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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回 物归原处容易找.3

作者:周月亮 当前章节:8043 字 更新时间:2026-6-28 14:03

《易传》中关于乾坤的易简之理的概括,是阳明终生服膺的,并启发他把心学称为简易之学: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贤人之德;可大,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这段话是理解阳明心术的"总纲",是其用智慧成大功的"独得之秘"。玩易窝,一个小小的窑洞,成了心学的圣地。也本身也证明了--无功则难大--这条"易"理。阳明专修心体之悟,却从未忘记心体之大用。其"知行合一"的真正指向正在于将心悟到的道力行出来,展现于外--若止限于自我精神上的受用,则变成佛门"自了汉"了。这是阳明最不满意佛教的地方。

阳明一直是圣雄兼修的,并不单以成圣为指归,尽管在他的辞典里,雄只是圣的一种表现形态而已。

但是,现在,他还在"潜龙勿用"的修练期。

何时才能"飞龙在天"呢?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不能多想这个问题。还不是《老子》说的"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问题。他现在的处境不是主动的不去取,而是被动的不能去取。无法进取的现实逼着去超越,去追寻那神圣又神秘的"道体"。用什么去追呢?只有"心"而已,那么,只有这颗"心"也就够了。"吾性自足""悟心自足",我的心体完全可以与道体为一,正在与道体为一。

因为"要"达到,所以"能够"达到。---但必须真去达到。"说"不管用,必须在"行"上见高低。

9.卧龙出岗

龙冈书院刚建成时,他就有点“狂头狂脑”的说:“老夫终不久龙场”。在《龙冈漫兴》这首组诗里,我们看到了他的诗人的天赋,或者说,他写诗的水平在长足发展。既有老杜的沉郁又有陶潜的似淡实腴的风致。“却喜官卑得自由”这种不得不转败为胜的自慰式的苦情幽默,几乎伴随了他大半生,他现在能"见"到此,算有了正经境界。

任何人的头等本事都是先哄抬自己,“地无医药凭书卷”也能靠精神疗法顶过去。“身处蛮夷亦故山”,只要这个世界不能限制他的思维,那么,他想做帝王,便是秦皇汉武的后身;想娶美人,便是王嫱玉环的原配。阳明这颗心不是李渔式的心,他想当的是诸葛亮:

卧龙一去无消息,千古龙冈漫有名。

草屋何人方管乐,桑间无耳听咸英。

貌似写孔明,其实在写自己。这也是把这个人间最简陋的书院叫做"龙冈书院"的原因。除了他心仪孔明,还因为他现在正在"卧"着,他就是要以龙自期,刘槿也没法子。他还希望有庞统那样的人来和他一起采药---"好共鹿门庞处士,相期采药入青冥。"

龙卧着就是颜渊--他后来多次说颜有治理天下的大才---那,现在就用颜来做榜样,准确地说是用颜来比方自己。

但,现实问题有超越不了的,他要在父亲面前象老莱子一样承欢色养,做不到;他怀念妻子,"忽向山中怀旧侣";追问"小舟何日返山阴",均是幽默不起来的,靠幽默难以耸身一摇的……

自宋以降,天壤之间多亏有书院,士子得以托庇其间。---欧洲有上千年的大学,我们有上千年的书院,人间才得以保持文化的灵秀。龙冈书院是阳明自己营造的避难所,还魂地,假如没有这座书院,就难"换"成文明书院。世事就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阳明虽为哲学大师,却是个将感觉转化为哲学的诗人哲学家,他虽然能在玩易窝中沉潜地修证,却是个离不开听众的"讲师",是个必须及时的与外界发生能量和信息转化的诗人,假若没有那些学生跟着他,用各种问题启发他,他至少难以保持这么好的心情和状态,而心学就是状态学,境界学---什么样的感受出什么样的学。

人生在旅途,龙场这个驿站,现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了,它也是阳明思想历程上的一座了不起的驿站。断断然是标准的"通驿"。世界很奇妙,龙场对那么多中土亡命之士是死地,阳明的一篇极不起眼的《瘗旅文》居然成为名作,是否因这一境遇感动了历代选家?然而,多病的王阳明却居然没死,还涅成了新凤凰。固然每什么神秘的天意,只是他的心学"现得利"了而已。他后来说,自龙场出过"良知",后来此意久不出。难道,良知是置于死地绝域而后生的非常物?心学算是阳明的"患难之交",来的不易,故也不可能轻易遗弃。而且,的确是阳明从实处"知行合一"出来的,不是"研究"出来的,是从世界的深渊处打捞出来的,不是从纸上得来的。就凭这一点,他有资格说朱子学"支离"破碎大道。

他在龙冈书院工作了不到一年,当地的生源自然都是些郡邑之士,最后也没出几个"国士"(徐爱和席书不算当地生员),但他那套"随地指点"即景生情,既联想且象征的思维方法,指教了他们可以在山水之中体道尽性,乐山乐水的法门。"吾性自足"的为学与做人原则对那些万山丛中与外界绝少联系的有志青年来说,则是宝贵的精神胜利法。

10.做功夫

没有更多的直接证据,从他的诗中"觉得"他差不多是在正德四年(己巳,1509)年初或前一年的年底,从修文县的龙场驿迁居贵阳的。

龙场驿在万山丛中,但修文县离贵阳却近得很--难怪席书可以四度往返,若骑马一天准到了。阳明过天生桥时说了两句隐喻自己的心情的话:"移放长江还济险,可怜虚却万山中。"其用世之情不可能泯灭,《过南霁云祠》则浩叹"贺兰未灭空遗恨","英魂千载知何处"?因为大环境依然如故,他必须守雌守默,他这样自嘲:"渐惯省言因病齿,屡因多难解安心。"

在这说不得苦乐得失的复杂处境与心境中,年关到了。"茆屋新开"也没有带来什么了不起的喜悦。他38岁了,快到了孟子说的"年四十,不动心"的季节了。

学生们都回家过年去了,就连专程而来的象徐爱那样的学生也都回家尽孝去了。已经学会"解安心"的他自然不会象单纯的诗人那么脆弱,但也不会象康德类型的理性哲学家那样对现象界的事情不动声色。他只有写诗而已。

故园今夕是元宵,独向蛮村坐寂寥。

赖有遗经堪作伴,喜无车马过相邀。

还有什么,"迁客从来甘寂寞","石门遥锁阳明鹤,应笑山人久不归。"这个年关,他的诗歌大丰收了。诗人不幸诗兴--准确地说,应该是在不太不幸的时候,诗兴。对于阳明来说,写诗差不多是他的吐纳术,是他养心的心法,调节心情的一种方式。所以,他的"居夷诗"都是相当恬淡超然的,单看这部分诗篇可以毫不犹豫地给他加一顶田园诗人的桂冠,名次不会在杨万里太后面。

他自然并不觉得诗文有什么要紧,充其量,能够"见"他,但不能"成"他,"建"他。各种记载都说他在贵阳大讲"知行合一",使当地人始知向学。但到底讲了些什么,又是怎样讲的,则无任何细节。只有他给学生的几封信,可以略知其功法大要。

首先,在一齐众楚,知己难求的孤独时节,要卓然不变,必求"实德",除了自己每日静坐,"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外,还要与朋友砥砺夹持。但切忌实德未成而先行标榜。一标榜既使有点实学也变成虚浮的外道说闲话。"自家吃饭自家饱",必须刊落声华,务于切己处着实用力。

那么,怎么样才算着实用力修实德的了呢?他让学生把程明道的下述语录,贴在墙上,时时温习:

才学便须知有著力处,既学便须知有著力处。

学要鞭辟近里著己。

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然其利心则一。

不求异于人,而求同于理。

第一条,是讲刚刚开始学,已经学入门了都要找着力处,日新日日新,永无止歇时。继续革命不断革命。这是阳明终身服膺的两句话,差不多月月讲年年讲。它包含了这样一个命题:找到了着力处才算知学,否则只是瞎耽误功夫。什么才算是着力处呢?为名为利为标新立异都是误入歧途的行为。与"知"没合了一的"行"终是不知。相反,若知行合一,就是去应举当官也"不患妨功"。他认为举业的真正危害在"夺志"。若立得正志,日常生活中的"洒扫应对,便是精意入神。"王学尤其是左派王学的核心教旨之一就是"百姓日用就是道"。阳明有个很称心的学生叫冀元亨,王阳明派他到宁王府去探听虚实,后来因此成为阳明通宁王的证据,将冀打入大牢,百般拷打,冀就是不招。其妻李氏也被逮,但泰然自若,对丈夫敬信无疑。司法官员问其夫之学,她说"我夫之学,不出闺门衽席间。"这个回答大出人们的意料,"闻者悚然"(明史王传附冀传)。

11.理幽难显 统一于直觉

他即将去的文明书院,坐落在贵阳内忠烈桥西,是元顺路儒学故址,忠烈桥是今天的市府桥。文明书院是毛科(字应奎,号拙庵)重新修建的。在正德元年建成,前有大门,门内有习礼堂,为师生习礼讲解之地。堂后有颜乐、曾唯、思忧、孟辨四斋。可容纳二百名学生,有五六个儒学教员。

正德三年秋,因阳明在龙岗讲学有了名声,毛科请他来。他以病为由推迟了。正德四年四月,毛科退休。席书来主持,因他特别诚恳,阳明就答应了。嘉靖二十年,阳明的弟子蒋信来任贵州提学副使,文明书院已经破败,蒋又重建,大讲阳明心学,贵州人文风教为之一振。阳明当年使贵州人初知心性之学,当时席书公余常来文明书院与阳明论学,诸生环而观听者以数百。很有必要对这位明代的“哲学王”做一番理论总结了。这当然显得隔涩。但比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装糊涂略好,就相当于旧史人物传后的“赞曰”吧。作传,本是"寄生"性的写作,

传记也只是"超级寄生物"。最好的传记能达到柏拉图说的"有助于对前世生活的回忆",其次,则多不过是"记忆",再下,则是解释"记忆"了,比影子的影子还不如。但可能有助于理解心学这个影响到如今影响了亚洲的巨大的"影子",尽管我们还生活在影子中,不可能看清影子本身,而且400年来没有再出比王阳明更哲学的人,对他的批判都是外道来自外部的批判,所以,我们的"赞曰"也极可能是囫囵吞枣,不妨干脆叫"囫囵吞枣曰":

阳明的龙场大悟,结束了他的"进修"期,王学形成过程的"三变",到此为止。从学程朱,出入于佛老,到现在"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大讲知行合一,王记心学宣告诞生。

他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其心学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既能在很短的时间内风靡天下又能盛传不衰呢?

简单的说,他要解决的是"意义"问题--怎样才能找到意义?怎样从事实的世界中找出真正的价值来。是在用哲学的方式解决宗教性的问题。他的特色是用禅宗的思维方法建立儒学的价值立场。就他本人而言,这是他追求儒门的"第一等事"又信服禅宗明心见性思维方式的最漂亮的优生儿,合逻辑的深化。对中国思想史来说,儒禅合流由来已久,也该孕育出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来再开生面了。

为什么"吾性自足""知行合一"这类命题就能找出人人意中有语中无的那个意义呢?它们凭什么就能做到这一点呢?天下读书人都读的朱子的书为什么就不灵光了呢?

长话短说,最关键的是朱的理路是心物二分的,有点象近代西式的主观去把握客观,把握得对了多了,就"自由"了。阳明曾下死功夫这样做过,但他追求的东西与朱的不同,他要的是一种精神和物质,知识和事实,主观和客观,经验和对象,心理和物理毫无缝隙的高度统一的"纯粹意识"状态。所谓纯粹意识是这样一种统一体,既是直接而纯粹的,又是具体而严密的--阳明认为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以这种状态出现的,找到它,直接培养它,才是在本原上做功夫。王学的"心"就是这个统一体,是在意志的要求与现实之间没有一点空隙的,最自由而活泼的状态。从纯粹意识的立场看,就没有离开主观的客观,所谓的"理",就是把经验和事实统一起来的东西。知情意绝对统一的。"心"永远是最能动的,且是唯一属于"我"又能使我走出小我去实现大的自我(成圣)的本原性力量。一切真理的标准不在外部。而从物上求理永远只能得到不完全的"理",还得永远需要没完没了地去求。迹近蚂蚁爬大象。

这样把"意义"的基地建筑在我心,就等于从外界找回了自我,这,理论上结束了人类镇日逐物,心随物转的历史。把"放(逐于外的)心"从形形色色的现象界拉回到本体界。王常说的"心体"就是说心是本体(基督哲学中上帝是本体),是"元",是先于每个人而存在的深远的统一体。人们之所以把心"放"了,就是受外界影响迷了路,纯粹意识被破碎为鸡零狗碎的私心杂念。全部的修养功夫就是"去蔽",减去这些后天加在人心上的"欲障""理障"——这是标准的禅宗路径,自然也符合思孟学派的理路。

吾性自足的"我"不是阳明个人这个"小我",而是人类这个"大我";也就是说每个人

的"性"都是可以通"天"的(孟子说人人皆可成尧舜。王艮说满街都是圣人)。所以后来他只提"致良知"三字,嫌以前的说法不够简易直接。

思维是一种体系,在体系的根基里必须有统一的直觉。完全的真理是不能用语言表达完的,要想理解真正的实在和认识天地人生的真谛,必须建成统一的直觉,复归到本原的心体上去。只要是人,就有同一的人性的内容,越千年隔万里都可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相通于"心体"(良知)。怎样才能完成人性复归这一根本转变,建成那统一的直觉呢?阳明现在悟到的境界就是"知行合一",舍此通途正路都将是缘木求鱼。他说过去"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是批评朱子的在事上求理的思想方法。

知行合一的标准的哲学表达式,就是"存在就是活动"。不同于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也不同于肤浅的世界的一切都是自己的观念的唯我论,他要建立的是一种超越所有感知图式的价值论立场,一种类似宗教觉悟的实践性生成性极强的"行为理论"。若用经验论的表达式,则是:知识上的真理必须就是实践上的真理,实践上的真理必须就是知识上的真理。知情意行高度统一——“知即善,迷即恶"。知行合一,强调的是一种关系,一种开放的动态的生生不息的每时每刻都把握"当下此际"的现实意识,永远不会有固定的结论,而且自家吃饭自家饱,父不能替子,师不能代徒,必须亲身修练。唯一的凭依就是人性本善,知行合一找的就是这个善根,合一才能返回这个善根。合一而成的是种根本直觉。既不是外在的物理,也不是内在的心理,从这种纯粹意识的理路说,物理和心理都是这种根本直觉的产物而不是相反。思维和意志的根基里都有这种"质的直观"。别的都不重要,这种根本直觉是人面对自己,面对世界的真实的能力和唯一起作用的标准。一切伟大的思想背后都有大的直觉在活动。无论是天才的直觉还是普通人的思维,只是量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在一切的关系的根本上有直觉,关系就因此而成立。知行合一就是要建立起知识和意志的根基里的深远的统一。能建立起这种统一,才能说“吾性自足”,尽管任何人都可以而且应该说"吾性自足",但真能"足"起来与否,还要看修行知行合一的工夫。

阳明所悟的"格物致知"之旨,就是要用那种根本直觉去统一知情意。真正的"我心"就是这个统一的直觉。所有的学问道德都起脚于这种根本直觉以及这种根本直觉所形成的根本情绪。

阳明认为,朱子学只能寻找到间接知识间接经验,而这是没有终极意义的。在人处于深渊绝境时,对人毫无用处(譬如他初到龙场时)。所谓"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是大方向

错了,南辕北辙,功夫越深错误越重,象他当年格竹子似的。只有找到"纯粹意识",根本直觉,直接培养这"良田"才有意义,才能在有生之涯"成圣"。否则都只能是错用功夫。

1551年,即阳明离开龙场48年后,阳明的学生赵锦以巡按贵州的御使的身份在龙冈书院的北边造了一座比当年书院堂皇得多的"阳明祠"。一彪王学弟子,当朝的大员,一起共举祠祀。后成名儒的罗洪先的那篇《祠碑记》是难得的大文章。精辟地阐明了王学得于患难的"道理":"藏不深则化不速,蓄不固则致不远",先生于“屈伸剥复之际",“情迫于中,忘之有而不能,势限于外,去之有不可……盖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于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后如大梦之醒,强者柔,浮者实,凡平日所挟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实足以增吾之机械,盗吾之聪明。其块然而生,块然而死,与吾独存而未始加损者,则固有之良知也。"

这有点象《窦娥冤》的窦娥,只有当她的生命临界零点时,套在生命上的观念枷锁也趋于零(有人至死不觉,生命也等于零),成了"敞开者”,从而能够直面生命的存在本身,体验到了人生的真实的深渊境遇,穿透了已是异化了的文化的浓烟浊雾,诞生了能对生命直接审视的"本质直观",根本直觉。

罗氏接着说:今日之言良知者,都说"固有固有",却绝不做这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致知工夫。

这叫什么呢?叫良知固有,而工夫并不固有。没有工夫,现成的良知会沉沉地死睡着,象宝藏睡在地下,不开发出来,对你还是不存在。怎样去开发呢?只有不欺心地去做知行合一的实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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