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是造神运动，同时也是造鬼运动。在运动中，一个或无数个“反面教员”根据预设的目的给制造出来，然后采取公开“斗争大会”——相当于斯大林时代的“公开审判”——的办法，不断施加压力，直到使之彻底孤立，投降屈服为止。这其间，也当辅以其他手段，但惩罚手段是主要的。顾准在日记中有一段关于反右斗争的记录，说：“大开斗争会，既通过群众路线教育了被斗者，也教育了斗争者，并从斗争者与被斗争者中物色了积极分子与骨干分子。于是有的人是经过恐怖达到了屈服，有的人方式不同一些，‘自觉地’成为积极分子，但总的说来，无非还是从恐怖到屈服而已。”群众斗争大会使人们长时期处于被动员的状态，使斗争者在狂热中失去理智，使被斗争者愈来愈显孤立，抵抗力下降，以致丧失信念，感到精神崩溃。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有一个“强化”理论：在“斯金纳箱”放置强化物，通过奖赏，强化某种行为模式。与此相反，塞利的“系统性压力”理论通过实验证明：对老鼠施加系列压力，结果出现“一般适应性症状”，从惊恐反应阶段、抗拒阶段到衰竭阶段。人是高贵的，却又是不堪折磨的。然而，群众性斗争运动，就是这样一个对人类同时进行奖赏和惩罚的试验场。由于阶级斗争和群众专政已然成为公理，种种非人道行为也就成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群众性运动的“天然合理性”使法律成为多余的屏风，良知和理性遭到公然的践踏，人性中最丑恶的部分——凶残、贪鄙、虚伪、嫉妒、阴险狡诈，都被道德化，正义化了，告密与诬陷成了时髦的勾当。真诚保持沉默，世界唯余一片附和的喧哗。
胡风“集团”事件就在这样一个文化生态环境中展开。这个环境，是不利于一个正直的公民的生存的，尤其是知识分子。延安时期，“工农兵”被确定为革命的主体；新中国成立后沿袭下来，致使知识分子必然下降为附属的等级，可以随意处置的等级。“阶级论”被儒教化以后蜕变为著名的“皮毛论”。知识分子中，除了技术知识分子可供利用外，人文知识分子基本上在改造和打击之列。许多政治运动都是针对后者的，对此，敏感而脆弱的作家、艺术家特别容易产生自卑感。庞大而严密的组织，则进一步提供了可靠的心理依据。制度化心理的一个重要提示是：人是生而为集体的，不应当具有独立头脑的，必须听命于人的。在遭遇运动的压力以后，自卑会迅速转化为恐惧与焦虑。存在主义者把这两种心理状态当作哲学范畴加以探讨，是不为无因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指出，一个可怕的结果就是：“逃避自由”。胡风的青年朋友、“中国的杜勃罗留波夫”张中晓说：“恐惧和畏罪，是中国道德实践的基础。”其实，这也是针对自由而发的。无论外在的自由还是内在的自由，一旦失去，就只有无条件服从。中国几千年奴隶根性的养成，就因为权力者致力于培养恐惧，从天罗地网到不测之威。
近些年来，在讨论知识分子的时候，常常提及“人格”问题。人格的建树，除了土壤，同精神气候如何大有关系。“风号大树中天立”，这是罕有的。心理学家认为，焦虑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在具有恐怖症状的焦虑状态中可以观察到人格的解体。所谓人格解体，就是自我的丧失，独立性的丧失。1952年，胡风的朋友、著名作家老舍发表《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一文，说：“现在，我几乎不敢再看自己在解放前所发表的作品。”1955年，著名学者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重印后记中写道：“回头来看这一部旧作，感到非常惶悚。”胡风三十年代的朋友冯雪峰、四十年代的朋友乔冠华，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与胡风是比较接近的。到了后来，也都先后反过来批判胡风、疏远胡风了。这种人际间的变化，是认识上的分道扬镳呢，还是出于自保的实际考虑呢？在“第二批材料”刚刚发布，而胡风实际上已经被捕将近十天的时候，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会上，郭沫若致开幕词，正式提出把胡风“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与会700多人报以热烈掌声，并一致通过决议，撤销胡风在文艺界的一切职务。其间，只有吕荧一人公开为胡风辩护，但也立即招致会议一致的驳斥。这一幕，可以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作家群体的一次即兴表演。自此以后，批判性大会迅速扩展至社会各界，已经是集体人格——“国民性”——的更大规模的巡回演出了。
1979年，胡风获释时，向儿子晓谷说：“有没有一种能使人头脑混乱的机器？”由系统控制所引起的恐怖是巨大的。爱因斯坦说：“人们应当明白，人的组织制度同人的心理状态是相互影响的。”组织生活与群众斗争把个人抛向波涛掀天的大海，使之深感孤立无援，于是始而被迫继而自愿服从集体，也即权威的支配。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小说《判决》中叙述一个关于权威的故事：父亲疑心儿子反叛他而判决儿子投河，儿子不敢违抗，死前还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对于外部强加的意志不作抵抗，而是无条件顺从，甚至本能地顺从，从行动到思想、感情、态度，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正是现代文化专制与传统文化专制不同的地方。
胡风“集团”事件作为政治事件，完全是人为的悲剧。胡风的问题，始终没有超出文化-文学的范围。国家到底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人类的精神文化活动？权力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文化的仲裁者？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性方针。他把“双百”方针置于预设的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前提之下，运用习惯的“两分法”，把斗争的双方规定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香花”与“毒草”，彼此不能相容。其中，还规定了判断的“六条标准”，十分具体，其实不具可操作性，相反带有极大的随意性，这样裁判权最后仍当落在权力者的手上。果然，不出一年，文中所预约的“可以自由发展”、“可以自由争论”的局面非但没有出现，而以剥夺数十万知识分子的“自由”为内容的反右运动，却遽然发生了。这是颇有点谐谑剧意味的。“双百”方针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意识形态与其他事物一样，都是有一定范畴，不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在一个法制健全的民主社会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放”和“收”一类问题。用“双百”方针取代国家大法，对精神文化活动进行任意的规限；正如同把文化一律视为“阶级的文化”，划归“意识形态”，然后进行政治干预一样，是不可能不产生悲剧的。
回顾新中国后的第一个“文字狱”，曾经作为“胡风分子”过来的绿原说：“历史已经粉碎了那些鸵鸟式的幻想：无论胡风可能怎样反常，或者‘老实就范’，或者‘装死躺下’，他也一定逃不脱此后几十年来没有人逃得脱的大小劫难。”这是穿越炼狱之后的觉悟者言。
一九九八
作长篇随笔《娜拉：出走或归来》、《守夜者札记》，还有《思想和思想者》等文。因读《顾准日记》，写《两个顾准》；及后，因李慎之先生驳难，又写《再说两个顾准》。
思想和思想者
人是什么？
唯物史观教导我们说，人是从制作工具，以及运用这工具从事劳动的时候开始，转身与猴子揖别的。其实，除了劳动，人还必须会思想。所谓思想，自然离不开独立自主的意识。这是最基本的。倘使仅仅懂得劳动，耕植和采集，充实了肚子，发达了四肢，最后也很难免于陷入牛羊一般的境地。迄今已有半个世纪的传播历史的《世界人权宣言》，赫然写着如下条款：“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在这里，生命权和自由权是并列的，不可分割的。不是活着便可以尊为人类。从“温饱”到“小康”，如果人类只是被当做一种结构性物质，而满足于生命的维系，是无法体现存在的本质的。人类是精神的人类。没有哪一种生物，能够像人类一样热爱独立、自由和尊严。所以，在世界上，凡有人类聚居的地方，都有着同样含义的成语在世代流传：“不自由，毋宁死。”
真正的思想，也即自由思想，萌蘖于禁锢、奴役，不自由的现实关系，以及对此痛苦的觉省。没有先验的思想。思想是反抗现实、变革现实的，是对于既存秩序的否定。哪里有一种思想是满意现状的呢？除非是统治者——鲁迅常常称作“权力者”、“权势者”，个别时候也称“政治家”——的思想。他在一个著名的演讲中说道：“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哪里会有自由思想？”纳粹有句座右铭式的话：“思想先行，行动紧跟。”这“思想”就不是自由思想。意识形态化了的思想，是不能称作思想的，因为已然失却自由的含量。思想是个体的，弱势的，异质的，非正统非主流的。
人类拥有自由思想是相当晚近的事情，推算起来，最早也当在“后酋长时代”。在黑暗的中世纪，我们已经可以透过十字架的阴影看见：怀疑与信仰共存，异端与信徒并现。思想锋芒初露，虽然随即为火与剑的方阵所包围，却依然咄咄逼人。僧侣们无法预料，他们以日夜积聚的大量的统一思想的工作，培养出一种普遍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诱使思想者在更为开阔的地带播撒自由和反抗的种子。及至近世，随着“权利的时代”的到来，可以想见，思想将会变得何等活跃。至于思想者，当然大可以走出地堡，卸掉盔甲或伪装，睥睨气息奄奄的宗教裁判所而自由言说了！
然而，事实上，张捕与逃逸仍在进行，没有哪一天停止过。有时候，言路特别狭窄，甚至完全被阻断！
进化论遭到挑战是必然的事情。社会的进步与否，怎么可以根据时间的先后论定呢？权力者始终占据着历史的主动地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恒定地听命于“权力意志”；而思想者，却难免为环境左右，不是慷慨激昂便是忧心忡忡。——角逐的双方，谁也无暇顾及钟表。
近代历史确乎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这种变化，说到底不过是在“原型”那里作出量的增减而已。随着大学的勃兴、科学的昌明，知识分子势力迅速膨大；相应地，权力也变得更为集中，打击的能力大大增强了。阿伦特在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中，专论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和斯大林的苏维埃政权，它们都是在本世纪建立起来的。盖世太保、格别乌、窃听器、集中营、特别法庭、秘密审讯和处决等项发明，足够叫中世纪大主教大法官的玩艺相形见绌。在权力者和思想者之间，存在着大量貌似中性的平和的知识分子。到底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精心设计的机械、技术，各种关于管理的理论，包括宪法，最大限度为谁所利用？这个问题很难量化，故而长期被悬置起来，无人深究。希特勒是一贯标榜“革命”，信奉“社会主义”的，他曾经弄过一个由总统签署的非常法令《人民与国家保护法》，其中规定：“在相反规定的法律限度以外许可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表达意见的权利，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结社和集会权利，还许可侵犯私人邮件、电报、电话、通信保密权，许可搜查民宅，许可下令没收财产和限制财产权。”类似的法令是否经由法学家的润饰，我们不得而知，但它通过剥夺进行“保护”是明显的，还不能说是完全的赤裸裸。比较起来，斯大林于1936年颁布的苏联宪法要庄严得多，然而不出一年，就开始大规模的肃反了！
近代以降，权力者对知识者的打击，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其一是大学，其一是新闻出版界。凡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就有可能成为思想的产床。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转捩点，五四运动就是来源于一所大学和一本期刊。
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对莫斯科大学的情况，有着详细的记述。这是一所伟大的学校，给世界贡献出了一批富于头脑的人物。为了对付他们，政府安置了特务网，还有政法委员会之类。思想与青春结盟是可怕的。希特勒根本不把成年人放在眼里，贬斥为“迷失的一代”，而致力于毒化和争取青年，他说，德国青年应当“像猎犬一样敏捷，像揉过的皮革一样坚韧，像克虏伯工厂生产的钢一样经受过锻炼”。这些青年什么都具备，就是不具备思想。1933年4月，政府明令规定大学生必须加入大学联合会，还须参加四个月劳动锻炼和两个月集体军训。教师也有统一的组织，主掌管人员进行苛刻的挑选和培训。1933年至1934年，纳粹党在大学进行了一场清洗运动，有六分之一的教师被解聘或被迫辞职。有意思的是，大部分教授竟公开表态支持政府。著名哲学家，80年代以来在中国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大师级人物，可耻的海德格尔，在弗顿堡大学发表校长就职演讲时说：“任何教条和思想，将不再是你们生活的法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他，才是德国现在和未来的现实中的法则。”斯大林对大学的控制一样严密。在苏联高教部的十六个职能司中，属于思想统制方面的大大超过半数。所有学科的教育为政治教育所笼盖、所渗透，因为这是不能不服从于制度的总体的集权性质的。
集权主义者无不重视意识形态，重视宣传。希特勒在政府中首先设立的部，就是国民教育和宣传部。据说，我们今天使用的“宣传”（propaganda）一词，即从中世纪在罗马设立的传播天主教信仰的专门机构演化而来。可见，思想以及对思想的控制，都是中世纪的遗产。图书审查、禁书、焚书，在中世纪已经相当流行了，《禁书目录》委员会，犹如宗教法庭一样声名赫赫。但是，焚书在当时只是零星进行，像纳粹德国这样狂欢节一般的盛况，是从来未曾出现过的。1933年5月10日，时值午夜，成千上万名学生高举火炬，游行到柏林洪堡大学对面的广场。广场上，小山般堆满了书籍，他们把火炬扔进书堆，然后像添加柴禾一样再不断地把书往火里扔。据统计，大火吞噬的书籍多达二万册。纳粹党领袖之一戈林对大学生说：“你们干得好！在这午夜之际把过去的精神付之一炬，这是一次强有力的、伟大的和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其他的大学城，也相继举行了“焚书日”。鲁迅曾经把国民党法西斯分子称作“希特拉的黄脸干儿”，查查家谱，其实秦始皇爷爷的“焚书坑儒”，倒也不失为伟大的经典之作。只是大不敬的人从来便有，如唐诗写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就是嘲笑此举的愚蠢的。在电子出版物相当发达的今天，我们不是有更充分的理由，回头傲视希特勒及其党徒吗？问题是，这些大独裁者，仅仅凭了他们的无知与专横，便可以如此一再挑战人类的尊严！
知识分子算什么东西呢？他们不过是些沙石泥料，既能用来筑造辉煌的圣殿，自然也能用来砌做污秽的粪池。为了便于控制，德国在1933年便成立了德国文化总会，下辖文学、音乐、电影、戏剧、广播、美术、新闻等七个协会。总会章程规定“必须由国家领导”，因此名为群众团体，实系官方组织；总会及其下属各协会的决议和指示，对会员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倘使你是文艺家或是新闻工作者，不参加组织或被组织开除，都意味着停止演出或发表作品，甚至连一张购买油彩的票证也弄不到。苏联也成立了同样性质的文艺家组织，时间不早不迟，正好在30年代初，这也算得是历史的巧合吧。在苏联大清洗期间，一批卓越的作家和诗人失踪了。天生叛逆的札米亚京，幸好提前逃到了国外，不然，即便保持缄默也很难活下来。作家协会对于作家是严厉的。它挥舞无形的大棒驱走了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恫吓怯弱的帕斯捷尔纳克，还有固执的索尔仁尼琴，把天才诗人布罗茨基拒之门外，让他做苦工，流浪，劳改……斯大林以党内最高的领导地位成了文艺界和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许多学术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物的命运，都必须通过他作最后的裁决。希特勒和他一样，在德国，也是文化艺术领域的最高仲裁者。他们是敏感的，他们确实有能力从隐蔽的地方发现自由思想的踪迹，虽然许多时候神经过敏，被自己虚构的影像所欺蒙也是常有的事。拉斯科尼夫从巴黎发出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谴责道：“您残酷地消灭了一批才华横溢，唯不合您本人脾胃的俄罗斯作家。”巴别尔、皮利尼亚克、科尔佐夫、迦尔洵、梅叶尔霍尔德、特列基亚科夫……那么多人，死后多年才由官方恢复了“名誉”，但是他们如何死法，广大同胞迄今一无所知。《大恐怖》一书的作者康奎斯特，于1990年发表关于苏联肃反时期的一项最新统计结果，计数如下：
1．1936年末，已被关押在监狱或劳改营中的人约五百万；
2．1937年1月至1938年12月，被捕者约八百万人，其中约一百万人被处决，约两百万人死于劳改营中；
3．1938年底，在狱中约一百万人，在劳改营中约七百万人。
这些数字，并不包括在农业集体化运动和饥荒中被流放、处决和死去的人，也不包括此后在1939至1953年间被处决、死于劳改营或被囚禁的人数。希特勒说：“恐怖是最好的上帝。我们在俄国人身上就看到这一点。”对于具有自由思想的文化人，纳粹当局同样是成批处理的，开始时好像颇宽容，采取“打招呼”的办法，分期公布被开除国籍、成为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至1938年底，被迫流亡的人达八十四批，共计五千人。爱因斯坦、亨利希·曼、托马斯·曼、布莱希特、茨威格、霍克海默、阿多诺……最优秀的种子离开了德国的土地，唯有少数留在国内，艰难地捍卫内心的自由。
在最恐怖的日子里，思想和思想者陷身于逃避迫害的途中，却依然顽强地表达着自己。冤家路阔。自由思想存在一天，逃逸就只能是一种形式，在本质上它是进攻的。活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古希腊精神、观念与艺术，难道真的是历史残留的余晖吗？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为逃避审查官的审查，曾经一度给自己的诗加了副题，当是译作，于是也就发表出去了。德国雕塑家巴尔拉赫，1927年接受建造大战阵亡战士纪念碑的任务，在巨大而庄重的碑石里，他把战争留下的创伤，悲痛和愤怒深深地镌进去，唯独缺少政府所要求表现的崇高。当然，这种逃避的艺术，最终还是逃不过纳粹的眼睛，1935年，纪念碑被拆除了。中国的鲁迅，在“党老爷”的刀锋底下写作杂文，变换笔名，使用曲笔和反语，创造了一个平民战士与东方传统和权力社会针锋相对的壕堑战术。他声称，他不做许楮，他得“躲”起来。为了保持思的完整，文章发表前，他说他是自行抽掉了几根骨头，完后再由审查官老爷抽去的。那结果，有时候是连他也预想不到的坏，一篇长文只剩下一个头。无论对谁，幸与不幸，到底是有骨头的。思想就是骨头。
面对无止期的迫害和恐怖，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很少有人坚持到最后的。由自己把思想扼杀于思想之中，这时，唯有这时才开始真正的逃逸。只是在这里，思想已不复成为思想，而是意识形态，是权力政治的一部分了。二战过后，爱因斯坦拒绝同德国恢复关系，包括科学机构在内，是有着一个自由思想者的理由的。因为在他看来，“德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来看——他们的行为并不见得比暴徒好多少。”思想知识界的这种普遍放弃、逃逸、堕落的行为，带给一个民族的影响是致命的。所以，流亡在美国的托马斯·曼，在1945年5月纳粹战败，举世狂欢，到处是拥抱和祝福的时候，却沮丧地垂下头颅。他借“一个德国人”说出了他深沉的怆痛：“他思忖，这种普天同庆对于德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在经受了这种种磨难之后，她还要度过多少黑暗的岁月，多少无力自省的年代，多少罪有应得的屈辱的日子？当他想到这些，他的心感到了一阵抽搐……”
思想是柔弱的，正如思想者处于无权的地位。如果思想者一旦掌握了权力，或者思想建立了它的霸权话语，固有的自由行程便告中断了。作为思想，它可以被折断，但自始至终是正直的；可以被粉碎，却永久保持着坚硬的质地。只要称得上思想，你便无法置换它，消灭它。正因为思想能够这样以弱质而存在，所以是强的。
但是，在一体化的社会里，思想和思想者毕竟是一个异数，一个变数，其实是极少数，也可以称“一小撮”。尤其在一个专制的国度里，哪怕是开明专制罢，如果“思想者”可以多得像集市里的商贩，乐呵呵地唱卖他的货色；或者如舞池中的舞者，一意奔逐于主旋律；或者像大街上的巡警一般，威风凛凛，所到之处，秩序井然，那么作为一种精神界的现象，它是可疑的。
一九九九
为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作《五四之死》（后改作《五四之魂》），计8万字，首刊《北京文学》，再刊《书屋》杂志，有香港及大陆两种版本。
《五四之魂》高度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它是中国现代意识的一个重要源头。文章对五四一代，代表人物陈独秀、鲁迅、胡适以及此后不同历史阶段的代表性人物及有影响的思想理论作出评价，描叙了五四精神渐次衰微的历史，最后做出回归五四、重振知识分子精神的呼吁。
本文虽系《北京文学》特约撰写，内容及写法带有思想史论的性质，但是就动机而言，仍在于对九十年代以来学界的犬儒主义倾向的批判。书中所选，为最后两节。
五四之魂（节选）
后文革：一个倒影
十年“文革”，终于梦魇一般过去了。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告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代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转折，然而相当艰难。当时，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马克思主义常识的提法，尚须通过党报审查，而且迂回曲折，由此可见一斑。一个叫作“思想解放运动”的运动，以大胆而谨慎的态势在全国展开。在短短两三年内，竟然打破了不少禁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内取得相当的成果。“凡是派”一词，它的出现和销匿带有象征意义。从此，“阶级”宣告取消，“政治运动”不复存在，大批错案陆续获得清理和平反。“黑七类”和众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以告别残酷的现代“种性”制度，而无须顾虑在生存空间中被“划清界限”了。人民公社解体。数万万农民以退为进，摆脱集体的束缚，恢复了“男耕女织”的自由；或者以流民的形式，汹涌进入现代都市。“个体户”出现了。中外合资企业出现了。股票和期货市场出现了。“经济特区”在南方和东方海岸先后亮相。留学潮出现了。爵士乐队和时装模特出现了。在大学生中出现“萨特热”。意识形态的缺口愈来愈宽。西方现代思潮犹如季候风，再度吹入中土。在城市，在乡村，在机关学校，到处都可以听到冰河里解冻的嘶嘶声……
知识分子地位有了明显的迁升。他们从被贱视、被管制、被奴役的地方走来，经过长长的荆棘路走来，参加北京召开的文代会和科学代表大会。在大门外和走廊里，他们抱成一团，彼此抚摩伤痕，泪落如雨或笑逐颜开，庆幸自己以致整个群体的解放——他们称为“第二次解放”。在初照的阳光底下，他们书写和欢呼：春天！春天！文艺的春天！科学的春天！……
胡风“集团”分子和庞大的右派分子群的平反，在知识界是一件大事。苦难成了庆典。知青出身的作家和学者风华正茂，然而，他们也都有着上山下乡的历史，有资格使用一本美国文学史的题目，就是“流放者归来”。还有“文革”前的地位显赫的老干部，由于在运动中几乎无一不是“走资派”而被打倒，于是登台就成了“复出”。他们成了知识分子的头脑和骨干。在各级组织的领导岗位上，他们恪尽职守，由于他们的声望和成就，而被吸纳到政协或别的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地方。如果“利益”这个经济学字眼是一个中性词，而可以随意用于社会学方面，那么不管如何的“失而复得”，这些知识分子都可以称为既得利益者，而知识分子群也都成了既得利益集团。长期与阶级斗争相伴随的教育环境，使他们的知识结构显得比较单薄粗陋，缺乏深厚的修养，难得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气度。在斗争中，他们难以自持，心灵受到玷污，人格遭到扭曲，这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表现是可以得到足够的证明的，总之，“曾经沧海难为水”，习惯于在某个环境中生长的生物，即使一旦改变了环境，也仍然要带上被环境改造的痕迹，何况环境的迁变在短期内也不可能怎么彻底。《法门寺》里的贾桂站惯了，便坐不下来，当这批人物获得命运垂青的时候，大多进入中年，部分已届暮年。加上这样一种生理上的不可抗拒的因素，所以，除了极少数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外，知识分子普遍为一种满足感所支配，基本上趋于保守。有的甚至环境愈见“宽松”，心态愈见保守，未必一定在“文革”般的专制时期便如此。只要回到组织之中，这是最普遍的心理。当时，在知识界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做“心有余悸”，与其说是害怕冒险，倒不如说害怕失去。这种状态与五四一代那份激浊扬清的气概比较起来，不啻霄壤之别。
80年代初，先后有过“反自由化”和“清除污染”的不叫运动的运动。知识分子中一时形成的那般对“反右”和“文革”的带有某种自叙成分的控诉，虽然不见得比当年贫下中农“忆苦思甜”的内容更深入，还是受到了一定的遏阻。然而，时代毕竟进步许多了。白桦的《苦恋》等等，虽然在批判声中作过检讨，毕竟规模递减了许多，不至于有缧绁之忧。鲁迅这个老练的批评家早已看透了中国知识分子“无特操”的特质，说是惯于“看风转舵”；此时却不见得都跟着转向，倒是学会了隔岸观火，与外部世界保持相安无事。或许，这也算得上又一种进步吧？总之，政治——这里已非权力操作范围，乃属现实社会关怀——淡化是一个注定的倾向；刚刚兴起的批评热情减退了，“义愤”消失了，恢复了的痛觉渐渐变得迟钝和麻木起来。随着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批判，知识界转向“文化热”。对文化的这种兴趣与五四不同，它不是人生的，而是复古的；不是前进的，而是退让的。中国的文学批评家大抵接受过秘书训练，总是惯于将一些复杂的现象，作出极简明规范的分类，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等，仿佛往昔的“伤痕”与当下的“改革”无关似的。但到了中期，善于演进的文学一股脑儿跑去“寻根”去了。现实主义据说已经过时，小说界于是有了接二连三的先锋试验。学界则大谈“方法论”，大概跟寻根或各种试验的工具有关，“价值观”无人旁顾。后期风气似乎略有变化，旧学者要“新启蒙”，新学者要“新权威”；闹闹嚷嚷地，一场风波也就这么过去了。
90年代挟风雷而至，知识界又有了新的布局。在主旋律之外，一些名流开始倡行快乐主义，幽默作风，超脱活法。在哲学界，人人争栖“语言”之塔，文学界盛行小品文，坊间塞满各式酸腐、琐碎的劳什子。学院里有提倡人文精神者，有提倡宗教精神者，自然有人提倡文件精神。老庄热过之后，孔子大行其道。海外新儒家登陆之后，国学勃兴；影响所及，竟至于朝野纷纷参拜黄帝陵和夫子庙。“后现代”巨贾不多，小贩不少，然终日剧谈“解构”而不见解构。有当代醇儒，舍“道统”而谈“学统”，发誓担此建立“学术规范”之大任。两年来，“自由主义”成了一个颇受欢迎的术语。许许多多人物，不论文化遗民或国家政要，都被尊为自由主义“大师”。在自由主义的旗号下，学者谈市场，谈效率，谈国际资本，谈社会正义，谈捍卫“封建的自由”，但也有谈“主义”而不谈“自由”者。有一种新的“无冲突论”，倡议“分享艰难”，主张“磨合”固有的差异和矛盾。从“躲避崇高”，“告别革命”，到“中国可以说不”；从保留“传统革命意识形态的某些具有镇制功能的价值符号”，到“民主是煽动社会不满和鼓动社会风潮的手段”，到“把共产主义作为宗教理想而不是社会理想”，高调不绝，出语惊人。但也有反其道而行之者，将崇高等同于个人威权，将“文革”一类盗寇式的破坏充当“革命”。十年来，种种蓄势，造成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再度高涨；而保守主义也就得以借机流行了。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五四作为现代化中的一个文化命题，从来未曾被知识界认真探讨过：1949年以后，虽然被法定为“青年节”，亦一般限于礼仪化纪念，而当时青年叛逆者那种无所不至的批判精神，已然被今日的青年所遗忘。当个别青年起而批评“权威”时，往往遭到“借批名人出名”的大棒的威吓。出现在八九十年代的这种名人做派是极其可笑的。五四时受到挑战的名流，便从来未曾有过这般自以为高贵的论调。史学界做的多是史料的搜集工作，说是意在实证吧，却都有意避开五四与陈独秀、胡适的关系，避开五四与国民党人的关系，直到近期才有极少数相关的专著出版，更不要说精神方面的发掘了。五四对于我们来说，历史是不完整的。要谈论五四，首先必须恢复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五四的现代性为学界所关注，还是80年代后期的事情；它从来未曾像70周年纪念之际那样被热烈地讨论过。90年代中期，五四再度成为热门话题。围绕五四出现的人物、事件和问题，不断见诸报端三由于五四与中国现代化的出路密切相关，因此，对五四的讨论与评价，完全可以作为一个聚焦点，或者一个重要侧面，从中洞见知识界的生存状态和思想倾向。
对五四批判的批判，除去“国粹派”不说，早在运动之后不久就发生了。至少蒋介石是有代表性的一位。近几十年来，在台湾和海外，都不乏学者用洋枪加祖传火药远程射杀五四精神。在中国大陆，无论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捍卫者，还是西方现代观念的宣传者，对于五四，都未曾作过话语形态的根本性否定。海外学者林毓生早在1986年在大陆出版《中国意识的危机》，其否定五四的观点，数年内未曾产生什么影响力。倒是到了90年代中期，许多学者，突然跟着花衣吹笛人跑了。
林毓生对五四的批评有许多方面，突出的“创见”有两个：一是“全面反传统”，他指责五四人物过于激进，破坏性强，开了“文革”的先河；二是“创造性转化”，就是说现代化的资源可以在老祖宗的后花园里找，“转化”比“拿来”方便。90年代，李泽厚到了国外，声言厌恶“政治”，其实倒是由自己把一个美学家给政治化了。像他就很关心政制建设，说：“即使如何好的多党制（反对党制）也不能立即直接搬用于中国，如果目前一下子全部开放，便很可能出现一万个政党。党派林立，互相攻讦，把社会的注意力吸引在大量的争论吵闹中，从而人心动荡，无所适从，任何决策和执行阻碍更大，经济发展大受影响。……20年前又有过‘文革’的经验，万一因党争、派仗发生失控的变故动乱，就会不可收拾。”“像选总统，反对党（多党）制度等政治民主的确重要，但远不是当前中国现实所急需。现在如实行这些东西，反而会糟糕。”他提出关于改革的“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四顺序，方案十分具体。他是拥护权威的，说：“中央需要有权威、有权力，所以我重视中央以及各级政府的权威。现在已经很弱，再弱就会对社会失控，就很危险。”所以，他谆谆告诫道：“与政府合作，也不一定就同化掉，现在有些人带着良心走进政府各部门，各种机关事业单位……在允许的限度内，可以能多作一点……”在这里，我们撇开具体的政治问题不谈，仅仅回到五四的评价问题上。对此，李泽厚有过许多否定性的说法，但大部分重复他人，并无创意。如所谓“转化性的创造”，与林毓生“创造性的转化”，不过倒转一下罢了；他说的“西体中用”，其实贺麟早在40年代就把这个主张提出来了。在否定五四方面，他比海外学者走得更远。他明确说：“我不太相信上层建筑革命、意识形态、文化批判这套东西能使中国问题得到解决。”五四就是“这套东西”。五四的确不能解决全部的中国问题，但是，至少有助于促进问题的解决。况且，作为知识分子，只能拥有和使用“这套东西”，除了政客化的学者，他们别无长物。当然，仅就思想文化本身而言，也不能说就不成其为“问题”。李泽厚还有着比那些反对五四激进主义的林毓生们更为激进的地方，就是：“告别革命。”虽然许多学者的论调也包含了这层意思，然而琵琶半掩，毕竟羞涩，不像他这般明朗，完全走出屏风之外！
90年代的王元化，大不同于80年代的王元化。他不再“为五四精神一辩”了，在这个问题上，据说他经过“近年反思”，已经有了很出色的新见解了，就是：“今天不能简单地继承五四，而应对五四的缺漏进行补充。”他表白说，他早年也很激进，“但90年代初由于想通过思维方式与思维模式的探讨去发掘极左思想的历：史根源”，于是，“反思”的结果，就不能不为真理——“最高的幸福”——“抛弃一些‘最心爱的意见’”。对五四的批评，是同“国学热”一同兴起的，想来有深因在；令人困惑的是，早在80年代末泛起的“后现代思潮”，也同时向五四发起攻击。“后现代”的才子们认为科学民主不过是西方话语霸权的产物，中国五四以来近一个世纪的文化思想都为西方话语所殖民，五四的一代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完全掉以轻心，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受了殖民话语，所以才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否定态度。他们不知道，五四先辈即使被“殖民”，也没有半点殖民心态；倒是他们今天做定了“主权国”的英雄，却嚼着满嘴化不掉的洋名词不放，成了“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十足的孱头！就这样，在民族主义的路标那里，“后现代”和“前现代”走到一起来了。
学者们对五四的攻击集中在激进主义上面。现代的学者比公开标榜“国粹”的传统的学者聪明，就在于他们在字面上总不肯把五四给“全盘”否定，大约因为这样将给人以有欠全面、公允和宽容的印象而有损学者的形象吧？然而实际上，这里肯定与意在否定的东西，明显是相悖的。比如林毓生评价说：“五四人物，不是悲歌慷慨便是迫不及待；但在思想上的建树，实在是非常有限的。”又说：“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热忱地献身于激进的目标，完全无视各种客观和主观因素的限制，使他们招致了理性的批判。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他们激进地拒斥中国遗产也扫清了许多妨害解决现代中国问题的邪恶势力或毫无用处的思想和实践。”但是试想，如果五四人物不是“迫不及待”地采取“激进”的行动，那些“邪恶势力”难道是可以“扫清”的吗？难道我们不嫌“扫清”一词太激进主义一点了吗？李泽厚一再强调他不赞成启蒙运动，因为“这种运动仍然是内容第一，破坏性的”；早在1989年纪念五四时就提出：“‘五四’有一个‘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严重问题，它延续影响几十年直到今天。所谓‘激情’，就是指急进地、激烈地要求推翻、摧毁现存事物、体制和秩序的革命情绪和感情。”王元化扔掉启蒙的短衣，换上“国学”的袍子时，对于他一度赞赏过的五四的这点精神，也随即变得避之唯恐不速了。其实，这是一种“激‘退’主义”。“激”是一致的，丝毫不见平和。他说：“我对于激进主义的认识是用了半年多时间仔细阅读了大量资料而形成的。当时并没有想到激进主义问题，我的反思主要还在其他方面。但读了这些资料以后，我认为激进主义纵使不是极左思潮的根源，也和它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解释说，“我是把激进主义作为采取激烈手段、见解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的一种表现，它并不是专属于哪一个政治党派的”。后来，他跟海外学者弄了个对话，又说：“我们在20世纪变动太厉害，这跟五四那一套有很大关系，不能不承认五四是一种历史的切断，带来了不好的后果。”“并不是说激进有什么魔力，而是有这样一个基础和背景，每一次激进改革都是失败，而每一次失败都认为是不够彻底，下一次改革就要更激进，结果到了‘文革’时期的‘两个决裂’。这个根源恐怕要追溯到五四。在这个情况下，产生极端、偏激、暴力、极左的企图来变更社会。”何新也说，“我说激进反传统不利于现代化”，“一百年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总是吃激进主义、急躁情绪的亏”。然而，“激进反传统”的五四恰恰成了“现代化”的一个源头。我们今天是更多地受益于五四的成果呢，还是吃了它的亏呢？从陈独秀直到闻一多，都是一直被骂为“急躁”或“浮躁”的人物的。
“1989年之后，我国学界共同对激进的思潮进行反省”，刘再复在他的学术计程表上作了如此的记录。对五四的激进主义的批判，便是“反省”中的一部分。关于激进主义，这个概念的边界不大明确，当它在西方受到攻击时，是被指为“自由主义”的，边沁就被称为“彻头彻尾、货真价实的激进主义者”。如果激进主义指的是现代的进步的观念，包括自由主义的思想成分在内，指的是旨在变革社会的一种战斗的、不妥协、不退让的状态和立场，指的是一种偏激的、片面的、批判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那么我们无须为五四人物辩诬。他们所以激进，是因为要在短时段内毁坏一个压迫了几千年的巨物，他们要把许多代人的任务由一代人担负起来。的确，他们是一群“夸父”，不自量力，但这并不就像李泽厚说的那样唯凭一时“激情”的冲动而失去理性的支持，或如王元化所说的那样全出于“意图伦理”而不讲“责任伦理”。相反，这是非常富于理性、富于历史责任感的一代。他们正是充分估量了对手的强大包括民族自身的惰性等等，估量了变革的可能的无效性，所以才有了种种过激的、极端的说法和做法。唯其有了这种策略，这种拼命的努力的抗争，才取得了为此后几代人所不及的成绩。这成绩，也并不像诋毁者说的那样，是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在这里，建设与破坏实际上同期而至。比如推翻文言文而使用白话文，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在废科举之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等，作为现代学科建设，倘不是全然填补空白，就是在框架结构和研究方法上做了重大的革新。单说价值观念，也都是全新的，建设的。在宇宙观方面，仅说变化，就不是《周易》的变化。宪政思想的建设，同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等普遍的口号密切相关，而中国一直以来是只有“家法”，没有像样的宪法的。当时，辜鸿铭即力尊独裁之大权，不但指共和为叛逆，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也属“无道”，其意即一国中只应有“上谕”而不应有宪法。这种力图维护君道臣节礼教纲常的保皇言论，是刊载在王元化声称必须作“再认识再估价”的杜亚泉的《东方杂志》那里，并作了肯定的。现代的人道主义不是孔子的“仁”，民主也都不是孟子的“民为贵”，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绝对没有的。在五四时期，许许多多新名词的出现，其实意味着价值的颠覆与重建，而不仅仅是新名词而已。激进主义，在历史上任何天然的群众运动中几乎都变得不可避免。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探讨的。就拿五四来说，这些学者在指责当时如何“激进”的时候，就没有谈及这“激进”所由产生的条件，这种共同的忽略是饶有意味的。对于一次重大的历史性变革，激进与否，激进多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变革的前置部分，倒不见得是变革者一时的头脑发热或故作姿态。五四时候，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势力如何呢？从著文诅咒，一直到动用诸如解除职务等行政手段，以致出动警察，武力解决。陈独秀最后被迫离京赴沪，连生活都一度成了问题。被毛泽东称为“反人民不反共产党”的章士钊，是反对白话运动的著名悍将，任军阀政府的教育总长，对付青年学生的过激手段是人所共知的。政府是有力量的，为什么不可以宽容一点呢？“国粹”乃系正统，为什么不可以宽容一点呢？然而，我们的学者指责的，唯是启蒙思想者和新青年一代的激进与不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