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想，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一辈子，还不如死。
的确，没有人敢奢望凭着那一小湖水，能在这里生存下来。去的当天，这个面积达三十三点七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就给全营官兵来了个“下马威”。
烈日当空，官兵们稍事休息后，正在挖地窝子准备栖身，天空突然变得昏黄一片，太阳很快就被抹去了。有一种奇怪的声音在远方响起，越来越近，越来越宏大；开始像蜜蜂嗡嗡地叫，继而像波涛涌动，很快就变成了飞机轰鸣，最后变成了大海呼啸。远处的沙丘上，传来几声沙狐忽高忽低、单调凄厉的怪叫声，草湖颤抖着，岸边的芦苇和湖水因为恐惧而“瑟瑟”发抖。
大家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突然狂风怒吼，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沙暴！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大家赶紧抱住自己的背包，但还是有行李像纸片一样被刮上了天，转眼间就被沙尘吞没了。
大家顿时陷入黑暗之中，感到风推拥着沙丘，正在移动。
脚下的整个沙漠仿佛突然立了起来，正在向某个地方奔跑。沙子灌得人满身都是……
约摸半个小时，沙暴停止了，整个营的人马都已陷在沙中，涌动的流沙已埋到了部分人的腰上，好多人凡是身上带的、能刮走的，诸如帽子、毛巾、水壶、挎包之类的东西早就没了影子。但让我感动的是：几乎所有的官兵都紧紧地抱着自己的砍土镘。我个子小，沙子已埋到了胸部，两名战士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我刨出来。我半开玩笑地对自己说，这可能算是真正的扎根边疆了。我的嘴里、衣领里、头发里、耳朵里，凡是能钻进沙子的地方，都有沙子，我感到十分难受。但我这次没有哭鼻子，因为眼前发生的一切让我既感到新奇，又感到恐惧，我的身心被二者完全占据了。我连自己是否会死于沙暴之中也没有想到。
沙暴过后，天空很久仍是暗黄色的。沙漠里更热，地表温度达到了摄氏七十余度。胶鞋被烫得发软。奇怪的是，湖里那些黑压压的蚊子却没有被沙暴刮走，沙暴激怒得它们更加疯狂。我们这些新鲜的血液使它们变得贪婪无比。它们不顾一切地扑向每一个人。大家的脸上、手臂上，凡是露在外面的皮肤全被它们叮得惨不忍睹，最后大家只好用衣服把脸包起来，只露出两只眼睛。
只可怜我们这些女兵们。由于王震号召部队节省军费，支援新疆建设——部队官兵节省下来的津贴先后修建了七一纺织厂、八一钢铁厂、十月拖拉机厂、八一糖厂等新疆第一批带现代化色彩的企业，所以我们只有一套棉衣，一套苏式的制式裙子，裤子都没有给我们发。没过两天，我们的腿就被蚊子叮咬得血肉模糊。有些女兵被咬得没有办法，就去湖里捞了稀泥，抹在整条腿上。最后，营里只好动员男兵为大家捐赠多余的裤子。可是有几个人有多余的裤子呢，最多的人也只有两条裤子，一条好一点，另一条补了不知多少补丁的，有的地方摞的补丁足有一指厚。男兵们把好一点的裤子让给我们，自己则穿着铠甲似的厚补丁裤。
当营长和教导员代表全营五百余名男兵把他们好不容易找到的十几条裤子拿到我们跟前时，我们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在沙漠中挖好地窝子，全营安置下来，开始了把荒漠变成良田的梦想。
这个地下营地的唯一标记就是一根旗杆，如果那根旗杆没了，在那沙漠中就很难找到家。
有一次在南草湖劳动收工后，我看见了一片野生的小香瓜。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当时的人都馋，只要见了或许能吃的东西，就垂涎三尺。我当时饿得不行，也不管是否有毒，尝了一口，觉得挺香的，就先啃了两个。想着一位老大姐正有身孕，就摘了一些给老大姐。我高兴地往回走着，突然刮起了大风，沙尘弥漫开来，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旗杆，我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我在沙漠里转了半天，直到天黑，也没有看见营地的影子。
风夹着沙石，像一个老魔鬼，发狂地呻吟着，嚣叫着，冷笑着，其间夹着狐狸的悲鸣和几匹跟随人迹来到这里的荒原狼的嗥叫。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我看见旁边有个草垛，就一头钻了进去。
王灿辉：婚姻那么神圣，又那么苦涩（2）
大家回到营地，点名时才发现我不在，把营地找遍了，也没看见我的影子。营长立即命令全营人马分头寻找。
我躲在草垛里，既怕狐狸，又怕狼，怕狐狸是因为在很多民间故事中，它们会变换成媚人的妖怪；怕狼则是我自小就知道狼的凶残。几乎每天夜里，我都能听到这两种动物的叫声。但它们很少在芦苇丛外活动。听人说，狼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嗅到其他动物的气味，然后循着气味寻找和捕获猎物。我也觉得狼的嗥叫声越来越近，正害怕得不行，不想没过多久，它们又远遁了。原来寻找我的战士已经赶到，他们的火光把狼吓跑了。我连忙出来，向他们跑去。
我当时单纯而天真，这使我在这个成人世界里完全像一个大孩子。只有我敢于“童言无忌”地给干部提意见，让他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有我可以把营里喂养的一只母(又鸟)引到地窝子里，让它在自己的枕头边下蛋，然后让大家偷偷地用(又鸟)蛋洗脸，做一次在当时看来十分奢侈的“美容护肤”。我无忧无虑，活泼俏皮，给大家带去了十分珍贵的欢乐。
在这个女人比率很小的集体里，任何一个女性对每一名男性官兵来说，都是一个辽阔而美丽的世界；都是他们寄托自己想像中的爱情、欲望和家庭的载体。
女兵班里的其他女兵都比我年龄大，她们很快先后结婚了。我目睹了她们的痛苦和不幸。我甚至去找过领导，说我们是人，不能把我们拉在一起就过日子，但没人理我。
我自己也没能摆脱这种命运。
1952年12月的一天，年近十六岁的我被教导员叫住，问，小鬼，想不想成家？
我还是个孩子，成什么家呀，教导员，你可不要吓我。我十分认真地对教导员说。
你该成家了，我给你找了个全兵团都有名的英雄模范。教导员一本正经地说。
我一听教导员的口气，就开始害怕了。我说，教导员，我才十六岁，还太小，我还想上学，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我现在……现在不想结婚……何况，我还没有……没有喜欢上谁……没有，从没有想过……结……结婚的事。由于害怕，本来伶牙俐齿的我，一下变得结结巴巴、语无伦次起来。
组织上已经决定了，给你介绍的对象是机枪连指导员，他是兵团模范指导员，是一个忠厚可靠的同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明天给你半天时间，你们见个面，谈一谈。教导员的口气冰冷、严肃，不容置疑和违抗。
我愣了半晌，我本想喊叫，不！不能！但我没有喊叫出来。我哭了，哭出了声，哭着跑回地窝子，扑在床上，号啕大哭起来。
女兵们已经知道了，她们不知该怎样安慰我，因为，她们都已结婚，连怎样安慰自己都不知道。
谁能找到安慰自己的理由和方式呢？
这个兵我不当啦！我不当啦——。我在心里嘶哑地吼叫起来。
那你就是个逃兵……你不能这么想。没有比当一个逃兵更可耻的了。军人是一个与死亡为伍的职业，选择了它，也就选择了赴死的可能。但我宁愿死，战死疆场，也不愿要这样一种彼此连一点了解都没有的婚姻。它比死亡更可怕，更难以让人接受……我的思想激烈地斗争着。
有一缕月光洒进了地窝子里，不大的风从地窝子顶上刮过，从没有遮拦的洞口袭击着我。初冬的夜，充满了凄凉。
其他的女兵们都无言地坐着，静静地陪着我。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必须长大，成为成人，以面对即将面临的一切，面临那实实在在的、充满着未知因素的生活。我也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思念故乡，思念父母亲人……
既然与指导员的见面是以命令的形式下达给我的，作为士兵的我就不得不服从。第二天吃过早饭，女兵们回避开后，他进来了。
他叫赵自立。老地下党员，三八年参加了八路军，打日本侵略者，后又参加解放战争，前前后后打了一百多次仗。来到新疆后，一直带着机枪连的官兵们修建十八团大渠。他比我大十岁。他后来当过二十九团的团长和政委，却淳朴得像一个辛劳一生的老农民。只有谈起当年打日本，打永丰镇时，他才会滔滔不绝。
他来到我的地窝子门口时，死活不好意思进去，这个打仗时只知道猛打猛冲，干活时则拼死拼活的河北汉子，脸通红，在门口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他嘀咕了一声，还是算了，还是算了……就要往回走，是战友们硬把他推进来的。
他在地窝子里站着，由于个子很高，只能低着头。两只手无所适从地一会儿垂在腿的两侧，一会儿又绞在一起。
我只是赌气地坐着，连眼角也不看他。
地窝子里异常寂静，似乎连尘埃落地的声音也能听见。
他的脸更是羞得通红，这个曾经一百多次冲锋陷阵的男人感到异常尴尬和窝囊。那么冷的天，他的额头上却冒出了一股股的汗水。
是的，对于女人，这个老兵还是个新兵。何况自己面对的又是一个连一句话也没说过的陌生女子呢？
他知道我的名字——我们这些女兵的名字像现在明星的名字一样，被他们那些男兵提及过无数回，每一个女兵的名字都是闪着光的，被大家一遍遍咀嚼过的，无数次回味过的。而我，连他的名字还不知道。
他不停地抹着额头上的汗水，脚不安地在原地动着。
我不会跟你成家，我这么小，怎么跟你成家？都两代人呐！我气呼呼地说完，就哭了。
他坐了下来，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脸憋得更红了，手脚显得更加无所适从。
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哭，此时，我应显得坚强些，至少在这个我当时认为的“敌人”面前。
沉默，死一样的沉默。
时间时而汹涌着往前流淌，时而又如同死水，没有波澜。
两人都是作为下级，在上级的命令下，坚守着那一段时间，指定的时间不到，我们谁也不能撤退。这段时间，就是一个上午——必须在一起待一个上午。这可能是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情了。
赵自立作为一个穿过血雨腥风，与死神打过上百次交道的老兵，一个农民出身的在当时几乎识不了几个字的军人，当时已近三十岁了，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年龄——自然希望成一个家，能找一个有文化的湖南女子当老婆，他自然也是高兴的。但现在，他有些怜悯起我来，觉得自己和我的确不般配，但他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眼看一上午的时间快过去了，他才鼓起勇气说，王灿辉同志，我们家世代贫农，成分很好，我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一个弟弟参加了抗美援朝，一个弟弟在家种地……
王灿辉：婚姻那么神圣，又那么苦涩（3）
我不需要知道这些事，这是你们家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
可我……可我得说完，这是领导交代过，一定要告诉你的，说是便于彼此有个了解。其实，我也只剩下了一句话，我这人战争年代是英雄，生产劳动是模范……他说完这些话，如释重负一般舒了一口气后，就使劲擦了擦满头满脑的汗，然后站起来，由于没注意到地窝子很低，把头狠狠地撞在了地窝子顶上，直撞得眼冒金星，一个趔趄，差点栽倒。他稳住自己的脚步，把帽子上的土拍了拍，退到门口，向我敬了个军礼，转身走出了地窝子。
那次见面不久，我就调到了团部，去给还是文盲的干部战士扫盲。我暗自庆幸，以为可以摆脱为自己安排的命运了。
离开南草湖的那天，我十分高兴，像一只冲出了樊篱的小马，一蹦一跳地走了。
的确，从那以后，再没人提起过让我结婚的事，好像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慢慢地，我又变得愉快欢乐，无忧无虑起来。
转眼之间，一年又要过去了。部队正准备着迎接新年，我在团部碰到营部的副官，他是来买糖的。
还没过年就买糖，今年春节是不是要好好热闹一下？我一边问副官，一边笑着抓了一把糖。
副官笑着说，这是喜糖，可不能随便吃。
又给谁配对了？
副官笑而不答。
说说看吧，是谁和谁？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副官说完，跨上马走了。
当天下午，营部通信员牵着一匹马来到团部接我，让我回去。
有什么事呢？扫盲还没完呢，要走，也得跟团里的人讲一讲。
营里已跟团里请示了，让你回去一趟再来。
究竟有什么事？
年终了，可能是营里开会，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回到营部，我就被带到了一个小地窝子里。全营连以上干部都喜形于色地坐在那里。桌上放着两小堆糖，每人跟前放着一杯水。一见我进去，营长就说，欢迎新娘子！接着就是“噼里啪啦”的掌声。
我一下愣住了。我愣愣地站在地窝子门口，正不知该进该退的时候，已被人推到了赵自立身边。
教导员宣布，经组织批准，机枪连指导员赵自立与团文化教员王灿辉现在结为夫妻。让我们以水代酒，向他们表示祝贺，愿他们永结连理，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我早已哭得跟泪人似的，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婚礼已经结束了。人们完成神圣使命似的，鱼贯而出，把我们两人留在了“洞房”里。
我颓然地站在那里，觉得自己的整个生命都在崩溃。突然，我不顾一切地冲出了那个地窝子，向着无边的旷野，向着黑夜深处跑去。
凛冽的寒风一阵阵从戈壁滩上掠过，笨重的毡筒使我一次又一次跌倒。我索性把毡筒脱了，挂在脖子上，脚上只有一双布袜子，我也没觉得冷，没觉得硌脚。我只觉得身后正有一种强大的、不可违抗的东西在追逼着我，我只有逃跑，我跌跌撞撞地飞跑着，那么快，像戈壁滩上的一阵风。
但可怜的我也只能从营部跑回团部。大半个夜晚的奔跑，使我的一双脚早已血肉模糊，麻木得没任何感觉了。
我呼出的气息喷在脸上，头发上，早已凝成了冰霜，所以，当我倒在自己的床上时，我结了霜的头发，苍白的脸色，茫然无神的眼睛，使我像一个失了魂魄的人。
我再也没有回去过，直到三个月后，扫盲班解散，我才又回到营里，我住集体宿舍，死活不去见他。就这样抗争着，转眼半年过去了。
而他，又不好意思来请我。赵自立事隔多年以后，对我说，我们当时本来就是两个陌生的人，硬撮合到一起，就跟我说过一两句话，还是我不愿听的话，也就见过一次面，去请人家回来，凭什么呢？他不知道怎么跟我说，所以不仅是不好意思，他还觉得去请一个生人回来跟自己过日子，特别扭，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我走了，他也没办法。因此，既然是组织介绍的，还得要组织出面。
有一天，营长找到我，对我说，王灿辉同志，我现在告诉你吧，把你们招到这里来，就是要配对象的。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建设新疆的需要。赵自立同志是兵团的模范指导员，你这样做，损害了他的威信，叫他以后如何带兵？
妇女解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我追求的，是自愿的婚姻，不是包办婚姻，如果说他的威信受到了损害，也不是我的原因。我针锋相对，一点也不示弱。
无论怎么说，我死活也不和赵自立同房。但从此之后，也就不停地有领导找我谈话，做我的思想工作。在这种攻势下，我最后终于难以忍受，同意与他一起生活。——另外，我也明白，就这么一片戈壁，这戈壁上就这么一些人，无论自己是否与人家同房，但在别人的意识中，我已是个结了婚的人。在这种选择对象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我还能选择谁呢？
但我从不和他照相，直到有了孙子，在照全家福时，我们才在一起照了个相。到那时，我们已走过了四十多年的风雨人生。
钟瑞兰：结婚时就抱定了要离婚的想法（1）
由于自己的奋斗，我在1953年由战士提为排长。这在当时的女兵中，进步算是很快的。但直到80代末要退休时，我也只是个副指导员。
反思自己的人生，我知道，如果我不结婚，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无论如何，我为这荒原，为新疆这片土地养育了三个孩子。
我提干不久，也即建军节那天，营长对我说，钟排长，我营机枪连有个排长，也是劳模，你们俩挺合适的，排长配排长，劳模配劳模，应该是一个好姻缘。
我在部队已整整待了两年，知道营长的话绝不是玩笑，就说，多谢营长的关心，但我现在还不想结婚，即使要结，彼此也得有个起码的了解。
结了婚再了解也不迟。今天过节，部队休息，营里刚好要主持一次集体婚礼，时间在下午四点钟，你去准备一下，那排长我负责通知。
我当时一听就傻了。
营长见我要说什么，于是果断地摆了一下手，大声说，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要相信组织，组织上为你考虑的事情不会错。他说完，就背着手走了。
我……我绝望地说出这个字，就说不出后面的话了。我木桩似的站在那里，半天才在心里喊出，我！不！愿！意——
但我却不得不按时到营部去，这是军队里的规矩，任何人都得服从，当我到营部时，已有八对新人在等着婚礼的开始。大多为营里的连排干部，他们神色拘谨、腼腆，显示出一个农民突然被置身于某个盛大场面时的手足无措和忐忑不安。而新娘子则都冷着脸，低着头，像在为这种“拉郎配”的产生找到一个自己能接受的答案，所以她们被重重疑惑紧紧地包裹着。那些赶来贺喜的干部们，则不时地开一些新郎新娘的玩笑，引出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但没一个新娘在笑，欢乐是局外人的。营长、教导员忙得最欢，他们满脸绽笑，皱纹舒展，掩饰不住一个辛劳一生的老农民终于为儿子们找到媳妇时的那种喜气洋洋。
中国共产党那支以贫苦农民为主的军队创造了中国新的历史，在那个漫长的过程中，也创造了无数军事史上的奇迹，但那支军队中许多人的意识还是农民的，在基层更是这样。
在他们的意识中，还没有爱情这个词语。婚姻的目的还只是为了繁衍后代、延续香火，所谓的“爱情、自由、人权”等，不过是小资产阶级不健康的情调。
我去参加婚礼时，就已下了决心；作为下级，我遵命结婚；作为女人，我按自己的情感处置婚姻。也就是说，我在结婚时就已抱定了要离婚的想法。当然，这种想法是伴着内心的流血产生的。在这个想法产生时，我忍不住内心的痛，跑到一丛红柳后面，伤心地哭了一场。
婚礼还没有结束，我就离开了。我一直住在女兵排。没过几天，我打了离婚报告。没想到，离婚比结婚要难上一千倍。我一次又一次地打报告，领导也一次又一次地批示不同意。我绝望得不想活了，真想一死了之。最后，我给在铁道部工作的哥哥写了一封信。哥马上回信劝慰我，说要把我调到北京去，但我拒绝了。我知道，多一个人，对当时的新疆来说，就多一份力量；还有，我要自己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我所说的跌倒，就是因为我提出离婚后，领导给我戴上的“看不起革命干部、劳动模范”的帽子。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想法虽然幼稚，却是真实的。
我坚持要离婚，到1955年，领导终于同意了。当我听到那个消息时，心情十分复杂。既感到了生活的辛酸，又感到释去了生命的重负。我没有想到，会有另外的东西重新加到我的身上。我一直在兵团的最基层生活，下面历来是最苦的，那也是低素质人的聚集地。不是个人，而是单位，单位骂我是“老破鞋”，骂了很多年，就因为我离过一次婚，他们就这样骂我。我现在忆及此事，仍伤心欲绝。在全民生活政治化的时代，我作为一个卑微的个体，哪怕是正当的行为，也被视为叛逆，而受到长期的凌辱。
离婚之后，我与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农业技术员任自立相爱并结合。在“文革”还没有开始之前，我的生活是平静而幸福的。“文革”开始后，丈夫作为“臭老九”，下放到了塔里木。生活的艰苦，劳动的繁重，加之思想上承受的压力，丈夫病倒了，一病就是十五年，直到八三年去世。
丈夫生病时，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九岁，最小的才几个月。生活的重担和来自政治运动的冲击，全靠我一人承受。世界上所有的苦我都能够承受，唯一不能承受的就是政治运动中非人的折磨和无处不在的歧视。那种绝望来自我生命的最深处，所以常常把我推到彻底的绝望跟前。
有一次，要我去陪斗。丈夫当时正病重，要送医院，我求来人能否让我把病人送到医院后再去。来人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我。无奈之下，我只好让十一岁的儿子送他父亲到医院。批斗会开完之后，我去接在医院陪丈夫的儿子。
夜晚黑得很，陪斗了一天的我觉得脚步发飘，怎么也踩不实。
妈妈，你咋了？在前面带路的儿子问道。
儿子的问，使我更加难过，我忍不住哭了起来。
钟瑞兰：结婚时就抱定了要离婚的想法（2）
妈妈，你哭啥？
我哽咽着说，儿子，妈哭什么，你……你以后……会明白的……
妈，我知道你哭什么，你是担心爸爸病重，你怎么养活我们。你不用担心，再过两年，我初中毕业了，就可以种地，养活你和弟弟妹妹。你不要哭，哭坏了身体，我们三个孩子怎么办？
听了儿子的话，我抱着自己的儿子，哭得更加伤心。从塔克拉玛干吹来的漠风掠过黑暗中杨树的树梢，“刷刷拉拉”响成一片。这声音把我的哭声衬托出来，被风带着，传得很远。
孩子，你一定要读书，只有有知识的人在以后才能知道妈妈的哭。
“文革”结束之后，我从塔里木回来了，但一个女人，带着一个病号，三个孩子，原单位不要，任何单位都不愿要。全家人像一个皮球似的，被人从一个单位踢到另一个单位，从一片绿洲踢到另一片绿洲。面对这种境况，我欲哭无泪。但因为政治上已经平反，我对这种人世的冷暖已不在乎。
我那时已能够蔑视它们。我也相信，只要新疆这块大地存在，就有我的立足之地。
现在，我已能坦然面对过去的一切。虽然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我认为那是值得的。
王纪南：官兵渴望女人像沙漠渴望水（1）
我叫王纪南，湖南汨罗人，五一年四月参军前在长沙被服厂工作。到达哈密后，就留在五师四十七团三营。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个能干的人，也不愧为一个典型的劳作一生的女军垦战士。长年累月的劳动，使我的每个指头都严重变形——在哈密修红星渠时，我和大家一起去天山开山炸石，在打炮眼扶钢钎时，有个手指被砸断了——我的左脚也变形了，背驼得很厉害。其实，艰辛的劳作使我的整个肢体都畸形了。
我们要从天山引水，才能开发二道湖荒原和火石泉荒原。那两条渠叫红星一渠和红星二渠，分别长六十四华里和七十五华里。那两条渠修了两年多时间，水渠修成了，我和许多战士一样，累出了一身病。因为水渠要穿过寸草不生的戈壁沙漠，为防止渗漏，全部要用石块水泥铺砌。石头在天山上打，全靠人力背运。背石头是重活，由男兵负责，放炮炸石相对轻松一些，就由女兵负责。我的手指就是在那时被砸断的。
哈密的冬天滴水成冰，呵气成霜，我们修渠部队开到戈壁滩上，帐篷架起来，就被风掀掉了，没有办法，也只得挖地窝子，垒石头房。大家还写了快板词——
地窝子，石头房，
冬天暖，夏天凉，
避风沙，遮太阳，
土炕上边铺苇草，
又松又软赛过钢丝床。
…………
在几十里修渠线上，挖了许多地窝子群，我们给它们起名为红星一庄、红星二庄……
当时铺石块用的水泥叫“洋灰”，当地不生产，我们都没见过。如果从口内运，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只好就地取材，一边开矿采煤，一边炸石灰岩，烧制石灰，然后把它和陶粉和在一起，生产代水泥。在哈密大营房西北角，开了一个陶粉厂。在那低矮的土房里，粉尘飞扬，呛得人受不了不说，冬天冷死人，夏天热死人。我的手受伤后，就到这里来筛陶粉。汗水在身上和成了泥浆，在头发上和成了泥团，一从房子里出来，人家见了就笑我们把自己弄得不像人样儿了。
但这一切，都没有那一声枪响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因为随着那声枪响，我最好的同乡王惠芝永远离开了人世。
驻扎在这里的官兵渴望女人、渴望爱情就跟这片土地渴望水一样。除了我和王惠芝，其余三个女兵很快就结了婚。
王惠芝是湖南新化人，参军时十六岁，长得很好看，水灵灵的，高挑身材，皮肤很白，眼睛很会说话。她一到营部，营里的干部就都盯上了她。但谁配谁，上头都有安排的。副营长张文德十三岁参加革命，是全军特级战斗英雄，他原先所在的连也是战斗英雄连。英雄美人，组织上早已把王惠芝暗配给了他。他个子高高的，相貌英俊，我们也觉得他们挺般配的。
我和王惠芝一直挨着睡，她跟我说过她喜欢副营长。但因为年纪小，她得问问她母亲的意见。她母亲收到信后，回信让她坚决不要找对象，不然就回不去了。
她父亲已经去世，她和哥哥都是母亲一泡屎、一泡尿拉扯成人的，她很听母亲的话。
那时，她并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也不知道男人的心。收到信后，她就跟副营长说，我母亲说了，不能在新疆找对象，所以我不能再跟你谈朋友。
副营长听了很伤心。他有好几次都跟我说，让我带话给王惠芝，说他非常爱她，他就是死也要把她带到土里去。
王惠芝心眼儿实，她只想着母亲养她不容易，只想着以后回到母亲身边，只想着绝不在外头找对象，所以她对副营长的话怎么也听不进去。
这时，这个师里只要是子弟兵的，都准备往口内调，副营长也在调动之列。他想与王惠芝把关系赶快定下来，即使因她年龄不够不能结婚，他可以等，以后还可以把她往口内调。他就去请求王惠芝答应与他订婚。王惠芝仍想着回母亲身边去，所以拒绝了他。刚好，营部的孙干事也喜欢王惠芝，常去找她，但她不喜欢孙干事，他们仅仅是同志而已。但副营长却疑心他与孙干事在谈恋爱。他太爱她了，他怎么也忍受不了。他再次向王惠芝求爱时，王惠芝说等以后再说。副营长非常伤心，都差点哭了出来。
就在他准备到口内去的前夕，他来问我，小王，你们女兵晚上是咋睡的？
我不知道他问这个问题的真实意图，只以为跟工作有关，就把我睡哪儿，陈太爱、史敬谊、陈惠兰、王惠芝睡哪儿，一一给他说了。
他听了后，说，谢谢你了，你要好好干，我要走了，也没啥值钱的东西留给你，只有一个茶缸，是新的，留给你做个念想吧！
我以为他说的要走了是到口内去，便说，你们是男人，你们到国防部队去，去保家卫国，很好。我刚来新疆不久，我要用自己的劳动来使它变得跟我的老家湖南一样。我没什么东西回赠你，只能给你道个路上珍重。
他笑了笑说，这就够了。
晚饭前，副营长领我们唱了歌，晚上我和王惠芝躺在床上，讲了白天副营长来找我的事，我告诉她，副营长要走了。她听后，好半天没有说话，有些忧伤地说，他其实真是个不错的人，他走了就好了，就能忘了我，口内的好姑娘多，他能找到比我更好的，他会幸福的，我会祝福他。
我看他即使回到口内也会想你的，因为他的确是很爱你，爱一个女人跟找个女人过日子可不一样，我看他挺伤心的。我说。
但我有什么办法呢？母亲为我吃了很多苦，我不能不听她的话……
白天修了一天渠，我们都很累，说着说着话，就睡着了。
我睡着不久，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副营长坐在王惠芝的床前，脸上流着血。血不停地流，顺着身子流到了地上，在地上漫开，血红一片。但他好像没有感觉，只用很热的目光盯着王惠芝。我和王惠芝则躲在一边笑。她说床上躺着睡熟的人并不是她，那是一个空壳。说完，我们就跑开了。跑进沙漠，又跑进戈壁滩，又跑到一片陌生的草原上，但无论跑到哪里，都可以见到流着血的副营长在那里坐着，看着躺在他面前的王惠芝。最后，王惠芝说，我会飞，我会飞到天上去，他就会看不见的。她说完就真飞了起来，还咯咯咯地笑。她在空中越飞越高，最后看不见了，只留下笑声还在天上响。我呼喊她，叫她回来，她说，我不回来了，我要飞到妈妈身边去。我很难过，想从这个梦中醒来，但我怎么也醒不来。
然后，我听到了一声枪响。它像是从梦中发出来的。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醒过来。然后，我又听到了一声枪响，营区一下乱了起来。
王纪南：官兵渴望女人像沙漠渴望水（2）
谁在打枪，谁在打枪？
好像在女兵班那边。
莫不是土匪袭营吧？
可能是哨兵的枪走了火。
到处乱哄哄的。
我仍迷迷糊糊的，好像那个梦还没有完。我推了一下王惠芝，她没有动静。我又推，一边推，一边说，看你睡得像个死人，外面土匪袭营了呢，看土匪来把你扛走当压寨夫人去。推着，觉得手上黏黏的，一摸，王惠芝头上冒着热热的东西。我赶紧下床点了马灯，一看，妈呀，她已死了。她头上被打了一枪，血已把枕头渗红了。
紧急集合哨吹响了，脚步声把月光踏乱了。我跑出去，哭着喊叫道，王惠芝被人打死了，快来人呀，快来人呀！
人们都朝这里涌来。
我哭了起来，我用水擦她头上的血，但怎么也擦不干净，直到她身子冷了，血凝固了。
我抱着她，给她洗脸，梳头，换上干净点儿的衣服，我希望自己像一个亲人一样，给她一点儿照顾。
她很安详，像仍在熟睡。只是脸上没有血色，惨白得很，我已感觉是他干的，我想骂他，但哽咽着没骂出来。
副营长也被抓住了，因为他拐到那个干事那里，想把他也打死，但干事跑了，没有打着。
我这才知道，他说的他要走了，就是这样走的。
没多久，他被枪毙了。刚枪毙，上头来电，念他保卫过延安，念他是战斗英雄，当连长时带出的连队是战斗英雄连，先不要枪毙。但已晚了。听人说，枪毙他时，他啥话都没有说，只是念叨着，惠芝，我们可以在一起了，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他们就这样走了。
我为王惠芝伤心，觉得她命苦，也为副营长伤心，他可以有很好的前程，却给自己弄了那么一个结局。慢慢地，我觉得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比他们更可怜。副营长是为爱而死的，王惠芝是因为被人爱而死的，而我们好多人却没有。既没有被人爱过，也没有爱过别人，迷迷糊糊就一起过日子了，糊里糊涂地过了一辈子。
我的婚姻是这样的，五三年，我在学生队当分队长时，领导找我谈话，把我介绍给学生队司务长。他是四八年从傅作义部队起义的，比我大九岁。我自然不同意。后来领导就找我一次次谈话，我忍受不了啦，就说我们先谈谈看吧，我还没跟他谈过一次话呢！结果上头不管三七二十一，丁零当啷就让我们结婚了。
我感到很突然，对婚礼也没什么感觉，所以除了记得年份，是哪月哪天结的婚都记不得了。
结婚之后，我就到四十七团商店当售货员，不久，又派我到哈密去学做食品。学做面包、点心、蛋糕，后来做出了名，还上了报纸。丈夫则到石河子速成中学学习，学完后就到连队当指导员。但由于他脾气不好，老跟领导顶牛，被降为排长，就当了一辈子排长，最后以排长退休。
生活就是这样平淡无奇，但我已活了六十七岁，父母把我们生下来，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人世上活下去，我做到了。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个普通人，做到这一点已经不容易了。
而王惠芝走了，走了快五十年了，不知她的灵魂是否已安息，我很怀念他们，我想趁这个机会，祝愿他们都安息！
陈瑾：唯有爱是永恒的（1）
这就是我住的地方，这两间土坯房，原已因垮塌而被人废弃。我对它做了修葺，把残缺的墙补好，找来一些杨树，抱来一些树枝，和了一些泥，做好了屋顶，自己又修了灶台，便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居所了。
这里处在小城的边缘。不远处便聚集着来自乡下或异地的流浪者，他们靠出卖劳力或贩卖水果及廉价的小商品为生。
我居所面对的一片庄稼地是我心目中的公园，我经常到那里散步。住处周围的空地我自己开垦出来了，竟有一亩多，我在地的周围种了石榴和杏树，用七分地种小麦和玉米，剩下的地种各种菜蔬瓜豆。靠这些地，我原来可以勉强生活，但年老后，我做不动了，连一些蔬菜都伺候不了，全部身心都要用来应付自己逐渐病弱的身体，生活也就一天比一天困顿。
我还有一千多册图书，那是我的精神乐园。我当兵前就读于湖南大学英语系，至今还能读英文原作。当我无法面对自己的命运，当我感到人生寂寥之时，当我无法承受生命的沉重之时，我就会翻翻那些散发着岁月气息的书籍，我能从那里得到慰藉。
书是世界上最为珍贵的财富。
我的书大多是“文革”后购置的。以前的一千四百多册书在“文革”中被人焚烧了，只戏剧性地留下了一本英文版的《政治的罪恶》，由法国人路易斯·博洛尔所著，是伦敦费希尔·安文出版公司20世纪初的版本。它幸存下来，是因为焚书的人不识英文，问我那是什么反动书，我说是政治书，那人就把它甩在了一边。我的这本书现在已活了近百年，它目睹了一个世纪中的一切，也目睹了我的一生。我今天所说的，这本书都可以证明。我不愿说的，这本书也会知道。
可以说，所有的时尚都难敌革命的时尚，因为它显得那么崇高，崇高得让人难以抗拒。我们这个民族的20世纪，基本上就在革命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投身其中，我仅是其中的一个。而很多人凭自己的才能，完全能够适宜去为这个民族做更多有益的工作，但在战争年代，他们没有，而是成批成批地上了战场。比如我，我真正应该做的，是做一名英文教师，致力于培养一批掌握这门语言的学生，而我却来到了这里。
这当然是我自己的选择。当时是那么坚决，谁也阻挡不了。现在，我当然还要勇敢地面对它，并不是因为我落到了如此的境地——这种境地何尝不好，隐者，现代社会的隐者，我做到了。我甚至不能把这种选择归之于命运，因为是我改变了它。
一到部队，我就知道自己的命运了。我做不好一个军人，严格地说，我们也不是一个军人。我只是垦荒部队的一名战士。我在这里也发现了一种伟大的力量，这是从那些在血雨腥风中幸存下来的士兵身上散发出来的。他们是那么单纯、朴素，对一切都心怀真诚和美好。但他们又是那么盲目——盲目地展开了同大自然的搏斗。那是一场肉搏战。然后，有了眼前的收获，也埋下了长久的隐患。比如当年开垦塔里木，我就觉得不应该。这样会造成塔里木河流域生态被破坏，并使罗布泊彻底死亡。我当时在日记中写下了我的忧虑。不想遭到了批评，说我与建设新疆唱对台戏，我作了检讨。后来，塔里木河流域的生态灾难果真出现了。
我1949年就想报名参军了，但老师和亲友都劝我完成学业后再说，所以1952年才报名入伍。我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是想入朝作战。我考进去了，当时需要英语翻译，但不知为什么，最后没有通知我。我便去了新疆军区招聘团。当时越危险、越艰苦、越遥远的地方，就是越光荣、越吸引人的地方。除了朝鲜，新疆就是最使人向往的地方了。
整整走了三个月，我到了喀什。到喀什不久，我的恋人也随后来了，他比我高一级，已参加了工作，在大学当英语教师。我参军时，他劝阻过我，但见我执意要来，他也不好说什么了。他尊重了我的选择。但我没想到，他会随后也参了军，进了疆。记得我从长沙走时，他来送我，他流了泪，我没有。我说，爱是没有距离的。我说，爱能将长路变短。
我到喀什后才知道，爱被千山万水所阻隔，那距离的确存在，我无比想念他。我甚至觉得，即使因为爱，我也不应该来这里，应该永远在他身边。我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内容我至今记得，“念您请来信”，后面附了通信地址。他就是在收到了电报后毅然来疆的。开头分在乌鲁木齐，后来他要求来了喀什。
我并不知道他已入伍来疆。那天，全连正在劳动，指导员叫我到连部去，我看见他站在那里，我开始以为是在做梦，他叫了我的名字后，我知道一切都是真实的。泪水涌出了我的眼眶，怎么也控制不住。他说，你还好吧。我哭着点点头。我真想扑到他怀里去，但即使指导员离开了房间，房间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我们也没有这么做。这军营里，似乎永远不宜于情感的表达和流露。
你怎么来了？我止住了哭，问他。
因为爱你，除此以外，再无别的，他真诚地说。
谢谢你！可是，你不该来，我一来就有些后悔了。我们学到的知识可以为国家做更多的事，做更多更多有益于国家的事。我们到这里来，是浪费了知识，而传播知识正是国家最需要的。
我们可以这么做，甚至回去。
但我们已是军人，不能轻易离开这里。
我首先是个知识分子。
他后来分到营里任文化教员，但他很快就不适应了。当时每天要开生活检讨会，审视自己一天来的工作和思想。每次他都只是说，我没有什么可检讨的。每天要记日记，但日记要检查，主要从中去查你的思想倾向。他死活不交出自己的日记，说那是他的隐私，是个人的权利，为此，他受到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但他仍然不交日记，后来，营里就强制着把日记搜走了。他从此不再写日记，可你不写日记更要受批评，但他就是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