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惠是在参加一次收复弃耕地的劳动后，感到身体不行的，那时她六十一岁。后来，她一直熬着，最后身体越来越虚弱，但她还是一直参加劳动。她在吾瓦一直种棉花，退休后，她每年都要去拾棉花。这本是一种十分辛苦的劳作，但对她已成了习惯，如果到时候不到棉田里去，就浑身不舒服。
王爱湘：十三连是团里公墓的代名词（2）
她最后是倒在棉田里的，当时棉花已经拾完了，连棉秆也收去作燃料了。天气是在深秋，大地已有些萧条。她一直想到田野里看看，在田地走着，突然眼里流出了泪水，她没有用手去擦，而是任它流着。这时，她看到了自己进疆后栽活的第一棵胡杨树。她像碰到了一位老朋友似的，急切地向它走去。但她已走不快了。
她那时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六十多岁，唉，六十多岁就老成了这样，真是丢人啊！
六十五岁那年，她死在那棵胡杨树下。人们发现她时，已是次日中午，她的衣着整洁干净，脸色平静、安宁，白发梳得十分整齐，中午的阳光照在她的身上，她背靠的树一夜之间，叶落殆尽，有些金黄的叶子就在她身上盖着。
她所埋的十三连，是坟茔的代号。那是一大片的坟地，先前的排列整齐，后来的显得凌乱，远远看去，一个接一个的土包显得没有边际。生者与死者的界限，是一条水渠。水渠一边是坟墓，一边是农业连队。
唉，说起来——辛酸哪，陈淑惠确实不容易啊！她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有老家的人来看她，一过六十岁，她就常常说，她死后要在坟前立个碑，写上“湖南长沙女陈淑惠之墓”，说老家来了人好找。她还说她的坟头要朝着东南方向，说她的老家就在那里。平时香梨熟了，她就会说，哎呀，老家的人这个时候来了就好了，可以尝尝我种的香梨了；打谷子的时候，她就会念叨，唉呀，老家的人这个时候来就好了，可以尝尝我们吾瓦的新米了；春天来了，她就会说，老家的人这个时候来就好了，这正是我们吾瓦最好看的时候；冬天她则说，老家的人可不能在这个时候来，太冷了，到处光秃秃的，连一片树叶都看不见，见我生活在这里，一定心酸的。
可是……唉！
陈修明：我在遥远的异乡孤独地生活着（1）
我们幼年文工队共五十多人，是1951年3月8日随二军军长郭鹏一起从长沙出发的，因为他要回新疆，就把我们捎带上了，所以我们这批进疆女兵可能是人数最少的一批。
我是湖南郴州人，三岁丧父后，母亲改嫁，所以只能跟着叔叔过。当时郴州号召我们参军是以抗美援朝的名义。说是九军的人已开往朝鲜了，只有番号还留在国内。
我到新疆后，分在二十七师七十九团，该团驻地在和硕滩，那是一个很穷很苦的地方。只有戈壁滩，看不见一棵树、一个人。风遇不到丁点阻挡，特别劲猛，有时能把站着的人掀翻。狼则有恃无恐地一边嗥叫，一边奔突。
当时排节目的时间很少，一般都是和大家一起劳动。每天天不亮，那首《戈壁滩上盖花园》的歌就唱起来了——
没有工具自己造，
没有粮食打野羊。
自由的种子撒下去，
幸福的泉水流不完。
…………
等到天黑尽了，我们才又唱着这首歌返回营区。
我人小，但一到部队，就让我当班长，领着大家劳动、开会、读报、讲怎样受压迫。所以领导表扬我说，你虽然出身不好，但还没有留下阶级烙印，要我一定好好干。
听领导这么说，谁不感动呀！我恨自己不能长出三头六臂，把所有苦累活儿都揽下来。
乌库公路是王震亲自筹划的，1952年2月正式开工，由新疆军区工兵团担负北线施工，二十七师担负和静至天山冰达坂的南线工程。
自古以来，天山就阻碍着南北疆的交通，乌鲁木齐和库尔勒之间，雪山横亘，冰峰高耸，悬崖千仞，恶水激荡，历史上乌鲁木齐到南疆都绕道白杨河、托克逊。民间谚语说：“千年冰峰人难开，要开除非神仙来。”
我跟着二十七师的筑路官兵上山了，当时正是风雪肆虐、严寒凛冽的时节，大家背着行装，带着武器和工具，踏着没膝深的积雪向天山腹地进发。
乌库公路工程在我国公路施工史上是罕见的，它几乎集中了我国修筑公路的所有难点：气候恶劣，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复杂，施工难度大，工程艰巨，生活艰苦。天山山谷气候变化无常，冬天冰雪覆盖，河水结冰，塔松挂满晶莹的冰凌，雪崖时时坍塌堵路，狂风阵阵刮倒工棚。零下三四十度的奇寒把地表冻得如钢板一般坚硬，施工战士呵气成冰，人人鬓发须眉上都结上冰霜，赤手一沾钢钎便撕掉一块皮肉。崇山峻岭，连绵不断，悬崖峭壁，激流湍急，乱石坠落，随时发生。高山缺氧，呼吸困难，连馍馍也难蒸熟，开水不到九十度便沸腾，加之生活困难，缺肉食，缺新鲜蔬菜，不少人的指甲下陷，不少人得了夜盲症和雪盲症。筑路的指战员们在海拔4200米的天山主峰——胜利大坂，穿云破雾，劈开一个隘口；在峭壁悬崖上凿石，在急流深谷架桥，在泛浆地带铺路。
我们文艺组是踩着大部队的脚印前进的，开头坐马车，到了天山脚下后，就开始爬山。沿着羊肠小道走了好几天，才到达要翻越的天山达坂下。前往达坂的路连羊肠小路也算不上了，好多地方是沿着人凿出的脚窝子，四肢并用，像猫一样往上攀登。岩壁立，危崖突兀，使人既不敢往上望，更不敢向下看，那可是真正的上天山。
到了山里后，由于后勤供应困难，粮食紧张，蔬菜更是没有，大家只能早上吃盐稀饭，中午吃盐炒饭或盐水咽干馕，晚上是吃盐拌饭。
那里的气候也不好，一会儿晴空万里，一会儿乌云遮天，一会儿大雨倾盆，一会儿风雪交加，弄得人不知该穿什么衣服才好。
我们文艺组的主要任务是把当天的好人好事、先进个人、工程情况现场编成节目，唱跳一番，然后就是帮战士们洗衣服，谁洗的衣服多，谁就是先进。雪水冰冷刺骨，十分难受，但大家一点也不在乎，有些女兵来了例假，照样在冰水里劳作，很多人从那以后，就落下了病。
乌库公路全长四百多公里，当年就通车了。为修这条公路，共有一百多人牺牲，平均每四公里就埋着一位兵团战士的尸骨。
公路通车后，我去乌鲁木齐参加了军区文艺汇演。结束后，就派我到山东去。去干什么呢？当时新疆还有一部分老同志没家属，急需解决。因为山东是个老解放区，有好多仗都在那里打，好多男人在战争中战死了，寡妇很多，另外，山东当时据说女多男少，就准备上那里去招些女的来。这次在年龄上要求非常严，必须是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其他条件基本上不作要求。
每个师去十一个人，合起来组成新疆军区赴山东招聘总队。对哪个师到哪个地区、动员多少妇女实行划片。我们二十七师到莱阳专区做动员。当时，招聘总队的山东人极少，这是怕他们知道新疆的情况，进行反宣传，人家不来。我们也不许说新疆不好，并把它作为一条纪律。这项工作我很反感，但又不得不去做。
和我们一样，许多山东女兵对新疆的情况一无所知。几乎每个我接触的人都会问我，同志，人家说新疆很可怕，你认为怎么样？
当然好，那是个好地方。
新疆的人身上都长毛吗？
你看我是新疆来的，我身上长毛了吗？
听说他们还吃生肉，是这样吗？
那是传闻。
那里的人也像我们一样，一天三顿都是吃地瓜干吗？
不，那里的人吃玉米和小麦，有时还有米。
听说招我们女人去，男的站一排，女的站一排，对上谁了就和谁结婚，是不是？
我是1951年去的，现在还没结婚。
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回答了多少遍。它像外交辞令一样圆滑。我用别人对付我的方式来对付这些姐妹。后来，我开始逃避她们的询问，但怎么能逃避开呢？
陈修明：我在遥远的异乡孤独地生活着（2）
有一天，一个寡妇来参军，她已三十五岁，她十五岁结婚，婚后不久，丈夫就当兵出去了。先是在国民党部队，后来又到了共产党部队。她丈夫在三○年和四一年捎过两次话回去，使那女人知道他还活着。她就一直等他。等到解放，再没有消息。过了好久，才知道他在四八年就牺牲了。她等了整整二十年，没想等来个死讯。她问我是不是分配婚姻。我想她是我母亲辈的人了，就点头说是。她说女人天生苦命，能有一份衣禄，也没什么。反正，她问新疆的情况，我都如实说了。她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说要去那里，不去那里，怎么活下去呢。
其实，我跟她们说实话，只是要给她们一个选择的余地。这些女的大多是农村的，她们的选择大多是为了寻找活路，在这种情况下，命运可能都左右不了她们。她们是知道实情来新疆的，思想都很稳定，因为无论遇到什么，那都是她们自己的选择。而开头不知实情的，自上路后就大吵大闹，她们没有文化，骂人特别厉害，骂的话难听得很，有些性格刚烈的，甚至跳车。但我们师却没有这种情况。
自山东女兵来到新疆后，每个连队都有女的了。但当时还只能轮到连级干部结婚。
从山东接兵回来，我就在团政治处负责妇女工作。我那时还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却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了。比如说，有时连长、指导员都喜欢上了一个山东姑娘，闹了矛盾，我就得去调解；还有三个女的都看上了年轻的小文教，我也得解决。
教导员侯同兴看上了团部的一个山东女兵，捎话人也是我。因为当时部队都在下面开荒，连星期天也没有，他根本没时间到团部来。
教导员把信交给我，我再交给那女兵，那女兵很生气。
不久，教导员提升为政委，为了让他们见面，我们就把她推进房里去。
政委问，你刚才在干什么？
女兵说，在剥玉米。
把手给我看看，我看看你的手，就知道你怕不怕劳动。
女兵红着脸就把手递给了他，他握住，在她手心里写了“我爱你”三个字。
女兵的脸就更红了，低着头说，这是你写的，与俺无关。
政委的确非常爱她。那时，年龄太大的老同志大多已与湖南女兵结婚了。后面的男同志年龄相对小一些，加之山东女兵的年龄相对也大一些，文化程度相对低一些，出身贫苦，对生活（包括爱情）容易满足，所以许多夫妻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感情就培养起来了，有些还挺恩爱的。
现在，就说说我自己的婚姻吧。
记得那是我十六岁那年的一天晚上，大家挤在戈壁滩上看电影，政治处保卫股的罗干事让他的老乡来找我，叫我出去。我挤了半天，没有挤出人群。我想，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就继续看电影。
第二天早饭时，我看见了他，就问，罗干事，你昨晚叫人找我有啥事呀？
他脸一红，扭头走了。
其他人见了，“哄”地全笑起来，我才明白了一点。
有一天，他找到了我，脸红了半天——他当时也才二十岁出头，说，我想找你说件事。
我见他紧张得额头上直冒汗的样子，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我说，什么事你快说吧，看把你紧张的。
我们谈朋友吧！他像下了决心似的用发抖的声音说。
从内心讲，我还是喜欢他的，因为我们都年轻，因为年轻可以使我们接近。但我当时的确还不知道情为何物。我说，我年龄还小。
我们可以保持关系。
我说，不行，在部队你是知道的，假如我们相处后我对你不满意了，人家会骂我作风不好。
他听后，就默默地走了。
不久，他又说他要去找组织谈谈，说要与我谈朋友。当时他根本不符合结婚条件，组织自然不会答应他。
从此后，我就常常看见他在野外拉小提琴，是那种很悲伤、很忧郁的调子。我听了，心里也很难过，正想着要去安慰安慰他，不想后来那琴声没有了。我一打听，得知他已被调到了别的部队。
后来，组织科长给我介绍了对象，他是四七年从河北参军的子弟兵，在家就是儿童团员，有一些文化，参军后搞机要工作。好多人是徒步进疆，他是跟着王震乘飞机抵达迪化的。来新疆后仍从事机要工作，后到八一农学院学习，毕业后分到了七十九团。
我对他印象不深，只是组织科长出面，我作为一直搞妇女工作的人，自然知道意味着什么——只要介绍了，就表示组织上给你定下来了。
他出身贫农，又有文化，第二年提为教导员，第三年便当了副团长。
有一天，他找到我，对我说，小陈，有几对人今天结婚，我们也结吧，组织已批准了。
我当时连我们从认识到结婚有多长时间都想不清楚，但一想组织已批准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就说，你定吧！
我渐渐地也不奢望什么，只求安然度过一生。他除了脾气不好之外，也没太大的毛病。不想“文革”开始，他就跳出来了。
他一夜之间变成了两个人，在人与魔鬼之间，我分辨不出他属于哪一种，但在当时，他从事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神圣——他是“红色战士”的头头。除了他的盲目，还有他自己那“贫下中农”“共产党员”“子弟兵”三块“金字招牌”，加之他口才好、有能力、有号召力，使他迅速进入“革命”和“造反者”的阵营。他带着红卫兵三次进京“朝圣”，回来后就开始批斗团长、师长，以至兵团政委张仲翰……
但“文革”结束后，那一切烟消云散，他从天上跌落下来，摔得很惨，却不知怎么跌落下来的。他两手空空，得到的却只有人们对他的仇恨。他被人怨恨，生活在冷漠之中，他的良心也越来越不安，内心感到越来越愧疚，他在自负和忏悔中早早地去世了——他去世时是八三年，刚满五十三岁。
他没有给我一个孩子——有人也因此骂他，说这是因为他把事做得太绝的原因，我们曾从他老家领养过一个侄女，他去世后，她也回老家去了。
陈修明：我在遥远的异乡孤独地生活着（3）
然后，由我独自一人来承受从他身上转嫁到我身上的怨恨。开始我觉得很冤，后来，我觉得作为她的遗孀，我应该承受这一切。“文革”中有那么多人受害，害人的人也应该受到惩罚。如果罪恶轻易地化作了烟云，那么，它可能随时会再次发生。
所以，我选择了不与外界交往，选择了在这间寒冷宽敞的平房里，孤独地生活。
我，就以这种方式承受着敌意和不公，替丈夫赎罪。
故乡因为没有亲人而成了异乡，这里也因为那种彻骨的炎凉也成了异乡，这人间似乎已没有我的居所，我在遥远的异乡孤独地生活着。
但我并不想终老于此。我期待到养老院去，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
朱楚湘：“湖湘子弟满天山”（1）
朱楚湘：“湖湘子弟满天山”这个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
因为姐姐朱楚兰一个人进疆而全家出塞的事情，我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只记得五一年的春天细雨绵绵，薄雾蒙蒙，把天地淋漓得一派忧郁。雨想浇灌一切，却把新萌发的好多鲜花绿叶霉烂了。但那种拯救一切的气息仍然洋溢在天地之间。那是一个不宁静的春天，每个人都显得浮躁，好像任何一个愿望都会神奇地得以实现。朝鲜战争掀起的参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每一个人都能感知那半岛上战火的热度和硝烟的味道。入朝作战几乎成了每个年轻人的梦想。
那天，当母亲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说楚兰当兵走了，没拦回来。大家都以为她是去了朝鲜。我们当时怕母亲难过，表面上装出也很痛惜的样子，内心里却为姐姐高兴。但当我们得知她去的不是朝鲜，而是新疆时，我们真正地难过起来。新疆，在湖南人眼里一直是个遥远、荒凉、寒冷，被发配充军的、十分可怕的地方。就连一字不识的母亲也知道那是一个去了后就再也回不来的地方。她决计一定要把女儿劝回来，于是，不顾一切地、几乎是跑着到了长沙。她逢人便问招聘团在哪里，在城里转了好多圈，终于找到了营盘街。到达那里，她那一双裹过的脚早已起满了泡，连站着都很吃力了。
母亲找到招聘团领导，一定要让女儿回家。哪知招聘团人员只是好言相劝，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放人。无奈，母亲登上列车，声言要跟着女儿一起走。车到高家坊，她见女儿仍无回心转意的意思，自己不可能再往前走了，只好下车，母女俩挥泪而别。下车后，母亲望着北上的列车，怔怔地呆若木(又鸟)。女儿看着母亲下车，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失声大哭起来，她望着站在铁路旁的母亲，永远忘不了母亲的背影。火车隆隆西去，姐姐跟招聘团北上到达西安。此时，她的思家心绪再也按捺不住，常常一个人跑到城墙上，面对南方，暗暗哭泣。
和所有含辛茹苦拉扯儿女成人的母亲一样，她害怕孩子有个什么意外。
在姐姐六岁时，身为湘潭市一矿山小职员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依靠矿山救济和亲友资助度日。1946年，内战烽火再起，矿山倒闭，民不聊生，一家生活无着落。母亲携子女奔长沙老家，寻找族人资助，怎奈他们生活也非常困难，劝母亲将姐姐及妹妹送人作童养媳，将儿子送孤儿院，自己改嫁。母亲想着童养媳受人欺凌，一家人分崩离析，抱着孩子痛哭起来。她宁愿一家人在一块挨饿，也不愿把孩子送人。就这样，她带着一家人来到湘阴县外婆家，由外婆做主，改嫁到姨父家（姨母早已去世），两家合为一家，六个子女八口人，靠种几亩薄田过日子。一年收成，交了租子，只够吃半年，后半年只能吃糠咽菜，汤汤水水苦熬。
朱楚兰是老大，她最懂事，最体谅父母的苦衷，小小年纪就挑起家庭重担，起早贪黑、洗衣做饭、喂猪生产。后来看着家里困难重重，她又去一家织染坊当学徒，学织布，工作之余还给人家带小孩、洗尿布。后因织染坊倒闭而回家，她马上又到长沙，找到父亲的一个朋友家，帮助干家务，以减轻家庭负担。经受了人间各种生活磨难，使她懂得了人生不易，要自强自立。正当她千方百计谋求生活出路时，恰好新疆招聘团在长沙招人。她得知这一消息后，异常兴奋。迅速把消息告知曾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并为同盟会会员的叔祖父。叔祖父表示支持。
姐姐于1951年8月1日进入新疆哈密。见到那些高鼻梁、深眼窝、扎小辫的维吾尔族姑娘，她觉得自己好像到了异域他乡。在哈密稍事停留，即向南疆重镇喀什进发。喀什更是民族聚居区，一个女孩子不能独自外出。到喀什后，她被分配到二军医院建设队参加建院劳动。
进入二军医院，是朱楚兰人生奋斗的开始。她们一群湖南姑娘被安排住在一幢国民党军队的旧营房里。房屋十分破旧，曾发生大梁断裂、房顶下塌，砸死两名湖南女兵的事。她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建设营房。女同志负责和泥巴、搬土坯、运房泥。湖南妹子打得赤脚，脱了鞋子、袜子就往泥里踩，也不怕扎。搬运土坯时，没有运输工具，姑娘们就用背包带、绑腿布捆着背，一背就是八块，有时背到十二块，每块土坯十二斤重，一个姑娘要背一百多斤的东西，在工地上来回跑，肩磨破了，腿跑肿了，也没人叫苦。背完土坯就是上房泥，两个姑娘抬着一个抬把，一推一拉往房上跑，真是累极了。每天汗流浃背干十多个小时，回到宿舍，每人一盆凉水，洗脸、洗脚、洗澡全是它。女孩子的更大苦处是，每逢例假来了，还不好意思说，照样干活，有时血水顺着裤子往下流。在湖南，姑娘们是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苦的，但大家想着当兵干革命，劲头十足，心里高兴。
在二军医院干了半年多，组织上了解到朱楚兰和其他几名姑娘是学织布的，正好军区后勤部要在莎车建一个纺织厂，就把她们调到莎车纺织厂工作。到厂的第一项任务，也是建厂，盖厂房、盖宿舍。这期间，朱楚兰一直担任班长。后来，由于她有初中文化，表现又好，领导上把她调到军区后勤部皮革厂任文教。1953年因婚姻关系，调独立工程三团三营任记账员。
朱楚兰婚姻上的遭遇是不幸的。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孩子多，生活苦，差一点给人家当童养媳。参军后，在工作中她有了自己的意中人，但组织上给她介绍了一个在革命战争中作出过贡献的老同志，并反复做工作，劝说她为革命作“贡献”。她作为一名青年团员，懂得应该听组织的话，也懂得为革命作贡献是光荣的。最后，她经不起轮番“轰炸”，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三岁的战斗英雄。临结婚时，她接受不了这一“事实”，连夜跑了出来。后来，在同志们的劝说下，心绪才慢慢平静，与他生活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质条件的改善，生活好起来，日子过得满意了。但没有想到升了官的丈夫，手中有了权，思想滑了坡，在“道德”的泥潭中屡屡失足，不仅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更使朱楚兰蒙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当初，她盼望他改过，但没有想到他屡教屡犯，原先的夫贵妻荣变成泡影，别人投过来的是鄙夷的目光，这对于一个争强好胜的女性来讲，是多么大的打击啊！她不想要这个家了，长时间的精神痛苦和内心的压抑，使她四十多岁就病倒了。1989年，终于离开了人世。
我们在老家时曾听说她们到新疆当兵满三年后就能回来。没想到第三年时，收到姐姐的信，说她已经结婚，又过了不久，知道她的第一个孩子已怀上了。我们当时就感觉她不会回到湖南来了。
记得她在给母亲的一封来信中说，在艰苦创业的年代，怀孩子时，周围同事全是男人，只自己一个女人，有话没处说，也不好意思说，就跟着大家一样拼命干活，孩子生下来时，跟前没有老人，养育孩子没有经验，全凭自己一人操持。白天走进办公室忙工作，下班回到家里忙孩子，后来实在没法坚持，委托一随队家属帮助看管。生第二个孩子时，是1956年，当时正在安集海开荒建农场，连住的房子都没有，孩子是在帐篷里出生的。
这一切在我们看来，太不可思议了。真的无法想像姐姐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当她怀第二个孩子时，母亲就想过去帮她。但姐姐想着自己在安集海开荒，吃得差，住的又是地窝子，劳动强度又那么大，怕母亲见了伤心，就没答应。直到她怀第三个孩子搬到石河子时，才答应让母亲去。
朱楚湘：“湖湘子弟满天山”（2）
这回轮到我和妹妹去送母亲。母亲一生没出过远门，姐姐她们还有一大批人同去，可母亲则是孤零零一个人西行。我听说火车已从兰州通到了张掖，但我在地图上没有找到那个地方。我只看见了一条黑色的线延伸到了一片苍黄的地方。张掖离新疆还很远的，那么远的路，母亲得坐汽车了，她能受得了吗？我们都非常担心，但母亲去意已定，她说，我有五年多没见女儿了，即使有啥事，能见她一面也就心满意足了。我就是爬，也要爬到新疆去。
母亲就是这样，当年她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孩子去那个地方，但为了孩子，她却什么也不怕了。她说，人家能去，我也就能去；人家在那里能活命，我照样能活命。母亲这时变得多么勇敢。
我们真想劝阻她，因为她的确不知道新疆有多远。我找到一幅中国地图，给她指乌鲁木齐，说到那里有上万里路呢，你自己看看吧！母亲倔强地说，只要没远到天上去，我就能到那里。
看着母亲独自一个人上了火车，我们感觉母亲再也回不来了。不想，她一个人到了新疆，找到了姐姐那里。收到姐姐的来信，我们真是不敢相信。但母亲的确没再回来，她成了我们家继姐姐之后，第二个走向天山的人。
第三个就是我。
我当时在湖南省税务局工作。之所以去新疆，主要还是因为思念母亲。还有就是觉得大西北艰苦，能锻炼人。刚好我写信给姐时，干部处的人见我的字写得好，信也有文采，就半开玩笑地对姐说，我们这里需要你弟这样的人才，你能不能把他也动员过来呀。
姐说，让我试试。
姐就写了一封信来。我想母亲在那里，去就去吧。信寄出后不久，新疆发给湖南省人事厅的调函就来了。
时值五六年冬天，我怀着满腔热情上路了。一过淮河，进入河南，景色就苍凉起来。到了郑州，我就想回去了。我也是一个人走的，独自走在这遥远的路上，想着从此告别故乡的山水亲人，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心中难免有些凄凉。但当我想母亲都能去，我也一定能去。我是个男人，踏上的也算是一条追求理想之路，怎么可能半途而废呢？
那时火车已通到清水。冬天的北方景色真是萧条，让人越往西走，越觉心寒。我是初出湖南，在郑州转车之后，我能大概听懂他们的话，他们却听不懂我的湖南话了，交谈不了，旅途异常寂寞。
我就这样走了三十五天，终于到了冰天雪地的石河子。
但我没想到的是，二姐和弟弟随后也来了。
二姐朱楚馥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岳阳一所中学任教；姐夫朱荻毕业于北京大学，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河南焦作教书。当时两人分居两地，政治压力又大，加之家中除了二姐自己和弟弟以外，都去了新疆，所以，五九年二姐也以探亲为由，带着九岁的弟弟到了新疆，安排在农八师中学教书。当时已不让姐夫教书了，把他下放到了农村劳动。他写了一封信来，说自己是“右派”，到新疆来要不要。二姐去请示了农八师领导，那时真是思贤若渴。一听是北大毕业的，当即就让他来，说来这里只要好好工作，完全可以保护他。
姐夫当时已一无所有。他背着几本书，就偷偷地跑出来了。一路上他没钱，也没吃没喝，受尽了苦，终于到了石河子。他到后就被安排在农八师中学教高中物理。他是这里的第一个北大毕业的知识分子，也是这里的第一位物理老师。后来姐姐和姐夫都成了高级教师，都荣获过农业部“从事农垦教育三十年”荣誉证书，他们为兵团培养了大批人才，早已是桃李满天下了。
我主要从事文秘宣传工作，主持和参与编修了五部史志著作，近三百万字。弟弟是一名基层领导干部。
五十年过去了，一家人在新疆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由一个人发展到四代近五十口。除了还未成人的第四代，大多是知识分子。大姐十七岁入伍，母亲四十四岁入疆，她们都已埋骨天山。虽然业绩平凡，但自从建国之初毛泽东主席借鉴历代西域屯垦戍边的成败得失，将驻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近二十万官兵集体就地转业至今，能发展到二百多万人口，能在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上开垦出一千四百多万亩耕地，修建六点四万公里水渠，九十三座水库，年产粮食十多亿公斤，年产棉花一万一千万公斤，兴建一千三百多个工矿企业，工业总产值达到三十多亿元，拥有商业机构近三千个，在1988年的商品零售总额达到十八亿多元；修桥筑路近两万公里，有高等院校十二所，中等专业学校三十七所，普通中学近六百所，小学一千二百余所；有科研机构一百多个，卫生机构六百五十多个，这些辉煌的不凡成就正是因为有这些普普通通的人。
虽然我们全家来疆的目的各不相同，但和许许多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儿女一样，被这块神奇的土地吸纳到了这里。
这是命运，这也是这片土地对我们的恩赐。
她无疑已是我们的故乡。
我还要说的是，如果说当年赞扬左宗棠的那句“湖湘子弟满天山”的诗，还只是前人的一个梦想的话，如今这个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
最后，我想起了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家刘鸣泰率领记者在新疆采访时，口占的一首诗，就把它作为我的结束语吧——
左公筹边未肯还，
引得春风度玉关。
王陶屯垦开新史，
直叫塞北变江南。
御敌湘军称十万，
征西湘女过八千；
代代湘人戍边来，
丰碑座座满天山。
后记
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检验历史的标尺。很多东西我们虽然无法挽回它，但至少可以记住它，至少可以使我们不再去重复那些应该检讨的行为。文明和进步，正是由此而来。唯有如此，那些作出牺牲的人才不至于白白地作出牺牲；唯有如此，才不至于有新的牺牲发生。
这是我写下这部报告文学的初衷。
作家左夫棠的爱人吴琴祥是1951年从长沙参军的湖南女兵，他对湖湘文化在新疆的影响有过深入的思考。这位湖南女婿说：“湘女带来的是湖湘文化，她们通过自己的工作和言行影响着这里的人，让这种伟大的东西在这里扎根，并与其他文化交融，这种东西是很了不得的。”
人们把20世纪50年代初来疆的女兵誉为“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这是非常确切的。她们不仅仅是孕育了儿孙，还孕育了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象。
我相信，她们所经受的一切和所奉献的一切，这里的土地已铭怀在心。
大部分湘女乡音未改，她们所经历的一切，是常人难以想像的，文字所能表达的不及一二。但对于她们，最大的苦来自内心的疼痛，来自我面对那些被异乡的萋萋荒草埋没的坟茔。
越往后采访，我的内心越觉得难以承受。因为我每采访一个人，面对的都是她们的一生，她们的命运就那样一一呈现在我的面前。它让我承受的是那无数个人生和无数种命运。
我所报告的湘女的命运其实是全体湘女命运的一个缩影，也是一部进疆湘女的集体回忆录，一份由她们口述的文献。它唯一的价值也许就是对抗对大众记忆的抹杀。
还有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她们对故乡对她们的遗忘感到悲伤。她们是那么真诚地、努力地期盼娘家人来看看她们的女儿，无非是想让老家人放心，无非是一种乡愁，无非是远嫁几十年后为内心寻找丝缕慰藉。我一直记得一位伊犁老兵唱的那首歌——
乌孙山啊，金色的摇床，
那是英雄辈出的地方，
碧绿的草原像丝织的花毯，
心爱的姑娘像天鹅在歌唱。
乌孙山啊，金色的摇床，
英雄喜爱自己生长的地方，
假如叫我在异乡做一个国王，
我情愿在故乡当一名靴匠。
她们唱得老泪纵横，我也听得泪流满面。
这本书原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现《芙蓉》杂志主编颜家文先生2000年初约我采写的。希望我能从人性的角度文学化地反映这一历史真相。我从2000年3月开始采访，原以为半年就可以完成。但新疆实在太大了。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面积，你凭想像，不凭脚步去走，是根本难以体验她的广阔的。加之湘女们都已退休，流散各地，很难寻访，再加之我想尽量走到最底层，去寻找那些普通的、在艰难困境中生存的对象，使采访的难度增加了许多。我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采访完南疆，再沿准噶尔盆地周边采访完北疆，不觉五个月过去了，粗略一算，我已走了近两万公里路程。后来，我又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各种机缘，来充实我的采访内容，搜集更多的被尘土淹埋的史实。所以，最后定下这个文本时，已是五年之后。还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让我写得如此慎重和艰难。
在这里，我要首先感谢颜家文老师，没有他提供给我这个采访的机会，我既不可能面对人世里那个特殊的群体，也不可能体验到那个时代留下的疼痛。
这部作品最终能够问世，要特别感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我与该社的缘分来自该社的编辑王德领先生。2004年8月，我到北京领第三届中国报告文学大奖时与他相识，从此成为朋友，后来我把这部作品寄给了他。他很快给了我回复，并把作品转交给了周秀春女士，使我看到了这部作品出版的希望。最终，这部作品得以以尽可能完美的面貌问世，周秀春女士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负责任的劳作，令我感动不已。我不知该如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我还要感谢所有为我采访提供了帮助和方便的人和单位，特别感谢新疆军区政治部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宣传部给予的支持！
诗人洋雨，作家丰收、李桦给我提供了珍贵的采访线索；本书还参考了丰收先生的《铸剑为犁》、张明儒将军的《扎根记》两部著作和李桦同志采写的《多情湘女满天山》（载《中华儿女》杂志1995年第七、八期）一文，在此深表谢意！同时，还要感谢谢树仁、刘威武、朱楚湘、戴庆媛、文成、陶勇、刘玲玲等长辈给予我的无私帮助！
该书的图片除了一部分系我拍摄和翻拍于新疆军区档案馆及石河子军垦博物馆外，其余图片大多由我所采访的湖南女兵提供，还有一部分十分珍贵的历史图片是由袁国祥将军拍摄、珍存并提供的，在此要特别致谢！
该书出版历经曲折，但《解放军文艺》和《芙蓉》两家杂志仍毅然选发了该书的部分章节，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在此特别致谢！
也就是在改完这部书稿的2002年2月28日，我书中采写过的王庆国阿姨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哽咽着告诉我，新疆话剧团剧作家尚久骖阿姨不幸病逝了，次日就是她的葬礼！我十分悲痛。我一直无以为祭，就用这浅薄的文字来祭奠她吧！
愿所有已经去世的阿姨们安息！
作者
2005年9月于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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