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之中，无论受到怎样的歧视和冷遇，批斗和打击，我都忍受着，以非凡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忍受着我经历的苦难。这些，在“文革”一开始就回到湖南、被有关方面保护起来的明六叔公是不知道的。
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明六叔公已于1989年以九十七岁高龄仙逝。我作为他的满孙女，与我的儿孙们仍在新疆这座军垦小城石河子平静地生活着。
回顾自己的路，我1951年进疆，1991年退休，在这块土地上扎扎实实地干了四十年，农场的所有活儿我都干过，这里留下了我的豆蔻年华，美好青春，留下了我的光荣、欢乐与痛苦，留下了我的儿孙，我是真正的兵团人了。我感到我的人生很充实，内心很欣慰。我知道，如果没有我们这一代军垦战士，就没有新疆这些美丽富饶的绿洲。
毛灿奇：见不到毛主席，我决不留长发（1）
我到达焉耆后，被分在二军六师十七团，虽说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锹，但除了一身军装，除了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没日没夜地劳动，军事训练几乎没有。
一进甘肃，就是扑面而来的荒凉。但我们当时所到达的地方，则是彻底的荒凉。住的是地窝子，面对的是一大片茫茫的戈壁滩和盐碱滩相间的荒原。到处是狼、马蚤子和蛇。有些碱滩很深，有个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
当时，虽有一些粮食，但没地方加工。十几公里外的老乡处有一副水磨，我们的司务长——一个看不出年龄的老兵就用毛驴驮着粮食到老乡那里磨面。回来时，走迷了路，误入一个碱滩中，毛驴掉了进去，越陷越深，他眼睁睁地看着毛驴被碱滩吞没了。
而我们的主要任务，则是要把这样的地方开垦成良田。整天就是那把巨大的砍土镘，用它没日没夜地挖呀挖呀。手上裂开了口子，砍土镘把上全是血，红的变黑，黑的结了痂，痂上又染了血。发的黄棉衣是大号的，袖子长，我人小，手上渗出的血把半截袖子都染红了。
那时我们每天三点半起床，简单地洗漱之后，写半小时日记，干到八点钟吃早饭，然后带上两个玉米饼子，一直干到晚上十点钟才收工。回来后还要搞政治学习，思想教育，搞完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就晚上十一二点了。所以休息的时间很少，加之吃的东西很差——玉米饼子硬得能把人头上打起包。大家总感到困，感到劳累。即使这样，还要唱歌，说话，不然，领导就说你有思想问题。
冬天开荒更加难受，一是寒冷，冻得人受不了；二是地被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开垦起来十分吃力，砍土镘挖下去，地上只有一个白印子，把砍土镘弹得老高，震得虎口一阵阵生疼；三是脸和手极易皲裂，最后手和脸上的皮肤变得像哈密瓜一样难看。而冬天也是粮食最紧张的时候，所以就把吃玉米饼改为喝玉米糊糊。我这人干活儿不要命，但饭必须吃饱，那点糊糊管什么用？好多次我干着干着活儿，就饿晕过去了。
那时的女兵都留着两根又黑又粗的长辫子，但这里连肥皂也没有，我们没法洗头，头上长满了虱子，最后只好用碱土洗头。那东西蜇得人头皮发麻，我一不做，二不休，就把头发剪了，剪成了小平头。
为了当兵，我虚报了年龄，把十五岁报成了十八岁，所以到部队后，人家也把我当成年劳力看。我当时也没想很多，我只想劳动，只想当“劳模”，因为“劳模”当大了，成了全国劳模，就可以见毛主席。我非常想见毛主席，从那时就想见。可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在那时要见到伟大领袖，当劳模是唯一的途径。所以我恨不得把所有的活儿都干了。
我记得我们到吾瓦开荒时，团里除了两千多名军人，还有当年一月和四月分配给团里的内地遣犯两千三百余人。军人和遣犯一起劳动，分不清谁是遣犯，谁是军人。有几次，我出去碰到老乡，人家都恐惧地躲开我，用生硬的汉话嚷道，遣犯！遣犯！
其实，我们的劳动强度比遣犯还大，目的也有些相同，那就是“争表现”。但他们的目的更明确，那就是表现好了可以减刑释罪；我们则显得有些理想，是为了“建设新新疆”的崇高目标。但现在想起来，那种工作强度，那种发自内心的、自愿的苦役，是没有把自己当做“人”看的，仅仅把自己看成了一把不停挥舞着的、粗劣的、经久耐用的砍土镘。
我性格外向，不怕吃苦，再苦都是乐呵呵的，因为留着个小平头，大家都叫我“假小子”，我的大名毛灿奇反而被人忘了。一副男同志模样，也给自己省了不少麻烦。因为当时遣犯多，常有遣犯半夜里偷偷溜到我们地窝子里摸女的，那时的厕所是用芨芨草搭的，也就能挡个视线，一刮风，就没了踪影，怕晚上遇到坏人，一个人上厕所，就得去一个班跟着。
那时还有流匪。1951年冬天，我们到天山里去打柴火。路很远，一天只能往返一趟，要过两条冰河，一个大冰滩——那冰滩险象环生，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冰窖里，曾有一个老乡就掉进了冰窟窿里，七八个人才把她拉上来。有一次，一名流匪看见我们全是女的，就拿着刀，要图谋不轨。大家吓得不行，就惊慌失措地对我喊叫道，假小子，快过来，有坏人！我跑过去，故意把棉帽子一扔，露出小平头来，一边挽袖子，一边向那男人走去。那男人以为我是男的，吓得像兔子一样逃跑了。
五二年秋天，营里来了一台马拉收割机，是苏联过来的。那东西虽然靠马拉，在当时已很先进。营长曾找我谈过话，让我和他结婚。我不。一遇到这种事，我就说你比我爸的年龄还大，我可不愿给自己找个爸，弄得人家下不了台。所以每次开会，都说我没有扎根边疆的思想。但营长仍对我有好感，就培养我当马拉收割机手。
有一次，我到一个连队去割麦子，连里建了一溜土坯房，给遣犯们住——当时就是这样，稍好的条件都给了他们。连里以为我是男的，就把我安排在遣犯们住的过道里。劳动一天，本来十分劳累，但听到两边屋子里遣犯们脚镣发出的丁丁当当的响声，心里很害怕。但想着想着，也就呼呼地入睡了。
我睡得正香，教导员来检查工作。见过道里睡着一个人，就问，是谁睡在这里的？
从营里来的收割机手。
怎么能让她住在这里呢，难道你们不知道她是个女孩子？你们这不是把羊送到狼窝旁吗？
哎呀，教导员，我们还以为她是男的呢。
这太可怕了，太危险了，赶快让她搬到连部去住。
当时的连部也就一间小房子，是连部人员办公兼睡觉的地方。里面挤了好多人，我再挤进去，里面显得更加拥挤和闷热。加之我是女的，大家都只能穿着衣服睡觉，更是汗流浃背。我那天割了近七十亩麦子——创了马拉收割机割麦的最高记录，累得不行，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躺下就睡着了。
我那时的脑子里，除了“干活”两个字外，剩下的就只有饥饿了，劳动加立功等于见毛主席，为了这个目的，我要求自己干的每一项工作都要超过男同志：挑柴时，男的挑一百五十斤，我挑一百六十斤；他们日开荒四亩，我开荒四亩半，完成不了，我就加班加点。就这样，我在五二年评上了劳模，但由于不愿结婚，说我看不起革命老同志，就把劳模改成了立一等功。
说起饥饿，至今还能感觉到那种晕眩和使劲儿咽唾沫的情形。一听说吃的东西，肠子就会咕噜噜一阵乱响，身子也会因紧绷而猛烈地收缩一阵。这时得赶紧用什么东西支撑住自己的身子。不然，就会因为身体对食物的强烈渴望而晕眩，一头栽倒在地。那时做的梦除了偶尔有故乡的情景外，其余的梦全是关于吃的。我梦见过吃下一只全羊，很多(又鸟)，金黄的玉米和一盆盆米饭。那些梦常常使我从梦中兴奋得醒过来。
记得五二年割麦时，送饭的人先送来了玉米馍，回去挑下馍的盐开水去了，到了时间还没来。我饿得眼冒金花，实在难以忍受，就对班长说，班长，我饿得受不了啦，能不能吃几个馍馍？
你能吃几个？班长问我。
那馍是玉米面做的，一个就有三四两重，看着金黄金黄的，其实很糙，但我觉得它们比山珍海味还要香，觉得自己能把那一堆馍全吃掉，就说，有五六个就行了。
毛灿奇：见不到毛主席，我决不留长发（2）
班长一听，有些吃惊，就跟我开玩笑说，今天饭多，都说你是“大肚汉”，你如果能吃完八个馍，我奖你一罐辣子。
我还没答应，女兵班的就嚷起来了，假小子，你吃，你答应，你如果能把一罐辣子赢过来，我们就可以吃一礼拜了。
当时除了主食，基本上没有什么菜吃，每顿都是清水里煮几片菜叶子，然后放上两三勺油泼辣子，搅一搅就是菜了。那一罐辣子是连队的，可它是一笔了不得的财富。我很认真地问班长，如果我吃完了，你真敢把一罐辣椒奖给我？
班长一下子犹豫了，他的确没这么大的权力。正好指导员过来了，就说，我来当裁判，你如果赢了，这罐辣子就归你。
全连战士都过来看着我。
我说，那我就开始了。一边说，一边把八个馍抱在自己怀里，好像怕他们说话不算数，会把这八个馍拿走。
我很快把八个馍咽进了肚子里。见我把最后一个馍吃完，连那些男兵们都瞪大了眼睛。女兵们则赶快把那罐辣子抢了过来。
营部副官一见，说，她这么小，不要把她撑死了。
连里也害怕了，指导员命令我到树下休息，不准喝水。我吃了一顿饱饭，很快就睡着了。
为了让我多休息一会儿，他们上工时怕惊醒我，所以没有吹哨子。
我醒后，见大家已经在劳动，就问指导员为什么不叫我，我可不可以喝水了。他看看手表，三个多小时过去了，就说命令已解除，我可以喝水了。我趴在水渠边喝了水。觉得干劲倍增，那天我用镰刀割了两亩多麦子。
还有一个关于吃的事情。那是我立了一等功后去师部开庆功会，师部设在焉耆。我姐姐毛淑奇参军后在师部医院当hushi。我们是同一批进疆的，到了新疆后分开了，再没见过面。我去见她时，她已认不出我了，以为是弟弟，就说，弟弟呀，你多久也当兵来新疆了？
我全身都是泥土，由于劳动，身上的衣服已破得不成样子，姐姐的同事见了我就对她说，毛淑奇呀，只听说你有个妹妹在新疆，从哪里又冒出个弟弟来了？
我听了后只是笑，笑了好久，才对姐姐说，看你那眼睛咋的了？我是毛灿奇！
姐打量了我半天，摸摸我的头发和脸，又看看我那双原来娇小、现已变得粗大的双手，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了。她一边揩泪，一边问我，你在干什么工作呀？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我在劳动，搞生产建设，光荣得很！
你看你都没个人样子了。
谁说的，我立了一等功呢，我是到师部来开庆功会的。
说完，我就向她要吃的，姐，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我觉得饿。好饿好饿。
有，刚好剩下些病号饭，姐说着，端来了一缸子(又鸟)蛋煮面条。
自到了新疆，我就没见过(又鸟)蛋。端着缸子，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姐见了，也直抹眼泪，她哽咽着说，吃吧，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开始时我小心翼翼地吃着，生怕自己会一口把一缸子美味给咽下去。最后终于止不住，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几口就把一缸子面条吃完了。
姐姐的同事又盛了一缸子，我又把它吃下去了。
老炊事员一听我吃掉了两缸子面条，就出来对姐姐说，小毛，你让她到伙房去。
到了伙房后，他端出一盆面条来，说，小子，你吃吧，能吃，就把它吃完。
我一见，那个高兴啊，把那盆面条吃得一根没剩。把老炊事员惊得半天没合上嘴。过了半晌，他才说，好饭量，真不愧是个二小子！
姐说，她不是二小子，是我妹妹，来参加庆功会的。
炊事员一听，更是吃惊，不相信地嘟囔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唉，那是我吃过的最饱、最香、最可口的一顿饭，无论怎样也不会忘记，几十年了，我还记得它的香味。
饭后，姐姐给了我一块肥皂，一盒搽脸用的“处处红”，又给了我一双袜子，要我换上。
当我把旧鞋子一脱，姐给吓住了。因为当时穿的是“陕北袜子”，白布做的，用一种树叶染的色，穿了脚黑。姐一看我那双黑脚，还以为我的脚冻伤了呢，不停地问，你的脚怎么了，你的脚怎么了？
我说，没事儿，只是没有肥皂，洗不干净。
虽然立了一等功，虽然参加了庆功会，我心里并不满足，我的目标是当劳模。参加那次庆功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医院吃的“病号饭”。还有就是在庆功大会上讲话时，由于我年龄小，个儿矮，上去发言时，没有讲台高，开始大家只听见了我的声音，看不见我的人。政委亲自给我垫了一个凳子，我也只能勉强把脑袋伸出来，引得官兵们一阵大笑。
那次庆功会更坚定了我当劳模的决心。我相信自己凭劳动，终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第二年，他们却让我到妇女队去当文化教员，这也表明我提干了。按说应该高兴的。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却十分伤心，哭天抹地的，我说我不去，人家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不能在一线劳动，就不能再立功，不能评上劳模，也就见不到毛主席了。但人家说那是命令，不去是不行的。我就只有去了。
生活一下暗淡起来，干什么都没有劲儿了。自从理成短发之后，我就发誓，见不到毛主席，我决不留长发，颇有些削发明志的味道。可到了妇女队后，这短头发却不断地给我惹麻烦。
毛灿奇：见不到毛主席，我决不留长发（3）
五二年的湖南女兵来了，紧接着山东女兵也来了。山东女兵比较封建，我去接她们时，她们以为我是男的，见一个男的去接她们，还和她们握手，就用石头打我，还骂我。我对她们说，我也是女的，但没人相信。
你既然是女的，那你为啥留着这样个头？她们问我。
我说我不愿留长发，嫌麻烦。
她们的区队长段凤英仍不相信我。有一天，我去给她们送水时，她把我堵在一个房子里，其他女兵趁势把我围住。
我吃惊地问道，你们要干什么？
俺们要检查你，看你究竟是男是女。段凤英说。
我是女的。
俺们认为你不像，哪有女人留这么短头发的。
我听了她们的话十分生气，觉得自己受了屈辱。经过两年多劳动，我力气大得出乎自己的意料。我推开她们，从窗户逃了出来，就去找教导员，说她们侵犯人权。
现在想想，也难怪她们要那样做，粗大的手脚，粗糙的脸，加之头发又短，哪还有一点女人样子？就连作家碧野也没看出我是个女的。碧野到我们团去参观时，政委和他打乒乓球，然后又让我打。完了后，政委就给碧野开玩笑，把我说成是他的警卫员，并问碧野，作家同志，你看我这警卫员咋样？
很好，就个子矮点。
你猜猜看，她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是作家，善于观察人的。
碧野一听，把我叫得近了些，端详了一阵说，肯定是男的。
我和政委听后，都笑了。
从五一年到六○年，我年年立功，但终归没评上劳模。我有好几次可以调进机关，但我都没去，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往最艰苦的劳动一线调。十年劳苦，累出了一身病，最后身体垮掉了，也没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后来，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我和许多湖南女兵一样，被打成了“另类”，我的一切都被剥夺了。但我却不愿失去自己的梦想，即使“文革”中我被打成脑震荡，我也要把它保存在自己的脑海中。
我是一介百姓，一个普通的生命，却怀抱着一个不适宜的梦想——因为它是我唯一的梦想。我不能失去它，一旦失去，我就没有支撑自己活下去的东西了。所以“文革”中把我弄去当伙夫，我还高兴，因为我又有成为劳模的可能了，又可能见到毛主席——他那时已光辉灿烂得不得了。
但直到毛主席去世，我都没能见到他，当然，他的挂像我见得太多了。后来，退了休，我攒了钱，由老伴陪着，专门去了北京，不巧又碰上毛泽东的纪念堂不对外开放。站在空阔的天安门广场上，我的泪水止不住滚滚而下。
吴梅苏：这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1）
你也看到了，这就是吾瓦镇。刚到五月份，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热浪就烧人了。红柳、胡杨、庄稼和人都蒙着从大漠里刮来的沙尘。大风三天两头地刮，使天空里一直悬浮着尘沙，昏黄一片，难见天日。刚刚铺上的地膜刮得没了踪影，使出土不久的棉苗，转眼之间就被抹去了。我们面对这种情景，已不再流泪。这样的情景我们已面对了五十年，与风沙的抗争也已到了第三代人。五十年过去了，那白花花的盐碱依然漂浮在土地上，这里还是显得这么荒凉，一切东西都很容易被荒凉淹没掉。面对这铁黑色的戈壁，深黄色的沙漠，远处焦枯的天山支脉秋力克山，我现在还无法想像这块叫吾瓦的绿洲是怎样诞生的。
吾瓦，维吾尔语的意思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我刚来这里就听到了一个凄婉的传说。
说是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本是一片绿洲，绿洲里有一个小村庄，塔里木河从村边流过，人们用河水种植庄稼，饲养牛羊，日子过得幸福美满。后来塔里木河改道，水源断了，绿洲荒芜了，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贫穷。姑娘玛洛伽决心去寻找水源，她背着一袋馕和一葫芦水，只身走向荒原。人们等待着，盼望她能和甘露般的流水一起归来。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人们还不见玛洛伽的身影。只是每年五月，人们看见她走过的地方，盛开着一丛丛、一簇簇的野麻花，如霞似锦，十分艳丽。人们说，那是玛洛伽艰难跋涉的步履，那盛开的野麻花正是她的灵魂。
有一首流传在当地的古老民歌是这样唱的——
看见白碱黄沙，
想起了玛洛伽。
幸福泉找不见，
只见野麻花。
如果葫芦里还有一滴水，
玛洛伽绝不会倒下；
如果袷袢里还有一块馕，
玛洛伽一定会回到她的家……
我每次唱起这首歌，都很难抑制住自己的泪水。
水是生命之源，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母亲。但塔里木河故道只留下了干枯的河床。
而我们六师十八团的官兵们却要在这除了白碱黄沙、除了被太阳晒得发黑的戈壁滩，看不出一点能萌发绿色希望的地方开垦出一片绿洲来。老乡们听说后，都不停地摇头。
这里绝大多数都是征尘未洗的男人。他们很多人世世代代与土地打交道，也怀疑这地方能长出庄稼来。没有一点儿雨，那片土地不知已被太阳晒死过多少回了。
而王震将军俯视着这片荒漠，却赞叹道，多大一块地盘子呀，比南泥湾大多了！
这话吴梅苏是听见了的。当时这个团一共有两千一百一十八人，女性八人，男女所占人口比例分别是99.62%和0.38%，女人如同泥土中的几粒珍珠，我是其中的一粒。
由于土地的盐碱太重，我们的眼睛都被盐碱蜇得通红。我们用发红的眼睛看着这片充满绝望的荒漠，忍不住哭起来。
我们虽然不知道水是否能创造奇迹，但我们需要水。
水就是希望。只有有了水，才会有开端。
道光年间林则徐充军伊犁，为了屯田，曾在吾瓦附近修过一条渠，但没有修到这里来，他似乎已否认了这片盐碱地能长出庄稼。但王震已决心从孔雀河边另挖一条大渠，以便在这里开垦一个大的垦区。他在军用地图上从孔雀河中游艾乃孜开始，经上户乡、大墩子，到吾瓦，画了一条醒目的红线。这条线的实际距离是六十公里。
一顶已很破旧的帐篷搭了起来，那是指挥所；一个个简陋的地窝子很快掘成，那就是营房，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和这两千多名南征北战、徒步进军到新疆的官兵们就这样开始了拓垦荒原的生活。
我毕业于湖南军政大学，我几乎是紧随着进疆部队的脚步来到这里的。同来的三百多女学员到新疆后一分，如同把三百滴水撒进沙漠里，十八团只分到了三人。
汽车向吾瓦一颠一颠地蠕动着。从西安颠到这里，这车好像已散架了，一动就“丁零当啷”地乱响。库尔勒像个村庄，渐渐地被甩在了后面。那里有些树，但叶子已经黄了，正在凋落，几家店铺里堆着一些不知什么时候贩进来的、蒙满灰尘的商品。人们懒散地坐在店铺前，或在尘土飞扬的街上走着。我以为我们要在这里停下来了，但车仍在往前走，一直到了那片寸草不生的荒漠前。
部队正在休息。听到车子响后，男人们都三三两两地突然从焦枯的泥土下冒了出来，他们身上全是泥土，如一个个泥陶。我的两个战友惊得张开嘴，半天没有合上。
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我们都搞不明白。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地窝子。
下车吧，到了。带队的军官见我们发愣，赶紧招呼道。
这是什么地方呀？我忍不住问道。
部队驻地。
我和同伴半信半疑地从车上爬了下来。
营房呢？
在地下。军官说完，就领着我们朝前走去。脚下的尘土腾起来，像云朵一样。
泥陶似的军人们羞涩地低着头，纷纷闪开。在中间闪出一条通道，我们三位女的看上去像是在检阅部队的将军，我们都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劳动已使官兵们衣衫褴褛，泥腥味和汗臭味扑面而来。不时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战争留在他们胳膊和脸上的古铜色伤疤。
军官把我们带到一个在平地上挖的一个“洞”前。说，请进去吧，这就是你们的住处。是战士们为你们挖好的，全团都住这样的地方。它的名字叫“地窝子”，冬暖夏凉，挺好的。
我见那洞口放着一个用已有些枯黄的树枝扎成的“花环”，就想，这该是献给我们这第一批来到这个雄性世界中的女性的最好的礼物了。
这也可能就是我们闺房的标记。
吴梅苏：这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2）
请进去吧，这真的是你们的住处，现在正是部队最艰苦的时期……那军官因为心怀歉意，说话吞吞吐吐。见大家在门口愣着，又安慰道，不过，以后会把这里建成一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地方……用我们的劳动，很快就会建成……这是官兵们为你们挖的，要大一些，这大热天的，里面挺凉快……你看，大家还用树叶扎了个花环呢！这里没有其他花，只有野麻花，但已开过了，现在只有树叶……但你看到了，由于缺水，它们已过早地变黄……
这是个少言寡语的军官，自迪化同行到这里，他除了“下车、上车、大家休息一会儿、开饭”等几句话，很少说过别的话。他现在一下子说这么多话，让大家感到有些奇怪。因为是他把大家引领到这里来的，所以他感到过意不去，浑身被深深的歉意笼罩着。
我们在门口迟疑着，仍不相信这就是我们的住处。我看看两位战友，她们的眼圈有些发红，眼泪差点没掉下来。我说，其他人能住，我们也能住，我们进去看看吧！
我先走进去了。里面有些暗，低矮得必须低下头。一面是“门”，三面是泥墙，地上有一面的土基高一点，那就是床了。床上铺着一层红柳枝，洞顶上铺着红柳和胡杨枝，上面垫着土，头一碰地窝子顶，泥土就会不停地掉下来。
把我们请进地窝子后，那军官就走了。剩下我们三个人，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鼻子一酸，抱头哭了起来。
就这样，除了传说中的玛洛伽，这块雄性的荒原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女人。
自古以来，人都是逐水草而居，唯有我们这群军人，逆此而行。这里的地下水含有大量盐碱，人喝了以后，腹泻不止，洗脸洗手，皮肤蜇得又疼又痒；衣服洗后晒干，也会留下一层白花花的盐碱，硬邦邦的，穿在身上十分难受。没有办法，饮用水只好用马车从二十公里以外的地方拉，一辆马车往返一次需要半天，所以饮用水限量——每人每天一茶缸。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这块荒原，年降水量只有五十至六十毫米，蒸发量却高达两千五百毫米以上。那点水哪能够啊？人和这块地一样，流出的汗比喝进的水多。大家渴得嗓子冒烟，肚子里冒火，嘴唇干裂，鼻孔流血。脸上的皮一层层脱落，但那一缸子水，最多只能润润嘴唇。当年的艰苦卓绝，真是一言难尽。
我至今说起，仍唏嘘不已。即使万里西进，风雨兼程，我们刚来这里时，仍保持着南国女儿的姿色，没想到这里三天之后，我们已和这些男兵们无异，浑身泥土，满头满脑的泥垢，手脸皲裂，看不出女子模样了。
只有尽快把这条大渠修通，只有引来孔雀河的水，这里才可能有美和生机。我和两名女兵是这么想的，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想的。我们在心里渴望水，心中装的也只有水。我现在给你说，你肯定不相信，那时有些人渴得实在受不了，把泥坑里积的马尿都喝了。还有些人把自己的尿接上，又马上喝了下去。至于盐碱水，谁也不管拉不拉肚子，只管往肚子里灌。
刚过十一月，天气就冷得受不了啦！寒风毫无遮挡地从荒原上刮过，夹着彻骨的寒意，没日没夜地啸叫着，但修渠的工程却没有停下来。
为了修渠，大家把工地两边的石头都背光了，最后只得用木棍绑成的简单的架子，到更远处的戈壁滩上去背石头，往返一趟有十几里路。当时，谁背的石头多，就表扬谁，在一个集体里面，谁愿意落后呢？
我身子弱，当兵之前从没有干过重活，我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力气，每次都背一百四五十斤，有一天，我背了好几趟，算路程，快二百里了。这次，我的事迹登在了报纸上——那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上报。那是我一生最光荣、最幸福的时刻。
在背石头时，因为我的力气比不上别人，所以只有比别人早起。背得最多的那天，我夜里四点多就起床出发了。我裹紧棉衣，仍觉得寒冷刺骨。由于劳动，那棉衣汗渍斑斑，早已披花挂絮，穿在身上没一点暖和气儿。我背着木架，袖着手，独自一人在荒原上小跑着——这样会暖和一些。也是心太狠，我第一次背的那块石头足有二百斤重，走着走着，就受不了啦，一个踉跄，栽在地上，石头压着我，怎么也翻不了身。最后，我几乎是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才从石头下挣扎出来。我坐在那块石头上，感到十分伤心。而背最后一趟石头，也就是那天的第十七趟石头时，我已没有多少力气了，一天的劳累，使我浑身发软，一走路，脚就打颤。为背那回石头，我吐了两次血……
那个苦呀，现在想起来，也不知是怎么吃下的。背一天石头，双腿发硬，身子发软。上厕所时，一蹲下去就起不来了。
5月15日，大渠首期工程竣工，举行放水典礼，焉耆军分区营以上干部与库尔勒县各族军民七千余人在飞机场参加了典礼，王震将军为表彰指战员的功绩，给大渠命名为“十八团大渠”。当开闸放水时，王震看着又黑又瘦的战士，摸了摸一根根染血的镢头把，一条条折断的胡杨木扁担，闻了闻战士们身上的汗酸味，他没有脱靴就跳进了淌着流水的水渠里。叫着，这是水，养活生命的水，大家都到水渠里来体验体验吧！
战士们欢呼着，纷纷跳进水渠里。我也跳了进去，当水流湿透我破旧的军靴，我的眼泪“簌簌”地流了出来。我觉得自己好像难以承受水流的冲击，身体有些摇晃；也觉得自己难以承受水流特有的温度，内心有些虚弱。
我匍匐在水里，让水把浑身湿透。
对于我来说，水，就是我的故乡。我如今还这么说。
当天晚上，我抵挡不住水流的诱惑，偷偷地溜出地窝子，来到水渠边，地上洒着月光，使碱滩更加惨白。山影一片朦胧，大地一片寂静，只有那一渠流水在夜晚唱着歌。我在渠边坐下，听着流水的歌唱，这种世界上最美的歌声，我一辈子也听不厌。我觉得自己就像在故乡安化听资水的流淌声。作为一个在水里长大的湘妹子，我已好久没有见到流水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忍受过来的。
我往旷野里望了望，然后脱掉军衣，进了渠水。我要让自己全身心地浸泡在渠水里，洗涤掉一年多积在身上的污垢。渠水夹着天山融雪的寒意，冰冷刺骨。但我浑然不觉，躺在渠水中，像水的精灵，任凭流水冲刷着自己。
张仕杰：我们连一条裤子也没有（1）
哈尔莫墩是一个地名。它地处焉耆西北，是一个小小的盆地。天山和它的儿子霍拉山把它小心地护在怀里，时而明朗，时而忧郁的开都河从它身边流过，不慌不忙地奔向博斯腾湖。这一带是回族人的家园，也紧邻蒙古人的游牧地。
五十年前，这里是一片苇子滩和沼泽地，出没着狼、狐狸和土匪。
我到达这里时，十七团已在开都河岸一百多华里的范围内摆开了阵势，要让这些苇子变成庄稼，让沼泽变成良田，让狼嗥狐鸣变成犬吠(又鸟)啼。
我是1951年3月从长沙出发的，到达这里已是七月。车刚刚停下来，成群的蚊子就围了过来，黑压压的一片。女兵们当时只发了一套苏式军裙，被叮得直想大叫。但因为有来迎接的官兵，没法叫出来；有人想跳，也因为这种场景而只得忍着。每个人都希望那欢迎的过程越短越好。但致欢迎词的领导却来了谈兴，只见他一边用双手赶着扑向他的蚊子，一边天南海北，大政方针，滔滔不绝，弄得我们这十多名女兵叫苦不迭。最后，终于有女兵忍受不住，弯腰去拍打蚊子，一巴掌下去，手上一片鲜红，像抹了血似的。她这一带头，我们都去拍打蚊子。“啪啪”之声清脆悦耳，好像是十几个人在扇耳光一般。最后，致欢迎词的人说，蚊子就是你们面临的第一次考验。
欢迎的仪式结束后，女兵们就逃命似的想躲到房子里去，但放眼望去，四处搜寻，却没见一堵墙，一片瓦。大家狼狈地望着带队的干部。带队的干部说，现在还没来得及修房子，部队住的是地窝子、苇棚子。
什么叫地窝子、苇棚子？大家好奇地问。
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好心的战士们抱来一堆干芦苇，用火点着，把烟扇开，用来熏蚊子。虽然十分热，但为了逃避那些蚊子，大家还是往火边凑。看看自己的腿和胳膊早已被蚊子叮得惨不忍睹，再望望彼此的脸，也早已面目全非。
大家心里十分难受。最难受的是我们没有单衣单裤，在长沙发了一件棉衣，自己的衣服走时不让带，说到新疆后什么都发。但在兰州发了一套军裙后，就什么也没发了。因为害怕蚊子，我们就围着火堆——七月烤火也心甘，谁也不肯离开。
那些蚊子白天也“嗡嗡”地叫，叫声从火堆外传来，像是有意要吓唬人。领队的干部急了，说，你们这样怎么能行？你们已经是战士，几个蚊子就吓成这样，以后那么多的苦怎么能吃下？
我们一想也是，就给那干部建议说，你带着我们跑步去住处吧，这样的话，蚊子就追不上我们了。
他说，你们不说我也会这样做的，你看我跑来跑去的，不就是为了躲蚊子吗？
我一想以后就得成天跑来跑去的生活。觉得十分可笑，就“扑哧”一声笑了，大家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笑了起来。
我们跑着到了一排苇棚子前。那是用芦苇编成的、用水柳树干固定起来的最简易的营房，可以遮一遮阳光，避一避风。后来的经历证明，风不能大，一大就刮没了影。好在苇子多，扎起来也简单，大风刮没了，要不了一袋烟的工夫，一个苇棚子又搭起来了。
因为白天苇棚子里阳光少，成了蚊子的聚集地，大家一进去，蚊子就“哄”的一声闹开了，然后又“哄”的一声向我们围过来，吓得我们赶紧逃了出来。有人已动作快速地点了火把，挥舞起来。
怎么连一条裤子也没有，得给我们发一条裤子，没有裤子怎么行？我用抗议的语气说。
团里已知道了女兵的情况，没有办法，只得发动离沼泽带远的、在霍拉山下的戈壁滩上开荒的一个连队捐献裤子。然后，我们每人收到了一条满是补丁的裤子，裤子上净是汗水、泥土和污渍，发出刺鼻的汗酸味。大家已顾不了那么多，赶紧穿上。
解决了腿的问题，大家自如多了。我们事后得知，那十几个老兵捐出自己的裤子后，自己则近于一无所有了，干活时只能在腰上围一块布遮羞。
这一切，不仅出乎我的意料，也是其他女兵没有预想到的。
我这名字男性气十足，这在湖南女兵中很普遍，从中可以隐隐窥见20世纪上半叶妇女争取解放的痕迹。我家住湘阴，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后随程潜起义。解放前家境比较富裕，我从小就过着吃穿无忧的生活。解放后，家里很快变穷了，最后连自己和姐妹们上学也很困难，但那也比新疆好多了。我从没想到新疆的生活这么苦。我也没有想到，一支胜利了的军队没有享受胜利带来的一切，却在这荒凉至极的地方吃着人们难以想像的苦，受着难以忍受的罪。
部队基本没有休息，每一个人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拥着，拼命地干活。每天三点钟就有人起床，自觉地出工了。晚上，只要没有政治学习之类的活动，直到晚上十一二点，还有人没有收工。
在那片土地上，似乎每一棵芨芨草，每一片芦苇叶，每一块土坷垃，每一粒沙子，每一星尘土，都充满生机勃勃的热情——不，简直是一种狂热。这种狂热有鼓动的因素，也有一种盲目而诚挚的对新制度、新生活的希望和向往。
我刚来时分在团宣传队，但主要工作仍是开荒种地，工作之余，排些节目鼓舞士气，所以我比其他人还累。那时，你常常可以见到一些边走路边打瞌睡的人，那简直是一种特异功能。一般都是这样，走时先把路瞟一眼，然后就睡，到了又该看路的地方，自然就会睁开眼睛。但有时的确太困了，走到了泥坑里、水沟里。我有一次走在最后，也是边走边睡，那次睡得太死，走着走着就掉队了，最后走偏了方向，像梦游似的走到了一片戈壁滩上，走出了三四里地，才迷迷糊糊醒过来。醒过来后一看，周围什么也没有，才知道走错了。见自己独自一人，想起那累，那苦，一边往回走，一边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哭得真是肆无忌惮，那不是伤心，而是痛苦，一切的苦和委屈都哭出来了，身体里积压了很多的东西也随着泪水挥掉了，我觉得轻松了许多。只是没有想到，我哭着哭着，又睡着了。
还有一次，我也是一边走路，一边睡觉，掉到沼泽里去了，掉进去时，我睁了一下眼睛，然后又睡着了……哎呀，那个困呀，苦呀，现在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
其实，部队吃的苦比那些内地遣犯还多，犯人每天劳动十个小时，最多十二个小时，我们劳动十六七个小时。他们还可以偷懒，如果不想争表现的，可以往地头一躺，什么也不做，谁也拿他没办法。可我们不行，因为觉得自己是在为新中国干，是在为建设新新疆出力，为建设新的国家流汗。
张仕杰：我们连一条裤子也没有（2）
整整三年，没发过一分钱津贴，我们没钱买牙膏、肥皂、卫生纸，说句不怕人家笑的话，最后连内裤也没有。那里的蚊子那么多——有个说法是“三个蚊子一盘菜，伸手一抓一大把”，的确是一点儿也不夸张。但直到1953年才给我们发了一顶蚊帐，还是那种一个班合用的大蚊帐。
人，已完全成了一种劳动的机器。
我到部队不久就耳闻目睹了一件令人十分震惊的事。有天半夜，突然响起了清脆的枪声，一共四声。部队以为是土匪来偷袭，一下紧张起来。武装值班分队先冲了过去，后来才知有四个人死了，好像是自杀的，人们听说后，纷纷朝枪响处跑去。只见四名战士倒在血泊之中，有三人已停止了呼吸，有一人还在动弹。
他们都是把步枪枪口含在口里，扣动扳机自杀的，满脸是血，惨不忍睹。那名还在动弹的战士可能是扣动扳机时太紧张，枪口滑了，子弹从脖子穿了过去。他仰躺在地上，火把把他的脸照得分外红亮。血在火光中显得十分鲜艳，像一朵鲜艳的花。他看着围观的人，眼睛的余光中满是愧意。领导问询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已说不出话，只是摆摆手，又吃力地把手做成手枪状，对着自己的脑袋比画了一下。当医生要救治他时，他喉咙里发出“咕噜”的怪叫声，连连摆手，表示拒绝。
他被抬走了，第二天死在卫生队。
四人都是起义士兵。因为身体单薄，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劳动强度。加之劳动中老是落后，经常受批评，自尊心也承受不起。最后四人抱头痛哭一场，决定集体自杀。由此，你就可以想像当时的苦累程度了。他们的死因当时就从遗书中调查清楚了，但事隔多年以后才透露出来。那时的人，也许的确是靠信仰活着的，没有坚定的从政治教育中获取的对未来的信仰，谁能受得了那种苦和累呀！而那些起义士兵，他们还没有接受这些，所以，他们绝望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那的确是信仰的力量。
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那时单纯得就像一张白纸，别人画红的就是红的，画黑的就是黑的，自己的生命、灵魂，包括思想和意识，全都属于集体。整个身心，全都投入到那个崇高的目标中。
1952年冬天，师后勤部成立会计训练班，让我去学习。我当时还不愿意，认为那太清闲了，坚持要在下面劳动，我心里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听说会有拖拉机，所以我要当拖拉机手。最后，营教导员告诉我，拖拉机那样现代化的设备，要由出身好的人掌握，像你这种地主家出身的小姐，做梦都不要想。
我听后，才十分难过地死了开拖拉机的心，到师部去学习会计。从此后，我就一直从事这个职业，直到退休。
江莉华：部队成批成批地向塔里木开进（1）
我们那一批湖南女兵共有一千六百多人，分乘四十辆车，浩浩荡荡地往新疆开。我当时才十五岁，没见过那么大的戈壁和沙漠。一进入河西走廊，就在荒凉的地方走。走了一个多月，还是那么荒凉，我就后悔不该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过猩猩峡，因为地势险要，土匪活动十分猖獗。走在最前面的一辆给养车，可能是想走快一点，赶到前面去张罗饭食。不想土匪在路上挖了陷沟，车一头栽进去了。司机和副手受了伤，但没有死，土匪抓住他们后，在他们身上浇上汽油，活活地烧死了。车上的物资被抢劫一空。我们赶到后，土匪已逃得无影无踪，被烧的司机还在挣扎，那情景真是恐怖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