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皇帝父子
弘治皇帝于1505年5月即弘治十八年五月驾崩于乾清宫，年仅36岁。遗诏太子厚照即帝位。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受顾命，弘治拉着刘健的手叮嘱道:“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先生辈可常常请他出来读书，辅导他做个好人。”（《孝宗实录》卷224）直到正德皇帝赶走刘健时，刘还哭拜先帝，为未能把正德教育成个好人而深感对不起先帝。
成化，弘治都算承平好皇帝，尤其是弘治是大明十六朝最仁慈最儒家化的好皇帝。但是，正德的那些不同寻常的弊政都孕育在这貌似承平的时代，主要是皇帝越来越不顾自己的政府，皇帝更像个普通的谋求特权的官僚，在与国家，政府争夺权利，他们只对自己的小金库有感觉，更热衷于直接任命自己的亲信（即所谓不经吏部而直接传旨任命的“传奉官”），从成化到正德这祖孙三代，都对国家事物不感兴趣，他们倒像不情愿的从而消极怠工玩忽职守的"打工崽"，他们对权力的感觉酷似无赖的权力意欲，即只想着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权力只是用来满足快乐的工具，此外的意义他们便不感兴趣也不想知道，与同时期的西方的那些赫赫有名的君主形成滑稽的对比。中国的这几位君主更像是"平民花花公子"，愿意与自己心爱的女人厮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为了能这样散漫地玩下去而迷信道教乞求长生，而且很平民化的礼上往来式的封赠那些给他们带来快乐的诸色人等。关于他们的故事不是关乎一时期大局的全景巨片，倒更像“三言二拍”式的市井话本。
成化皇帝朱见深的幼年过得是耽惊受怕的平民生活，他父亲英宗在土木之役中被俘时，他不到两岁，一年以后英宗被遣返，幽禁在皇城中七年。这七年，朱见深被废除太子身分，与被废的皇后生活在皇城的另一部分，生活条件相当艰难，气氛相当压抑，内心也凄楚。他父亲干掉他叔叔又坐上龙廷时，他九岁。他登基时十七岁。显得很结实，大脸蛋，反应迟钝，严重口吃。他的迟钝支持了他的冷静的几乎是麻木的行政风格。他和他的儿子孙子一样当皇帝时太年轻，与父辈的阁臣没有共同语言，疏远年长的老臣亲近能跟他们玩到一起的宦官几乎是自然选择。
朱元璋废除宰相想自己当宰相，造成了一个政出朕一人的行政格局。但他儿孙不但不想当宰相也懒得当皇帝。慢慢形成文官治百姓，宦官治文官的“政治”局面。宦官在成化弘治两朝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庞大的宦官集团行政编制正规化，是比个别太监弄权更有实质性危害的事情。直到刘瑾要制度化使宦官的地位高于中央及各省的同级文官。皇帝只与身边的宦官打交道，不与廷臣见面，至高无上的指挥全国的圣旨或由宦官传达或径出宦官之手，这不是旧史学家说的与宦官共天下么?
这祖孙三代同一秉性:不爱上班，宠信道术。成化初即位，还倚用李贤等阁臣，为“夺门”之变重订是非，换取了朝臣的支持和政局的稳定。但不久即怠于政事，习学道术，在宫中淫乐，长久不理朝政，不召见大臣。仅在1471年，因彗星久现，在大学士力请之下，于奉天门接见阁臣。
彭时奏称“天变可畏”，成化说“卿等宜尽心”。
又奏:御史请减京官俸，文官可武官不可。成化说，是。
万安带头磕头呼万岁。阁臣退下，成化退朝。朝野传笑。从此，直到成化死，再也没有召见过大臣。群臣奏事均由内官中转，控制大内的是比皇帝大二十岁的万贵妃，万氏本是成化童年时代的保姆，她懂得如何使他高兴，从而把“自己的孩子”掌握在手心里。这有点像后来的熹宗与客氏的关系。
万氏有足够的机智和歹毒，自她生的幼子死后，她便再也没有怀孕，她便使宫内任何妇女都不能生孩子，怀孕的流产，生了孩子的母子都是个死，她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热情极高的文臣，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家们纷纷上疏，劝皇帝疏远万氏，以便与宫中的其他妇女早生孩子。成化的回答是"这是朕的私事"。
就凭这个细节就可以感受到当时文官集团的士气多么高涨。他们找到了与天下一体的伟大感觉。因为国家的日常事务是靠士大夫来运转的，就像把大门的反而比老板更管事更有责任感和主人翁的气势一样。只有老板知道把门的是贱役。但老百姓不知道，文官集团本身则不想知道。诡称与万氏同宗的大学士万安和照章办事的其他阁臣，还有文官传统支撑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年约60岁的万贵妃在怒挞宫婢时痰涌而死，年41岁的成化皇帝说:“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还真随之而去。像西方人定义小说的概念所举的例子一样:皇后死了，因此皇帝也死了。情节有因果关系，于是具有小说的魅力。
若皇帝为零，则这个皇帝是最好的皇帝。成化基本上可以说是这个意义上的好皇帝。自然他也曾传旨廷杖过大臣，因他不亲政，旨意均由内官传达，许多求官的人便来贿赂可以接近御玺的可以在传奉官的名单上添加姓名的内官，传奉授官，这种来路极正但超越了政府从天而降的官，即王阳明在主持山东乡试时所抨击的乱了国家“名器”的那种外门邪道的官。这种授官方式是对国家宪政的公开践踏，皇帝开这种后门，是对把大门的公开蔑视和戏弄。在群臣的抗议下一次就罢免了五百多，可见多么滥。弘治即位，还能罢黜两千多，僧道官一千多，其实还没有清查完。皇帝为零，繁殖了大量不想当零的人众。幸亏，成化遇上两个好内官:怀恩和邴吉。要冒出个刘瑾，则成化朝就是正德朝了。
弘治十七岁（1487年）即位，在宫中见一小箧，里面都是论房中术的疏文，写“臣安进上”。他让怀恩拿去问万安，“这是大臣该做的事情么!”万安叩头谢罪。怀恩即摘去他的牙牌，说“你可以走了。”弘治换上他在东宫时的师保和有声望的旧臣，又采纳言官的劾议，下诏罢黜成化朝的佞幸，真起到了争取人心的作用。但很快，他就学他老子，不上朝不召见大臣议政。奏章批发均由内官，或稽留数月，或并不施行。他跟他老子一样崇信道术。1497年3月，迫于阁臣之议，在文华殿召见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四阁臣，授以诸司的题议，说与先生们商量。徐溥等拟旨，呈弘治改定，各赐茶一杯而退。这是他老子26年前接见大臣后的又一次，以至满朝称为盛事。
主权虚位，中介便还得发达起来。传旨的太监的品质便至关重要了。弘治依靠的是李广，李以道家符和烧炼丹药取悦弘治，接受贿赂，引荐官员，李畏罪自杀后，从他家查出向他行贿的名册，列有文武大臣多名，各送黄米，白米百千石不等。弘治不解，问:李广能吃多少，怎么接受这么多?他还不知道黄米是指黄金，白米是指白银。知道实情后，依然命阁臣撰文赐祭。你说弘治多么"厚道"罢。
他的宽厚性格还引发了大量批评性的忠告。在明朝所有的皇帝中再也没有像他这样的能够耐心听取严厉批评的了。《孝宗实录》显示，所有有抱负的官员，或出于真心或仅仅是为了出风头，都没完没了地要求他温习儒家经典和伦理道德，给他灌输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政策观念，几乎是纠缠不休。熟悉中国历史的文官知道这是风险最小的鸣放时期，谁也不肯放过机会。王阳明归山又复出，也有留恋这难得的宽松期的意思。他在主试山东时大胆言论也有这个背景。但孝宗是个难得的"好人"（譬如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做到了一夫一妻的皇帝），却不是一个有所作为的英主。
看《孝宗本纪》他除了按“礼”四时祭祀，完成天子这一象征性的本职工作外，就是同意治理黄河，编修了《大明会典》。会典的颁行，意义重大，不仅保存了历朝制度的沿革纪录，也使官府行政有所遵循，还为清朝编修《大清会典》提供了范例。
阳明的父亲王华就是《大明会典》的主要编撰官之一，还因会典编成而升官。成化在东宫时，王华即是其讲读官，算是东宫旧人，华事三朝，唯孝宗对他算有知遇之恩。他升为礼部右侍郎后，仍兼日讲官。因为皇帝认为他“讲释明赡，故特久任。”弘治末年，对他“尤加眷注”，他在进讲时，常常劝皇上勤圣学，诫逸豫，亲仁贤，远邪佞。皇上则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但对他颇有好感。惯例是给皇帝讲课前，须先演习，仍会张慌失错。华则从不预演，又讲得“条畅”。有一次，上已幸讲筵，而当直的讲官突然晕倒，大家公推华应急，华从容开讲，比平时还“条畅”。当时内官李广正贵幸，唯王华敢引古讽今的加以批评，“诵说朗然，开讽明切。左右闻者皆缩头吐舌，而上悦闻不厌。”并获得皇帝的“赐食”嘉奖，内官对王华说:“连日先生讲述明白，圣心甚喜，甚加眷念。”王华感恩，自庆知遇，越发讲得剀切。皇帝也勤加鼓励。为王华作行状的陆深大发感慨:弘治若不早死，王华会当上大学士的。
王华若能当上大学士，阳明可能就不会有不被理解不被重用的苦闷了，然而也只是可能而已。那样，阳明也许会走上纯文官之路，当个御史或翰林学士，根据正常的官场规则若王华一直为相，则阳明也可能反而难尽起才。
这许多也许和或者都因正德登基而泡了汤。
２．大玩主
正德的聪明都用在嬉游淫乐上了。有的稗史根据起种种反长常规的举止推测他是江湖野种，不是真正的龙子龙孙。其实朱家本起脚于江湖，朱元璋的流氓本性体现在政治上，朱厚照的流氓本性体现在反政治上罢了。流氓性这一家族的“年轮”历久不变。正德的反政治不是不讲政治，而是“玩”政治，把政治游戏彻底戏耍化，他的确很聪明，彻底看透了皇权帝制的无谓。如果说像李煜那样的文学皇帝，还不足以使皇权的本质“透底”的话，历史安排了正德这样的流氓皇帝来使其大透底，大爆光，让世人知道皇权原来这么流氓，皇帝原来可以这么不是东西!
朱厚照奉诏即位时年方十五，正当青春期，刘健没把他教成“好人”，刘瑾却把他教导成了个合法流氓。偏巧像怀恩那样的宦官没被选拔到东宫或大内，也许有，但可能正在扫厕所。在东宫包围太子的马永成，谷大用，刘瑾等，跟着进了大内，成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八党”。刘健等顾命大臣成了外围边缘人物，他们请行“新政”，裁汰各部门的冗员，放遣先朝宫人及内苑珍禽异兽，正德根本不听。始终跃跃欲试每逢一朝天子一朝臣之换届时越发想大显身手的言官，这回不等于失业就是大触霉头。刘健将各种给皇帝支招的规劝皇帝不要这样那样的奏章摘要分类汇编，径送正德，然而等于对牛弹琴。正德倚靠宦官，宦官迎合正德，只是一个劲的玩。
受先帝顾命的内阁老臣自然不能玩忽，先上疏说：“皇上视朝太迟，免朝太数，奏事渐晚，游戏渐广，”经筵、日讲都停了，只是玩鹰、犬、狐、兔，使圣学久旷，正人不亲，直言不闻、下情不达，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坏而莫救。现在，风雨飘荡，雷霆震怒。正殿枭吻及太庙脊兽，天坛树木、禁门房柱各有摧折或致烧毁。天心示警，伏愿陛下惕然醒悟。
正德说，知道了。然而，半句也不听。于是，老臣再上疏：“近者地动天鸣，五星侵犯，星斗昼见，白虹贯日，群灾叠现，并在一时。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疮，随补随漏。……任情作弊，谗谤公行，奸邪得计，变乱黑白，颠倒是非！人怨于下而不知，天变于上而不畏。”结论是赶紧罢黜宦官。
皇帝的结论是甩开这些老厌物，由宦官直接办事。老臣再上抗议书，说一开始还跟我们商量一点事情，近来往往旨从中出，略不预闻。有所议拟，径行改议。这些皇帝连看也不看了。
户部尚书韩文每退朝，辄泣恨不能救正。郎中李梦阳说：“大臣共国休戚，徒泣何益！”韩说：“计安出？”梦阳说：言官交章弹劾，阁臣死力坚持，去宦官易事尔。次日早朝，韩与诸大臣密议，都同意。于是大文学家李梦阳替韩文起草了弹劾刘瑾等人的奏章。文章写的相当漂亮。刺激得皇上“惊泣不食”，诸阉大惧。
给事中陶谐，御史赵佑等交章弹劾“八党”，下内阁议。九卿诸大臣伏阙上疏，力斥“八党”。正好宦官内部有想铲除八党的王岳等人，事情遂得以推动起来，正德让王岳与阁臣商讨处理办法，意欲将八人安排到南京。若果真先疏离，再清除，刘瑾等就消失了。但刘健，谢迁等则坚持必须杀了他们。焦芳密报刘瑾，刘瑾等八人连夜去哭求正德，以头抢地，说：“非上恩，奴才们都得去喂狗。”皇上感动，刘瑾又说：“害怒侪者王岳。狗、马、鹰、兔，王岳献过没有？现在单追究我们。”反诬王岳结纳阁臣欲限制皇帝出入。正德大怒，即刻命令连夜逮捕王岳，发落南京，任命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又恢复西厂，由谷大用掌管，辑查朝臣。
次日，即1506年10月28日，群臣早朝，大太监李荣出来告诉大学士和其他廷臣，皇帝说刘瑾等把皇帝从小服侍到现在，不忍立即处理，以后慢慢亲自决定八个太监的命运。大学士们自然知道个中含义，便集体提出辞职，说“夫人君之于小人，若不知而误用，其失犹小，天下尚望其能知而去之。若既知而不治，则小人狎玩，愈肆奸邪，正人危疑，被其离间，天下之事无可复为，必至乱亡而后已。且邪、正必不两立。今满朝文武、公卿科道，皆欲急去数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尽怀疑惧，而此数人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内外不协，祸乱之机，皆自此始。”说的既对且好，但凡有点责任心的人都会被感动、说服。但正德就有魄力批示：李东阳得留任，刘健，谢迁等阁臣退休。李再次上疏乞退，圣旨下：“自陈休政，臣下职也。黜陟人才，朝廷公论，卿勿再辞。”
李送他们时，涕泪涟涟，刘正色道:“何以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李默然难言。因为李在倒“八党”活动中，态度不那么激进。所以刘瑾在前朝老臣中，单留下了他。一个不留也有点“不象”。李在日后的岁月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弥缝”的作用。
正德即位不到一年，前朝旧臣除了李东阳几乎都被罢免了。
３．文官罹难
极富有主人翁责任感的文官集团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交章请留刘、谢。上次谋诛八党时，是北京的言官首先发难，御史赵佑，朱廷声，陈琳等先乘灾异求言之机，上疏:乞置刘瑾等于法，汰革额外冗员。遵遗命，信老成，重无大小，必咨大臣，台谏，不为近习所摇，则灾变自弭。后因帝大婚，因宛平九月李花盛开而上言:“此阴擅阳权，非偶然也。”直到十月，众文官交章极论，章下阁议，差点将八党就地处决。但刘瑾等打下北京这股势头，这次请留阁臣的声势则由南京的言官来扛大旗。
南京六科给事中几乎都站了出来，戴铣，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暹等连章奏留刘谢。南京十三道御史薄彦徽，陆昆，蒋钦等15人，刚连名上疏请屏八党，委任大臣，务学亲政，以还至治。等奏章到京，朝事已变。他们又“复上公疏”请留健、迁。刘瑾对这些反对党一律“廷杖除名”，就是逮到北京或南京的帝阙下，脱下裤子，打30军棍，然后开除公职，斥为百姓。有个别知县或上疏乞救，或抗议均被“廷杖除名”。
在这场挽留辅臣的风潮中，最顽强最悲壮的是南京御史蒋钦。他被杖废为民以后，第三天，一个人再上奏章，有点《三国演义》“段子”味:“刘瑾，小竖耳。陛下亲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是在用贼坏天下事，乱祖宗法，“一贼弄权，万民失望，愁叹之声动天彻地”。他揭发刘瑾遍索天下三司官贿，人千金，有的五千金，不给则贬斥，给了则提拨。“通国皆寒心”。他问“陛下尚何以自立?”他真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国家:“幸听臣言，急诛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瑾。”这比后来沈练劾魏忠贤之“汉贼不两立”更透过一层。正德如能读到这份奏章，根据阳明的心学原理，也应该受感动。他明知道“今日之国家乃祖宗之国家”，并不是天下人的天下，他还是这么义无反顾，要求用自己的死来谢“谢了天下的刘瑾”。
结果是，“疏入，再杖三十，系狱。”连平民百姓也当不成了。他入狱三天后，又上奏疏，他问皇帝“瑾忠乎?臣忠乎?”“臣骨肉都销，涕泗交作，七十二岁老父，不顾养矣。”他要用自己的死唤醒皇帝的“诛贼之明”。“疏入，复杖三十。”累计九十棍，要不是憋着一忠君之气，早也顶不住了。他终于只实现了“不愿与此贼并生”的志向，杖后三日，卒于狱，年仅49岁。
相比之下，我们的传主就“逊色”也“通敏”多了。他可没有蒋钦这股子愚忠劲头，他自然也不像阉然以媚阉的那些无骨去势的官僚，屈身事贼以求荣显。他的个性也使装不了孙子，他上了封《乞侑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用语委婉，语调平静，要求“合理”。显示出以柔克刚的王学特点。他只是为解救南京的言官，言官的命运已吓倒了很多人，像蒋钦那样的是少数。阳明在宦官高压言官大势已去的形势下还挺身而出也就越发难得了。柔中之刚更是主要的。
他说:戴铣等人想必是触犯了皇上，但他们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说错了皇上也该包涵，以开忠谠之路。现在特派锦衣卫把他们拿解赴京，群臣皆以为不当，而无人敢言，怕得相同的处罚而增加皇上的过错。但是这样下去，再有关乎国家危疑不合祖宗体统的事情，皇上还能从哪里听到谏议?他这个劝架人，总是用具体的细节来增强感动效果。他提醒皇上万一他们在押赴京城的道儿上填了沟壑，使陛下有沙谏臣之名，兴群臣纷纷之议，到那个时候，您又要责怪左右不劝戒您，且为时已晚。全文没有一句“去权奸”的话，没有再作声讨宦官的努力，这看出阳明的“巧”。但标题上的字样是后来他的学生加上去的吗?也许不是。结尾时，抽象的说到:陛下不可使耳目壅塞，手足萎病。自然保护言官就压抑了权奸，能这样做就彰明了圣德。
但正德不“正”，他偏用奸邪而镇压善类，他把自己的私人看成与自己一体化的“法人”，他认为打他的狗就是向狗的主人挑衅。此前，在一次关于盐业问题的御前会议上，他明确地反讥李东阳:“国家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王世贞《中官考》）对文官的基本估计竟然如此，难怪他不惜随便处置他们。这与其父的态度大不相同，京察出几百不称职官员，吏部主张斥退，皇帝以为人才难得，结果大多保了下来。正德是会“大革命”的方式来打击一大片的，如果他有此头脑的话。刘瑾现在是他的头脑，刘能成为实际的皇帝和宰相，不仅是只会领着年轻的皇帝去四处潇洒，在宫中酗酒，看角羝戏。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能给皇上办事，而他办的事是文官系统办不了的，文官只是一味“教育”他，只有些常规办法。聪明绝顶的正德早就烦了他们那套老生常谈。他总是借口他的祖母或母亲要看望他等等，而逃避经筵功课。他在东宫时的老师杨廷和，现在快轮到他入阁了，他和翰林学士刘忠在皇帝讲课时，致讽谏语，对佞幸有所指斥，像王华那样，但他俩没得到赏识，反而得到了贬斥。
正德对刘瑾说:“经筵讲书耳，何又添出许多话来!”
刘瑾乘机说:“可令二人南京去。”
于是，杨之就要到手的内阁大学士，像煮熟的鹅一样飞了。两人都到南京去了。有意思的是，刘忠在南京“正直有风采”，大计京官时，罢黜的人比以往多，还提议随时纠劾，以示劝惩，不必等六年大考核再罢免，他本人也纠劾过重。有人认为他是在配合形势，暗中附和刘瑾，因“瑾方以严苛择辱士大夫”。其实，他只是正直的不是时候。他是一生正直的。
４．朝政鱼烂
刘瑾能够哄住皇帝的手段是敛财。正德挥霍无度，又不肯花他的小金库，户部尚书韩文又坚持“原则”，不痛快地让皇帝花户部的库银。事实上国库也的确严重空虚。皇帝不耐烦听那些烦人的数字，他就是要钱。朝廷的官员们除了主张"节约"外，没有拿出有效的增加收入的具体办法。而刘瑾有一套常规之外的增加财政的方案。皇帝自然倒向刘瑾，不顾文官们的反对。这些方案的根本精神就是加大税收力度。增加新的税，附加税，提高税额等。刘瑾的财政改革用老话说就是“横征暴敛”，闹得朝野嚣然。文官反对“改革”，刘瑾乘机让宦官全面夺权。全国各地早就有的宦官“特派员”，现在在理论也“合法”的高于正规的地方官了。至此，明朝的宦官像清朝的临驾于汉族之上的满族官僚和国民党的“军统”了。弘治一度真使他们单局限于“统计调查”的工作，但现在他们成了皇帝向文官夺权的阶级性的社会力量。
但是，钱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原因是“硕鼠”太多，不算那些不可计算的权力剥削（腐败的基本含义就是不同于资本剥削的权力剥削），单单是坐吃皇粮的就大大超过税收。明人郑晓的《今言》统计：“正德年间，亲王30位，郡王215位，将军，中尉2700位，文官20400，武官十万。卫所772，旗军八十九万六千。廪膳生员35800，吏55000。其禄俸粮约数千万。天下夏秋税粮，大约2668万4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禄米，卫所久缺月粮，各边缺军晌，各省缺俸廪。”郑晓是嘉靖二年的进士，历任国家要职，所言可信。
刘瑾一箭双雕，他跟皇帝说，收入不足是文官们管理不善和贪污造成的，他的高招儿是随时向任何官吏处以“罚款”，既打击了文官又增加了银米。翻看这一时期的《明史》列传，自大学士李东阳以下没有被“罚款”（夺俸，停薪）者几稀，这股冲击波也扫荡了入不了“列传”的大批官员，这有大量的笔记和私乘为证。还有一招是“赔偿”。或是真失误，或是找茬儿，让许多官员赔得倾家荡产。
对各大“军区”的军屯地，各省则大事摊派，有的项目几乎是加倍地增加附加税，地方官反对，则由住守的太监强行执行，有的地方官为讨好则不顾实际，谄上压下，激起了几乎是到处都有的“骚乱”，西北，东北的边防军，有几支造反的。民变也发生了。最后，安化王起事，刘瑾的末日也到了。
各地的镇守太监比刘瑾还不顾后果，关于他们穷凶极恶的记录，遍布公私史籍，是标准的“小鬼当家”。刘瑾还有一套用太监监督太监的“统中之统”，叫什么“内行厂”，由他亲自掌管，在阉党中再建“党中之党”，酷似纳粹之“盖世太保”。这正是狐狸，黄鼠狼与蛇之间的联环套，一物降一物，转圈追逐。这种超常的特务统治，的确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也极大地提高了祸国殃民的能力。这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中的“踢开党委闹革命”。1507年3月，刘瑾发布了一道命令，让天下镇守太监实际上的级别和职权与各省最高文官相当，并有权监督文官，审查任何行政和司法事务，关键是当地的工作由太监总结向中央即刘瑾汇报，所有的重要公文都只对刘，经刘签发给各部门。原先的通政司已失去“喉舌司”的作用。群臣的奏章也是先具红揭投刘瑾，号“红本”，然后，再上“通政司”，号“白本”。天下只知有刘太监而不知有皇帝矣。
刘瑾公开卖官鬻爵，招权纳贿，他还没赖到后来之纳贿不办事的程度，基本上是“朝发夕至”，受贿之后几天内即“超拜”---越轨提拨。这样他事实上很快在文官内部也拉出来基本骨干。
对于那些不与皇帝及其“军统”合作的文官，皇帝便越发只用“军统”并默成“军统”干掉文官的系统工程。要细说他这方面的战绩，得拉一个很长的名单。阁臣除了李东阳，全换了，六部的长官按他的意志作了调整。举一个小例子。
浙江省应诏举荐怀才抱德的乡贤，举的都是余姚人，都是谢迁的老乡，当初起草诏书的是刘健。刘瑾“大公无私”起来，“矫旨”（他下的，但是圣旨）谓:“余姚隐士何多?此必徇私援引。”将那几个隐士下了“诏狱”，让他们交代迁，健的徇私勾当。刘瑾想把这两个前大学士逮捕，抄家。李东阳死力疏解。刘瑾的党羽焦芳在旁边厉声的说:“纵轻贷（从轻发落），亦当除名。”旨下，果如焦芳所言。那四个隐士被发配到边疆戍边真当隐士去了。刘宇则弹劾两司访举失实，被罚米，还有被削职为民的。他们在多么公正地捍卫国家
体统!然而，正是这个焦引进这个刘，向瑾行贿万金。瑾大喜，说“刘先生何厚我!”几天之内“超拜”刘宇为兵部尚书。后找茬儿让吏部尚书许进退休，升刘宇为吏部尚书---六卿
之长。挤走王鏊后，宇又入阁，兼文渊阁大学士。而焦芳是在向刘瑾密报了大学士们的杀瑾计划后的第四天就“超拜”为大学士的。焦对瑾自称“门下”，如黄埔出身称蒋介石“老师”一样，焦带头呼瑾为“千岁”。
发配走那四个隐士后，还下了一道诏书:以后，余姚人不得选京官，著为令!如果刘瑾不倒台，阳明尚未当小京官，则他永远也别想进京显身手了!整个余姚县的人都成了帝国的“敌人”。全世界只有中华帝国才有这等笑话。
赶走刘健，谢迁，刘瑾愤尤未释。南北官员越是乞留，刘瑾越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当时是绝对的天怒人怨，仅山东就连着地震45次。刘瑾也不作什么“灾异求言”的表面文章了。他以绝户的气概，赶尽杀绝的魄力，将反对过他的人打成“奸党”，勉强过完年，即正德二年，1507年，将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林瀚，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主事王阳明，还有一批言官，共53人，将他们的“臭名”榜示朝堂，传宣群臣跪于金水桥宣戒。像开公判大会式的，以期起到杀一禁百的作用。
仅《明史》所载，因瑾当权“横甚，尤恶言官，惧祸者往往自尽。”私乘记载更怕人。还有因交不上贿赂而自杀的。真想不通，居然还有那么多愚忠之人，还要为这么王八蛋的朝廷卖命!
刘瑾像挣命一样穷追不舍，于正德四年，即1509年12月，追夺健、迁，尚书马文升，刘大夏（他因惩处不法镇守太监而落职），韩文，许进等人的“诰命”，并追还皇上赏赐的玉带服物，同时被夺诰命（即连退休干部也不是了）黜为民的共有675人《谢迁传》。人们还为他们担心，以为更大的灾祸还要附加而来。而这追夺诰命的行动，居然是拍刘瑾的马屁的言官提议的!难怪正德皇帝看不起文官，刘瑾憎恶言官。
此前一年，发生过一起“匿名信”事件。1508年6月26日早朝时，一封状告刘瑾诸不法事的匿名信，放在丹墀上，一个御使拾起来交给了皇帝。刘瑾知道信的内容后，当即命令百官跪伏奉天门下，严加责问。过了几个小时，让尚书们退出。近中午时他才露面，翰林官们立即向他抗议，说他们从未受过这种虐待。刘让他们退出。一个御使说:这违反了王朝法令。刘说:正是你们把国家的事情办糟了。刘让剩下的人站到朝见时的位置上去，以便查出谁靠近放信的地点。一个大太监说:四品以下的官员没有次序，谁会傻得往那站?刘让他们重新跪下。为了找到草稿，派锦衣卫去收查各家。那个大铛说:谁傻得在家里留草稿?
六月的中午，又偏偏天气极好。几个官员晕倒，被拖走。另一个大太监给百官员送西瓜。刘马上“矫旨”调开这两个大太监。下午过半，五品以下的都被押入锦衣卫监狱。有三百多人。次日，李东阳赶紧营救，正好，刘瑾发现写信的是一个太监，没死才重见阳光呼吸上户外空气。
就是写信骂皇帝也不至于此罢。
明朝的好事坏事都能创纪录。除了“皇军”，还没人比得过刘瑾。而他本是个宫廷“文工团”团长。他太歹毒，他们太贱!所谓“士可杀不可辱”的大话，说不得了。
５．铁窗生涯
刘瑾时代将帝国的集权恐怖的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至，但还不够登峰造极，日后有更令人发指的年头。极权，必恐怖。集权必极权。不管何种方式的集权，极权，都必然强迫人们要么与之同流合污，要么被踩在脚下，已完成了的集权是能够镇压反抗的。
这时，中国的传统智慧是“静以待变”。谢迁，退居林下后，正与人下棋，追夺诰命的圣旨下达，他谈笑自若，家人和朋友都为他忧虑，估计更大的不幸还会降临。他却照常赋诗饮酒。刘瑾伏诛。他复职。这叫宰相器度。
王阳明呢?他要像蒋钦那样愚忠，也就不成为心学大师了;他要像焦芳那样奔竞钻刺，媚时趋俗，同样也不会成为心学大师。他若在被罚长跪的百官之中，会是什么表现?立即辞职同样等于抗议，再屈辱为官则贱不如狗。具有苦情喜剧味道的安排---他早在1506年11月间被刘瑾先生投入了“诏狱”--所谓皇帝直接关注的锦衣卫监狱。
在太监的“白色恐怖”抽疯期，入了监狱，算是到了家。只要别像阳明所营救的戴铣那样，一轮杖打就一命呜呼，监狱就算避风港了。阳明苦情陈辞，只怕戴铣等人在押赴北京途中填了沟壑，使皇帝背上杀谏臣，“怒绝”民意的恶名，算是太自作多情了。他也把皇帝的骗人的“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的明旨当了真---尽管他这样说时，是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他上书这件事本身说明他对流氓政治还抱有幻想。他认为皇帝还有“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的“良知”，只是被权奸暂时蒙蔽了，只要侑言官去权奸，就圣德复明，收回了放跑了的良心。
其实，正德与刘瑾正觉得文官烂透了大半，像刘瑾反击那位御使时所说的:你们懂什么国家法度，国家正是你们给闹糟了。他们就是要从文官手中夺回掌管国家的权力，不是一个简单的宦官蒙蔽了皇帝的问题，而是皇帝也想这样做，宦官体现了皇帝也许还朦胧的感性的意志。已然的事实不用再重复了，刘瑾死后，皇帝并没有变好，也说明一些问题。
刘瑾将包括王阳明在内的53人列为奸党，榜示朝堂，创造了内官把朝臣打成朋党的恶例。说明他们是有“理论”的，有战略意图的。当时还没有彻底不上朝的正德是能够看到奸党榜的。最后拿刘瑾做替罪羊以"谢"天下，以缓冲与文官集团的紧张关系，说明正德比刘瑾还赖而已。
阳明坐在大狱里，很难“不动心”。他奶奶，父亲，还有妻子，都与他同在一片天下，但几乎是人间地狱般的坚硬的隔开了。他留下了《狱中诗十四首》。第一首就是“不寐”。北京的十二月，冷酷如世道。铁窗之内比外面更是魍魉世界，越睡不着，越觉得黑夜无尽头。“阳明释夜”没有包括这种夜，这是“具体”的夜，他解释的夜是哲学化的抽象的夜。什么东西一被抽象就拉开了“审美距离”，而具体是一团血肉模糊的实在。他自己也承认"我心良匪石"怎么能不会被深悲大戚搅动?“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人生如同电视剧，现在被抛出轨道，正可成为“看客”来返观自己在舞台上的际遇，品尝当时来不及品尝的滋味。要用一句话概括他此时此地的心境，就是后悔。不是后悔营救戴铣他们，而是根本就不该重返仕途!“匡时在贤达，归哉盍耕垅!”这个世界是他们的，我就不该来参与，现在倒好，想回家当个农夫，也找不到自己的地头了---太晚了。这种绝望的心情说不得贤与不肖，只是人之常情。
他还没有谢迁那种宰相“功夫”，弘治时代那宽松的气氛“赚”他出山，结果却落了个身陷囹圄的下场。面对锦衣卫狱那特种大墙，朝政黑暗到如此程度，不仅过去的各种努力都流水落花，而且前途比这大墙里的黑夜还一塌糊涂。“崖穷犹可涉，水深犹可泳。”唯独坐大狱里当萨特所写的“苍蝇”，则如掉到无底黑洞中，除了“荒诞”，飘忽，没准，他还能感觉到什么?因为他现在还只是个诗人哲学家而不是谢迁式的政治人物。
铁窗生涯“窒如穴处，无秋无冬!”像在漫漫长夜盼望银河欲曙的任何人一样，他也只是“岂无白日?寤寐永叹!”除了说一些“悠悠我思，曷其极矣!”他也是毫无办法。
等最初的尖锐的痛苦稍微地靠“习惯”变得能忍受时，他靠学习来打发有天没日头的狱中生活。当对命运毫无把握充满恐惧感时，谁都想“明白明白”。所以，他此时想读而且读了的是《易经》。可能允许家人看望，他能从墙外得到食物和读物。使他从而能够“暝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奥。”自己也占卦，什么“遁四获我心，虫上庸自保。”遁，这个卦象是艮下乾上。象征退避。卦中二阴自下而生，阴渐长而阳渐消，小人渐盛，若山之侵天;而君子退避，若天之远山，故名遁。《经典释文》解此卦曰:“隐退也，匿迹避时，奉身退隐之谓也。”得我心云云，无非是想“重返阳明洞”而已。
他来自遗传的自幼热心的一直没放弃的道教情结，此时大大地释放出来。《见月》《屋月》二首，再明白不过的表露了道教情调的生命意识。尤其是后者，纯然是在“拟”《古诗十九首》。然而，这个人永远不会单线条，他在体验道教义理时能触类旁通到儒家的高明。在:“泪下长如霰”时，能体证颜回箪食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并非矫情，说明他也能找着“孔颜乐处”的门径。自然也因为《易》乃儒道两家共奉的经典。还因为狱中有儒门“战友”，他们在大墙之内依然讲学论道，在高明远大的圣道之中，体验到了俗人难以理解的精神愉悦（“累累囹圄间，……至道良足悦。”《别友狱中》）
他最伤感的是对家人的怀念。什么“思家有泪仍多病”，“萧条念宗祀，泪下长如霰。”等等，叫人觉得他这个人真实自然，无虚矫之气。只有这种人才可能体证真正的心学，这是他与玩弄心学之人的本质区别。
在幽室中他度过了最黑暗的1506年，大年夜，他只有对着从墙缝中射入来的月光，他在“旁皇涕沾裳”之余，勉强滋长出“逝者不可及，来者犹可望”的自勉式的朦胧希望。他在狱中过年，家人牵挂着狱中的亲人，他也因知道家人的牵挂而“忽惊岁暮还思乡。”打断他乡愁的只有忽然串上床的狡猾的老鼠。在会稽山下散步，在余姚江中放舟，这最最普通的家常生活，现在成了他高不可攀的梦想---成了他做人的全部代价。
因为，要想重新拥有这一切，也很容易，只要他提笔给刘太监写一封悔过书，效忠信，他就会被车马迎还。因为刘在严酷打击文官的同时，也急需树立“投诚”的标兵，以分化敌人。当时也有这种“巧人”。在刘瑾伏诛之后，从他的住宅抄出大量文武官员巴结他的信件。有人主张按阉党处置，李东阳说，当时我且不能不屈从，何况别人。于是将信件烧毁。而当时刘瑾几次暗示王华，只要王华去刘的私宅一趟，不但阳明可以平安无事，而且他父子俩都可以得到升迁。但华就是不去。刘瑾有个最大的特点是爱才，当他还是东宫一个只管文体活动的普通太监时就听说过王华的大名。现在他想学蔡京揽杨时的办法，想网络名人来装点治平。
文官集团内部远非铁板一块，任何时候都有奔走权门的无骨奴才。在宽松的弘治年代，依然有人疏劾谢迁，刘健，李东阳堵塞言路，压抑胜几者（《今言》）。现在，言路真堵了，却听不见反抗堵塞言路的呼声了。这叫做“天下无道则庶人不议”。
阳明绝不会想到去走那敞开着的狗窦。
他不得不静以待命，做被人决定生死明晦的“主人翁”（戏用心学术语）。
好在刘瑾要从重从快地处罚他们，以敲山震虎。所以，皇帝和宦官在皇宫内，阳明他们在铁窗内过完年后，处分决定下达了。阳明被发配到贵州龙场驿当驿丞。好大的一个官儿，不入流的役吏而已。自然比在阙下当场杖毙，比明正典刑要强一万倍了。因为这种差别是生与死之间的差别。阳明比戴铣，蒋钦等幸运多了，他应该唱“赞美诗”，写“强盗颂”。至少应该念一万声阿弥陀佛!
他还行，很镇静的也很黑色幽默的说“报主无能合远投”，“且应蓑笠卧沧州”。沧州是宋代发配人的地方，一如清代之宁古塔，伊梨，遂成为戍地之别名。其实这种发配只是叫人死得慢点而已。是置于死地的另一种方式。他明白，但他要活下去，不甘心像这样被当成臭虫般的踩死。为“留得升平双眼在”，他接受刘太监这一安排。他留着这双眼睛看看螃蟹能横行到几时。
尽管前途渺茫难言，他还是从容地与狱中曾一起讲学论道，切磋砥砺的难友深情的一一别过，并留诗勉励:
愿言无诡随，努力从前哲!
还是足够“革命”的，流动着死而复生的健康乐观的情调。
据说不死的囚徒比任何人都富有梦想。
任何艰难困苦对于志在成圣成雄的人来说都只是培训进修，只要能活下来。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依然有理由说，这次培训使阳明终生受益，血的教训使他明白必须“道术一体”才能有效地“行道”。
６．上路
原因一言难尽，明代的文官牢狱之灾颇重。像方孝孺式的既不合作又献身的是一类;跟宦官斗争的是一类;还有就是所谓“工作失误”也常常下狱。在风口浪尖上弄险的言官，赶上朝中的“大故”时自然难免争先恐后地跳火坑;就是平正的“儒林传”中也颇多下狱论死之类的话头。号称明代头号大儒的薛，在办一件案子时，被弹劾，宦官王振为报复薛不拍他的马屁，决定处死，要行刑的那天早晨，振的仆人在爨下哭将起来，问为什么?他说:“听说今天薛夫子就要被砍头了。”振大感动，后终得不死。薛在狱中等死时，读《易》自如。胡居仁的学生余佑的部下稽查住了宦官的走私船，他也被宦官投入监狱，在狱中，他著《性书》三卷。明中叶以后，文官集团内部的党争，也是着急了就想办法把对手往局子里送。
说这些是为了点明王阳明的铁窗生涯只是明代文官普遍的牢狱之灾中的一出小戏，并非什么非凡的足以傲视群俦的大节目。但对阳明的一生是至关重要的大节目。对于后人来说，重要的是为什么别人坐了监狱没有开创出改变了中国思想史发展方向的心学，偏偏王阳明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他在狱中，找到了彻底的虚明，找到了“孤独个体”那种无所依傍的深渊感。在天地之间，除了自己这颗心，还有什么是最后的依据?于深悲大戚之中，还能不屈不挠的坚持得住，靠什么?除了靠“心之力”，还有什么力量能伸进大墙来支撑自己?这些问题他暂时还没有最后透悟，但已在这场培训中种下了“觉悟”的智慧种子。等他到荒无人烟的龙场继续坐监狱时，“种子”终于开花结果。“心学”的一个最智慧的法门就是能将"万物皆备于我"，能化一切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君子友我，小人资我，艰难困苦玉成我。
这自然都是事后看着如此。当时的情形绝不这么美妙。他出狱后，外面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刘瑾已严密地控制了京城。锦衣卫的特务不但遍布四方，且已进入重点盯梢的细致阶段。象阳明这样的奸党，榜上排名靠前的重犯，刘瑾早有布置。有的记载说，是先让锦衣卫在钱塘江边预伏;有的记载说是派锦衣卫追赶到江边，反正是要干掉他。暗杀是不用付出政治成本的。也因此他还是可以在京城稍事逗留，与还敢与他相见的朋友依依惜别。他入狱后不久，王华即被借故弄到南京去了。貌似平调，其实是贬官。京城中的精英，至少是反刘瑾的风云人物所剩无几。能与阳明称为道友同志的不过二三子。他们是宁静的学者或略疏远政治的道德家，思想家。如湛若水，汪抑之，崔子钟。他们不会因白色恐怖而疏远朋友，照样为他置酒赋诗，“搽洗伤口”。尤其是他还将远戍贵州，能否活着再见还是个问题。再加上他现在是彻底地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其中酸甜苦辣毋需说，不必说，也难以言说。除了安慰就是鼓励，然而一点也不虚伪空洞，恰恰相反，充满了“精神贵族”的高贵气韵。他们之间的唱和，流露出来的都是坚强的道义的尊严，没有丝毫的怯懦的失败的悲鸣。尽管廷杖，大牢，还有一点希望也看不到的压抑的现实，以及吉凶未卜的漫漫贬谪路，这其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让凡人绝望乃至于自杀。但阳明却偏偏能于绝处化生出“新大陆”来。了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