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大的洪水，平时在界河边垮了哪怕一小块地方，都得把它补起来。在那里，土地是无法用金钱估算它的价值的，就像尊严无法用金钱买到一样。
现在，你到达那里，如果没有看见边界上的铁丝网和高耸的哨楼，你会觉得这里只是一处与其他地方一样的田园。的确，随着苏联的解体，中苏武装对抗已成过去，现在边界划定后，这里已沐浴着和平的阳光。
是时间和理性战胜了对峙和冲突，但作为生存在这里的人，有一种东西却是无法战胜的，那就是凶猛的蚊虫。这里是世界“四大蚊虫王国”之一，每立方米的空间里有一千七百多只蚊子，在这里生存的人，无不“谈蚊色变”，它带给我们的痛苦不亚于战争投下的阴影，这里其实不宜于人们生活和劳作，但当年，正是为了守住这一片国土，农十师在这里建立了农场。
一八五团的蚊虫大致有三种，即蚊子、小咬和小硬壳。小咬也叫蠓，它们每年六、七、八三个月最为猖狂。这里酷热难当，但人们却穿着厚厚的衣服，并扎得严严实实的，头上都带着自制的防蚊帽，一个个像蒙面大侠。这其实就是为了防蚊子的，防蚊帽只能用纱布做才能看见东西，但小咬仍可从缝隙中钻入，咬得人皮红眼肿，火辣辣地难受极了。后来，大家用了好几层纱布也不行，最后，只好在纱布上涂上柴油，用强烈的气味熏走无孔不入的小咬，但人们也因此付出了脸被柴油烧伤的代价。
蚊子使很多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做到的事都变难了。甚至连吃饭和大小便也成了很难办到的事。办这些事之前，都得先点起柴火野草，让烟把蚊子熏走才行。这里的蚊子由于密度大，常常形成蚊墙、蚊阵、蚊网，随便伸手一抓，就是百十只。一般蚊子是昼伏夜行，但这里的蚊子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出动，所以它们一旦乘隙扑上来，就只会留给你一块红肿的皮肤。
这里的蚊虫可以咬得(又鸟)不敢出窝，咬得树上的乌鸦、麻雀掉落下来，小(又鸟)、小鸭子轻易就被咬死，活不成。
有一位农工下地干活，将两岁多的孩子放在地头睡觉，为对付蚊子，她拿用柴油熏过的纱巾盖住孩子，一个多小时后，她从地里出来抱孩子回家，不想小孩子脸上的纱布被风吹掉了，孩子满脸青肿，被蚊子活活叮死了。
所以，有人把这里的六、七、八三个月比喻成一八五团人黑色的三个月，这的确一点也不过分。
再强大的敌人都有可能被战胜，但蚊虫这玩意儿却是打不败的，它们已把一八五团的人折磨了好几十年，并且还将折磨下去。但一八五团的人之所以选择在这里生活，却是因为戍边守土。
陈云华：我仅仅是需要劳动（1）
我是个苦命人，我父母在1937年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了，当时我才一岁多。舅舅收养了我，我跟着他在湘阴城里卖稀饭。后来，日本人打进湖南，有天下午他突然被抓走了，不几天，我看见他被钉在城门上烧死了。我去找在纸烟厂做工的姐姐，不想她也被日本人杀了。我成了孤儿，到处流浪，最后流落到一个道观里打童工。
那是个小道观，破败得跟当时的国家一样，里面只有一个道士。按说他一个行善人家，当以慈悲为怀，不想他对我却很凶残。我一旦把神龛擦不干净，他就让我把擦过神龛的脏水喝掉；地扫不干净，他就让我用舌头舔；然后就想办法打我，打累了，再放出他养的一条恶狗，追着在道观里咬我。他是个虐待狂，是个魔鬼。
我想办法逃了出来。我怕道士和狗来追我，不敢停顿，连夜狂奔，一气跑到汨罗才停下来。到那里后，先捡煤渣度日，然后给一周姓人家当佣人。因为日本人还没投降，姑娘们都不敢留头发，全留着光头。日本人投降后，我们高兴得很，逮着机会，就用擂锤上去敲他们几擂锤。
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卖辣椒的，觉得有点面熟。谈了几句，他问我是不是姓陈，我说是，我叫陈云华。他又问我是不是有个哥哥叫陈炳光。我说是。他说他是我表哥，知道我哥的下落。我在汨罗城里找到了哥哥。那是八年多来，我见到的唯一的亲人。
解放后，我进茶厂当了一名工人。五一年春天，邻居告诉我，说长沙招女兵，女娃子们都去考，你怎么不去呢？
我身高不够，体重又轻，大字不识一个。我自然考不上，但我身上的伤疤多，我眼泪多，我就凭伤疤，凭哭，被录取了。没想当时害了眼病，害得没办法，没法去，我伤心得不行，整天哭，越哭眼病就越厉害。
1952年我又去考，还是凭着身上的伤疤和眼泪。
到新疆后，我先分到二十七师师部，后来又随三营调来修建独山子，担任九连妇女班副班长。编苇席、打土坯、背土块，什么活儿都跟男的一样干。独山子的老俱乐部、专供苏联专家住的苏联宾馆等都是我们修建的。那第一批建筑奠定了这座石化新城的基础。
到五五年，它像一座城了，我又被调到柳沟修柳沟水库。我是苦命人出身，参军前已把苦吃完了，所以来新疆后，再苦的活儿也不觉得苦了。我不怕劳动，按老人家的说法，干什么不要怕用劲儿，劲儿是使不完的，头天用完了，第二天又能长出来。我成了模范团员。水库剪完彩第三天，我到乌鲁木齐去和张文玉结婚，他是模范排长，我也成了模范团员，我想这就是我送给他的新婚礼物。当时，两人都是模范，大家挺羡慕的。我与他已认识一年，是老乡介绍的，他在军区军人服务社工作，甘肃庄浪人，也是苦命人，本来姓杨，是他父母实在没有办法，用两升洋芋的价格把他卖给了张家。
1958年5月，新疆军区动员党员干部带头开发新疆，我们一起转业到了农七师，组建军官农场，后来叫共青团农场。
那其实是一片戈壁滩，除了被成年累月的太阳晒得发黑的戈壁石，和偶尔出现的一丛骆驼刺外，什么也没有。当时已是傍晚，我们大都是从军区机关下来的干部，看到这种情形，没有一个男人不心寒，没有一个女人不抹泪的。大家的心绪没有调整过来，面对这种情况，显得手足无措。大家把骆驼刺拔一拔，把背包打开，一家人一块地方，铺地盖天，度过了荒原上的第一夜。
那天晚上，风没停歇地刮了整整一个晚上，像饿鬼在哭。狼一边叫着，一边在我们周围乱窜，吓得小孩“哇哇”直哭。那天晚上，没有几个人睡着。
第二天天还没亮，就有人起来挖地窝子了。
然后开荒，然后在那荒原上第一次撒下了种子。当那些种子第一次冒出芽时，我们高兴得直掉泪，然后就看着它们生长，把原来是荒凉戈壁的土地慢慢染绿。到了六月份，庄稼已长得很好了。每个人都在估算着今年的收成情况，但天老爷像是有意要和我们作对，突然下了一场冰雹和暴雨。(又鸟)蛋大的冰雹打得正在劳动的我们到处乱窜，但平展展的戈壁滩，连一个躲避的地方都没有。情急之中，我们便蹲在地上，把砍土镘顶在头上，保护自己。
没过多久，地上已白晃晃一片，庄稼被打得稀烂，好多人被冰雹打伤了。但谁也顾不了这些，冰雹一停，便都冒着暴雨往地窝子里跑，因为那里有孩子，有自家不多的家当。
回到地窝子，水已灌了两尺深，被子、衣服、吃的东西全都泡上了，孩子像刚从泥水里捞出来的，哭成一片。爬不出地窝子的孩子则在水里泡着，哭着。
我的孩子才几个月，哭得真让人揪心，他坐在床上，水淹到了他的胸前，我如果晚回来一会儿，后果简直不敢想像。我的奶不多，喂他的奶粉也全都泡坏了。
庄稼全毁了，地窝子全泡垮了，几百人站在雨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都哭起来。而那天晚上更惨，地窝子里全是水，被子上全是泥浆，一时半会儿弄不干，大家找来棱棱柴，烧起篝火，勉强把衣服烤干，就坐在戈壁滩上，挤在一起，等待天亮。而最遭罪也是最令人揪心的是从阿尔泰军分区转业来的一个排长的爱人，她早不生、晚不生，那天晚上却要生孩子。
我们正坐着，她突然哭爹喊娘地呻吟起来，说自己可能是要生了。大家赶快给她找地方，找到一眼还没有陷塌的地窝子，烧了一堆棱棱柴，就成了产房。我当时任妇女干事，就叫我接生。
产妇正在生产，暴雨又来了，火淋熄了，水从上面往下灌，地窝子里的水则往上涨。她先是生了一个儿子，又生了一个儿子，这还没完，最后又生了一个女儿。一些人负责从地窝子里往外舀水，一些人则想办法为产妇遮风挡雨，但可能是条件太差，三个孩子生下来不久，全都夭折了。那男人“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女人则伤心得一次次昏了过去。其实，所有在场的人，都为那三个孩子伤心落泪。那是那片荒原上的第一次生产呀，戈壁滩上的抽泣声和哭声响成了一片，那种情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当年十月，全师投入了大炼钢铁运动，丈夫去额敏县铁厂沟炼钢铁。我随后也去了那里。我当时已怀了第二个孩子，我就这样怀着一个，还抱着老大，坐着一辆快要散架的车，“吭哧吭哧”地往塔城去。走了四天，才到了额敏，然后又走了两天，到了铁厂沟。
铁厂沟位于离额敏县城一百多公里外的扎伊尔山脉里，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开矿把山体挖得癞癞疤疤的，到处立着一些土炼铁炉。那里除了几顶哈萨克人的帐篷外，没有一间房子，仍是住地窝子和岩洞。
那条山沟阴冷潮湿，一位哈萨克老太太觉得这样对孕妇和孩子都不好，就让我到她家的帐篷里住。
我来到铁厂沟后，工作就是给炼钢的职工做饭。生孩子那天晚上，我刚把馍馍上笼，感到肚子疼得不行，我就回帐篷去，刚进帐篷，娃娃就掉下来了。
陈云华：我仅仅是需要劳动（2）
唐纪玉：“五类分子”（1）
唐纪玉：我们想找一个不把我们看做“五类分子”的地方
我是长沙人，1937年8月出生，七岁学湘戏，1949年解放后，就失学了，然后进了茶叶厂当工人。
当时参军按说年龄是不够的，但我学过湘剧，因而考上了幼年文工队。
到了新疆，我分在二十五师文工队，一边生产，一边演唱京戏。虽然很苦，但因为年龄小，大家都挺照顾，生活还是很快乐的。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小，不像其他女兵要面临婚姻生子、上学提干这一类问题，可以说是无忧无虑。
我们湖南女兵大多是城里来的，很少参加过生产劳动，劳动中闹了不少笑话。有些人分不清麦苗和韭菜，有些人在定苗时分不清西瓜苗和甜瓜苗。以为甜瓜是花皮的，叶子也就是花的，以为西瓜是圆的，叶子也就是圆的，所以让留西瓜苗的地方，留的全是甜瓜苗，让留甜瓜苗的地方，留的全是西瓜苗。还有什么是砍土镘、抬把子、二牛抬杠等都搞不清楚。
有人说新疆不能种棉花，1952年，我们师就在玛纳斯河畔试种棉花成功。从此，新疆一步步成了全国有名的棉花基地。有一次，按苏联专家迪托夫的指示，要在六月中旬进行棉花“脱裤腿”的管理工作，也就是打掉不结棉桃的“油条”。晚上，连长召集全连同志作动员，先介绍棉花“脱裤腿”的意义及管理技术，最后制定了严格的技术要求。他说，棉花地脱裤腿一定要保证质量，要把裤腿脱得干干净净，绝不留尾巴，新来的湖南姑娘没有做过这项工作，要虚心学习，多请教男同志，男同志有经验有技术，要积极主动帮助新来的湖南姑娘把裤腿脱干净……
会后，一位湖南姑娘哭着鼻子气冲冲地去质问指导员，新社会还兴压迫人吗？
指导员一时愣住了，到后来才听明白她的意思。他笑着解释道，那是给棉花脱裤腿，打“油条”，一点别的意思也没有。
这时，围拢来的湖南姑娘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开头住地窝子时，因为它跟地面相平，有时早出晚归，转来转去总是找不到自己的“家”。有的战士不小心，踏在天窗上，掉进地窝子里，吓人一跳。还有老乡赶着毛驴车，连车带人带毛驴掉进地窝子的。有一次，文工队有个女兵就这样掉进了地窝子，正好落在战士床上。刚刚看完节目回到地窝子的战士一愣，“哗”地乐了。一个战士开玩笑说，这不是文工队的演员吗？真是“人在家中坐，美人天上来”呀！
还有个关于地窝子的故事发生在七十四团四连，该连有个班长姓刘，甘肃人，他母亲五十四岁时生他，就给他取名刘五十四。1947年，他结婚不久，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来到新疆。起义后成了解放军，家里的成了军属。1953年，妻子来部队找他，到连队时天已黑了，便住进了地窝子。不料第二天他妻子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时就找不到住的地方了。她是昨天天黑进的地窝子，煤油灯豆大的亮，没感觉到地窝子是个什么东西。早上起来一见房子没有，还以为自己是在梦游。掐了自己一把，觉得自己是醒着的。她一边找，一边想，这房子到哪里去了？这些人都住哪里去了？
刘五十四见妻子半天没回来，就出去找她。两人回到地窝子进口，妻子停住了，说啥也不进去，她指着地窝子说，这是什么房子，还不如我老家的洋芋蛋窖子，我怕蛇，我不进去。
刘五十四一听笑了，女人却伤心地哭了起来。她找到指导员，说，我这么远到新疆来找解放军丈夫，你们好坏总得给间房子吧，怎么能让我们住洋芋蛋窖子呢？咱家虽那么穷，但老八辈下来也没人住过这样的房子。
指导员又是讲形势，又是摆难处，说了半天，她才进了地窝子。她后来在地窝子里生了一个白胖儿子，小名儿就叫“地窝子”。那小子长大了，取了学名叫刘建新，虽然后来当了老师，但人们还叫他“刘地窝子”。
在那个年代，命运不是自己能主宰的，而是由他人强加给你的。要么是革命同志，要么是牛鬼蛇神，而这些又不是固定的，可能你头天还属于革命同志，第二天就成了牛鬼蛇神。
集体转业后，师文工队解散，我分到总场，在总场演出队待了两年。我那时还一直梦想着做一个梅兰芳那样的京剧大师，梦想着成为艺术家。还成天琢磨着坐练唱打。我没想到，十八岁那年，我与演出队的演员，也是我原来的丈夫结了婚，然后有了孩子。五九年八月，我请假回湖南给孩子治病。因为大老远回去，我想把孩子的病治得差不多，就超了几天假，待我回来，场领导已把我从二级职工降为零工。后来因为表现好，又恢复为职工，但降了级。没过多久，突然宣布我为“五类分子”。我感到非常吃惊。我去质问领导，我说，我既不是地主富农，也不是“右派”和反gemin，我怎么成了“五类分子”？
你已被定为坏人。那位领导蛮横得很。
我哪里坏了？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去问革命群众吧！
可是，谁会告诉我呢？
以后就是被斗、关押、打骂，那时虽没有后来的“文革”那么厉害，但我毕竟才是二十岁出头的人，平白无故地蒙受了这么大的冤屈，心里怎么想得通呢？我真想死啊，但即使死，我也要到湖南去死。我得最后见我妈一面。我想离开这里回到老家去，就像一个在婆家受了委屈要回娘家去的小媳妇一样。
我们想在湖南落户。但湖南根本不接受我们。这时我才知道，全国到处都是一样。他们说，你在新疆是“五类分子”，回到长沙还是“五类分子”，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是“五类分子”。你没法逃避，无处躲藏。
我们想找一个不把我们看做“五类分子”，而把我们看做“人”的地方。我想到了丈夫的老家——河南省郾城县万金公社万金大队。
我们回到了那里。
唐纪玉：“五类分子”（2）
但那里并不接受我们落户，但作为劳力，我们可以出工，可以给我们评工分，可以按社员对待。
我们几乎一无所有。先借住亲戚家，然后筑了间土墙盖草的房子，便安顿下来。不久，我们发现，这里也有“五类分子”，只是社里不知道我们的底细，所以没有把我们划入。
河南是个苦地方，三年自然灾害，那里曾饿死过成千上万的人，每一次天灾人祸，也都有人饿死。我们也躲不过。我们吃过神仙土，吃过树皮，吃过糠，吃过各种各样的野菜、苞谷芯子，甚至嚼过野草。但这里不把我们当“五类分子”，我们宁愿活在这里。
1965年，河南发生涝灾，庄稼收不回来，全烂在了地里。把人饿得呀，脖子都变长了，肠子都变细了。有一次，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野菜，就赶快煮了给儿子吃。我们想让他多吃点，自己少吃点，没想吃下去后，全都上吐下泻，最后连爬都爬不动了，我……我知道……中毒了……连爬出去叫人救命的劲儿……都没有了，孩子他爸……也是……过了好久……才有一个过路的人……人来，但孩子……吃得多……已经……已经……救不了，他……他就这样死……死了，他那时……已满七……七岁……
那简直……要了我的命，我……我觉得自己没法活下去了。我抱着夭折的孩子，死死地抱着，我亲他，一次次亲他……我哭，没完没了地哭……我抱着孩子四天四夜，不让他们埋他。最后乡亲们怕我疯了，怕我垮了，硬把孩子夺去埋了。我……我扑在孩子的坟上哭呀，哭呀……
人们都来安慰我。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乡亲们送来的一个糠饼子，一个野菜团子，一碗地瓜干子，以及那每一句暖人心怀的话。
我像一个躲避着伤害的虫子，龟缩在人世那个小小的缝隙里，等待阴云过去，等待暴雨过去。一晃，十八年过去了。我至今也不相信，我在那里竟生活了十八年。
1980年，我听说到处都在平反。我决心回新疆去。我身无分文，几乎变卖了所有能换来钱的东西，然后几乎借遍了全社的人，才凑了八十元钱，因为这只够一个人的费用，我和丈夫合计了半天，又因为当年被打成坏分子的是我，就决定由我回新疆申请平反，待平反后，他再带孩子过来。
我就那八十元钱，在新疆无亲无故，我是靠着乞讨要饭在喊冤呀，但四年过去了，他们把我安排到一三○团三角庄老乡队，连职工身份也没恢复。我1951年怀抱理想，参军进疆……没……没想到……受了那么多磨难，没想三十多年后，我成了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人，我成了一个漂流来疆的盲流。
他们把一个羊配种用的地窝子指给我，说你就住那里。
丈夫随后带着孩子来了，一看这样的情况，气得浑身发抖，转身就走了。1986年，我们离了婚。
丈夫走后，我在一三○团种了一年地，本想有点收成的，不想一场冰雹，弄得倒欠了一千多元钱的账。
怄气，伤心，加之生活艰苦，无论做工，还是生活都感到难以应付，后来，我又找了一个老伴。1988年，我到这里来种菜，是奎屯市农牧公司的临时工，也叫落户菜农，我的档案听说至今不清，能澄清就澄清吧，清不了，就带到坟墓里去，人世弄不清的东西也许阎王爷能把它弄清楚吧！
洪虹：我想带着你父亲的头骨到新疆来（1）
我考进军政大学时才十四岁，1950年毕业时，我怀着报效国家、镇守边关的强烈愿望来到新疆。我父亲洪行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将师长，抗战时期为保卫中缅公路以身殉国。所以，我自幼就立下了木兰之志。当时的朝鲜战场是我最希望去的地方，但政审时，我被刷下来了。
在高校里，我的军政素质一直名列前茅。没能去朝鲜，我心里很不服气，就去找大队长。
大队长，为什么不让我去朝鲜？
有更需要你去的地方。
不是说朝鲜是祖国最需要我们去的地方吗？
大队长被我问得一时语塞，支吾了半天，终于说，小鬼呀，并不是任何一个想上朝鲜战场的人都能上，并不是这样的，得……得有条件……
我具备去那里的条件，我是军人，我的军政素质都是合格的。
并不是这些条件，我是说，嗯，我是说家庭出身，必须要严格审查。
我的父亲是在抗击日本入侵的战斗中战死的，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军人家庭，难道，凭借我父亲的一腔忠烈，我还不能去打美国人？
可是，你父亲毕竟是国民党的将军，不管怎么说，他都属于反动派！
他是国民党的将军，但他是为抗战而死的。我自己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我还想抓住一线希望，我说，父亲战死已快十年，他死时，我年纪还小，现在我又参加了革命，与父亲的关系已经不大了。
洪虹，你的思想是有问题的，看来，我得找教导员跟你谈心。大队长丢下这么一句话，转身走了。
这时候，我明白了，自己仍然是一个反动派的女儿。我的世界崩溃了。
父亲战死疆场那年，我才七八岁。先是传来了父亲阵亡的噩耗，然后是灵柩将运回故乡安葬的消息。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些阴暗的日子。梅雨季那么漫长，像是没了尽头，像是要把一切都霉烂掉。整个家庭都被悲伤笼罩着。我就是在那一刻萌发了长大以后要继承父亲遗志，强国富民，抵御外侮的志向。
然而，历史虐待了许许多多无辜的人。
“土改”一开始，我父亲的墓碑就被捣毁了，被掘了坟，他的棺木被拉出来，砸掉了，遗骨被无知的工作队和同样无知的、被鼓动起来的农民甩得到处都是。这是我不可思议的，也是已逝的父亲万万没想到的，看着那些散乱的遗骨，全家人连哭都不敢哭。半夜里，外婆偷偷去把父亲的头骨捡回来，重新埋了一个地方。
我原以为自己考上了军大，就与其他人是一样的了，即使家中有过“罪行”，也会因为自己的革命而得到原谅。现在，我才知道，在那时的历史氛围下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我听到自己被准许到新疆时，就特别高兴，我那颗被伤害的心终于得到了一丝慰藉。不能效命沙场，能去驰骋边关，也是没有违背父亲的军人品质呀！
五○年八月，我和同学们从长沙启程了。我当时已经注意到，到新疆的人中，女的占多数，男的只有一个班，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到达迪化，我先进俄文学校学习，一年后，又到八一农学院学习了三年多，五五年春天分到了农二师农业试验站。
我觉得自己是最为幸运的，到了新疆还能上学，学校里不准谈恋爱的规定，使我逃脱了分配婚姻的痛苦。这促使我更加刻苦地学习和工作。
进俄文学校时，连校舍都没有，天气好时，就在外面上课；天气不好，则在帐篷里。所以，大家得一边上学，一边建学校。一天上八小时课，干六小时活，主要是打土坯和运土坯。就这样，赶在冬天到来时，俄文学校的师生终于有了躲避风寒的地方。
在八一农学院上学时，劳动也同样繁重，八一农场就是师生在课余和寒暑假时开垦的。五二年冬天来临之际，我还和十几个同学去挖了几个月的煤，然后用爬犁把煤拉回学校，用来取暖。
当时，我的祖父、祖母和两个年幼的弟弟的生活全靠母亲一人支撑，而母亲原来出身于书香门第，很少劳动过。解放后，要把她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每天都逼迫她参加集体劳动，干各种各样的体力活，身体很难承受，受尽了虐待和折磨。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有人说我父亲的尸体被挖出来后，头骨不知到哪里去了，肯定是我母亲藏了起来。母亲的确想保住父亲的一点遗骨，所以无论怎样也不承认，只是说，坟是你们扒的，骨头是你们扔的，我怎么知道他的头骨去了哪里？最后忍无可忍了，就气愤地说，你们如此糟蹋作贱一个战死的人，你们也真狠得下心。
洪虹：我想带着你父亲的头骨到新疆来（2）
但我母亲终归是不放心，生怕别人再把父亲的头骨挖出来糟蹋，就重新埋了一个地方。但她心中总是不得安宁，甚至疑神疑鬼，把父亲的头骨不停地埋来埋去。精神的紧张，使她常常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崩溃了。五九年，母亲给我写信说，你父亲虽然是国民党的将军，但他抗日是为了中华民族，他是为中华民族而死的。但这些人不但掘坟抛尸，连一块遗骨也不让保存，逼我一定要交出来，我担惊受怕，藏了很多地方，我想带着你父亲的头骨到新疆来，保存在你那里，你父亲在天之灵不能安息，也至少让他能得到一点安慰吧！不知道你那里是否安全，是否会连累你？
我看了信就哭了起来。但我当时没有条件，就没敢答应。
我分配到农二师试验站工作的第二年，就与同学蔡康结了婚。到五七年，两个弟弟已经成人，我自己有了家，有了供养母亲的条件，就让母亲带着父亲的遗骨来到了新疆库尔勒。
没有想到，“文革”期间还有人从湖南发函到新疆让调查这一件事。我们全家当时已被下放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一个团场劳动。母亲听说这件事后，又担心害怕起来，不得不像她在故乡那样，不停地藏着父亲的头骨。到七○年，老人终于在担惊受怕中去世。
弥留之际，她老泪纵横地说，如果以后有可能，一定要把她的骨灰和父亲的遗骨送回老家安葬，她和父亲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但我还是让母亲等了二十三年，父亲，则等了近半个世纪——才实现了母亲的遗愿。
1993年，父亲得以平反。他终于成了中华民族的烈士。
而已退休四年的我，此时，已不知道自己内心是何滋味。我悲喜交加，欲哭无泪。
是年，我在故乡把父亲的遗骨和母亲的骨灰埋葬在了一起。
何梦道：艺术是我的生命和灵魂（1）
我入伍时十一岁，正在读小学。即使穿着最小号的军装，也过了膝盖。那严肃的军装穿着，也掩盖不了一脸稚气。即使在幼年文工队，我的年龄和个头也是最小的。
当我要去参军时，亲戚们都劝我不要去，说新疆那里可怕得很。
但我想当女兵。解放时欢迎解放军进长沙时，队伍中就有好多女兵，威风得很。到了新疆军区招聘团后，熊晃讲话，把新疆描述得很美，不只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还有覆盖着白雪的天山，气势磅礴、充满神话色彩的昆仑山，一望无际的草原，美丽富饶的绿洲。大家去不仅要卫国戍边，还要建设起一个又一个现代化的集体农庄……
我自然相信一位部队首长的话。解放初放了很多苏联电影，好多电影我都看过。比如《区委书记》《在敌人后方》《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幸福生活》等，那其中有集体劳动的场面，有收获的欢乐，有成百上千亩的大条田，妇女们开着拖拉机……我渴望自己也能生活在那样的农庄之中。
年幼的我从西安坐上汽车后，迷迷糊糊到了哈密。一走进新疆的大门，我才像是醒过来了。
唤醒我的，是这里的音乐和舞蹈。
车队一进哈密，当地的维吾尔族群众就用歌舞来欢迎我们。达甫热瓦甫、唢呐、冬不拉、弹拨尔等乐器演奏出热烈、欢快的旋律。男女老少随着旋律，在尘土中舞蹈起来，那粗大的赤脚，长满老茧的双手，那常年劳作的腰身和四肢，那被阳光和沙尘磨砺得油黑、粗糙的脸庞，甚至那须发，那脏污褴褛的衣裙，都突然间变得生动起来。那舒展的人体，旋转的身姿，真实的面容，鲜活的灵魂，给人一种新异的、撼人心魄的美。这种美带着泥土和生命的芳香，朴素而又绚丽……
我深深地沉醉其间。正是在这里，我接受了艺术启蒙。我永远也忘不掉那个舞蹈和歌唱着的贫穷的群体。我也是从这里开始逐渐认识到，苦难是可以用自己创造的欢乐来战胜的；我还认识到，艺术的本质就是给苦难的(禁止)和心灵以慰藉。
又走了近一个月的长路，我们到了喀什二军军部驻地。此时，我已知道，新疆是个既不像亲戚所说的那么蛮荒、恐怖的地方，也没有动员时所说的那么美好。它的遥远已经论证了：五月底从长沙出发，到喀什快走了三个月了。而它的贫穷、落后，我也看到了，南天山寸草不生的庞大躯体，戈壁沙漠没有尽头的荒凉，使我曾暗自落泪。但那歌舞之美改变了这些表面印象。按我后来的话说，这片辽阔土地的美是内在的。
到喀什后，开始分配工作。
小梦道，给首长们跳个舞吧！
我跳了一曲在小学时学会的蒙古舞。
不错，你到文工团去。
不，我参军时就想开拖拉机，我要开拖拉机。
大家都笑了。就你这小不点呀，还没有拖拉机轮子高呢，我们现在还没有拖拉机，即使有也轮不到你开，服从分配，去文工团吧！
去文工团的话，我要跳维族舞。
那当然好呀。
就这样，我一生与舞蹈结下了缘。
当时文工团正排演《白毛女》，我在里面蹦蹦跳跳地跑龙套。但我最留恋的还是维吾尔族舞蹈。南疆是维吾尔族人的家园，即使身在军营，也经常能听到他们美妙的演奏和动人的歌声。一听到这些，我就会激动不已，难以抑制自己内心的兴奋。我渴望到那尘土飞扬的乡村去。
机会终于来了，我参加了减租反霸工作队，任土地改革的宣传员。在这个工作队里，我这个小解放军一遇到宽一点的水沟就跳不过去了，只得由别的战士背过去。
但我是欢乐的，像一只出笼的小鸟。庄稼已经收了，田地像一个生产后的母亲，虚弱而又满足地躺在那里。驴子的高歌、马的嘶鸣不时传过来。粮食的气味、牛粪的气味、人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汗味，沁人心脾，让人沉醉。马车和驴车来来往往，当它们在乡村土路上跑过，就会把尘土扬得很高，半天降不下来，空气总弥漫着泥土的腥味。我和大家走村串户，将近两年之久，学会了说日常的维吾尔语，习惯了他们的生活习俗和感情的表达。当然，也更多地接触了民族歌舞。我知道自己已经非常荣幸地进入了一个独特的民族艺术的海洋之中。
从古至今，新疆的音乐舞蹈艺术就十分发达，我后来经过研究知道，隋朝所建立的新的音乐体系“九部乐”中，有两部是新疆的，即龟兹乐和疏勒乐。唐承隋制，在太宗时又增设了高昌乐，合称“十部乐”。这样，唐朝的国乐之中，就有三部是新疆的，它在盛唐之音中具有独特的魅力。但我最迷醉的还是维吾尔族舞蹈。真可以说，它的每一次旋转、每一个步态，一颦一笑都隐藏着生命的神韵，那是一种欢乐、健康、生动的生命姿态。当然有时也隐隐有些忧伤，因为它比音乐显得直接，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要理解他们的音乐，我的素养还远远不够，而对于用肢体语言表达的舞蹈却正好激发了我天赋中对舞蹈的敏感和爱好。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村里休息，听见了鼓乐声，就不知不觉循着那乐声去了。我看见一个比我还小的维吾尔族少女正在手鼓、唢呐和热瓦甫的伴奏下翩翩起舞。她的小辫上沾着泥土和草屑，裙子上满是补丁和污渍。天气已有寒意，但她还打着赤脚，一看，就知道家境贫穷。但那优美的舞姿使她变得纯洁而又高贵。我觉得那个小女孩就是居住在卡勒玛克戈壁，尚未被叶尔羌汗国的阿不都热西提汗发现的阿曼尼莎罕。我情不自禁地和那小女孩一起舞蹈起来。那么投入，那么忘情，好像我生来就是南疆大地哺育的孩子，好像我生来就是那古老音乐中的一个音符。
我学的第一个舞蹈是刀郎舞。很多人唱着木卡姆，乐曲优美，歌词感人，成百人弹奏，上千人演唱，男女老少一起舞蹈，震天动地，强悍有力，有一种永恒的生命的力量。
何梦道：艺术是我的生命和灵魂（2）
每当村子里举行“麦西来甫”（维吾尔族的民间歌舞聚会），总会看到我的身影。由于我细心体会神韵，虚心学习技艺，十四岁时排演的《小两口跑毛驴》一下轰动了南疆，老乡没有不爱看我这个节目的。乡亲们亲切地叫我“何力其汗”（意为“何氏花朵”），他们用这个称呼承认了我是他们民族中的一分子。直到现在，我到南疆去，当年的老乡还认得我，还记得“何力其汗”这个名字。有人说，至今还没有人在演《小两口跑毛驴》时能跑得和我一样好；还有人说我一个湘妹子表演的维吾尔族舞蹈，具有那么地道的民族风韵，真是不可思议；他们还说我的魅力来自维吾尔农村的泥土。
我是一个没有进过任何艺术院校学习过的舞蹈家。我在南疆待了三十五年，是南疆领我进了艺术之门，给了我扎实的舞蹈基础。南疆就是我的大学，就是我的母校。
恐怕没有比南疆这所学校更让我引为自豪的了。就是因为这所学校的培养，我这个小学没有毕业的小女兵主演和编排了《葡萄架下》《鼓舞》《幸福草原》《奶茶舞》《多浪人》《漠之灵》等全国闻名的舞蹈。
在南疆的我是快乐的，我像一个天使一样给军营和乡村带去了欢乐。人们不时可以听见我快乐的笑声。但十三岁那年，姑妈给我寄来一封信，那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使年幼的我难以承受，我变得沉默了。
姑妈在信中告诉我，说我父亲在“镇反”中被枪决了……
我把这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我忍着泪——我不敢当着其他人的面哭，怕他们说自己同情“反gemin父亲”。我跑出屋子，一直跑到没有人的地方，才哭了起来，我的泪水“哗哗”地流，浸湿了我的衣襟。
南疆大地上那片白杨林中，我的哭声撕心裂肺。我突然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如此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只有抱着那株白杨发呆。
我父亲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年曾随何长工、贺龙一起闹革命，因为祖母的阻拦，他没有随贺龙参加长征。他在华容县是个乡间绅士，虽然后来当过国民党政府的省参议员，但随程潜参加了湖南起义。五○年就参加了解放军，进军到广西后，就读于广西第四野战军军政大学，毕业后分到南宁军区文化科工作。我不相信父亲是“反gemin”，但我不得不面对自己是“反gemin女儿”这一现实。哭完父亲，擦干眼泪，我把家信交给了领导。我迷茫地问道，首长，我该怎么办呀？问完，又哭了。
那位领导和蔼地说，小梦道，不要哭，出身不能由自己选择，但道路自己可以选择。你已经参军了，就是军队的女儿，不要为父亲的问题背思想包袱，要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工作。
这时候，我已成为不可多得的艺术苗子，我的勤奋，加之单纯，使大家都很喜欢我。经历了那一次打击后，我觉得自己一下子成熟了。不断的政治运动，使我清醒地认识到，在艺术上自己只能老老实实地做一名普通的舞蹈演员。同时，我也在艺术上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艺术就是我的生命，如果当初仅仅是一个小女孩对舞蹈的自然爱好，那么现在它则是我的人生追求。
南疆军区文工团在五六年撤销后，我调到了新疆军区文工团。这对我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当时的新疆军区文工团在全国全军的名声仅次于总政歌舞团。我更加刻苦地练功，虚心向别人学习，特别是向维吾尔族舞蹈家学习，但我不模仿，总以自己的身心去感悟、领会，然后进行再创造。我根植于新疆的民族舞蹈，又赋予汉文化的思想意识，并增加了现代审美情趣，使自己的艺术创作独具个性，我很快成了团里的主角。但因为当时的政治原因，我却不能出国演出。我也清醒地知道这些没有自己的份儿。
六○年，文工团去非洲演出，其他人都去了，只留下我这个“台柱子”在家，我心里自然难过，但也没有办法。我决心下去体验生活，我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南疆。四个月时间里，收集了上千个舞蹈动作，学会了流传在民间的巫舞、酒舞和狮舞，这些古老的舞蹈被我第一次发掘出来，从那以后，我就利用别人出国演出的时间，走遍了天山南北的各个角落，经过我的努力，使军区文工团的舞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被禁止)年，新疆军区文工团去越南访问演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原以为自己可以去的，但名单里还是没有我的名字，我有些想不通。为此，军区司令员郭鹏亲自找我谈话，说，这是上面的规定，有几种人的亲属不能出国，这是死政策，谁也没办法，这和你本人没有关系，你千万不可以闹情绪。
我一听司令员这么说，也就释然了，说，首长，你放心吧，我不会闹情绪的。
我被安排去北京教顶替我的演员跳舞。但舞蹈不仅仅是动作，它还贯注着对艺术的理解，对生命的感悟，倾注着自己的体验和情感，所以，我虽然把各种技巧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那位演员，但“外文委”（中央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审查后还是不满意。他们让我试跳，我试跳后，他们说，就是你了！他们问军区文化部部长宋肖，何梦道跳得这么好，为什么不让她去？
宋部长说，她出身不好。
外文委的人说，出身不好，舞跳得好就是为国争光！我们破格让她去。
宋肖回来后就找我谈话，说，上级决定，由你去越南参加演出。
我一听宋肖这么说，以为是在骗我，是怕不让我去我就不认真教别人。因此，我有些委屈地说，部长，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所以从没想过出国的事，我去不了，但我会认真教她的。
这是决定，已决定由你去。
这是我第一次受此待遇，听后，我非常激动。
那次在越南演出非常成功，胡志明主席接见了我们，并邀请我和李双江、贾米娜、董志波等人一起进餐。胡志明主席还授予文工团“国家一级国旗勋章”，越南《人民报》评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西部沙漠发现的一颗明珠”。
无论我在艺术上取得怎样的成功，也无论我为自己和集体获取过多么大的荣誉，都难逃“文革”劫数。70年代初“清理阶级队伍”，文工团二百二十人清理掉了一百四十人。而我早在一年前就被“清理”掉了。一纸命令，宣布我脱下军装，告别舞台，复转到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当工人。我和家人被分开了，孤身一人在那个古老的城市里学习生产技术。我背负着那个“出身”的十字架，努力适应着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
何梦道：艺术是我的生命和灵魂（3）
我希望自己能忘掉艺术，忘掉在新疆的一切，忘掉那一片辽阔的大地。那种粗笨的工作对我来说是辛苦的，但每当我疲惫地回到宿舍，我常常会忍不住往西北望去，我一听见播放新疆歌曲，就止不住热泪长流。有时，我实在忍不住，就会把宿舍的门关上，独自起舞。新疆那块土地已使我学会永不消沉和颓丧。我要积极地活着，像维吾尔人那样用歌声战胜苦难，即使衣衫褴褛，赤着双脚，也要舞蹈。我当年就这样鼓励着自己，后来被评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