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下载尽在http://bbs.txtnovel.com--- 书香门第【漪箩】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八千湘女上天山》
作者：卢一萍
文案：
1949年底，新疆和平解放后，共和国的决策者们命令驻疆二十万官兵铸剑为犁，垦荒屯田，扎根新疆，以改变自汉以降，历代屯垦一代而终的局面，达到长治久安的战略目的。但“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如果官兵们的婚姻问题得不到解决，将影响这一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决策者们决定征召女兵解决这一问题，他们首先征召了八千湘女。这些女兵大多是知识青年，其中有大学高材生，有国民党将军的女儿，也有大贾巨富的千金。所有人都怀着青春的梦想，行军数月，来到了遥远的边疆。从那时起，她们就开始在这苍茫的大漠戈壁，演绎着一个又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也演绎着她们的理想与追求，光荣与梦想。她们孕育了后代，也孕育了爱、宽容、大义和坚韧的精神，被誉为“新疆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
这部报告文学采用“口述实录”的形式写成。它所报告的湘女的命运其实是八千湘女命运的缩影，是一部进疆湘女的集体回忆录，一份由她们口述的文献，一份历史的证词，是对已被尘封史实的首次全方位揭示，是对被抹杀了的大众记忆的竭力恢复。
为采写此书，作者历时五载，三易其稿，先后到湖南、北京、四川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寻访了上百位湘女。部分章节在报刊发表、连载后，反响强烈，曾获中国报告文学大奖和昆仑文艺奖。
把真实还给历史
——读《八千湘女上天山》
梅里
在新疆有各种版本的关于解放初期兵团人的婚姻问题的故事，那么事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关心这一段历史的人们，不能满足于加工改造过的传说故事，他们需要实实在在的历史真实。
卢一萍的《八千湘女上天山》一直是我们所期待的。他为我们拂去并不久远的历史尘埃，让我们看到历史的真相。 这得力于他采用了报告文学的形式，因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品质拥有一种独特的力量。不仅如此，他采取了口述式的文体，湘女的故事由湘女本人自己来讲，其真实性更是不庸质疑。因而卢一萍“所报告的湘女的命运其实是八千湘女命运的缩影，是一部进疆湘女的集体回忆录，一份由她们口述的文献，一份历史的证词，是对已被尘封史实的首次全方位揭示，是对被抹杀了的大众记忆的竭力恢复”。
以真实为本，以口述为形式，无疑对采访的要求是很高的，作者没有余地、没有取巧的空间，惟有老老实实地采访到位。作者正是如此，他先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采访完南疆，再沿准噶尔盆地周边采访完北疆，行程两万公里。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新疆实在太大了———160万平方公里，何况当年的湘女们都已退休，流散各地，很难寻访。
因为是口述史，在写作上就用不着玩花样了，保持湘女的语言特点，梳理通畅就可以了，因而本文也无须在文本上多言多语。笔者只想谈一谈作者为了真实二字，所付出的劳动。
湘女黄群英1951年从长沙参军，次年就因为车祸致残而与其他湖南女兵失去了联系，卢一萍为了寻访她，几乎找遍了库尔勒的大街小巷。为了找到湘女姚琼华，他给很多女兵留信，让见到她的人与之联系，由于被卢一萍的诚心所感动，姚琼华专程从塔里木盆地赶到乌鲁木齐，对作者讲述了她的故事。令作者痛心的是很多女兵难以找到，有时候你风尘仆仆地赶了上千里路，见到的可能只是一座坟茔，一抔黄土。有一位湘女一当兵就到了和田，然后一直生活在那里。作者从喀什赶过去时，她刚好到外地治病去了，作者只好离开，车刚走到库尔勒，她又回和田了，作者也跟着返回和田。从库尔勒到和田走沙漠公路也有1300多公里，从喀什到和田500多公里，光这一趟就走了4400多公里路。但让人遗憾的是，最后作者去和田采访她时，因为无法面对人生的不幸和伤痛，她又拒绝了采访。
面对每一位湘女，就是面对她们的一生———也是面对中国上个世纪多灾多难的历史。因而这种采访不仅是跑路的问题，很多时候作者需要承受那种历史带给他的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或重。作者在第三本采访笔记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越往后采访，我的内心越觉得难以承受。因为我每采访一个人，面对的都是她们的一生，她们的命运就那样一一呈现在我的面前。她们让我承受那无数个人生和无数种命运。”
这也应该是我们阅读这本书的第一感受，这些经历了历史风雨和人生磨难的母亲一次次给你讲述，讲述，足以使一个少年变得苍老。
与文字同样宝贵的是本书的图片。从这些图片中可以更好地触摸那时的历史。从那个时期能留下来的照片是很少的。能够照片历经风雨能珍存至今，就更不容易。
《八千湘女上天山》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我们虽然无法挽回，但至少可以记住它使它成为指导我们未来的经验和教训。文明和进步，正是由此而来。这部报告文学中的历史真实是：在新疆这块遥远的国土上，没有谁作出的牺牲比这些女兵更多。他们以小我的牺牲换来了一个新的新疆。她们是新疆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但她们孕育的不仅仅是后代，她们孕育的是更广阔意义上的东西：爱、宽容、大义和坚韧的精神。
“或许不够惊天动地，或许不够辉煌磅礴。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意义。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群，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共和国从贫穷走向小康的历程中谱写着绚丽的篇章。”因为缘于真实，所以捧起《八千湘女上天山》这本书，你会感觉到，手中捧着的就是当年那些年轻的、热血澎湃的湖南女兵们滚烫的心、沸腾的血液和刚刚离开眼窝的热泪。
作者：传说其实就是历史（1）
西域之称自从公元前一世纪流行以来，就以雄奇壮阔的地理景观和无数美丽动人的传说而罩上了神秘瑰丽的色彩。这块地处亚洲中心，广袤而神奇的大地，既演绎过残阳如血、金戈铁马的战争风云，也谱写过华夏一体、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各民族的迁徙往来，很少停歇的征战杀伐，大小王国的兴盛衰亡，以及张骞、班超、左宗棠等英雄豪杰在这个地区的擘划经营，又给她罩上了厚重而又苍凉的历史氛围。她不但疆域广阔，资源丰富，人文复杂，还是自古以来人类东西方文明的交会地。繁荣兴盛了数千年、长达几万里，从中国一直通到欧洲的丝绸之路，正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季羡林先生认为，“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唯一汇流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新疆。这四大文化体系是：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体系和欧美文化体系。这四大文化体系是几千年以来世界上各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出来的，是全人类的文化结晶。产生于过去，影响在未来，人类前途的荣辱盛衰，仍将决定于四大文化体系的前进与发展。”
西域远在西汉归入我国版图之时，西部的界域就直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南部直至喀喇昆仑山的南北两麓，后来到唐朝及喀喇汗朝、西辽和元朝时，其西部疆域都较汉代广阔，至清朝强盛之时也仍然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在内。现在的新疆，只相当于清朝强盛之时的一半，它是贪婪的沙皇俄国强迫衰弱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行割占我国大片领土后形成的。
这就是新疆的背景，辽阔、美丽而又苍凉、沉重。
它预示着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都出乎人们的意料。
对这片土地的开发和守卫以及让它长治久安，是自西汉以来各朝代的责任和梦想，所以才留下了那么多故城烽燧，屯垦遗址。在历次开发中，总有很多人以各种方式迁移而来。
人类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迁徙活动与人类存在的历史一样悠久古老，也正是频繁的迁移从人种学和文化学意义上促进了世界的形成，并推进着历史的进程。
移民形成了今天美洲大陆的进步、文明和繁荣；美国的西部移民开垦了其西部的广阔地域，使耕地面积达到了三点四亿顷，从而使美国的小麦生产增加了三倍，玉米增加了两倍，因而一举成为世界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到19世纪末，西部不仅成为重要的农业中心，而且逐渐成为工业中心。从1850年至1900年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的工业中心向西移动了三百五十公里，从而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工业化。所以，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德·斯蒂尔的话一点也不过分，他说：“对于美国的发展而言，没有什么因素比西部的存在更为重要了。”
而中国人口的迁移在上古就有“夏后氏十迁”，“殷商不常厥邑”，“周之东迁”的记载。而“丝绸之路”的开通，也早就使西域成为人口往来迁徙之地。伊朗高原数次人口大迁移，以后的阿拉伯伊斯兰东征，则使新疆成了“世界史的缩影”。中国近代，也有锡伯族从东北西迁伊犁河谷，土尔扈特部自伏尔加河流域东归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实例。这些大规模的移民使新疆一步步变成了一个移民区，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和观念，方言和习惯，它们兼收并蓄，形成了一种类似美洲大陆的自由而开放、剽悍而旷达、宽容而大度的气派。
新疆的屯垦，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就开始了。西汉统一西域，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在屯垦过程中实现的。两千年来的历史也一再证明：屯垦兴，边境宁；屯垦废，边境乱。
自细君公主的随员在乌孙国眩雷屯田，揭开新疆屯垦史的第一页以来，自西汉到清朝，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屯田点计有一百零二处，它们遍及天山南北。
西汉在西域屯戍最盛时，官兵累计曾高达两万五千余人。它巩固了西域统一，使中国西部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地。”它使许多地名从那时起，就以其浓郁的历史感和富有诗意的韵律流传至今，比如轮台、楼兰、伊循、焉耆、龟兹、高昌、交河等。唐朝在西域的屯田达到极盛。唐太宗借鉴汉代经验，在西域大兴屯戍，大至城镇守军，小到烽台驿站，有军即有屯，使西域屯军最多达十万之众。屯田巩固了它的辽阔疆域，同时也使丝绸之路空前繁荣。清代的屯田规模最大。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就把屯田作为安边定国的国策，不但兴办了军屯，还招募迁徙关内农民来西域以推行民屯，同时，还组织发配新疆的囚犯屯田耕种，实行犯屯；并从南疆迁移五百户维吾尔农民到伊犁河谷垦荒种地，组织回屯。不足二十年时间，就在西域开垦了近百万亩耕地。
行走在新疆大地，你可以感觉在近代有一个人一直被这块热土铭记着。他就是抬棺西征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的清末湘军首领左宗棠。
早在18世纪初，沙皇彼得一世便把征服中亚和我国新疆作为重大国策。随后，这个欧洲国家以“筑垒移民”的方式，步步进逼，使其扩张野心得以实现。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使清政府无暇西顾，给沙俄加紧侵略新疆提供了时机，侵吞了新疆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国土。同时，浩罕汗国军官穆罕默德·阿古柏在英俄两国的支持下，入侵新疆，先后攻占了南疆英吉沙尔、疏勒、阿克苏、库车等七城，并在1867年底宣布成立了以天山为界的“哲德沙尔汗国”（即七城之国）。英俄两国利用阿古柏作为并吞新疆的工具，为自己划定了新疆的势力范围。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攻占迪化；沙俄随即借口阿古柏占领迪化，悍然出兵占领了伊犁。至此，新疆陷入了国土沦丧的严重危机之中。
左宗棠受命于危难之时。
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西北军务。左宗棠当时虽然疾病侵身，年近七旬，仍尽瘁驰驱，率领二百二十营大军西出阳关，远征新疆。从1876年8月至1878年1月，左宗棠所率大军所向披靡，用了不到一年半时间，就光复了除沙俄盘踞的伊犁之外的新疆所有土地。
作者：传说其实就是历史（2）
这使沙俄十分震惊，伊犁俄军骤然增至十二万人，并出动黑海舰队到中国黄海示威。但重病在身的左宗棠仍然在1880年5月26日率大军离开肃州，决定征讨沙俄入侵者。他抬棺西征，以此表达自己为了民族利益有去无回，马革裹尸的抗敌决心。他白发临边，虽然因为清朝政府对与沙俄开战怀有恐惧，决定靠谈判解决伊犁问题，不得一战。但他所做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在伊犁附近严阵以待的清朝军队成为谈判的强大后盾，“迫使俄国作出了它从未做过的事，把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了出来”。
翻开中国近代史，就知道新疆自左宗棠光复以来，就与湖南有着很多的联系。“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这便是当年左公以湘籍名将刘锦棠率湘军为前锋，驱逐外敌入侵时的写照。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时隔六十年，维护新疆繁荣安定的重任再次落到了当时的新疆军政首脑、湖南人王震将军肩上。
新疆和平解放时,连同由陶峙岳的新疆起义部队改编的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和“三区”民族军改编的解放军第五军，共有近二十万大军驻扎在天山南北。刚沐浴上和平之光的驻疆大军，随即就面临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那就是——粮食。
早在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时，策划了新疆著名土匪乌斯满叛乱的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就曾预言，“共产党的军队好进不好出，我要亲自看到他们一个个渴死、饿死，葬身于黄沙旷莽之中。”
刚解放时的新疆，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农业落后，年人均占有粮食不足两百公斤，除去种子，所剩余粮难以口，而驻疆部队年需粮食近四百万公斤。从关内运输，仅兰州到哈密，运价即等于粮价的七倍，如再运到伊犁、阿尔泰、喀什、和田等地，价格还得翻番。从苏联进口，每吨粮价为三百卢布，所需费用要数亿人民币。新疆军区成立后，后勤部部长甘祖昌每个月都要用飞机从北京运一趟银元购买粮食。这对解放初期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负担。周恩来总理对甘祖昌说：“人民解放军要驻守边疆，保卫边疆，长期靠别人吃饭，自己不生产是不行的。”
而这个基本的问题又涉及更为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经营这块辽阔的土地，怎样才能守住这万里边防，如何使它走上稳定、发展、繁荣之路。他们要做的绝不只是解决二十万大军的一时之需。他们想的是要以屯垦来保障这块孤悬塞外的疆土的长治久安。
我国历代用兵西北，主要目的在于平乱，平乱之后在于羁縻，很少用心去彻底改造西北，更无规划久远之计，兴衰废存，时间很短，大多一代而终。共和国的决策者们决定结束这一状况。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王震的肩上。
1950年2月，毛泽东命令驻疆大军“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这道命令宣告了战争的结束，宣告了铸剑为犁这一人类梦想的实现，也同时决定了驻疆部队的命运。
历史的转折真的开始了，血与火的岁月终于结束了。一些怀念英雄岁月的人感到失落，一些向往和平岁月的人感到欣喜。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无论心怀何种情绪，除了保留一个国防师，其他部队全都一手拿枪，一手拿锹，以急行军的速度开到了与天地鏖战的新战场。
新疆境内，三山逶迤，南有昆仑，中有天山，北有阿尔泰山。天山以南，俗称南疆；天山以北，俗称北疆。在三山的臂弯里，夹着两个巨大的盆地，南疆为塔里木盆地，盆底为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疆为准噶尔盆地，盆底为凶险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流沙掩埋了西域三十六国，掩盖了无数曾名噪一时的商埠，不少故城半掩于漫漫黄沙之中，只留下了几堵残墙，一截城郭，供后人怀思。即使曾盛极无数朝代的丝绸之路，也落得荒烟飘散，人踪杳无。就连长达二千七百多公里、全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也毫无声息地消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而被列为全国四大灌区的玛纳斯河，在一挨近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时，也像烟云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实，那是一场更为艰巨、更加漫长的战斗。可以说它不亚于三大战役中的任何一场。因为他们开垦的全是寸草不生的沙漠戈壁，碱滩沼泽。数千年来，几乎没人梦想过能从那些地方长出粮食。
驻疆部队立即“转轨换型”，一时间，作战地图变成了生产地图，炮兵瞄准仪变成了水平仪，战马变成了耕马，马镫变成了犁头……各路大军以气吞山河之势向两大沙漠发起了进攻。
二军部队扑向塔里木盆地，在东起米兰，西到喀什，南到且末、和田，北抵天山南麓的漫长战线上，对塔里木盆地形成了一个大合围之势；六军和二十二兵团在准噶尔盆地周围以及伊犁和吐（鲁番）哈（密）盆地摆开了战场。
那时的中国军人，大多是穿上军装的农民，好多人就是为了土地，为了吃上饱饭去参加革命的，开荒种地的活计，谁没有干过？
但这块大地上变化无常的气候，可怕的风暴，置人于死地的酷热和严寒，以及土地本身的沙漠化、盐碱化，都是他们以前从没有遇到过的。但军人们并不害怕这些。他们害怕的是另外一种来自内心的，来自生命本能的渴望，它比任何敌人都强大，它足以把自己摧垮：那就是女人和繁衍。
“在战争年代，生死无常；我们这些军人没能成家。但江山打下来了，我们还一直打到了新疆。好了，现在新疆解放了，让我们解甲归田，回去娶妻生子，这不过分吧。让我们在这里开荒种地也行，但你不能让我们在这里种了一辈子地，最后还落得光棍一条吧。”一位老军垦战士这样说。
由于战乱的原因，解放时，新疆的汉族人才三十万。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部队明确规定：“汉族军人不允许与少数民族妇女结婚。”所以，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就摆在了王震等决策者的面前——那就是官兵们的婚姻问题。
王震将军清楚，仗打完了，官兵们希望的是解甲归田，过一种和平的生活，要让他们不回故乡，在这里开荒种地，最后连个老婆也讨不上，军心是不会稳的。就他自己而言，把这些出生入死，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将士们留在这大漠戈壁吃苦受累，最后无家无室，自己内心也有愧意，他也于心不忍呀。
王震将军自然知道，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实施的是“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政策，但为了这片辽阔国土的长治久安，他只有采取历朝历代所实施过的政策，那就是依靠屯垦来戍守边陲。而要改变自汉以降，历代屯垦一代而终的局面，就只有让屯垦者扎根于此，使这里成为他们世世代代的家园。但新疆当时的那一点汉族人口，是不能解决驻疆二十万官兵的婚姻问题的。道理很简单，有男有女才能组建家庭，有了家庭才能生育儿女，有了儿女才能谓之扎根边疆，扎下了根才能最终达到屯垦戍边的战略目的。
因此，他把征召女兵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很快开始实施。他首先召的就是湖南女兵。自五一、五二两年间，就有十多批、计八千余名年轻姑娘，踏上了遥远、漫长而又充满危险和梦幻的西进之路。
作者：传说其实就是历史（3）
——虽然多年来，人们听到最多的说法是，这些年轻的女兵满怀着崇高的理想，来到遥远得连梦也没有梦到过的新疆，主要就是为了解决驻疆部队官兵的婚姻问题。可我在任何史志中找不到这样的话——哪怕是团场的史志。在我所搜集到的十二厚本，大开本、豪华精装的师、团史志中，除了《农十师志》的《1951年、1952年参军进疆湖南女兵表》中列有七十名女兵的姓名、入疆时年龄、籍贯和参军时间外，其余的史志大多只有“某某年，多少名湖南女兵到我师”的字样。对于这句话背后的一切，都被抹去了。
很多人再无消息。除了部分亲人，很少有人知道她们去了哪里。她们好像早已神秘地消失了；或者说，飞逝的时光已将她们的踪迹完全抹去。
很多人只听到了关于她们的传说。一位诗人说过这样的话，传说其实就是历史。是的，本该成为历史的，但当历史没有记录，它就以传说的方式保留下来，根植于民众的内心，进入民间的灵魂。它不粉饰，不篡改，不抹杀，它保存了本身的汁液，保存了本身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我想，也正是这些给人类以力量，滋养着人类代代繁衍不息。
我敢肯定，即使这一切真是传说，它的价值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其实，我们回溯历史，就会知道，当江都王刘建之女、文弱的细君被汉武帝封为公主，在两千多年前告别长安，对汉武帝说“天下果得太平，儿虽死无恨”时，西域的稳定和巩固就已在冥冥之中与女人有了一种联系。
汉武帝在临行之际赐细君以琵琶，说：“为马上乐，以慰其乡国之思。”细君接过琵琶，踏上了万里西行之路。后来她用这支琵琶弹唱了一首绝世的幽怨和思乡之曲《黄鹄歌》，她凄婉哀怨地唱道“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由于细君体质较弱，不习惯异地生活，又不通言语，加之思乡心切，悲寂孤苦的她积郁成疾，到乌孙五年后，就病故异乡了。
细君公主逝世后，应乌孙的请求，汉武帝又把楚王刘戍的孙女封为公主嫁给了乌孙王，这就是后来被誉为乌孙国国母的解忧公主。解忧公主乐观开朗，她跋山涉水、万里迢迢来到乌孙后，很快适应了草原生活。她在乌孙生活了五十年，按乌孙习俗，先后嫁乌孙王军须靡、翁归靡、泥靡。在与翁归靡共同生活的三十余年中，她辅佐翁归靡治理乌孙，使乌孙成为西域最强盛的王国。公元前七十年，翁归靡发五万铁骑与西汉十五万大军夹击匈奴，大获全胜，使匈奴在西域从此一蹶不振。同时，为了扩大西汉与乌孙联盟在西域的影响，她又派心腹侍者、才女冯持汉节为公主的使臣，行赏诸国，使汉朝声威远播。
后来，解忧公主的大儿子元贵糜继承父业做了乌孙王；二儿子万年做了莎车王；三儿子大乐做了乌孙左大将；大女儿弟史嫁给龟兹王绛宾做了夫人；小女儿素光为乌孙呼翕侯的妻子。他们不但秉承了解忧公主的教导，维护了汉朝同乌孙的关系，也为乌孙立足伊犁五百余年奠定了基础。
猎猎汉旌，萧萧马嘶。我已无法想像细君和解忧当年跋涉在万里古道上的情形。如今，我只能从她们那或成功或失败的异乡生活中，感受那首绝不亚于热血男儿的动人诗篇。
正是沿着她们的足迹，事隔两千余年后，大批的女兵来到了天山南北。
“独立自由勋章”获得者、原新疆军区副政委张明儒将军在他的《扎根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万官兵在新疆》一书披露道：
……进军新疆的途中，在陕西、甘肃、新疆招收的1万多名知识青年中有1000多名女知识分子，1950年从四川来了一批女学生，1951年又从华东军区部队调来了一批女医务工作者。1951年，从湖南招聘来3000多名女青年知识分子。接着，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也来了一批女青年，还有不少军队、地方院校的毕业生自愿要求到新疆来。1952年初至1954年，从山东老解放区动员来大批青年妇女。据不完全统计，军区妇女各年度参军来队支边的数量是：1949年1127人，1950年1298人，1951年3862人，1952年11723人，至1954年达4万多人。
我在一份当年兵团六师十六团政治处《1951年上半年妇女工作总结》中看到了这样的话，说女兵们“普遍怕与年纪大的干部结婚，怕不顺个人意，由组织上决定，不按婚姻法办事”。
一位白发苍苍的女兵对我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以外的凄凉荒芜使它千百年来一直是遥远异乡的代名词。但我们这些女兵并不害怕这些，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面临婚姻问题。但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我们以小我的牺牲换来了一个新的新疆。”
湖南女兵们是新疆屯垦戍边大军中特殊的一部分。她们自来到这里，就开始在这苍茫的大荒原上，演绎一个又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也演绎着她们的理想与追求，光荣与梦想。她们做了男人们所作的一切，有许多人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如果说唯有爱能战胜一切，唯有爱能挽留时光，那么，牺牲了爱的她们的生存不知要比别人付出多少倍的艰难和困惑。但她们以人类、以妻子和母亲的坚韧战胜了那一切。
这的确让我的内心深感震撼。我知道，在这块遥远的国土上，没有谁作出的牺牲比这些女兵更多。
她们不愧是新疆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
——她们孕育的不仅仅是后代，她们孕育的是更广阔意义上的东西：爱、宽容、大义和坚韧的精神。
二、王茂杰：一个战士对王震说，你要给我们解决老婆的问题
我是“人民功臣勋章”、“华北解放纪念章”获得者，抗日老战士，农七师离休干部，我的老伴戴秀菊是1952年4月从衡阳入伍的湖南女兵，所以我也算是半个湖南人了。
其实，对于征召女兵进疆，王震早就有所考虑。陶晋初将军是陶峙岳的堂弟，原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1949年9月起义后任解放军二十二兵团参谋长。陶晋初在1949年10月27日给原新疆警备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起义后任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的赵锡光将军的复电中最先作了披露：“……军队整编后，在人民政府建设新新疆大方针指导下，应即协同入新解放军积极从事生产建设工作。果能如此，固国家之光明前途，亦十万官兵之最好归宿（王震曾云：将于明年赴关内招来大批女性作官兵眷属）。将来随交通农矿之发展，由各地来新之人将日有增加，民族间亦将不致再有何鸿沟矣。”
而彭德怀元帅也早就有此打算。有一次，他去看望战士，聊了一会儿天后，便问战士想不想家。
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而不答。
“不想家是假的。有些人十几年没有回过家了。现在仗打完了，不少人想着可以回家了，但是不行呀，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所以要守住新疆，我们就得做好在这里扎根的准备。”他说完，又十分认真地问道，“你们想不想找个堂客？生一个儿子？”
战士们有些不好意思，仍只是笑。
作者：传说其实就是历史（4）
“打仗时冲锋陷阵，你们不怕；开荒屯田，有天大的困难，你们能克服，这些我都相信。但不想找老婆生娃娃，我不信。即使你们想打一辈子光棍，我还不同意呢，我们的屯垦事业要后继有人，你们都打光棍了，谁来继承我们的事业？我跟王胡子讲了，叫他到内地招一批女兵来……”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赢得了战士们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次，王震去筹划石河子的建设。
有一天，一个单位开大会，请王震讲话，王震讲完话，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每个人都说没有意见。
这时，一个憨头憨脑的战士站起来，说：“报告首长，我有个意见。”
王震说：“好，有意见你就提吧。”
那战士说：“司令员，我们都还没有老婆，你要给我们解决老婆的问题。”说完坐下了。
大家听了，都瞅着那个战士笑。笑得那个战士红了脸，低下头。
可王震没有笑。他风趣地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党中央、毛主席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很快给你们运来湖南‘辣子’，山东‘大葱’，上海‘鸭子’！”
其实，部队的婚姻问题在战争年代就存在了。中国有句古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这些老兵，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来自农村，即使当了师长、团长，也是大老粗，没有多少文化。所以也不管什么爱不爱，情不情的。就是一句话，要有个老婆，传宗接代。
我在渤海军区当警卫连指导员时，连长刘希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团级待遇，他多次负伤，肠子打断了，接的是狗肠子，腮上也有伤疤，牙也打掉了许多，身上的伤疤就不用说了。
有一天，他长叹了一口气，找到我，说有事跟我说，我说你说吧。他说，有个事麻烦你给旅长讲一讲，我自己不好说。第一，我四十岁的人了，没有老婆，请组织帮忙找一个；第二，我要镶牙，缺了这么多牙，使我显得老相不说，还影响我军形象；第三，我不当干部。我穷苦人出身，放个几十只牛呀羊呀还可以，这一二百人的连队让我管，的确费力。
我听了后，就去找了旅长张仲翰。我说完后，旅长就笑了。他说，老婆现在不能找，仗没打完，仗打完了再说，牙可以到了有镶牙条件的地方就镶，连长也不能不当。我把旅长的话给连长讲了，他就叹气，说，这仗呀，不知什么年月才能打完呢。
进军西北时，老连长已四十五岁，已经是个团级干部了，到了张掖，他又提及此事。他说，仗算是快打完了，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如不起义，也经不了几仗就会完蛋。我是该找个老婆了吧？我们当时刚好住一户地主家，他家有个丫环。我就给她做媒，问她愿不愿意嫁给解放军。那丫环是穷人家的孩子，很崇拜解放军，就高兴地同意了。我就提醒她，你要嫁的解放军是团级干部，参加过长征，打过日本鬼子，一直在革命，所以年龄有一些大，你可要想好。她一听是这样，更高兴了，激动地对我说，“我一个丫环能嫁一个团级干部，一定是祖坟冒青烟了。”我们把这事给地主说了，没想地主死活不答应，讲了半天，才知道他真正的意图是想要一笔钱。我问多少。两百块大洋。这是一笔不少的钱，但我咬咬牙，还是答应了。于是，我们连就凑钱，全连一百八十五人，一人一块，不够的由连里的干部再分摊。就这样，终于给他娶了个老婆。
还有卫生队队长刘崇喜，五十来岁了，也没成家，那地主家还有个丫环，我们就想让她嫁给刘崇喜。我们给刘希苟娶老婆已把钱花完了，害怕地主再要钱，办不成事，就去动员那丫环参军，这样，她是参加革命，地主不敢阻挠。我问她愿不愿意当兵。她说地主婆老撕她的嘴，说部队只要不撕嘴，她就愿意当兵。我说部队不撕嘴，我说在部队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她一听很高兴，说自己愿意去当兵。然后，我就让她不要吭气，吩咐她在部队开拔时，跟警卫连一起走。她就当兵了。那丫环人长得很周正，团政委当时要求我们这些年轻干部不要挖老同志的墙脚，不然要受处分，卫生队队长和那丫环到新疆不久结了婚，听说两人过得不错。
但这一问题真正变得紧迫起来还是在到了新疆之后。军区当时除了想着在湖南招一批有一定知识的女兵外，王震还在1951年向陈毅要了两千名女兵，那多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招的，在后方医院做hushi。这都是解决营以上干部婚姻问题的。然后是山东妇女，山东是个老战场，好多男人在战争中都被打死了，所以招的山东妇女中很多是寡妇，这基本上解决了连排干部的婚姻问题。最后，还剩下了起义部队一些老兵的婚姻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就在五四年招了九百二十多名上海（禁止）。
我后来曾看过一个资料，说英国有个叫S.D.甘博尔的社会学家，解放前曾对伦敦、柏林、巴黎、芝加哥、名古屋、东京、北平、上海等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率作了一次调查统计，其中上海遥遥领先，其比率为1：137。解放后，上海市政府决定收容改造（禁止）。招收到新疆的（禁止）就是经过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改造过的——她们大多恢复了人格尊严，在这个既陌生又遥远的地方找回了作为女人的自尊和自信。
说起当年兵团有关婚姻的话题，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都是很沉重的。
我认识一个参加过抗战，立过战功的营长，姓赵，因为找不到对象，很烦，后来精神有了问题，整天提着驳壳枪到处比画，最后只好把他关起来，不久他把裤腰带解下来上吊自杀了。而女的因不满自己的婚姻，被逼自杀的也有，有个姓胡的团长就把一个女兵逼自杀了。还有一个姓聂的工程团团长，强迫一个湘女与他结婚，湘女不同意，他就提着驳壳枪威胁。那女兵就告到了王震那里，王震处分了那团长，把他调离了新疆，让他到湖南去，找到了老婆再回来。他果然在长沙找了个对象，是高中毕业生，既能干，又漂亮。他们很快结了婚，结婚后，就给王震报告，要求再回新疆来。王震又把他调回来了。
三、张明儒：婚姻问题、妇女工作，是当时部队的“热门”话题
关于这个问题，以前众说纷纭，真实的情况很难了解。我四三年参加革命，后来当过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有条件找到有关资料，我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叫《解放初期的新疆女兵》，在这篇文章中，我对当年新疆部队的婚姻情况和女兵的情况作了披露。
作者：传说其实就是历史（5）
当时部队的婚姻状况是这样的：师以上干部多数已婚，个别未婚；团级干部少数的结了婚，多数未婚；营以下干部及战士，除个别入伍前在家乡结了婚外，绝大多数尚未婚配。年龄普遍较大，师级干部多数三十多岁，团干部多数三十岁上下，营以下干部多数是二十多岁，少数三十多岁。
我国过去传统的婚姻观念是早婚早得子，养儿防终身。以早婚为富为荣，晚婚为贫为耻。农村里的男女是“十五十六把婚嫁，十七十八抱娃娃”，一些山区有的在十三四岁就结了婚。那时二三十岁的人没有结婚，在人们心目中，就像现在四五十岁没结婚的人一样，不只是大龄青年，简直成了老龄青年了。
当时部队干部战士对婚姻问题反应比较强烈，要求也很迫切，有各种说法，像“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这二十万官兵的婚姻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将影响安心新疆、建设新疆艰巨任务的顺利完成……总之，各级领导对新疆军区部队官兵的婚姻问题、妇女工作非常重视，当时的新疆军区领导人王震司令员、徐立清副政委、张希钦参谋长、政治部曾涤副主任等首长非常关心，高度重视，千方百计亲自筹划。
婚姻问题、妇女工作，是当时部队的“热门”话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信息之一。新疆军区、第一兵团、第二十二兵团、二十军、五军、六军、九军及各级首长们，在讲话中都要讲到婚姻问题。我在军区档案馆的资料中发现，当时担任二军政委的王恩茂同志，1950年在二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有这么一段：“关于婚姻问题，彭（德怀）司令员说从口里动员女同志到新疆来，并且在西安、兰州、酒泉、哈密设站。家里有老婆的，可以送到西安；家里订了婚的可以送来；家里既没有结婚又没有订婚的，你家里父母亲戚能给你订一个也可以送来，送到西安去找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处或者找新疆军区驻西安办事处，一切由公家负担，给你送到新疆来。彭司令员和王震司令员都说过而且是认真的，目前不能一下完全都接来。年轻的同志不要着急，首先是三十岁以上的同志，然后是二十八九岁的同志，二十五岁的同志还要后一步，应该按次序，小的让大的，不要乱了。一方面组织上帮助想办法，一方面是自己想办法。但我们不要把思想放在这方面，主要在巩固胜利。有了全国的胜利，个人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我们的同志应集中思想巩固胜利，我们的毛主席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一定会照顾我们的。他说，我们的经济建设会一年一年地变好，一切问题会很好解决。总之，千言万语是我们志在部队，努力工作，完成任务，个人的问题一定会解决的。”
处于新疆当时的情况，未婚男军人那么多，且多数人年龄偏大，而已到婚龄的汉族妇女又是那么少，内地的女青年又是逐步来新疆的，所以军人的婚姻问题，也只能按职务按年龄按参加革命的时间，分批逐步解决。1951年11月，新疆军区（规定）：凡1949年进疆的军队干部、战士和一切转业地方机关、工厂工作的原有军籍人员的家属子女，均可接入新疆。当年，有一千多名家属来疆随军。1953年，新疆军区所属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都是现役部队，只是执行任务不同。1953年7月，新疆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制发国防部队婚姻条例，规定凡具备现任营以上职务干部；具有三年军龄的二十六岁以上的连、排干部；1936年7月7日以前入伍的红军战士；三十岁以上并有六年战斗历史的老战士等四个条件之一者，可将家中爱人接来部队。后来，随着妇女的增加，生活条件的改善，又放宽规定，凡是干部都可以结婚或家属随军。老战士多数调到生产部队去了。到1955年，军队干部的婚姻问题基本解决，生产部队的战士，也有一部分成了家。随之，大批招收妇女进疆的工作，也就基本结束了。后来结婚的，主要是探家回原籍找的配偶，还有一些是院校分配来的女学员。
当时的确是没有办法，驻新疆的绝大多数部队要在这里扎下根来屯垦戍边，二十万干部战士的婚姻问题解决不了，军心难稳。王震也不能让他们打着光棍在这里吃苦受累搞建设。再说，新疆地域辽阔，地广人稀，王震高瞻远瞩，着眼长远，认为要开发建设新疆，也必须从内地迁移相当数量的人口。所以他在1950年初秋，就派二军六师政委熊晃到湖南去征召女兵。他认为湖南妹子能吃苦，如果能招到一些有文化的女学生，来后可以先解决团营干部的婚姻问题。他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大力协助。王首道、黄克诚对新疆军区招聘团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把营盘街的一栋楼拨出来，作招聘团办事处，还在《新湖南报》上不断刊登消息报道，动员女青年参军。因为报上只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没有提“婚配”的事。所以全省各地的女孩子闻讯赶来，争先恐后地来到营盘街报名应征，使辛弃疾和左宗棠曾屯过兵扎过寨的营盘街一时间也成了长沙最热闹的去处。
王庆国：父亲的信一直追到了新疆（1）
“革命的来临并没有披着节日的盛装，倒像个风尘仆仆的士兵，或者像个外科医生。革命翻耕了几千年来发霉生活习惯的底层”。巴乌斯托斯基的话就是我五十年前最真实的感受。但我心中渴望光明的未来尽快到来——像童话中的情景，一夜之间就有新鲜的空气，有花园和森林，有崭新的城市在我眼前出现；阳光、风和鲜花代替监狱、挨饿和难以承受的没有尽头的劳作；到处是愉快地创造财富的工人，被太阳晒得红黑的健康的农民，幸福的老人，快乐的儿童，永远追求着的艺术家……
这些希望让我快乐，不时有一种革命的冲动，但我的出身又使我惶惑，甚至有些恐惧。虽然刚解放时，一切看起来还是平和的，但由于我出生在国民党将军家庭，使我总觉得有风暴会随时从不远处刮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