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郑郑重重地盖上“炮轰总司令部”的鲜红大印。
还要嘱咐一句：“别弄丢了，好好保存，等我们掌握了政权，凭着它来找我们！”
当然一百袋，两桶不过是象征数字。
但他们有一点是做得令人尊敬的，不打不骂，很象是“借”的样子。“借”据上写着“借”多少，便搬走多少。绝不贪得无厌。
他们走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还挺好的。有人甚至认为“炮轰派”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铁军”——“借”东西还留“借”据！“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组织不是怪少见的吗？
“别动队”没有给“炮轰派”的声誉造成什么恶劣的影响。相反，倒是给被“捍联总”攻击为“炮匪”的他们涂上了种种传奇色彩，老百姓也照样喜欢。传奇色彩竟冲淡了“阶级斗争”的严峻性。“别动队”给“东方红城”带来了许多新故事。老百姓对这类新故事产生浓厚的兴趣。茶余饭后有了谈话的资料。老百姓用老百姓的语言讲述着这些话题。用他们的想象丰富着这些话题。演义着这些话题。
“炮轰派”有时也使“捍联总”难以预测地冲出各个“根据地”，汇聚一起，举行示威。那是挺壮观的情形：装甲车和坦克前头开路，后面压阵。有时出动三四辆，有时出动五六辆。连他们的广播车也焊上了装甲钢板。坦克的乌黑炮筒高昂着、随时准备射出“愤怒的炮弹”似的。装甲车的机关枪口，前后左右不停旋转，虎视眈眈。“捍联总”虽然有省军区发给的优良枪支，但毕竟没有装甲车和坦克。省军区也没有装甲车和坦克。所以当“炮轰派”举行示威，“捍联总”便偃旗息鼓，绝不敢与“炮轰派”发生正面冲突。而老百姓则夹道观望，为其军威大鼓掌。在老百姓的心里，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普遍地产生了相当强烈的逆反。老百姓常常互相说：“左右也是个乱，总归也是个乱，那就让‘炮轰派’乱他妈个够吧！他妈的中国乱到不能再乱的那一天，‘文化大革命’才能结束！要不是没个结束的！”
我们学校是“捍联总”掌权。只有几十个“炮匪”。我们不敢在学校里暴露身分。我们仍得参加“捍联总”的活动。我们可算是“炮匪”的“地下成员”吧！我们经常对“捍联总”的活动进行点小破坏，比如将他们写在“紧急通知”上的活动时间偷偷更改啦，藏起他们的旗帜啦，盗走他们的公章啦，撕毁他们的大字报大标语啦，割断他们的广播喇叭线啦，以“炮轰派别动队”的名义往他们的头头家里写恐吓信啦……我们做这些事，觉得自己如同革命电影中机智勇敢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觉得是在与“白色恐怖”进行卓越的斗争。
我们认为所做的一切还是不够英雄，无非是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做的一些事。连“小兵张嘎”为革命所冒的风险我们还没冒过呢！
我们渴望着经历真正的出生入死。
有一天，我们凑在一起来商量，英雄所见略同——人人都认为我们应该参加“炮轰派”的“别动队”。
腰间明面插着短枪，站在装甲车的踏板上，抖擞威风，招摇过市，突然出现在什么地方，将一份“借”据啪地拍在一张桌子上，凛凛地说：“以革命的名义！我们借……”
或者凛凛地说：“你们不要再死心塌地追随‘捍联总’了！我们‘炮轰派’总有一天是要掌握政权的！……”
那是何等的气魄？
这一切光想一想都使我们一个个激动不已！重要的并不在于“总有一天”“炮轰派”究竟能不能掌握政权。我们对什么鸟政权一点也不感兴趣！政权掌握在谁手中对我们反正都是一个样。重要的在于，除了当“炮轰派别动队”，还有当什么更能使我们显示出自己是些铁血男儿呢？“别动队”——比什么造反团之类响亮多了！
于是我们纷纷咬破手指，合写了一份要求加入“炮轰派别动队”的血书，由一人揣身上。当夜，我在家留了一张纸条——妈妈，我和我的战友们到我们的根据地去了。我们要为我们的根据地的存在而浴血奋战！如果我一去不回，您千万不要难过。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这乃我和战友们的铿锵誓言！
我悄悄离开家，与我的“炮匪”伙伴们会合在一起，走了两个多小时，走到“哈一机”外，摸过“捍联总”的封锁线，由一个下水道口涉着齐胸深的污水钻入了“哈一机”围墙内。
“炮轰派”的第一“根据地”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四辆装甲车三辆坦克成两列停在大门前，仿佛只要一声令下，就破门冲出。数千人头戴柳盔，手持大棒，严阵以待。另有三百余名“别动队”员，荷枪实弹，分乘六七辆卡车，个个脸上是肃穆的敢死神情，如同箭在弦上，引而不发。
原来“炮轰派”的一支“别动队”在执行“特别行动”时，受到“捍联总”袭击，尽数被俘，据“内线”报信，连日来倍受拷打，仍囚禁在某大学地下室。
他们要去营救战友。
我们刚钻出下水道，便被发现，押到了一个女头头跟前。
她面容清秀，英姿飒爽。穿一套无领章无帽徽的男式棉军装。
她问：“你们从下水道钻这里来干什么？”
我们齐声回答：“坚决要求参加‘别动队’！”
她又问：“你们不是‘炮轰派’，要求参加‘别动队’干什么？”
我们七言八语告诉她，我们是“炮轰派”。
“什么人批准你们加入了‘炮轰派’的？”
“没谁批准，我们同情你们，我们自己批准自己是‘炮轰派’了！”
一个伙伴振振有词地回答。
她微笑了，转身望着她的部下们，大声说：“听清楚了吗？连这几个中学生也同情我们了！我们的处境真落到这般田地么？”
她的部下们却一个也没笑，异口同声回答：“有我无敌！有敌无我！浴血奋战！死而后已！”字字铿锵，显示出坚如磐石的意志。
她又转身望着我们，充满自信地笑道：“你们也听清楚了么？‘炮轰派’并不认为自己可怜呀！”
我们争抢着回答她，正因为“炮轰派”在强权镇压下不屈不挠，我们才由衷地敬佩“炮轰派”！我们既然投奔“炮轰派”而来，就绝不回去！我们要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我们呈出血书交给她。
她看了一会，似乎大受感动，递给另一个人看。
那人看完，传给第三个人。
我们的血书在“炮轰派”的队列中一一传阅。
忽然队列中有人带头高呼口号：“打倒潘复生！救回我战友！”
大棒擎举如林，数千人连声高呼：“救回我战友！打倒潘复生！打倒汪家军！打倒耗子兵！”
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又是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故“炮轰派”称省军区为“汪家军”。
“捍联总”捍卫“东北新曙光”，“曙”字被“炮轰派”贬为“鼠”字，故“炮轰派”称“捍联总”为“耗子兵”。
我们的棉裤棉衣都被下水道的污水泡湿了，直到我们的一个伙伴冻昏过去，才使他们发现。
她赶快命令一个人：“带这些小鬼到浴池去洗洗澡，再找几套棉衣给他们换上！”
于是我们被带到“哈一机”的职工浴池去洗澡。
等我们洗完热水澡，换上替我们找来的“炮轰派”孩子们的衣服走出浴池，偌大的院子里已空寂无人。
我们奇怪地问人都到哪里去了？
带我们洗澡的那个人说：“去营救我们的战友！今天是我们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一定要给潘复生一次严厉警告！”
我们质问，为什么不等等我们。
他说：“这不是儿戏，有生命危险！头头命令不许让你们跟去！”
我们正是为了要冒几次生命危险才来投奔他们的，赶上了这样一次机会却没让我们去！我们又遗憾又愤怒，质问是哪个头头的命令？
他严肃地回答道：“是潘二嫂的命令！”
“潘二嫂？就是‘黑大’那个潘二嫂？”
“就是曾在省‘革命委员会’门前为‘炮轰派’家属募捐那个潘二嫂么？”
“就是刚才跟我们说话的那个女头头么？”
他告诉我们，正是。
我们见到了“潘二嫂”！而且还跟她说了话！我们一个个都感到荣幸极了！这稍稍弥补了我们因为错过了一次出生入死机会的遗憾。
“潘二嫂”在我们心目中是比“阿庆嫂”更加了不起的智勇双全的“炮轰派”女豪杰！
“潘二嫂”是她的绰号。她是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并没结婚。何以被她的“炮轰派”战友们称为“二嫂”，我们则不得而知了。
一次，“炮轰派”的广播车和“捍联总”的广播车在闹市区相遇。所谓“仇人对面，分外眼红”。但那一次双方展开的是一场文斗，不是武斗。
“捍联总”的广播车内坐的是一名男广播员，手中拿着厚厚的一份广播稿，照稿宣读。
“炮轰派”的广播车内坐的是“潘二嫂”，手中无稿。
一方是男，一方是女，一方有稿，一方无稿，优势似乎全在“捍联总”一边。
“潘二嫂”虽然无稿，却镇定自若，唇枪舌剑，出口成章，滔滔不绝，遣词用句，尖刻辛辣，应答质问，逻辑清晰，冷嘲热讽，幽默百出，引马恩列斯之经，如数家珍，据古今中外之典，似文在目。持续三个多小时的一场车头抵车头的辩论，甘拜下风的倒是“捍联总”！里三层外三层站在人行道上看热闹的市民，为“潘二嫂”大鼓其掌。“捍联总”的广播车在掌声中狼狈地退到一个街口，拐弯开走了。
从那一天起，“潘二嫂”三个字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几乎传遍整个“东方红城”。连“捍联总”的许多人提起她都很佩服，不得不承认全市休想找得出一个能辩论得过“潘二嫂”的人！
据说潘复生在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会议上也曾讲过：“象‘潘二嫂’这样的人才，实在难得！谁能把她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谁就等于为我们的新政权立了一大功！只要她肯弃暗投明，我潘复生保证给她个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当，即使她要当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们也是可以考虑的！”
又据说还真有人去拉拢过她，遭她严词拒绝。
她是个死硬到底的“炮轰派”。
后来她时常带领“别动队”在全市各处演讲，为“炮轰派”募捐。
我曾远远地听过一次她的募捐演讲：
“公民们，我是潘二嫂！我在此向你们伸出求援的双手！正义之神在我和你们大家的上空，她此刻默默地注视着我和你们。谁没有妻子儿女？谁没有父亲母亲？‘捍联总’对我‘炮轰派’实行种种封锁，妄图将我们置于死地而后快！我‘炮轰派’战士个个死不足惜，但我‘炮轰派’战士的妻子儿女是无辜的，他们的父亲母亲是无辜的！他们无辜的妻子儿女和无辜的父亲母亲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因为参加了‘炮轰派’的工人兄弟们的工资早已被停发了……”
只要“潘二嫂”往哪一站，一开口演讲，围观的市民，凡是身上带着钱包的,不管你是否认为“炮轰派”有理，你都会不由自主地将手伸进衣兜掏出钱包来！
“潘二嫂”就具有这等本事！她那表情，她那声音，就是能令你感动！她仿佛具有某种魔力似的。
而在她身旁，“别动队”员抬着一个大箩筐，人们纷纷往那箩筐里扔钱。连孩子也不例外。每次她都能募捐到满满一箩筐钱！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老百姓，十分的“仗义疏财”。他们普遍比现今要穷得多，却普遍不如现今的人们对金钱看得那么重。这也是“潘二嫂”当年次次募捐成功的条件之一。
倘若今天，纵有十个“潘二嫂”，为着更加能引起人们高尚情操之目的，只怕是十天半个月也未必能募捐到一箩筐钱！修复万里长城啦，中国儿童基金会啦，支援非洲灾民啦，工资二百来元的人，也是只舍得捐出一角二角的。国库卷如不是分配指标从工资中扣除，十有八九的人可能就不买。
一切都今非昔比了。
中国人的头脑不再象“文化大革命”中那么简单了，甚至是变得过分的精明了。因而从前那种“仗义疏财”也是今非昔比了。我有时简直不能不怀疑：这也算是一种“反思”么？我很迷惑……
当年“炮轰派”中有一说法——“范大哥”的理论，“潘二嫂”的口才，冯司令的组织能力。冯司令者，冯昭逢也。他们被合尊为“三杰”。
我们能不觉着是种荣幸么？
“潘二嫂”在募捐时，“捍联总”有好几次可以捉拿她，但据说潘复生有指示，对“炮匪三杰”，没经省“革命委员会”下令，不得捉拿。更不得加以伤害。
在这一点上，公正论之，潘复生还是挺爱才的。他一直到最后，大概仍怀着几分劝降他们的幻想。当然只能是幻想了。
而“潘二嫂”不许我们这些写了血书投奔“炮轰派”大本营的中学生参加那一天大规模的营救行动，无疑是不忍我们也去冒一次出生入死的危险。体现着女性的善良。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仇恨、恐怖、无谓的似乎有理性实则无理性的种种疯狂行动中，的确也时时有良知和人道的光环闪耀。它说明到底毕竟是人而不是疯子进行的运动。是人在干着疯事。
那个带我洗澡的人，又带我们到“炮轰派”家属们的住地，分别给我们安排睡觉的地方。“炮轰派”的家属们，十几家几十人合住在各个车间内。各个车间都很冷。
女人们在哭，孩子们在叫——是那些被“捍联总”抓去的人的家属。
我身临其境，对他们的一种巨大的同情和怜悯顿时从心底涌起，觉得是来到了受暴政压迫者中间，产生了一股要与那暴政呐喊着挑战的刚勇豪烈的气概。其实，当年受压迫的又何止“炮轰派”及其家属呢？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不都是在受着一种暴政的压迫而同时又压迫着别人么？暴政也并不能说是“东北新曙光”，它毕竟代表着力图安定的趋向。暴政是“文化大革命”本身。“捍联总”和“炮轰派”不过都是那暴政的必然产物。在这二者之间，是无所谓正义和非正义无所谓是与非的。
忽然响起了警报声。有人慌慌张张地跑来说，“捍联总”的一支人马，趁大本营实力空虚，发起了进攻。扬言要一举拿下“哈一机”这个“炮轰派”的顽固堡垒。
于是一片紧张。女人们更哭。孩子们更叫。
几十名留守大本营的“炮轰派”战士聚集到了一起。
其中一个大声对女人和孩子们吼：“不要哭！不要叫！你们哭，你们叫，‘捍联总’也是不会发慈悲的！有我们几十个人在，就保证你们的安全，绝不会让‘捍联总’攻进来的！”
几十名老工人也自觉组织起来，人人寻找到可以当武器的东西，对他们说：“我们跟你们一块去守卫前后大门！今天拼死一个够本，拼死俩赚一个！”“死了，咱们的人会给咱们报仇的！”“男的女的，老少爷们，王八蛋‘捍联总’要是真攻进来了，谁也不许作孬种！咱们生是‘炮轰派’的人，死是‘炮轰派’的鬼！”
有个女人也振臂高呼：“姐妹们，咱们也要操家伙，跟王八蛋‘捍联总’拼命呀！”
于是女人们，连同一些半大孩子，在这样一种同仇敌忾情绪的互相煽动下，也纷纷寻找应手的武器，预备拼命。
我激动得要哭，何等豪烈的场面！我所渴望体验的悲剧精神和英雄主义，是整个儿将我主宰了。
我寻找到了一跟长铁棍，紧紧地握在手中。
于是人们冲到了院子里。
几盏探照灯开了，院子里亮得如同白昼。
一部分人扑向前后门。一部分人守卫在四面高墙下。
我甚至想象到了“哈一机”被攻占后的惨景：男女老少的尸体横倒竖卧，人人死后手中仍紧握带血的武器。想象到了被母亲死前掩护地压在身下的幼儿，发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哇哇哭声。想象到了我自己应该怎么个死法才更英雄更悲壮，临死应该呼喊什么口号。按照我的想象，也可以说按照我的意愿，我应该在其它人全都死光了之后再死。应该面对着无数的一步步包围上来的“捍联总”们，怒目而视，首先毁掉武器。可惜我拿的是一根长铁棍，只有塞进炼铁炉才能毁掉。要拿的是一支枪就好了。就可以做到死了也不将武器留给敌人了。要拿的是一根爆破筒就更其好了！那就可以做到与敌人同归于尽了。关于武器的这一节想象，虽然英雄得可以壮烈得可以，悲剧味儿也十足，但分明地是只能想象一番，根本无法实现，只得不去细想。呼喊什么口号却是完全可以早作打算的。我想到了雨果小说中那个法国骠骑兵上尉，他在滑铁卢为拿破伦而战死的时候，面对一步步向他包围的英军喊了一句什么来着？对，只喊了一个字——“屎”！那当然是很轻蔑的意思啦！不过“捍联总”们能领悟么？他们要是没看过雨果的《九三年》呢？要是虽然看过了并不记得那么一名英雄的法国骠骑兵上尉呢？他可不是书中的主人公啊，仅仅是个被雨果一笔带过的无名角色呀！那就再喊一句“炮轰派万岁”吧！
屎——
“炮轰派”万岁——
英雄是足够英雄的了！壮烈是足够壮烈的了！似乎总归还缺少点悲剧味儿……
对，对，“毛主席万岁”是不能不喊的！为毛主席而战而死，毛主席在北京却肯定不知道，还不是悲剧么？当然是为毛主席而战而死了！不是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和这么多人又是为了什么图的什么呢？
只喊三句口号。再多一句也不喊了。大概英雄地壮烈地死前，也只来得及喊三句口号。
第三句不一定要喊完，可以喊到“万”字，便张大着嘴，将“岁”字堵在口中，缓慢地倒下身去。不要向前扑倒。一定要向后仰倒。一定要叉腿而立。倒时一定要伸展开双臂。缓慢地直挺挺地倒下去。尸体要呈“大”大形，倒在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
我正徒自想得海阔天空，几辆装甲车和坦克从仓库里开了出来。大本营的装甲车坦克是足够自卫用的。
高墙外，“捍联总”的喇叭在喊叫：“炮匪们听着，我们知道你们现在是演‘空城计’，赶快打开大门投降吧！否则我们攻进去，绝没有你们的好下场！……”
高墙内，“炮轰派”的喇叭也响了：“耗子兵们听着，你们有胆量就进攻吧！我们众志成城，视死如归！……”
前后大门打开了。
“捍联总”们呐喊着冲了上来，但一见出现在门口的是装甲车和坦克，又退了回去。
装甲车向夜空扫射了一阵机枪。
枪声过后，墙内墙外一片寂静。
“捍联总”们悄悄撤走了。
“炮轰派”的装甲车和坦克却一直象把门兽，堵在前后大门口。然而都不敢麻痹。怕“捍联总”们是疑兵之计，再次袭击。只是有些看去就分明不顶事的女人，被劝说着带了所有的孩子们睡觉。
凌晨时分，“炮轰派”的大部队回“营”了。也就回了他们的战友——十一个活的，六具尸体。四人是被毒打至死。两人是因不堪忍受毒打，跳楼自杀的。
被就回的人中据说包括“炮轰派”总司令冯昭逢。他不但遭到毒打，还遭到假活埋的威胁。埋至胸口，让他承认“炮轰派”是反动组织，以司令的名义宣布解散。他宁死不屈。真的宁死不屈。大概因为他是“炮轰派”的司令，“捍联总”没敢真的就活埋了他，又把他从坑里挖了出来……那天晚上人太多，情况也太混乱，我们竟没能荣幸地见到这位宁死不屈的冯司令。
大本营一片女人的痛哭，一片男人的怒吼，笼罩着复仇的强烈氛围。
头头们当即开会，十几分钟后就作出决定——举行示威游行。
于是许多人又开始忙忙碌碌地赶制担架，做花圈，写挽联，剪黑纱。
九点，几千人的示威游行大军开出了“哈一机”。照例是前面装甲车和坦克开路。装甲车头十字交叉披着黑纱，交叉点是一朵洗衣盆那么大的洁白的纸花。坦克罩着白布。这一次出动四辆装甲车，四辆坦克。不擎红旗。只擎白布挽幛和白布丧幡。颁布了纪律，不喊口号，不唱歌，一切行动听指挥。出于“哀兵战术”的考虑。真正的“哀兵战术”。六具尸体放在担架上，以白布罩之。几十名身强力壮者轮番抬。白布挽幛上写着的一行浓墨大字是——为死难烈士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人人胸戴白纸花，臂戴黑纱。大队人马庄严肃穆，沉痛无声，浩浩荡荡地向市内行进。
一进入市区，广播车内就放出了哀乐。队伍随着哀乐的旋律走。交通为之中断，围观者人山人海,似乎倾城出动.哀兵战术
队伍一直行进到省“革命委员会”楼前，坦克的炮筒缓缓扬起，对准了搂正面。据说那天省“革命委员会”预感到事态发展严峻，正在开会，从窗口望见装甲车和坦克开路的示威对伍出现，一个个惊慌失措地离开了会场，坐进各自的小汽车内仓惶而逃。公务员们一时没个逃处没个躲处，就打开几扇窗子，用竹竿挑出他们的白色工作服摇动不止。
“让潘复生站到窗口来！”
“潘二嫂”凌厉的声音从“炮轰派”的广播车内传了出来。
一笔写不出两个潘。按说他们是一家子。阶级斗争不可调和，正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而潘复生究竟代表哪个阶级，“潘二嫂”又究竟代表哪个阶级，则是今天也说不清道不白的事了。本就是一笔糊涂帐，死者尽是冤死鬼。江青最初宣扬“文攻武卫有理”，后来又说：“武斗中死去的人，死了活该，死得比家雀毛还轻！”反正她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怎么说怎么有理。可悲可怜的是那些冤死鬼。更其可悲可怜的是死者的妻子儿女父亲母亲。在武斗中死去的，大抵是中青年人。
那些挑出“白旗”以示投降的公务员冲着外面喊：
“潘复生早走了！常委们早走光啦！”
“千万别开炮呀！我家里老婆孩子一大堆呀！”
“炮轰派万岁！炮轰派万万岁啊！”
不开炮，“炮轰派”岂能善罢甘休？
轰！……
轰！……
轰！……
“炮轰派”真正炮轰“东北新曙光”了！
接连六炮——对空放了六发演习弹。
如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们都在楼内，是否往炮膛内装填真炮弹，就无从知道了。
隔了一阵，又是六炮。
六六三十六炮——自打解放以来，哪一年国庆哈尔滨也没放过礼炮。老百姓们可算听到炮响，见识坦克开炮的情形了！
有一发炮弹击中楼顶的避雷塔。尽管是演习弹，也将避雷塔击倒了。
楼内传出一声声女人恐惧的尖叫……
也巧，姜叔在围观的人群中。他发现了我，将我扯出了“炮轰派”的队伍，说：“你跟我回家去！”
我说：“不，我要和‘炮轰派’胜利在一起！失败也失败在一起！”
他说：“你是想要了你妈的命呀！你妈都快为你急疯了你知道不？”
我说：“姜叔你回去告诉我妈，我梁晓声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他凶狠地扇了我一耳光。戴着棉帽子，帽耳朵护着脸，脸倒没被他扇疼。不过他使劲太大，扇了我一个趔趄。
“炮轰派”队伍中立刻跨出几条大汉，围住他喝问：“你为什么打我们的人？！”“你年纪不轻的一个人，怎么动手打小孩？！”
姜叔用他那带有浓厚山东腔的语调说：“俺是他叔，俺是他叔……”害怕起来。
几条大汉问我：“他真是你叔么？”
“是亲叔么？”
姜叔抢着回答：“真是，真是，亲叔，亲叔……”
他们对他喝道：“没问你！”
我说：“是我叔，是亲叔……”我也不知为什么就承认他是我亲叔了。
姜叔又陪着笑脸说：“他昨晚没回家，他妈快急疯了！您几位看，是不是让俺带他回家呢？……”
那几个汉子就对我说：“你回家吧，再别到我们那里去了！……”
姜叔不等人家把话说完，连声道：“多谢，多谢！……”拽着我的手就将我拖走了。
“慢走！”
那几条汉子又喝住了我们。其中一个向我们走来。
姜叔一脸忐忑之色，小心地问：“不是您们让我们走的么？”
那人指着我说：“就他这样子，碰上‘捍联总’，还能回到家么？”说着，从我胸前取下了白纸花，从我臂上取下了黑纱，揣入他自己兜里。
……
回到家，见了母亲，吓我一跳。仅隔一夜间，母亲变得几乎使我认不出了。她头发凌乱，双眼红肿，脸色苍白得毫无血色，没洗。母亲她起码老了十岁。
母亲好象也认不出我来了。母亲的眼神儿直勾勾地瞪着我。不打。不骂。不说话。就那么瞪着我。
我不由得低下了头。
母亲瞪了我许久才说：“他姜叔，让他走，随他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他不是我的儿子！”
姜叔对我说：“还不快向你妈保证，以后哪儿也不去了！”
我低声说：“妈：我保证……以后哪儿也不去了……”
母亲却往外推我：“你走，你走！你别向我保证！我不是你妈，你也不是我儿子！”不由分说，将我推出了家门外。
姜叔也跟到了外边，训我：“你看你把你妈气成什么样！你要是把你妈气疯了，你们一家两个疯子，今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对得起你爸么？对得起你弟弟妹妹么？你给我老老实实地站在这儿反省！再敢走，我替你爸管教你！打断你腿！”
他训了我一通，又进屋去劝母亲。
一会儿，弟弟出来了，手中拿着煤棚的钥〔是匕〕，怨恨地对我说：“妈叫我把你锁在煤棚里！”
我一言不发，乖乖跟在弟弟身后，听任弟弟把我锁进煤棚。
我蹲在煤棚一个不透风的角落思过。
“大串联”的两个月加上投奔“炮轰派”的一夜，我确是在把母亲一步步往疯路上推呀！
可怜天下母亲心！
可怜“文化大革命”中的母亲们的心！
直到半夜，弟弟才将我从煤棚放出来。
一进屋，母亲就对我喝道：“跪下！”
我双膝跪在了母亲面前，不敢抬头。
“你知错不知错？”
“妈，我知错了……”
“真知错假知错？”
“妈，我真知错了……”
“那你就别怪妈了！老三，拿剪刀来！”
咔嚓！咔嚓！咔嚓……
我的头发，被母亲一剪刀一剪刀地剪下，纷纷落地。
“把鞋脱了！”
我脱下了棉胶鞋。
母亲又将我那唯一的一双棉胶鞋的后帮剪掉了，使那双棉胶鞋变成了一双棉拖鞋……
第二天早晨，我趿着那双棉拖鞋走到破镜子前一照，见头发被母亲剪成了“鬼头”。我注视着镜中那瘦削的表情木然的少年的脸，心中涌起了真正的悲剧意识……
“炮轰派”们终于使中央文革也震怒了。
“中央文革”指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乃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条语录。
一天深夜，我们全院的人都被枪炮声惊醒了。
卢婶怀抱着最小的孩子，象一只恐惧的母猴，在院子里到处乱窜，一边歇斯底里地大叫大嚷：“打过来了！打过来了！……”
枪炮声一阵比一阵密。一束束火红的弹道划破夜空。
正是中苏关系紧张到一触即发的年代，全院的人都以为是苏联军队不宣而战了呢！惊慌得程度不必描绘，可又不知是逃命对，还是守着家对。
整条胡同骚乱起来。
街道主任陪着一位军人出现在院里。
街道主任对众人安抚道：“都别慌，都别怕！有什么可慌有什么可怕的？今天夜里攻打‘炮轰派’们的老窝！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后胜利的枪炮声！都到院外去集合，请省军区的李干事给我们讲话！……”
院里的人就走向院外，跟着胡同里的人往胡同口走。附近几条街道的人都聚集在我们胡同口的一片开阔地。静听省军区李干事宣布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的联合通知：一、“炮轰派”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组织。二、一切参加过“炮轰派”的人，限三日内，必须向所在单位或街道委员会主动投案自首。三、“炮轰派”的头头，全属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要犯。揭发者有功，捉拿归案者有大功。同情者有罪，包庇窝藏者有大罪，也按现行反革命论处……
枪声炮声直响到“东方红城”出现了“新曙光”才渐渐稀落。
那天夜里有近万人攻打“哈一机”、“哈师大”等几处“炮轰派”的“据点”。他们由“捍联总”的“敢死队”、工厂里的学徒工、郊区的农民和省军区的战士组成。凡参加攻打的郊区农民，每人发十元钱，也有说发五元钱的。工厂里的学徒工提前转正。“捍联总”的“敢死队”和省军区的战士们得到什么具体的好处和犒劳，就不知内情了。那是一场真正的战斗。真枪、真炮、真子弹和真手榴弹。预先派出侦察员实地侦察。并由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们和省军区作战处的参谋们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哈一机”在那一天夜里被攻陷了。
“哈师大”在那一天夜里被攻陷了。
所有的“炮轰派”据点在那一天夜里全被攻陷了。
守方有饮弹身亡者。
攻方也有饮弹身亡者。
攻方身亡者追认为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士家属待遇。
守方身亡者死有余辜，其家属为他们承担“现行反革命家属”的罪名。
有人说那天夜里双方共死了十几人。也有人说不止十几人，而是几十人。究竟死了多少人，无法确知。但双方都死了人是无疑的。
“炮轰派”那天夜里将全部装甲车和坦克都尽数发动了起来，准备全军覆灭，决一死战。后来是几个头头们决定，宣布无条件投降。
他们宣布时说：“我们有罪，让我们几个人来承担这一武斗事件的历史罪名吧！让历史的法庭只审判我们吧！……”
“炮轰派”们被命令高举双手排队投降，每人身上都至少挨了一刺刀，女性也不例外……
范正美和冯昭逢在掩护下逃离“东方红城”，赴京请罪，替广大“炮轰派”向“中央文革”垦求对广大“炮轰派”群众恕免专政……
“潘二嫂”当天被捕，投入监狱。几日后召开了全市公审大会，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宣判死缓。
据说她在公审大会上不卑不亢，一切罪名俱认不讳。不失以往辩论风度。宣判后，她慷慨陈词，企图替广大“炮轰派”群众进行申诉，刚说了几句话，便被押了下去……
省市广播电台，广播了一举歼灭“炮匪”的重大胜利和宣判会的实况录音。省市报发表了重要社论及清查“炮轰派”的通告。
我家的录音机已为哥哥卖到了寄卖店去，一直无钱赎回。我是在姜叔家听的广播。没听完，我便跑回自己家，扑在炕上，抱头痛哭了一场。
我自然是并没有被清查到头上。十八岁的我，内心里又是觉得侥幸，又是觉得羞耻。倘我也与许许多多“炮轰派”一起被公审，被宣判，可能我内心的痛苦倒会少些。
但果而那样的话，母亲是肯定会疯的。
我所渴求的英雄主义和悲剧精神，从此深深地埋葬在了我心里。
那一次我是哭出了太多太多的眼泪。
我还是瞒着母亲到“哈一机”去了一次，去凭吊我所渴望实现而终于没有追求到没有能实现的英雄主义和悲剧精神。
我是什么主义也没有追求到什么精神也没有能实现……
“哈一机”的所有楼房的所有窗子都不存在了。遍地是被子弹击碎的玻璃。仍有些孩子在各处寻找子弹头。据说第一天有些孩子竟捡了满满一桶子弹头，卖了几十元钱。
每一个房间的四壁都布满了弹洞。我在一个房间里数了一下，竟有四十三个弹洞之多！
……
如今这一切是早已成为过去，成为历史了。它成为过去是真的。但它真的成为历史了么？它记载在历史的哪一页了呢？哪一页也没记载着。倒是“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地载入了史册。或许因为它毕竟是伟人所发动的吧？不能光芒万丈，也足警世千秋。但愿我的这篇“自白”，可当为历史的一份“补遗”，权作对那些为“文化大革命”而死的人们的悼词，亦权作对我们千百万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肤浅的“箴言”……
潘复生是已经死了。不知对他下了怎样的一个结论。
范正美又在哪里呢？
冯昭逢又在哪里呢？
“潘二嫂”又在哪里呢？
倘他们都已不在我们无产阶级的监狱中押着，并没有被定为“文化大革命”的终身罪犯，获得了自由的话，我愿他们都有一个好妻子或好丈夫，都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正过着他们自己的平平凡凡的日子……
一代天骄，十年浩劫，俱往矣！
算起来他们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
子曰：四十而不惑。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
我的鬼头发长了发后，天气已暖，我便怀着一颗什么也没追求到什么也没能实现的彻底的失落了一切的心，为着每个月十五元的报酬，扫马路去了……
第二年我就下乡了……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五日于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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