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以蔽之，科学无法取代精神。
新阶级
社会学家曼罕说，近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固定的经济阶级，知识和思想则成为他们唯一的凭藉，因此才能坚持自己的“思想上的信念”。
贝尔认为，知识分子早已成为独立阶级而与其他阶级争夺社会控制权，技术知识分子的迅速壮大，将最终导致知识阶级的统治。古尔德纳随之提出“新阶级”的概念。他认为，随着人类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资本行将代替货币资本；作为文化资本的占有着，知识分子也必将取代原有的资产阶级而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由于新阶级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本身具有某种批判性，故而成为社会整体利益的承载者，成为“普遍阶级”。
很可能这是知识阶级的一厢情愿，就像戏曲中的穷秀才梦见中状元一样。问题不在于权力结构的变化，即使新型的技术官僚代替了老官僚，而统治依然如故。如何废除由推陈出新的权力形式所保护起来的本质性的奴役，是问题的全部。
萨义德否定在“后现代”的时代里，可以放弃通过个人行为以增进人类的自由和知识的目标；认为即使如法国哲学家利奥塔那样一再声称与前现代相关的“解放与启蒙的大叙事”不再流行，他对于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仍然不会改变。
代表性
萨义德承认，知识分子应当而且可以成为“代表性的人物”。
他说：“对我来说，中心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的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或无意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对于知识分子的代表性，萨义德未免太夸大、太乐观了。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或集团可以作为一种人类普遍观念的化身而出现。他所说的代表性，唯是价值观念中的代表，意向中的代表，而不是事实的代表。好在他在关于代表性的言说中，同时强调了个人，活生生的人，包括那独有的怪异，暴戾的人生风格和社会表现。
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单纯的只是一个人。
唯有个人能够思考，正如曼海姆所说，“不存在任何诸如群众头脑的形而上学的实体”。
知识分子对谁负责？对什么负责？知识分子同什么相关？法国当代思想家鲍德里亚面对这类提问，坚定地回答说：“我依然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
在强调知识分子为自己负责时，他回顾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指出风暴过后，人们都说从此再没有人上街为他人代言云云，于是反诘道：“怎样才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他能够为他人代言？这才是真正尖锐的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不能谈论什么为他人立言之类，政治阶级也是这样。他说：“知识分子从他所属的文化中有所得，并为这种文化立言是必然的。但是，这一事实相对限制了言说的内容；他的言说，只能是其客观情境的转述而已。如果说有知识分子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说了些更多的东西，说了些其他东西，说了些不同的东西。在言说的过程中，他们必然同自己的社会利益甚至自身所属的阶级相关。”但他接着强调说：“当知识分子完全沦为一个群体或一个阶级的代言人时，他就彻底完了。”
萨义德曾经引用小说家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戴德勒斯的话，表明知识分子的个人性：
“我不会服侍我不再相信的东西，不管那是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我的教会；我要尽可能自由地、完整地以某种生命或艺术的模式来表达自我，用我容许自己使用的仅有的武器——沉默、放逐、隐瞒——来自我防卫。”
在黑暗的中世纪，当垄断了言论、出版、教育，以及对世界的解释权之后，垄断型思想便告形成。这是非常可怕的。唯有在统一的教会瓦解以后，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组织，不再是一个特权阶级或等级的成员，思想的经院方式才会有所改变。正如曼海姆说的：“直到教士对于知识的垄断崩溃之后，现时代对思想的根本质疑才真正开始。曾经被人为地维持的、几乎毫无异议地被人们接受的世界观崩溃之日，正是它的制造者的社会垄断地位瓦解之时。”
2
精神，思想及其他
俄国哲学家习惯于把精神从灵魂和肉体这一属于自然方面的属性和机能分开，而视之为超自然的独特的世界。精神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体现。它不同于灵魂的是，它可以与生命以及一切属于生命的东西分开，不受本能和环境的制约；它能够把自身对环境的反应上升为对象，并且为自己所把握，连经验及感觉也不可能对它构成限制；甚至，它可以把自己从自身中抛离出来。而灵魂是仅就肉体相对而言的，是经验世界的镜像，是人的主观方面的东西。
精神有如阳光，恒在地悬浮于大地和云层之上。可是，生命个体的精神质性差异极大；正如光照对季候的影响一样，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可以因此呈现为不同的景观。
精神是自由的。
精神本身具有反专制反奴役的不驯的性质。没有任何固定的体制、规范、训条可能束缚它；反之，它将冲破一切束缚，奔赴没有终极目标的目标。
人类的日常行为构成我们所惯称的生活。这种生活，在本质上说是物质生活，而不是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是不同于内心生活的。简单一点的区分是：内心生活与日常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是生活在此处，精神生活则生活在别处。
知识分子在物质方面的要求可能很简单，甚至安于清贫，可是，他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追求没有止境。结庐在人境而无人往来，他不会感到孤寂，因为人类整体同他生活在一起；但当进入喧闹的人群之中的时候，他又有可能顿感孤独无依，如同进入荒原。从表面上看，他的处境是平静的，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可能正刮着暴风雪，残酷的战争在日夜进行。
是精神把知识分子同庸常的人们接连在一起，然后彼此分开。
康德的世界，唯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狄金森的丰富而深邃的诗篇，是自我禁闭的产物；她的日常生活单调至极，连穿的衣服也是纯白的。普鲁斯特日夕相处的是疾病与床褥，而他的《追忆逝水年华》，却流转着一个无比繁富的世界。
托尔斯泰身为伯爵地主，在他的心目中，众多匍匐在地的庄稼汉居然一个个成了圣徒。
纳粹的极权主义时代已然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而阿多尔诺和他的法兰克福伙伴，还有托马斯·曼、伯尔、威塞尔、格拉斯、凯尔泰斯，依然生活在苦难的奥斯维辛。
索尔仁尼琴一生走不出古拉格群岛，无论他远在美国，还是重返已经解体的苏联……
精神析出一种多棱的结晶体叫思想，这是理性的产物；但也大量地液化为感觉，具体的欲望和冲动，为流动的情愫，感情和想象。总之，思想不完全是明确的，清晰的，具有一定方式的，它涵盖着更大的区域。
思想并不一定构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它可能湮灭，可能作为历史文献而存留，但也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突然化为行动。当它表现出它的感召力，也即在社会的深部唤起人类的良知和意志而使之觉醒的时候，就会构成批评或对抗政府的力量。拿法国来说。法国大革命从本质上说是知识分子领导的运动，思想的运动；从德雷福斯事件到五月风暴，都是由勃发的思想力量迫使国家让步的。
赫尔岑说，精神乃是变幻莫测的海神：认为它在，它就在；不认为它在，它就不在。这是就精神的个人性而言的。所谓“时代精神”，其实是指一个时代的某种精神氛围，而并非存在如黑格尔式的哲学家所论证的实体。精神终究是个人的事，绝不是共同的，正如自由一样。
“吾善养浩然之气。”
精神使人充实，执著，独立支持而傲岸不阿。人类的全部尊严是精神所赋予的。苏联流亡诗人布罗茨基称被镇压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在精神上是高度“自治”的；也就是说，精神本身具有一种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于曼德尔施塔姆来说，是足够自给的。
工作的精神性，决定了所有知识分子都是自治的知识分子。他们唯有听从内心的指令行动，哪怕头顶悬着指挥刀。
知识分子精神的衰退，意味着知识分子职能的衰退；同时，这也是社会的知识力量和道德力量的衰退和丧失的征象。
边缘性
知识分子是一群失去家园的人，也可以说是一群寻找家园的人。他们远离权贵，远离俗众，永远处在流浪的途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种不是职业的职业，使他们命定地成为终身的探索者。
世界上存在权威，但是不可能存在知识分子权威；因为一旦被视为权威，便是反知识分子的了。
无论是作为“立法者”还是“阐释者”，知识分子都只能使用唯一的一种工具：笔。御用文人好像也用笔，其实所用是权杖，而与笔无关。笔或许是有力量的，所以，鲁迅会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但是，笔又是最没有力量的，所以仍如鲁迅所说：“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
知识分子的工作，说到底带有书面性质。知识分子是声音的制造者。知识分子的声音，不问有力与否，也不问效价如何，都是“纸上声”。
关于知识分子的边缘性，萨义德有过相当详细的论述。
知识分子基本上关注的是知识和自由。他认为，知识和自由之所以具有意义，并不是以抽象的方式，而是以个人的体验获致的。这种体验，是边缘人的体验，流亡者的体验。真正的体验，决不能遵循惯常的逻辑，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进行，而必须是自创的。知识分子的全部行为都是自创的，即是一个实验的、发现的、创新的过程，充满风险的过程，勇敢无畏地不断作着自由选择的过程。对此，他打譬喻说：“知识分子有如遭遇海难的人，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鲁宾逊那样把自己所在的小岛当成殖民的目标，而像马可波罗那样一直怀有惊奇感；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夺者。”
知识分子作为“自由流动的资源”而为社会所利用，大抵表现为两种情况，其一是在前现代民族国家里，权力及其统治相对衰微时期；其二是在现代民主社会。这时，知识分子的行动受到一定的保护，甚至得到鼓励，因此思想相对活跃。人类的精神文化遗产，其源头及主要部分，都是在这个时候积累起来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即所谓“游士”，在春秋时期开创了为后来的统治者常常借以标榜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留下大量经典，支配了长达两千年的学术界。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知识分子国有化，这样的自由创造的局面便告完结了。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知识分子或者大量逃亡，遗下大块的空白地，如纳粹德国；或者集体留守，被迫发出抗议的声音，如沙俄时代的知识者群。但是，就一个时代的整体的文化建设而言，即使有挑战破坏之声，也仍然是不够的。一个专制黑暗的社会，不可能有多元的、健全的声音，不可能众声喧哗。何况，像俄国知识分子一样优异的人物世所罕见，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社会只有沉默，少数异己者的声音则被淹没，唯一的旋律或主旋律，是鲁迅所说的“顺世和乐之音”。
曼海姆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类：“有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和“没有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
有社会依附者，如中世纪的教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阶层，内部高度统一；葛兰西说的“有机的知识分子”，是近世的一个发展，这样的知识分子将愈来愈多。没有社会依附者，由于不依赖现实中的特定的物质利益，他们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外部的打击之下，显得特别刚强也特别脆弱，对现行的社会问题和政治潮流特别敏感。对于他们的出路，曼海姆相当悲观，认为随着独立的中间阶级的衰落，从中补充兵员的无所依附的知识分子只能日渐减少；自由研究及独立表达，也就因此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
教会履行牧人式职能，由教士演变而来的知识分子则反叛这种职能。但是，由于社会理性与个体意识相冲突，结果如卢梭所言——“必须强迫人们自由”——而使知识分子自身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之中。
在俄国和德国知识分子的常用词典里，几乎每个词条的后面，都连着一个触目的短语：“内心流亡”。
在极权主义的境遇里，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曾经历过内心流亡。
否定与批判
鲍德里亚强调知识分子不可能促成肯定性。他指出：“认为自己能够促成或创造肯定性价值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右倾的。大众层面的社会创造性与知识分子的边缘性——这种边缘性固然有其作用——两者之间必须保持一种互动，而社会机体必须从这种差异、分裂和间距中获得其动能。”
所谓知识分子的影响，也只能是否定性方面的影响。
伯林说：“我只能说，任何一个和我一样相信民主，人权和自由国家的人都不能否认，批判精神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一个禁止或限制批评的政权，在非常时期里，都必然会以统一行动来维持稳定和避免毁灭，从而走上集权主义的狂热的道路。”
知识分子先天地带有幻想的性质，乌托邦性质。乌托邦理想的存在，对知识分子来说，乃是一种权衡、批判和改造现实的实践，以及对从事改造本身的准绳。
无论在什么时代，知识分子都是一群不合时宜的人。
针对康德的关于启蒙的观点，福柯摒弃理性的绝对性，着重阐述批判的本体论所特有的哲学气质。正是这种在启蒙中被激活的气质，质疑历史的存在与现实中的诸种关系，并且使启蒙的主体自身成为问题。
不同的气质，区别了古典的康德与现代的福柯。
既然启蒙被看作是一种气质、态度、哲学生活，它就必然地同知识分子的职能有关，而不仅仅是某一种社会形态或历史阶段的需要。福柯说：“我不知道今天是否应该说批判工作包含着启蒙的信念。我认为，这种批判工作必须对我们的界限作研究，即，它是一种赋予对自由的渴望以形式的耐心的劳作。”
如果说启蒙已经过时，除非消灭了自由知识分子。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曼海姆在其名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把两种相反形态的文化归结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前者指在政治冲突中占统治地位的一方，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构建的知识体系；后者则属于反对派，表现为被统治者的集体意识，反对占优势的现存秩序，完全是另一种知识体系试图通过想象而改变现存。
这是一对共生的，又是对立的文化形态或话语形态。
在现实中，往往是由维护现存秩序的统治集团来决定什么是乌托邦；而与现存事物相冲突的上升集团，则决定把什么看作是意识形态。但是，困难的在于，乌托邦与意识形态在历史进程中并非单独出现，或者泾渭分明；上升阶级的乌托邦在很大程度上夹带着，甚至渗透着意识形态因素。而这，常常是一些正统的学者所以嘲笑乌托邦，指责所谓的“激进主义者”的地方。
在既存的语境中，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强大的。
拉马丁说：“乌托邦只是早熟的真理。”
曼海姆在书中特别指出，日本对物理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成果的热情接受，与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方面的谨慎和防范，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大部分被日本当局归结为“危险的思想”；其中，民主、自由、宪政等有关课题的讨论所以被看作是危险的，乃因为它们有可能动摇被神圣化的信仰，削弱现存秩序。“但是，”曼海姆说：“人们不那么容易认识到的事实是，即使没有官方的审查，思想也是扰乱人心的，在某些情况下是危险的和颠覆性的。因为思想是一种催化剂，它能够反叛传统，打乱常规，破坏信仰，引发怀疑。”
意识形态为统治阶级服务，并非因为意识形态专家有什么特别的创造，而是它除了赤裸裸的说教之外，还通过掩饰矛盾，客观上有利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作为统治结构合法化的工具，它是行使权力以保障和掩饰局部利益的媒介；换言之，它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统治阶级或集团的意义环境，以掩盖统治的本质。由于意义结构是通过含义结构产生和复制的，因此，组织成员的意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推论的社会化程度。一系列的推论，形成了一条“意识形态链”。意识形态的成立，不可能依靠一个人，一个概念，一个链环，而是必然地联系着别的人，别的概念和语词；它是通过集合的方式，在语义场中发挥作用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个批判的社会理论，都可以看作是对现存的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这些流亡思想家，倾全力批判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工具性和对人的奴役性，饱含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痛感。
对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法国知识者中的左派和右派的态度全然不同。
鲍德里亚说：“世界并非处在乌托邦之中，但知识分子却是某种乌托邦的传播者。这是他们所能发挥的唯一一种积极性。这是一种否定的积极性，因为乌托邦根本不存在，并且也不可能存在。”阿隆则指责这类不安分的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往往不把当前的现实跟其他的现实相比较，而宁可以一种理论上的理想来比较当前的现实，譬如，不比较法国的现在与过去，而宁可以法国应该如何的观点比较法国的现状；知识分子就依此来裁决他的国家。没有任何一种人为设造的制度可以经得起这种试验，而不遭到损害。”
知识分子是站在未来看现在的人，所以是批判家，而不是辩护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乔治·齐美尔草草写下数语：“不同于过去的人类，从现在起，直到未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活着，没有共同的理想，甚至完全没有任何理想。”这是全人类的悲哀。这种没有理想的生存状态是与人类的劫难并存的。事实证明，这并非是敏感的哲学家的预感。
知识分子是人类精神的燃灯者。只要他们不让手中的火把熄灭，人们就不会害怕黑暗。
3
知识与权力
权力与知识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
正如权力者与知识者的关系一样，作为社会结构的要素，两者自有不同的品质，不同的能量，处在不同的运动方向之中。
权力趋于集中，知识是分散的，即便经由系统化处理，仍然无改于多元状态。权力是封闭的，而知识是开放的，袒呈事物的形相、事实、经验和真理。权力的质地是强硬的，不容改变的，所以尼采辈乃将生命职能权力化，创“权力意志”之说；知识不同，它是可补充、可修正的，一直处在形成的过程中。从本质上说，知识是反决定论的，它没有固定的目标；而权力的目的是明确的，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征服。权力就是终结。
福柯从尼采的谱牒学那里获得灵感，构建他的知识社会学。所谓“知识霸权”，其实在政治霸权面前，几乎是不能成立的；尤其在政治发育不全，政教不分，专制政治以致极权政治阶段。与其说是知识自身形成霸权，毋宁说是权力深入知识内部，借知识而现身的结果。
作为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双方，权力和知识也有相互依存的方面。知识依赖权力进行传播，不独保存而已；由于知识可以赋予权力以合法性和有效性，因此权力乐于利用知识充实自己，完善自己。但是在这里，依赖性不可能表现为对称的方式，权力不会委身于知识，相反，对知识只能实行剥夺、占有和支配，故也谓之“保护”。在权力和知识之间，利用和被利用，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一直在公开地，或者隐蔽地进行。
少数知识者不满于知识的依附的地位，他们力图使自己不受保护，充当文化上的反对派。捷克哲学家帕托切克在《持异议者文集》中，称这样的知识者为“不受保护者”。
从谱牒考察，知识分子的原型有占卜者、巫祝、行吟诗人、史官、俳优、教士、圣愚等等，由此可以开出知识分子的不同的传统。与权力的距离的远近，造就了知识分子不同的职能、性质、精神风貌。
由于国家、民族、阶级、团体、宗教、语言、文化传统的差异，知识分子是特殊的个人；但是，自由精神的一致性，对非物质方面的利益的追求，都可以在众多的变数中间产生一种可通约性、普遍性、超越性。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意识的拥有者，“漫漫长夜的守更人”。
萨义德说：“我相信，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把特定的种族或国家所蒙受的苦难赋予更伟大的人类范畴，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所谓普遍性，在这里变做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而且，这责任不可避免地同人类的苦难和危机有关。
可以说，知识分子的职业，是一种充满着精神冒险的痛苦的职业。所谓“智慧的痛苦”，对知识分子来说，不可能脱离思想实践性。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与现实世界——主要集中在苦难和危机上面——不发生任何关联，有智慧而无痛苦，势必蜕变为一般学者和文人。
知识分子是否如利奥塔所说，已经进入了“坟墓”？
根据利奥塔的阐释，知识分子被等同于一种普遍主体，是由20世纪初法国德雷福斯事件而制造出来的一个神话。由于一体化的知识状态分解为各自独立的“语言游戏”，加速了普遍主体的消解，所以说，“分离”才是知识活动的基础性原则。这是对寄存于知识分子角色中的文化精神的普遍性所作的曲解。精神不是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在这里，精神是本体论的，具有各别形式的，离不开个体的承当。
否定普遍性是对社会责任的一种逃避。但是，肯定普遍性，也可能因为耽于形而上而逃避自由，逃避责任，进入利己主义的庇护所。
美国西尔克父子在一部政治社会学著作中把一些大学、报纸、学术机构当作美国社会的“权势集团”进行论述。它们作为权势者，是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才可以成立的，在专制社会中只能是弱势集团。在专制社会那里，权势是高度集中的；文化机构不可能具有独立性，它们是政治的仆役；如果要说社会影响，也不过是权力的影子而已。
“知识分子属于弱者、无人代表的同一边。”萨义德说。
思想统制
权力对知识的利用或遏制，通常按照两个渠道进行：其一是规范知识者，或者培育，或者戕害；其二是规范知识的载体，物质化的书籍报刊，或者推行，或者禁毁。
古来有所谓王道霸道。道者，未必一张一弛，却往往视乎对象的性质而定。任何歌功颂德的东西，几乎都可以享受仁爱的政策，哪怕是独裁者。
伏尔泰在一部名为《关于阅读的可怕危害》的小册子中说：书籍驱除蒙昧，“而蒙昧从来就是控制完美的国家实行监管与保护的工具”。
一部阅读的历史，就是一部关于图书的遭受查禁，删芟，残损和毁灭的命运史。绝对的权力，要求一切读物都是官方读物。多种审查机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559年，罗马异端裁判所的神圣会议出版了第一本《禁书目录》，经过不知多少回的增补更新，至1966年6月才被最后废弃，其间居然延绵了400年！
此后，这种敌视知识和思想的野蛮行为并未绝迹，《禁书目录》仍然以不同版本在流行。从最早的莎草纸卷、竹帛，到装帧完好的现代书籍，布满无尽的灰烬，以及锁链的阴影。
马克思在著名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说：书报审查，尤其是“有害倾向审查”，使著作家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遭到了怀疑的制裁”。他指出，这种反对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不是惩罚行为而是惩罚思想的法律，乃是旁边置放着普鲁士绞架的出版自由。
他对书报检查官十分憎恶，讽刺为“像罗马的鹅一样，只要嘎嘎叫几声就可以挽救卡皮托里山的人们”。他说，这些家伙太谦逊了，总是一声不响地躲起来，“学术界并不知道他们，而政府知道他们”。
他还区分了书报检查中自由报刊外部与内部的限制。外部限制仅是官方限制，而内部限制，则更复杂也更严重。
法国大革命以血与火为自由和民主立法。
马拉波指出，报纸若无自由，其他法律将无效果可言。
夏多布里昂说，“出版自由并非来自宪法，而是宪法来自出版自由”。
一个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家是没有宪法的国家。因为，从根本上被注销了自由权利的宪法不是宪法。
关于言论出版，世界呈现两种不同的模式：一是美国模式，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原则，新闻出版自由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这里，宪法对权利的保护植根于人的基本尊严和价值的观念。一是苏德模式，谁控制了新闻媒介，谁就控制了语言和思想，控制了全社会。个人的权利，更多的时候遭到各种以集体名义进行的扼杀。
极权国家由于过度重视意识形态，所以对书报特别怀有敌意，而必要采取审查措施。然而，在美国和西欧，检查制度已于19世纪全面瓦解；苏俄则一直维持至具有历史意义的1989年。
顺从与保守
葛兰西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保守的和激进的两类。
他指出，保守的知识分子为主流阶层提供道德的与智力的领导权。他们认同主流的权力关系，作为现状的能动中介，有意无意成为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传播者。他们为统治阶级服务，提供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理论基础。
他同时指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这类保守的知识分子仍然可以随处找到。
科塞在一部关于知识社会学的名著《理念人》中，详细论述了权力与知识的不相容性。
他认为，从政的知识分子作为公务员的知识分子，由于受到政策制定者的限制，注定是保守的，回避问题的，讲究功利的，而不是前瞻性的。具体事实的约束力，促使他们一起挤到技术和工具的角度进行思考。他称引李普曼的话说：“把追求知识分子与行使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那些试图这样做的人，结果不是沦为相当恶劣的政客，就是成为冒牌的学者。”并且强调指出，不存在任何修正这一判断的理由。
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有一个专章，题为“对权势说真话”。他明确指出，这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对于有机会接近决策层并掌握一定实权的知识分子，他断定说，他们“主要是服侍权势并从中获得奖赏，是根本无法运用批判和独立的分析与判断精神的”。
他坦率地批评说，知识分子的“逃避”态度是最值得指责的。在他看来，所谓逃避，就是转移明知是正确的、有原则的、困难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比如：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有争议性；遇事需要领导或权威人物的允许；总想保持客观、持平、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被咨询，成为委员会中有声望的一员，以留在身负重任的主流之内；希望有朝一日能获颁荣誉学位和大奖，甚至担任驻外大使。他说，“对知识分子而言，腐化的心态莫此为甚。如果有任何事情能使人失去本性，中立化，直至戕害热情的知识分子的生命，那就是把这些习惯内在化”。
在这里，萨义德提出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腐化”问题。
英国作家福斯特说德国人很崇尚文化，但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容忍自己的文化堕落为“官方文化”，所有的罪恶由此而生。纳粹时期就是把伟大的国民文化改造为官方之物，将文化遗产削足适履地使之极力符合今天的统一规范，否则国将不国。对于希特勒来说，“所谓德意志即是——德意志”，国家是最终目标。正因为如此，在纳粹的铁掌之下，德国文化无法升华为世界文化，用我们惯常使用的一句话来说，即是“走向世界”。
在西方近代史上，律师和法官为促进民主革命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事实表明，他们也曾忠实而有效地服务于专制政权。这样两极的现象，出现在同一角色身上是令人吃惊的。
在德国，“铁血总理”俾斯麦便出色地利用司法，作为打击异己，控制国家的工具，“官僚反动势力最锋利的一件武器”。众多的法官与当局保持高度一致，以致被称为“阶级司法”。法官联盟主席约翰纳斯·雷卜说，整个共和国的法律充斥着“骗子精神”、“党派和阶级的流氓法律”。情势的严重，致使自由进步党员不得不大声呼吁反对法官“该死的党性”。
卡尔·施米特是著名的纳粹法学家，早年出版《论独裁》，即已对独裁制度进行了法理的辩护。他认为，在紧急状态下，国家领导人拥有极端的权力，甚至可以在“暴乱城市”中动用灭绝人性的手段。凭着他的敏锐的政治嗅觉，主动迎合，支持独裁，为纳粹篡夺政权和镇压“国内敌人”制造新的理论，从而获得纳粹的重用。一度失宠后，眼见希特勒进攻欧洲，他又将研究方向从宪法转移到国际法中去，发明“大空间”的概念，为德国的侵略行径寻找法律根据。对于当时众多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他声称，“此类德国知识分子的败类就是应当被消灭”！
希特勒在1938年说：“少了扩音器，我们就无法征服德国了。”这位法西斯魔王不断用扩音器播放瓦格纳的音乐，以激发群众的爱国狂热；混杂在这音乐中的，就有知识分子的叛卖的声音。
俄国知识分子是世界上罕有的优秀的族群。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对于波兰尝试恢复独立的活动，他们普遍地表示了一种敌视态度。1830年和1863年两次波兰起义失败后，俄国社会各界一致支持政府对起义者施行死刑和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役的判决；其中，就有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和丘特切夫等人。“爱国主义”成了一道魔障。为了伟大的“祖国”，他们不能不对致力于脱离俄国的波兰人的勇敢精神表示痛恨。对此持不同立场的，只有一个赫尔岑。但是，无论在政府，还是在同行那里，他都因为服从真理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苏联著名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中称，曾经写出《列宁》和大量政治鼓动诗篇的马雅可夫斯基不是“公民”。这是耐人寻味的。
萨义德在一次回答台湾学者采访时谈到中国知识分子，说：“虽然我对中国传统所知不多，但我认为这些传统都有宫廷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对有权势的人发言的知识分子，而他们自己也成了有权势的知识分子。”他强调说，他一向反对这种情形，因为他觉得，“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与传统应该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中国知识分子恰恰乐于进入宫廷，充当顾问，也即古人说的“王者师”。连发动新文化运动起家的胡适也在所难免，可见一斑。
倘要安全和荣耀，必然舍弃自由。因为，无论自由建立在什么地方，在壕堑里还是在纸面上，都是危险的事业。
激进或对抗
关于知识分子的职能，曼海姆这样指出，他们把利益的冲突转化为理念的冲突，把社会上潜在的令人不满和不安的问题及其根源揭露出来，从而促进人们的觉醒。科塞以理念定义知识分子，称为“理念人”。他认为，知识分子对社会核心价值特别关切，他们把理念从中诱发出来，并且设法加以引导和提升，希望通过系列有意义的通用符号，为社会提供道德标准。他们是坚持神圣传统的传教士的继承人，同时也是《圣经》中先知的继承人，是那些受到感召而远离宫廷和教会的制度化崇拜，在旷野中传道，谴责权势者的罪恶的狂人的后代。不同的在于，“他们还倾向于培养一种批判态度，对于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理念和假设，他们经常详加审视，他们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
批判的、异议的、反抗的态度，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根本的。萨义德谈到知识分子时说：“吸引我的就是一种反对的精神，而不是调适的精神”；又说：“在意见与言论自由上毫不妥协，是世俗的知识分子的主要堡垒；弃守此一堡垒或容忍其基础被破坏，事实上就是背叛了知识分子的召唤。”
西方文化学者提出一个“抵抗的知识分子”的概念。
不同于葛兰西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地方，抵抗的知识分子来自并活跃在任何群体之中，而不限于工人阶级。他们反抗形成他们自己的社会的令人窒闷的知识和实践，在被压迫情境中倡行改革性批评，并且力图提供道德的、政治的、教学的领导权。无论在学院内，还是在学院外，他们都在积极参与作为批评角色的各种项目，创建政治关系的新形式。他们非但不曾屈从于政治对学术的兼并，恰恰相反，而是将学术研究重新加以政治化。鉴于各学科专家的知识与公众领域的严重隔阂，他们努力创造一种能够变革社会的语言，进入大众空间，以合群的姿态反合群。
齐格蒙·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以两分法立论，从现代和后现代这样两种不同的处境和策略出发，把知识生产者分为立法者和阐释者两大类别。
借用这个隐喻，可以赋予另外的意义。立法者可以称为秩序主义者，是权力者的一部分，以知识和技术从事务实政治，谋求控制的有效性，通过献策和直接加盟，影响政策的具体制订和实施；阐释者永远是无权者，解构主义者，脱离命令性行为而强调相对自主的实践，从事的是务虚政治，唯以批判、对抗、不合作表达某种政治意向。正如《理念人》的作者科塞所说：“知识分子作为政府与社会的积极批判者，作为一套观念的鼓动家，他们并不向往权力，他们的目的首先是将大众的注意力引向一个中心问题，然后利用公众舆论的力量向决策者施加影响。”
知识分子构成为“压力集团”而自处于权力中心之外。作为独特的存在，他们以强大的精神能量，体现社会对国家的制衡。
在1968年5月风暴中，巴黎学生高呼：“宁愿与萨特走向谬误，也不同阿隆共享真理。”在这里，萨特代表的是反政府的立场，自由思想的立场，勇于实践和承担的立场。
什么是真理？当它成为现实的那一天起，就失去了真理性。
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也即反抗意识的表现，除了反对权力，就是反对群体，乃至反对自我。
萨义德指出，知识者常常昧于面对以自己的民族或国家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在危急的时刻尤其如此。他举越战为例，说当时要求团结一致支持国家，连辩论战争是否正当也被认为相当于叛国行为。他强调指出，即使遇到这种情况，知识分子仍须发言反对那种“合群性”，个人的利害得失是在所不计的。
在纳粹德国，以海德格尔为首的大队的知识分子趋附于希特勒政权，也有一批宁可被处死，被驱逐，也不屈从于权力意志的知识分子，还有一批知识分子被迫在帝国文学院或别的机构工作，他们默默地在内心深处流亡，却没有成为理性、人道、进步和文化事业的叛徒。在苏俄时期，不少知识分子一样遭到流放，枪杀，送劳改营，但也一样留下了彼此互相声援和救助的神话，留下了惨烈的小说和不屈的诗篇。
在中国文革，留下的是八个戏，一直传唱至今。
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冲突，是现代文化历史的一大主题。
高尔基与十月革命，卢卡契与共产国际，鲁迅与左联，都在各自的文字中留下了由于冲突所致的斑驳的伤痕。
此后，好像很少有人拿起拨火棍，在野草、灰烬和沙砾中寻找过这条线索。
自我批判
真正的知识分子，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把自己当作社会的一部分来看待，从主体不断分裂出客体，目的在于洞察自己和批判自己。他不会为自己争取豁免权，因为一旦获得这种特权，他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
萨义德说：“如果要维护基本的人类正义，对象就必须是每个人，而不只是选择性地适用于自己这一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国家认可的人。”
穆勒对于英国的民主自由发表了许多值得称颂的观念，却表示说所有这些不适用于印度。托克维尔批判了美国虐待原住民和黑奴的野蛮行径，却以维护国家尊严之名，为法国占领军对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徒实行绥靖之战开脱罪责。从纪德到索尔仁尼琴，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甚至身受迫害，却也仍然表示反犹主义的立场。
一面是圣徒，一面是魔鬼。
西德剧作家马路丁·巴鲁扎说，他自己所以没有成为屠杀犹太人的凶手只是偶然的。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也是有罪的。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怀曼说：“纳粹是杀人犯，但我们也都是被动的帮凶。”
英国思想家伯林说，他为迟迟获悉犹太人被杀的消息而感到内疚，虽然知道这不是他的过错。
人们竭力将自己的罪恶推向社会，有人则从人类的罪恶中发现自己。
鲁迅式的批判是著名的，鲁迅式的自我批判也是著名的。
他说：“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这个学医出身的人，深知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生理与病理的联系，所以对待自我这个标本，他的解剖刀能够那么准确、干净地切除为一般知识者所珍爱的部分，却完整地保留了为他们所厌憎、所急欲割舍的东西。
所谓思想革新，是思想自身的逻辑运动，故不囿于社会运动而已。
精神战士追击他的目标至自己体内，人我因同一个战场而联结到一起。思想无边界。到处都有破坏，有复兴，有斗争的熊熊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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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与退化
按照习惯的说法，所谓“知识精英”，所指是知识人中富于影响力的上层集团，其实是知识、身份与能量的一个混称。因此，它不应当被视作知识分子的代表。如果说精英人物喜好集群，知识分子则坚持个体性，即使在个别场合因道义而凑集到一起，结果还是一个人的战争。知识分子总是试图以个人理念直接影响于社会，精英人物则力求通过权力的渠道进行，往往带有一定的规划性、策略性和工具性。知识分子永远敌视权力，他们似乎先天地带有一种类似民粹主义的倾向，自放于权门之外，并与之长期对峙，于是，在他们的意识或潜意识中，自身便成了民众的精神首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