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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与反抗》作者:林贤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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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执著，一份眷恋；一种信念，一种姿态
特立独行的思想者 精神家园的守护人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文化盛宴
特殊时代的特殊际遇，转型时期的独特思考
当代知识分子群体三十年心灵史的集中展示
内容简介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生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作者简介
林贤治，当代著名学者，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思想性作品《平民的信使》、《胡风集团案：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五四之魂》、《时代与文学的肖像》、《午夜的幽光》、《一个人的爱与死》，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萧红》，主编《二十世纪世界文化名人书库》、《曼陀罗译丛》、《流亡者译丛》、《流亡者丛书》、《散文与人》、《记忆》、《人文随笔》、《文学中国》（合作）等。
自序
复旦大学出版社慷慨赠与一个出版文集的机会，要求编选范围在近三十年之内。我从最初发表作品算起，距今恰好是三十年左右的光景，不算“资深”。
三十年时光模糊了有关写作的许多记忆，但是，有一段耻辱史却完整地保存下来，历历如昨。1974年前后，为求发表，我曾按报刊的模式制作了成打的颂歌。或许，仅仅出于无知而粉饰太平是可原谅的；问题是，当时的时势已经使我因长时间的恐惧与忧虑而感到厌恶，甚至绝望，我的写作是在头脑清楚而非狂热的情况下对现实进行的改写。我说这是耻辱，不是屈辱，是因为当时这种背叛良知的写作完全是自觉进行的，并不存在任何外部压力；仅仅为了实现个人的目的，便甘愿与邪恶势力合谋。如果说屈辱乃来自对强制力量的服从，尚有一点心的反抗的话，那么，像鲁迅说的“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直至“忠而获咎”，就只能被认作耻辱的。
这种“奴才式”而非“主人式”的写作，幸而时间不算太长。至1976年5月，事实到底撕破了我的源于“隔膜”的好梦，廉价的颂歌唯因“政审”而卡死在出版机关那里。当然，我得非常感谢鲁迅那富于洞察力的著作对我的及时的救助。我学习着解剖自己。我在自身的耻辱和苦痛中吸取教训。
写作必须真诚，无论理论，无论诗歌。写作不能外在于自我，作品必须像鲜血从血管里流出，泪水从眼眶里流出一样真实。首先，写作得让自己清醒，让自己感动，贯穿自己的生命而让自己从中受到鼓舞。必要时，写作将成为一种抵抗，它是压迫的产物，正如鼻孔和嘴巴被蒙住时所作的粗重短促的呼吸，它的急迫性，相当于一次自我拯救行动。要自己发出声音，就不能借助别人的咽喉；不得已时使用他者的概念，甚至用语，也当如武器和工具一样，是自家手足的延长，属于个体语言的一部分。许多所谓的“规范”，往往是反个体，反真实的，如果说有什么“规范”值得循守的话，也只能出于自由表达的必需。
我以为，要获得并坚持“求真意志”是困难的，必须时时抵制、拒绝外部的诱惑，尤其是主流价值的诱惑，时时同自己内心的怯懦、虚荣、盲从、苟且的习性抗争。
我的写作是从诗开始的，后来写传记、散文、评论，也可算作“公众性散文”。所谓“公众性”，是指题材、主题的非私人性质。随着对个人问题的深入思考，必然涉入社会而使之带上一种普泛性；这跟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追求普遍的价值和意义，毕竟有很大的不同。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超越性、独立性、使命感和批判的勇气，都不是我所能企及的。我承认，我作过种种努力，迄今为止仍然无改于一个犬儒主义者的角色。但是，我对现实世界尚不失关切的兴趣，不愿像赫尔岑形容的一些学者那样嚼食枯燥的概念度日，虽然在写作的实际过程中，不能不使用学者制造出来的各种知识。
为什么写作？因为热爱自由。自由是第一性的，艺术和学术是第二性的。俄裔英国哲学家伯林高度评价叔本华和尼采，将他们置于康德、黑格尔之上，就因为他们反体系而返身于自由书写。但因此，伯林指出，“两个人都不属于学术界”。其实伯林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他的身上，便可鲜明地看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血统。
能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在诗与思之间，在艺术与学术之间找到一条贯通的道路是好的。如若不能，我宁愿返回创作，返回诗，摆脱灰色的理论，抛弃长期以来用逻辑语言建构的形式，连同时时受阻的苦恼，去寻找一种最切合我个人的方式，因而也是最自由的方式，让自己尽可能地接近生活和生命中的真实。
遵照出版社所要求的体例，将三十年的作品选编如次。据说编年的形式有助于知人论世，倘使果真如此，那么，在这里展现出来的近三十年的人生是有缺陷的。我省略了根本不容省略的历史内容，而且，在关键时刻，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为此，我至今仍然感觉内心沉重，因为这也是一种耻辱。当明日来临，我定将抽出手来，补写为昨日所遗漏的空白的一页。
我不会忘记。
2009年9月14日，灯下
一九七九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转折。
我重新拿起竖琴。我歌唱春天，太阳，重放的鲜花；也歌唱黑夜，滴血的喉管，长长的布满泥泞的道路……没有人阻止我歌唱。那是一段短暂的，令人怀念的日子。
除了写诗，这一年还整理了几篇写于1975年前后的论文。《鲁迅与瞿秋白》即是其中之一。瞿秋白是我景仰的革命者。文革时从小报读到他写于狱中的《多余的话》及旧诗词数首，深为喜爱，自觉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因不满于这些文字被当成“叛徒”罪证，遂作此文为之辩诬。本文与《鲁迅论秦始皇》整理较早，均未发表。全文分三部分，这里节选最后部分。
鲁迅与瞿秋白
瞿秋白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叛徒”、“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狱中写作的《多余的话》即是有力的罪证之一。有人据此认为，鲁迅所以称瞿秋白为“知己”，乃是受蒙蔽的结果。
鲁迅说：“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历述党史，主动批判自己，承担责任，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超卓识见和坦荡胸怀。毋庸讳言，其中确实流露出逃避政治的无为思想和渴望“休息”的颓唐心情，以至今日仍然被人认为有损于他的形象。对此，我们如何评价呢？这里不妨引出鲁迅相关的论述，尝试作比较考察。
1971年，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作过这样的一段忆述：“有一次，瞿秋白写一个纸条给鲁迅，署名犬耕。后来鲁迅问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他说：‘搞政治，我实在不会搞，我搞政治，就像狗耕田！’鲁迅对此深为不满，当面批评了他。”在这里，瞿秋白表示出了类似《多余的话》中对搞政治而力不从心的说法。“犬耕”之喻，其实早在写作《饿乡纪程》时就使用过：“新闻记者的职任，照实说来，我是无能力的，颂华说：‘我们此行，本是“无牛则赖犬耕”，尽我们自己的力量罢了’。可怜中国现代的文化，……这种调查考察一国文化，一种新制度，世界第一次的改造事业，却令我这学识浅薄，教育不成熟的青年担负——这是人才的饥荒。”为后来的所谓“历史的误会”加了注脚。但是，此间的意思，却并非尽是消极的，虚无主义的。
1932年12月，瞿秋白曾把一首作于青年时代的诗抄给鲁迅，诗云：“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拿它与写于狱中的《梦回》一诗比较：“小城细雨作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一样抒写着“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笼罩着颓唐气息。在往来频密的日子里，鲁迅常以瞿秋白曾经使用过的笔名“何苦”称他，并非偶然。无论在认识鲁迅之前或之后，瞿秋白都曾流露过颓唐的心迹。因此，我们说鲁迅了解瞿秋白，是包括了对他的所谓“阴暗面”的了解在内的。
瞿秋白自称不愿当“领袖”，鲁迅也尝自谓不愿作“导师”，而他们其实都做了领袖人物和青年导师。瞿秋白一方面说：“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同时，一方面又说：“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可见，在世界观内部，或在言谈与实际行动之间，也常有矛盾的地方。瞿秋白在经受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后，曾多次想摆脱政治而从事文艺，也不可仅仅视之为意志薄弱和情绪低迷的表现；鲁迅亦曾多次想摆脱论战的烦扰而从事小说创作或撰写文学史。即以瞿秋白一贯的文学主张看，搞文艺也不是想一头钻进象牙之塔里去，只不过转换一条战线，以摆脱那些无谓的纠缠，更有效地奉献自己的才智而已。梅林在《马克思传》中就曾这样评述过马克思：“有人说，马克思对国际的工作已感到厌倦，想重新致力于他的科学著作。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为恩格斯所证实。恩格斯在1872年5月27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提到比利时人关于完全撤销总委员会的提议，并且补充说：‘我本人对这个提议丝毫也不反对，——我和马克思反正不再参加总委员会，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几乎没有写作的时间，而这种情况是必须结束的。’不过这是在发火的时候顺口说出的。”依此看来，瞿秋白之意想终生从事文学事业，也就变得无可厚非的了。
瞿秋白自称“始终不能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鲁迅也多次说过：“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他自称这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确实吐露了一种长期难以排解的苦闷消沉的心情，甚至说，“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鲁迅多次说过，他自己容易说愤激的话，他说：“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因悲且愤，遂往往自视亦如轻尘”；“子弹从背后来，真足令人悲愤”；“我不如休息，看看他们的非买办的战斗”；“近来时常想歇歇”；“想望休息之心，我亦时时有之，不过一近漩涡，自然愈卷愈紧，或者且能卷入中心，握笔十年，所得的是疲劳与可笑的胜利与进步，而又下台不得，殊可慨也。”鲁迅与瞿秋白的自述，无论内容和情调，都非常相近；可以看到，其间显然有着某种共同的本质性的东西。他们出身于同样的破落家庭，各自走过一段艰困的生活道路，面临共同的恶劣的斗争环境，因此，他们互为知己而“以同怀视之”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对于知识分子的劣质性，鲁迅固然作过深刻的批判，但也说过这样感受真切的话：“多感伤情调，乃智识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终不能改；杨村人却无之，此公实是一无赖子，无真情，亦无真相也。”可见，鲁迅对于瞿秋白的理解，还包含着一般的人性的同情在内。
鲁迅说：“要知人论世”，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当看他趋向之大体”，且“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鲁迅论章太炎，论刘半农，都是实践上述思想方法的出色例子。即使对周作人，也曾表示过这样的意见：“至于周作人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这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鲁迅这两段文字长期不被注意，其实是有意忽略；建国后，没有人就这个五四时颇负盛名的作家写过评论。应当看到，在学术研究领域内，政治功利主义、教条主义、机械论的根基相当深厚。在这里，重新认识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的关系，从中学习鲁迅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澄清学术的空气是很有意义的。
一九八〇
《鲁迅论水浒》是1979年整理出来的旧文之一。
文革后期，有所谓“评《水浒》运动”。对于发动者的政治目的如何，我当时不大关心，却对其中利用鲁迅充作政治工具，肆意进行歪曲的做法十分反感，于是写成此文。文章由《南方日报》社关振东先生转寄《学术研究》杂志主编林文山（牧惠）先生审阅，林先生建议合作，约我共同讨论修改，遂有第一次省城之行。讨论后，我写出二稿，再寄由林先生定稿并改题为《关于鲁迅对<水浒>的评论》，于次年在《文学评论丛刊》第三辑发表。
林先生有政治家思维，作文顾及大局，但因此，文中多处联系“评《水浒》运动”中的“阴谋评论”，这在我于“地下”完成的初稿中是没有的。此次编入，最后一段据原稿略作删改。其余一仍其旧。
谨以此纪念故去多年的林文山先生。
鲁迅论《水浒》
关于衡人论文，鲁迅从来主张实事求是，顾及全篇、全文与社会状况，反对根据某种需要而取舍、抑扬，抹煞了其文其人的真相。他曾说过：“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在评论《水浒》中，一些涉及鲁迅与《水浒》的文章，却往往违背鲁迅的这种主张，通过“摘句”以及别的一些手法，把鲁迅的观点弄得面目全非。这些文章的作者硬是要人相信，仿佛他们对《水浒》的种种论述，就是鲁迅的真意；或者说他们的观点，四十多年前就已经为鲁迅所赞赏。因此，要正确地评论《水浒》，有必要细察鲁迅评论《水浒》的全部文字，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
1
对于《水浒》，鲁迅是否全盘否定？对于《水浒》的人物，鲁迅是什么态度？从鲁迅的著作中并不难理出个头绪来。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些学术专著中，鲁迅着重介绍水浒故事的源流，版本的比较，对小说的内容亦略有评价。从这些评论中，我们看到，鲁迅肯定《水浒》是一部深受人民群众喜好的小说。他说：
明季以来，世目《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居说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
在另外一些文章中，鲁迅一再谈到《水浒》在人民群众中的广泛流传和深远影响。在《五猖会》中，鲁迅介绍了《陶庵梦忆》详细描写的明代赛会时人们为了扮水浒人物而分头四出寻觅合适人选的情景，并惋惜这种盛举的消逝。为什么人们那样喜欢《水浒》？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中说，这是为了社会还有“水浒气”的缘故。
什么是“水浒气”？有人认为，鲁迅提到“水浒气”，“显然是批判性的”，并说“水浒气”“就是还有宋江这样的奴才，还有宋江所宣扬的‘忠义’等孔孟之道”。因而得出鲁迅否定《水浒》的论断，认为《水浒》的流传，是“忠义已成为一种麻醉人的毒剂，在社会上流毒很广”的表现。
鲁迅这篇文章，指出《丰收》这部小说集的好处，在于它“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它的价值就在于它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产物。正如“契诃夫、高尔基的书”一样，因为“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因而仍然保有它的现实意义。鲁迅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谈到“水浒气”的。他说，中国所以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就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
就文章看，这里讲的三国气和水浒气，无非是说这两部小说仍然能引起今天读者的共鸣，同契诃夫、高尔基的书一样，仍然“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并没有什么批判的意思在内。
在《学界的三魂》中，鲁迅针对国家主义派的《国魂》杂志骂反对章士钊、杨荫榆的人为“学匪”，曾戏称自己为“学匪”，表明自己坚决站在同章士钊这些“官”们对立的“匪”一边。他认为，在中国的国魂里，除了官魂之外，还有匪魂，即同情和拥护反抗、造反的精神。所以，“社会诸色人等爱看《双官诰》，也爱看《四杰村》，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这种“匪魂”，同鲁迅讲的“水浒气”应当说是一致的。人们之所以爱看《水浒》，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有水浒英雄所处的时代的类似情况，有贪官污吏，有土豪恶霸，有压迫，有剥削。人们痛恨那些压在头上的邪恶势力，喜欢那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水浒英雄，因而“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同情匪类”。当然，《水浒》也确曾宣扬着一套忠义的说教；但是，能感动人心的，是那种“打家劫舍”的造反精神。鲁迅并没有讲过人民群众喜欢《水浒》就是因为它宣传忠义，也从来没有认为“孔孟之道关于忠义的说教”在人民群众中竟然有那样广泛的市场。
鲁迅历来都非常肯定这种体现“匪魂”的“水浒气”。就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指出：同情匪类“是人情之常；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了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在给姚克的信中，他反对布克夫人把英译《水浒》定名为《皆兄弟也》，“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也就是说，梁山泊的英雄们同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并不是什么兄弟，他们彼此之间进行着阶级斗争。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又指出：《三侠五义》等侠义小说，虽然说流出于《水浒》，“不过《水浒》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类书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处”。《三侠五义》同《水浒》比，“仅其外貌，而非精神”。鲁迅对于这种反抗政府、劫富济贫的精神在文艺作品和现实生活中的消失，感到非常遗憾。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就当时土匪的情况说：“梁山泊劫富济贫的事，已成为书本子上的故事了。”
这些论述，观点是很清楚明确的。可是，一些评论《水浒》的文章，却往往“各取所需”地撷取其中的片言只语。鲁迅在讲到“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而不是讲到它的思想内容时，曾讲到在明代因为有过都察院的刻本，“世人视若官书”，才得以收进书目中，好些文章抓住“官书”这两个字大做文章，似乎鲁迅也认为《水浒》是官书。鲁迅关于“反抗政府”与“帮助政府”的“大不同处”被抹煞了。硬说鲁迅认为宋江同黄三泰、黄天霸之流所差无几，甚至“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一路货”，甚至宋江更坏些，“表演得要更充分”。鲁迅给姚克的信被解释成指的是鲁迅看到起义军中有”替天行道”的代表人物宋江，也有“不替天行道”的李逵、吴用和阮氏兄弟等革命造反派，存在着不平等的阶级关系。把这些与鲁迅思想毫不相干的观点强加到鲁迅头上，好像是抬高了鲁迅，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对鲁迅的践踏。
2
鲁迅谈及《水浒》，大体有两类文章。一类是专门论述《水浒》的学术著作，一类是涉及《水浒》的杂文。对前一类著作，只需要准确地理解它的全部含义，不要歪曲引申，就可以说代表了鲁迅对《水浒》或《水浒》人物的观点。至于后一类杂文，鲁迅常常是取类型以砭痼弊，撷取《水浒》或《水浒》人物的一个方面作例子来说明问题，远非对《水浒》及某个人物的全面评价。例如说，对于李逵，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就对他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有所非议，说“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淹得他两眼翻白”。在《流氓的变迁》里，鲁迅对李逵劫法场的乱砍看客也有所议论，并说水浒英雄“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对于打方腊，他又说“乡下人却还要看《武松独手擒方腊》这些戏”，有予以肯定的意思。能不能由此得出鲁迅就是肯定接受招安、打方腊，否定李逵等水浒英雄的结论呢？能不能因为鲁迅说过这样的话就认为必须跟着否定李逵、肯定打方腊呢？一个郑重的、实事求是的文学评论工作者，当然只能得出否定的结论。
《流氓的变迁》本来就不是专门评价《水浒》的论文。鲁迅在这里抨击的是当时在中国社会里孕育出来的形形色色的流氓。为首的是以蒋介石为头目的卖国流氓政府。他们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但在帝国主义面前却显出了奴才的本相，他们豢养了一批“尽力地维持了治安”的刽子手和皂隶之流。此外，又不定期有一批在革命高潮时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在白色恐怖下成了这个流氓政府的奴才，“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还有一些依然挂着“革命文学家”的招牌的才子加流氓。他们都“终于是奴才”。鲁迅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事例，包括《水浒》事例、宋江事例，生动地揭示了中国社会流氓的由来和发展，狠狠地鞭挞了那些投靠中外反动派的大大小小的流氓。
但是，由于这篇文章讲到《水浒》的梁山好汉的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终于是奴才，不少人就把它说成是评论《水浒》的文章，并把它捧到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似乎是仅仅这一句话就道出了《水浒》的全部实质，代表了鲁迅对《水浒》的全部观点。
其实，如果我们全面地探讨鲁迅的著作，完全可以看出对于《水浒》，对于宋江，鲁迅除了谈到招安平方腊之外，也肯定他们“反抗政府”，“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认为这种反抗心是同万劫不变的奴才的区别。对于宋江们的被杀戮，也有过同情的表示。应当说，鲁迅讲的“终于是奴才”，只是宋江等人思想性格的一个方面，就像他讲述李逵的乱砍乱杀，也只是李逵思想性格的一个方面一样。目的是用宋江们的终于投降来揭露那些假革命的流氓本质。把完整的一段对于《水浒》的一个方面的评论，只取其中的一句话大事渲染，而无视其余的评论，距离实事求是的要求实在太远了。
当然，就像对于李逵的乱砍乱杀的态度一样，鲁迅对于宋江们终于受招安的批判是正确的。问题在于，鲁迅并不因此而全盘否定宋江，更未因此而全盘否定《水浒》。鲁迅曾经在另外一些地方谈到起义农民的局限性。他说：“我虽然也是被谥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他指出，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并常常被利用为“三五热心家”推倒皇帝，过皇帝瘾。他认为不能把《水浒》的反抗精神同现实的革命划等号。对于《水浒》的招安等问题，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作了具体分析：
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
鲁迅一方面对宋江们的受招安持批判态度，同时又指出小说的这种描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宋末元初，居住在中国边远地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侵中原，民族矛盾尖锐。这时，抵抗“外寇”是人民的愿望。农民起义军接受招安，抵抗入侵，是为当时的人民群众所称道的。作品反映的，体现了人民的这种希望。这种意见应当如何看，可以讨论。鲁迅在这里肯定招安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因而并未对招安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是比较清楚的。有的文章连这样明确的意思也加以曲解。他们在引用了这段话的开头之后，笔锋一转，竟说什么“这就把《水浒》放在特定环境中进行剖析，从而看到，宋代人民被迫起来同官兵作战，常常把官兵打败，统治阶级的文人便想出招安农民起义军的主意”。用这种观点来冒充鲁迅的观点，而还居然讲是“历史唯物主义”，实在可笑得很。
3
同《流氓的变迁》一起当时很被注意的，还有据说是鲁迅非常不满金圣叹腰斩《水浒》而写的那篇《谈金圣叹》。
20世纪30年代初，林语堂等人办了一个《论语》半月刊，提倡所谓“幽默”、“闲适”，大写那些“无关社会意识形态鸟事，亦不关兴国亡国鸟事”的小品文。他们提倡的其实是为统治者所利用的帮闲文学。金圣叹也成了他们小品文的话题。林语堂带头大谈金圣叹，写什么《金圣叹之生理学》，介绍金圣叹认为“两肾专主忆持（记忆力）”之类的奇谈怪论。鲁迅曾在《“论语一年”》中坦率地说：“他（林语堂）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最有名的金圣叹，‘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虽然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但总之：一来，是声明了金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把“论语派”拉出金圣叹来大谈“幽默”的实质揭露得很透彻。
《谈金圣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并非全面评价金圣叹的一篇杂文，其主要锋芒，是把金圣叹做话题讲“幽默”的“论语派”。因此，如果要论及鲁迅对金圣叹的态度，对金圣叹评、改《水浒》的看法，当然得参照鲁迅的其他文章，参照鲁迅对于这一类问题的完整的观点。
对于金圣叹与《水浒》，鲁迅是既有肯定，也有批判的。他肯定金圣叹对《水浒》的修改，“字句亦小有佳处”，也认为后面的二十几回“结末不振”，“确如金圣叹所说”。鲁迅反对金圣叹，是他“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司以”。
为什么说金圣叹昏庸呢？鲁迅在这篇杂文中很明确地指出，是由于他“究竟近于官绅”，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痛恨‘流寇’”。因为在老百姓看来，“宋江据有山寨，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他们不会同意金圣叹那样处理，让宋江们“在童贯高俅的爪牙之前，一个个俯首受擒”。这里丝毫也没有涉及接受招安这方面的问题，而且对宋江分明持同情态度。鲁迅曾经批判过《荡寇志》，认为它把事情说成是“山寇宋江等，一个个皆为官兵所杀。他的文章，是漂亮的，描写也不坏，但思想实在未免煞风景”。金圣叹的昏庸，同《荡寇志》的煞风景，性质是一样的。
梁效却带头把鲁迅这篇文章说成另外一个意思。在那篇《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中，他们硬说：
金圣叹从反动立场出发，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鲁迅对此非常不满，就是因为砍掉了这一部分，便失去“原作的诚实之处”，掩盖了宋江搞投降主义的丑恶面目。
鲁迅在《谈金圣叹》中讲到金圣叹的批注小说传奇的毛病，曾经讲过：“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是批注小说传奇，不仅仅指《水浒》，同砍掉后二十几回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对于腰斩《水浒》，鲁迅曾经讲过，“这大概也就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底影响。胡适之先生说：‘圣叹先生生于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般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强盗是不应该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这话很是。就是圣叹以为用强盗来平外寇，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不愿听宋江立功的谣言”。可见他的着眼点仍然是金圣叹反对招安，而不是什么“掩盖了宋江搞投降主义的丑恶面目”。
对于鲁迅原意的歪曲，罗思鼎那篇《<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走得更远。那是一篇借题发挥，为他们的主子服务的热昏的胡话。为了把他们的主子说成是鲁迅，他们捏造了一个三十年代的“不大不小的《水浒》热”，把这股“《水浒》热”说成是同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并行的文化“围剿”——用《水浒》来参加对革命和革命者鲁迅的“围剿”，而鲁迅之所以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就是因为他写出了《流氓的变迁》，“在同竞相吹捧《水浒》的反动文人的斗争中百炼成钢”。1929年鲁迅写的文章，竟然是为了同三十年代的“《水浒》热”作斗争而发的，据说又还确实“顶住了这股反动潮流”，岂不滑天下之大稽！他们在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个“空白”中竟然还留下一个鲁迅，原因之一是他们还要“吃鲁迅”，把鲁迅歪曲成他们所需要的样子，用来作棍子打人。
把鲁迅拉进“评《水浒》运动”，是长期利用鲁迅的众多例子之一。与其说这是鲁迅的悲哀，毋宁说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事实证明，他不可能被权力者所收编；他是独立的，自治的，拒绝融化的。他的思想是批判的思想，他的作品，无论如何割裂它、扭曲它，把它塞进意识形态的各种容器，都是不合适的。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把自己同权力和权力者分开了。
一九八一
“思想解放运动”已为新的秩序所代替。7月，我调至广州时，正值“反自由化”，文艺界展开对白桦电影《苦恋》及戴厚英小说《人啊，人》的批判。我写了两篇为《人啊，人》辩护的文章，先后在广州和北京报刊发表。
继续写诗。《墙》，是题作《献给巴黎公社》的组诗之一，表达了对于历史场景急遽切换的一种怀悼之情。后编入诗集《骆驼和星》。
墙
广场上
旺多姆圆柱坍毁了
而墙兀立着。多管炮的吼声
嘶喊和威严的呻吟
还有三月潮汛般的欢呼
都在两只低垂的手臂后边沉没
——公社母亲成了悠久的象征
穿过墓道的风不是呼吸
目光已经凝固。只有常春藤
苔藓和憔悴的花圈装饰
上百个灰白的头颅。一群群
倾斜的雨雪如高加索的鹰
一样剥啄着前额，而他们
依然以石头的坚忍
平视原来的方向。那儿，黑夜和星
像记忆一样清晰，尽管季节
不许石竹花重新绽放鲜血
远方的地平线上，黎明
仍以报答般的深情
响起
碾过墙根的太阳的回声……
一九八二
《花城》杂志因发表遇罗锦的小说《春天的童话》，引起轩然大波。编辑部奉命组织政治学习，并就小说展开内部讨论和批判。学习会连续多日，气氛沉闷，会上作诗一首，题作《黄昏》。后编入诗集《梦想或忧伤》。
黄昏
多么美丽 五月的黄昏
蓝幽幽的暮霭像朝雾一样上升
檐角给霞光涂出蔷薇的颜色
将落的太阳分外硕大而浑圆
归去的猎人背走了枪和恐怖
安详的梦悄悄滑落兀鹰的眼睛
翩翩起舞的是盲目的蝙蝠
空中没有云雀，那欢乐的精灵
深谷里的群狼来不及生亮篝火
只有溪水在偷偷传递着风声
天真的小鹿像早起一样梳理着丱角
斑马在思忖怎样改制古旧的衬衫
蘑菇和刺桐谈着莫名其妙的恋爱
青草絮说着失去露珠的轻松
纺织娘过早地纺织月光的童话
火星老是炫耀些往古的光荣
夜的序幕 白昼的尾声
连多余的骚动也变得这么宁静
五月的黄昏美丽而神秘
只是时间已经不再年轻
一九八三
是年，开始编辑《青年诗坛》杂志。
我负责编选作品部分，诗人骆一禾处女作即在《诗坛》发表，多年后，信中仍不忘提及所谓的“《青年诗坛》时代”。
从第三期开始，编辑部有意识借讨论某诗人作品讨论诗创作问题，组织正反双方稿件。我主动扮演反角，以公开信形式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对当时遭受批判的“朦胧诗”及“三个崛起”的观点持肯定态度。文章发表后，即遭到广东一批老诗人的有组织的批判。此时，“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接踵而至，“现代派”被加以“污染”的恶名。当地报刊共有5篇点名批判我的文章，一时挟运动之威，可谓攻势猛烈。文章编入本书时，略作删节。
之后，仍继续作诗，有《贝多芬》、《沉船》、《海之梦》等，编入《梦想或忧伤》。
关于现代诗的通信
首先，谈谈“诗与生活”。
我是以为到处有生活的。其实，诗人自产生之日起，就已在“生活”之中，世界上不存在没有生活的诗人。问题是何种生活。但无论生活或宽或狭，题材亦大亦小，都不能最后决定艺术作品的价值，哪怕是思想价值。旧的事物可以唤起新的情思，身边琐事亦可关乎重大主题，这些都属常识了。至于说到诗，它的本质在抒情，而想象正是抒情和引起共鸣的媒介。生活中的事物在诗人的想象中必然突破物质法则的局限而变形。雪莱说：“诗使它所触及的一切都变形”；波德莱尔确认，“没有变形的东西不能知觉到的”。英国文艺理论家罗斯金就把“见识真确”而把樱草花当作樱草花的人称作“完全不是诗人”，反把“见识错误”而把樱草花视作“一颗星，一个太阳，一个仙人的护身符，或是一个被遗弃的少女”的人称为诗人，也就是这个道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诗是并不重视生活客体的真实性的，而只强调诗人对于生活的真切感受。是感受之真，而不是外形之真。哪怕他写的是生活的假象，让读者信以为真，也不是诗人的过错。意大利启蒙美学家缪越陀里就是强调诗人要把想象中所产生的“错觉”描绘出来。不妨说，诗是一连串“错觉”的结合。所谓“错”，就错在变形，事物形态的失真。艺术家的“本职”在于传递美的信息，传递美感。至于诗人是否在诗中反映了生活的本质，社会效果如何，那是另外的问题，涉及哲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的范畴，而超出美学范畴了。任何生活经验都只有转化为审美经验以后才可能进行艺术创造。艺术的教育、认识诸作用，也是只有通过审美作用才能付诸实现的。真善皆寓于美。倘有什么试图向读者灌输的思想都只是些外加的东西，那是大字报，却不是艺术。幸好至今这些也算不得什么奇谈怪论了。
强调诗即生活的反映，这种认识，在美学上源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和美学》。我国理论界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从苏联导入了一个系统化了的错误理论，即把认识论的反映论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以此指导艺术实践，就必然忽视乃至摒弃对于艺术的审美要求。在生活与美的辩证关系上，马克思特别指出唯心主义者在发展主体的能动方面的功绩。他这样批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情，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倘按皮杰亚的发生认识论的观点，则相去更远了。他认为根本不可能把心灵和物质绝对分开，实体本身包括着主观因素和主体的影响，至少部分是思维或行为的外在化或具体化；而一切知识都是中间的工具而不是对外界的直接描摹。可以说，无论从理论上或实践上，把有无“生活”当作文艺批评的标准是有害无益的，至于把这当成棍子到处挥舞，则更是面目可憎了。
话说回来，尽可能扩大生活的接触面不是没有必要的。所谓“功夫在诗外”，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也早已注意及此。但必须看到，诗人扩大生活面的必要性乃在于陶冶思想和情感，熔铸气质，培养灵感，丰富意象，而不在于忠实地再现“生活”的蓝本。回到你的诗里来，则我以为，那些赞扬“有‘生活’”者多指你的诗描绘了生活客体中的具体场景、人物和情节。不错，你的不少诗作的描绘是真实的，具体的。但由于如实摹写的局限性，因此往往失却诗歌艺术应有的抽象与空灵，失却事物间的更为广泛的联系。这样，“生活”的面反倒窄了。相反，我也并不如某些论者那样以为你的诗就没有“生活”，倒是觉得你对于整个历史性转折的深层变化缺乏一种强烈的感受，至少这一感受没有很好地在诗中表现出来，从而缺乏了一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所体现的美的状态——“崇高”，从政治功利的角度看，自当优于“优美”；但如单从美学角度看，却没有高下之分。“崇高”也不能成为唯一的尺子，并不可以以此衡定一切诗歌的。
其次，想就诗人的个人气质对于诗歌艺术的影响，谈谈我的看法。
我国古典文论是很重视“人品心术”的；而西方文论，特别是现代文论，也非常强调艺术家的独创性，其中就包含了个人的气质特点。罗丹说：“美，就是性格的表现。”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说：“诗人的天才——这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力量，这还是感情的一种特殊的深度和强度，他能使‘自我表现’成为对同时代人的表现，有时还会对曾孙之辈的表现。”苏联诗人维诺库罗夫指出，诗歌的主要任务是“反映诗人的内心活动”，“抒情个性”就是一切。我国至今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很少触及个人气质，把握灵魂。我想，这正是文艺批评的一个缺陷。而艺术家的个人气质对艺术创作的重要作用，必将越来越充分地为发展中的心理学所证明。马克思提出要“哄”诗人。诗人所以要“哄”者，就是必须摆脱外力加于诗人的束缚而自我还原，完整体现其“抒情个性”。关于“自我表现”，如果撇开它自欧洲19世纪浪漫派中产生的原意，而引申为艺术家个人气质特点的表现，倒不失为一个很可以说明艺术规律的现成概念。其实，艺术家的个人气质并不是偶然性的产物，而是历史的、社会的、阶级的因素乃至遗传基因的积淀，是生理的和环境的“平衡”。“自我表现”没有什么可怕。在这里，我倒想向你进一句危言：让你表现自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