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通驿
他一到贵州龙场，就大作起“去妇叹”来。然而，他在《瘗旅文》中，却说他之所以未死于这瘴毒之地，原因盖在于他未尝一日心戚戚。他不可能真“入火不热，入水不湿”，《去妇叹》一写就是五首，用的是楚地“故事”，显然是再发一回屈原式的浩叹。除了说明此时阳明的心情外，了无意趣。无非是些妾命如草，泪下不可挥之类的悲鸣。个别语涉讥诮处小有意思，余殊不足观。这种弃妇的悲鸣，从屈原到龚自珍都一律可鄙可厌。这是儒家最反感的以妾妇之道事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与那些得了手的谄谀之徒的差别在于他们被一脚踢了出来。阳明的学生没有删去这些有辱师风的既谄且惨的文字真是失职得很!尤其是阳明在初步悟道之后，还发这种无道的臭气，真是打不走的看家狗了。去妇云云，就是丧家的乏走狗而已。狗的本质，众所周知就是"奴性"。大讲要当“主人翁”的心学，还去不掉狗性，这种心学也只是狗的心学而已。或者简单地说就是狗学了。这，自然只是“一度”现象。偌持续如此，还真如他本人所说，早就死在这瘴厉之地了，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世界观的改造真是一个反复的过程。他在湖南的圣学气象居然能被瘴厉之气刹那间包裹起来。成圣的不易之处正在自身。圣道如青天，凡人独难上。一日不能“克己”则一日不能“复礼”，孔老夫子，早就深有体会。“自己”诚然是最难战胜的。
这个反复，激起了一个可喜的反弹。一日不能成圣，则难免一日反复。
而且，说来也是，突然被抛到一个标准的异国他乡---语言不通，生存基本条件基本没有，空气不仅稀薄而且恶劣，这对于有肺病的他来说是致命的。就是升官到此，亦足悲矣---象阳明埋葬的那个吏目一样，更何况是贬官至此?
龙场，是一般的地图查不到的小地方。在贵州西北的修文县，处万山丛棘之中，十分偏僻闭塞，虽不能说是个动物世界，但毒蛇遍地，野兽串奔，他初来，住不到房子，就以石穴为室，与猪鹿同游。在此建立驿站，并没有什么别的实用价值，只是为了打仗。此地有军事性的战备作用，准确地说是为了以防万一才修这条驿道。因为太偏僻了，这条驿道，几乎没什么人马通过。刘瑾作梦梦游着想到了这么个好地方。
阳明住在这里实在不比在监狱里好多少，至少北京的气候，他是没的说的;而且狱中还有可以谈学论道的“战友”。再说，迫害的高潮过去之后，基本上也就死不了了。而此地是随时就要被大自然夺去生命的。虽然说是官差，但一点权力也没有，与通都大邑管驿站的相去天壤，那是肥缺，是可以为害一方，鱼肉百姓的权要。而这里能跟他说话的都是亡命到此的“盲流”儿。
被抛到这种绝地，整个世界变得单纯了---变成了"人与自然"这样一个最原始的问题，他又被抛回“初民社会”。正是可以深入思考“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这个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且，每活一天都在经历着死的考验。他也算多次经历过九死一生考验的人了。在帝阙之下，杖四十，他昏了过去。钱塘江投水，不管是否有杀手，也算死里逃生。来时，在天心湖前水中遇难，更是险象环生。但那时死是偶然的，现在死是必然的。几乎变成了活着就是在等死。---他差点要修“堂”--象鲁迅自名的堂号一样。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得失荣辱诸关均已打通，唯有生牢死关这一念“尚觉未化”。现在，考验日日临头，他自备石头棺材一副，自誓曰:“吾唯俟命而已!”事情已经到底就还它一个到底，也就没有情绪反应了。因为情绪就是没把握时的一种代尝性反应。他再进一步继续在监狱里的进修:“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年谱》）这才到了他在《瘗旅文》中说的“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我未尝一日而戚戚也”的境界。
跟他来的人，没有他这种道行，他的修行方法，那些没有哲学心智的人也难以领略。在这一点上，他只能自家吃饭自家饱。尽管他是个愿普度众生的大乘信徒，也依然不能代他们修行，白给他们输入个“心中洒洒”。他只有为他们作饭，喂他们食水;本来，他们是来服侍他的，现在翻了个儿。他以能助人为美。仁，或者说人道情怀始终是他的人格底色。在航行遇难之际，“丁夫尽嗟噫”他却“淋漓念同胞，吾宁忍暴使?膳粥且倾橐，苦甘我与尔。”在实际考验的关头能如此，才真做到了"民胞物与"。单是喂饭还不够，又怕他们心中苦闷，给他们“歌诗”;还是闷闷不乐，他又给他们唱越地小调，家乡的声音足慰乡愁，他又给他们讲笑话，逗闷子，终于使他们忘记了疾病，乡愁，身处异国他乡的种种患难，他和他们共同度过了痛苦的不适应期。这也"训练"了他后来广授门徒，因材施教，因病发药，随机点拨，不拘一格，哪招灵用哪招的特殊"教法"。
于此，也能看出这人实干家的质地。既非苯得只能作官的"官崽"，亦非只能过纸上苍生的读书虫。他能够以环境克服环境，能够在任何条件下化险为夷，从而才能在弱智低能者必死无疑的险恶生存境遇中，奇迹般的活下来。这是他既把自己当人，又不象屈原，贾谊一样自视甚高从而无法与现实相妥协，自速其死。他虽然没有苏东坡那么"旷"，但有与苏不相上下的"达"。达，才能通，通才能不痛。他既使不是自觉的，也暗暗地应用着《老子》"虚己应物，应物而不伤"的法则。
２．顿悟
他象卧薪尝胆的勾践总让人问他忘了那些耻辱了没有一样，他总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他一直用以抵励自己的那些淡泊圣人，已经不够了。因为曾点，颜回都没有承受过这种精神物质的绝地境遇。就是孔子陈蔡绝粮也只是几天的事。被处以宫刑的司马迁，也只是一刀之痛。在没有现成的经典可依的时候，最见心学"临场发挥"又能合乎正道，权不离经、经权互用的"用处"。
置于死地而后生，在军事上也许只是一句鼓舞士气的大话;但在生存哲学，生存智慧的锤炼创建时，却是必须如此的"基本原理":不临"实事"之真际，不可能求出真真切切实实的"是"来。用存在主义的话说，这叫:不进入临界状态，不可能发现生存的真实境遇，也就无法看清"在"的本质。阳明无暇穷究这些"学"，他要捕捉的是切实可行的"理"。现在，皇帝和上帝还有刘瑾让他专门来"打捞"这个"理"来了，他怎么能不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呢?再说他怎么能不拼命在被置于死地之后而求生呢?
他不但将37年的家底都拼将出来，还把他拥有的三千年的文化底蕴都用头皮顶出来，日夜苦苦琢磨，约略相当闻一多描写的要迸发出那"一句话"的场力，自少这样来体会阳明此刻的"心火"或能"得之矣"。
在春夏之交的一个午夜，他忽然从石床上呼跃而起。把跟从他的人着实吓了一大跳。因为他本来睡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发起癔症来?象练气功的人在发功似的抖动，身不由己的前仰后合。一阵激动过后，阳明说:"圣人之道，我性自足。过去从外物求天理是舍本逐末了。由外及里的路子整个是场误会。"要把颠倒了的大路子再颠倒过来，只有以我心为天渊，为主宰。他此时悟通，后来再三申说的口号就是:"所谓格物致知并非如朱子所说的用镜子去照竹子，而是倒过来，以心为本体。下功夫擦亮心镜。""所谓的'格'就是'正'，所谓'物'就是'事'。"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心中无花眼中无花"---"天下无心外之物。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就是他所大悟的"格物致知之旨"。
《年谱》记载，说他日夜端居默坐，以求静一。参圣人处此更有何道？象睡觉时有人告诉了他格物致知之旨。黄绾作的《行状》则说，阳明于一切得失荣辱皆能超脱，自备一个石头棺材，除了等死啥也不想了，澄心静虑，反而一夕忽大悟，踊跃若狂者。王龙溪则说，“恍惚神悟，不离伦物感应，而是是非非，天则自见。”
这也就是所谓的"龙场悟道"!
其实是一种灵感状态，它来自澄心精虑，靠静坐除去欲念，让心体本身凸现出来，近似白沙的静中养出端倪。信基督教的人说灵感是圣灵附体，信神仙说的以为是仙人指点，阳明就觉得是在梦想中有人告诉他的。当然不存在什么神仙点化的问题，只是他本人的一种积累性的情素在神经放松的状态中领取到的一分确认，是经过长期含吮突然产生的理智与直觉相统一的心念。他后来自己说此时是"良知"出来了。从而能够突破经
验状态而"格外"开悟。这是自然的血性的信仰，是血色哲学的心念，而非实证主义的科学论证，是美感式的确信，是一种"诗化哲学"，是诗和思凝成一道青光，照亮了"我心"，照亮了"亲在"[海德格尔语]，找到了原初之思、心灵的家园。
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完成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小而言之，则与诗人梦中得句，哲人梦中得"口号"，如出一辙。
这一悟上距"格"竹子大病一场已经16年了，距坚定"圣人必可学而至"的信念将近20年了。二句十年得，一吟双泪流。他这是一句二十年得，一出怎么能不泗泪流?
那么他到底悟到了什么?如此欣喜若狂的心理机制又是怎么一会事呢?
如果我们不是耗子眼里看上帝，那么说他这种悟是种自然反应，当不算亵渎。所谓自然反应，首先是说这是瓜熟蒂落的自然结果。这十大几年，他一直在这条线上摸索，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不欺心"的对自己的交代。以往此意不出，是力不从心，心力未至，是感受不到这种境界，精神到不了这个层次。"知道"但"做不到"。做不到的关键是世俗心态总也化不干净。"天欲降大任于斯人"，让他象蛇须退皮，退不了就是个死一样，一层层地退，先是打击他的好名之心，越好名越让他得不到"名位";再锤炼他的荣辱耐性，廷杖，监狱，贬官;直至到他将生死观打通，活脱脱还他一个"赤子之心"时，他才能领取这份"人参果"。自然，初生的婴儿，歌哭于路的孩童，不曾经过这番历练，也不可能悟通"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真实涵义。"复归"的人性，是宝玉变成了"石头记"，比原初的自然本性螺旋上升了一层天。
阳明后来教人:良知人人天然现成，就是现在说的这个"吾性自足"。但，一入滚滚红尘，童心变成了凡俗的利害心，是非心，将良心"放逐"到毛短毛长的得失计较的人欲海，遂成为自负其尸到处游走的行尸走肉。志在成圣者的一生就变成了"求其放心"的一生，求者，找也。找阿找，阳明在不惑之年到来之前总算找到了，他怎么能不"绝处逢生"一般"呼跃"呢!这找着的刹那，虽然是经衣带渐宽终不悔地苦苦追求，但这一蓦然回首却是自然而然的发生的，是拔苗助长反而不得"自然过程"。一旦得之，自然也要有"呼跃"的心理反应。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不也是与此同构的情结么?
真这么管用么?这就看你是个什么人了。有无宗教秉性是个内在的标准。有，自有;无，自无。有，就要死命的去找"放心"，找到之后，就如真神附体，就元气沛然;找不到就恍然若失，心魂相失，神不守舍。阳明始终反复，波浪式的S型的飘流着跋涉，也是因为找不到"定心神针"。老百姓说的"找着魂了"，就是此时阳明的精神状态。
儒道两家说的"道"，本是这种定心针;周敦颐的"太极"，其他宋儒说的"理"也是。但是，这种体悟性的口号式的标举，象著名的比方，第一个用之者，是确实的直接的生命体验，尔后众人再用，能知其奥义本味者鲜矣。因为，一成套语，便"伪"者甚至反对者也可烂用矣。尤其是科举制度把圣学变成了俗学，无耻小人，歹徒，阴谋家都可以用圣贤的话语来骗取国家名器。检验有无的标准就在内心找着了心本体了没有。
阳明为什么那么反对宋儒尤其是朱子的注疏辞章之学标价为"支离"，原因也盖在于此。所谓"支离"就是把只能内在的体验意会的"道"变成了即使没有体会也能言之有理的"学"。这相当于，把诗变成了诗歌作法;把伦理变成了伦理学;把宗教体验变成了宗教研究，把人生智慧变成了学院派的学术研究。更不雅的说，是把微妙的运用着全副知觉感受的爱情变成了婚姻文书，结婚指南一类的教科书。用大字眼说，这样做，实质上是使圣人之道的中心或本源性的意义被"支离"了，瓦解了，一切都变成了"话语"。既然变成了话语，也就可以变成语言游戏，嘴里不说心里话的形式主义的语言操作。这种做法使"圣经"普及以致于出现了成熟的举业"教会"，而事实上圣学的精义已经消亡。孔孟复出反而考不了这种"经义""制义""时义"时文"，就是滑稽而严酷的证据。
横亘在阳明面前的正是这种文化现状和真正的思想难题。他要彻底翻它个个儿的也正是这个已经很成熟的"文化统型"。他用了十几年的功夫才总算摸索着了这个"文化地图"的门径，捉住了这个庞然大物的把柄，从而他觉得可以把"地球"抡起来了。
所谓"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哲学意义在于此。
后来，他把这个原理简化成"心即理"。这种话头陆九渊们早就说过，但从"纸上"得来的，在心学这个精神体系中是不算数的。
能"学"过来的东西是衣裳，用心"证"出来的才是自家骨头上长的肉。
阳明心学的要义在于恢复儒学的宗教性，从"支离"的学术包围中突围出去，恢复圣学的神圣性---阳明深情的以悲壮的"承当精神"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骨血。"
若来点煞风景的“解构”式阐释，则觉得大儒阳明的悟道，其“功课”酷似禅宗之参公案获得的顿悟境界。“圣人至此，更有何道？”是他契入的心念，反复参究的结果是豁然开朗，一处透，千处万处一时透；一机明，千机万机一时明。阳明悟了之后曾默证六经，无不相合。这与禅宗之明心见性的顿悟后由二元世界透入一元世界的脱胎换骨的升华境界若合符节。兹举高峰和尚参究“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事例略见一斑：
山僧昔在双径归堂，未及一月，忽于睡中疑著万法归一，一归河处？自此疑情顿发，废寝忘食，东西不辨，昼夜不开，开单展钵，屙屎放尿，至于一动一静，一语一默，总只是个一归何处，更无丝毫异念，了不可得。正如钉钉胶粘，摇撼不动，虽在稠人广众之中，如无一人相似。从朝至暮，从暮至朝，澄澄湛湛，卓卓巍巍，纯清绝点，一会万年，境寂人忘，如痴如兀，不觉至第六日，随众在三塔讽经次，抬头看见五祖演和尚真，蓦然触发日前仰山老和尚问拖死尸句子，直得虚空粉碎，大地平沈，物我两忘，如镜照境，百丈野狐，狗子佛性，青州布衫，女子出定语，从头密举验之，无不了了。般若妙用，信不诬矣。（见《古尊宿语录》）
当然，阳明悟道的形式与此相近，而内容并不相同。阳明的悟，不离伦物感应，而是是非非，天则自见。但他早年沉溺佛教、道教，尤其是在阳明洞天的静坐功夫，此时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儒、释、道三教在最高的神秘的心体呈现境界同通无碍，都讲究一个“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
３．知行合一“心”路难
并不是一悟便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以前，他也曾不同层次的这样脱胎换骨过，并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圣人虽可学而至，但不可能朝发夕至。
他这一悟固然是拔出了地平线，但还只算是把心安回了自己的腔子，怎么从里往外的去求证大道呢?否定析心物为二，道器为二，言行不一，知行歧出的"支离"学风，虽也是打了一场大仗，但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尤其是心学这种精神学，它将世界聚焦于我心，遂将所有的问题变成一个问题，任何一个问题也就是所有的问题。没有表里，内外，上下，任何"一'都是具体而微，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整体。这叫破除了二元论，返回了道本体。这样才能挣脱"话语"的的异化，重返"意义"的伊甸园。
作这样的性灵玄言诗是容易的，对于久久浸润在中国这个古老的语文传统中的文人，只要他愿意，很容易做到这一点。但要以此精神生成具有再生产能力的自身具有叙述功能的哲学来，便还真是"哲学转换"这样一个改天换地的大问题了。用得上东方朔那个浩叹"谈何容易"!
阳明的一生象一部动人的成长小说。一个外省青年四处寻求圣在哪里?道在哪里?而且基本上是"赤手挽银河"。当他在差近原始生活的天地中，做卢梭式漫步遐想时，悟出圣、道就在我心里后，他去种地去了---因为不自己种就得饿死。
刚刚过了最初的适应期，没有象有的中土人士被抛到此地，没过了高山反应这一关，被瘴疠气雾给送走了。一个也是贬过来的原主事，叫刘仁徵就是这样死的。阳明因"足疾"，不能亲自去哭奠，便作了一篇祭文，发了一通哲学性的感慨。"仁者必寿"，而你却"作善而降殃"。瘴疠盖不正之气，与邪人同类，你死于兹，亦理固宜然矣。人，总是要死的，死生如夜旦；生，不足喜;死，不足悲。
---这就是他悟通了的生牢死关?从理论上说，实在没什么稀奇。但真正融化在血管中落实在行动上，便不是滑舌利口的野狐禅，言行歧出的支离学了。阳明的心诀是"生死两忘"，空诸所有，无念无执。这更多的是释道心经，非儒门的"本生经"。但聚焦为以心做原点的思想体系，又必然象主役奴一样役使任何可以为我所用的智慧。这叫“拿来主义”。
有出息的拿来主义是中国智慧的一大法门。即中国式的实用主义。只要有主人翁的气概，朴实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明睿的全局眼光，这种"拿来法"便是宝术。阳明是具备这些必要条件的高人。正好，他又是在深渊境遇中，在无外势可依的情况下，找到"我心即宇宙"这种"心术"的。所以，他不可能变成"大独裁者"的心学，也不可能变成"喜欢谁就是谁"式的唯意志主义。同是心学路数，来路不同，其表现和效果迥异。因为"心"不是单纯学理能够决定的，所以，不仅后来心学门派林立，而且持心学大态度的诸色人等的作为也五花八门。这，事实上是个谁来为心立法的问题。可惜，心学理论上没有这一维。似乎，伪道学，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伪心学"便象泥鳅一样难把捉了。
是否可以有这样的划分:从绝境中"压"出来的心学;在顺境中"狂"出来的心学。前者知道天圆地方，但想办法让"万物皆备于我";后者万物已备于我，从而难以知道也不想知道天圆地方。这两种心学的差别比心学与汉学，理学的差别还大。这是我们在全面进入心学世界之前必须明确建立的界限意识。这当然是最粗糙的一种区分。
阳明的我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实是逼出来的。从大千世界，功名事业，直至生死存亡，退到无可再退，不得不"反身而诚""反手而治"---孟子的反手而治在政治上没有看见成功的范例，在人格修养上，阳明算是最耀眼的得天下大名的显例。圣学传统拯救了他，他又转过来拯救了圣学传统。社会的压力，理学内部的压力，压得他不得不来当"变压器"。当然，他也是个天才的变压器。
所谓天才就是有这样一种反思能力:除了知道自己了不起之外，更知道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更准确地说，是有这样一种应变能力:就是在需要"了不起"的时候就可上九天揽月，在无可奈何时就混迹于鱼鳖，而不更多的去想什么委屈不委屈。大气浑然，元气淋漓，在儒家辞典中，这叫"通权达变"，唯圣人能之。阳明"悟"了之后，差不多"几于圣"了。
那么，差多少呢?---不动心（情）时，差不多;一动心（情）时，就差多了。
他来时带着些盘缠，一路上车马船费用去不少，他还得留着预后的花销;再加上到达此地时，正是春荒季节，他遂屡有"绝粮"之虞[谪居屡在陈，从者有愠见]。他决心学农，将南山开垦出来，自己来个小"军屯"。而且"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还没有太过耕种的时期，能种出几亩来。他马上给这种生产活动找出"意义"来:不仅单为了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还可以让周围的鸟雀也有了吃的，余粮就周济了穷人和寡妇。
他遂开始一边种地一边作"修理地球赞":
起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
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
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
能够"干一行爱一行"，只要是自己干的就能且要找出通天的意义来，这是中国诗人哲学家的惯用的"自我重要法"，从而给身处边缘的角色和一点也不重要的活动找出参赞化育通天彻地的重大意义。寻找价值，赋于价值，投射价值，反正"我"想叫它有多大价值他就有多大价值。在身处危难之机，这是可爱的"精神胜利法"，是我人能够战胜许多苦难的秘密武器。这种精神胜利法功德无量。
但又毕竟是精神胜利，当精神不想胜利，或胜利不起来时，就还是个当哭则哭，当苦则苦。悟透了格物致知的要义不在逐物而在正心，也依然不能必然保证"心"就刀枪不入了。"逐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摧。"
他最焦急的是生命--这种时间性存在--在白白浪费。有一次，他坐在石头上弄溪水，开始时，还欣欣然，有兴趣洗洗头。溪水太清澈了，照出了他的白头发，37岁的人长白头发已不算"早生华发";但他却着急了:
年华若流水，一去无回停。
悠悠百年内，吾道终何成!
是啊，过去感到"生有涯知无涯"，日日逐物，何时是了?自从悟道以后又出现了新问题，就是知"道"了，怎么去做到?他差不多是首次用了"吾道"这一庄严又隆重的大字眼。他终于有了不同于汉儒宋儒的"道"，是完全有资格说"吾道"了。更严峻的问题是怎样"行"?不行终不"成"。他在开始逼近"知行合一"之旨。
他现在为"成道"能做的事情也只有讲学。然而用正常眼光看，这是不现实的。客观条件几乎为零。在这种时候最见心学的"过人"之处和主人翁精神，决不没有现成饭就不吃。恰恰相反，首先是高度真诚，然后是为了"成道"，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４．自行化他
话一说又远了。心学以诚为本，密切联系群众，再加上又跟当地人学农活，还有他那一套亲融自然的可爱派头，而且他从心里觉得当地这些醇厚朴实的"夷人"[其实传统标准的说法夷是指"东夷"不包括云贵一带，但阳明不重史学，不重视知识性问题，常出这种常识性小错误]比中土那些已被文化异化的虚伪的士夫更值得亲近。他多次表示:跟这些野人讲论"吾道"比跟中土夫更容易相契。总之，从他来了之后，几乎是有意主动搞好与当地人的关系，化夷为友---这是心学之"转化诀"。这样做是既合圣道，又有现实好处的。
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他们渐渐敬爱他，他们是用行动来说话的真正的实学人士，他们见他开辟那块地方，以为他喜欢那里，便在那里给他盖起房子来。反正，山上可以用做栋梁之材的树木有的是。很快大架势成立，他则做些情调性的布置，四周布置上竹子，花卉草药，"列堂阶，辩室奥;琴编图史，讲诵游适之道略具。"
不到一个月，这个被他把它命名为"何陋轩"的文化基地从无到有了。名，用孔子"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典，实，则是为了"信孔子之言"---信者，申也。弘扬孔子之道即是化俗工作也是对自己的精神安慰。通达的儒者就是随时都能找到这种一体化的感觉。而且事实上，也的确不陋了。人们到了这里，都觉得恍然置身于象样的通都大邑的阁子楼里了。他自己也忘了是在边僻的夷地。更重要的是有学生来求学问道了，他，可以为弘道而工作了。从任何具体的事情中都能找到意义是仁学万物一体的原则。尽管夷人如未琢之璞，不可以"陋"视之;但夷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能中和不懂节制。是必须用教化功来"移风易俗"的--因为在朝美政在野美俗是儒生的使命。因他们本质好，君子居此，教化起来也容易。这篇《何陋轩记》以耍小聪明话的结尾:我固然不行，以待来者吧。谦虚得失掉了"吾性自足"的士气。
这个"何陋轩"就是名载史册的"龙冈书院"的校址。其《龙冈新构》诗云:"初心待风雨，落成还美观。"并赋于它杜厦白裘广庇寒士的"意义"，说这不单是为了自己，而且"来者亦得憩"。更主要的是他由此看出实干的"意义":"毋为轻鄙事，吾道固斯存。"心学要不找到意义，其心就成了"放心"。
阳明在新轩前面又营构了一个小亭子。四周都是竹子。又动用"文化传统"来缘情布景借景抒情，叫它"君子亭"。暗连"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倒在其次，更关键的是"竹有君子之道者四"，学生又说"我"象这竹子。松，竹，梅是著名的象征君子风的"三友"。这自然是自孔子的比德说开发出来的把自然景象视为人格的返照以及可以生成人格的"现成思路"。
不过，阳明不算谬托知己，他还真足以副之。他具备中虚而静，通而有间的竹君子之“德”;更有外节而直，遇难而不慑，处困而能亨的竹君子之操;过去在朝是应蛰而出，现在在夷是遇伏而隐，都能做到"顺应物而能当，虽守方而弗拘"，这是了不起的能够通权达变的君子之“时中”[任何时候都恰到好处];他还觉得自己具有竹子式的挺拔特立，不屈不挠，意态闲闲的竹子之"容"。他在文尾又照例谦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这种寻找意义的命名活动，还真有教化之功。人的一生是个不断的自我定位的过程。是争上游为君子儒呢，还是趋下流当小人儒?关键看你立什么志。自我命名就是门立志的功课。观念，观念，首先是自己关于自己的观念。每一观念出，都是对已有的感性经验，情绪意欲的一种整理提炼。自小，是小;自大，也是小。如何恰到好处地提升自己则成了为己之学的关键环节。
５．毕竟不退
阳明的命很大，但运总是不顺。当他稍许自得起来些，就又有麻烦了。有些人有理的没有道理，自我感觉良好的没有道理，但就是能没道理的"好"下去。另有一类人，总是卑以自牧，谦抑自己，却总是有茬子找上门来。阳明并没有招惹当地的官老爷。别说他的品格非生事之人，而且他现在也无生事的形势。思州太守不知为了耍威风呢还是为了借此立功曲拍刘瑾的马屁，他居然无缘无故的派人到这个驿站来侮辱阳明。
阳明已练就了"动忍增益"的功夫，但周围的夷人群众看不公了，他们奋起保卫敬爱的王先生。他们打跑了来耍赖的"官崽"。这自然扩大了事态，太守大怒，向上边告阳明不但不服从当地政府的管教，还聚众闹事。这对阳明自然是相当不利的，这也可能是"当道"的一个阴谋:挑他出头，然后借此口实，进一步收拾他。
幸好，此前他的行谊吸引了思州的按察副使毛应奎，这位毛公也正好是浙江余姚人，是阳明的老乡。阳明还曾为毛的"远俗亭"写过一篇"记"文。现在毛出面为之斡旋，既在正印官面前为王疏通，又劝王去陪个不是。王的回应特别见心学的艺术，也表现出阳明政治家的水平，绝不是半生不熟的政客的技术。他给毛写的信相当漂亮:
昨承遣人喻以祸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请谢，此非道谊深情，决不至此，言无所容!但差人至龙场陵辱，此自差人挟势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龙场诸夷与之争斗，此自诸夷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则太府固未尝辱某，某亦未尝傲太府，何所得罪而请谢乎?跪拜之礼，亦小官常分，不足以为辱，然亦不当无故行之。不当行而行，与当行而不行，其为取辱一也。
因为在龙场的争斗是差人大败输亏，所以阳明故作高姿态，先给太府一个台阶下，再腾开自己的身子:我与太府之间没有任何冲突，所以不存在我必须去谢罪的问题。真弄得长官无话说。然后，阳明又柔中用刚的说:"某之居此，盖瘴疬虫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而我居之泰然，盖在于我无动于心。太府要加害我，我也只当是瘴疬，虫毒，魑魅魍魉而已尔，我岂能因此而动心?
这可能是阳明悟道以后的第一次牛刀小试。相当冷静又口舌如剑，着眼点大是不俗。只有不动心才能找出最合适的"心"来与魑魅魍魉较量，有利有力有理，还让对方挑不出什么进一步迫害的口实来。当然是太守这样的对手，若是刘瑾则另当别论。更让人感到魅力无限的是他说话时的语气，这是一种安之若素的超级语气，内含着吾性自足的"霸主心态"，冷静世故的分寸，兼容阴阳柔里透刚的尊严。这是真心学的境界，诚动于中的真相。决不是半瓶子醋能够玩得出来的。
结果是"太守惭服"。此事虽小，见出阳明的艺术性对阳明来说也是小事，对他这个落难英杰来说，这个胜利使他赢得了在贵州官场的立足之地，这个小小官场对他却是大环境。很快，视他为高人的当地秀才，卫所官员，纷纷上门求益。
安宣慰先让人送来米，肉，派工人来担水劈材等等;阳明一概惋拒。这位安大人，又派人送来金帛，鞍马，"礼益隆，情益至";他只好收下些生活必需品:"敬受米二石，柴炭鸡鹅悉受如来数。其诸金帛鞍马，使君所以交于卿士大夫者，施之于逐臣，殊骇观听，敢固以辞。"不难看出这个人自尊心多么强，内心的戒律多么严。这是一种自视甚高者的好自为之。也有一点"逐臣"的变态自尊心。
天下没有白吃的东西，安宣慰是想向他讨教是否把水西驿站去掉?王给安讲了一通"天子亦不得逾礼法"的大道理，劝他不要做"拂心违义"的事情，也别再忙着要官了。安听取了他的意见。不久，有土人造反，自扬言受安的支持。安想不管坐待事大，以搞掉姓宋的土官。王赶紧驰书叫安快用兵平定叛乱，以尽守土之责。这真是点化顽愚，不但救了这个参政老爷，也使当地百姓免遭屠炭。
阳明自己也不知道，眼下这种研究、参与又是重要的"进修"---为以后轻松的平定思田的武装叛乱打下了知识基础。
对他而言，将来的"行"，都起脚于现在的"知"。
６．龙冈书院
阳明几乎是此地百年难遇的大儒了。有了这棵梧桐树便引来凤凰，有不远百里前来问业的莘莘学子。阳明也不失时机的普度众生。龙冈书院成了此地的文化种子站。因有了阳明，"此地始知学"。所以当地人世代感谢他。他们更该感谢刘瑾的"下放政策"。对阳明是坎坷，对这方土地来说却是福音。这种"倒插式"的流放一人，普教一方是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方式，自古而然，至公元20世纪60年代为登峰造极。自然须是阳明这种本要普度众生的真儒，并有极强的教主欲的人物，才会有这种普及教化的成绩。这也是大一统领土国家在和平时期局部整合文化的一种不自觉的方式。
龙场现在不能说群贤毕至，但可以说百鸟来翔。当地的即附近州县的生员有来的;阳明的老学生也有来的。有了他们，阳明的心情也大大好转了。文化交流是人间世最美好最温馨的一种情感生活。没有它，人人都可能是孤苦的。就像没有"敬"就没有"爱"一样，没有文化的感情是低质量的感情。没有交流的文化感情反而会郁闷成"痞"。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又是群居动物，再天才英纵也不能旱地拔葱。有时恰恰相反，越是天才越需要地气。龙冈书院成了阳明的地气接受站。
这真是歪打正着，不幸中的幸事。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自己到了这废幽之地，反而避免了在朝中动辄得咎的麻烦。而且在这夷地能享受到原始的质朴的风土人情之美。最缺少得就是亲情满足与文化交流。现在有了学生，也就都过得去了。关键是"讲习性所乐"，他热衷此道。他与学生一起喝酒，到林中河边散步，边走边谈，寓教于乐。也在月下弹琴，当然，披卷讲论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毕竟是书院而不是诗社或戏班子，尽管阳明并不主张死背章句，但也不能离开经书而直接"明心见性"。再说来问学的人情况不等，总的有个接手入门的功夫---阳明便把《大学》作为第一入门书。
他内心的想法是，上学孔子，与学生漫步漫谈中随时随地的加以指点。至少也要达到朱熹陆九渊的书院水平。这是个心气很高的设想。但阳明不鸣则已，鸣则惊人。不当庸碌的混世虫。也不想当中等偏上的讨巧的巧人。他想的不是如何趋同，而是如何与别人不同。"岂必鹿门栖，自得乃高践。"这"自得"二字，算是他的标准了。
他此时的诗还真有了陶渊明的气韵。什么"日入山气夕"之类不正是陶句么?尽管他此时正在为五斗米折腰，但他是外折内不折，他已经有了足够的超越意识。他自己明说现在是"吏隐"而已。同时也正是"办学"的好时机。也正因为他在"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的文化生活，文化工作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他才真可能从中领取"淡泊生道真"的境界。教学相长体现在同一文化场中的文化心态的养育更胜于书本知识的并进。
他在《诸生夜坐》诗中再次提到与学生一起骑马，投壶，鸣琴，饮酒;晚上在一起神聊，清晨一起到林间散步继续神聊。语句之间透露出极大的快乐。他觉得与孔子和学生在一起的味道差不多了。他尤其向往曾点说的暮春三月，在河里洗了澡，迎风唱着歌往家里走的潇洒自由的活法。
他必定在学问上也能像孔子一样压住阵脚，能随时回答学生的各种问题，否则，他不敢采用这种开放式的教学方法。他将逼着自己不得不端出师道尊严的大架子来。不仅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且也不敢走讲堂一步，不敢离开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
他尽管讲究"悟"，但他在学问上也是很下功夫的。身处边地，当地无多少书可言，他也没带多少书来。他就像在狱中只能精读不能博览一样，以思带学起来。反正他也不想做那种"支离学问"。虽然他此时并没有提倡"六经注我"，但还是用"学得所悟。证诸《五经》"，来印证自己刚形成的思想，莫不吻合，因此开写他的第一部"专著"---《五经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