有些人只要一想到自己也要学习那些东西就会面露难色。于是，我特意给《今日美国》写了一篇文章来阐释自己的观点。
有时我对人说我写了一本关于爱因斯坦的传记时，他们就会频频摇头，似乎在说自己从来就不知科学为何物。或许他们觉得开国元勋们容易理解，甚至连莎士比亚都比较容易理解（实则不是），爱因斯坦却令人望而生畏，无法理解。
爱因斯坦逐渐变成一个观点的化身，这个观点就是“现代物理学并非普通百姓能够理解的”。事实上，对科学的无知有时会被冠以荣耀的勋章。很多受过教育的人都会耻于承认自己不知道哈姆雷特和李尔王的区别，但他们或许会自鸣得意地宣扬自己不知道基因和染色体、相对论和不确定性原理的差别。每当人们告诉我他们认为科学太难，但喜欢《哈姆雷特》之时，我有时会问他们：“哈姆雷特喜欢他的恋人奥菲莉娅吗？”他们会一时语塞，接着说那个问题太复杂了。对此我表示同意。莎士比亚和爱因斯坦的作品有时都很复杂，但我们应该既欣赏他们作品中的妙处及其创造性，也要享受它们的复杂之处。
现在我们正急于要孩子们学习科学和数学知识。2007年，美国国会有望重新授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而且出于对美国可能丧失全球竞争力的担忧催生了《美国竞争法》，以便为诸如科学政策峰会、新研究项目、高中生暑期实习和项目奖以及教师培训项目等议案提供资金支持。
但除非我们这些大人改变对科学的看法，否则这些教育措施并不能真正扭转局面。很多非科学工作者——我敢说包括大多数政治家在内——在理解和赞扬科学时，都会犹豫不决。既然我们自己都惧怕科学和数学，也就不大可能告诉孩子们学习科学和数学与学习诗歌和音乐一样，也是一个充满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过程。
爱因斯坦是一位极富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思想者。他通过头脑中想象的生动画面得出了自己的理论。时间根据个人运动状态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空间结构可以被大质量物体扭曲，重力可以弯曲光线，光既是波也是粒子流。人们听到他的理论时既有迷惑不解时的“嗯”，也有恍然大悟后的“哇”，于是他才能抓住公众的想象力。
爱因斯坦的大部分理论都是通过思维实验——你我可能会将之称为“做梦”——得出的，但如果你是爱因斯坦，你就会把它称为思维实验。从他想象的画面——这不需要数学知识——就可以窥见真正天才的核心创造力。
比如，爱因斯坦16岁那年学过詹姆斯·麦克斯韦的电磁波方程组，当时他就试着想象对于一个与光并驾齐驱的男孩来说，电磁波会是什么样的。如果那个男孩赶上了那束光，那么对他来说，光应该是相对静止的，但麦克斯韦的方程组并没有考虑到这点。因而几个月来，爱因斯坦为此焦急不已。他来回走动，手心冒汗。后来他回忆道，大多数16岁的孩子是不会为那种事情着急得手心冒汗的。
10年后，他通过另一个思维实验解决了这个问题，即想象两道闪电同时击中一趟快速前进的火车的两头。对于站在附近路堤的人来说，两道闪电似乎是同步的。但对于列车中部的人来说，列车头部的闪电似乎较早出现，因为闪电到达时，他离车头近些。所以，处于不同运动状态的人对同步的概念会有所不同，因而对时间的感受也有所不同。对于一个试着赶上一束光的男孩来说，麦克斯韦的方程组仍是正确的，只是时间会变慢下来。好吧，这个例子不是很明显，但至少那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事情。
同样，当他试着把狭义相对论转化为包括加速运动在内的广义相对论时，他进行了另一个思维实验，即想象一个人待在一间封闭的电梯里：当电梯自由降落时，人会感到失重；当电梯在没有地心重力的外太空加速上升时，人会觉得自己被吸附在地板上，而从口袋掉出来的一枚硬币则以类似地球重力作用的方式往下掉。
在这个思维实验里，他把相对论运用到加速运动中，从而得出了重力理论。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重建人们对科学的兴趣，这是21世纪所必需的。在教授科学知识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它当成一种关乎观察和想象思维的富有创造性的努力，而不是填鸭式的数字运算和公式记忆。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我们整个社会都应该欣赏科学的魅力和创造力。更重要的是，科学教给我们事实证据和普遍理论之间的联系，这一点在爱因斯坦的一生体现得淋漓尽致。
科学还帮我们保持童心，让我们对苹果和电梯落下这类平常现象心怀好奇，这正是爱因斯坦和其他伟大的理论家的共同特点。
原子弹：不相信爱因斯坦
关于爱因斯坦和原子弹，有两种较为普遍的说法：第一种是爱因斯坦写下了原子弹的配方，即E=mc2，并参与了设计工作；另一种是——正如他曾对一个记者所说的那样——除了在呈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上署过名之外，他和原子弹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在调查过程中，我找到了一些可以解释爱因斯坦给罗斯福写那封信的理由的信件草稿和笔记，发现爱因斯坦确实与此有关。但由于某些今日看来很讽刺的原因，他并没有直接参与“曼哈顿计划”（“二战”期间美国陆军自1942年起开发核武器计划的代号）。我在2008年写给《发现》杂志（美国一本为公众刊发有关科学知识的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里说明了这件事。
很多人以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原子弹的研制有关。我们知道他在呈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信上签过名，提醒总统一个可控制裂变链式反应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当我们在脑海里想象那朵蘑菇云（指“二战”末期美国投放在日本的原子弹）时，也会隐约记起他的质能方程式。1945年8月，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几个月后，《时代周刊》把爱因斯坦的照片放在杂志封面上，他的背后是一朵上方印着E=mc2的蘑菇云。在一篇由一位名为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的编辑审读的文章里，《时代周刊》以其惯有的散文手法描述了爱因斯坦其人其事：
那些对历史的因果关系感兴趣的人可以依稀看见一个害羞谦卑、孩子般天真烂漫的形象。他个子不高，棕色眼睛温柔多情，下垂的脸部线条勾勒出一幅愤青模样，头发和北极光一样熠熠生辉……虽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并没有直接参与原子弹的制造工作，但从两个重要方面来说，他都堪称原子弹之父：第一，是他的提议开启了美国的原子弹研究；第二，是他的质能方程式让原子弹研制在理论上成为可能。
《新闻周刊》也有一期专门报道了爱因斯坦，标题为“谁挑起了一切”。这种看法的形成起于美国政府。当时美国政府公布了一份原子弹项目的官方历史文件——普林斯顿大学物理教授亨利·德沃尔夫·史密斯（Henry DeWolf Smyth）为此秘密编撰了几个月。在这份文件里，爱因斯坦写给罗斯福的那封信被赋予很重要的意义。
这些事情困扰着爱因斯坦。他告诉《新闻周刊》，“如果当初知道德国不能成功研制出原子弹的话，我绝不会插手此事。”的确，如其所言，他当日真的没有参与原子弹项目。他对一家日本报纸声称：“对于原子弹的生产，我只做过一件事，即我在呈给罗斯福总统的那封信上签了字。”但事实上，根据文献资料记载，爱因斯坦不仅签了字，他在那封信的撰写和修改以及决定怎么把它送到总统手里等环节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故事起于爱因斯坦的一位老朋友莱昂·齐拉（Leó Szilárd），他是一个富有魅力但有点古怪的匈牙利物理学家。20世纪20年代，他和爱因斯坦都住在柏林，两个人曾合作研发一种新型冰箱并成功取得了专利，但该冰箱并未成功打入市场。后来，齐拉为了躲避纳粹分子的迫害，逃到了英格兰，接着又去了纽约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他当时正在做核链式反应的实验。那是几年前他在伦敦的一个街头等红绿灯时产生的想法。当他听说了铀裂变这一发现，他意识到可以用铀来做核反应。
齐拉和他的朋友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讨论过这个想法的可能性。维格纳来自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也是一位难民物理学家。两个人开始担心德国会买光刚果（当时为比利时的殖民地）的铀原料。但他们又扪心自问，作为两名逃难到美国的匈牙利人，他们怎么去提醒比利时呢？接着，齐拉想起了爱因斯坦恰好是比利时王太后的朋友。
“我们知道爱因斯坦住在美国纽约州东南部的长岛的某个地方，但不知道其确切位置。”齐拉回忆道。他给普林斯顿大学爱因斯坦的办公室打电话，被告知爱因斯坦正租住在长岛培科尼克村摩尔先生的房子里。1939年7月16日，维格纳和齐拉两个人向着他们的任务进发了（开车的是维格纳，因为和爱因斯坦一样，齐拉不会开车）。
两个人到达村庄时找不到那所房子，似乎也没人认识摩尔先生。正当他们要放弃之际，齐拉看见路边站着一个小男孩，于是他问：“或许你知道爱因斯坦教授住哪？”和镇上大多数人一样——即使是那些不知道摩尔先生的人，这个男孩知道爱因斯坦这个人，并把齐拉他们带到了旧林路尽头的一间小木屋。在那里，他们找到了正在沉思的爱因斯坦。
那间木屋陈设简陋。齐拉坐在走廊上一张光木圆桌旁，向爱因斯坦解释如何利用表层覆盖着石墨的铀核裂变所释放的中子引起爆炸性的链式反应。“我从来没想过这点！”爱因斯坦插话喊道。他又问了几个问题，仅用15分钟回顾了整个反应经过，便马上抓住了其中要义。爱因斯坦提议，与其写信给比利时的王太后，不如写给他认识的一位比利时部长。
维格纳提议，出于礼节考虑，作为难民的他们或许不该在没有和美国政府商量的情况下，就给某个外国政府写一封关于秘密安全问题的信。所以，他们决定最好的方式是由爱因斯坦（他是三个人里最有名的一个，足以引起别人的注意）给比利时驻美大使写信，并附带一封给美国政府的说明信。有了这个设想，爱因斯坦用德语口述了一份信件草稿。维格纳回家后把这封信翻译成英文，交给他的秘书打印，随即将信寄给了齐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