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瑾：唯有爱是永恒的（2）
我的恋人是四川人，是从四川考到湖南读书的，骨子里也就有了四川人的那种倔强劲。加之我们学的是英语，读了许多英文著作，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一遇到这种情况，思想上自然承受不了。
没过多久，虽然上面知道我已有对象，知道他与我就在同一个地方。但组织上仍给我安排了一名副团长，让我与他结婚。我从内心里坚决拒绝这样的安排，但我作为一名战士，在军队这种等级森严的组织里，作为一道命令，我得找到合适的方式才能拒绝它。我当初只能回避，我尽量不让他知道。我知道他一旦知道了这样的事情，将更加难以接受，但他还是知道了。
那天，他气冲冲地找到我，当着众人的面，对我说，听说你要成为团副夫人了！
我见他那样，就轻言细语地对他说，这是组织决定的，我没有答应，你先别这样说话。
但你至今没有拒绝！你为什么不拒绝？你当即就该一口回绝！你首先是个知识分子，然后才是军人，你却连一点知识分子的尊严也没有了，更不用说良知！你已堕落，堕落成一个无知的，只知道服从的士兵。你要用坚决的回绝来对待他们，他们这样做是极端错误的，是极其不尊重人的，是没有人性的！他几乎是在对着所有的人吼叫，平时的斯文气一点儿也没有了。
你……我又急又气，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你要做团副夫人，你就做去吧！我祝贺你！他说完这句话，气冲冲地转身走了。
他回去就被关了禁闭，一下关了九天。我去看过他一回。上面让他写检讨，他一直没写。我没有什么可检讨的，他说。所以原来只关一周的，最后多关了两天。我对他说，我虽然没有一口拒绝，但我内心一开始就坚决地拒绝了组织上的这种安排。
但他只冷冷地说了一句，你自己保重吧，然后就不说一句话了。
我没想到，他从禁闭室放出来不久，就离开了部队，到了阿图什时，他从邮局寄了一封信给我，说了他要离开部队，他将回到四川或湖南继续教书，并说永远爱我，会一直等我。
我收到这封信已是七天后。他在离开部队的第五天，就被追了回来，自然又得关禁闭。这次上面已不让我去看他。关了半个月出来，他被送到了一个很边远的地方工作，去后不久，他就自杀了……
这是……我……万万……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为爱……而来……为我……而来，最后却得了……这样一个结果……魂飘异乡……我这么多年，一直守在……这里……就是要……要陪伴他……
我再也说不下去，我觉得自己太虚弱了。
这些年来，我把能够遗忘的东西都一件件地从记忆中清理掉，只留下了有关爱的最珍贵的这一部分……
我去世后，无疑将与他葬在一起。这是我一生唯一能做到的。
我知道，唯有爱是珍贵的。当我与他通过泥土合而为一，再成为泥土，爱便永恒了。
好了，还是接着前面的话说吧。
我是半年以后才得知他自杀的消息的。我给他去过好几封信都没有回音，我便担心他了。后来，碰到那个部队的一个人，我打听他的消息，他说他去了没几天就自杀了。
我当时就晕过去了，我觉得自己彻底垮了。我从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我几乎是失去理智地冲到那位副团长面前，叫嚷着说，是你们杀了他！是你们杀了他！
那位副团长三十一岁，识字不多，久经沙场，身上有二十多处枪伤，脸上也有拼刺刀时留下的一条刀疤，有两寸多长。他性格很直，是个硬汉子，对人不错，对战士尤其好，是一个不错的人。他听了我的话，半天没有吭气，沉默着，好久才说，本来早该告诉你，怕你受不了，就保着密，没想到你还是知道了。
你们为什么不让他走？为什么要把他追回来？为什么要把他送到那样一个地方？我气愤地问道。
他是一个军人，不能擅离部队。他私自离开部队，就是违反军纪，违反军纪，就得被处分。
去你的军纪吧！我说完后就转身走了。
大概过了四个月时间，副团长升任团长。有一天，他的通信员来叫我，让我到团长办公室去。我去了，他站起来迎接我，说，我有几本书要送给你，宣传股的人说，这些书是西方名著，经典之作，我看不太明白，但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
我道了谢，把书接过来。那的确是我喜欢的书，有《茶花女》《罗马帝国衰亡史》《歌德诗歌选》《悲惨世界》和《黑桃皇后》。这些书在当时十分难得，特别是在喀什，要看到这样的书，更是做梦。我的确非常感激他，问道，首长从哪里得来这些珍贵的书？
是赵锡光部队的一名军官送给我的，那军官有不少藏书。我是粗人，一介武夫，看不进去，因此把它们送给你，还有，对于你来说，可以考虑婚姻问题了……
没等他说完，我就打断了他的话，不，我不会考虑婚姻问题，首长。
不要叫我首长，我们是平等的同志。
你永远是首长。我已后悔不该接受他的书。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新疆部队的情况十分特殊，也因此产生了特殊的婚姻形式，希望你能理解。说大一点儿，这也是为了保卫边疆，建设新新疆的需要。你们需要自由的婚姻，我们也需要，但在新疆，这一点目前还做不到。
婚姻必须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没有爱的婚姻不会带给你任何幸福，你是一位我敬重的首长，但这不等于爱。我不会结婚的，因为我只爱一个人，但那个人已死了。我斗胆说出了上面的话。
陈瑾：唯有爱是永恒的（3）
团长沉默着。半天，说，你们知识分子的想法总是不同，强扭的瓜不甜。从此，你的恋爱和婚姻可以是自由的。
我听了他的话，感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我满怀敬意地向他敬了个军礼。
半年后，他调走了。临走之际，他问我需不需要帮助。我说我希望去男友生前的部队，他答应帮我。第三天，我就调走了。
那是一个像村庄一样的县城。昆仑山横亘在远处。我去后不久，就到了文工队，然后随慰问团前往阿里慰问进藏的骑兵部队。
我们先是骑马，到了桑株，就改骑牦牛。翻越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后，到了嘎大克、普兰、日土等地，那是最艰苦的行军。当年进藏先遣连进军阿里时，彭德怀元帅说其艰苦恐不亚于长征，我感到这话一点也不夸张。进藏先遣连一百三十五人，有一半人牺牲在了高原上，他们大多是被高原病夺去了生命的。世界屋脊一直是中亚最为闭锁、最为神秘的地区，在解放军入藏之前，只有斯文·赫定翻越昆仑山，穿越过那里。我们慰问团还没过界山达坂，就已躺倒了一半，就得不停地往回护送，我适应能力还可以。我把它当作一次探险，但最后返回时，我还是得了高原心脏病。当时并没有在意，吃了些药，感到没事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加，病情也就凸显出来了。
从西藏回来，我寻到了他的坟墓。那里很少埋过汉族人，加之他是上吊自杀的，属于凶死，好些人说撞见过他，挺恐怖的。所以他的坟前少有人踪，坟也早被野草覆盖，一片荒芜。我按家乡的风俗，为他的坟添了土。
不久，我被抽去学开汽车，然后，我就成了农垦部队的一名司机。中印边境战争打响后，我驾着车，翻越昆仑山，往战场上运送过物资，拉过伤员，也运过印军俘虏。有好多次，车差点从那些高耸入云的达坂上翻下去，但每次都化险为夷。
似乎没人知道我学过英语。当时，包括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它因是资本主义的语言文字而受冷落，热门的是苏联的俄语。但“文革”中，我还是被抓出来，进行了批斗。
我自认为已历经苦难，可以忍受人世间的一切。但那似无止境的批斗和那非人的生活还是使我崩溃了。我逃了出来，先是回到湖南。不想父亲——一个旧知识分子，清末考取过秀才，解放前教私塾，解放后当语文老师——已经在“文革”初就自杀了。他投的是湘江，尸体没有找回来。母亲承受不了那样的打击，病倒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弟、妹和亲友人人自危，根本不敢与我这个“潜逃右派”接触。弟哭着塞给我四十多元钱，说，姐，你还是走吧。
为了不连累他们，我当即就点了点头。
可我往哪里去呢？天地如此之大，却没有我的一个容身之地。百般无奈，我买了一套黄军服，找了一副红卫兵袖章，化装成了红卫兵，搭上了免费的火车，在全国“串联”。
我是1932年出生的，当时已三十多岁，这一化装，竟没有一个人认出我来。后来，我又这样去了四川，到了我男友的老家。他的父母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早已去世，还以为他在新疆工作，还在抱怨独生子何以不来信，不回家看看。我不忍伤他父母的心，就没有对他们说任何有关他的事情。他母亲当时已七十多岁，因想念儿子，眼睛都哭瞎了。我为了安慰她，就说自己是她儿子的同事，她儿子很好，只是在一个保密单位工作，不便与外界联系。然后又拿出仅剩的三十四元钱中的三十元钱，说，这是她儿子托我带给她的。他的父母相信了，他们欣慰地说只要他还好就行，只要他还活着就行。
剩下的四块钱已做不了任何事情，我仍只能靠串联为生。我跟着那些狂热的青年学生，到了西安、延安、西柏坡，去了北京，然后我又回到了湖南，去了韶山。正准备再次远行时，不准串联了，这种管吃、包住、包行的好日子再也没有了。我被困在了湖南，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在绝望的时候，我找到了当年的一个姓周的同学。虽然她的日子也不好过，但她还是把我接到了她家，让我住下来。长沙那么大，但当时似乎只要多一个人，这城市就能感觉出来。那时，每一个人都是监视员，我这个可疑人的出现，马上就被注意到了。她只好把我送回她的位于湘西的老家去。她老家住在山里面，人烟稀少，生活穷困，远离革命的漩涡，我在那里躲了两年多，直到毛主席去世，才又出来，经同学介绍，到一所中学当了一名英语代课老师。
十年浩劫期间，我有近六年时间处在逃亡之中。因为我教学教得好，学校舍不得我走，我就留了下来。但我还是想念新疆，想念孤身留在那里的他，我在七九年离开学校，踏上了回疆的长路。
他们为我平了反，让我继续开车。我就又开了五年汽车，然后，开不动了，就让我去了汽车修配厂，直到九一年退休。
我开始还能拿三四百元退休费，最后修配厂垮了，退休费也拿不上了，我就干脆来到了这个小城，离他近些，有个守候，感觉自己一生毕竟没有落到一无所有的境地。
有人也问我，你是否值得为他而付出一生。
我说这肯定值得，因为这是为爱；他是因爱来到这里，又因爱而死的，在这个世界上，唯有爱是永恒的，唯有爱能战胜一切，唯有爱能挽留时光。
虽然我知道我即使再爱，他也会理解，甚至为我高兴，但我看了许多不幸的、被撮合的婚姻，我感到害怕了，对婚姻都害怕了。还有，就是我要用行动来抗议他们当年的那种做法。我想，我做到了。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时间是柔软的，而生命自有它无可比拟的硬度。
汪柏祥：她好像是整个荒原的母亲（1）
劳动，劳动，劳动呀劳动，
劳动创造了世界，
劳动改造了我们，
我们吃得饱呀，全靠劳动，
我们穿得暖呀，全靠劳动。
…………
这首歌在荒原代替了军歌，用充满汗水和艰辛劳作的苍劲声调代替了充满鲜血和硝烟气息的激昂旋律。前者用以鼓舞人们用韧性与生存决斗，后者鼓舞大家用生命实现短暂的涅。
被扬起的沙尘味、土里的碱味、人身上散发的汗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气味，这气味充斥着一片又一片古老的荒原。
除了泥土，这里一无所有，还没有播下种子，还没有看见新生命的萌芽。一切，都还是一种内心的希望……尽管对绿的萌芽渴望得大家心里冒火，但这新垦的处女地，还得等待水、肥料、种子和至关重要的季节……
但荒原上的第一位母亲正在孕育着。
孩子的降生，是荒原第一个生命的诞生，是拓荒人捧出新一代的开始。这使这位母亲异常荣耀，她好像是所有拓荒人的妻子，好像是整个荒原的母亲。
当时，这里只有三名从湖南军政大学分配过来的女性。陈康涟到后四个多月，就被组织介绍给三营李营长结了婚，很快有了身孕。这个消息使垦荒的军人们无比兴奋，同时也感到了某种紧迫——新生命即将诞生，而这里还一无所有。
十月怀胎，终于到了分娩的时候。那天，整个荒原都显得庄严而神圣，每个男人的心都十分激动，好像在迎接一个宗教圣典的到来。
地窝子外站满了人，烈日如火，但大家似乎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屏息静气地站着，像一座群雕。
母亲躺在土台上。四周的泥土使她觉得自己很像一粒正在挣扎着萌芽的麦种。一阵阵的剧痛使她觉得自己的身体被一次次撕裂了。她的手抠进了泥土里，那把土被她捏成了团。
两名女兵被她的痛苦搞得不知所措。不光是她俩，包括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面对生产。因为这个营，还没有一个人做过父亲。
血不停地流出来，渗透了土黄色的军被，又渗进了土炕，渗进了泥土深处。
产妇的每一声呻吟，都撕扯着每一位军人的心，更不用说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了。他们没有想到，生育要经受这么大的痛苦。
李营长忍不住，不时地捶一下自己的头，又不时地捶打着泥土，最后，他冲进地窝子，问两位女兵，怎么样？
好像生不出来。
他听说后，转身冲出地窝子，大声喊叫，卫生员！
到！
你进去看看！
我？可我是男的。因为不好意思，卫生员的脸羞得像猴子屁股一样红，愣了一下，又说，我？营长，你知道，过去总是打仗，我也就包扎包扎伤口，平时看个头痛感冒的，对接生孩子，我可是想都没想过，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没有这方面的书？
没有。
那你也得进去看看，这里就你一个卫生员，你要想办法，争取让孩子顺利地生下来。
卫生员红着脸，在地窝子门口犹豫着。
快进去呀！官兵们一见，着急地齐声对他吼叫起来。
他没有办法，很难为情地搓着手，红着脸，低着头，像个罪犯似的进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满头大汗地跑出来，对营长说，嫂子失血很多，可能是难产，得赶快送师医院。
可怎么能快起来！到师部二百多公里，连一辆汽车都没有。营长绝望地说。
我们抬着嫂子往师医院去，多派一些人，轮流抬，跑步前去，这样稳当，比马拉车在土路上颠快些。一位战士说。
好，给师部发电报，让他们也派车来接。教导员说。
陈康涟被抬到担架上后，全营最精壮的五十条汉子也自动地列好了队。两人抬着产妇在前面飞奔，后面的四十八人紧紧跟着，随时准备在前面的人跑不快时，接替上去。头顶是烈日，脚下是大漠，金色的沙子被奔跑的脚扬起来，烈日在头上一闪一闪地晃动。
这是一支奇特的队伍，是生命的新生与死亡的一次赛跑。
沙漠炽烈的热浪蒸腾而上，每一个汉子的衣服都湿透了，像不是在阳光中，而是在暴雨中飞奔。
陈康涟躺在担架上，只见太阳不停地晃动着，沙漠不停地从身边掠过，踏起的尘沙刚扬起来，就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虽然剧痛难忍，但她怕自己的呻吟让战士们担心，所以紧咬牙关，坚持不叫出声来。
师医院接到电报后，立即派了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车辆及设备沿着公路前去接应。
担架队从沙漠中抄近路，直奔南疆公路，一百四十里路大家用了四个半小时就跑完了。
到了阳霞后，大家继续向焉耆所在地奔去，引得沿路的老乡开始只觉得好奇：两个人抬着一个女的，跑得像风一样快，后面一大队人又像风一样跟着。当他们得知是为了救一个产妇，为了让产妇生下孩子才这样做时，他们拿来了馕、瓜果和水。有些小伙子还主动接上去，抬着飞跑一程。
最后，跟随的人越来越多，由五十人增加到了男女老少一千多人。大家都在公路上奔跑着。
过了策大雅，终于看见了师医院的军车。当医生看到那么多的人时，吃了一惊，当产妇抬到他们跟前，他们更是不敢相信，不停地问：有这么快吗？跟我们汽车的速度差不多了。
手术室就设在“道奇”牌汽车上，人们围着汽车，静静地等待产妇能脱离危险，期待着孩子能顺利降生。
产妇当时已昏迷不醒，不省人事。医生检查后，对营长说，幸好送得快，还可以保住大人的命。
那，孩子呢？营长都要哭出来了。
医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他已经丢了。
营长哭了，他哽咽着说，那就赶紧救大人。
手术结束后，人们纷纷围过来，问那医生，孩子呢，孩子呢？
医生只得说，孩子没有保住，但大人已经脱离了危险。
大家一听，心里非常难过，那一声孩子的啼哭终于没有响起。他们纷纷低垂了脑袋。有的颓然蹲了下去，把头伏在膝盖上，伤心地抽泣起来。
汪柏祥：她好像是整个荒原的母亲（2）
在往回走时，他们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每个人的脚步都沉重得抬不起来，迈不出去。
当其他人听说孩子没有保住时，一个营的四百多人，包括刚分配下来的一百七十名内地遣犯，都伤心地哭了。如果说在策大雅附近的五十人还抑制着自己，使自己不在老乡面前过于悲伤。现在，是在自己“家”里，全家人在这悲伤面前，再无顾忌，荒原上，男人的哭声响成了一片。
这一次生育使部队意识到，应该在基层设妇产医生，应该有会接生的人，因为和平意味着新生的开始。
所以，我一到轮台不久，营里就推荐我去学医。那天，营长找到我说，营里准备推荐你去师部学习。
我听后，很高兴，连忙问，学什么呀？
喂蚕，好好学习，将来给蚕子看病。
可这戈壁滩上，连一棵桑树都没有，喂什么蚕呢？我认真地说。
现在没有，将来会有的。这个机会很难得，每个营只推荐一个，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我到了师部医院，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才知道“喂蚕”就是接生。一想起营长把接生说成“喂蚕”，我就忍不住笑了。
之所以把接生叫作“喂蚕”，是因为当时去部队的湖南女兵都还是姑娘，让姑娘去学接生，一般人都不愿意去。营长怕我也不愿意去，在我问他时，他一急就这么说了。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这二者联系起来的。但这个说法就在南疆一些地方很快传开了，直到现在，还有人说，你快去帮我喂一下蚕，这就表示要你去接生。
其实，我到部队不久，就听说了营长妻子难产的事，我当时就想，自己如有可能，一定要当一名妇产医生，没想天遂人愿，心里自然高兴。
学了几个月后，我回到了荒原上。我回来那天，人们热烈地欢迎我，虽然我还算不上是一个医生，但大家已尊称我为医生了。他们说，有了汪医生，再不会有初夏那令人伤心的事情发生了。
大家挖了一间地窝子，正式命名它为“戈壁休养所”——当时基层部队还不叫卫生所，都叫休养所，我是所长兼医生和hushi。
不久，我就接生了第一个孩子，好像这孩子是专门等着有人接生才肯出来的。
产妇是一位女遣犯。
她曾经参加过共产党，但没过多久，又加入了国民党，后供职于情报部门。其丈夫是国民党部队的少将副师长，在与解放军作战中负伤，由于丈夫不愿意去台湾，她也跟随丈夫留在了大陆。不久，丈夫被镇压，她被押解进新疆，上路之时，她已有了孩子。作为阶下囚的她不知该怎么办，不知道孩子生下来会怎么样，她曾从车上往下跳，到了新疆后，又拼命地干体力活，有一次甚至用力捶打自己的肚皮，想让孩子流产，但都没有成功。
对于为她接生，有个别人心里觉得憋气，他们认为，我们革命者的后代还没有生，反gemin的后代倒生下来了。其他人则认为，不管怎样，他（或她）都是这荒原诞生的新生命，应一视同仁。也正因为如此，她被送到了我的地窝子里。
当女人因为分娩发出的痛苦呻吟声从地窝子里传出时，男人们不约而同地纷纷涌到了地窝子前。
明亮而硕大的一轮满月悬在天上，被那一根孤零零的旗杆挑着。沙丘在明月中泛着柔和的金色之光，由明暗勾勒的弧线显得异常的美，像裸露的女人的胴体，让人心醉；被阳光烤得油亮的戈壁石也一闪一闪地发着光。我那眼地窝子里的马灯发出橘红色的光，与明月和星辰呼应着。月光下的男人看上去像一幅黑白木刻版画。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莫合烟不时地被点燃，吐出的烟雾悠然地飘散在月光里。有一位士兵一直在用竹笛吹奏东北民歌《摇篮曲》。
因为有了我这位妇产医生，大家已没有上次那么紧张。
可能是由于产妇营养太差的原因，她不时昏迷过去。汗水湿透了她的衣服，她的脸色也异常苍白。她似乎没有一点儿力气生下自己的孩子了。一直折腾到大半夜，才听见了孩子那激动人心的啼哭声。
——这可是这片荒原上第一声孩子的啼哭啊！
我高兴地跑出地窝子，大声宣布道，她生了，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官兵们听了那消息，激动得双眼潮湿，大家齐声欢呼起来。
在我和官兵们的记忆中，那是最美丽、最神圣的夜晚。因为生命的诞生，那片荒原显得不再死寂，而是充满了生机。当新的一天到来，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我们觉得这荒原的历史真正地开始了。
我现在已经六十六岁，一直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这个团场里，从我接下第一个孩子时，整个荒原上也就两千来人，现在人口已增加了十倍，荒原早已变成了绿洲。而经我之手接生的第三代正在茁壮成长。
我一直不愿意搬到城里去住。唉，怎么说呢，闻惯了这里的气味，泥土的、庄稼的、树的、野草的，还有我工作了一辈子的产房的气味，城里闻不到这些气味，我不习惯。还有人总希望我去接生，说我接生保险不说，孩子好养，不生病。
的确，我喜欢孩子，我一生最爱唱的歌是《睡吧，小宝贝》。我在接生第一个孩子时，就渴望能有一首歌，在接生时唱给产妇和即将临世的孩子听。后来，我看了墨西哥电影《生的权利》，听了它动人的插曲后，再也难以忘记，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个孩子的，专门写给那个有一个苦难的母亲的孩子的——
睡吧，小宝贝，快安睡，你的黑妈妈在你身边。梦中会得到许多礼物，糖果糕点啊任你挑选，等你睡了，我就带上你去到天宫，那天宫百花盛开，万紫千红，黑人小天使快乐无穷……
陶先运：没人知道我是陶峙岳的侄孙女（1）
十五岁的我是偷偷去当兵的。当时，由于眼睛近视，营养不良，体重太轻，身高不够，在体检时被刷下来了。
我十分委屈地站在那里，一直不肯走。
小鬼，快回去吧，明年再来。一位军官对我说。
我哭着说，不，我不回去。
体检都结束了，我还站在那里。
熊晃将军扶着栏杆，站在楼上，他注意到了我。
招兵的军官对熊晃说，政委，这小鬼已站在这里半天了，怎么说也不走。她年龄、体重、身高都不够。
我接过那军官的话，说，不让我当兵我就不走。我在茶叶厂当工人已经一年多了，我已是大人了。
熊晃把我打量了一番，就对那军官说，那就收下吧，让她到文工团去。
我一听，高兴极了，连着说了好几个谢谢。
我的父亲是个汽车司机，我是父亲最小的女儿，他是不愿让我去那么远的地方的。但一见我穿着那套过膝的棉军装站在他面前，他一切都明白了。他吸了口旱烟，对我说，听说新疆冷得很，雪四五尺厚，你去非冻死不可。
爹，解放后我也上不起学，人家去了都不怕，我也不怕。我倔强地说。
那你就去吧。顿了顿，他又说，满（小）运呀，你知道你明六叔公和正四叔公啵？
我听说过的。
你明六叔公陶峙岳在新疆当总帅，你正四叔公陶晋初可能是副总帅，你去找找他们，他们会关照你的。
总帅，那是多大的官呀？
统领新疆兵马，在过去啊，也是封疆大吏，一方诸侯啊！他俩都是中将，听说率部起义了，也是解放军了。我们陶家在晋朝时出过“八州都督”陶侃，还有就是陶潜陶渊明。从那以后，可能就是你两位叔公出息最大，可算是光宗耀祖了。
好的，我去了新疆，一定去找他们。
本想借两元钱给你，可胡经理不给借，爸明天又没时间送你。
部队上用不着钱，管吃管住管穿，也不用你送，你忙你自己的事去吧。
4月16日黄昏，火车鸣了一声长笛，“哐当哐当”地驶出了长沙车站。
看着长沙城渐渐远去的、依稀的灯火，我突然想起我这一走，啥时才能回来呀！想到这里，我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嘤嘤”哭了。我这一哭，整个车厢里都响起了抽泣声，大家全都哭了。大家越哭越伤心，越伤心越哭。直哭得带队的大队长、分队长都抹起眼泪来。
7月1日，我来到第二十二兵团司令部驻地景化（现呼图壁）县城。在这里，我和女兵们接受了一个月的政治教育，大家住着清一色的地窝子，睡着清一色的地铺，地铺上的苇子草散发着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腐浊气息。政治教育的结果是使大家都抱定了“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的决心，熄灭了我们回到故乡的梦想。
二十二兵团司令部从迪化迁至景化后，异常简陋，跟现在贫困地区的乡政府差不多。女兵队紧邻司令部办公室，我常常看到一辆美式吉普车出入于司令部，车上的首长军容严整，颇有儒雅之气，我也听到了人家叫他陶司令员，我就想此人可能就是明六叔公陶峙岳。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军人，被称为陶参谋长，我想这大概就是正四叔公陶晋初。
我明六叔公自十五岁进入湖南陆军小学后，一直没有脱离过军界，算是真正的职业军人，他从黎元洪都督府的一名卫兵干起，直到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西警备总司令、新疆警备总司令。而他的堂弟，也就是正四叔公也是从上士文书干起，在抗战期间，参加过上海保卫战，入缅对日作战，写下过“胡尘遍地疮痍甚，莫向潇湘望故乡”的豪迈诗句，正当他要杀敌报国之时，他被召回重庆，成为中将高参，只领薪俸，无所事事。他报国无门，悲愤之下，两次上书毛泽东主席，欲赴延安。后因国民党封锁，未能成行，他就干脆蛰居乡里。直到1948年陶峙岳邀请他赴新疆出任参谋长。他们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加之一家出了两位国军中将，后又通电起义，他们自然成为宁乡县人人挂在嘴边的话题，他们早已被故乡的人们视为传奇人物。
他俩的情况我也略知一二，但两位将军戎马倥偬，我很少见过。向人打听后，确知他们正是父亲要我找的人，但我并没有那样做。我也没有向任何人公开过自己的身份。我想，我既然是一名战士，就应该和其他人一样，靠自己去奋斗。
政治教育结束后，我被分到了小拐。我和另外六名女兵坐着敞篷车，沿着芦苇丛生的沼泽地走了一天，直到天黑透了，才见到一星飘浮不定的灯光。那就是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五师师部所在地——全兵团最为艰苦、最为荒凉的垦荒前线。人们为此编了个顺口溜——
小拐好，小拐好，
人无粮，马无草，
脚底下擦油赶快跑。
几棵树在夜风中发出孤独的“沙沙”声，几间土坯房就是机关办公的地方。其他人已在地窝子和苇棚子里入睡，只听得见此起彼伏的鼾声，却看不见人。使偌大一个师部机关看上去好像就那迎接我们的十来个人，显得异常清冷。
政治部主任史骥等候着迎接我们。这一路净是无边荒原，大家的心早就凉了，加之劳累，我们下车后，都不吭声。递了水来，只管喝；递给饭食，只管往嘴里扒。我开始以为这只是路途上的宿营点，就问司机明天何时出发。司机不解地问，往哪里出发？
到二十五师呀。
这就是二十五师。
我听后，看看四周，只见夜色萧瑟，一片死寂。不相信地问，这是二十五师？你哄我。
小鬼，你心目中的二十五师该是什么样子呢？史骥接过了话茬儿。
至少得有人，有多一点的房子，有狗叫，有田地。我认真地说。
以后会有的。小鬼，你叫什么名字？是湖南哪个地方的人呀？
姓陶，叫陶先运，湖南宁乡人。
我们司令员也姓陶，也是宁乡人，你们该不是一家吧？史骥半开玩笑地对我说。
我笑了笑，没有吭声。
你想干什么工作？到文工团去怎么样？
我不想去文工团。
那你去学hushi吧！
好的。
陶先运：没人知道我是陶峙岳的侄孙女（2）
我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当天晚上，我们露宿在荒原上。第二天，我到了师hushi训练班，任七班副班长。
学校是一片荒滩，草都没长几棵。长草的地方能长粮食，要留着开垦良田，所以舍不得拿来建房。
我把背包一放，就去打土坯，割苇子，用了十多天时间，修了两排简易的土坯房，学校就建起来了。没过多久，师成立训练大队，分财经训练班、医护人员训练班、政治教育训练班、预提干部训练班，共一千多人，又得修校舍，修礼堂。大家又开始背土坯，那土坯七八公斤一块，我先是背三块，然后四块、五块，最后背到了七八块。我的衣服磨破了，背磨烂了，但我还是咬牙坚持着。就连路过那里的老乡见了，也不停地说，啊，尕尕的，亚克西。我不懂维语，就问是什么意思，别人就说，老乡是在夸奖你，说你人这么小，背这么多块土坯，了不起。
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就这样学习了三个月，我就到师医院当了一名hushi。我没有想到自己首先护理的就是那些所谓的“反gemin分子”。有喝药被人发现的，有割腕的，有跳河淹得半死的，有在批斗审讯中被打破了头的、打折了腿的，打伤了神的、还有精神失常的……那情景令我十分害怕。有一个人我还在护理着，就死去了。他是“肃反”扩大化的牺牲品，后被甄别了，但人已被折腾得不行了。我记得他整天就说那么一句话——啊，同志，我冤，我冤啊！我原来是很怕死人的，那是我第一次离一个死人那么近，又是在晚上。耳边是其他病人的呻吟叫喊，远处是狼的嗥叫，狐的悲鸣，没有电灯，洋油灯的火如萤似豆，但我没有感到害怕。那死人怎么也不瞑目，我就一次次去抹他的眼睑。我给自己壮胆说，死人是什么？就是心不跳了，血不循环了，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1952年冬天，明六叔公到二十五师来视察，无意中问师长刘振世，我们那些湖南妹子在你们师工作得怎么样啊？
很好，师医院还有个你们宁乡的湖南妹子，年纪不大，工作却很突出，也姓陶。
宁乡的陶，就我们陶家大屋。我听说我有个侄孙女当兵到新疆来了，不知道在哪个部队，她莫非就是我的满孙女呀！我骑马去看看她，怎么样啊？
好哇！
师长叫人牵来了马。明六叔公摆摆手，算了，这样太招人眼了，如果是我孙女，她也应该和别的战士一样，让她下班后来看看我吧！
那天下班后，医院的协理员对我说，陶hushi，政委打电话，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下。
那时，师政委在我的心目中，是很大的首长。虽然当时的官兵关系融洽得很，但师政委点名找我，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我去后，政委却不在办公室，只有一个年近花甲的军人在那里用铁钩掏炉子。见我站在门口，老人就说，你们政委不在，是我找你，你进来坐。
我坐好后，老人递给我一茶缸水，让我坐到炉火边来。老人已把炉火伺候得很旺。他和蔼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陶先运。
你爸爸的名字呢？
陶叔宽。
你还有两个伯伯吧？
是的，大伯叫陶伯蓬，二伯叫陶正九。
我一说完，老人就有些激动地说，孩子，我是你叔公啊！
这么近地见到亲人，我激动得不行，我用颤抖的声音叫了一声，明六叔公。然后说，我爸临走时给我讲过，说您在新疆当总帅，让我找您。
那你怎么没来？
我……我想和其他女兵一样。
好满运，有出息！
我前年曾回过陶家大屋的。
我听说过，是我爸用货车接叔公回来的。人家说你是将军，可连个警卫也没有。记得您到每家都看了看，就走了，我们这些小孩子当时还不清楚您是谁呢！
我是顺路回家看看，这两年家里怎么样啊？
还好。
你这棉衣看来不太合身，鞋子也不太合脚。
再长一长个子，就差不多了。
你现在做么子事呀？
当hushi。
hushi都干些么子事？
扫地，发药，倒屎尿，掏炉子。
这工作能适应吗？
能的。
我们爷孙俩用老家话谈了很久，然后，明六叔公摸着我的头，问道，孩子，有么子困难没有？
我像怕回答慢了似的，连连说，叔公，没有的，没有的。
是不是没有？有就跟叔公说。
真没有的。
今晚你就不要回去了，外面冷，有狼，我给你在师部找个地方住。顿了顿又说，先运，我明天上午给指战员讲话，讲完后就回迪化，我给你留个地址，有机会就来找我。完了，又轻叹了一口气说，唉，这交通如此不方便，也不一定有机会啊！人生的路要靠自己去走。你比你叔公有出息。十五岁就当hushi了，我十九岁才在黎元洪的都督府当了一名卫兵，二十岁时才一个二等兵呢！
过了两个月，明六叔公托人给我带来了一支博士牌钢笔，鼓励我好好学习，勤奋工作。
事隔多年以后，我再追忆往事时，认为那个时代是真正的纯真时代，每个人的心，都像深山里的泉水一样明澈，很少受任何私欲的污染。要是像现在这样，我就不会仍待在这个边陲小城，早就升官发财了。但如果那样，我叔公也不会是人们心目中的叔公，我的内心也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安宁。后来想一想，也有后悔的地方，就是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时，我应该说想去读书。有了文化知识，我想我能为新疆多做一些事情。我当时年纪小，正是读书的时候。这要求在当时是不过分的。因为好多人都去农学院或医学院学习了，可我当时没有想起来。
陶先运：没人知道我是陶峙岳的侄孙女（3）
慢慢地，人们都知道我是陶峙岳的侄孙女了。这使我只能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我害怕自己给别人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我仍然和大家一样干活，并且争取比别人干得多，干得好。拾棉花，平均每天拾七十五公斤，给棉花打顶一天打十几亩。有好多人见我那样，就说，唉呀，你好傻哟，傻得不透气哟，你叔公是堂堂司令员，你不找他，到这里来跟我们吃啥苦哟！
1962年我第一次回湖南探家，爸对我说，满运呀，你没找叔公？我说没有。他说，孩子，你真不懂事。我说，他当他的司令，我当我的兵，不是很好嘛！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这么单纯。我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就是这么单纯的社会。有些像什么乌什么邦似的，对，乌托邦似的。
1953年10月，我发现自己的津贴涨到了十八元，我问自己的钱怎么多了，人家告诉我说我提干了。不久，我就随招聘团去山东征召山东妇女入伍，以解决大批起义老兵的婚姻问题。二十五师征召了五百多人。但山东妇女们一到新疆，看到房无一间，瓦无一片，条件艰苦，又哭又闹，最后师部命令带妇女的同志必须和妇女一起下去，做她们的工作，直到她们安心为止。这样，我就到了连队。
而随着战士年龄的增长，我们在征召女兵时对年龄的要求也不同了，十八九岁、二十三四岁的婚龄妇女占绝大多数。她们大多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不高，工作非常难做，我当时才十七岁，我领着部分大姐大嫂们到了独立营。从此，我就一直在劳动一线工作。我靠自己辛勤的劳动获得过“三八红旗手”、“先进生产者”等许多荣誉，并荣立过一等功。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因为明六叔公，我没能逃脱“文革”的劫难。
1968年9月25日，我突然被人抓了起来。关进了一个安了铁门、已变成地牢的地窝子里。造反派对我进行严刑逼供，让我检举明六叔公的罪状。我宁死不屈。
国庆节那天，他们把我吊起来说，你今天如果再不交代，就别想活着从这地窝子爬出去。
他们把我一次次打得昏迷过去，又一次次用冷水把我泼醒，但我一句话也没说。
最后那次毒打，使我昏迷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我醒来后，浑身是伤，难以动弹，地窝子里没有一丝光线，如地狱一般黑暗。我想用死来抗争，但又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一定要尽力活着。只要我活着，我就可以抗争，我死了，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就能轻易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我靠着这种信念，忍受了对我的非人折磨，熬过了长达半年之久的黑暗的地牢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