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了阿克苏后，正是毛主席号召进疆部队“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的时候，部队成批成批地向塔里木开进。
我们穿着土黄色的军装，一到了黄色的沙漠里，就分辨不出是人还是沙了。
虽然是军队，但我们到部队后，学习的不是军事技术，而是生产技术；发的不是枪，而是砍土镘；接到的第一道命令不是上战场杀敌，而是到沙漠戈壁开荒。
说句实话，哪儿没有地种呀！为啥要满怀豪情到塔里木来种地呢？我拿着那把粗大笨重的砍土镘，看着看着，眼泪就出来了。我更加后悔，在心里暗说，一旦有机会，我就要回常德去——我家在常德市——回去后继续读书。
然而，当兵是我自己要来的。那时，胸前有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家里又挂“光荣牌”，觉得不但自己光荣，家里也光荣。就和几个同学背了个包袱，也不跟家里人说，就往长沙走。去了后，招兵的一个女军官问道，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江莉华。
多少岁？
十八。我说。因为我很少撒谎，又是跟解放军撒谎，所以，心里特别紧张，那话一说出来，脸就红到了脖子根上。
你这么小，顶多十三四岁。她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胆子，仍坚持说，我就是十八岁。
她很严肃认真地对我说，小姑娘，你如果撒了谎，到新疆后是要劳改的。
我当时不知道劳改是怎么一回事，我只猜测那可能是一件可怕的事，犹豫了一下，就说，劳改就劳改，我不怕。
进了塔里木，看到那无边的沙漠，就把人吓住了。除偶尔可以看到一两丛红柳外，再没有活的东西，一些不时可以看见的枯胡杨树桩，不知死了多少年了，在阳光下泛着白骨一样的光。我当时就想，这样的地方能活人吗？除了疯子，谁也不会想着要在这样的地方开田地，种庄稼。
那的确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因为我看到偌大一条塔里木河都被沙漠整得半死不活的，更何况我们这些人呢！
我们进去时正是七月份，塔里木像个大火盆一样，要把人烤成肉干。有人测量了一下，那里的地表温度竟有七十多度。我们在石板上能把饼子烙到九成熟，有句“青石板上烙大饼”的歌词绝不是夸张。
当时，就一套棉布军装，整天穿在身上，整天都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到最后，结上了一层白白的盐粒。沙漠中没有水，洗不成脸，洗不成澡，洗衣服就更不用想了。身上那个酸臭味呀，自己闻着都感到恶心。我们是在水里长大的，哪离得开水呀，成年累月的不洗澡，更是受不了。最后，我们壮着胆子，直接去找领导。找到连长，连长说，这大漠戈壁的，哪有这么多讲究，不能有资产阶级情调；找到营长，营长说，连饮用水都困难，哪还能洗脸洗澡呀，努力开荒吧，这荒要一直开到塔里木河边呢，到了那里，就可以每天洗脸、洗澡、洗衣服啦！因为当时的确太想洗个澡了，我们就继续去找团长，团长说，姑娘们，汗水就是河，用汗水洗脸、洗澡、洗衣服好了！
大家无望而归，只得继续忍耐。
团长虽然这么说，但还是把我们的意见反映到了师里。可师长林海清也没有办法。考虑了半天，就让我们去挖胜利渠，准备把塔里木河的主要支流阿克苏河的水，通过天山南麓，引到沙井子垦区。
虽然挖渠的劳动很苦，但能够洗脸、洗澡、洗衣服，大家也就无所谓了。
修胜利渠一修就是三年。为了炸开“坚戈壁”，我们自己熬硝做炸药。没有房住，我们就露宿戈壁滩。没有菜吃，就用盐拌饭，用盐水蘸馍。
胜利渠是五一年三月份动的工，到五四年建军节才完工。总干渠宽二十九米，长六十六公里，加上十二条干渠，总长一百八十八公里，共挖填土石一千零三十六万立方米。如果把挖填的土石堆成一米高、一米宽的土墙，可以从阿克苏一直堆到乌鲁木齐，两千多里地呢！那几乎全是靠人工完成的。
开闸放水那天，国家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亲临剪彩致贺。
修完渠后，我被送到了八一农学院学习。主要学棉花种植。课程主要有《粮食作物》《作物病害》《棉花栽培学》《肥料学》《普通园艺》，还有政治课。平时上课，课余时间和节假日还是劳动，参加首府乌鲁木齐的建设。
三年下来，我已在劳动中长成了大姑娘。不停地劳动，使我渐渐对这里有了感情。是呀，地开出来了，水引到地里去了，寸草不生的地方长出了庄稼和树，看着这一切，要离开，也舍不得了。
我那时的觉悟已非常高，样样工作都要争先进。久而久之，身体累垮了，什么病都累出来了。
农学院毕业时，都是要求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当时阿克苏算是条件好的，所以都没有几个人愿意去。当学校要分我去时，我流着泪不干，坚决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学校硬把我分到这里的。
其实，那时无论分到哪个团场，都是拼了死命地干活，都是吃大苦、受大累的。只是那时人们的思想单纯，组织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就争着申请去最艰苦的地方，组织说老军人为了革命，耽误了婚姻，组织安排你们和谁结婚，大家就不再反抗，将自己嫁给一个陌生人。
江莉华：部队成批成批地向塔里木开进（2）
说起婚姻问题，我算是自由恋爱的。“分配式的婚姻”主要是在五四年以前。这之后，很多老革命的婚姻解决了，限制就放宽了，可以自由恋爱了。我之所以有这种幸运，原因是我入伍时年龄小，到了十八岁，够了婚配年龄，又上学去了。
我们当时一听“结婚”两个字都害怕。因为暗地里听到的关于女兵婚姻不幸的事情太多了。婚姻自由是人最基本的自由，但当时却没法做到。据我看，造成婚姻不幸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是年龄相差太大，有的相差二十多岁。其次是没有共同语言。特别是一些湖南、四川来的学生兵，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对爱情和家庭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憧憬。而当时的连、营干部，大都是靠打仗打出来的，脾气很粗暴，虽然都想找个有文化的老婆，却不知道怎么对待。我后来总结了一下，发现一个规律：年龄越大结婚越早，结婚越早婚姻越不幸，但更不幸的是人长得漂亮的，文化程度高的。因为结婚越早，年龄差距越大，人越漂亮，越易被上级领导挑走，这决定了你难以摆脱别人强加给你的命运，内心也就更痛苦。
自我入伍那天起，这块石头就一直压在心上，随着年龄的增加，“婚龄”的到来，天天都担心哪个领导有一天突然对我说，小江，你到年龄了，该结婚了，明天，你跟某某结婚吧。直到上学后，这种担忧没有了，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于是，就一门心思地争取在学习上拔尖，工作搞得更出色。
我丈夫与我相守了四十一年，于九七年去世了，他是我在新疆的第一个亲人，在没有孩子时，他也是我在新疆的唯一的亲人。这四十一年时光，无论频繁的政治运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动荡，我们始终相亲相爱。这对于像我们这样普通的一介平民，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塔里木，留着我的青春，留着我的爱，这土地，也浸透着我的汗水和眼泪，所以我爱它。
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她了，只有我这一副老身骨，我愿把它留在这里，哪怕能肥沃这里的一土也好，哪怕能使一株荒草生长得茂盛一些也好。
的确，我如今才感觉到，对于这片土地，我做得太少太少了。
戴庆媛：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1）
我是一个泥木工人的女儿，三五年十一月出生在长沙。抗战时父亲在湘西一家兵工厂工作。火烧长沙城后，祖父母带着全家逃往湘西。叔父用箩筐一头挑着我，一头挑着弟弟，像兔子一样逃得飞快。日本人的飞机像乌鸦似的，一阵阵飞来，朝着逃亡的人流扫射和扔炸弹。不时可以看到被打死的人横在路的两边。
湘西也笼罩在战争的恐惧之中，没有人知道日本人多久会打来。为防止日本飞机轰炸，人们所有住处的外墙都涂成了黑色，屋顶则用柴火伪装起来，远远看去，很难看出有人居住。抗战结束后，我和全家人一起回到了长沙。原来的房屋已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全家只有到市郊的史家坡找了家祠堂栖身。我读完小学，湖南就解放了。虽是小学毕业，但在村里也算是个有知识的人，就被招去参加土改工作队，当时我才十四岁。
自参加工作起，我就在琢磨着当兵。但每次去报名，都因年纪太小、个子太矮被刷了下来。
我终于等到了十七岁。我不能再等了，我无论如何也要穿上军装。
第一天去，身高和体重仍然不够。
第二天，我特意向父亲要了六毛钱，买了一双底子很厚的“南关”牌帆布鞋。那双鞋帮助了我，使我的身高勉强够了一点五米，体重不够，我就在身上绑了几只旧铁锁。
终于通过体检了，我激动得哭了起来。为表示祝贺，特意去买了一大把瓜子，一边嗑着，一边忍不住哼起了在湘西学会的小曲儿。
在我的记忆中，上路后，总是在不停地唱歌，有军歌，有革命歌曲。从西安出发后，我就不时地数路上的汽车。但怎么也数不清——一百多辆车，一线拉开，前面看不见头，后面看不见尾，黄尘漫天，好不威风。
我天生乐观。大家吃不惯陕西大饼，想念家乡亲人，我就想法子逗大家乐。我改了《我是一个兵》的歌词——
我是一个兵，
来自湖南省，
三天没吃大米饭，
气得肚子疼。
饼子像磨盘，
坐在臀下面，
进入甘肃给灾民，
也是为人民。
…………
这歌儿一唱，没有人不笑的。我自己没觉得受累，就到了新疆。我们在迪化北山坡警卫营住下后，才开始仔细打量这个陌生的城市。望望天，长天湛蓝，白云如锦；望远处，天山横亘，博格达闪耀着圣洁的光辉；向空气中嗅嗅，潮湿的南方气息没有了，空气已变得干燥，到处弥漫着孜然和烤羊肉浓烈的香味。我这才意识到故乡已远离了我，亲人已远离了我。我因为不知道故乡和亲人离我究竟有多远，就伤心地哭了起来。那是我离家之后第一次落泪。抹干眼泪后，就开始计算回家要走多少天路，总是没有算清，只知道要回家恐怕很难了。
第二天，女兵们被集合到八一广场，听王震将军训话。大家都还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叽叽喳喳，全是三湘四水的方言俚语，整个广场上，全是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湖南女兵，景象好不独特。
突然，广场寂静下来。接着，响起了王震将军浓重湖南口音的、具有职业军人特质的声音——
同志们，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把你们招聘来，是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是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湖湘子弟满天山，这还不够，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
将军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的秩序就乱了，因为大家从将军的话里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见不着爹娘了。大家哭的哭，闹的闹，后面将军讲的什么就听不清了。
我没有哭。我是一个不轻易落泪的人。
我们这批女兵大多进了工厂，有去钢铁厂、水泥厂的，也有进修配厂、棉纺厂的。我被分到了七一棉纺厂。
棉纺厂在迪化东郊，大家背着背包，提着行李，走了半天，也没看见工厂的影子。最后，队伍停了下来，带队干部宣布，到工厂了。
我四下里望了望，问道，工厂在哪里呢？
那干部笑一笑，乐观地说，它在我们的汗水里，只要我们不怕苦，肯流汗，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
蓝天为帐，大地为床，大家放好行李，就开始打土坯，修厂房。迪化当时正值四月，在南方早已是莺飞草长的时候，这里的冰雪才刚开始融化。露天宿营，大家即使紧紧地挤在一起，也冻得受不了，没有办法，第二天只好挖地窝子。根据地形，地窝子有大有小，有的住一个班，有的住两个班。没有想到，我们留在新疆工作，却连个住处也没有，不得不掘地而居，成了城市里的穴居人。
当时的生活那么艰苦，我的确没有想到，有句俗语叫“当兵吃饭”，有的人就是为了有口饭吃才去当兵的，而我们当时却根本吃不饱，穿不好。微薄的津贴捐献去建其他厂矿，粮食被省下来了，军装被省下来了。刚到新疆时，穿单衣冷，穿棉衣又热，但就一套单衣和一套棉衣，不穿怎么办？由于劳动强度大，又吃不饱，我瘦得只有三十八公斤，八个月没来例假。有好多次，干着干着活，就起不来了，最后终于住进了医院。当时的病号饭是稀饭里放几粒葡萄干，那稀饭可真是稀饭，稀溜溜的，能照出人影子。
后来，军区政治部举办政治干部培训班，我考上了。主要学维语，开学不久，学校就改为军区语文学校，搬到了伊犁巴彦岱。
学校提出的口号是、“一年学会是天才，两年学会是人才，三年学不会是蠢材。”学校把我们分成甲、乙、丙、丁四级，我汉语水平是丙级，维语水平是乙级。我感到很难过，想很快把汉语突击上去，但由于文化基础差，感到非常吃力，我着急得哭了——这是我入伍以来第三次流泪——其他两次一次是为不知家有多远哭，另一次是为八个月没来例假害怕得哭。
我是个要强的人。我当不了天才，但也决不当蠢材，为学好维语，我就去村里交维族朋友，跟他们练口语发音；为学好汉语，我就虚心向从华北、华中、华南革大肄业后参军来疆的同学学习。半年后，我的汉语和维语都升到了甲级。
1954年9月，军区从语文学校抽调十二名优等生去军区首届党代会筹备委员会当干事，其中就有我。军区副政委熊晃审查后，认为我维语已学得很好，就让我当维文打字员。
戴庆媛：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2）
党代会结束后，我留在了军区机关工作。当时在军区机关，男女间的接触有严格规定，除了工作往来和参加集体活动之外，男女如有单独接触和交往，一经发现，就要关禁闭七天。
当时军区的女性很少，我所在的部门四十多人，女的只有两人，所以我们特别显眼，也是众多男性暗中追求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闭门学习最安全，只要一走出办公室，就有人追求你。
当时的婚姻状况是这样的，对我们这些五四年以后结婚的女兵来说，觉得像包办又不是包办，自愿又不是自愿，既幸福又不幸福，反正十分别扭。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婚姻生活没有爱，十分压抑，最好的，也只有友谊，没有真正的感情。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包括在有意或者无意当中，我们对情感的选择，都不是从个人的需要出发，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那就是繁殖生育，让兵团的人口增加，壮大力量，以固守疆土，扎根边疆。
人世里男女之间的关系存在着解不透的密。就我们当时而言，它有时显得无比纯洁，有时又显得十分复杂。我们到伊犁后，条件十分艰苦，因为土改队有几个女兵有天晚上没去看电影，就被坏人糟蹋了。我们在行军途中或到农村去，为保证安全，我们二十多个女学员睡中间，七八十个男学员就围成几圈，睡在外面，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里，大家都像兄妹一样，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但条件变了，环境变了，这种情况也就会改变。我对此一直没想得太通。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考，我已知道男女之间的爱与被爱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
从军区转业后，我到了农八师一三三团，我去那里不久，就被当地的维吾尔族群众尊称为“玛依努尔”，汉语的意思是“像五月的阳光一样温暖”。维吾尔族群众一直这样称呼我。我到石河子市委工作后，仍有维吾尔族群众络绎不绝地前来看望我。我威信的确立，就是因为我精通维语。所以，我认为语言是民族间交流和理解的桥梁。
我永远是个明朗而坦诚的人。我坦然承认，我们是被禁欲的一代。我也永远是个繁忙的人。我一直在为自己的姐妹们不被故乡遗忘奔走。为此，我与卢代昌、朱湘楚等人一起组织印刷了一本砖头一样、厚达五百多页的精装本《我是湖南人——新疆石河子湘籍人名录》。其中印有她们的照片、故乡地址、出生年月，现在的工作单位、通信地址、电话、配偶及子女的名字和一生的主要业绩、取得的荣誉等等。我们在1987年一次聚会中留在签名单上的题词，很好地表达了我们对两个故乡——湖南和新疆的感情——
衡岳苍苍，湘水泱泱，
吾人故土，耿耿难忘。
胸怀祖国，建设新疆，
饮天山水，食戈壁粮。
喜十三大，日月同光，
婵娟千里，相祝寿昌。
石城乡友，济济一堂，
开怀畅叙，共谱华章。
我们的人名录，无疑是自己在故乡面前，替故乡写的一份份寻人启事。
杜颂先：跨到新疆来，又割苇子又打狼（1）
我1951年5月参军时，也是买了厚底鞋，然后再在里面填上棉花、布片才勉强够了身高的。我的进疆，有一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味道。我父亲原在飞机制造修理厂工作，后来，工厂从湖南搬到贵州，父亲失业了，为了谋事，他曾经想到新疆谋生，已经到了酒泉，因实在忍受不了那无边荒凉带来的恐惧，半道折回了。这些，他跟我讲过，希望以此打消我的西行梦想。但他没有成功。他总想着女儿肯定会在某一天像他一样逃也似的跑回故乡来。可直到他离开人世，我还在新疆。
我觉得自己没有白来新疆，总的来说是幸福的。当然也有一些坎坎坷坷的事，但谁的人生又总是一帆风顺的呢？我们原来有首歌谣，我唱给你听听吧——
走长路，出阳关，
不怨爹，不怨娘，
只怨孩儿腿太长，
一步跨到新疆来，
又割苇子又打狼……
我入伍后，一直在兵团后勤部财务处工作。1954年10月，我主动要求调到了安集海。
我当时的想法与很多人一样，越艰苦的地方越光荣。
安集海当时是够艰苦的。我到达那里时，正是隆冬季节。那是一个新垦区，在水利工程处的指挥下，上万人兵分两路，同时出击，一路人马负责挖渠修水库，另一路人马负责开荒造田。水利战士们住帐篷，喝雪水，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开荒部队则正集中火力猛攻肃州户等地，他们睡地窝子，喝盐碱水，跟古榆、红柳、梭梭和芦苇较量。那里除了干部，其余的全是劳改人员；有二十多名妇女，都已结过婚，她们住在几顶帐篷里。没有结婚的就我一个，我就自己挖了个小地窝子住下。没门没窗，劳改人员又那么多，我睡觉老睡不踏实，就在门口放了两盆水，心想若有不轨之徒，水盆被碰翻，有了响动，就会被惊醒。
那些天每天要劳动十五六个小时，有时，凌晨两点钟就得起来打爬犁，拉肥料和沙子。我劳动不到半年，体重就减少了二十多公斤，降到了我当兵时的三十五公斤——当年，由于体重不够，不能当兵，我跑到湘江边拾了两块石头揣在衣兜里，才够了体重。
半年之后，我们拿下了长达四十公里的引水渠和总干渠，接着又一气呵成，完成了安集海水库一期工程和所有配套工程。也就是一年时间，十几万亩荒原就变成了良田。
1956年年底，开发安集海的第一场战役胜利结束，新华社立即将这一消息通告全国，“我国最大的一个以植棉为主的农场，正在新疆著名产棉区玛纳斯河流域的安集海地区建成，面积四十二万多亩。”《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对此做了记录，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
追忆往事，我总是不胜感慨。那时候的人，思想单纯，生活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真是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只知道真拼实干。
现在，我就讲讲多年来耳闻目睹的军垦故事吧！
这石河子因为多沼泽，蚊子很多。人身上只要有裸露的地方它们就咬，咬得人心焦火燎。
为防蚊咬，大家干活时，就用布把头蒙起来，活像养蜂人戴的面罩，但即使这样，衣服一贴了肉，它们还能叮上。有人就想了个妙法，在身上糊一层泥，像泥人一般，这方法很有效，蚊子叮不透。于是，大家上工先“化妆”，跳到水渠里糊泥巴，收工再“卸妆”，钻进水渠里洗泥巴。
有一次，王震将军乘着一辆军用吉普车到下野地视察，车正走呢，突然从一片苞谷地里窜出一群脸上、身上糊着泥巴的“泥人”，只见他们一齐朝车奔来，向王震致意，大声喊着，欢迎首长！
王震看到这情景，开始有些发愣，待这些“泥人”走拢了，才知道都是他的战士。王震和他们热情握手，看着战士们糊着泥巴的胳膊、脸、脖子和腿，问道，同志们，你们为什么这个模样哇？
一个战士回答说，报告首长，这里的蚊子太厉害，穿一层衣服都能叮到肉，所以我们就在身上抹了一层泥巴，这样，在地里干活就再也不怕蚊子咬了。
哦，那可是很好的泥铠甲。他看看那一片苞谷地，果然听到了蚊群的叫声，随着叫声，它们已黑压压地聚集在战士们和自己头上。看到这情景，他再次握住战士们的泥手，激动地说，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学习！
说到蚊子的厉害，还有牛被蚊子咬死的事发生呢！泉水地有头大耕牛，有天放出去后，没有找回来，第二天找到它时，它已被蚊子叮咬得不行了。原来，那牛被陷在了泥沼里，动弹不得，任由那蚊子叮咬，只见它浑身全是小血痂，真是可怜。把它从泥沼里弄出来，当天晚上就死掉了。
那以后，各个团场的牲畜，只要在夏天，放出去后，就必须找回来。有一次，三十团二连的两头牛跑进苇湖吃草，天黑未回。大家很着急，偌大的苇湖，苇子长得一人多高，狼奔豕突，蚊虫成群，怎么去找呢？连长正在发愁，路灿壹说，我去。说罢，抄起一根大棍子，就出发了。
路灿壹是有名的大力士，河南支边青年，三十多岁，长得五大三粗，背阔腰圆，夏天不穿上衣，脊背晒得黑光油亮，他能吃能干，一手挽一框铁制“之”字耙，一口气能提一百米远，中间还要翻过一道排水渠。
他在苇湖里钻来钻去，终于把牛找到了。原来牛陷在泥里拔不出来。他用双手拽住牛角，使出全身力气，硬是把两头牛从泥沼里拖了出来。从此他就落下个“力大如牛”的绰号。
说到大力士，我想起了“白大胖”，他是机枪连的，一米八的个子，八十多公斤的体重，人黑，站在那里像座黑铁塔，跟《水浒》上的李逵差不离儿。可这黑大胖子偏姓白，大名叫白冯奎，大家都不叫他的名字，而是叫他白大胖子。
屯垦初期，部队在小拐开荒种地。浇水时，战士们都在腰间绑个长棍子，人和棍子像一个十字架，干起活来非常碍事，看起来也很怪异。但没法子呀，那里的荒地开出来后，水一进地，就会冲出好多大窟窿，有的深一两米，有的深四五米。大的窟窿能掉进去一辆大卡车，小的也能淹住一个人。不过，大窟窿很少，小窟窿最多。人若掉下去，单靠自己很难爬上来，弄不好还会出危险，所以腰间绑根长棍子，人一旦不小心掉下去，这长棍子就能把人架住。
杜颂先：跨到新疆来，又割苇子又打狼（2）
有天晚上，白大胖子上夜班。他吃过晚饭，急着去浇水，也可能是太累，他迷迷糊糊的，竟忘了往腰间绑长棍。刚跑到地边，就“扑通”一声掉进一个窟窿里，好在水不深，却听到了“嗷嗷”几声猪叫。他知道窟窿里有了一头掉下去的野猪。那野猪正狂怒着，朝他冲过来。白大胖子毫不示弱，就与那头野猪展开搏斗，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较量，终于把野猪牢牢压在自己身下。这时，他才记起叫人来拉他。几个浇水的战士听见了，连忙跑过来，听到白大胖子的叫嚷声中还有猪的哼唧声，很是奇怪，就问他，咋还有别的声儿？他说，我压着了一头野猪。战士们先把白大胖子拉上来，然后把野猪也弄了上来，那家伙足有三百多斤，全连一百多人美美地吃了几顿野猪肉。
还有个地穴历险的事儿。那是莫索湾二场三支渠刚修好不久，二十六队便挖了一条三百多米长的渠，把水引到住的地方作生活用水。渠修好后开始放水，由于地下洞穴一个接一个，放水一个星期，渠道垮了十多次。于是，全队集中四十多人昼夜守在渠道上，挖土填洞。别的洞填住了，可水到伙房门前时，“轰隆”一声，那里垮下去了一个直径两米多、深四米多的洞。守在那里的一个人随着轰隆声，掉进去就不见了。大家到处找人，但怎么也找不见，正急得团团转，突然从十几米远的一条自然沟里冒出一大股水柱来，在水柱中，还露出一个泥柱子。大家惊奇地奔过去，七手八脚将“泥柱子”捞上来，竟是那个看渠的人。原来水冲开地下的泥沙，从一条暗渠沟口喷薄而出，把那人从暗渠里冲了出来。他一吐出口里的泥浆子，连忙喊，我还活着！他妈的，我还活着！
大伙笑着说，你钻入地下十几米，还大难不死，不是土行僧，就是泥菩萨。
这样的故事说上十天十夜也说不完。
1950年7月28日，王震、陶峙岳、陶晋初三位将军到玛纳斯河西岸一带踏勘，选点建设军垦新城，当天晚上投宿在石河子老街一家车马店里。店很小，土屋土炕，店门外数步，就是泉沟、苇湖，蚊虫很多。店主哈德尔不知他们是多大的人物，在院里生了火，用柴烟熏赶蚊虫。将军们忍着闷热和柴烟熏呛，在油灯下筹划建城大计，直到午夜才睡觉。可那蚊子叮得他们不能入睡，大家不知该怎么应付。这时，王震爬上了屋顶，喊道，同志们，我找到了好地方，请你们赶快上来。众人沿着梯子上了房，果然夜风习习，蚊虫很少。将军们就这样头枕土块、身盖军毯、面对星空睡了一觉。就在那天晚上，他们绘制了石河子这座荒原新城的蓝图。
第二年冬天，建设石河子新城的施工部队开始备料。一天，建筑二大队四连开展拉砖竞赛，班长孙光先带着全班天不亮上路，拉着满载砖块的爬犁子，你追我赶。这时，后面有人喊道，同志们，休息一下吧！
战士们回头一看，认出是王震司令员，大家就停住了。王震给每人递了一支烟，一边说你们辛苦，一边为大家点上。点完烟后，他查了查每人的爬犁子，问道，一爬犁拉多少块砖？
大家如数做了回答。
有一人少了一块。王震司令员说，说完就把手伸进大衣里，从腋下掏出一块红砖来，说，补上这一块，你们的总数就够了。
班长接过那块红砖，立即想到那块砖是路上不小心掉下的，心里很惭愧。王震说，拉上走吧，掉下来的砖回头捡上就行。
王震捡砖的故事是我在书上看到的，我还听一个老军垦给我讲过陶峙岳背砖的事儿。
建设石河子新城时，条件很差，砖是自己烧，木料要自己去天山里砍，然后用人力一根根拉回来，往返一次需要六昼夜。饿了，啃冻馍，嚼冰雪，晚上，贴着马腹取暖睡觉。
在盖石河子的第一座大楼时，战士们的劲头很大。可是，楼砌到第二层时，工效慢慢低下来，咋回事呢？原来工作太紧张，生活太艰苦，天冷得滴水成冰，连个手套也没有，不少人的手冻得裂了口子，直冒血。
工程队长因为进度太慢，向战士发火，一位战士和他顶了起来，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也背几趟砖试试！
试试就试试！工程队长正准备上脚手架，看见脚手架上有个人正背一大摞砖在艰难地爬着。等那人放下砖直起腰后，大家才看清他原来是陶峙岳司令员！他下了脚手架，走到和队长吵架的战士跟前，拉着他渗着血的手说，你辛苦了，兵团处在创业之初，有些保障没法满足，以后会慢慢改善的！说完，又拉着队长说，你是个头儿，要带头才行，来，别的啥也不说，今天我陪你背砖，背完了再说他不迟。
战士们见司令员已年近花甲还在背砖，精神一下子振奋起来，干起活来再没啥说的，上上下下都是小跑，工效又上去了。
还有个陶司令员的故事。那是1953年的一天，陶司令员来到机耕农场四队，看到损坏的机油泵座和满身泥浆的机车停在泥地上，十分生气。他叫队长马上召集机耕队的全体人员开会。拖拉机手、修理工，包括学员都被召集到修理所的集体宿舍，等候司令员讲话。宿舍虽然全是地铺，但非常干净整洁，靠右面的墙上还挂着一面小圆镜。
陶司令员进来后，扫视了大家一眼，然后带着满脚的泥巴，一步跨到了铺上，来回踩了几脚，又伸手摘下墙上的镜子往地上一摔，“当啷”一声打得粉碎。
在场的人不知司令员怎么了，人人屏声敛气。
你们心疼了是不是？司令员从铺上跨下来后说，床单子是自己的，踩脏了心疼，镜子是自己的，摔碎了也心疼。拖拉机是公家的，脏了，坏了，不心疼！这样要不得呢！同志们！
陶司令员对有损集体利益的事，总是异常气愤，语言激烈，催人猛醒，让你难以忘记。但在深责严教之后，却又会给你真诚的爱护和关怀。
第二天，他买来镜子和肥皂，派警卫员送到修理所，交给镜子的主人和几个被踩脏了床单的战士，让大家把镜子挂起来，把单子洗净，还转告大家原谅他的激动和急躁。
陶先运是他的亲侄孙女，可他没有给她任何特殊的照顾，甚至连一般的照顾也没有，但他其实是很爱她的。因为他是湖南人，又和蔼可亲，他一碰到湖南女兵，就会拉上几句家常，问问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完了，他总会说，我有个满孙女，和你们年龄差不多的，也在新疆呢！他尽管非常挂念他的侄孙女，但他绝不会利用权职，做有违原则的事。对一个堂堂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兵团司令员，如果要给侄孙女安排一个好前程，是很容易的事。然而他对自己的侄孙女和其他女兵一样，一视同仁。
这就是将军们的人格魅力。他们影响了千千万万的军垦战士，也尤其影响了我。我们所以能做出一点成绩，是与他们的影响分不开的。这是实实在在的话。
华淑媛：犯人有人管制（1）
50年代初，张迪源是全军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她因此先是闻名新疆，再是闻名全军，继而闻名全国。她与另一位东北的女拖拉机手梁军不但成了农业机械化的象征，也成了当时妇女解放的象征。《解放军画报》记者陆文骏最先报道了张迪源，我记得很清楚，她的图片登载在当年的《解放军画报》第九期上。第二年元月23日，王震偕迪化市市长、第二十二兵团副政委饶正锡到八一机耕农场视察时，接见了张迪源，并为她题词勉励。王震的题词是，“努力学习，精通拖拉机技术，争取模范拖拉机手光荣称号”；饶正锡的题词是，“预祝你在掌握拖拉机技术上，不断获得新的成就，为新疆机械化农业显示光荣的示范作用”。
当年国庆节，国家邮电部将张迪源驾驶拖拉机牵引二十四行播种作业照片选为《伟大的祖国》特5组邮票之一，在全国发行。于是张迪源驾驶拖拉机的倩影，便进入了千家万户。
现在，拖拉机随处可见，是最简单的农业机械种类之一；而当年，则比汽车都稀罕。对于我们这个几千年来靠牛耕镰收的古老农耕民族而言，能让一个不吃草、不喝水的铁疙瘩去耕地、播种、收获，无疑神奇万分。
我就是抱着要驾驭这个神秘机器的梦想去参军的。
那时的张迪源和梁军，是每个女兵心目中的英雄。能驾驶那神秘的机器，是每一个女兵的梦想。
我的父亲是个生意人，家境原本比较殷实。抗战时，举家逃到了独山一带。在那里染上了肺结核，父亲辛辛苦苦挣下的一点儿家产也因为治病而耗光了。我要去当兵时，已是1952年。1951年到新疆去的女兵的一些情况已传回了湖南，传得最厉害的，就是招去的女兵都做了老干部的堂客。
因为结核病，整个华家已被死亡的恐惧盘踞着。两个儿女已死了。第三个儿子躺在床上已不行了。我母亲害怕得不行，去请了算命的人来问我能不能保住。算命的人说，你这朵花要放出去，才能开得好，不然也会凋谢的。家里也就信了，一直在等着放我出去的机会，所以我要当兵，家里也没阻拦。
当时在衡阳有个招聘点，我顺利地入了伍。我父亲到衡阳车站含泪为我送行。如果我没染上肺结核，我就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了。父亲的心情十分难过，抓住我的手，直到车子要开走了，才依依不舍地松开。
不想我刚到长沙，我三嫂就赶过来了，一定要接我回去。三嫂说，妈不知怎么听说了，说新疆没女人，招你们去是做堂客的，让你千万不要去。
那是别人造谣，瞎传呢。我说。
有人从新疆写信回家讲的，人家是去年当兵去的新疆，怎么会是造谣呢。妈听到这事后，哭得死去活来，从楼上哭到楼下，从楼下哭到楼上，非得亲自来找你回去，爸担心她的身体，就派我来接你，让我一定要把你接回去。
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挺可怕的。我去问问指导员再说吧！
我找到指导员。把这些事给他讲了。指导员说，你得信任部队。你如果不想走，没事的，你可以回去。
我说，我相信部队。
然后，我让三嫂回去，我说，我现在当了兵再回去，就是逃兵，何况那么多人都能去，我也能去。部队上的人说了，三年后就能回来。
我们到迪化正过“五一”，那天我在《新疆日报》上看到了传说中的张迪源，也从照片上看到了拖拉机，那幅照片很大，登在头版。张迪源手握方向盘，自信而又幸福地笑着，显得十分神气。我把那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羡慕得要死。
我被分到了车排子。那是七十四团团部所在地。那里有已经开垦出来的大片田地，绿色的麦浪在风里翻滚，驱赶那包围着麦田的荒凉。麦子正在扬花，麦花的清香与荒原的气息，十分浓郁地充满了初夏的所有空间。我为这种陌生的气息而陶醉。
新疆的春天和秋天都十分短暂，短暂得让人感觉不出来。雪刚刚化过，天气刚刚转暖，树叶刚刚萌发，夏天就迫不及待地赶来了。而树叶也会在九月或十月的某个夜晚突然变得金黄，然后就是白雪与落叶齐飞，冬天就这样来了。
在车排子这个地方，随着夏天一起赶来的，还有蚊子，它是夏天最为可怕和讨厌的使者。
它们使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蚊虫王国。
这里靠近玛纳斯河河湾，沼泽遍布，水洼相连。所以是蚊虫繁衍的理想场所。部队刚开到这里时，带了几匹膘肥体壮的军马，可一个夏天，就变得皮包骨头，其中一匹军马被叮得血肉模糊，浑身起满了血疹，然后感染化脓，不久就死了。
所以这里的人一到夏天，就得把全身包起来，再热，也得严严实实地捂住。实在太热，就得在劳动的地方燃起烟子熏赶，才能有一片无蚊天地。
我们在路上赶了两三个月的长路，本来就十分疲劳，到达这里后，又被蚊子扰得日夜不宁。加之水土不服，思念家乡，好多人都病了。
我虽从哥哥的地理书上读到过新疆，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有一些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厉害的蚊子。我被蚊子弄得心烦意乱，无所适从，睡眠不宁，茶饭不思，虽没病倒，但也像那些马一样，被折磨得皮包骨头，有气无力。即使这样，我也在关心自己能否开上拖拉机，我那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拖拉机迷”。
开始，团里安排我去学hushi，我拒绝了。
然后，让我到营里当文书。我说，我初中只上了两个月，当文书文化不够。
那你想干什么？领导就问我。
开拖拉机。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那金贵东西可不是想开就能开上的。告诉你吧，开它跟开飞机差不了多少，你就等着吧！
我说等就等。
华淑媛：犯人有人管制（2）
因为我没去学hushi和当文书，我只能和大家一起劳动，别人都说我傻。
当时的劳动十分艰苦，劳动强度很大。队伍往戈壁滩上一开，天为帐，地为床，绿蚊帐一撑，为防蚊子叮咬再把身上用各种布片一裹，就开始垦荒。七八月份的太阳烤得大地冒火，烤得人大汗淋漓，仍得把自己紧紧裹住。
由于劳动强度太大，有些人挖着挖着地，就倒下去睡着了；有些人吃着饭，就打起了呼噜；还有些人解着大便，睡着后坐在了屎堆上。如果是没有蚊子的时节还好点儿，若有蚊子，有些人就得遭罪。屁股会被蚊子叮得又红又肿，面目全非，不能坐，睡觉和走路以及劳动都不方便。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上工时都是天没亮就出发，每人带上三个咸面饼，就是一日三餐，夏天还好点，冬天的饼子会冻得和石头一样硬，在吃之前，得先放到怀里暖着，姑娘们经常啃着咸面饼，就忍不住哭起来，往往是抱在一起哭，哭过之后又相互勉励，说我们既然来了，就得干出个样子，就要把新疆建设得跟家乡一样美。
那时候的新疆还特别冷，常常零下三四十摄氏度，雪也下得特别厚，一般厚达二三十公分，最厚时达五六十公分。五二年冬天，雪把地窝子堵住了，大家只好从里面挖个洞钻出来。
即使雪大得开不了荒，人也不能闲着，得到玛纳斯河边去用红柳枝编抬耙，冬天用来抬雪，其他时候则用来抬土、运肥。大家穿着毡筒，裹紧皮朝外、毛朝里，只经过粗加工，还有些发臭的板皮大衣，提上一袋子馍，就往三十公里外的红柳丛生的玛纳斯河边走。
男的要编二十个抬耙，女的要编十六个，一般要三四天才能完成。那可是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严寒，冻得石头发裂，但我们却只能睡在野外。想想那情形，就令人害怕。大家冻得不行了，就点上几堆篝火，挤在一起，一边烤着馍吃，一边咽着雪，一边唱着歌——那时候谁能吃苦，谁能愉快地、毫无怨言地吃苦，才算好同志。
如果我不是非得等着开拖拉机，而去学了hushi，当了文书，这些苦我就不会吃了，所以别人说我傻还是有道理的。
时间在繁重的劳动中流淌，就在我迟迟等不到去学开拖拉机的消息而有些失望的时候。有一天，我终于听说师里要举办拖拉机培训班了，我非常激动，为使自己的梦想能够成真，我决心壮着胆子去找团长。
我想开拖拉机。我对团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