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尹树德也是湖南人，桃江籍。我们解放前都是小学教师。解放后，尹树德到镇工会工作，我仍旧教书。我是因为尹树德才来到新疆的，或者说，尹树德的进疆使我的从军梦终于实现了，虽然那时我们已有两个孩子。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时尚，那时候的时尚就是当兵。也可以说，它成了很多年轻人的理想，或入朝作战，或戍守边疆，在当时是最崇高的追求。那时候，来招兵的也多，一批一批的，好多小伙子姑娘都去了。
尹树德当时已二十八岁了，又是一个孩子的父亲——还有一个在我肚子里怀着，不久就要出生，他以为参军没指望了，也就不去想；但看着人家穿上军装，神气地走了，还是非常羡慕。没想到，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他因为在镇公所工作，消息比较灵通，听说要招一批财经干部，只要有工作经验，年龄大一点也没关系。他跟单位请了假，说家里有事，连我都没有告诉，就搭车去了长沙。经过考试，他被录取了。他让人带回自己的衣服和信，就上了火车往新疆去了。他就这样，为了当兵，把我和孩子扔下就走了。
我抱着他捎回来的衣服和信，心里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爱人能当兵走，是一件光荣的事；难过的是，他走了，自己该怎么办？当时大的孩子才三岁，肚子里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两人天各一方，连个照应也没有。但我当时隐隐感觉，或许自己也会到新疆去。
湖南人的血脉中天生流淌着为新事物冒险的血液。我虽有安定的工作，已经二十四岁，身为孩子的母亲，但我1950年在教师学习班学习时听说女人可以当兵，就想弃教从戎。当时，自然是想到朝鲜去。但入朝作战招的绝大多数是精壮小伙子，像我这种文弱的小学教师自然进不去。不久，就听到了新疆招收女兵的消息。我当时就和丈夫想着一起去应征。虽然亲友们一听说新疆就害怕，虽然听说我们要去当兵就觉得可笑，但我们还是要去镇上报名。尹树德跟工会讲了，工会不让他走。工会主席对他说：“新疆需要你，我这里也需要你，新疆要建设，湖南也得建设。”在那样一个小镇上，尹树德作为高中毕业生，在当时的确算是一个人才。他虽然在工会工作，但镇上写写画画的东西他都在干，所以，他就打消了那个念头。男的不去，女的把孩子丢下去当兵，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也死了心，不再去做那个梦。
从尹树德的来信得知，自从他踏上征途后，就思念起我和孩子来了。特别是想起我不但要带那三岁的孩子，还身怀六甲，没人照顾，自己却抛妻别子，一走了之，心里感到十分过意不去。于是，他就去向招兵的干部打听，问能否带自己的亲人同到新疆。那人说可以，现在新疆就是需要人，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你到部队后，就可以办理。他的内心这才安定了一些，到西安后，就赶紧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遗憾的是，那封信我没有收到。
尹树德1951年5月到达迪化，分到军直合作社当会计。工作安定下来后，他就写信给我，让我把孩子带上，到新疆来，并告诉我路费可以报销，到西安后有办事处负责接待。我收到信后，自然十分高兴。但乡邻亲友都认为我疯了。他们几乎说着同样的话——你知道新疆有多远吗？近万里路呢，你挺着个大肚子，带着个孩子，想找死去呀！再说学校也不放我。我只得给丈夫写信。于是，尹树德找到军区干部部，干部部给我出了调函，我收到调函时，心里才踏实了。当时，孩子已出生三个月了。
学校见了调函，不再阻拦。亲友见是军区要调我，再不敢说什么。任由我背着一个包袱，领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搭上了去长沙的车。
熊令义：我背着一个孩子（2）
我只觉得我遂愿了。我一遍遍地念叨着新疆，新疆！我义无反顾，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也不知道什么叫遥远。在这之前，我只在参加教师学习班时去过县城。长沙都属于梦想中的城市，在心目中都是很远的地方。我知道新疆要远得多，但我想，既然尹树德和其他女兵能去，我也一定能走到。
当我在火车上说自己是去新疆时，人们无不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再看看我的两个孩子，然后用复杂的眼光打量我，那些眼光既有不相信的，也有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有以为我是在说疯话的。有些人甚至冷嘲热讽，哟，你咋不说你要去朝鲜打美帝呀，背一个孩子，抱上一个，再端上枪去冲锋，那不比到新疆带劲儿多了。有些相信我去新疆的人则劝我说，到西安就没火车了，四五千里路都坐汽车，过了兰州，上千里没个人烟儿，你带着这么小的孩子，你这个当母亲的，不是存心要折腾死他们吗？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只有一句话，我一定要去，我决不会走回头路的。既然他们都能去，我也一定能去的。
但我还是有些担心。因为旅途的劳累，我到了长沙后，自己就没有奶水了。那时火车上的条件很差，也买不到什么可供孩子吃的东西。我只有把自己带的发糕用开水泡开后，给孩子喂了充饥。到了西安，找到新疆军区驻西安办事处，给孩子发了奶费，我给孩子买了些奶粉。不想奶粉已经变质，孩子吃后就拉肚子。由于水土不服，我也病了。我到西安的第三天，就随车队出发了。临走时，办事处的人劝我留下，等孩子和自己的病好了再走。我说没事儿，都是小病，挺一挺就过去了。
我们的车队共有五十辆车，有三十多辆是拉湖南女兵的，有十多辆是接我们这一类部队亲属的。有白发苍苍的母亲，有中年妇女，有小媳妇，也有孩子。各地的口音都有。车下面拉的水泥，水泥上垫着我们的背包，背包上坐着我们。一个车上坐四十多人，挤得腿都伸不开。我当时病得想躺一躺都没办法。车不到预定的地点，一般不停，我们小便都只能在车上，先拉在盆子里，然后再倒掉。
我的孩子到兰州后，还在拉肚子。人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那个年幼的生命毕竟才四个月呀。孩子看上去已经不行了，我也显得十分虚弱。只有那个大一点的孩子没什么问题，但他什么事也不懂。带队的干部对我说，看来你得留下，你必须在兰州和孩子一起看病，待病好后再走。
我虽然是个教师，但见的世面少，怕一旦留下来，就再不让往前走了，就说，同志，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怎么办？
没什么问题，食宿有部队负责，你治好病后，后面的车队会把你和你的孩子送到你爱人身边。
我还是不放心，就问道，这里到迪化还要走多久？
最快也得一个月时间。
那多久还有车队？
这谁也说不准。
那我得跟大家一起走。我在这里不认识一个人。我去给孩子弄点药吃了就会好的。我自己没什么问题，能挺到新疆的。
孩子吃了药后，病情有所好转。我重新去买了奶粉，又跟着部队上路了。
但孩子的生命还是太娇弱。一过乌鞘岭，可能是水土不服，孩子不但开始拉肚子，还老是呕吐，吃药也管不了用。看着孩子的可怜样儿，我伤心得怎么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孩子哭，自己也哭。为了孩子，车队一到大一点的地方，比如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干部就去当地药店或驻军找药。这样，终于拖到了新疆。车队一到迪化，孩子就被送到军区医院抢救。看到那个孩子除了一副小小的骨架，就只剩下了一张皮，见到的人无不心痛掉泪。
当孩子躺在病床上时，我都不敢认了。他只剩下了一口气。临走时，他胖嘟嘟的，脸儿红扑扑的，现在却像一个快要死去的小妖怪。我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我跪在地上，求医生一定要把我的孩子救活。
尹树德得到通知赶来后，我哭着说，都是你要来新疆，都是你要来新疆。还要我们娘儿仨来，这么长的路，你真是狠心。我哭诉着，突然眼前一黑，就昏过去了。好在医院全力抢救，孩子被救活了。但直到现在，他的身体素质也比不上别的孩子，我时时觉得有愧于他。
我到达迪化后，单位来人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愿意到地方继续教书，还是愿意到部队当兵。我听后，将信将疑问那干事，同志，您是说我还能当兵？
是的，只要你愿意，就可以。
我当然愿意！我毫不犹豫地说。
到地方教书的话，是有工资的，参军只有津贴费。
就是一分钱不给，我也愿意！我一直梦想着要当兵的！
那好吧，你的入伍手续很快就会批下来。
果然，1952年7月1日，我的入伍手续就办好了。当我换上军装，觉得自己十分神气。穿着它，特意在街上去转了好几圈。我被分配到七一酱油厂门市部工作。当时的迪化还十分落后，远不能和口内的城市相比。部队虽然住在城里，条件仍然十分艰苦。我们夫妇俩算是知识分子，特别照顾，给了一个单独的小房间。我们的房间外面，是一间稍大的房子，住了四家人。连炕都没有，打的是地铺，出入都得从床铺跟前经过。
1966年，农三师需要人才，我们从部队转业，主动要求到了农三师工程团。“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作为“臭老九”，一直在农场劳动，我的半身不遂，就是在“文革”期间给坐下的。但“文革”的事，谁也说不完，谁也说不清。那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
彭翠芳：为了爱，决定再次西行（1）
彭翠芳：为了爱，他最后毅然决定再次西行
我住的这地方叫东戈壁，从乌鲁木齐到这里有三四十里路，虽然属于乌鲁木齐，但跟乡下差不多，是远郊。一大片破朽的平房里大多住着流民，有些空着的就无一例外地成了临时厕所。我和丈夫李仕超开办的“老年诊所”也是废弃的平房清理后改作诊所的。门前的这条路通往乌鲁木齐监狱，载重卡车不时“轰隆隆”地从门前飞驰而过，弄得乌烟瘴气的，所以条件很差。
我们的诊所是半义务性质的，药费只收成本，其他费用也很便宜，我和老伴本可以安享晚年，但为了这一带的老年人和贫困的流民，我们在这里坚持下来，为他们服务。
我们是因爱情和理想而在新疆这块土地上生活下来的，我们现在虽已两鬓斑白，但因为有爱，我们的内心仍然感到很年轻。我俩是指腹为婚，从小就在一起，可谓青梅竹马，高中又是同学，更是情深意长。李仕超考上了西北军区后勤干部学校，我去送他时，他对我说，你也去考吧，那样的话，我们就能见面了。
我点了点头，说，以后西北军区如果再来招人，我一定去。
我随后进了常宁中师。1951年10月，西北军区干部部在长沙招人的消息终于传到了常宁，我心情非常激动，当即从常宁动身，走两天路到了长沙，然后顺利地成了一名军人。
学校在黄河岸边，我不时看见黄河里漂着三两具军人的尸体，这显示着社会还不太平。而当我第一次枕着黄河的涛声入睡，我也感觉了那涛声与湘江的涛声虽然都浸透着沧桑和苦难，但湘江要欢欣得多，即使伤痛，也属于女子的伤痛，而黄河却充满着悲壮的力量，有着剧痛时的颤抖和愤怒。从它的身上，看不出亮丽的色彩。我和从兰州前来看我的恋人就在黄河带来的这种氛围中见面了。
学校有三层岗哨，加之纪律严明，我们见面的时间十分短暂。连思念的表达和对情感的倾诉都简略了。我们都有一种感觉，一个人一旦站在了黄河岸边，他就希望能义无反顾地为这条河作出任何牺牲。那可能就是悲壮的力量。我觉得所有的军校都应该建在黄河边上，这能培养军人的民族忧患意识，从而培养他们昂然无畏的英雄气概。
学校里除了军事训练，就是政治学习。时间就半年，颇有些抗大的味道。但就是那半年时间，我像脱了胎，换了骨，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军人。
1952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全校紧急集合，校长突然宣布了进疆干部的名单，并命令大家立即向新疆进发。
名单中有我的名字。
六辆军车早已等在那里，车上的机枪已经架好。二十分钟后，军车驶出了校门。我连与李仕超道别的时间也没有了，我赶紧写了一张便条——
仕超：我突接进疆命令，命令宣布后即启程，无暇告别，只有到疆后再与你联系，多多保重！翠芳即日。
我把便条托战友转交后，当即踏上了征程。
能去新疆，我十分自豪。虽然恋人仍在兰州，却没有一丝离愁别恨。
到达迪化后，我先是在军区后勤部学会计，后来又分到了军区总医院学医。我与李仕超一直靠鸿雁传书。没想我学完医，李仕超却被转业了，一下子分到了广州。
有一天，指导员找到我，问道，你对象是不是转业到广州去了？
是的。
那你们怎么办呢？一个东南，一个西北，隔得越来越远了。
以后再说吧。我故意装成大大咧咧的样子。
鉴于你这种情况，你可以调到广州军区去的，你如果想去，我们会给你想办法。
我想了想，然后坚定地说，不，我到新疆来就是来建设它和保卫它的，但我一直在上学，还没为它真正地做点什么呢。这不是冠冕堂皇的话，它出自我的内心。
指导员听了很感动，他试探着问道，如果新疆发函调你对象到新疆来，他愿意吗？——你要知道，广州的条件可比这里好得多。
我想了想，然后自信地说，我想他会来的。
李仕超在西北军区，自然知道新疆是个什么地方。一到广州之后，他觉得连甘肃都属于蛮荒之地了。所以他收到我的信后，很是犹豫。但为了爱，他最后毅然决定再次西行。不久，新疆有色金属公司的调函就到了广州。
从广州到新疆，这条路即使现在，也让人望而生畏，在当年，它无疑显得更加漫长。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乌鲁木齐还不是他的目的地。当时有色金属公司正全力以赴地在阿尔泰山中的可可托海开矿，他也自然而然地到了那里。
我俩在兰州见过两面后，不知不觉中已分别五年之久，原想终于到了一起，都非常高兴和激动。我便计划筹办婚事。不想三天之后，李仕超就来向我告别了。
翠芳，看来我们还得分开一段时间。他说。
你要到哪里去？
阿尔泰山。
去那里干什么？
公司的主要力量都在那里开矿，我当然要去。
你是医生，你又不开矿。
开矿的地方需要医生，唉，真对不起你呀，好不容易见面了，又得离开你了。
我当时就想哭了，我忍了半天，硬挤出一丝笑，鼻子酸酸地说，说这话的应该是我，把你从沿海叫到这里来，没想还要到那样的大山里去。
这样的话我们都不说了，只要我们是相爱的，到哪里去都无所谓，不是为了爱，谁会从广州跑到这里来呢，结婚的事以后再说吧。
听说那里冬天冷得要命，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冻着了。
放心吧，你也要多多保重！
彭翠芳：为了爱，决定再次西行（2）
看着他乘车离去，看着卡车留给我的那股烟尘，我也感到很伤心，但这种心绪很快就过去了。内心马上被另一种东西所替代。在那个充满青春激情和崇高理想的时代，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那个年代的人，一切都首先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出发，个人被忽略了，成了国家和集体中一个极小的配件，人人都甘愿如此。那是个令人向往的年代。那些岁月对于我来说，既十分遥远，又恍然如昨。
时间又悄悄地过去了两年，我们都已是二十三四岁的青年，这在当时已算大龄青年了。考虑到两人长期分离两地，这时正好部队有一批干部转业名额。我不能让李仕超一个人付出，我主动要求转业到了有色金属公司。因我在军区总医院工作过，医术很好，公司十分重视，要把我留在乌鲁木齐。
我摇了摇头，当即婉拒了。因为我转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去可可托海与李仕超团聚。
阿尔泰被誉为“金山银水”之地，除了它本身蕴含着丰富的矿藏，还有它的历史文化资源。它自古就是中国北方各民族的游牧地，这里有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石棺墓葬，有冒顿单于、成吉思汗征战后留下的箭镞盔甲，还有由额尔齐斯河孕育的金色牧场，由圣洁的冰雪融水浇灌的茂密森林，以及隐藏在森林中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众多湖泊；另外，它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寒冷程度可与漠河相比的可可托海。
李仕超就在可可托海工作。我在与他的交谈和通信中对那里已有一些了解，知道那是一个寒冷得让人恐怖的地方。那里的冰雪和寒冷呀，杀人！凡是去过那里的人都会这么说。
我当时除了知道这些，可可托海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但李仕超为了我，也从广州到了那里，我不管它是刀山还是火海，为了我们的爱，我也要去追随他。
车像一匹跛了腿的老马，在通往青河县城的路上一颠一颠地跑着。正是九月末——新疆大地的收获季节，出了乌鲁木齐，不时可见金色的绿洲，不时可见点缀着绿洲的白杨、柳树、田地、庄稼、羊群、房舍、坟墓和炊烟。还有就是铁青色的戈壁，上面有稀疏的浅草或三两峰骆驼。车往前走，我往后看，所以这些景象好像是从后面追上来的。只有博格达峰雄踞天山之上，看起来好像是天地的中心，纹丝不动。直到车子已进了青河县城，它还在远处闪耀着自己的光芒。
溯青格里河而上，道路越来越陡峭，山势越来越险恶，寒意越来越浓重。大家先是加上棉祆，然后穿上棉大衣，再穿上皮大衣，最后大家把被子裹在了身上，也抵挡不了从四面八方逼来的凛冽寒意。看来，关于这里的雪和冷能杀人的说法，是一点儿也没有夸张。
李仕超穿得很多，像熊一样立在雪地里迎接我。那里那年已下了两场雪，完全是个冰雪世界。他把我从车上扶下来，就问，这地方美吧？
我望了一眼周围，像是安慰他似的点了点头。但我的内心却感到酸酸的——我没有想到李仕超是在这样一个令人畏惧的艰苦环境里工作。我本想对他说，你吃苦了，但我没有说出来。我不知怎么就掉下了两行泪来。过了好久，我才说，一晃七年了，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当时，已来了两千多名转业军人，他们大多带着家属，都住在地窝子里。有些先来的已挖好了地窝子，有些后来的正在赶着挖，到处一片繁忙。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形，就问，我们也要挖地窝子住吗？
不，我们在医院里。他说着，用手指了指那几间简陋的干打垒房子。我的心一下温暖了许多，因为那毕竟是房子呀！
我去后就被任命为可可托海矿区医院的总hushi长，但我并没有待在这里，我去了水电站。
水电站设在海子口，偏远，条件艰苦，是矿区最为寒冷的地方，冬天的最低气温达零下五十六摄氏度。医院中谁也不愿去那里。院长想到我是军人出身，医术也过硬，就找到了我。但他也知道我跟李仕超刚团聚没多久，不好明说，就问我，hushi长啊，海子口没人去，你说该怎么办？
我想了想，说，我去试试吧。
我就一下子又成了医生，我背上背包到了海子口。
海子口没有四季，只有冬天，纯冬天就是九个月。那附近有好几个工地，冻伤的人特别多，加之当时正是生育高峰，就我一个女医生，接生都是我，我有时一晚上就得接生三四个孩子。所以我一到那里，就忙得不可开交。
一说起那里的冷，我至今还头皮发麻，有些刚去那里的人不知道那寒冷的厉害，戴帽子时不注意保护耳朵，那耳朵冻麻了，脆得很，轻轻一抹，就掉下来了，有些人开始还不知道，到了房子里，暖和了才开始冒血，一摸，耳朵没了！赶紧哭着去找，有的人找回来了，有的人再也找不到。还有，那里的人受了伤，伤口不用酒精消毒，直接包上，一点问题也没有。有些根本就不用包扎，血一冒出来，就冻住了。那里的口水一吐出去，就“滋”的一声成了冰球儿。水泼出去时是水，还没落地就成了冰。在那里最害怕的是上厕所，一不小心，屁股就冻伤了。这些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却一点也没有夸张。那些年月，文化生活十分单调，一年就能放四五次电影，大家裹得严严实实地去看电影，但常常是刚演了一点点，人就被冻得跑光了。直到退休，我们一直生活在那里。
我们是1958年结的婚，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过，我们会在阿尔泰山深处成家生子。命运把我们安排在了那里——只能这么说了……当然，也与我们那时的追求有关，不然，我们就可能在乌鲁木齐，也可能在广州。其实，在哪里都无所谓，只要两人能够相爱，我相信，即使在地狱里面也是幸福的。
接下来，我讲讲吴懿昭和周楚侯的事儿吧，他们也是常宁人，跟我们的情况一样，周楚侯也是为了爱而到新疆来的，我们两家是亲家，都住在东戈壁。
这东戈壁呀面积大得很，从这里一直到了最荒凉的地方，然后再慢慢地向绿洲的富庶靠近，这就跟通过苦难去获取幸福一样。
那里已靠近昌吉州的米泉市了，工厂遍布，但因效益不好而显得很是萧条。工厂与工厂之间的空地，便是戈壁。到了卡子湾，已是城市边缘的边缘了，天山就在他们家跟前，戈壁一直延伸到了天山下面。
吴懿昭的家就建在戈壁滩上。是那种每个城市都有的住宅楼，粗陋得很。但它因为鹤立于一大片平地之上，在这荒凉的地方，也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但即使有了房子，楼房之间的空地上仍然不长树，不长草，更没有花。吴懿昭的老伴周楚侯戏称自己是“抬头望天山，俯首见荒凉”。他常对我们说，每当他往自己家走时，都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好像那是戈壁滩上的海市蜃楼。而当他进了家门，再回头去看城市，觉得那城市更加虚幻。在那种情况下，他就觉得只有生命或者说命运本身是最真实的，好像他能够触摸到它的脉络。
彭翠芳：为了爱，决定再次西行（3）
吴懿昭是1950年3月入伍到新疆的，算是进疆女兵中较早的一批了。当兵之前，她在衡阳一家军鞋厂为抗美援朝的部队做军鞋。周楚侯在长沙交通学校读书。他们的父母当时已为他们订了婚。
当吴懿昭从衡阳赶到长沙，报名参军后，找到周楚侯，说自己明天就要出发去新疆了。周楚侯以为她在跟他开玩笑。他说，那好啊，湖湘子弟满天山嘛，当年左宗棠栽了许多柳树在那里，你到时给我折上一枝回来，我把它插在湘江边，看它是否能活。
你不要咬文嚼字卖弄知识，我真的要走了，我是来跟你道个别的。吴懿昭十分认真地说。
周楚侯见状说，我也不跟你说新疆有多苦了，我怕吓着你，但我预感你不能回湖南了，父母已为我们订了婚，你走了，我以后咋办？
等你毕业了，你就调到新疆去。
我才不去那鬼地方。他赌气地说。
你到时会去的。她自信地说。
吴懿昭的头脑中全是革命的激情，并没有离别的伤感，那种伤痛却揪着周楚侯的心。他掉泪了，甚至抽泣起来。
吴懿昭这才隐隐知道自己此去万里之遥的边疆对于相爱的他们意味着什么。
长沙的春夜潮湿而芳香，周楚侯送吴懿昭到营盘街去，快到了，她又送他回学校，就这样恋恋不舍地你送我，我送你，送到很晚了，谁也没有把谁送走。最后，吴懿昭哭着对周楚侯说，你明天还要上课，你不要再送了。到了新疆，我会给你写信的。
他们只好恋恋不舍地分别了。
到了迪化后，汽车把吴懿昭她们三百多人拉到水磨沟的一个山坡前，让她们下车。下车一看，没一间房舍，山坡上全是整整齐齐挖的洞穴。带队的干部说，这就是大家住的地方，我们叫它地窝子，大家先住着，然后等待分配工作。
这就是住的地方呀，把我们当野人啦！
这是省城呀，还让我们住这样的地方！
…………
大家一看那些黑洞口，就叽叽喳喳地嚷起来，怎么说，也不敢进去。
过了不久，吴懿昭被分配到军直合作总社八一大楼当营业员。那时，乌鲁木齐真是破烂不堪，雪正在化，到处流着黑水，没一条像样的街。街上全是土。夏天人一走过，灰尘飞得老高。当时东门外有个五一澡堂，她们去洗澡，完了后回来，头发又变黄了，灰土扑满了，怎么也梳不开。后来气得就把头发剪短了。
周楚侯就读的湖南交通技术学校后来与南京交通学院合并，他也随之到南京，就读于土木工程系。吴懿昭每月有四块津贴费，她除了买点日用品，全部寄给他，使他得以完成本科学业。周楚侯毕业后分到武汉工作。然后，他打报告，主动要求到新疆去。他除了书和一颗追求爱情的心外，什么也没带。他到新疆后，所学专业部队用不上，就把档案转交给新疆省交通厅，他被分到了荒地勘测局。不久，他就参加了塔里木河流域综合经济调查队，他们是解放后在彭加木之前第一个深入到罗布泊的考察队。
当时兵团已在大规模开发塔里木河，他当时就意识到罗布泊以及塔里木河下游的生态将被破坏，并将造成生态灾难。可当时，谁管这些呀，谁能听他的话呢？他们只以为他是一个书呆子在胡说八道。后来，他的预言真的发生了，罗布泊早已干涸……他们当时去时，塔里木河两岸有大片原始胡杨林，野猪和黄羊成群结队，他们还见到了斯文·赫定在《亚洲腹地旅行记》中提到的新疆虎。但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只有沙漠和可怕的死亡……
周楚侯每次说到这里，心情都异常沉重，他说，要是他有资金，他准备重返塔里木河流域考察，把他当年见到的塔里木河与现在遭到破坏后的塔里木河对照起来，写一本书，以提醒人们重视生态保护。
周楚侯从塔里木河回来以后，随即又去勘察新藏公路，从此以后，他就在南北疆各地奔波，新疆所有的公路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那些公路哪里到哪里的公里数他脑子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们是1956年春天结的婚，到七八年调到修路机械厂，才有了个固定的家，这之前的二十二年中，他在家里总共没待两年。好像是六六年吧，他们全家四口人在四个地方，吴懿昭当时在被服厂上班，周楚侯在乌（鲁木齐）喀（什）公路上，大丫头在二道湾寄宿，儿子才一岁多，全托给了一个保姆。自吴懿昭离开湖南，两人就靠鸿雁传书，周楚侯在野外工作，也是经常给吴懿昭写信，光他给吴懿昭写的信就装了好几箱子——那也是他们家真正的财富。
周楚侯还参与设计了乌鲁木齐的城市建设。他当年在往来新疆的路上，常常在沙漠戈壁上见到海市蜃楼，他起初见了，以为是真的，待走近了，什么也没有。他就发誓，以后到新疆，一定要参与设计这样一座城市。现在这座城市出现了。他常常在晚上和吴懿昭站在窗前，望着那座夜色衬托下被万家灯火点缀的城市，为它深深陶醉。在看到这座城市时，他就会想到从这里出发的像脉络一样延伸到这广阔大地每一个角落里的公路，他们的内心会感到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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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陶勇：那四个女兵都是牺牲在我身边的
那四个人都是刚到新疆不久就牺牲了，她们走了那么长的路，好不容易到了这里，没想到马上就踏上了另一条道路。
她们都是牺牲在我身边的。
王丽丽得的是伤寒，汤佑芳是肺结核，一个叫李丽华，还有一个叫陆梅的，也都是肺结核，她们一次吐血就吐一盆子，当时什么药都没有，要是有氯霉素和青霉素，她们就会活着。但当时的条件太艰苦了……
虽然时光已流逝了五十年，我想起她们时，仍觉得自己的心像刀割一样难受。是的，死去的就死去了。活着的，谁能不被往事触痛呢？
我原来是没有想到要学医的，正是她们的牺牲，坚定了我治病救人的决心。现在，我可以毫无愧意地说，在石河子，乃至整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都是有名的外科医生之一。我成功救治危重病人的消息不时刊登在新疆和兵团的报纸上。
彭翠芳：为了爱，决定再次西行（4）
早在1969年，我就在莫索湾的一个团场医院成功地为周灿忠进行了断手再植，那里的条件非常有限，有人认为能在那样的条件下使手术成功，的确是个奇迹。我退休时，石河子人民医院送给我的写在退休匾上的文字很好地概括了我的一生：
手术台上针针线线浸透慈母心血
无影灯下日日夜夜度过外科生涯
我是个十分细心的人，我至今还保存着我入伍以来的许多证件和资料。诸如应聘证、试卷、初中课本、毕业证书、立功喜报，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帽徽，甚至包括长宽两寸的纸片做的拾棉“百斤能手章”——我当年曾连续创造拾棉花百斤以上的纪录数十次，最高的一天拾棉花一百四十七斤；我还保存着当年进疆路上的歌词，在hushi学校写的《和平日记》，以及断手再植成功后在会上的发言。这些东西虽然沾满了时间的尘埃，但渗透着那些年代不可磨灭的痕迹。我现在还能背诵当年为工人周灿忠接活断手后的事迹报告材料，题目是《用毛泽东思想指挥我们战斗》——开头是毛主席语录，“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人类总得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然后是正文：
毛泽东思想的春风吹遍五湖四海，毛泽东思想的凯歌响彻祖国大地。在我们的伟大的祖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人间奇迹。我院革命的医务人员在上级党委、院党支部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发扬了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克服了条件差，技术水平低等困难，勇于担风险，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成功地为工人周灿忠同志接活了断手，为我院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医疗技术革命提供了新的经验。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的教导，现把我们为工人周灿忠同志接活了断手的情况作一汇报……
这些材料在今天看来，其文风无疑显得幽默而又滑稽，但当年，我在宣读那每一句话时，都是认真而又充满激情的——每个字都字正腔圆，每句话都感情充沛。而每一个听众，也是严肃而又仔细地听着每一句话。这是一种革命心态。
我当兵之前，在长沙市一中读初中，我家离招聘团驻地上营盘街很近，我原本是要去考湖南人民革命大学的。婶婶告诉我，附近就有招兵的，何必舍近求远。我就到了附近的新疆军区招聘团，三天后，结果出来了，3月8日参加完“三八”妇女游行，第二天就唱着那首刚刚学会的《前进，青年同志们》的歌，踏上了征途——
前进，前进，青年同志们，献出我们的力量来建设祖国的边疆，新疆的人民在等待我们，坚决、大胆、勇敢向前进，越过平原，翻过山岭，向前进……
我到新疆后，分到了二军六师，当时规定，所有的女兵在第一年都要参加开荒和秋收。虽然我和刘格翠因有些文化被留在了卫生部当hushi，但主要是参加生产劳动。
我和刘格翠与四个原国民党军官太太住一个地窝子，她们老头在劳改，自己也在干活，老说怪话，什么你们过来是给人家当老婆的啦，什么你们是妖精，怎么不去野那些当兵的，和他们谈情说爱啦。因为我们刚去，不敢吭声，更不敢得罪她们，后来就想她们也是可怜，原是官太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现在沦为干苦活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干脆就让她们说好了。
那年干活一直干到十二月份，吃的是盐水煮苞谷，想吃肉的话就挖个大坑捕野猪，那玩意儿原来很多，但我们开荒的一去，就跑得没影了，难得逮住一头。
由于水土不服，我整天拉肚子，拉得一塌糊涂。走到地的这一头拉到这一头，走到地的那一头拉到那一头，最后拉得都没人形了，还要坚持劳动。
劳动结束后，我到师医院护训班，学习了三个月，就分到了师医院当hushi。不久，我的四个老乡就牺牲在了我的身边。
那个冬天南疆特别冷，天空都冻成了青紫的颜色，大地一片苍灰，开都河的水全部结成了冰，像一条冻僵的大蛇，躺在苍茫的天地之间。远处的天山毫无生气地横亘着，冻得像在发抖，大地斑斑驳驳，显得十分萧条和凄凉。
对于我来说，那也是个真正的“黑色礼拜”，她们四人都是在一周内先后去世的。虽然是轮流值班，但我在那一周里基本没有休息。我也不能休息，觉得她们远离亲人，刚刚来到新疆，就染上了疾病，卧床不起，作为一名hushi，作为老乡，我应当照顾她们，使她们尽可能多地感受到最后这一点人世的温暖。
部队刚进新疆的前三年是最为艰苦的，所有的经费都拿来搞新疆的开发建设了，所以前三年没有给我们发津贴——女兵们连卫生费都没有。我们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
当时，四位老乡都想吃湖南饭，可在那个地方，除了盐水煮麦子，盐水煮苞谷外，很难吃到大米。我没法满足她们的愿望。即使有这些东西，我也没有钱买。有一天，王丽丽可能是觉得自己不行了，就让我把她身上的毛衣脱下来，帮她卖掉，然后买点好吃的；汤佑芳见了，也让我把她从老家带来的一双雨鞋也带上一块儿卖了。
我怎么也不忍心。我知道，那是她们身上唯一能值点钱的东西，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有钱给她们买吃的东西。我含着眼泪把东西接过来了，我一心想卖个好一点的价钱，所以一趟一趟地在街上转。但最后也只卖了十四块新疆币，虽是县城，却没有什么东西买，吃的东西更是稀缺。何况，那点钱换成人民币，也就相当于一元多钱，根本买不了什么东西。把整个县城转完了，也就一点当地的土特产，我就买了点葡萄干、杏干、核桃和红枣。
当时医院住的是老乡的房子，不能让人死在人家的房子里，这是当地的风俗习惯，要尊重。那人要死了怎么办呢？部队就在离老乡房子一公里远的地方搭了个帐篷，把她们都抬到那里去。那里没有其他人，就四个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其他hushi因为害怕，晚上都不敢去守护，我就对医院领导说，夜班都由我值。
每天晚上，我都提着一个小马灯，去守护她们。后来回想起来都浑身发抖，却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一点都不害怕。帐篷太小了，只有两张床那么宽。当时也没床，就是在土台子上铺了些芨芨草和芦苇，一共两个土台子，每个土台子上躺两个人。
有天晚上，王丽丽把我叫到跟前，用很微弱而平静的声音对我说，陶勇，谢谢你照顾我！
我预感到她可能不行了，我伤心极了，但我强忍着，因为我害怕影响其他三位病人的情绪。我就故作轻松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你不要客气了。
她说，我想念湖南老家，想念我妈。她流着泪，过了好半天，又接着说，可我回不去了，见不到了，我妹妹王婷婷也在六师，请你一定要答应我，让她先不要跟父母说，我这么年轻就死了，父母一定受不了的。
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我流着泪，点了点头。
彭翠芳：为了爱，决定再次西行（5）
还有，就是请转告部队的首长，他们花了那么多代价把我接到这里来，可我还没作什么贡献就走了，真对不起呀！她断断续续地说完，呻吟了一阵，还想着不把床弄脏，把身子挪到床沿外，吐了一大摊血，就停止了呼吸。
我内心的悲痛可想而知，我觉得自己都快崩溃了。为了不影响其他三个病号，我冲出帐篷，对着黑黝黝的夜晚失声痛哭起来。
哭完后，我回去把血收拾了，然后为王丽丽擦拭身体。正擦拭着，汤佑芳又“哇哇”地吐开了血，也是一摊血，吐完后，她已经不行了。我过去问她有没有话要说的，她用那双美丽的、已变得黯淡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她的嘴动了动，却没有声音了。我把耳朵凑到她的嘴边，只听见她用细若蚊蚋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让我不要告诉她家人。过了一会儿，好像真是回光返照似的，她用很清楚的声音说道，陶勇，这下可以回老家了，可以见爹娘了。顿了顿，又叹息了一声，接着说，可我走了这么远的路，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哪有脸面回去呢？说完，她的嘴里又冒了一些血。然后，她还睁着她那美丽的眼睛，没了声息。
我更加悲痛，我去抹她的眼睛，想让她闭上，但她就那样睁着。我看着她那眼睛，感到了害怕，吓得直哆嗦，但悲痛很快占据了我的整个身心……
唉，我再也讲不下去。那是我第一次如此近、如此直接地面对死亡。我虽然害怕，但我没有逃跑，我一直坚持到把她们的遗体擦拭干净，把衣服给她们穿好，然后给她们梳好头发、扎好辫子。汤佑芳死不瞑目，我又用自己的手巾把汤佑芳的眼睛蒙上，安抚了另外两位病人，才提着马灯朝医院走去，去向医生报告。
刀子一样凛冽的寒风在黑夜里呜咽着，像哭泣的野鬼，在空旷的大地上来回奔突，令人毛骨悚然。我突然觉得自己异常虚弱，悲痛已耗尽了我全部的力量。我感到身体发飘，像一片羽毛一样轻，任何一阵风都会把我刮到人世之外去。那盏小小的马灯牵引着我，把我坠在人世，让我往前移动。我已感觉不到任何的恐惧了。
天那么冷，可回到医院后，我还出了一身虚汗。我的头发被汗水打湿了，冒着热气。那一公里路，对我来说，实在太漫长了。我气喘吁吁地哭着对医生说，王丽丽和汤佑芳牺牲了。
医院的人听说，都围了过来。大家都沉默着。好多人流了泪。院长沉痛地说，都是因为没有药呀，没有药谁也救不了她们。她们死了，就不再痛苦了。
第二天，那位李丽华老乡也离开了人世，又过了半天，另外一位叫陆梅的老乡也去世了，她们和汤佑芳一样，都是吐血而死的。她们最后几乎说着同样的话，想念家乡和亲人，不要把自己的死讯告诉家人，为自己还没来得及为新疆做点什么而遗憾。
当时，给那四位老乡擦洗遗体的肥皂都是几位战士凑了一点钱，让我去买的，那肥皂还是维吾尔人用羊油和其他什么玩意儿掺和在一起做的，样子像窝窝头，洗起来有膻味儿。当时，那县城没有内地的肥皂，只有这种肥皂。我一直对战士们心怀感激，是他们使那四位老乡能够干干净净地离开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