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兵进疆真叫苦，
颠翻五脏和六腑。
稀饭大饼吃不饱，
补上一斤河西土。
就这样没日没夜地走啊走，走了一天又一天，一问，还要一个月，还有五千里，问到最后都不敢问了。我那时才知道，世界上的路确实太漫长了。我们宿营也没有定处，有时是在老乡的驴圈、马棚里；有时是在汽车底下凑合；有时是在戈壁荒滩上；有时是在荒无人烟的山沟里；最好的一次是住在酒泉的戏台子上，比较干净，又通风。因为长时间没换衣服，我们每个人身上长满了虱子，哪里痒一摸就是一个；头上也是，休息时大家还互相帮着挤头上的虮子，那虱子之多，直到现在想起来还浑身发麻。一路上没有饮用水，干渴难忍，浩瀚的戈壁却很会捉弄人，它经常让你看见一个个波光粼粼的湖泊，但你走拢后，它就消失了，一滴水也看不见，只是诱惑得你更加饥渴难耐了，那就是戈壁上的海市蜃楼。
除去在西安学习教育的半个月时间，我们在路上共颠簸了两个多月，终于来到了迪化。一路上都没有洗过澡，浑身结满了泥垢，脏得不得了，感觉那路上的尘土塞满了耳朵、鼻孔，泥土的腥臭味闻着就让人憋气，恶心。一下车后，我们就找洗澡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稍作停留后，又出发了，根本没有给我们洗澡的时间。我和表姑旷运魁和外甥女旷湘清没有分在一个大队，除了在西安见过两次面，一路上都没有见着。因为她们的文化程度比我高，被分配到八一农学院深造，后来成了新疆第一代棉花姑娘，农业技术骨干，为新疆的建设作出了她们的贡献。我被分配到了二十二兵团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即现在的农七师一二三团。我原以为在迪化可以和她们好好聊一聊呢，现在却连见面都不可能了。
又走了一天多，汽车终于停下了，但我没有看到城市，没有看到兵营，甚至连村庄的影子也没有见着。只有一望无际的戈壁荒原，只看见了一片苇棚子。带队的干部跳下车，说，到了，我们到家了！
到了？大家不相信地看看周围，傻乎乎地问道。
对，到了。那名干部一边说着，一边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苇棚子跟前，指了指，说，这苇棚子可以住四个人，连里只来了你们两名女同志，你们俩住着很宽敞的，先好好休息休息吧。
苇子还是新鲜的，一看就知道才刚刚搭起来，没有门。看着这个住处，我有些不相信，但心中也有一份新奇的感觉，芦苇散发出一种类似稻草的清香，让人心旷神怡。我们在老家时，两三天不洗澡就浑身不舒服，现在已快三个月了，又有弥漫的征尘，我们放好行李后，就去找有水的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水渠，但不远处有开荒的人。见了水，两人心中顿时痒痒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穿了衬衣衬裤就下到了水渠里。我们原来不知道十一月份新疆的水有多凉。到了水里，才感到了刺骨的寒意。
垦荒的战士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知道我们是在水里洗澡后，就背过身去，不一会儿，他们就撤到一个看不见我们的地方开荒去了。他们的淳朴和憨厚，至今让我感动。
水虽然冰冷刺骨，但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洗得最舒畅的一个澡。洗了澡后，觉得浑身一下轻松了许多，真有一种飘然欲仙的感觉。
苏明婕：我当了逃兵（1）
我是湖南安化人，1950年8月就参军入伍了。当时，我是安化中学高一学生。
我一直生活在昭苏的波马。昭苏是个资源丰厚的地方，白雪青松，草原稼禾，景色秀丽，土地肥沃。古代，昭苏曾是“天马”、“西极马”的故乡，而今是闻名中外的伊犁马的中心产地。而昭苏的屯垦，则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当时屯田有两个目的，一是积谷供军饷，备使粮；二是屯卒固边防。屯田士卒平时务农放牧，遇警时则执干戈为战。当时所派屯卒，多是服刑的罪人。班超出使西域返回朝廷后曾对任尚说：“塞外士卒，皆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徒补边屯。”以后不少朝代均有散见于史书的昭苏屯田记载。而最盛时则是清朝。清朝伊犁驻兵共有一万三千四百多名，全是携眷戍边，除达呼尔屯外，其余皆以射猎游牧为业，并定期操练。各营驻户繁衍甚速，至嘉庆年间，据松筠的调查，全伊犁整个驻军人口已达十万人。昭苏的这些田地大多是在那时开垦的。
我最喜欢昭苏麦子泛黄的时节。那时，绿色的草原和金色的麦地辉映着大地，雪峰林立的天山山脉则白雪皑皑，从崇山峻岭中一泻而出的夏塔河划开坦荡如砥的草原，在烟波浩荡中汇入特克斯河。一列列的乌孙古墓星罗棋布，巨大的土冢犹如一座座山丘。清乾隆年间，为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在格登山上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战役，史称格登山之战。它为昭苏留下了铁马金戈，烽火狼烟的痕迹。格登山上，至今还矗立着乾隆皇帝为纪念这次战役，钦定碑文的“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这些遗迹相互辉映，放射出耀眼的历史光芒。
我现在住的还是兵团早年修建的那种制式平房，紧邻波马边防连驻守的蛇山前哨班，不远处就是宽不过丈的中哈界河苏木拜河，与哈萨克斯坦苏木拜农庄(又鸟)犬相闻。而我的田地大多在界河边上，我在自己的田地间劳动时，可以听见哈萨克斯坦人的喁喁细语。现在边境和平了，我们不时可以隔河招招手，互致问候。而当年，这里却是个充满硝烟味的地方。我就是为了那一方国土，勇敢地挺进到了中苏武装对峙的最前沿，在对方黑洞洞的枪口下戍边垦荒的。我们把小麦和玉米，葵花和大豆一直种到了苏木拜河的河沿上，我们就以这种年复一年地播种和收获中国的玉米、小麦、葵花和大豆，向对方宣示着自己捍卫国土、捍卫民族尊严的决心。当然，战争在每个人心中的恐惧都是一样的，但我们在那种恐惧中哺育着孩子，唱着歌，用这种热情宣示着我们的无所畏惧。
那时的空气异常紧张，所以我每每去用火柴点火做饭时，都担心引燃的不是柴火，而是战火。那空气好像随时都要爆炸。如果爆发战争，我们团场的人和这里的战士无疑是最先被战火焚烧的。
在这里生活的确是需要勇气，而我已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并早已坚定了埋骨边陲的决心。我的孩子们都很有出息，五个儿女都大学毕业，在口内都有不错的工作，他们已无数次表示要接我回口内生活，我都拒绝了。他们就说我太固执了、像一个死守自己阵地的士兵。
很多人都可以说出一大串当年来当兵的理由，而我对于为什么当兵，的确是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参军光荣。在报纸上看到启事后，跟家里讲了，家里很支持，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到了长沙，一考，就考上了。
踏上征程时，也有些雄赴赴、气昂昂的味道，但因绝大多数是女兵，与往朝鲜去的人比较起来，气势就弱了许多。但总归是豪情满怀的，像展开了理想的翅膀展翅飞翔的鸟儿。
刚刚解放，国家还满目疮痍，混乱还没有停止，社会秩序还有待恢复，人们既满怀希望，又心怀迷惘，一些人甚至充满了恐惧。
从长沙北上，到郑州后西行。一路上都可以看到经过长期战争而破败的城市、贫穷的乡村、荒芜的田野、乞讨的流民、伤残的士兵，整个民族的贫穷与荒凉，让人心痛心寒。过了陕西，进入甘肃后，那种贫困更使人触目惊心，军车所过之处，在升腾、弥漫的灰尘之中，总有饥瘦得像骷髅一样的流民跌跌撞撞地围上来，伸出枯槁的双手，张着饥渴至极的、黑洞洞的大嘴，发出屏了力气呼喊出的乞讨的声音。我们在西安发的号称“陕西大饼”的大饼的确名副其实，跟我们带的脸盆一样大，厚达三指，就垫在屁股下面。对于吃惯了大米的我们，要咽下它们就跟咽下石块一样难。所以，我们除了饿得不行，很少吃它。我们把大多数饼子都施舍给了饥民。
沿路的景象使每个人都希望贡献自己的力量，振兴自己这个因一个世纪的战乱和屈辱而变得衰竭的民族。而我一过西安，就想逃回去。六盘山上翻车牺牲了三个人，更使我不想往前走了。
虽是八月，但过六盘山时，却下起了雪，六盘山险峻万端，狭窄的简易公路刚好容汽车通过，绝大多数路段都没法会车，见对面有汽车来，这车就只好早早地停下来，等对面的车通过后，才能前行。加之下雪，路变得又烂又滑，泥泞难行，老式汽车“突突突”地响着，像一只只笨拙的甲虫，缓慢地移动着。但即使这样，还使人觉得那车随时随地会掉到山涧里去。每辆车上坐四十多人，所以每个人的怀里要抱一个人才能坐下，挤得腿都不能伸展一下。好多人都还是第一次坐汽车，也是第一次翻这样的大山，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有些女兵害怕得闭上了眼睛。走到最险要的地方，不知是谁开的头，女兵们都不坐车，说那路太吓人了，要求步行，要自己走路翻越六盘山，等车到了山下再坐，带队的干部劝了好久，才把大家重新劝上了车。
大家闹闹腾腾的，天终于黑了，天黑过后，看不见那些险要的地方，反而不害怕了，车上终于安静下来。走到晚上十二点钟，险要的山路就要走完了，正要松一口气，车队忽然骚动起来，前面传话说车翻了，有两名女兵牺牲了。车队停了下来，但因为隔得太远，具体的情形一点也不知道。
真实的情况是姚琼华后来给我讲的。她跟我是一批参军的，当时刚满十六岁，正在长沙周南女中读初中。在这之前，她已报名去参加志愿军，但年龄不够，没让她去，然后又考上了十二兵团文工团，又因她是独生女，家里人舍不得她走。她和好多女兵一样，这次是偷偷参军，临走之前才告诉家人的。
苏明婕：我当了逃兵（2）
姚琼华分在第一组。那辆翻下去的车就在她前面。她是眼看着那辆车翻下去的。她记得自己当时惊叫了一声。幸好那坡度不陡，当场只牺牲了两个人，伤了十四人。牺牲的一个姓蒋，一个姓朱，其中一个在西安时，本来让她留在西安一个部队里的，但她坚持要上新疆，没想走到六盘山，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前面路途迢迢，传说得都很可怕，我们心中不由得充满了畏惧。
心惊胆战地下了六盘山后，队伍在一个贫穷的小村庄停顿下来，为牺牲的女兵开追悼会。我们许多人都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死亡，看着两个正在花季里的生命被床单裹着，埋在异乡，我们内心的确非常难过。阳光十分灿烂，但悲伤的气氛还是没法掩盖住。大家一想起同来的姐妹壮志未酬，年纪轻轻，就死在了西去的路上，忍不住哭泣起来。六盘山下，哭声一片。我至今还记得安葬她们时我们哭着喊的口号：“朱、蒋精神不死，万岁！万岁！”
还有一个受了重伤的，叫徐永凤，将她拉到兰州，没有抢救过来。她男朋友在湖南大学读书，两人的感情非常好，因为她走后家人一直没有她的消息，曾四处打听和寻找她，她男朋友甚至到新疆来找过她。到新疆后，才知道她已不在人世。后来，他要去兰州看她的墓，但不知是否找到。
过了好几天，大家的情绪才慢慢好起来。只有我的心情还是那么坏。
其实，出了西安，就有好多人和我一样后悔自己跑来当兵了。特别是进入甘肃后，看到的那种贫穷，更让人受不了。到了这里就这个样子，新疆能是人待的地方吗？一问到新疆还有多远，说还要走一个月。我一听就哭了。说，我的妈呀，那不到了天边边了吗？我哪能走那么远的路呀。到长沙之前，我觉得长沙就远得很啦；到了西安，我就想自己走得太远了，远得已难以回到家了。再走一个月……简直不敢想像那是什么地方了。
我就越发琢磨着要回去。我也是偷偷跑出来当兵的，走时连个音信也没留下，父母不知急成了啥样子。我是长女，下面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夭折了，我最小的弟弟才两岁，他一直都是我背呀抱的，我想自己走后，弟弟一定在哭着叫着找我。我也想念家里的其他人，所以我决心不当兵了，一定要回去。虽然在西安时，领导就反复讲过，说现在你们是解放军战士了，要勇敢前进，不能畏缩后退，但我不管，我只想着要回去。我当时想，征兵时征兵的干部说过，当兵自愿。我现在不想当兵了，就可以回去。
这个想法我走到天水时就有了，并且逃跑过一次。
那晚住在一个学校里，我睡不着，就想家了，想着想着就哭了，最后我就想离开部队了。也没什么东西，背包是部队的，就留给部队，身上穿的军装也是部队的，但没法留下，因为我自己的衣服在长沙时没有带，捎给家人了。我当兵走时，偷了父亲的两个银元，已花掉了一个，身上还有一个。我把它揣好，就走出了宿营的学校。
街上黑洞洞的，没个灯光，也没个人影，连狗也死睡着不叫，天水像个死城似的，深更半夜的，分不清东南西北，又寻不着一个问路的人，我走着走着，越走越觉得害怕。觉得这么大个人世间，离开了大伙儿，自己就连个依靠也没有了。望了望宿营的学校，我又没命地往回跑去，跑到学校里，我像一个找到了家的孩子，一下放心了。但我已找不到自己住的教室，不管三七二十一，找到一个被窝，就挤了进去。
但我还是没有死掉逃跑回去的念头，所以很留意走过的路上的地名，并记下它们。过了六盘山，那晚到了一个叫什么华家岭的小地方，车队在那里停下来，准备过夜。绝大多数人都住在野地里，车子围成一个又一个四方的圈子，人睡在车上和车下。我又逃跑了。我本来是死死记住来时的路的，没想还是走反了。我壮着胆子，顺着大路走，我以为自己走在了回家的路上，是在往天水方向返呢，没想仍是在往前走，在往兰州方向走。
天上有小半轮月亮，能模模糊糊地看见山和村舍以及树的轮廓，我走得很快，因为我害怕接兵的干部从后面追上来。我想到了明天就可以逃离他们，心里十分高兴。
没想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正要喘口气，忽然听见后面传来了汽车发动机的响声，轰隆隆的像打雷一样。我想哪来的汽车呢？即使要追我，也不会用一个车队来追呀，那样不是太夸张了嘛。我想那肯定就是往西安去的车了，兴许能搭个便车，就站在路边一个劲地招手。
打头的车“嘎”的一声停住了。接着后面的车也“嘎、嘎、嘎”地停住了。我一看，妈呀，车上全是湖南女兵，正纳闷着，打头车的车门开了，从上面走下来了副大队长，他是个老红军，四川人。他远远地就咋呼起来，哎呀，你个鬼女子，咋那么着急，要自己往新疆走呀，坐车不舒服哇。
我愣在那里，正不知该咋办，听他这么说，就点点头说自己晕车，说自己从没坐过汽车，坐车就晕车，吐得人翻肠倒肚、要死要活的，比死还难受，走路可比坐车舒服多了。
你神经哟！几千里路，你去走哇！你可把我们害苦了，到处找你呢，以为你叫棒老二（土匪）给劫跑了，你看你跑得比兔子还快，一晚上走了六十多里路，快快快，先上我们的车吧，好好歇一歇，到了下一站再归队。副大队长说完，就把我拉上了车。
我这才知道自己走错路了。我在心中暗骂自己倒霉，骂完了，觉得浑身再没一点劲，上车后，不知怎么搞的，我又委屈又难过，忍不住像个耍横的小孩子一样，大声哭起来。
好在他们都相信我是害怕坐车才去走路的，只笑话我，并没批评我，只是告诉我以后不能再擅自离队，有事要请假。
两天后，我们到了兰州。我们停下来，要在那里休整半个多月。我像被什么东西迷住了心窍似的，还想往家跑。
我跟自己的同乡陈翠华说了，没想陈翠华也想回去。这下有了同伴，我的胆子就大了。我们开始留意那些军车，陈翠华比我大两岁，敢去和那些汽车兵说话，知道他们的车要去天水，还打听到了他们出发的时间就在那天下午。
车上拉的是被服之类的东西，陈翠华怕接兵干部找，就留下个条子，压在被子下面，她上面写道，我与苏明婕不愿参加革命了，我们要自己回家去。请不用担心。
然后，我们就钻进了那车上的衣服堆里。
苏明婕：我当了逃兵（3）
车子开走后，两人都很高兴，心想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们蹲在车上，不知多久便睡着了。我先醒过来，是小便给憋醒的。车停着，外面很黑，不知在什么地方。我们溜下来，蹲到车下小便后，又赶紧溜到车上去。到了车上，我们才觉得很饿。肚子咕咕直响，但我们没有一点食物。撩开篷布往外看去，也没见着一个店铺。司机们住进了旅店，旅店的门早就关死了。
陈翠华要去把店老板敲起来，让他卖给我们一点吃的。
不行的，我怕我们一旦被人家看见，就再也上不了这车了，店老板说不定还派人看管着这车呢。忍一忍吧，明天再说。
正说着，只见店内的灯亮了，一个老男人领着车子的司机走了过来。他一边走，一边用甘肃话对司机说，兵大哥啊，你睡觉时，我一直派我的伙计看着这车，这车上好像有响动，我怕出问题，担待不起，所以斗胆把你喊起来了。
闹什么鬼，这路我跑了这么多趟，你这店我也歇了不止一回，院墙这么高，难道有飞贼不成。那老兵说着话，已到了跟前。
我知道我们刚才小便时，被人发觉了，都屏住气，不敢吭声。
车下是湿的，好像有人撒过尿。老男人说。
说不定是你们店里人干的，好吧，我上车去看看。他说着，提着马灯上了车。
我们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他拍了拍，踢了踢，点了数，说，装神弄鬼的，哪有什么动静。说着，就跳到车下去了。
我们松了一口气。在里面又窝了一会儿，就听见(又鸟)叫了，不久，车子又开始往前开。
到定西时，我们已饿了三天。司机住下后，我们赶紧溜下车，到旁边的一个饭馆里一人要了两碗面，像饿痨鬼似的，三下五除二吃了，又要了二十个大饼，我们又往前走了两天，到了秦安。
也该我们被老兵发现，我们睡得太死了。那老兵停车后上来检查物资时，我们竟然没有醒来。他听到了我们的呼噜声。他掀开那些军服，我们才醒了。他先是吃惊，然后笑了，说，拉了两个活宝贝，你们是多久跑上我车的？想当逃兵呀！
我们想家，我们想回去。陈翠华说。
我想反正是被发现了，就说，我们饿。
先吃饭吧。那老兵说。
每人吃了两大碗面条后，老兵说话了，他问，你们知道军队里最可耻的是什么吗？
我们说不知道。
那就是当逃兵。你们不但让其他人感到羞耻，回去后，家人也会觉得脸上无光。你们要知道，自入伍通知发到你们手上那一刻起，你们就是军人了，就不能想走就走了，偷偷走了，就是逃兵。
听他这么说，我们也急了，就问，那跑都跑出来了，你说我们怎么办？
回去！
都走这么远了，怎么回呀？
你们要在兰州休整十多天呢，到了天水，再坐我的车回去，还可以赶上队伍。
我们原来没想到自己已成了逃兵，我们以为只有到了部队后才算军人呢，听老兵这么一讲，自己也觉得无地自容，就同意跟他一起回去。
我们就这样，又颠簸了五六天，终于回到了兰州。到达后，没想大部队已提前开拔了，那老兵就把我们带到了新疆军区驻兰州的接待站，等待下一批女兵来后与她们一起进疆。
后来才知道，当时对我们这些女兵的要求并不严格，自己后悔了要回去，人家也不阻拦。所以当逃兵的绝不是我们两人，但很多人像我们一样，走到天水，或宝(又鸟)，或西安，又自觉或被人劝阻着，跟着下一批女兵进疆了。那时似乎只要是年轻女子，要到新疆去，就一点也不难。
出了兰州，虽然更加荒凉，但我再也不寻思往家跑了。就这样到了新疆。先在迪化，一年后分到了伊犁。中苏边境紧张时，我和丈夫主动要求到了波马。然后再也没有离开。现在，我已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好像身体中的东西跟这里的泥土、庄稼、树木都有一个无形的东西联系着，挣也挣不脱了。一旦挣脱后，就觉得精气神儿没有了，人难受得很，觉得活着也没什么劲了。
李蔚华：那些泥沙（1）
我们是以军政大学学员的身份进疆的，我们从长沙出发的时间是1950年5月，当时，新疆军区招聘团还没有到长沙。应该说，我们是最早进疆的湖南女兵。
我作为第一批进疆的湖南女兵，感到所走的路特别漫长。一进入河西，荒凉感就越来越让人难以承受，用好几天时间也走不完的大戈壁，更让我吃惊。自从在西安改乘汽车后，车后的尘土就在飞扬，扬了几千里了，现在还在飞扬着。我觉得那些泥土已很难落定，会一直飞扬在土路的上面。
车里到处都是灰尘，越积越厚，无论怎么清扫，也扫不干净。我们身上也是——每个人都像是从泥尘中钻出来的，由于水越来越少，有时好几天洗不上一次脸。缺水是我们这些女兵最难以忍受的，在湖南，我们就像水中的植物一样，离开了水就没法活了。所以，我和其他女兵一样，浑身发痒，觉得十分难受。
我们从长沙出发时共七百多人。一进哈密，就开始留人，然后迪化、焉耆、阿克苏都留——还有一部分去了北疆的伊犁、奎屯、石河子等地。待我们走到喀什，前往和田时，就只有我和范志群、曾可兰三人了。在我的感觉中，那些人好像不是留在了路上的哪个地方，而是被路给吃掉了。好多人我们分手之后再没见过面……
我报考的是第四野战军军政大学，我是在报纸上看到他们招生的消息的。当时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
那时候，这种招生的消息很多，一条消息出来，就会像一阵风，刮跑一拨人。我当时的学习成绩很好，母亲一直希望我能考上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所以她害怕我去参军，因此格外提防。
那时信息不通，即使离省城只有几十里路，好多消息就传不过来了，即使能传来，新闻也变成了旧闻。涟源离长沙那么远，好多事情更是难以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军政大学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它很吸引人，加之四野是闻名天下的彭德怀领导的，我就更想去了。
但我怕母亲伤心，不知该怎么给她说。想了半天，我还是给母亲说了，我说我要去长沙。母亲一听，就紧张起来，问我去长沙干什么？我说我去考大学——当时高二就可以考大学了。她又盘问了半天，最后相信了，给了我五块大洋，把我送了好远，还说了好多祝愿的话。
湖南正是初夏时节——包括后来的好多女兵都是在这个时节离开家乡的，到处美得让人心醉。我穿着草鞋，戴着斗笠就出发了。涟源到长沙有三百多华里，我走了三天路，又坐了九十华里船，一共走了五天时间，终于到了长沙。
到了招考的地方，才知道去报考的人很多，从湖南各地去的有好几千人，仅涟源就去了三十多人。当时对文化要求很严，还有就是对女性特别关照。名单公布下来，涟源就我一人考上了。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军政大学的前身为抗日军政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抗大总校由延安迁至东北地区，改建为东北军政大学。后又在华北、华南、西南、西北等战略区建立军政大学，根据学以致用和急用先学的原则，采取短期训练和灵活教学的方法。所以这类大学，也算不上是正儿八经的大学，而我考进去的时候，正准备撤销它了。但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只是以这种方式参军了。
所以，我对母亲讲我考上了军政大学，她还很高兴，很自豪。
但我没想到自己会到新疆去，更没有想到会到和田。是的，新疆、和田，都只是我在历史书中偶尔碰到过几回的地名，在我的印象中，它们只是历史中的地方，与现实是联系不上的。我没想到我会生活在那里；没想它会成为我人生的重要驿站；没想到我会在那里面临人生的抉择；更没想到我从那里还要向前走，一直走到了茫茫喀喇昆仑山脉的深处。
五○年进疆的路比五一、五二年的路更难走，它在惨遭战争破坏后，还没来得及修复。好多地方我们得下车来修好了路才能走，这样走走停停，到达和田已是十一月份。我在路上走了七个月之久！如果除去沿途的休整，在路上也至少走了四个月时间。就那一次，我就觉得自己把世界上所有的路都走完了。开始我们一停车，还问一问前面还有多远——他们总会说，不远了，还有百十里地，就这样，一直是那百十里地。后来，我们也不问了，任那车摇晃着，颠簸着往前走。其实，他们不告诉我们具体的路程，是怕吓着我们。如果他们说，哦，还有三千里路，五千里路，或者说还要走一个月，两个月，我们恐怕早就吓得不愿意走了。
但我们是多想快一点到达目的地呀，因为出西安后已是盛夏，所以最热的月份全在路上。我们坐的是老式卡车，车帮很低，为防止我们从车上掉下去，就在车帮上插了许多棍子挡着。当时全是泥土路，车一开动，灰尘就从车底往上翻腾，一天路走完，车厢底要积两三寸厚的泥沙，我们的耳朵、鼻孔、嘴巴，凡是能钻进泥沙的地方，都塞满了泥沙。我们当时觉得，那些泥沙每天都在把我们掩埋一次。我最害怕的就是车子在遇到坑洼时突然减速，因为车突然减速，灰尘就会从车底猛然升腾而起，把我们严严实实地掩埋在里面，连呼吸都十分困难，以至现在想起来，我觉得牙齿缝里还有当年的泥沙，还觉得它们牙碜，还觉得当年积在耳朵里的灰尘没有掏干净。时时如此，天天如此，月月如此，那种难受和痛苦可想而知。到处无遮无挡，有时一个大戈壁要走四五天才能走到头。太阳贴着头皮烤，即使车跑起来，吹过来的也是烫人的热风；车要是停下来，就觉得天地整个成了大烤箱。白天身上总是臭汗淋漓，很少干过，汗水和那些泥沙沾在身上，一搓就是一大卷子，身上的馊味儿呀，自己闻着都熏人。所以我们女兵很不好意思走到男兵身边去。就这样捂着，整整捂了一个夏天……
我原以为军政大学肯定在兰州，但车在兰州没有停；又以为在迪化，车在迪化也没有停。没有停也罢了，至少该休息几天吧，但为了赶路，这些城市最多也只停留了半天，就又出发了。
记得在迪化，我听说还要往前走，就心有余悸地问带队的一名科长，前面将到哪里去？
他说喀什。
我问喀什在什么地方？
他想了半天，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最西边。
我问塔克拉玛干沙漠在什么地方？
他说具体位置他也说不清楚，反正翻过了天山就是。
我问到喀什还有多远？
他说不远了，就一千六百公里。
妈呀，你说多少？一千六百多公里！我一点也不相信，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呢。
真是一千六百多公里，你已从长沙走到了迪化，所以那点路根本算不了什么。新疆这地方大，三五百公里的距离算近的。他毫不在乎。
李蔚华：那些泥沙（2）
天呀，还有一千六百公里呀，那可是三千多里路呀。我一下子觉得绝望了，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了。不知为什么，我只想哭。但我知道自己不能在这个时候流泪。我咬着牙忍着。
过了好久，我觉得自己已把泪水咽进肚里了，才又问道——我的确想听到一句不再往前走的话，哪怕是暂时不往前走也好——那我们在哪里上学呀，我考的可是军政大学，总没有一节课不上，只在路上走的大学吧。
科长笑了，说，我们的大学就是在路上读的，能走到目的地的，就毕业了；反之亦然。
我说我知道了。我说完后，就跑到厕所里，伤心地哭了一场。
从迪化到喀什的路比西安到迪化的路还难走，灰尘也更大。加之人越来越少，长路也就显得越来越孤寂。
右边一直是伴我们而行的、焦枯的、寸草不生的南天山；左边是茫茫无边的、浩瀚的、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偶尔会有一个城镇或一片绿洲一闪而过，但它们在这无边的荒凉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像一个轻飘飘的、模糊的梦，转瞬即逝，很难有什么印象。
十八天后，我终于到了喀什，我觉得自己都快不行了，心中好像有什么东西憋着，随时随地都要爆炸。现在，我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我在心中喊叫了一声，总算——到了——，总算——到了！
没想二军把我分到了和田。我得到这个消息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到处找地图，我想知道和田在什么位置，但那时哪能找到地图呢？我不敢问和田还有多远，但最后还是忍不住，就问一个老实忠厚的老同志，同志，你知道，这儿到和田还有多远吗？
不远了，不远了，就两千多里路，车子跑得顺当，八九天就到了。老同志倒是满热情的。
我一听，又想哭了，我在心里无比绝望地说，妈呀，还有两千多里路呀，这不走死人了吗？
其实，我可以猜想那路很烂，但我像是要寻找寄托和安慰似的，对老同志说，那路定然比迪化到喀什的路好走吧。
他一听就笑了，说，我可去过和田，那哪能跟迪化到喀什的路比呀，那是省城到南疆重镇的路，在新疆境内也算最好的，可到和田呢，那是鬼路，那是鬼都不想走的路。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路的，全是车子自己在沙漠戈壁里闯出来的。有时车不小心陷进沙窝子里，两三天也刨不出来。你想那样的路能好到哪里去？
我强装笑脸跟他道了谢，但转过身，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现在，我已不害怕别的什么，我只是害怕那些灰尘。我们一定要洗个澡再上路，但澡堂要礼拜天才有水。而我们搭的是便车，说走就得走，只好匆匆用冷水擦了擦身子。即使这样，也觉得身子骨一下轻松了许多。你想一想，那身子所承受的可是真正的万里征尘呀。
然后继续往前走，车由两个司机轮换着开，白天晚上不停。作战股长高焕昌——他后来当了新疆军区司令员——与司机坐驾驶室，我们三个女兵坐车上。已是十月底，天气已变冷了。我们把发给我们的毡筒和大衣都穿上，把头发拢在帽子里，别人也不知我们是女兵，我们把手一袖，往装满了给养的敞篷车上一躺，白天望着天上的云和太阳，晚上就望着黑黝黝的夜空，任由车拉着我们，颠簸着往前跑。颠了四天五夜，总算颠到了和田，我们的身子骨也被颠得要散架了。我们来到的是赫赫有名的六军五师十五团。该团曾在政委黄诚的率领下，在1949年12月初，从阿克苏出发，用十五个昼夜，徒步横穿近八百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进驻和田。彭德怀称他们“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记录”。但好多老兵一进到这里后，就再也没有出过和田。
在十五团简陋的营院里迷迷糊糊地下了车，随便啃了点又黑又硬的馒头，我们就睡了。一觉醒来，天已有些亮，我这才意识到，我离老家已实在太远了。我想我再也回不去了。看看从窗外漏进来的天光，觉得这已是异乡的了；闻一闻空气中的气息，也觉得与故乡的不同，干燥泥土散发出来的腥味，牲口的气味，羊膻味和牛粪火的气味混合成了只有南疆才有的特殊气息。
我们三人都分在政治处，我和范志群在图书室，曾可兰搞青年工作。我们来之前，这里除了两名从甘肃临洮参军的女兵，就只有我们了，在那个三四千人的团里的确很引人注目——当时一个团的人数很多。一直没有给我们发被子，我们三人只有那一床薄被和一床军毯，三个人挤在一起睡，还常常被冻醒。我们提了几回意见，也没有发下来。后来才知道，组织上已有意图让我们与老同志尽快结婚，所以就不用发被子了。要我们结婚，这是我没有想过，也无法接受的。
我当兵的初衷是被革命热情鼓动起来的，我也是抱着一种革命愿望来到这里的，如果不是这样，我完全可以考到正儿八经的大学里去，即使我不上大学，那时的高中毕业生也能随便找一份不错的工作，我何苦到这里来受这样的罪呢？我开头听到这个说法时，还批评别人是胡说，觉得这样荒唐透顶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当这样的事真正摆在我面前时，我感到十分震惊。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女人，你必须面对，因为你无可逃避。
我到部队不久，就给我介绍了一位教导员，29岁，其实，年龄差异并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我年龄太小，对婚姻没有任何认识。还有，就是这种方式太有违人意。我说，我是来革命的，为了革命，让我上刀山、下火海都可以，让我跟别人结婚的事坚决不答应。范志群则介绍给了参谋长，曾可兰嫁给了三营教导员。因为我拒绝了组织的安排，就有人说我晃晃荡荡，荡荡晃晃，鼻子上点灯，只照着自己，看不到别人。我就装糊涂，说这些话我不懂，我只知道《婚姻法》上有规定，婚姻自由，别人不能干涉。别人就说哪有这么多的自由，在部队，只有命令，没有自由。我违命不从，所以不久，为了惩罚我，就派我到新藏公路去。
我说，只要不让我结婚，让我到哪里去都可以。我先到了距和田一百多公里远的于阗，到驻扎在于阗的十五团一营报了到，就骑着马到施工现场去。从营部到那里有近二百公里路，大多是险峻的山路，我顺着那路一直往昆仑山上爬。我不知哪来那么大的胆子，单人单骑，驮着送给施工部队的图书，就上路了。
李蔚华：那些泥沙（3）
我记得那天于阗的天空湛蓝，点缀着薄薄的橘色，显得十分宁静。空气中烤羊肉和孜然的味道还没有散尽，人们还沉睡在这种迷人的气息里，确切地说，现在还是新疆的黎明。
走了没多久，山影渐渐明晰起来，只见褐色的一片，没有见到朝阳，但高处的山峰却被照亮了，一片瑰丽，像是悬浮在尘世之上的胜景。
白杨的叶子在晨风里沙沙响着，偶尔飘飞下一枚金色的叶片，像大自然写给我的书信。我下马拾起几枚来，带在身上。
我去的地方属于世界屋脊，后来有人把前往那里去的路称之为“天路”，这一点也不夸张。我认为那是我们需要永远仰望的高度。一位作家曾写道：“它自古以来的封闭和前往那里的路途的遥远艰险，又使它成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最为神秘的地区之一。那毕竟不只是一块悬于高空、神奇诡异的高原，还是一片沉雄辽阔的梦境，几千年来，没人能够惊醒它。早已有人试过，在那里，仅有勇敢和万丈雄心是不够的。勇敢在它面前会显得幼稚和鲁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无可比拟的高度，所以万丈雄心在它面前也会显得矮小。”
但我当时对那里一无所知。我只管骑着马往前走。
田野和村庄一掠而过，已有维吾尔族农民从村庄里坐着毛驴车出来，悠闲地到地里去收获，一位骑着红马的牧羊人赶着一团灰白的羊群，吹着口哨，正往山里去。一只不知名的鸟穿过刚刚过去的夜晚，乘着清爽的晨风，朝我的身后飞去。
不久，我就走进了一座座高耸的大山里，人行其间，感觉这些大山有些像古戏中进中军帐时，站在两旁的武士“咔咔”架在头上的刀剑戈矛。只觉得头顶“嗖嗖”发冷，头皮一阵阵发紧，无边的荒凉滚滚而来。褐色的山峰从狭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的道路两旁拔地而起，直插青天。四周顿时阴暗，寒意逼人的山风在沟谷之间冲撞着，发出野兽般的嗥叫，震荡得岩石不停地从山上滚落下来。
随即，那荒凉像大海中的恶浪，滚滚而来。我猛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无助，原来从没有感受过的巨大的自然的力量，把我推到了孤独的境地。一块岩石、几丛杂草，一星尘埃也似乎比我强大十倍、百倍。
它让我不敢言语。
没有树，连一片成形的草甸也难以见到，除了高处的冰雪，这是一个由枯槁的石头组成的死寂的王国。孤寂和荒凉把一切生命都驱赶走了。
随着山势越来越高，高山反应也越来越厉害。我感觉到某种气势非凡的东西正向我逼来，它压迫着我，使我呼吸维艰。
我仰望着那巨大的岩石、那陡峭的悬崖、那直上云天的冰峰雪岭、那游丝一样蜿蜒缠绕的羊肠小道。我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对它心里没有底。它传递给我的信息似乎是：在这条路上一定要静默，要少说话，连眼睛也不要乱看。我感到我是一个第一次贸然闯入某个殿堂中的顽童，既感到神圣威严，又感到陌生好奇。
我小心翼翼的，终于来到云雾与冰雪交融的克里雅山口。
在这里，我生平第一次领悟了何谓高度。
——那是一种晕眩，一种被击中脑门的带着双重痛苦的晕眩。
脚下是壁立的危崖，岩石突兀，峭壁千仞，鹰翔于脚下，云浮于身旁，伸手可摸蓝天。高处的风带着凛冽的寒意呼啸着刮过，雪如此圣洁，以至让人觉得它的光芒就是神的光芒。阳光没有一点暖意，但把对面的山岩照耀得格外清晰，几乎可以看见岩石的纹路。更远的苍茫峰岭则笼罩在一片混沌之中，看不分明，好像有意要把它掩盖起来。
到了山口下，融雪汇成的流水突然从山崖上飞泻而下，马受惊了，猛地直立起来，嘶鸣一声，把我从马背上摔了下去。我眼前冒了一阵子金星，感到手不对劲，一看，胳膊已断了。除了气势逼人的莽莽昆仑，除了苍茫的巨大山体，除了在高处闪耀的雪岭冰峰，我看不见一个人。我想这次完了，我不能让马跑了，不能让它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我不顾一切地从水流中冲过去，抓住了马缰。马是抓住了，可衣服全湿了，在那昆仑山上，自然冷得要命。那马惊悸未定，加之我摔断了一只胳膊，怎么也爬不到马背上去。正没办法，忽然听到一阵马蹄声，我赶紧朝那声音挥手。一会儿，独立骑兵师的一个哈萨克骑兵来到了我跟前。他能勉强听懂汉语，我就说我胳膊断了，上不了马。他下得马来，把我托上马，然后让我跟他走，他知道一营施工的地方。
马一走起来，我才感到胳膊痛得十分厉害，实在忍不住，也不管那么多，就哭了起来。
那条公路原是为新疆部队进军西藏阿里修筑的，准备从于阗直达阿里。但后因山高路险，只得放弃，选择了从叶城，穿越喀喇昆仑山脉到达阿里的新路线，即后来的新藏公路。我去时，老新藏公路已修到了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高原缺氧已十分厉害。我是第一次体验缺氧的滋味，呕吐加之头痛欲裂的感觉使人欲死欲活。
我除了送图书上去之外，还要了解连队的情况，我摔断的是右手，右手有绷带吊着，所以只能用左手记录。因为那是在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大家从事的也是世界上最繁重的工作，所以充满着一种类似于战斗的情谊，大家相处得十分愉快，所以，我宁愿待在这样的地方，也不愿回团部去。
刘慰慈：半个城的人赶来一睹女兵芳容（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