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王作凡毕业于黄埔陆军学校第五期，后到南京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留校任教官，1939年曾去延安考察过。后出任国民党军五十七军副军长、代军长，中将军衔，参加过中缅边境对日作战。抗战结束后，五十七军解散，他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高参，名分不错，但是闲职。父亲思想僵化，但也不主张中国人打中国人，反对民族内耗。淮海战役打响后，国防部以给他提升两级为条件，要他参战，他不去。他说，你们不用升我的官了，就这高参我都不想当了，我想解甲归田了。
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国民党政府一片混乱，往台湾撤退时，父亲不愿意去，但又不能直接拒绝，他说，我一家大小十多口，你们这么多人挤飞机，我还去挤干什么。来通知他的军官揶揄地说，那给你一架专机行不行？父亲脾气暴烈，这也是他一生不很得志的原因，他大声对那位军官说，不要说一架专机，就是给一艘航空母舰我也不去。1948年下半年，父亲带着全家从南京回到湖南老家。
刚回老家不久的一天清晨，全家人从睡梦中被惊醒了，只见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突然包围了整个院子，人数不少于一个连。全家人当时吓坏了。我心想，他们肯定要枪毙父亲了，先枪毙了父亲，然后是母亲，再是哥姐弟妹和自己，全家人恐怕都活不成了。想到这里，我害怕得流下了泪。
父亲倒很从容，他自己出去接见了解放军，并将几名代表迎进堂屋。家里的其他人则心惊胆战地躲在堂屋后面。他招呼那几名代表坐下后，说，你们不用包围我们，我如果有罪，我自己前往承担所有的惩处。
他们又谈了一些什么，气氛还可以，一点激烈的争吵也没有发生。然后，解放军就撤走了。
没过几天，父亲决定把全家搬到长沙去。他说，这里不能住了，遇到的这个解放军连长很讲道理，假如遇到一个莽撞些的咋办？长沙那地方大，有事的话，可能要好办一些。
去长沙后，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有一天来到我们临时租的房子里，对我父亲说，作凡老兄啊，你现在有两条路，一是去台湾，二是去北京找毛润之先生，你们三九年见过面，对于内战，你参与很少，他至少会给你一条活路。
父亲叹息了一声说，在延安时，润之先生让我留下，我没有答应，现在到了这种境况，再去求他，我怎么好意思？我如果愿意去台湾，早就去了。唉，没想到自己戎马半生，最后却不知道该在哪里落脚啦。
我当时已能体会父亲复杂的心境，但时间把这一切慢慢地冲淡了。全家人逐渐从惊惶中走了出来。五○年元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长沙省立高级工学学校化工系，这无疑给父母带来了一丝慰藉。
学校的校园很大，四野文工团当时就住在学校里。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接触解放军。我发现他们之间团结、友爱，也没有官兵界限，觉得与国民党部队不同，这使我十分感动，也从内心对这支军队萌生了敬意。以后接触多了，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是自己也能参军该多好啊。但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我也只敢想一想而已。
后来，我在《新湖南报》上看到了新疆军区到长沙招兵的消息。我把那消息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特别注意“不论家庭出身好坏，一律欢迎”这一条。我觉得自己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这时，同学唐天忠刚好来找我。她兴奋地对我说，她准备报名参军，到新疆去，还有好几个同学也要去，问我去不去。
去！我当即答应。
啊，太好了！唐天忠高兴得叫了起来。然后，她又担心地问道，假如你家里不同意怎么办？
我先不告诉他们。
好，为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就应该这样，我也没有跟父母说。
我瞒着家人去报了名，很快就在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那个时刻，我真是激动。但出发之际，我又不想去了。的确，那是个我连做梦也没梦到过的地方。我一次次看着地图，看着阿尔泰、天山、昆仑山三大山脉之间大片的荒凉，看着那遥远而曲折的道路，想着就要离开故乡，离开亲朋好友。我的眼泪止不住“簌簌”流了下来。最主要的是，我父亲已没了官职，也就没了薪俸，全家人的生活越来越拮据。我想留下来当一名小学教员，以缓解家中面临的困境。
我在暑假参加过青年学员队。长沙所有中学的中学生都集中在周南女中，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我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完完全全的是一个剥削阶级的子女。所以，我也希望自己参军后，能减轻家里的罪行。
我犹豫着，徘徊着。这使唐天忠很生气，唐天忠那时已是青年团员，觉悟很高。她气哼哼地说，以前说好的，参军到新疆，可你革命还没参加就动摇了！
听她那么说，我感到十分惭愧。我说，既然这样，我还是去吧。
第二天一早就要出发，面对家人，我心里十分难过。即使马上就要出发了，我也不能告诉家人我要到哪里去。我知道他们不会同意我去参军的，即使同意，也会阻止我到新疆去。父亲了解那个地方。
我只好跟母亲撒谎。我说，妈，今天晚上我要参加青年学员队的活动，要很晚才能结束，如果太晚，我就住同学家。
母亲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就走了。我躲在一个姓汤的同学家里，到了半夜，我听见了母亲呼唤我的声音，母亲一边敲着汤家的门，一边问道，庆国在你们家吗？
我赶紧对同学说，你千万不要告诉她，不然让我回去，明天我就走不了啦。同学点点头，对我母亲说，她没见到我。
母亲听后，埋怨道，这孩子到哪里去了？她可从没在外面住过，今晚是怎么了？说着，脚步声在八月长沙夜晚的酷热中渐渐远去了。
我知道母亲会在整个晚上寻找我。我又哭了。从那以后的几十年时光里，我的脑海里总会响起母亲在长沙街巷里的脚步声，怎么也挥之不去。
王庆国：父亲的信一直追到了新疆（2）
我把留给父母亲的信托一位下一批出发的同学转交后，就毅然踏上了西进之路。听那位战友讲，父母在接信后十分震惊。他们没有想到年仅十五岁的女儿会走上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父亲流着泪对我同学说，我拜托你去把她给我叫回来，我会永远感激你。我的同学摇摇头，说，伯父，庆国已经上了火车了，现在已来不及了。
1950年征召进疆的湖南女兵有一千多人。看着列车掠过我熟悉的故乡山水，我的眼中噙满泪水。我不知道，我这一去，就再也难以见到亲人了。
在西安休整时，我忽然收到了父亲托人转给我的来信——父亲的信后来一直追到了新疆——
庆国吾女：
你不辞而别，从军西去，的确让全家揪心。父一介军人，戎马近三十年矣，极少落泪，今亦不禁伤心泣零。母更是悲痛欲绝，茶饭不思。新疆路途之遥远，地方之穷僻，生活之艰苦，非你所能想像。你尚未成年，自幼少历磨难，怎能经受塞外风雪，西域苦寒？切望吾女收悉此信后，能念父母哺育之恩，即刻还乡……
我当时已坚定了到新疆去的决心，看了父亲的来信，只在心里说，正是因为新疆遥远、艰苦，我才要去。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好女子志在四方，我现在要走得越远越好，我才不回去呢。你们伤心、难过，我都知道，但过一阵子，你们就会好起来的。
我把信给大队长看了。大队长说，如果你想回去，我们也不强迫，这里回家还很容易，到了新疆，要回来就难了，所以你一定要想好。
我态度坚决地说，我既然已经踏上了进疆之路，就决不会返回的，请大队长放心吧！
我没有给父亲回信。
不想到了兰州，父亲的信又跟了过来。我不知道那信是怎么寄到的。事隔多年以后，我才从母亲处得知，自从父亲知道我离家以后，就马上写了信，先后寄给他在西安、兰州、迪化的部属或朋友，托他们帮他找到自己的女儿，设法把信转交给我，以期用父女之情把我召回去，可父亲的良苦用心我当时并不知道。
到了迪化，我收到了两封父亲托人代为转交的信，一封信是写给我的，另一封是写给陶峙岳将军的。父亲在信中说——
父只能以此种方式追寻爱女之踪迹，思女念女之心，汝定能体察。父想已难改变你之选择。但在那苦寒之地，若难以生存，不想久留，可以带上父给陶将军峙岳总司令之信，将军会购机票送你回湘。父虽未死再见吾女之心，但父及全家身世飘摇，命运难卜，恐见面之可能甚是渺茫。诸多情况不能备述，唯望爱女自强自立，一生平安……
我这次给父亲回了信，大意是说，请他不要再写信来，我绝对不可能回去。我投身革命阵营，一切都好，人们对我很好，新疆也很好。
我没有再收到父亲的来信。我不知道，当时，“镇反”运动已快开始，全家日日夜夜处于惶恐之中，后来，父亲最终无法在大陆立足，只身去了台湾。母亲也从长沙回到了南京娘家。
我来到新疆后，被分在新疆军区文工团。不久，我领到了军属证，那天，我特别激动，比刚换上军装时还激动，因为我的全家都是军属了。我把它十分慎重地寄给母亲，每年母亲可以凭此去居委会领一袋米，两斤肉。
但没过多久，我突然收到母亲一封莫名其妙的来信。母亲在信中说，我在老家订了婚，别人现在在向她要人，逼得很紧，扬言见不到人就要打官司，说我不回去不行。因此，请我务必在某月某日赶到南京某地。
我看完信后，半天没摸着头脑，母亲的信满纸谎言，因为我从未与任何人订过婚。我左思右想，只想是母亲想念我了，想见我，才不得不撒了个谎。其实，是母亲也要带着兄弟姐妹去台湾了，这是她临走前的来信。她是希望我能从信中读出她的真实意图，与她一起到台湾去。但我哪知道这些？也没给母亲回信，就搁下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在大陆再没有一个亲人。所有的一切，都得靠自己去承受，去奋斗了。
我听母亲后来说，他们是经政府同意后去台湾的。我一直没有搞明白，是否有这回事，但我想母亲一个弱女人，拖家带口，要凭别的途径，是走不了的。
但母亲离开大陆不久，我就被从文工团清理出来了，到了军区工程处宣传科。我想这可能与我的家庭出身有关，也有可能与我的家人都去了台湾有关。而我糊里糊涂的，也没多想，就乐呵呵地到工程处去了。
我到工程处后，被分在宣传科当干事，我觉得坐办公室太没劲，所以总想离开。因为自幼读了很多文学作品，又在文工团创作组待过，我就发誓要当作家。我闹着要去工地。一是那里热闹，二是可以体验生活，以后可以写东西。当时，文工团的领导经常讲要想写出好的革命文学作品，就必须投身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
科长是个老红军。他身经百战，浑身带着十多年战争的伤疤，是一个慈祥的长辈。从文工团到工程处的有八九人，他把我留下来，自然不想让我下去，就问我，你下去工作，有什么技术啊？
我说，我什么技术也没有，但我可以学，不行的话，当工人也行。
他说，你是个知识分子，我们共产党优待知识分子，所以才把你留下来，你就安心在科里工作吧。
我这人心直口快，我说，共产党也是我的共产党，何况，我考上中专还没念就当兵了，也不算知识分子。
他听我这么说，赶紧说，是我们大家的共产党，但不管怎样，你要留在科里。你认为你不是知识分子，可我是把你当知识分子看待的。我们科里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听他这么说，我便留下了。
但没过多久，我看了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后，又梦想去当一名教师，我跟科长讲了，他叹了一口气，用无奈的口气对我说，你们知识分子的想法就是多，但去教书育人，可能是我们新中国更需要的，我既然留不住你，你就去吧。就这样，我到工程处第二子弟学校当了一名教师。
王庆国：父亲的信一直追到了新疆（3）
我带着背包，坐着一架马车去学校时，心里十分高兴，因为电影中的女教师也是坐着马车去上班的。
我来新疆后，每年都能收到一两封家人写给我的信，这些信都是从澳门转过来的。1955年，我突然收到了一封寄自日本大阪的信。拆信看后，吓了我一跳。信中称我为王庆国将军，要我为他们服务。我既害怕，又生气，当天上完课后，我就从学校往工程处赶，当时两地相距好几里地。街上的尘土一踩，扬得老高。我小跑着，身后留下了一长溜尘烟。到了保卫科，找到孙科长，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把信交给他，说，报告孙科长，我这里有一封信，你看看吧，信里的东西可吓人了。
他看后，笑了一笑。
我说，你还笑，我都吓得不行了！
他说，小王，不用管它，这是敌人惯用的伎俩，我们了解你，你是个好同志，组织是相信你的。
听完他的话，我激动得哭了。那种被信任的感觉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啊。我由衷地说，谢谢组织，我一定好好工作，决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我在学校开始时教体育课和音乐课。那时，小学的孩子大多是从口内农村接来的，有的十五六岁才启蒙。我那时扎俩小辫，个子还没学生高。学生们野惯了，根本不听我的话，一上音乐课，他们就瞎哼哼，南腔北调。上体育课时，他们就跟我比个儿，一说要罚他们，他们就顺着乌鲁木齐河跑。我不顾一切地追，他们跑得比兔子还要快。我一个女孩子，要追上他们自然非常吃力，但我发誓一定要追上他们，不然，他们下一步会更不听我的话。
任何工作其实都是充满艰辛的，远没有文学艺术中所表现的那么浪漫。但我从此却爱上了教书这一行。没想到五八年我被下放劳动了。想当初，我自己要下去劳动，科长不让，如今却被赶到了工地上，心里很是迷茫。但我很快就振作起来，我发誓要当青年突击手。那时，两个礼拜才能休息一天，工友们知道我当过教师，对我很是尊重，他们照顾我干最轻的油漆活儿。我不领情，主动要求去打混凝土，因为我认为打混凝土创造的价值比刷油漆高，创造的价值高，才可能成为突击手。我最终如愿以偿，我的照片——满怀革命豪情的照片被贴到了光荣榜上。我被评为兵团优秀团员，我所在的团支部被评为先进团支部。
第二年我调到印刷厂当校对，六○年初又调到建新报社，但我仍想教书，六二年，经过我的一再要求，我终于调回了学校。即使在“文革”，我也坚持上课，哪怕教室里只有一个学生，哪怕有时一个学生也没有，我也愿意对着空荡荡的教室，把我要讲的课讲完。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作为教师唯一可以用来抗议愚昧无知的方式。
因为我父亲曾到延安考察过，所以我有幸被列为“可教育好的人”。但批斗者似乎不管这些。有一天，我正在给同学上课，来了几个红卫兵，刚走出教室，他们就把我的头蒙起来，嘴里堵上毛巾。我十分清楚地记得，那天是7月20日——武汉“七·二○”事件正好在那天发生。
我被押解到地下室，这些年少的学生有些我曾经教过，平时他们是好孩子，好学生，但现在，他们的兽性全都被引诱了出来，如同打开了的“潘多拉”盒子，让整个时代、整个民族被妖魔鬼怪所充斥。
他们先对我进行了一阵拳打脚踢，用军用武装带抽我，用木棍打我，打得我浑身皮开肉绽，好几次晕倒。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我承认自己是“美蒋特务”。我死活也不承认。最后，他们见我死不投降，就叫道，把她拉出去枪毙算了。接着，我就听见了拉枪栓、推子弹上膛的声音。
我在心里长叹了一声，心想，我刚刚三十岁就完蛋了，我倒没有什么，只可怜了我的三个孩子——他们最小的才四岁。但愿他们以后能知道，我是想凭自己的微薄之力捍卫真理而死的。
他们一直蒙着我的头，用绳子牵着我，在学校里转来转去，转了一阵，问我愿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行。我不吭气。然后他们让我站定，枪栓响了，我睁着眼睛，希望能感觉一丝一线透过布纹的太阳光线。
白天的酷热裹着我，汗水渗得伤口钻心般疼痛。永不停止的高音喇叭的喧嚣使这种酷热更难抵挡。
枪没有响。
一个人说，你上有老，下有小，再给你五分钟时间考虑！
我没有什么好考虑的。我平静地说。
他们还没有开枪。
他们又揪着我转，其中有三次停下来，拉了三次枪栓。
然后我听见一个人说，哎，把这个老顽固放了吧，枪毙了她四次，她的灵魂已被枪毙了，把她的躯壳放回去算了。
他们很快消失在了黑暗之中，我小心翼翼地把蒙在头上的套子取了，摸回家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
回想起来，我能活到现在，真是幸运，这可能是母亲在一直为我祈祷吧。1980年，我们母女在香港见了面，那已是三十年之后了。1984年，母亲曾回长沙定居，后终因想念台湾的儿女孙子，回到了台湾。四年之后，她像是要补偿与我数十年的母女分离，要求回到我的身边，我把她接到新疆，直至九二年病逝。母亲飘摇一生，最后终老天山，在这个遥远的地方，埋下了我第一个亲人的骨殖。记得诗人周涛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只要没有个死去的亲人埋在地下，那他就不是这地方的人。看了这句话，我就想，难道母亲从大海中的岛上来这万里之遥的地方，就是要用自己的骨殖给我换取一块故土吗？
我不知道。
毛淑奇：年龄最小的女兵只有十一岁（1）
我与妹妹毛灿奇是两姊妹，我们是一起参军，一起来新疆的。
那时候不知怎么搞的，就想当兵，我妹妹更是想疯了。在看到新疆军区到湖南招收女兵的消息之前，她已去考了三次。
第一次是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军需学校在株洲招学生兵，我妹妹当时才十四岁，也不知道株洲在哪里，偷了父亲的一块银元，就一边问路，一边往株洲走。那时刚解放，到处乱糟糟的，一点也不太平。这对一个从没出过远门的小姑娘来说，的确需要一些勇气。幸好走到东屯渡，碰到一个小女孩，名字她已记不得了，也是从家里偷偷跑出来去当兵的，两人正好做伴。因为不知道在株洲要花多少钱，所以那一个银元捏在妹妹手里，怎么也不敢花，两人就偷偷地拔了些萝卜，背着，饿了就啃两口吃。
走了两天才到了株洲，好不容易找到招兵的地方，人家名额已满了，她是高小毕业生，人家要初中文凭，她就把我的文凭拿了，人家一看她一个小黄毛丫头，就知道年龄和文凭上填的出生年月不符，便断定文凭是假的。她说假的就是假的，但她参加革命的想法是真的。两个小姑娘死乞白赖地要当兵，要他们收下，但人家说年龄太小不行，两人只好没精打采地往回走，又走了两天，才回到家里。
家里好几天不见她的踪影，以为她出事了，见她回来，又惊又喜。问她到哪里去了，她说她到株洲去考兵了。全家人听后，马上就笑了，他们认为她还是一个小孩子，根本不可能，觉得她是在吹牛。
第二次是部队招保育员，她听说后，又去了，这次需要政府开证明。开证明的人一见她，就问她，你生过孩子吗？
她摇摇头。
你有奶给孩子吃吗？
这与当兵有什么关系呢？她大惑不解地反问那个人。
我看你什么也不懂，当保育员要生过孩子，要有奶给孩子喂才行，有点像你们富人家的奶妈，你现在知道了吧……
那人话还没有说完，她就吓跑了。
还有一次是四姐毛翠奇告诉她的。四姐在报纸上看到了招“军干”的消息就回来告诉了她。她当时正在地里干活，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就说，她也要去！
你年龄这么小，不行。四姐说。
她说她可以把年龄报大点。
那你就去试试吧。
我们家的一个长工听说了，也要去。她们三人就一起跑去了。毛灿奇文凭低，没考上，但政府里的人告诉她，说新疆招聘团的人要来，要她等着。她回来告诉了我，我也就偷偷地作着当兵的准备。姐姐上了军政大学，那名长工当兵到了一三八师，参加了抗美援朝，是死是活，不再知道。
四姐上学后，常给我和毛灿奇来信，说爸是剥削阶级，要我们和爸划清界限，不能给爸当狗腿子。我们当时怎么也搞不明白她的话，觉得她这样骂父亲，太不应该。我们不知道剥削阶级的意思，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划清界限。我们只惦念着还有没有什么部队来征兵。到了五○年十月，新疆军区在长沙征召女兵的消息终于传来了。
我当时正好在军鞋厂工作，最先得到消息，也没告诉父母，先报名参军了。
自从毛灿奇在报纸上看到妇女翻身、男女平等的消息后，就不顾父亲的反对，到地里干活去了。作为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孩子，在过去若下地干活，会被人看不起的。不想没过多久，她就成了家里的一个好劳力，耕田犁地，背挑撒播，都很能干。我们家家教很严，父亲是个封建的人，但他没想到，一解放后，女儿们都开始反抗他，而他对我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已有两个女儿去当兵，这是他原先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的事情。对他而言，这太不可思议了。他和大多数同辈人一样，惊恐不安地揣摸着周围发生的一切，他的神情常常满怀忧虑。他坚决不让毛灿奇去当兵，理由是她干田地里的活很在行。他不敢明说不支持我们参加革命，但毛灿奇还是偷偷地跑了。
毛灿奇把剩饭捏了几个饭团带上，是在半夜跑出来的。本来可以坐船到长沙，但她这次没有偷到父亲的银元，所以只好走路。因为怕父亲发现了追上来，她走得很快，基本上都是在小跑。在南方，从小就听鬼怪故事，所以一个人走夜路太害怕了，她为了给自己壮胆，就边走边哭。
因为没钱住店，毛灿奇就连夜赶路，用了两天一夜的时间，赶到了长沙。找到招兵的地方，她又累又饿，都快晕倒了。她来找我，但我已坐上火车出发了。她觉得无依无靠，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没想到招聘团的人会那么好，他们马上给她安排了住的地方，又给她弄来了一大碗米饭。这使她更坚定了参军的决心，她想，她就是耍赖，也要赖到新疆去。当然，她最后很顺利地过关了。
毛灿奇当时十六岁，但还有比她年龄更小的，那就是幼年文工团的女兵。她们年龄最小的是何梦道，当时才十一岁，当兵前正在读小学。听人说她即使穿着最小号的军装，也过了膝盖。那严肃的军装穿着，也掩盖不了她浑身稚气。她后来成了著名的舞蹈家，我也有幸看过她的演出。
毛淑奇：年龄最小的女兵只有十一岁（2）
而决定要招幼年文工团，则听说是熊晃被黄念青缠得没有办法了才作出的。黄念青当时十三岁，正在周南女中读初二。但别看她年纪这么小，却和我妹妹一样，已三次报名去参军了。第一次、第二次都是报名去抗美援朝，第三次是军事干部学校招人，每次都是因为年龄太小，没去成。新疆军区来到长沙后，她又去报名了。还是因为年纪小被拒绝了。她家在长沙，她就天天去缠着征兵干部。她说，我到朝鲜去，你们不要我；我到军事干部学校去，你们也不要我，到处都不要我，这不行。她最后缠得征兵干部没有办法，就对她说，我带你去见我们招聘团团长，他如果同意你去，你就去，他要不同意，我也就没有办法了。黄念青说，去就去，我不怕。那干部把她缠他的情况给熊晃讲了。熊晃笑了，然后问她，小丫头，你为什么非要当兵呀？黄念青说，抗美援朝一开始，学校就进行了教育，有好多同学都去了，我也要去。熊晃觉得很为难，想了半天，终于表了个态：这样吧，我们组织个幼年文工团，这样的话，这些小家伙就可以参军了，以后肯定还有像她这样的小家伙来。黄念青一听，高兴得不行，大声喊道，我也当兵啦，我也当兵啦。后来幼年文工团招了三十个人，全都是十三四岁的小女孩。
我在长沙也听到不少父母劝自己的女儿不要去参军，他们说新疆几百里看不到人烟，没有水，喝马尿，吃生肉。人野得很，见了生人就捅刀子。他们净拣可怕的事说。但我们都认为他们在胡说八道，我们只相信熊晃的话，他在讲话中把新疆描述得很美，不只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还有覆盖着白雪的天山，气势磅礴、充满神话色彩的昆仑山，一望无际的草原，美丽富饶的绿洲。说大家去不仅要卫国戍边，还要建设起一个又一个现代化的集体农庄……
我在解放初看了一些苏联电影，比如《区委书记》《在敌人后方》《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幸福生活》，那其中有集体劳动的场面，有收获的欢乐，有成百上千亩的大条田，妇女们开着拖拉机……我渴望自己也能生活在那样的农庄之中。我和我妹妹都想当一名拖拉机手。但我到六师不久，就去学hushi，我妹妹去开荒了。虽然在同一个师，但我们一年多才见上面——我记得，她是到师部来开劳模大会时我们见面的。
尚久骖：姓高的女生突然决定不去了
我就读省立一中时，社会上刮起了参军的风潮。每刮一次风，班上就会少一批人。到我离开学校参军进疆时，班上已经没有人了。
临走之际，我特意回到母校，去向她告别，校园空荡荡的，显得十分冷清。教室里已挂满了蜘蛛网，但书香味还在。闻着那熟悉的残留的书香、墨香，用手拂了一下课桌上蒙着的灰尘，我的心情异常复杂。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感掠过我的心头。真有一种“风萧萧兮湘水寒，湘女西去兮不回还”的感觉。是的，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能坐到这个教室里去了。一批接一批离开这个教室的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如今只留下了一群模糊的背影。他们怀着自己的理想，有的进了军政大学，而更多人奔赴朝鲜前线，他们有的已经受伤，有的已经牺牲，有的还在战斗。想到这里，我感到异常难过。
整个校园都有一种落寞的感觉。听着自己“沙沙”的脚步声，我不禁为这所名校伤心起来。
我觉得这学校像一位儿女离散到了四面八方的母亲，正在埋怨着，责怪着……
我曾在左宗棠家族所办的学校读过书，知道左氏抬棺西征的故事。左氏强调的报效国家，卫国戍边的思想已渗入了我的灵魂。因而常常引起我对那个地方无边无际的绚烂想像：美丽的草原、高耸的雪山、云朵一样的羊群、飞奔的骏马、翱翔的雄鹰、无边的大漠、丁当的驼铃……
也许是我骨子里自幼就有一种楚文化培育出来的浪漫气质，所以在我参军写入伍动机时，是这么写的：为了看到大漠，为了听到驼铃，我自愿参军到新疆去。因为我没有写“为了革命”、“卫国戍边”之类的话，所以有人认为我入伍动机不纯。其实，这是我最纯的动机。因为这证明我爱那个地方，而只有爱她，你才会为她奉献自己的青春，为她流血流汗。
临出发之际，我们班上有个姓高的女生突然决定不去了。她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平时的表现进步得很。刚开始征兵时，她出板报，写标语，又是发言，又是鼓动，正是她的鼓动，我们全班才会一个不剩，全去报名参军的。所以，她的临阵退却让大家感到十分吃惊。
那女生只是哭，觉得十分委屈。最后，她私下里对我说，是她舅舅不让她去的。他舅舅对她说，现在让剥削阶级的子女到新疆去过一过苦日子吧，我们现在要掌握文化知识。当她还是闹着要去时，她舅舅非常生气。他说，你以为她们是去干什么的吗？她们是去解决老干部婚姻问题的，难道你也想去那样的鬼地方嫁个老干部？
我一听，开始吓住了，过后一想，便一点也不相信。以鄙夷的口气对她说，你不去就不去了，何必找这样的借口呢？
那同学一听就哭了，她哭哭啼啼地说，那真是她舅舅给她讲的，还要她不要给任何人说。
她舅舅当时在省里工作，自然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我当时只以为是她舅舅为了阻止她去新疆才用这话吓唬她，所以并没有在意。就不冷不热地对她说，你不是剥削阶级的子女，你要学习文化知识你就学习吧。再见了，团支部书记。
她还想解释，并想劝阻我，就说，不管这是不是真实的，你都不要去，假如是真的呢？
我没有理她，径自走了。
就这样，那姓高的女生作为全班唯一没有参军的同学，留在了长沙。
郑佩兰：姑侄同进疆（1）
我的家在湖南衡山县，我出生在1937年。我的童年就是在八年抗战中度过的。听母亲说，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县城就经常被日本飞机轰炸，以后的轰炸就更加频繁了，再以后，长沙一带又成了中日会战的战场，一家人在战争中东躲西藏，饱受了战争带来的苦难。所以我稍微懂事，就想着长大了要像花木兰那样杀敌立功，报效国家。但长大了才发现，作为一个女儿家，这只能是一个梦。
刚解放那阵，经常有解放大军从衡山经过，开始时行进得很快，问大人才知道，那是在追击国民党的溃败之师。然后，大军行进得就从容了。我在大军行进的队列里看到了不少女兵的身影。我真是羡慕死了，就想我要是在那队伍里该多威风呀。有一次，我跟着那队伍走，一下子走出了三十里路还不知道。待队伍停下来，我才醒过来。看看天已快黑了，我不知该怎么办，就壮了壮胆子，找了一个最漂亮的女兵，红着脸问她，我想当兵，我可以当兵吗？
她笑着摇了摇头——她笑起来更漂亮了——说，你还是个小孩子呢。
我不小了，我马上就满十三岁了，我可以干很多事，我扛得起枪，也可以走很多路，我今天就跟着你们走了三十多里路，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累。
你跟着我们走了三十里路啦？她瞪大了眼睛看着我，问道。
是的，我再走三百里也没事儿。
来，你跟我来。她一边说着，一边把我领到了一个不漂亮的女兵面前。
连长，我有事要向你报告。她立正之后向那个女兵行了个军礼。
我这才知道那是个女军官。我原来还以为谁漂亮谁就是军官呢。那连长和蔼地看了看我，说，是不是这小姑娘又想当兵呀？
她说，是的，她都跟了我们三十里路啦。
哦，那今天回不了家了，让她跟你们一块儿吃饭，然后找老乡帮忙给她安排一个住的地方。
我一听，高兴坏了，我说，连长——我当时也不知道连长是多大一个官，你同意我当兵了？
她摸摸我的脑袋，问，小姑娘，这路你走过吗？你明天敢自己回家吗？
我说，这路我走过好几回，我自己敢回家。但你们不让我当兵，我就不回去，我要一直跟着你们走。
其他几个女兵也围了过来，听了我的话，就笑了。
连长让我坐下，笑着对我说，小姑娘，现在仗快打完了，我们不需要战士了，就是我们这些军人以后也要回地方去工作呢。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国家，所以呀，你现在应该回去好好读书，掌握知识。
我还闹着不干。最后，连长就对我说，你先去吃一点东西，然后让这位姐姐带你睡一觉，明天再决定你当兵的事吧。
我听她这么说，只好等明天了。那天晚上，我既激动，又担心，怎么也睡不着，眼前总是晃动着我当了兵以后的情形。到了下半夜，我睡着了，睡得很死，待醒过来，太阳已升起一竹竿高了。周围静悄悄的。我觉得不妙，翻身爬了起来，问房东大伯，队伍呢？解放军呢？
大伯笑了，说，队伍哇，(又鸟)叫前就开拔了。队伍上的老总给你留了五块钱，让你醒来后赶快坐船回去，免得家里的人着急。剩下的钱去交学费，让你一定好好学习。他说着，就把钱给了我。
我一听就哭了，我十分懊悔地说，我要是不睡着就好了，我要是不睡着就好了。哭了一会儿，我要给大伯留一块钱，他死活不收，说队伍上让他照顾我，已经给了他一块钱。
我只好坐船回了家，渐渐也就死了当兵的心。
但过了没有一年，我在《新湖南报》上看到了新疆招聘团赴湘招收女兵的消息。我激动坏了——那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只觉得报上的消息像(被禁止)一样，把我的整个身心都迷住了。我当即就给父母说，我要到长沙去考兵。父母怎么也不同意，说哪有女娃娃成天想着去当兵的？何况你这么小，部队怎么会要你？就是要你了，谁照顾你的冷暖？父母不同意，我就闹，发脾气，使性子。最后，我表姑旷运魁和我大姐的女儿旷湘清——也就是我的外甥女——都知道了新疆要招女兵的消息。她们两人也闹着要去。这一下，我们的力量增强了，我表姑当时已十七岁，旷湘清当时已十八岁，有她们两人同行，父母放心了一些，但对我当兵的事还是没有松口。于是，我们三人不顾家人的阻挠，决心偷偷地去长沙参军。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约定的是3月23日，我们从各自家中出发，在衡山县城我五婶家集合后，就一起往长沙走。
母亲最知女儿的心，她说她要去邻居家借(又鸟)蛋，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她是要煮着让我带在路上吃。爸爸已下田去了，家里只有八岁的大妹和两岁的小妹，我知道这是离家的好时候，拿了几样简单的行李就要走。大妹怀里抱着小妹流着鼻涕哭着送我出家门。我抱了抱小妹，又亲了一下大妹，说，你们要听爸妈的话，姐姐以后有出息了，会给你们买好多好吃的东西。说完，我就飞一般跑了。
母亲借了(又鸟)蛋回来我已经走远了，她老人家把(又鸟)蛋煮熟后，走了十四里地赶到城里五婶家，五婶说我们已去赶渡船了，她又提着(又鸟)蛋往渡船跑。我们正在上渡船，没来得及和母亲说几句话，就要开船了。母亲就那样站在岸上看着我们，我看到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终于看不见了。我没想到那竟成了我和母亲的永别——我到新疆快十年了，还没有回过家，她于1960年3月在长沙去世了。
我出来时上身穿的是表嫂给的一件小花花衬衣，外面罩的是母亲用床单给我做的一件大襟褂子，下(禁止)穿的是一条兰士绸裤子，脚上穿的是舅妈做的一双兰士林布绣花布鞋；行李就是一把雨伞，一只布袋里面有一把小剪刀，以及草纸、钢笔等物件。这是我的全部家当。
记得到了长沙后，别人一看我那土里土气的打扮，就笑我是乡下的女娃子，他们特别爱笑我脚上的兰士林布绣花鞋。我一气之下就用小剪刀把鞋子上的花剪掉了，再一根一根地把线头也择了。
我虚报了年龄，把十四岁报成了十六岁半。然后就是填一张表格，再写一篇自传，去参加体检。最后就是天天去看榜，就像考秀才看榜似的。过了两天，榜就贴出来了，我一看，有我的名字，我被录取了！从这天起我就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了。我表姑和旷湘清也考上了，三人高兴得什么似的，抱在一起哭了一场。
郑佩兰：姑侄同进疆（2）
我被编在一大队一中队一分队一小组。临走之际，招聘团给我们放了有关新疆的电影和歌曲，葡萄满架，果实累累，真令人陶醉和向往，这更增强了我们建设大西北的决心。我们当时的口号是“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奋斗！”“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为建设新疆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等等。
因为长途行军，我年龄又小，对坐汽车还不适应，领导照顾我，让我坐驾驶室。当时汽车的车身比较窄小，我坐在中间，感到很挤。但比起坐在车上的人，已是享福了。驾驶员是一位班长，甘肃人，他和另一名驾驶员坐在我两旁。
我们共有四个大队，三千余人，前面三个大队全是湖南女兵，后面的四大队有部分男同志，还有前面几次进疆时留下的病号。整个车队浩浩荡荡，那时全是土路，车行之处，尘土飞扬，遮天蔽日。我们那辆车是一百辆车的排头车，走在最前面，我一直想知道车队有多长，但我一直没有看到车尾在哪里。
一过兰州，西北军区专门派了一个全副武装的连队护送我们，每辆车的车头上都架着一挺机枪，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搞得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原来，河西走廊一带土匪成群，特别是乌斯满经常在新疆与甘肃之间流窜，因此要特别提防。我们每辆车上都有三名男兵。他们的警惕性很高，都是全神贯注，眼望前方，趴在机枪后行进，保卫着我们的安全。我们则把头发盘在帽子里，扮成男兵模样，一有情况，就端起手中的洋伞，虚张声势。
女孩子们平时都很爱干净，但在西进路上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我们车队上路后，不能随便停车。所以解手时只能解在盆子里，然后再从车上倒下去。那盆子也就成了多用途的，除了在车上解手时用，宿营时洗一洗，再当脸盆；吃饭时又作盛菜的工具。开始大家怎么也不习惯，那是在甘肃定西的时候，有一次每个分队分了些生骆驼肉，没有工具煮，队里的领导就让用盆子。大家怎么也不干，就望着骆驼肉干瞪眼；直到那些男兵们煮出了肉香，我们才忍不住了，也不管那么多了，就把它当煮肉的锅用了。最后大家吃得津津有味，以后再把它当菜盆饭盆，也就没有人说什么了。
说起吃饭，还有一个小故事呢。记得有一天，西北军区的一位首长来看望我们，见了我们这些湖南新兵就问，小鬼们吃饭了没有？我们用湖南方言同声回答，报告司令员，我们一个多月都没吃饭了。他又问那你们吃的什么？我们说吃的馒头。我们说完，就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我们那时还只把米饭当饭，把馒头当零食。
我们当时乘坐的道奇牌汽车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这些汽车是美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1945年国共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用这些汽车支援国民党政府。历经十几年硝烟烽火，车辆早已破旧不堪，无不是带着“重病”上路。一天能勉强走上百多公里就谢天谢地了。我们给它编了一个顺口溜——
一走二三里，
抛锚四五回，
修理六七次，
八九十人推。
因为单车特别容易遭到土匪的袭击，所以一辆车坏后，整个车队都得停下来。我们每天都要推上好几次车，很少有能到达预定地点的时候，所以只好常常在半路或戈壁滩上过夜。即使这样的车在当时也很少。车少人多，一辆车往往要拉四十多人。我们只能轮流着坐一会儿。坎坷不平的土路被汽车一轧，就陷进去几十公分，车子所到之处无不尘土飞腾，日月无光，不开车灯就无法行进。车里的尘土整天弥漫着，土腥味儿使人呼吸维艰，好多人呕吐得一塌糊涂。一天下来，浑身的泥土使大家像土地爷一样，我当时还作了一首诗呢，名字就叫《进疆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