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谎言。1971年6月，《纽约时报》披露了由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授意的机密文件，其中包括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决策过程的记录，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这些文件的内容，暴露了有关政治领域中的欺骗的诸多问题。阿伦特指出，事实是脆弱的，谎言更可能成功，尤其是来自政府的谎言。她说：“由于说谎者拥有预先知晓听众希望或者期待听到些什么的极大优势，因此谎言通常比现实更可信，更合乎理性。”其中一些谎言很容易被事实戳穿，但某些类型的谎言则可以将事实真相从人类的存在中完全抹掉，从而侵犯和损害了人类的自由。她指出有两种相关的说谎方式，一种属宣传性质，如越战；另一种则属专家、政治智囊人物所为，它一开始就带有自我欺骗性质，因为决策者生活在阿伦特称之为“去事实化的世界”。不过，对于政府的欺骗，她并不感到特别沮丧，理由就是她对美国一直处于自由状态下的新闻机构对民众服务方面持积极评价的态度，——即使政府文件有着严密的保密分级制度，也很难不为美国民众所知道。此外，美国人民的天性中具有一种抵制破坏自由的力量的东西，这也是她有信心可以战胜政府谎言的希望之一。
关于公民不服从。阿伦特相信，公民不服从首先是一个美国现象，因为它源自一个契约社会中的公民对于法律的道德责任。她将公民不服从与良心的抵制进行区别。公民不服从是集体的、公开的、以挑战政治权威的正当性为目的的社会运动，而良心反抗只是个人性行为。参与公民不服从的人都是有组织的团体的成员，这些团体出于某个观点的一致性而联合行动，并共同采取反对政府的立场。当然，这得从宪法上对诸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罢工自由等等基本人权有着切实的保障，就是说，即使同属于一个基于同意的社会，这种同意也是必须隶属于不同意的权利的。她提供的思路是一个“契约论传统”——政府必须取得人民同意（容许异议），如政府已违背托付，人民有权利不服从。尽管公民不服从也许会转化为暴力行为，对于共和制而言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但是，鉴于社会上公民参与的减少，各种形式的自愿联合的减少，阿伦特仍然鼓励美国政府考虑将公民不服从问题纳入法律体系之中，——因为她相信，这是一个自由国家自信有能力保护人类自由的一种手段。
关于暴力。在《论暴力》一文中，阿伦特对权力、权威、强力和暴力作了区分。她把暴力和权力对立起来，认为暴力只能导致破坏，但不能创造出权力，一旦开始便无法控制，所以，暴力行动所产生的最可能的结果便是“一个更为暴力的世界”。而权力，在她看来是尊重人类的多元样态，使政治自由得到保护的力量。当一个团体或政府发现权力正在丧失时，很容易试图通过暴力来继续掌控权力。她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暴力出现时，权力即明显地处于危险之中。阿伦特关于暴力的论述，多局限于一个契约国家——民选政府的理论前提。她将权力过分合理化，不但忽略了权力中隐性的合法性暴力，也忽略了不同政治势力在某种历史情势中的变动关系。这里，大约是因为她在68年学生运动中，瞥见了20世纪上半叶极权主义运动中群众的不祥的阴影吧？
在黑暗的年代，期待启明
阿伦特以一种新异的文体风格，写作了一本书，名叫《黑暗时代的人们》。所谓黑暗时代，当是她所经历的20世纪，主宰这一时期的极权主义和官僚政治；按她的说法，同时带有象征的性质，采用的是较广泛的意义。其中，她写了从莱辛到同时代人中的多位诗人、作家、哲学家，包括卢森堡这样的革命者，提供了一个处于精神领域中的人物谱系。当时代将人们卷入屠杀、混乱、饥饿、不义与绝望之中时，作为“时代的代表”，这少数人却几乎不受它的控制和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作为时代的沉思者，阿伦特无疑同样是其中优秀的一员。如果从专业爱好来说，她应当埋首于哲学研究；事实上，直到临终前，她仍然进行着严肃的哲学思考。她的最后一部未竟的著作，就是《精神生活》。她本人声称，她的主要活动方式是思考，而不是一个长于行动的人。在弥漫着斗争气息的日子里，她没有成为一名革命者或是抵抗运动的成员，然而，她的思考却不能不一再地被现实政治问题——人类生存最急迫的问题——所打断。这样的思考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思考在于，它并非服务于知识的目的，而是与实际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密切相关，是对于生存意义的探寻。阿伦特试图通过思考打破现实——主要来自体制——的遮蔽，阻止人类作伪和行恶，敞开广大的公共空间，这样的思考，不能不带上批判与反抗的性质。在《人的条件》中，她承认：“事实上，在专制条件下行动比思想来得容易。”为了人类的自由生存，她为自己选择了最孤立、最需要坚忍、最艰难的工作：思考。
在《黑暗时代的人们》的序言末尾，阿伦特如此表达她的信念：“即使是在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阿伦特爱这个世界，她和她的著作，就是这样一种充满温暖的光辉，使我们在黑暗中感知人性和真理的存在而深受鼓舞。
2006年8月21日
二〇〇七
卢森堡，一生从事革命，并以身殉，几十年来为我所景仰。九十年代后，曾先后主持出版她的重要著作《论俄国革命》及《狱中书简》。
写作萧红传记，间或写作短文，《卢森堡》是较长的一篇。
卢森堡：“嗜血的红色罗莎”
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
革命渐次随着岁月的尘烟远去。
有各种革命，也有各种不同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委身于他理想中的事业，这事业，是同千百万无权者的福祉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中，他们往往为自己选择最暴露、最危险、最容易被命中的位置，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黎明还没有到来，他们已经在黑暗中仆倒。
在这个倒下的队列里，我们记住了一个人：罗莎·卢森堡。
“红色罗莎”
卢森堡自称是犹太裔波兰人，不止一次地声称波兰是自己的祖国。曾经有人在书中提及，波兰有史以来，在对外斗争中从来不曾出现过叛徒，足见波兰人的忠诚、英勇和傲岸。她的独特的犹太家庭背景，使她从小培养出一种人性的、平等的观念；民族的浪游性质，又使她恪守“犹太同龄群体”的伦理规则，而不与任何“祖国”相一致。正如政治学者阿伦特指出的，犹太知识分子的祖国事实上是欧洲；用尼采的话说，他们会因自身的位置和作用而注定成为最卓越的“好欧洲人”。
1871年3月5日，卢森堡出生于波兰扎莫什奇的一个木材商人家庭，两岁时，全家迁居华沙。在这里，她完成了中学教育，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889年底流亡瑞士，入读苏黎世大学，先后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及自然科学。在此期间，结识利奥·约吉希斯，后来他成为她事实上的丈夫和情侣。1894年，他们共同组建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1898年，卢森堡取得德国国籍，迁居柏林，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在党内，她积极从事组织活动，为报刊撰文，发表演讲，先后批判党内元老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也曾同列宁展开过论战。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团一致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背叛革命，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组织斯巴达克同盟，后成立德国共产党，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卢森堡自称是一个永远的理想主义者。读书时，她在题赠女同学的照片背后写道：“能够以纯洁的良心，去爱所有的人那样一种社会制度，是我的理想。只有在追求它并为之奋斗时，我才有可能产生憎恨。”像这样一个怀抱着宏大的社会理想的人，在当时，命运注定要和革命扭结到一起。为此，她多次被捕，在监狱里度过相当长的岁月。1917年春夏之交，斯巴达克同盟鉴于她在狱中健康恶化，曾酝酿过一个营救计划，考虑到她拥有俄属波兰地区的出生证，试图向官方提出要求，放她出狱到俄国去。然而，她拒绝了这个计划，因为她根本不愿意与官方当局发生任何联系。在革命队伍中，她以思想激进和意志坚强著称，所以，帝国主义者及右翼分子称她为“嗜血的‘红色罗莎’”。
1919年1月，德国共产党与其他革命组织共同行动，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接着，斗争遭到政府军队的血腥镇压，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同时被捕，当日惨遭杀害，她的尸体被扔进运河。当此危急时刻，约吉希斯倾全力搜集卢森堡遗文，调查事件真相，一个多月后随之遇害。
卢森堡逝世后，列宁下令出版她的传记以及她的著作的完整汇编，同时，还斥责了德国党对于承担这一义务的冷漠态度。斯大林不同，于1931年著文强调卢森堡犯过许多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理论错误，这等于给卢森堡盖棺定论，以致后来发展到谁引用卢森堡的话便是反革命的地步。苏共二十大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在苏联和东德等国家，开始寻找卢森堡与列宁的思想的一致性，涉及两人的分歧，当然仍将错误归于卢森堡。所以，阿伦特在一篇论述她的文章中把她描写成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位“边缘性人物”，“德国左派运动中最有争议的、最少被人理解的人物”。直至20世纪60年代以后，“红色罗莎”才获得应有的崇高的评价，她的著作在国际上兴起出版和研究的热潮。
“重新发现”卢森堡，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个堪称奇特的现象。
“永远是一只鹰”
卢森堡的政治思想，在论战中显得特别活跃和鲜明。其中，关于革命与暴力问题、政党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带有很大的原创性。在苏联、东欧剧变十多年以后，回头再看卢森堡的相关论述，判断的深入和准确是惊人的。
在卢森堡看来，革命，不是任何组织或个人“制造”出来的，不是根据哪一个政党的决议产生的，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自动地”爆发的。不是组织先于行动，而是行动先于组织，而这“行动的迫切压力”总是来自社会下层。她指出：首先应当具备“革命形势”这一必要的条件，必须认真考虑大众的情绪。在组织问题上，她从不信任有一种绝大多数人在其中都没有位置、也没有声音的所谓的革命的“胜利”，不信任那种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夺取权力的行为，以致她“担心革命受到扭曲更甚于担心革命的失败”。
正由于当时德国的客观形势与俄国不同，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都没有作过以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
但是，卢森堡并没有因此否定暴力，相反对那些把暴力等同于革命，从而加以反对的“机会主义的学理主义者”予以严厉的批判。暴力是有阶级性的，她特别指出，必须警惕来自反动政府的合法性暴力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她认为，无条件地否定革命暴力，把议会政治、宪政政治看作被压迫阶级得救的唯一出路是空想的、反动的，这也正如把总罢工或街垒看作唯一的出路一样。在她看来，并不存在一种预设的绝对合理的方式，任何方式的采用都是随机变化的、可选择的。人民群众唯有拥有潜在的暴力，并足以作为自卫的武器或攻击武器，来发挥它的作用，才能在阶级力量的对比中，最大程度上改变政治斗争的条件，其中包括议会条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卢森堡指出，改良是革命的产物；而革命，并非出于革命者对暴力行动或革命浪漫主义的偏爱，而是出于严酷的历史必然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告别革命”之声不绝于耳。颇有一批学者极力夸大革命的破坏性，俨然历史真理的代言人。事实上，阶级社会发展的诸种因素，是互相补充、互相完善又互相排斥的。革命暴力的正当性和正义性，正在于被压迫阶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在所处的阶级对抗的有限的阶段中，他们自身的损失可以因此被减少到最小。所以，卢森堡才会一再指出，暴力是革命的最后手段。她承认，“在今天的情况下，暴力革命是一件非常难以使用的双刃武器”。
1904年春，列宁发表《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论述关于无产阶级的政党学说。7月，卢森堡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评论了列宁的建党思想，引起论争。在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政党这一问题上，两人之间没有分歧；争论的中心，是卢森堡说的“集中程度的大小集中化更准确的性质”问题。
卢森堡批评列宁的“极端集中主义观点”，是“无情的集中主义”，认为这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她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文章尖锐地提出：究竟是谁执行谁的意志？她认为列宁设想的中央拥有“无限的干涉和监督权力”，强调的是党中央机关对党员群众的监督，而不是确保自下而上对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有效的监督。她确信权力的高度集中必然产生思想僵化、压制民主和轻视群众，形成并助长专横独断的危险，窒息积极的创造精神，唯余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
在这里，卢森堡表现出了重视人民群众的非凡的热情，以致后来有人称她为“一个纯粹群众民主的理论家，一个出色的非定型的革命的预言家”。1918年，她在狱中写下著名的《论俄国革命》，直接地把社会主义民主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这部未完成的手稿对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批评尤其激烈，其中除了土地问题、民族自决权问题之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批评布尔什维克党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强化专政而取消民主。她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进行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她从来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于大多数劳动群众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众，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人，在有意识的、自由的自决中主宰着这全部的生活。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卢森堡总是把它同自由联系到一起，并且以自由进行阐释。在《论俄国革命》中，她指出：“自由受到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源泉。”又说：“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她提出，要警惕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一种小集团统治”，“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同时警告说，如果听任这种情形的发展，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野蛮化”，引起强制、恐怖和腐败，引起“道德崩溃”。她进而指出：“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阿伦特认为，她对布尔什维克政治的批判是“惊人准确的”，“她的异端性是坦率的、毋庸争辩的”。
关于自由，在《论俄国革命》稿的边页上，卢森堡加注道：
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
其中，“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句话，作为卢森堡的“名言”，代表着她的一个深刻的信念而广为流传。
《论俄国革命》出版后，列宁于1922年2月写了《政治家的短评》一文，称它是一部“犯了错误的著作”。他在文中列举了卢森堡一生所犯的“错误”，但是，对卢森堡仍然给予高度的评价，说：“无论她犯过什么错误”，“她都是而且永远是一只鹰”。
政治 人性 美学
阿伦特有一段比较卢森堡和列宁的话说，当革命对她像对列宁那样迫近和真实时，她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信仰条款了。“列宁首先是一个行动者，他可以在任何事件中都参与政治；而罗莎，用她半开玩笑的自我评语来说，天生就是个‘书呆子’，假如不是世界状况冒犯了她的正义和自由感的话，她完全可以埋头于植物学、动物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数学之中。”其实，即使对马克思，她也并非一味盲从，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问题的样板。所以说，她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阿伦特说她如此异端，甚至可以怀疑她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譬如，对于马克思的受到太多赞美的《资本论》第一卷，她便认为充斥着黑格尔式的华丽的修饰而表示“有些讨厌”；正因为她不满于《资本论》的解决图式，才写了《国民经济入门》和《资本积累论》。她所以阅读、称引、推荐马克思，未必出于赞同马克思的结论，而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非常大胆，拒绝把每一件事情视为当然”，而贯穿着一种批判精神。
卢森堡个人确实有过不少试图远离政治和革命的表示，比如致信约基希斯说：“俄国革命对于我，就像第五条腿对于狗一样，没有多大的意义。”可是，对于俄国革命，她不但关注到了，而且介入太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诸如《论俄国革命》等许多相关的论著那样。正义和自由感对于她是支配性的，致命的。在信中，她说：“我得不断地关心全人类的大事，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既关心人类，便无法摆脱政治的诱惑和制约，以致她不得不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对政治事务的关心，在卢森堡的著作中，可以说随处可见。她的私人通信，也记录了不少关于工人罢工，失业，冬小麦歉收，革命，党的会议，党纲的制订及人事变动等内容。但是，书信毕竟不同于政论，除了表现对应于公共性的立场、思想、观点之外，更多地体现了她个人的人格、品质、情感、趣味，精神世界中最基本、最深隐、最柔弱的部分，更人性化的部分。或者可以说，政治原则在书简中转换为一种道德原则，一种特有的气质。
卢森堡的内在气质，在《狱中书简》中展示得最为充分。她敬畏生命，从一只粪甲虫到一只蝴蝶，从一只土蜂到一只知更鸟，她都会留心地观察它们，倾听它们，像亲人和朋友一样亲近它们，为它们经受的惨剧而悲愤，而痛苦，一旦离去以至于黯然神伤。她那般感动于青山雀的问候般的啼声，每次听到那“戚戚勃”的活像孩子嬉笑的声音，就忍不住发笑，并且模仿它的叫声来回答它。她写道：
昨天我忽然从墙那边听见了这熟悉的问候声，可是声音全变了，只是很短促的接连三声“戚戚勃——戚戚勃——戚戚勃”，以后就寂然无声了。我的心不觉紧缩在一起。在这远远传来的一声短促的啼声中包含着多少东西呵。它包含着一只鸟儿的全部简短的历史。这就是青山雀对于初春求偶的黄金时代的一个回忆，那时候它成天歌唱，追求别的鸟儿的爱情；可是现在它必须成天飞翔，为自己为家庭寻觅蚊虫，仅仅是一瞬间的回忆：“现在我没有时间——呵，的确，从前真美——春天快完了——戚戚勃——戚戚勃——戚戚勃！——”相信我吧，宋尼契嘉，这样一声情意绵绵的鸟叫会深深地感动我。
她曾经写到，在读地理书的时候，得知德国鸣禽减少的原因，在于日趋合理化的森林经济、园艺经济和农业学，使它们筑巢和觅食的一切天然条件被消灭，想到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小动物”竟因此默默无声地不断灭绝，不禁深感悲痛，差点要哭出声来。她还说到在监狱里遇到的“一件极端痛心的事”，就是看见驾车的水牛被兵士鞭打得血迹斑斑的情景。她悲悯地写道：
……卸货的时候，这些动物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已经筋疲力尽了，其中那只淌血的，茫然朝前望着，它乌黑的嘴脸和柔顺的黑眼睛里流露出的一副神情，就好像是一个眼泪汪汪的孩子一样。那简直就是这样一个孩子的神情，这孩子被痛责了一顿，却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不知道如何才能逃脱这种痛楚和横暴……我站在它前面，那牲口望着我，我的眼泪不觉簌簌地落下来——这也是它的眼泪呵，就是一个人为他最亲爱的兄弟而悲痛，也不会比我无能为力地目睹这种默默的受难更为痛心了。那罗马尼亚的广阔肥美的绿色草原已经失落在远方，再也回不去了！……
卢森堡表白说，她有一种感觉，就是她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只什么鸟、什么兽，只不过赋有人的形体罢了。她致信宋娅说：“当我置身于像此地的这样一个小花园里，或者在田野里与土蜂、蓬草为伍，我内心倒觉得比在党代表大会上更自在些。对你，我可以把这些话都说出来：你不会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吧。你知道，我仍然希望将来能死在战斗岗位上，在巷战中或者在监狱里死去。可是，在心灵深处，我对我的山雀要比对那些‘同志们’更亲近些。”对于植物，她也一样怀着对小昆虫和雀鸟般的喜爱，说：“我研究植物，跟干其他事情一样，也是满腔热忱，全身心地投入。世界、党和工作，都悄然隐退。每日每夜，我的心中只翻卷着这么一个激情：去春天的原野漫游，采集成抱成捆的鲜花，然后回家整理、分类、鉴定，再夹到书页里去……”阳光、白云、湖光、山色，大自然的一切，都被她赋予了极其生动的人类情感，成为她的外化的生命。正如她所说：
不管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就会与我同在。
在书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卢森堡那般倾情于艺术。从小说到诗，从歌剧到油画，从高尔斯华绥、萧伯纳到歌德，从伦勃朗到巴赫、贝多芬，她熟悉许多杰出的艺术家，熟悉他们作品中的许多出色的细节。她的眼前展现着一个浩瀚的艺术世界，她常常沉浸其中，内心充满愉悦。她写道：她曾因所有的剧场和音乐厅变成政治集会和抗议的场所，无法欣赏音乐而感到遗憾。她写道：她想重返纽伦堡，但原因不是去开会，而是想听朋友朗诵一卷莫里哀或者歌德。她写道：当她听完一支温柔的小曲时，心绪宁静，却随即想到自己曾经给予别人的冤屈，并为自己曾经拥有如此苛酷的思想感情而感到惭愧……
卢森堡对美的欣赏，还及于女性的形体与仪态。很难想象，这样一位革命家会在书信中那么仔细地描绘她在狱中见到的一个年轻女囚的美貌，在“18世纪法国展”上看到的汉密尔顿夫人画像和拉瓦利埃女公爵画像的不同类型的美。她甚至表示，一些遥远的事物，比如数万年以前的黏土片，中世纪风光，乃至“带有一点腐朽味道的真正的贵族文化”，都是她所喜爱的，迷恋的，对她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一个一刻也不离开现实斗争的人是如此地喜欢古典，一个投身于政治运动的人是如此地喜欢安静，一个坚强如钢、宁折不弯的人是如此地喜欢柔美，一个以激烈不妥协著称的人是如此地博爱、宽容！——这就是“嗜血的‘红色罗莎’”！
她坦然承担生活所给予她的一切：囚禁、各种伤害和痛苦，别离和思念，并且把这一切看成是美的、善的，开朗、沉着、勇敢，在任何情况下都感到幸福，唯是不放弃工作。在书信中，她不止一次说到她的人生哲学。她强调指出，认识历史的必然性对个人来说非常重要；但是，把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演绎为一种消极无为的哲学，又是她所反对的。她坚信人类的能力、意志和知识的作用，坚持自主意识，所以说，宁可从莱茵瀑布上跳下去，像坚果那样逐浪漂流，也不愿站在一旁摇头晃脑，看着瀑布奔泻而下。她要做一个和生活一同前进的人。
“比男人伟大”
革命不是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就是革命者。通过革命者的形象，我们可以目睹革命的面貌，它的全部构成。
说到卢森堡，仅仅阅读她的政论，哪怕是一度遭禁、以自由和民主作为革命的表达中心的《论俄国革命》，也还不是她的全部；只有结合她的《狱中书简》，她作为革命者的形象才是大致完整的。在她这里，不但具有明确的政治信念和道德原则，而且富于同情心，人性和丰饶的诗意。革命并不如某些自命为“自由主义学者”所描绘的那样只有恐怖，恰恰相反，革命是为了解除恐怖统治而进行的。
1907年的一天，卢森堡和她的朋友蔡特金在散步时忘记了时间，因此在赴倍倍尔的约会时迟到了。倍倍尔开始还担心她们失踪了，这时，卢森堡提议这样来写她们的墓志铭：
这里躺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后两个男人（man）。
阿伦特赞同此说：卢森堡身上的“男子气概”（manliness），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中是空前绝后的。如果用这个比方定义革命，应当承认，仅仅有男子气概可能是野蛮的，强制的，可怕的，所幸其中的参与者和领导者有如卢森堡似的女性。她在信中说：“我这个人太柔弱了，比我自己想象的还要柔弱。”正由于有了柔弱的人性做基础，有人类理解和人道主义做基础，革命风暴的力量才是可接受的。
法国诗人雨果有一首赞颂巴黎公社的女英雄、诗人米雪尔的诗，题目是《比男人伟大》。面对卢森堡这样的革命女性，除了这，我们还有什么更恰切的语言去形容她呢？——“比男人伟大！”当然，比男人伟大！
二〇〇八
与肖建国先生合编《中国现代作家还乡史》（多卷本），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作导言，就精神、生命气质和语言等多个方面探讨文学的构成，强调作家的道德立场和精神品质对创作的决定性意义。
国民性批判问题的札记（节选）
知识分子与国民性批判
有国民性，就有国民性批判。但是，如果没有知识分子，批判根本不可能发生，甚至出现反批判。
知识分子立足于社会变革，本质是激进的，在不满于现状这一点来说，与政治家正相一致。但是，政治家是少有责备民众的，出于动员和利用的需要，相反不乏称颂之辞；而知识分子没有切身利益的需要，所以常常不顾利害，多所指摘，看起来大有“反人民”的倾向。
无论是出于对历史的实际考量，还是出于文化理想的驱使，知识分子都寄希望于社会变革的主体：人民。不幸的是，由于批判的天性，悲哀而疾视，因此也就不免要把自己推向与国民对立的位置。
知识分子无论如何的平民化，都具有某种精英意识，在大众面前以启蒙者自居。这是二种宿命：既皈依集体，又反对集体。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被称为“欧洲的最愤怒的人”。在他著名的社会剧《人民公敌》中有两句十分突出的台词，一句是：“多数派从来是错误的”；另一句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主角斯多克芒大夫因为捍卫他的原则而反对多数，结果被市民投票表决为“人民公敌”。
法国诗人瓦雷里写道：“极端主义者给了世界以价值；一般水平的人使世界持续下去；革命者提供了精神财富，保守派使它稳定。”
每个民族的灵魂中，都有它的优点和弱点，长处和短处。但是，在知识分子的眼中，几乎只有问题缺陷和不平，因为如果不如此，便没有反抗和改革。
知识分子是社会弊病的暴露者。他们的工作，目的全在于疗救。
国民劣根性的生成，不妨视作传统文化的某种沉积物，其中包括政治文化、专制政治的“治绩”。知识分子整体地迷恋于理想，向往未来更完美的世界，所以批判国民性时，时时有同过去决裂、颠覆传统的话语，有同权力对立、同制度对立、与现实不调和的话语。
知识分子无国界，是真正的“世界公民”。唯他们能持人类的眼光，批判本国政府；也唯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把国外的事务当成身边事务，一样发出批评的声音。
对知识分子来说，凡是同人类生存相关的问题，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批评的，包括国民性问题。
有民族，便有民族性，但是并非必然地就有民族性批判。批判始于近代知识分子的生成，他们是和一种全新的观念——“现代性”一起来到世间的。
人文思想是知识分子的灵魂。
其中，首要的问题是反专制。反专制是无条件的。专制对于人的控制并使之异化，远甚于贫困、巫术和迷信，是造成国民劣根性的最深痼的病因。无论专制统治自称如何适应某一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境遇，即所谓“特性”，也是不可接受的。
专制有悖于人类的基本道德，它直接破坏了人类自由生存的前提。
启蒙运动是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
运动的动力并非来自权力者的赐予，而是来自思想者群体自身的意志的诉求，因为它是反控制的、无边际的、自生长的。即使运动的内部有分歧，有论争，如当年法国的卢梭与伏尔泰、卢梭与狄德罗，也都是互补的，对自由的信念是一致的，寻找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包括改造国民精神的目的，也是一致的。
康德在1784年发表过一个关于启蒙的经典的看法，即把人类的“未成年状态”的责任归于人类本身，并指出，要摆脱这种状态，就不能不依靠人类自主地积极地运用自己的悟性。启蒙就是发掘人类的自觉意识、理智、行动的决心和勇气。康德的观点虽然受到质疑，但是在人类未来的发展中，仍然不失其世界主义的普遍性。
人类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起码的条件是：自觉为人。
启蒙是永远的。
只要有知识分子，就有启蒙，何况在马克思所称的“史前时期”。
东方学，西方学，爱国主义及其他
萨义德的“东方学”是著名的。
在萨义德那里，东方有两个层面：一是实体的，自然存在的；一是想象的，人为建构的。东方是欧洲最古老、最广阔的殖民地，是欧洲的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最常出现的神秘的“他者”。东方与西方相对立而存在，并为西方而存在。
“东方学”是一种权力话语方式。它是西方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对东方所作的描述和阐释，对所有与东方有关的观点的权威裁判，是君临东方，对东方实行殖民、操纵与重构的一种机制或方式。东西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极端不对等的权力支配关系，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构成整个“东方学”的思路。
这是一个东方血统的西方人对西方霸权话语的批判，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来自西方内部的批判。
不妨杜撰一个名词：“西方学”。
在东方，有人做盗取西方之火的普罗米修斯，一面燃作引导国民精神的灯盏，一面煮自己的肉；但是也有人害怕引入异地的火种，终至蔓延开来，烧毁古老的圣殿、墓穴，以及所有祖传的宝贝，因此不免恐怖，乃至仇恨起来。现代历史上，有相当长一段时期，以“崇洋媚外”、“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名对西方加以阻拒，加强禁锢，延缓波普所称的“开放社会”的到来。如果说，“东方学”显示了西方居于霸权地位的傲慢与偏见，那么，“西方学”则暴露了东方处于落后境地的自大、保守与排外情结。
约翰·普拉默那茨谈到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一是“西方的”，最初出现在西欧；一是“东方的”，出现在东欧和亚非拉地区。两种类型都建立在接受一套共同标准的基础之上，而这个标准，就是“人、道德和社会”。这些观念的社会根源及思想根源基本上来自西欧。
“东方的”民族主义出现时，人们开始被拖进一种陌生的文明中，他们发觉祖先的文化不能适应世界的新标准，这就意味着，要在文化上重新武装自己，就必须改造固有的文化。然而，模仿异族文化将失去自身的特色，怎么办呢？对被模仿的对象，只能是“既模仿又敌对”。一方面要拒绝外国入侵者，又不能不以他们的标准模仿和超越他们；另一方面，也要拒绝祖先的方式，因为它是进步的障碍，但是最后又不能不以它作为民族认同的标记。普拉默那茨指出：“东方的民族主义”这种纷乱而矛盾的情形，在赫尔德和马志尼的民族主义那里是不会出现的。
辛亥-五四的一代，在这里也不妨称作民族主义者，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上述的矛盾性；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不满怀敬意地把他们称作伟大的改革家。为了民族的生存，他们勇于接受西方而反叛传统；为了使传统文化转型以适应现代世界，他们发起社会、思想、道德革命，不是保存和弘扬“孔教”、“国粹”，而是极力加以破坏，使一种富于生命力的民族精神，有利于个人自由选择的社会条件被创造出来。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从来未有过的革命。推介史密斯的著作，从中引发国民性批判，正是革命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直达实质性的部分。
传统文化价值的确认，确实常常和推进历史进步的条件相矛盾。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霍勒斯·戴维斯所描述的：“是将民族主义视为理性的、世俗的、现代的运动，还是更多地强调民族因素，坦白说，他们很多都是落后的，没有现代因素。”戴维斯同时认为，不管两者的冲突多么激烈，结果还是被历史地决定了的。这是一种历史决定论。不过，他认为，在民族主义的现代和传统倾向之间，“最后胜出的是现代化、西方化的因素，当然它只能是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之后”。
戴维斯倾向于民族主义是一种工具，在道德上是中立的。而《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不同，他推翻决定论的框架，断言民族不仅是集合了客观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且更多地是“被想象出来的”，“被创造出来的”。就是说，他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对于民族及其改造中的作用。在讨论20世纪民族主义的“模式化”特性时，他举例说：“中国大众根本不会考虑在柬埔寨和越南发生的边境冲突。越柬两国的农民也根本不想要这场战争，都不想被牵涉其中。千真万确，这是一场官方的战争。在战争之后，又借用流行的民族主义，将战争说成是自卫。”把事情总结为“官方民族主义‘权谋术’”，结论是悲观的，当然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民族主义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种传统保守，另一种理性进步。印度政治学家帕尔塔·查特吉认为，分析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可以借用功能主义理论：“如对某种特定的民族主义，要参考它在普遍历史中的结局，对其采取适当态度。”
必须注重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进入意识形态的核心。
恰达耶夫对俄国和俄国人的批判尖锐至极，说俄国是构成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一个空白”，毫无优越性可言。为此，官方宣布他为“疯子”。
但是，这个“疯子”坚称自己是爱国的，是一种“否定的爱国主义”。他评论说，俄国人只具有“爱国的本能”而距离“自觉的爱国主义”甚远，所谓“热爱祖国”，所用的只是幼稚民族的方式，从来不曾为思想所惊扰，在严肃的问题上，精神力量得不到锻炼，甚至根本不存在精神劳动。
什么是“自觉的爱国主义”呢？他指出，“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他强调文明理性和建立在理性思考之上的自觉意志，认为只有怀着对真理的爱去爱祖国，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他坦承道：“请你们相信，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更爱自己的国家……但是，我的爱国情感与有些人有所不同，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地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的人；我认为，盲目钟情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首先要献身于真理的祖国。”
国民性批判可以成为“殖民话语”，反国民性批判亦可以成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话语。
从“解殖民”到“自内解殖民”，到“后殖民”，如何踏步于民族主义道路是一个问题；但另一个问题是，中国从来未曾被完全殖民，不论蒙受了多少国耻，在总体上，它一直保持着几千年“文明古国”的完整性。——这是我们的爱国者谈论“国是”，包括“国民性”或“国民性批判”问题时所应特别留意的。
实际上，殖民话语根本不具备批判性，只存在歧视和压迫。而批判和自我批判则是自觉的、理性的，是社会公正原则的一种践履，也是对自身潜在力量的一种确认，因此说，它是走向再生的根据和先导。
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包括国民性批判——最终只能停留在思想层面，而不可能直接施之于社会改革，因为它无法在国家组织与各种社会势力中进行实际的联系和有效的沟通。实际上，重大的社会实践，主要靠政治精英及“基础阶级”去推动；如果，知识分子所准备的一切，在实际政治中往往被搁置，甚至有可能随时遭到否弃。
二〇〇九
1月，传记《漂泊者萧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所编萧红文集注释本《萧红十年集》（上、下）同时出版。
发表《法国知识分子的一场内战》，评述上世纪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问题在法国社会及知识界的影响。
发表《九十年文学一瞥》、《六十年文学史如何书写》等，就中国文学的发展及现状问题，表示了不同于北大教授陈晓明等人的意见。
介绍德国画家基弗，作《基弗：后极权时代的废墟》，在《随笔》、《作家》等多家刊物发表。本书节选引子部分。
基弗：后极权时代的废墟（节选）
安塞姆·基弗（1945— ），德国著名画家，新表现主义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后移居法国。
基弗被称为第三帝国废墟上成长起来的画坛诗人。他一直专注于表现德国的历史，德国的文化命运及纳粹主义的遗产。他说：“我带着联系我们意识和经历的象征进行创作，这象征将同时引发我们对自身的不断的省思。”历史、神话、宗教、文学题材都是他的视觉对象，其中，大屠杀的记忆是反复表现的主题。作品富于历史感、悲剧感，带有沉思的性质。结构宏大，形式新异，令人震悚。
引子：废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