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我那位老乡去莎车演出了。当她收到我的信时，我与王团长的婚礼已经举办了。她在给我的回信中说，她从莎车演出回来，一算日期，我已经结婚了，她即使有再好的主意，也帮不了我的忙。她还说她是第一次听说真有这样的事，她感到非常吃惊，她宁愿相信这不是事实。她说像我这样一个文弱的人，不知道我怎么去承受那一切。
我当兵前就读的是湖南省立一中，它历来就是一所开明的学校，我们过去所接受的教育都是要追求民主、自由和个性。何况我已上到了高二，对事物已有自己的认识，对爱情有自己美好的向往。
举办婚礼那一天，我伤心得都快昏过去了。我一次又一次悲伤地对自己说，我还没有爱过，但我的爱已经结束了，我从此再也不能爱了，我从此再也不能爱了……
丈夫比我大二十一岁，是个老实人，没有什么文化，就在文化补习班认得几个字，受了很多次伤，经常被伤痛折磨得满头大汗，痛苦不堪。但他在别人面前总是个硬汉形象，从不显露出来。他从十六岁就开始打仗，打了十七八年，脾气暴躁得要命，稍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大发雷霆。身体不舒服了，也对我发脾气。他跟我很少说话，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他对我发脾气的时候比跟我说话的时候多多了，好像我不是他的妻子，而只是他的出气筒。他结婚的目的似乎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都是以泪洗面，没有感觉到任何幸福。
结婚不久，他被派到南京军事学院读书，组织上让我也到南京去陪读。
于是，我到了南京。那种陪读生活十分无聊。他不让我看书，不让我上街，像看管囚犯一样看管我。两年下来，我已生了两个孩子。我如此年轻，就拖儿带女，青春已过早地衰亡，所有的梦想和追求已被摧毁。我浑浑噩噩地虚度着每一个日子，像被人饲养的动物一样无所事事。
我已不愿流泪，我把泪水全咽到了肚里。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爱我那让我常常感到不知所措的孩子。
在生活面前，我感到羞愧。
在我往南边望着三湘故土时，我觉得自己无颜面对她。我很多时候也感到绝望，想结束自己这卑微的生命，但孩子的降生使我努力学会坚强地活着。
丈夫自南京回到新疆后，提升为军分区司令员。我希望生活的磨砺可以使我与丈夫渐渐建立起感情，希望彼此能在对方那里获取一点点幸福，但我没有得到。
林紫玉：我从此再也不能爱了（2）
我觉得自己孤独无助。我记得那是1956年，我的一位老乡专门从乌鲁木齐来看我。我一见她的面就忍不住号啕大哭。我有无数的话要向她说，但在心中整整憋了五年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我的泪水自见她的面就没有断过，那饱含着灵肉之苦的泪水成了我诉说的唯一方式。
我当时已怀上第三个孩子，挺着个大肚子，可就是因为我不跟丈夫过夫妻生活，他竟然把我从床上踢了下来。第二天，他当着我老乡的面，对我大发雷霆，还伸手给了我一个耳光。我实在受不了啦，就求那老乡帮我说说他。
我老乡当时还没有谈恋爱，这样的事求一个二十一岁的黄花闺女去说，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人家也不太好说，但看着我那可怜兮兮的样子，加之她胆子大，当即就答应了。
吃晚饭的时候，我丈夫回来了。我的老乡对他说，司令员同志，你是老革命，也是师一级首长，你不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妻子，虐待、打骂妻子是错误的，何况人家还怀着孩子……
老乡的话还没说完，他把桌子一掀，拂袖而去了。
我还有个外号叫“小周璇”，周璇扮演的是戏剧中的可怜角色，而我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中的可怜角色。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我深深地体会到，人世间最大的苦难不是别的，而是让你和自己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
所以，我最后不得不出走，那对我而言，无疑是勇敢的一步。60年代初，我与他离了婚，离婚之后，我回到了长沙，在一所小学里当老师。六五年我找到了自己的爱情。
那时候，女兵们最害怕听到那个“谈”字。女兵们只要一听到说哪个首长要找你谈话，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有一句顺口溜是这么说的：“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首长找谈话。”有很多人都没有摆脱这种半命令式的婚姻，这主要跟当时封建思想严重很有关系。大多数女人遵循的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部队，组织代替了父母，婚姻一旦被组织决定，也就认命了。但也有违命不从的。我有个老乡被团政治处主任看上了，说要和她谈话。她当即拿了一颗手榴弹，说，你敢来跟我谈，我就与你同归于尽。当然，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
自然，这种“拉郎配”也有撞上好运的。那就是彼此结合后，真的产生了感情，生活和美融洽。我有一个姓朱的同学，也是一起入伍的。开始分在文工团。她唱歌实在不行——她有个绰号叫“朱变调”——唱不了歌，调出了文工团，把她分到伊犁搞土改，嫁给了一个姓苏的教导员。不久，那教导员到昭苏县当了县委书记。这个人工作能力强，廉洁清正，即使现在去昭苏，问及苏书记，老一点的人还都知道，说那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官。
他对我那个同学很好。记得有一次我去看望她时，她正悠闲地在家里看小说，一见面，就与我谈起了那小说中的故事。苏书记爱她爱得很呀，连家务活也不忍心让她干。他们恩爱一生。但这跟“闯天婚”一样，闯上这么个好的，的确太难了。
总之，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得不在命运的泥淖中挣扎。生命像尘埃一样，随着命运那双无形大手的挥动而起伏颠沛，怎么也摆脱不掉，逃避不了，因而不得不留下那个环境和那个时代的深深烙印。
曾可兰：知道什么叫“二八五团”吗？（1）
我是与李蔚华、范志群一起到的和田。那真可谓是漫漫长路啊！但到了部队，却连一床被子都没有给我们发。我们三人只有一床从老家带来的薄被和一床在西安发的军毯，三个人挤在一起睡，还常常被冻醒。我们提了几回意见，被子还是没有发下来。后来才知道，组织上已有意图让我们与老同志尽快结婚，所以就不打算发了。
我在迪化就听说过这样的事，那是听几个八一农学院的学员在旁边议论。
一个学员说，听说分到下边的女兵一去就要结婚。
另一名学员马上说，不可能，我们学校有规定，不准谈恋爱，男女同学之间的接触，也有严格的要求。每周都要开生活检讨会，汇报思想，主要是汇报男女同学之间交往的事情，可严了，你如果有什么隐瞒的，而别人“帮”你汇报了，你就会受到更严厉的批评。她们倒好，组织给她们介绍。
你觉得好，让组织也给你介绍一个吧。一个学员赌气地说。
对，给她也介绍个“二八五团”的。有人开玩笑。
什么叫“二八五团”？
二十八岁以上，五年以上党龄，团级干部，怎么样？你要不要？
哎呀，那不快成爹了吗？
我记得，那位同学说出那句话时，我都吓得哭了起来。
你不知道，我们好多老乡来新疆不到三个月就结婚了，有些已做了母亲，有些正怀着身孕，看上去，她们稚气未脱，如花似玉，不像已为人妻者，更不像孩子的母亲。一名学员继续说。
另一名学员接着说，那样的话，我们应该是最为幸运的了，到了新疆还能上学，高校里不准谈恋爱的规定，使我们逃脱了分配婚姻的痛苦。
唉，只是这学校的条件太差了，连校舍都没有，天气好时，就在外面上课；天气不好，则在帐篷里。所以，得一边上学，一边盖学校。一天上八小时课，干六小时活，打土坯，运土坯……
我当时就有些害怕，但我不相信那些学员说的是真的。但一到部队，这些说法就应验了。
果然，没过多久，就给李蔚华介绍了一位教导员，二十九岁，范志群则介绍给了参谋长。年龄都比我们大十几岁。其实，年龄差异并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我们年龄太小，对婚姻没有任何认识。还有，就是这种方式太违人意愿。我们三个女兵中，李蔚华的文化程度最高，也最敢说话，她当时就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和老革命结婚的，我坚决不答应。她因为不同意组织的安排，就让她到昆仑山的筑路部队去——那可是世界上最苦最危险的地方。
我文化程度低。一看这样，我就想，与其让别人给分一个，不如按照他们要求的条件自己去挑一个，所以我就认识了三营教导员，我们就谈上了。那教导员是够成家条件的，所以没人反对。后来我随丈夫去了沈阳，1989年我回过新疆一次，我回过农一师，与李蔚华见过一次面。我的婚姻虽然不能说很幸福，但自己毕竟选择过，虽然是在指定的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所以，也可以安慰一下自己吧。
李蔚华在上昆仑山时，马受了惊，把她摔了下来，把她的手臂摔伤了。她在山上待了一段时间，又被调回了团部。
她回来后正在搞当年第三次“镇反”。那时，让大家开会，开着开着，就说谁是特务，马上就扒帽徽领章，她的毛笔字写得好，就让她写镇反布告，最后把手都写疼了。
上了一趟昆仑山，他们见李蔚华还是不同意婚姻问题，就让她到驻墨玉县的一个营去当文化教员，教战士们唱歌、识字；五二年二月，又把她下放到了连队。就这样一级一级“下放”，无非是让她在婚姻问题上松口，但她就是不。不，坚决不！她对我们说。
部队以为是处分了李蔚华，其实她在连队过得非常快乐。战士们大多不识字，她教他们识字，帮他们写家信，给他们读报。她也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乡，自己的经历，讲战斗故事，听他们讲自己对亲人的想念，对故乡的眷恋。她既是战士们心中的女神，也是受他们尊重的老师，是他们喜欢的好朋友；战士们是她最可爱的学生，也是她很好的兄长。
范志群受李蔚华的影响，开始也想违命不从。加之参谋长已年近四十，开始她怎么也不同意嫁给他。她一个人管团里的图书，不知怎么搞的，喀什、和田新华书店的书断了，她知道这是组织上在给她施压，故意使她的工作没法开展。那时候是工作第一，工作没法开展那还了得。她又是个老实人，一点事就能把她难住，领导又轮番找他谈话，说那是政治任务，老同志是为革命耽误了青春，你如果同意了，就是为革命作了贡献。范志群抗不过，就同意了。
五一年一月，六七名四川女兵到了团里。她们都是师范或高中毕业。当时副团长，二营营长已与甘肃临洮的女兵结婚，四川女兵又解决了政治处主任和部分营级干部的婚姻问题，湖南女兵的压力相对小了一些，但我当时已经结婚了。
李蔚华在连队待了两个月，团里认为她已经锻炼好了，又把她调回团部。这次，政委亲自出面，给她介绍了雪樵。雪樵是组织股股长，当时二十四五岁，年轻，有文化。他还不符合部队规定的结婚条件，但因为政委很欣赏他，算是网开一面。都是政治处的人，李蔚华早就认识他，印象不错。政委把李蔚华叫到他的办公室，半开玩笑地说，你个小鬼呀，是够犟的了，但我还得给你介绍。我亲自出马，你不会不给面子吧。李蔚华也不怕，她对政委说，不，首长，我还是不会同意的。政委就笑了，说，这次你可能会同意。我想把我们团最优秀的机关干部介绍给你，无论从人品、长相、文化程度、工作能力，你们都相配。李蔚华就问是谁？政委说，他是组织股的雪股长。李蔚华虽然认识雪樵，但也只是认识而已，从感情的角度而言，还无从说起。所以她当时什么也没有说。这样一来，政委就认为她已默认了。于是就放话，说两个人已有爱情关系了。
李蔚华在高中时的成绩很好，一直有个大学梦。和田虽然偏远，但她也知道军区成立了农学院、医学院，就萌发了上学的愿望，所以还是不愿结婚，但她也认为自己再这样和组织对抗下去就太过分了。她毕竟是一个士兵，她不能一直对抗首长的关照——那种夹带着权威和命令的关照。何况，政委能把雪樵介绍给她，也的确是做了很大的让步。在全团，雪樵的确也是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为数不多的优秀分子之一，大家都劝她，她也就同意了。
1952年12月，山东女兵来到了团里，她们天真活泼，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共有五十多人。她们能吃苦，但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有一部分后来集体跑了，团里派人把她们拦了回来。这样，团里连以上干部的婚姻问题都解决了。
12月14日那天，我与李蔚华正在地里劳动，政委的车子开到了地头，司机对李蔚华说，政委让我来接你回团部去。
回去干什么？李蔚华问。
曾可兰：知道什么叫“二八五团”吗？（2）
我也不清楚，团里要放电影，可能是接你回去看电影吧！
不可能，不可能是为了让我看电影专门来接我的，肯定有别的事吧？李蔚华很怀疑司机的说法。
具体有什么事我可不知道，你回去就知道了。
李蔚华让我跟她同路，我们就跟司机回去了，回到团部已是黄昏。回去后就对她进行政审，政审完毕后立马把她带到了操场上。那时把看电影叫看“西洋景”，比过年过节还热闹。操场上早已人山人海。
在电影放映前，政治处主任让雪樵和李蔚华站到主席台上，然后请政委讲话。政委就说，今天晚上，刚好有军里的电影放映队来团里放电影，在这高兴的时刻，我们要为雪樵和李蔚华两位同志举办婚礼，大家用掌声来为他们祝福！李蔚华这才知道神圣的婚姻就这样开始了。
李蔚华与雪樵的婚姻在我们三人中是最圆满的。但她对这种婚姻形式还是感到难以接受。因为……因为她觉得他们的婚姻好像只是组织的一项工作,宣布了,这项工作也就完成了，又是如此的突然，更有一种被算计的感觉。
结婚后，他们到了墨玉，住进了地窝子。李蔚华在那里做了妻子，然后做了母亲。她一共生养了三个孩子，其中有两个是在和田生的。那时，她和我一样，在生养孩子方面没一个人可以请教，所以对这方面的事一点儿也不知道。第一个孩子生下来，掉在了灰土里，和田的灰土厚，从灰土里把孩子找出来，就像一个小泥人。生了孩子的第二天，她就去劳动了。生第二、第三个孩子也没坐月子——当时我们都傻乎乎的，只知道工作，不知道生了孩子应该休息。
她在和田工作了八年，然后调到阿克苏的沙井子，六九年调到乌鲁木齐，但随即又到了阿勒泰的农十师，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八九年退休。我们就这样，度过了这平淡无奇的一生。即使留下了一些回忆，但大多有些苦涩。而唯一可堪回首的，也就是那些苦涩的东西。这听起来有些矛盾，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王佩荣：我相信爱是无罪的（1）
这栋楼上住了我和陶素珍两位湖南女兵。平时，我们交往不多，但像共患难的两姐妹，用目光互相关注着，用心灵彼此呵护着。
我在这里已没有亲人，我的丈夫刚去世不久，埋在这里的盐碱土中，孩子们都不在身边；而陶素珍的儿孙都在这里。命运和生活在我们两人身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陶素珍是湖南长沙人，1952年参军到新疆，她当了一辈子农工，她的丈夫尕金虎刚解放时是排长，离休前是九连连长，他们与新疆的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所以居室中的尘土不仅仅是风吹送去的，还有他们自身所携带的。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泥土，所以并不经常扫它，地上有金黄色的一层，因此虽然住的是水泥和钢筋构造的楼房，但进到房子里，给人的感觉还像是进了农居。
陶素珍本来在长沙卷烟厂工作。参军到新疆后，看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臭苇子湖，蚊子一寸长，咬得人无处可逃，就哭起来了，闹着要回老家去。
直到二十年前，她回湖南的愿望也没有改变过，后来，孩子大了，这念头就淡了。因为一直在连队劳动，孩子们上学的条件有限，她三个孩子都没有把书念出来。现在，老大在洗澡堂烧锅炉；老二是水泥厂工人——那厂子已经垮了，拿不到半点工资；老三在畜牧连当牧工。现在，在这里又有了她的孙子……唉，看来，她要回湖南，只有等来世了。
就这样，她把自己的根真正地扎在吾瓦了。
她现在和老伴经常带着孙子，到大条田里去看看庄稼，他们已习惯了在田地里走一走。没有什么能比她看到那些庄稼更亲切的了，它们就跟她的儿女一样。
我的一天中，有很多时间也是望着这片绿洲度过的。我离不开它。我在绿洲中可以看见老伴的身影，看见爱，看见远逝的时光。我把自己所有的怀念、伤感和孤独、都寄托在那里。
你到这里来采访湖南女兵，使我很感动，忍不住老泪纵横。——还有人知道五十年前有这么一批女性，真是不容易啊！忘记与记起，是一种良心的尺度。我以为我们已被忘记了。只要有人在新疆工作的省份——山东、上海、河南、四川、江苏等，都派人来看望和慰问过，甚至连上海的劳改犯，上海市政府都派人来看望过，我们这些最先到新疆的湖南女兵，却没见到故乡的来人，真让人……心寒啊……
每想到这里，我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我常常向南望，望着……眼泪就出来了……
我是在革命胜利前随着祖父和父母从湖南流落到新疆的，至于全家何以离开故土家园，流落到这里，我一点也不清楚。但我还是湖南人。
新疆解放之后，我就参军到了六军十七师。那年，我十五岁，当时，部队驻在迪化老满城，主要负责迪化的城市建设。刚过完春节，部队就在妖魔山、黑山头、南郊等地用爬犁拉石头。为解决在市区北郊垦荒引水的问题，决定整修、扩建从红雁池到安宁渠的和平渠。这条当时全疆最大的灌渠，是1947年张治中主持新疆政务时兴修的。由于没有水泥，只有用片石修砌。七千多立方米片石要运到三十多公里外的工地，没有汽车，不知该怎么办。最后陶峙岳将军对六军军长罗元发说，我有个土办法，现在是隆冬季节，冰雪铺地，道路光滑，新疆老乡常用的爬犁可以大派用场，到时候部队一出动，就是三国时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也比不过。
罗元发认为是个好主意。
正月初五，罗元发和政委张贤约就带领六军所有驻迪化的部队，组成了五千多人的爬犁大军，官兵们拉着装满片石的爬犁，在迪化城穿街过巷，形成了一条浩浩荡荡、蜿蜒流动的长龙，十分壮观。
迪化全城顿时轰动了，市民们从没见过这样奇特、壮观的场面，也第一次见到这样勤劳的军队，都纷纷拉着爬犁，赶着马车、六根棍车和牛马参加到劳动行列中。
和平渠最后从安宁渠延伸到了五家渠，长达一百多公里，可灌溉农田七十多万亩。这是解放军进驻迪化后的第一次亮相，这种亮相的方式独特、壮观，给迪化市民留下了真正要化剑为犁的印象。
我参军前就读于乌鲁木齐师范学校附属职业学校，这样繁重的劳动是第一次参加。我与另外两名女兵拉着近一千斤重的片石，一天往返六十多里地，脚打起了泡，肩膀被粗麻绳磨得又红又肿。家里的人见了，说，你原来是个娇小姐样子，不想当了兵后，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想都没有想过你能吃这么大的苦。我听了这样的话，感到十分自豪。
然后，我随部队开荒到了戈壁滩。离开城市，条件更艰苦了。
当时四点钟起床，送五趟肥料，要送到四五公里远的地方，回来时还得拉柴火，累得不行，但不敢讲。吃的是清水煮麦子，每顿一勺半，吃不上蔬菜，肉更不用说，绝大多数时间是用盐水下饭。北疆雨多，一下雨，地窝子外面不下了里面还在下，外面小下里面大下，经常蓄满水。没个躲雨的地方，衣服被子常被浇得透湿，像个落汤(又鸟)似的，只有等太阳出来把衣服和被子晒干。
我当时在七十四团，团政委的爱人也和我们一起住地窝子，她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还不足一岁，每次下雨，大家都要想方设法保护母子三人，当时连一块塑料布都没有，保护她们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淋湿了的被子由四人各牵一角，扯开让孩子们躲在被子下面。
这也说明那时的部队是真正的官兵一致，苦难同当。所以再苦再累，极少有人有什么怨言。
我也就是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遇到了相爱的人黄龙球。
我当时的职业是团部商店的售货员，但那实际上是劳动之余的工作。黄龙球任管理排长，长得年轻英俊，很注重军人仪表，不管衣服多么破旧，总补得平平整整，洗得干干净净。
他经常到商店来买东西，慢慢就熟悉了。不久，他说他希望和我交朋友。
我一听，羞得不行，但我对他的印象的确很好，他向我求爱，我内心还是觉得挺幸福的，所以，我只是说，我年龄还小。
我也就比你大六岁，我可以等着你。他说完就走了。
王佩荣：我相信爱是无罪的（2）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该怎么办。我已知道了部队里有关婚姻方面的规定——先团级干部、再营级干部、连队干部。所以我虽然喜欢黄龙球，但不知道他一个排级干部有没有条件谈对象结婚。但我相信爱是无罪的。所以，当黄龙球再次向我求爱时，我答应了。
我后来才知道，黄龙球实际比我大十三岁，只是长得年轻，从面相上看不出来。像他这种大龄的军人，是准许结婚的。我也是那时才知道，他也是向上级打了报告，上级批准他恋爱结婚后他才来找我的。
我们在1953年结的婚。结婚后，我知道了他的年龄。那天我下班特别晚，看见他正填自己的履历表，还没有填完就有事出去了。从履历表中，我知道他是1922年出生的，而不是1929年。
我当时非常生气，等到黄龙球回来，我劈头就问，你为什么要骗我？
他一看我手上拿的履历表，就明白了，他惭愧地笑着说，我对不起你，我这就是在向你坦白，我是有意把履历表放在这里让你看见的，我如果还要哄你，就不会把履历表摆在这里。
你以前为什么骗我？
我不这样，能找到你这样好的老婆吗？假如你听说我比你大十三岁，肯定不愿和我谈对象。所以，我是因为爱你才撒谎的，是可以原谅的错误。
那可没有这么绝对，如果我真的爱你，你就是一个糟老头子了，我也会爱的。所以，你这错误我不会原谅。我故意对他这样说。
我这也是因为喜欢你，怕得不到你，才这样做的，请你原谅，一定原谅！
下不为例吧。我见他一脸诚恳和惭愧的样子，就半开玩笑地说。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骗你了！他也信誓旦旦。
从此，我们相依相伴着行走在新疆这片大地上，共同经历了这个国家和那个时代的人们所经历的光荣与梦想、希望与失望、成功与失败、动荡与流离、艰难与困苦以及幸与不幸。
我们结婚不久，黄龙球被调到兵团司令部搞工程规划，足迹遍及天山南北。1963年调到大泉沟水库，正要调任玛纳斯河管理处当处长时，“文革”爆发了，整个管理处被解散，人员用五十辆卡车拉到南疆，遣散各处。我们来到了吾瓦。黄龙球被打成臭老九，当了“老牛”（当时兵团人对住“牛棚”者的称谓），下放到大田里劳动。然后是打土坯，一头（当时的人就这么称呼的）“老牛”一天要打五百块土坯。完不成任务就要挨打，再后来就去养猪班当班长，一干就是八年。
他当“老牛”，我和孩子们也受屈辱。别人可以随意骂我们，没人敢跟我们说话，遇着了也躲着走。他们让我与丈夫划清界限，动员我们离婚。我说，我不会离，他就是死了我也不会离，不管你们给他定的罪行有多大，他也是我的丈夫。
当时，他住在猪圈里，不让我们见面。我怕他身体受不了，就偷偷地养了几只(又鸟)，给他煎荷包蛋，他喜欢吃米饭，我就到处求人，用面换米，给他做米饭吃。他有人专门看着，我开始给他送吃的，警卫不让，我就天天去，后来，那人可能是被感动了，就告诉我，要送，就晚上偷偷地来吧！
我深感欣慰的是，我和他是相爱的，我现在可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的爱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这就像维吾尔族人在《十二木卡姆》歌词中所唱的，“要想知道是否相爱一生，请问那白发的老人。”
“文革”结束后，上级要调我们回兵团设计院，但我已经害怕他去当官，我希望过一种平静的生活，那种政治运动使我至今还心有余悸。
儿女们现在住在城里，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就在城里为我安排了住处，但我坚持要回到吾瓦来，因为我觉得老头子还住在这里，我得回来陪着他。我也不能让这套房子因充满尘土而显得荒芜。
我就在这里，一天天地擦拭着屋子里的家具，清扫那些尘埃。到了黄昏，我就站在窗前，望望远山，望望沙漠，望望随着季节枯荣兴衰的绿洲，等待着我相伴着走过了坷坎一生的爱人，带着原野的气息，踏着稳健的步伐走回来。
陈亦明：她结婚当天就疯了（1）
有些人你已无法找到她们。她们要么已不在人世了，要么已没了音信。要么什么也告诉不了你。
我很少向人讲她们的事，我一直把它们憋在自己心里，都快五十年了。我原来年轻，身体好，能承受这些事情，以及她们命运的沉重。但现在我老了，承受不了啦，它们压得我气都喘不匀，腰都直不起啦，我早就想讲给人听，想让人们与我来共同承受。可是讲给谁听呢？当年的姐妹们堵在心里的东西本来就已很多，我可不愿再给她们增添这些沉重的东西，我常常在想起她们时，不知不觉会叹一口长气。给我们的晚辈讲，他们不愿意听，他们冲我嚷嚷，唉，又是你们当年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得了得了！你就让它烂在你心里吧！可这些往事总是不烂，非但不烂，还在心里生长着，越长越大，越来越沉，越来越广阔，我一个人的心怎么能盛得下呢。就像一个园子里盛不下森林，一个池子里装不下海洋。
我讲出来后，你一定要写出来。不要像别的记者——先后至少有十来个记者，满心地想让我讲，口口声声地说要在报上登，可至今我连一个字儿也没见着。这不是为了别的，我只是想说，既然她们都全部付出了，难道让其他人面对一下都不可能吗？
这同样是牺牲！
真正的牺牲！
闲话就不说了，言归正传吧！黄干事是我们的分队长，长沙人。她是个文化人，修养很好，长得有点胖，但文气，看上去挺舒服的。她因为有知识，在奔赴新疆的路上又担任过分队长；到部队不久，就到宣传科当干事。她入伍时已二十一岁，这在湖南女兵中算年纪大的了。她当兵走时已订了婚。她未婚夫在口内当兵，原是大学里的同学，也是解放初入伍的。他们十分相爱。她原想自己当兵后，和未婚夫都在部队里了，要调到一起很容易。没想事情并不是她想像的那么简单。她调不到口内去，她未婚夫也从口内调不来。她后来知道，她与她的未婚夫不可能成为眷属，组织上已经给她安排好了。
你不要想着调他来，都是革命同志，你嫁谁不行呢，新疆什么都不缺，就缺女人；而他在口内，是不缺好姑娘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组织上会考虑给你找一个很好的，真正的革命同志的。组织科长就这样跟她谈开了话。
可我们相爱，那是爱情，不是别的东西！
什么爱不爱，[小說下载#taｏshuke]情不情的，全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你听从组织的安排，与为革命立过功的同志结合，组建幸福家庭，那才叫爱情！
我不会同意的，我已订婚，我只会嫁给他！她坚决地说。
你这样做是不行的。
我倒觉得你们这样做，是违背《婚姻法》的！她勇敢地反驳。
这可是你说的！科长恼羞成怒。
是我说的！
那好吧！
科长刚走不久，她就被关了禁闭，一关就是七天。
她出来后，组织科通知她准备结婚，对象是团里的副政委。她就在那天晚上，离开了部队，她留了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着——
我不想离开部队，但我不得不离开。我希望组织停止这样的婚配。爱，永远是婚姻的基础。没有爱的婚姻，对男女双方来说，都是不幸和痛苦的。
我以为部队会抓她回来，但没有找到她，我们再也不知道她的去向。直到八一年，才听到了她的消息，她在长沙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我不知道她当时是怎么回到湖南去的。
正是她的留言使我一生未嫁，因为我没有真正的爱，因为在那个年代，你真正爱的人，却不让你跟他结合。
原来也有人说她自杀了，有人在几年后还给我指了她的坟。又过了几年，我想去看她，那坟当时已看不出来，它早被牛羊踏平了，与那片荒地成了一体。可我不死心，我想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掩埋她的小土包。我在那片荒地上转呀转呀，却什么也没找到。
我当时还想，时间改变了一切，好多好多的普通生命就这样被时间遗忘，然后不留一点痕迹地抹去了。它一点儿也不管这个生命在这世界上经历了怎样的不幸与痛苦，幸福与欢乐……
后来，当我知道她还活着，我真高兴呀！
我还认识一名姓周的女兵，名字我就不说了，我叫她周姐。她是高中毕业生，入伍时十八岁。她是我们那批女兵中最漂亮的，高挑身材，白净皮肤，大眼睛，樱桃嘴，两条粗黑的长辫子，气质高雅，天生的丽人胚子。我觉得她是我们三湘四水养育的一个精灵。这么多年了，我再也没有见到像她那样超凡脱俗的女孩子，见了她的人，没有不说她长得完美的。告诉你吧，她走到哪里，就会像夜里突然亮了一颗星星，令人瞩目。她到部队后，战士们只要能看上她一眼，心里都会美滋滋的，要是能和她搭上一句话，那就幸福得不行啦！
你要知道，部队当时正在垦荒，大家忙得脚板朝天，加之也没什么条件打扮自己，那些战士们平时里都是泥头泥脑，胡子拉碴，衣衫不整的。周姐到了部队以后，面貌一下子就改变了，几乎是突然之间，战士们都整洁了。衣服再烂，补丁再多，也洗得干干净净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胡子也常常刮了，再艰苦的劳动，回来也要洗漱洗漱。爱说粗话的不说了，大家都变得文明起来了。她去哪里参加劳动，哪里的工效就特别高，淳朴的战士们就这样表达着他们对美的倾慕和尊重。
周姐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她向往新疆的神秘。在我们眼里，新疆只是一个遥远、荒凉而又贫穷的地方；但在她眼里，那里的一切都是美的、神奇的。她说过，新疆是最富有美的地方，她平生的愿望就是写一本新疆的书。
但她的梦想，包括她的一切，都很快被打碎了——
一位师领导看上了她。
陈亦明：她结婚当天就疯了（2）
那位领导是三三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已四十岁左右，原来的老婆他离掉了，三个孩子都跟着他。那时周姐比他最大的孩子年龄还要小两岁，但她无论怎样也没能摆脱这强加在她头上的命运。
她很快就结婚了。
可能是心理压力太大，就在结婚的当天，她疯了。
她到处跑，那领导办公时，她就跟到办公室，在办公室大吵大闹。安静一些的时候，她就倚在师首长住的土坯房的门上，两眼无神地望着外面，嘴里嘀咕着什么，一站就是好半天。
她像一朵花，正要开放时，却被摧折了，凋零了。
奇怪的是，自从周姐结婚以后，团里的官兵又成了泥头泥脑、胡子拉碴的样子。是的，他们心目中的美神已经没有了……
1959年我再次见到她时，她已有三个孩子。加之那领导原来的三个孩子，她已有六个孩子了。她什么事也没做，但已憔悴得很，都已让人认不出来了。她那时的病经过治疗，已好了些。当我对她说我是谁时，她想躲开，我拉住了她，她已哭得泪人似的。就一直哭，什么也不说，引得我也陪着她落泪。
她哭着哭着，突然又扯头发又抓脸的，然后捶胸顿足地说，他那么大年纪了，我这么年轻，他肯定会先死的，他死了，留下这么多娃娃，我以后咋办？我以后咋办？咋办呀？
我怕一刺激她，她又会犯病，赶快找人把她带回了家。
一晃又过了几年，我听说她犯病后，用手枪打死了自己的一个儿子。
我离开新疆时，她还在新疆，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怀着一个美好理想的她，一生就这么过去了，她在那里唯一做到的，就是为那位首长繁衍了几个后代。她的病时好时坏，时轻时重，听说那首长去世后，她的病情已好了许多。而我，则希望她就那么过下去，因为我不知道，她一旦完全地清醒过来，怎样去面对自己的理想，怎么去回首自己的一生呀！但我又是多么希望她能恢复健康，能认识这个世界。如果她还健在——我希望过去的一切在她的脑海中是一片空白，希望她是从如花似玉的少女时代一步跨入老年的，中间的那段时光在她心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还有一名湖南女兵，我叫她汤姐。她父亲曾经在解放前的《湖南日报》任过总编。她出身于书香门第，是个才女。她到新疆，就进了俄文学校，从那里毕业后，分到了我们团。我们团当时有个工程师，姓林，是新疆大学毕业的，结过婚，有孩子，夫人是家属，没工作，住在乌鲁木齐。他们产生了感情，相爱了。可那男的没有告诉她自己是有妇之夫。她怀孕了，五五年生下了孩子。这时她才知道自己爱的人一直在欺骗她。她不知道这孩子该怎么办，最后有位团长膝下无子，就把孩子带走了。
从此以后，她就走下坡路了。博乐的冬天十分寒冷，加之当时的生活条件本来就很差，她的月子没人照顾，身体也垮了。
那男的受了处分，她也受了处分。最后，组织出面把她介绍给一个起义的老兵，那老兵已四十多岁，老婆死了好几年了，留下两个孩子。但即使这样，那老兵因知她以前的事情，对她非常不好，只过了两年，老兵就和她离婚了。然后，她就下放到了南疆，几年后，又调到了石河子的工程四团，嫁了一个刑满释放人员。这人受够了苦，有了个老婆，自然十分珍爱，两人的生活虽然清贫，但能互相体恤，相亲相爱，让我们感到十分欣慰，心想，她终于熬出来了。不想天有不测风云，“文革”时，她丈夫又被弄进监狱里，押到南疆劳改去了，她毅然跟随丈夫去了南疆。她没了工作，没了工资，什么也没有了，几乎是过着乞讨的生活，最后手脚都冻烂了。
汤姐就这样，等着丈夫劳改结束。谁也不知道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有人说她后来回口内去了，也有人说她还在南疆，还有人说她早就去世了……
唉，好了，我不想再浪费你的时间了。我耳闻目睹的关于湖南女兵的事还有很多很多，我想一时是说不完的。更主要的是，我觉得我讲了这些后，内心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我这才知道，这一切无论怎样，都仅仅属于我和我的女兵姐妹们，还是让我们自己来承受吧！
王灿辉：婚姻那么神圣，又那么苦涩（1）
我是长沙市人，在含关女中读完初中后，就在农业银行当出纳。有天我正忙着自己的工作，有几个同学来向我告别，说她们参军要走了，看她们那神气的样子，我就问，你们参军到哪里去呀？
新疆。
妈呀，那是人去的地方吗？说是远得很呐！我的同事一听就说。
只要有一双脚，再远的地方也能走到。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当时不知道世界有多大。
招兵的首长讲了，招我们去新疆是上俄文学校，当hushi，搞财经，开拖拉机。我的同学说。
我一听可以开拖拉机，就兴奋了。当时能当一个女拖拉机手，可是了不得的，恐怕比现在一个女人驾驶美国的幻影战斗机或乘坐宇宙飞船进入太空还要神气。我当即就说，走，我要和你们一起去，我要去开拖拉机！
就这样，十四岁的我在1951年2月28日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到焉耆后，分配到了十八团二营，驻在轮台。这是一个富有历史感和神秘色彩的地方，当我到达那里时，所看到的是它的破败和贫穷。
没有看到俄文学校的影子，更见不到拖拉机，发给每个人的是一把砍土镘——一种从苏联拉过来的、很笨重的农具。这种农具在中亚用得十分广泛，对于口内来的湖南女兵，则是第一次见到，我们不知道这玩意儿是用来干什么的。直到有一天，营里出发到草湖开荒时，才知道这就是大家的武器——虽说我们是来当兵的，却从来没有扛过枪，打过靶，更不用说其他军事训练了。就是靠着一把砍土镘，驻疆部队的官兵开垦出了成千上万亩的土地。
我背着自己的行李背包，扛着砍土镘往草湖走那天，时值六月，太阳狠毒地炙烤着大地，沙漠灼人，使人难以睁开眼睛。队伍一直往南，一直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深处走去。除了黄沙，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阵阵热浪迎面涌来，让人窒息。汗水湿透了我的衣服，然后很快又被太阳晒干，只留下些白色的盐粒。我觉得自己像要被烤干了。我忍不住跑上前去问营长，营长，你要把我们往哪里带呀？走了快一百里路了，这两天的路程，我连一根草也没见到，难道还有可以开发出来种庄稼的地方吗？
有，我们去的就是可以种庄稼的地方，是一个世外桃源，从来没有人开垦过。营长一边喘着气，一边对我说。
这太阳把人都要烤成肉干了。
再走一天就可以到了，你甭看现在这里荒凉，以后，我们走过的地方会是一条大马路，路两边全是庄稼地和一排排白杨树。营长充满憧憬地对我说。
天啊，还要走一天！我在心里叫了一声苦，感到自己又要哭了。因为干渴和劳累，我已偷偷地哭了好几次鼻子。
队伍走进大漠之后，又向东行进了约七八十里路，奇迹般地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湖泊。它地处塔里木河北岸，虽然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曾断言说：“塔里木流域是世界文化的摇篮，找到这把钥匙，世界文化的大门便打开了。”但在我们这些带着盲目性寻找着可垦之地，以期创造出一个农民式家园的军人们来说，更多的印象是在印证塔克拉玛干的本来意义——“进得去，出不来”；或者是在执拗地和它较劲——“我们可以征服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