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后，叶剑英元帅整顿部队。七三年恢复了已中断十多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新疆军区由于艺术人才被清理得差不多了，已排不出像样的节目。离汇演只有一个月时间了，节目还没有排出来，军区为此开了一个常委会，决定给总政治部打报告，不参加这届文艺汇演。但总政的批示是，新疆是“反帝反修”的前线，如果没有新疆参加，不但在国内，在国际上也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处于“反帝反修”前线的新疆军区不参加全军汇演是个政治问题，所以不参加是不行的。军区的将军们感到了事态的严重。这时，赛福鼎看了军区的演员名单，问道，何梦道呢？
在西安当工人。
立即打电话调回！
接到让我火速回疆的调令，我悲喜交加，欲哭无泪。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创作并担任领舞的《奶茶舞》立即轰动了舞坛，它的成功，代表民族舞蹈的复苏。随着我的声名远播，又招来了麻烦。有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一位首长看着节目单，一看我姓何，又是湖南人，顿时起了疑心，对身边的人说，这不会是何键的孙女吧？不知怎么搞的，这个消息一下传开了。一时间沸沸扬扬，都说我是何键的孙女。这可不得了，因为杨开慧就是何键杀害的，我爷爷杀了杨开慧，而我却在全国风光，这使当时正在把《奶茶舞》及其演出盛况拍成纪录片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犯难了——这个片子还拍不拍呢？不拍，可惜；拍吧，主角又是这种情况。
当时，文工团都已知道了这个传闻，就我自己还全身心投入纪录片的拍摄中，一无所知。也没人敢把这消息告诉我。
我丈夫刘玉喜憋不住了，找了个机会装作若无其事地问道，你知道你爷爷叫什么名字吗？
小时候就叫爷爷，没留意他的名字。
那你赶快写信回去问问呀。
怎么了？
你就甭问了，快写信吧！
是不是又有什么事了？
我丈夫见我追问，只好告诉了那传闻，我的脸当即就吓白了，当即给家里去了信。
我焦急地等待着回信，弄得我两个多月抬不起头来。
回信来了，一看才知道爷爷叫何百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奶茶舞》让我走到了艺术生涯的顶峰，但年龄却使我不得不退出舞台，去担任编导。
1985年，我父亲的冤案被平反，华容县政协为父亲造墓立碑。至此，离别故乡已三十四年的我，第一次回到了华容县老家，第一次站在父亲的墓前，为父亲献上花圈，敬了个庄重的军礼。
佚名：活着就是胜利（1）
佚名：活着就是胜利，就是战胜邪恶的唯一手段
解放时，我正在南方一所著名的大学读书。我学的是英语和法语。我向往欧洲文明。父母都是大学的老师，家教很严，我从小就养成了刻苦好学的习惯。我的成绩很优秀，这也是我虽然历经五十年坷坎，在狱中待了二十三年后，至今仍能流利地说这两种语言的原因。
1949年是中国人命运大转折的一年，新中国诞生了。父亲不愿去台湾，他想让我们全家到法国去。他不是一个政治家，只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对新的国家没有认识，但他热爱中华民族，时常为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而牵肠挂肚。他去法国，也是为了在以后适当的时候能够回来。
我没有跟父亲去。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得留一个将来欢迎你的人。
父亲虽然很是舍不得，但还是放心地留下了我。他认为我仅仅是个学生，一个有知识的青年，没有在旧政权中谋过事，不会为谁承担什么责任。我留下后，就没有什么能动摇他回到祖国的决心了。
几乎自解放战争一开始，校园里的气氛就不宁静，显得十分浮躁。解放军进城时，我们都去欢迎。那是一些跟泥土和血汗一样朴实的军人，他们给我的感觉不是从血雨腥风的战场上走来的，而是从一块丰收的田地中走回来的。这支军队没有其他军队获胜后的不可一世，飞扬跋扈，而是像从农田里劳作归来的农民一样热情谦和，小心谨慎，甚至有些害羞。从他们身上，我一下觉得放心了，觉得原先的担忧和惧怕是多余的，甚至觉得家人大可不必为了这种忧惧而远走异国他乡。
我当时想，在这个新的国家里，我会像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人一样安宁，有田园诗一般的情调，有苦涩辛劳，有单纯而亲切的人际关系，充满着互助、关怀与和谐。可能也有农民似的纷争，但不会发展到互相倾轧和斗争——是的，那些军人多像我乡下的亲戚和朋友啊，我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
这是我后来加入解放军行列的原因。
刚解放时，我常常可以收到父亲辗转澳门或香港寄来的信。我也写信告诉了我对新政权的认识。我劝他尽快回来，不想他却害怕了。至于为什么，他在信中没有说，只在来信中流露出对我命运的担忧。
但我当时并没有在意，认为他的担忧是多余的，仅仅出于父亲对女儿的爱。
后来，与父亲的通信越来越困难，最后，我写的信都退了回来。到当兵时，我与家人的联系就完全中断了。
我当兵是为了过一种新的生活，新疆的遥远和神奇令我向往。在当时，这也是一种能走向远方的方式。
我没有觉得西去的路有多么荒凉，因为它充满了传奇色彩。我知道这条路上走过许多伟大的行者，比如张骞、班超、法显、宋云、玄奘、耶律楚材、马可·波罗等，他们那穿越文明的脚步声一直陪伴我。加之我的亲人在遥远的异国，所以我所到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我没有思乡的情绪，只想向前，向前，走到越来越远的地方。
我一直走到了疏勒。
我一下爱上了这个地方。帕米尔高峻的身影，开阔的绿洲，奇异的民俗，空气中尘土和居民身上散发的气息，白杨林、泥坯屋、面纱、艾德莱丝绸、骑士、驴车……这一切使我像是来到一个梦幻中的地方。
我先是到了二军的一个骑兵师，当时它驻在于阗，是为了进军西藏而组建的。我曾骑马跟随慰问团翻越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到阿里慰问部队。不久又调到喀什。
回到喀什不久，一位领导给我介绍了一位旅参谋长。他当时二十九岁，是在抗战期间投笔从戎的，军人气和书生气兼而有之。在当时的师团干部中，像他这种读过大学的并不多。他的干练精明、彬彬有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当时已听说过部队中女兵的婚姻问题，原来一直不信。后来知道了真相，还抗议他们包办婚姻。在一次舞会上，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真地对我作了解释，并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坚决拒绝分配给他的夫人。我当时对他的解释虽然不满意，但我知道他只能这么说。他也同时向我透露了他仍然单身。
那时部队经常组织舞会。他的舞跳得很好，每次他都是主动地、有礼貌地邀请我跳舞，不像有的领导，等着女兵去邀请他。我们常常一边跳舞，一边谈些曾经读过的书。在交谈中，我知道他对西方的文学、哲学和历史都很了解。他也把当时能搜罗到的书借给我看。我们渐渐成了朋友。在当时，他是我唯一能够交谈的人。
我当时不知道，组织上在介绍我们第一次认识时，已把我“定”给了他。当时组织决定的，很快就可以结婚。而我们从相识到相爱却长达两年之久。他尊重我的选择，尊重我的内心，尊重我的情感，这在当时是很少的。我一直不明白，他在与我的相处中，是怎么做到不以一个首长的面孔出现的，我们一直是平等的两个人。我承认，我爱上了他。当时的很多女兵都是在没有任何爱的情况下结合的。我庆幸自己拥有爱情。
在大学时，就有一个追求我的男生，但我不爱他。我告诉他我即将在部队结婚的消息后，他曾割腕自杀。他因爱生恨，怀恨在心，最终陷害了我。1955年8月，在肃清反gemin运动中，他写信给部队说我父亲是中统特务，说我是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gemin分子，自上大学开始，就加入了特务组织。我当时结婚才一年多，与爱人过着幸福的、充实的、带着理想色彩的生活，我们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的未来都是乐观的、充满信心的。
我记得是8月27日的晚上，南疆的月亮很亮，天空很蓝。丈夫在伏案工作，我喂完刚三个月的女儿后正准备睡觉。有人打电话叫走了丈夫，他刚走，几个人冲了进来，说我被捕了，让我跟他们走。我大声申辩。孩子吓哭了，我想哄哄孩子，他们不让。他们抄走了我的日记、信件和部分书籍，粗鲁地、强行地给我戴上手铐，把我押走了。
几乎没有任何审判，根据那位同学的诬告信和父亲给我的部分回信，我成了国民党中统特务，被宣判为“历史反gemin”，要判处死刑。可能是丈夫做了工作，后来被判无期徒刑。在押往监狱之前，他们强迫我与丈夫划清界限。为了我爱的人和我的孩子，我同意了。
我想见见孩子，他们没有同意。
即使到了塔克拉玛干大漠中的监狱里，我还觉得自己是在做一场噩梦。但黑暗的牢房、冰冷的墙壁、牢固的铁窗，使我知道那是现实。
家人远在异国他乡，丈夫和孩子不能再相认，我身陷囹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切梦想转眼间破灭了。想到这里，我想以死伸冤。我咬破中指，用血在墙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冤”字，然后一头撞到了墙上……
……但我……却没有……没有死成！我……我被他们……抢救……后,不再让我回……回单人牢房,而是放在一个大牢房中,让五个女犯轮流……监视……我……
佚名：活着就是胜利（2）
我身高一米六七，是公认的美人。我的命运似乎印证了“红颜薄命”那句古话。监管人员垂涎我的美色，千方百计想占我的便宜。
那次自杀未遂后，我就决定无论如何我都要活着——即使像牲畜一样，我也要活着。除非他们枪毙我，我决不自杀。我认为活着就是胜利，就是战胜邪恶的唯一手段。我要活到他们向我忏悔为止。我要用活着来证实人的良知曾被彻底泯灭过。
半年后，我又被安排到了单人牢房，能摆脱那群魔鬼样的女人，我暗自庆幸。我找到了打发时间的方式，那就是默记英语和法语单词，有时还用法语和英语自己跟自己对话。
有一天半夜，一个狱头来到牢房，与我拉起了家常，显出让我受宠若惊的亲切样子，最后说，只要你好好表现，我可以给你减刑。
他以后就三天两头地来，一来就无话找话地聊上半天，磨蹭着不走。我已知道他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所以时时防备着。他说什么，我都以冷漠回敬。有一天，他终于扑向了我，无耻地说，只要我答应他一次，就为我减刑一个月。我给了他一个耳光，大叫着让他滚开。
他恼羞成怒，临走时恶狠狠地说，你不识抬举，我们就走着瞧吧！
过了几天，我被换到一个偏僻的单人牢房，我感到了这是不祥之兆，要回到原来的牢房中去。他们“哐”的一声关上了铁门。我见了，就威胁说，你们敢把我关在这里，我就自杀。
那个家伙说，你自杀吧，反gemin分子在这里连狗都不如，你死了，就当死了一条狗。
当天半夜，有三个人打开了牢房的门，他们进来后就对我劈头盖脸一阵毒打，把我打倒在地后，堵住我的嘴，把我按倒在地，(被禁止)了我。这样的事后来就经常发生。在那个狱头1968年调走时，我在监狱中先后生了三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
我……我只能说……我的灵……灵魂是高洁的！我后来还知道，由于肃清“反gemin分子”时打击面过宽，五七年曾进行过甄别平反，正是那个狱头说我是真正的反gemin，没有给我平反。
在那十二年的时间里，他就以这种卑鄙的方式强暴我。我……我认为我……我的(禁止)早已死亡……一切恶行……都只能占有或消灭我的(禁止)，却永远，永远，不能占有我的灵魂！
我说过，我不会死去。在他们把我当成一条狗，想让我像狗一样去死时，我要像人一样活着。我要等到昭雪的时候，我要等到邪恶受到惩罚。如果我死去，这一段罪恶就刚好被邪恶轻易地抹杀。作为人类可以唾弃的邪恶就会以为没有发生过。我愿意把我(禁止)所承载的罪恶向世人昭示，在良知面前，我才能控诉！
直到1978年，我的冤案才被平反。重新获得了自由，从监狱走出时，我的头发已全白了。1979年，我把三个(被禁止)犯送进了监狱。
我要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把我的经历讲给我的儿子、孙子。我至少要让他们铭记，人不能沦为禽兽。
作家戴厚英在一本书中说过这样的话——
上帝的交给上帝，魔鬼的还给魔鬼。自己的，就勇敢地把它扛在肩上，甚至刻在脸上！
肖业群：从“社教”开始（1）
肖业群：从“社教”开始，我就一直是“黑样板”
我父亲原是国民党空军上尉，我的少年时光就是在迁徙中度过的。父亲的战斗机停在哪里，我也就到了哪里。先是桂林、贵阳，再是成都、长沙，最后到了上海。到达上海后，日本已经投降了。内战很快就全面爆发。到四八年，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已日薄西山，父亲将我和母亲送回长沙，说是让我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以便上学——我四岁开始启蒙，但因为父亲转战四方，所以直到新政权建立，我才上完高小。其实我父亲也有迫于当时的战争局势，要把亲属转移到国统区后方的考虑。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大势已去。1949年元月，我父亲回到宁乡，一脸忧郁，心事重重。他先到祠堂祭拜了祖先，再和亲属一一作别，像是要作一次远行。当他跪在祖母跟前时，他流下了热泪。
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呢？你又要去打仗吗？我看着父亲，不解地问。
父亲猛吸了一口烟，说，是的，一场恶战，打完这次仗可能就不再打了。
为什么？
因为有一方的老本已快输完了。
打完了仗，你就回来吧，可以安定下来了。
好的，打完了仗，我哪里也不去了。
可你打仗为什么还要把弟妹和妈妈带上？
你弟妹小，跟着我我放心，你妈是去照顾他们的，你要听奶奶的话，发奋学习。顿了顿，他含着眼泪，对我和姐姐说，你们生活虽然尚难自理，但已有自谋生路的能力，我先把你母亲和弟妹接走，过些日子再来接你们。
他把我和姐姐留给了祖母，当天晚上就悄悄地走了。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三十年之久。
而我的叔父，也即是与我一同入伍的堂妹肖哲明的父亲肖学太，则因轰动全国的“宁案”，早在30年代就家喻户晓。他同时也是宁乡人民革命史上与刘少奇、何叔衡、谢觉哉等一样具有影响的风云人物。然而，1952年，宁乡县将地下党员肖学太作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处死了，造成了一大冤案。直到80年代初才弄清了肖学太的身份和“宁案”的事实真相。这里有一份1983年10月15日出版的《党史通讯》，里面有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我念给你听——
肖学太是一位进步知识分子，马日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度脱党。1929年重新加入我党，奉命做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宁乡县党部书记长。1932年，叛徒梅仲登供出了肖学太与中共地下党员肖梅雨的关系，于是肖学太、肖梅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被解往长沙。湖南军阀何键要求将肖学太就地正法，由于国民党CC系与湖南军阀何键之间的矛盾，陈立夫则搬来蒋介石的手谕这张王牌，要湖南将肖学太全案人证先送汉口，后交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审理。为了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反对在湖南倒行逆施的何键集团，经地下党员张子珩和民主人士胡良瀚等联络发动，由贺耀组、叶开鑫等资助经费，近千旅京湘人在湖南会馆集会后，前往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请愿，并用传单揭露了何键残杀湖南人民和汪精卫包庇何键的罪行，声援了“宁案”被捕诸人。1933年9月，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终于宣布肖学太无罪释放。“宁案”发生后，上海《申报》和天津《大公报》都作过详细报道。参与发动南京请愿的张子珩是奉党中央之命打入国民党军事部门的地下党员。他同许多避难到南京的同志一道，利用业已演变激烈的国民党内部斗争，揭露了何键等反动军阀的罪行，扩大了政治影响，实际上把这场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变成了我党领导的揭露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的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是我党在统一战线和地下斗争方面取得的成果之一。
我父母及弟妹身在海外，叔父肖学太又被镇压。我的家庭出身也由减租反霸时的中农，土地改革时的富农，在土改复查时“上升”到了地主。
这三重东西像大山一样压在我的身上，使我在“文革”结束前的漫长岁月中一直难以抬起头来。
特别是我来部队第二年，即听到了叔父肖学太被枪决的消息，我当时十分震惊。我和肖哲明内心不明白，为什么国民党要处决他时，南京的地下党组织了上千人通过各种渠道去营救；而革命成功了，他又被共产党枪决了。早知这样，他们当初何必花那么大的代价去营救，还不如让国民党镇压掉算了。
为此，肖哲明被下放八年。
我也受牵连。如果没有我的婚姻作保护，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我从“社教”开始，就一直是“黑样板”。
我和肖哲明当兵时都在宁乡乡下。肖哲明的姐姐肖念慈当时已参军到了长沙的部队里。她写信给我俩让我们当兵，叫我们不管怎么样，只要能走，就一定要走。
我告别了祖母和姐姐，与肖哲明一起，背着一个蓝布包就出发了。我俩年龄就相差几个月，当时都才十四岁；体重也只相差两公斤，我四十公斤，肖哲明三十八公斤，我俩怕体重不够，在衣服和裤子口袋里都装了石头和铁块。但由于装得太多，在体检时被发现了。大家都笑话我们。我是姐姐，胆子大一些，就说，我们是为了革命才这样做的。也因为我的这句话，征兵的人微笑着让我俩过了体检关。
我俩一起被分到了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六师，我在师机关，肖哲明到了文工队，当时二十六师除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以及部分起义的国民党军官有家属外，其余的全是光棍。
1952年2月，二十六师文工队与二十二兵团文工团合并，肖哲明到了兵团文工团，演奏曼陀铃和小提琴。从那以后，我们姐妹俩就分开了。肖哲明一心钻研艺术，到全疆各部队去演出，而我面对的却是婚姻问题。我们是五一年六月上旬到的呼图壁，学习了三个月，但当年只要年满十八岁的基本上都结婚了。我们几个年龄小的也害怕，怕我们这么小就要让结婚。婚虽没有让结，但谁跟谁大多数已指定了。
入伍当年，有一次师政委鱼正东碰上我，寒暄了几句，就问，小鬼，你父母在干啥？家里是什么出身呀？
首长，我爸是国民党军队的空军上尉，母亲一直持家，四九年，他们去了台湾，临走时写过一封信给我和姐姐，从此再无消息。家里原是中农，后来划成富农，最后划成了地主。我们家是个大家庭，连叔叔伯伯共有三十多口人，就四十来亩地。
哦，你爸是空军呀，可没少轰炸我们呀！你这种情况，小鬼呀，我到时一定给你找一个出身好、根子硬的对象。鱼政委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
我的脸马上红了。我羞涩地一边跑一边说，我不要对象，我还小！然后又认真地说，我爸当初当空军时，是去炸日本鬼子的，他参加过抗战！
我的话引得政委哈哈大笑，说，你小，你总会长大的嘛，至于你爸爸嘛，他至少有一半是英雄。
我以为政委是师里首长，哪有工夫琢磨着给人家做媒呢，他只是跟我开开玩笑罢了，没想他真把这事放在了心上。
第二年，鱼政委和机关的人一起在地里拾棉花，招手让我过去，我挎着拾棉花的红柳筐子，甩着两条长辫子，就跑过去了。向政委问好后，就问，首长找我有事呀？
肯定有事的，我去年跟你说过要为你物色一个对象，现在已有眉目了。小伙子精干得很，想不想见见人家呀。
我的脸又红了，连连说，首长，我真不想找对象，我真不想找！
是不是有对象？
肖业群：从“社教”开始（2）
嗯……是的。我撒了个谎。
难怪不要我介绍的，说一说他的情况。
他二十岁左右，他找过我，我还没答应，不过，我觉得我们年龄挺般配的。
真是个小娃娃，他二十岁左右懂什么？你什么都不需要，你需要一个政治上能保护你的人！找你的那个小伙子，你可不要答应啊！我也给你介绍个年轻的，不但年轻，出身还好，相貌堂堂，包你喜欢。
我能感觉鱼政委确实是在关心我。父亲抛弃故乡和女儿，加之我当兵到新疆一年来的经历，已使十五六岁的我成熟了。我虽然也幻想着浪漫的爱情，但也知道找一个子弟兵、找一个出身好的人对自己的重要性，因为当时——包括后来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一个好的出身就是一切。一切都是以此为价值取向的。还有，就是我刚入伍不久，在兵团学习时，有一次就枪毙了八名叛逃的国民党军官，我当时害怕得晚上都不敢出门；也是那一次，我暗暗地对自己说，以后如果找对象一定要找一个子弟兵。
所以，鱼正东让他妻子霍振芳为我说媒，介绍后勤处指导员王富民时，我不好再说什么，因为没有见过人，我只好在心里说，但愿能撞上一个好一点的吧！没想见了王富民，见他年轻力壮，还是比较满意，于是，我就问霍振芳，他年纪多大了，她说他比我大五岁；我就说看起来好像不像这么小的。人家是子弟兵，一路打仗过来的，来这里又成天劳动，怎么也会显老相的。听她这么说，我就不再问什么了。因为我当时已知道，在这情况下，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都得接受。
我后来一打听，知道王富民实际比我大九岁，心里想不通，就去找鱼政委。
首长，你跟霍阿姨一起哄了我。
鱼政委笑着问我，哪里哄了你？
阿姨说王富民只比我大五岁，实际上比我大九岁。
你个小鬼也是，五岁跟九岁有多大差别呢？男的比女的大十岁以内从生理上讲没什么的。何况这个人政治上可靠，个子也高高大大的，品行也好，他的工作能力也许不是很强，但不易犯错误，不管你将来怎样，他都会对你一辈子好的。这点，我可以给你打保票！
听政委这么说，我就默认了。1954年，我们结了婚。
虽然从认识到结婚有两年多的时间，但因为都在忙着垦荒造田，我们见面的时候很少，彼此交谈的机会几乎没有。在那个年月，除了劳动，其他的一切似乎都被免除了，所谓的婚姻，也是从“屯垦戍边，稳定边疆”这一政治需要出发的，通俗点说，就是为了让二十万大军都能有个老婆，生一堆孩子，在这片土地上安顿下来。还有，王富民是行伍出身，只上过兵团的速成中学，上了不久，上头说，你们都大了，去劳动吧，为你们的儿子创造条件，让你们的儿子来上学吧，就解散了。所以，对于谈情说爱，他也不懂。他脑子里仍和许多农民军人一样，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打下了江山，有了老婆，赶快生几个孩子。所以，彼此也没多少话好说。我们性格不合，但因为我在五五、五六、五七年连续为他生了三个孩子，他对我还是很好的。
的确，诚如鱼政委所说的，王富民是个可靠的人，在“文革”期间，因为他“根正苗红”，我虽然也到车间干过活，下放到团场劳动过，挨过批斗，但在那个发了疯的年月，我所受的罪相对要小得多。所以，我应当感谢鱼政委。
我们这一代人，有过真正爱情的是很少的，所有的爱都被政治代替了，所有的生活都被抹上了政治色彩，人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向政治看齐，都必须以政治为目标。不管你是主动的也好，被动的也好；不管你是有意的也好，无意的也好。
早在1963年，我父亲通过多方打听，经香港来信，期望有朝一日，我能到他身边。我收到那封信后，害怕得不行，当即就交给组织了。从此与父母又断了音信，直到70年代末。
1972年，父母及弟妹陆陆续续从台湾移民到了美国。八○年五月，我在大陆唯一的姐姐移民到了美国。我姐姐在我当兵后不久，考上了西北财经学校，毕业后，分到青海工作。姐妹俩经常通信，通过这种方式寻找着内心的依靠。
不久，我也获准去美国探亲。一到美国，家人就要马上为我办移民旧金山的手续，但我婉言拒绝了。我决计要回到新疆来。这令许多人大惑不解，他们说，你在那个地方吃了那么多苦，而你即使要回祖国，也该回宁乡去，那才是你真正的故乡。
我笑了笑，没作任何解释。
我曾从教二十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宁乡的确是我的故乡，但那只是从血缘上而言，我心灵中的故乡就在新疆，因为我为她付出了一切。
黄群英：我对不起这片土地
我住的这地方是维吾尔族人聚居区，已十几年没有和外面联系了，没想到你们还能找到我。多谢杨映群的老伴袁旭把你带到这里来。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真的，我只是感到惭愧。我先给你讲讲杨映群的故事吧！
她是湖南湘阴人，1952年初和她堂妹一起偷偷参军。记得考试时，让她谈谈新疆，她对新疆一无所知，不知道该怎么写，是她堂妹帮她写的，就写了那么几句话，无非是新疆地大物博、路途遥远，是个大戈壁之类，后来就考上了。
和很多湖南女兵一样，我们当时都没想到会在新疆待一辈子，招聘团的人在长沙说，去新疆当兵，三年后想回来就回来。我想三年一转眼就会过去，到时回来就行了。到新疆后，没想到会这么荒凉，这么苦，几百里的大戈壁上，看不见一个人影子，在口内哪有这样的事情？
第二天，我们出发了。颠了半天，到了塔什店。那里有一窝子水塘，水塘边有几株水柳，四周全是坟堆似的秃山。既没有店，也没有房。在那里下了车后，带队的人说，这里就是将来要建大工厂的地方。招你们到新疆来，是来搞建设的，不是让你们来享福的。看到这光景，大家的心全凉了。下车后就挖地窝子，一个地窝子里住三个人。一到晚上，躺进去后，自己都觉得害怕，好像自己不是人，而是鬼，不是在人世里，而是在坟墓中。外面的风“呜呜”尖叫着，鬼哭狼嚎一般，吓得三个人紧紧地挤在一起，直打哆嗦。那时候年纪小，瞌睡多，颠了一上午，又挖了一下午的“窝”，很快就睡着了。但那一夜做的梦可真吓人，一会儿狼钻进了地窝子，一会儿地窝子里有死人的白骨架子，一会儿压在了大地下头，怎么也挣扎不动。第二天早上醒来，风不知什么时候已把地窝子的盖子掀掉了，被子上落了一层土。大家也泥鼻子泥眼睛的，我看你觉得好笑，你看我也觉得好笑，最后都笑了起来。
原说三年可以回家，三年满后，不让回。不回也就不回了，最苦的日子熬过来了，总该有甜的时候吧，就这样盼着。既留下来，就继续好好干。杨映群立了四次功，奖状什么的，厚厚一大摞。记得她一直想着回湖南，但现在还在这里待着，和很多人一样，一辈子过来了，有了儿子，又有了孙子。
我1951年在长沙参军，第二年在师部会计训练班学会计，返回团部时，不幸在铁门关翻了车。出院后，我虽然还是坚持工作，但总是不方便了。1962年，全国陷入饥荒，我当时已有五个孩子，领导劝我从大局着想，从工作岗位上下来，回去当家属，带孩子。我就下来了，从此，靠每年一点点残废金生活，全家陷入更加穷困的境地。
既然动员我当家属，既然不能再去工作，我哪怕讨口叫化，也要养育好五个孩子，让他们成人成材。这样，我不远万里来新疆，也算是为它尽了自己的力，我在心中鼓励自己。丈夫每月几十元工资，很难口。我就在鱼肉便宜的时候买回来，用湖南的方式熏制成腊肉、腊鱼，这样，全家可以在夏天不买新鲜肉，还可以卖一点，补贴家用。直到现在，我还这样做，当然，现在主要是自己吃，因为几十年下来，全家已习惯了吃腊肉。也卖一些，因为我做的腊肉腊鱼已成了风味食品，一些老主顾喜欢吃。
我自从“下岗”之后，无论多么困难，从没去找过领导。有苦，我自己吃；有难，我自己受。
我常常回忆起自己工作的那十年时光，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我们一共十姐妹——她们现在全都健在。家里穷得不行，毛主席让妇女来当兵，建设新疆，那是对妇女的信任，所以那时候真是拼了小命儿地干。我心甘情愿地干，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三年没发津贴，说支援新疆建设，心里一点怨言也没有。我工作的那十年真好，当然，后来我也觉得自己没有虚度，我把五个孩子养大了，并把他们培养成材，又把他们全留在了新疆——大女儿在医院当主任，大儿子停薪留职后做生意，三儿子在电力公司工作，二丫头当医生，三丫头在民政局当干部，全家回来，近二十口人了。这是我的贡献。对于新疆，过去需要人来建设，现在和将来同样需要。
我养育五个孩子的确是呕心沥血。我的腿脚不方便，但生活艰苦的年头，我每天都要一瘸一拐地到郊外去割苜蓿，挖野菜。后来，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我就把苞谷秆和葵花秆子成捆成捆地背回来，在大铁锅里熬，然后用手挤，用木槌砸，弄出汁液，滤出淀粉，然后和干葵花叶子熬了吃。再后来，我自己去开了一亩盐碱地，种小白菜。但那些小白菜刚长出不久，就被人拔去充饥了。我辛苦一场，只捡了些黄菜叶子熬了几顿玉米糊糊。为了让孩子们多吃一口饭，我常常只喝点野菜汤。所以，也不知有多少次，我饿得昏倒在郊外的野地里。有时，我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就捋些榆树叶子，剥些杨树皮，咽到肚里充饥。
我与丈夫袁祖武1952年初就结了婚。袁祖武是湖南桃源人，比我大十岁，背有些驼，头发早就花白了，才五十来岁时就已是满脸皱纹，他还有非常厉害的气管炎。他经历的艰难人生，已使他难以撑起一副军人的风骨，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有些拖沓。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几十年了一直如此。
他是抗战前夕被抓壮丁进了国民党王牌四十七军，随后就参加了抗战，和日军在常德血战七天七夜。解放战争中他因伤被俘，后来，加入了解放军，从山东一直往西打，最后落脚到了库尔勒。
不管是谁问他的经历，他都只会说上面这几句话。他用这几句话就把他的一生说完了。他最喜欢的人是王震，他认为王震这人性格直，善于鼓动部队。他跟我讲，有一次王震在他们部队作报告，说，小伙子们，我知道你们想什么；大姑娘们，我也知道你们想什么。小伙子想大姑娘，大姑娘想小伙子，小伙子们要好好干，以后给你们一人发上两个老婆。他当然是开玩笑，但这些兵却觉得他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王震虽然说的是玩笑话，可把我们女兵吓坏了。我记得有一次他在我们部队作报告时也是这么讲的，他讲到那里，所有的男兵都高兴得直鼓掌，我们却吓得偷偷直哭！心想他是司令员，这么说，也一定会这么做的。我们那时哪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呀。
我一直很想念故乡，但因为以前要拉扯孩子，我没有条件回去；现在可以回去了，但费用又高了，往返一次，没有六七千块钱，不敢动身。儿女们凑钱让我回去，当我要上路时，又决计不去了。因为我当年是抱着建功立业的志向来新疆的，不想最后一事无成，我哪里还有脸面回去呀！这么多年来，我之所以很少去找老乡，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比她们低一头。她们为新疆工作了一辈子，而我只工作了十年。我对不起这片土地，我为她做的事情太少太少了。
王爱湘：十三连是团里公墓的代名词（1）
我们到达焉耆后，在马棚子里住了两天，就开始分配，原来好几车人，这一分，人就少了，一车还没装满。然后车子就呼呼地继续往前开，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庄稼，看不见村子，也看不见树。就那座死气沉沉的天山，忽远忽近地在一旁陪伴着，就听天由命地任汽车把我们往前拉。
最后天黑了，按口内的时间，该是半夜了，车子才停住。带队的干部就喊下车吃饭，下车吃饭。
到了吗？有人看见外头黑天黑地的，就问。
带队的干部说，路还远着呢，今天走不走，吃了饭再说吧！
大家就在汽车的灯光前围成一圈，喝着水，吃着干粮。忽然，车“轰”的一声响，掉头开走了。我们这才知道，这就是我们要来的地方，十八团团部所在地。因为前面有些女兵一看见光秃秃的戈壁滩，就不下车，所以那些司机怕我们也这样，哄着我们下车吃饭，把带的东西卸下来，就把车开走了。
我们这才往四周看去，没有看见一间房子，只有黑黝黝的一片戈壁。只有一根旗杆立在那里，被漠风撕裂的军旗发出“呼呼啦啦”的声音。哨兵像影子一样游动着。然后，平地里出现了几缕灯光。有几个人提着马灯，像从地里冒出来的，走到了我们跟前。一个人开始对我们讲话。大家的心都凉得不行，没几个听他讲了一些什么。后来，当他说他代表全团官兵欢迎我们时，我们没鼓一下掌，就陪他的那几个人“噼噼啪啪”地拍了一阵。那声音在空旷而沉寂的戈壁滩上显得很不协调。然后，他让一名干部安排我们去休息。后来，我们知道那个讲话的人是团政委阳焕生。
我们不知道哪里有住的地方，就跟着那干部走。一路上看见一边有一排排整整齐齐的黑洞口，从那里面竟然发出“呼噜呼噜”的鼾声。这可把人吓坏了。有人以为是坟，以为有鬼呢，以为鬼还打呼噜呢！还有人以为里面饲养着什么动物。反正，好多人都不吭气，都冒着冷汗，竖着毛发，紧紧地挤在一起往前走。有个胆儿大的老乡，实在憋不住，一下冲到那走在前面带路的干部跟前，朝他踢了一脚，那干部痛得“哎哟”叫了一声，然后生气地问她，你个小鬼，为什么踢我？我哪里惹着你了？
那老乡没有理他，只对我们说，他是人，是个人。
我们以为你是鬼呢，这黑洞洞的洞里怎么有声音发出来？吓死人了。我们赶紧对那正在生气的干部说。
那干部一听，顿时笑了起来，笑得都蹲在了地上，好半天才忍住笑，说，那里面住的是人，那就是部队的住处，叫地窝子，这戈壁滩上，自古就没个人烟，哪来的鬼呀？
在老家，谁要是穷得住窝棚，就不得了啦，难道部队穷得连窝棚都住不起吗？
这戈壁滩上，没有草，没有树，怎么搭窝棚呀？明天天一亮，你们就知道了。
正说着，大家到了一个黑洞洞的洞口前，那干部说，这就是你们的住处，两眼地窝子，一共可睡三十来人。里面铺着芨芨草，把被子一打开就可以睡了。
但没人动，好像那不是人类的居所——人类摆脱穴居已不知多少年了，没想到20世纪中叶，却有二十余万人在新疆过上了这种生活。大家都愣愣地站着。
怕什么呀，不行，我先进去给你们看看。那干部说着，提着马灯进去转了一圈，接着说，的确是住人的地方，自然啦，这是临时的，以后，条件会改善的。
有些女兵把背包放在戈壁滩上，坐下了。
两个年纪小的把头放在膝盖上，很快睡着了。
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我们要回去，送我们回湖南去！然后大家都跟着嚷嚷起来。
要走也得天亮了再走哇，这深更半夜的，怎么走呀，往哪里走呀？那干部也着急了。
大家也许的确是困倦了，没人再吭声，有人抱着背包往里走。大家都跟着往里走。有人哭了，这一哭可不得了，大家都哭了起来，哭声响成一片……
听人说，这南疆三年能下一次雨，就算老天爷开眼了。可我们到后的第二天上午，就下了一场雨，老兵说，那雨是我们哭出来的。
下雨了，又勾得我们想起湖南家乡来，加之那雨淋坏了地窝子，我们连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女兵们又哭了。男兵们站在远处望着我们，望着像落汤(又鸟)似的我们。
这些出入过枪林弹雨、身上的硝烟味尚未散尽的男人，现在扛着或拄着砍土镘，神情忧郁，用饱含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们。
即使是我们的啜泣和哭喊，也使他们感到了无限温柔，使他们看到了生活的色彩。看到了荒原上的一线生机，正是我们这些女兵使一半成为整体。我们是他们的姐妹，也是梦想中的爱人和未来的母亲。我们承载的是半个世界或许更多。
哭归哭，三天以后，真格的东西就来了，开会、讨论、汇报思想、检查日记。最后落到一点：建国建疆，立家立业。但每个人似乎都认准了一个理儿，那就是不能找对象，不能结婚，不然就回不了老家了。但事情并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样。最后，谁也摆脱不了命运的安排，几乎全在这里成了家。
自从陈淑惠与老赵结合以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吾瓦，她在这里与盐碱地战斗了一生。
你不知道，这里的盐碱有多厉害。1952年，全团播种粮食四万一千七百八十六亩，盐害面积就有两万二千一百零五十五亩，达到百分之五十多，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的1961年，盐害面积达到了三万多亩，1974年，达到了近五万亩。
最让陈淑惠痛苦的是，有些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土地，由于泛盐严重，不得不弃耕，必须灌水洗盐才可能有一些收成，但土质变劣，产量锐减。“头年小丰收，两年便减产，三年‘秃子头’，四年把种丢”就是土地盐化减产的生动写照；有的条田则成了“盐碱滩，苇子草，十亩庄稼一肩挑”。一、三支渠及三支渠土地是陈淑惠和全团官兵们当年一起开垦的，最后都不得不抛弃了。当她看着那泛着盐碱、一片荒芜的土地时，当她跟着大家撤离那里，抛弃那些土地时，自己的心都要碎了，仿佛抛弃的不是土地，而是自己的孩子。大家的心情都灰灰的，脚步特别沉重。陈淑惠一次又一次回头去望那些土地，一次又一次淌下了伤心的泪水。1964年，全团弃耕面积达到了七万余亩。到80年代末，重新开垦、收复这些弃耕地时，已经退休的陈淑惠又参加了。
这块贫瘠的土地是不适宜耕种的，早在1952年，苏联土壤专家柯夫达到吾瓦考察时，就曾经下过结论。经过了近五十年的种稻洗盐，这片土地才渐渐变得肥沃。但这时，陈淑惠的身体已经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