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没有说明他笔下的巴别图书馆是否巴别塔的一部分，还是另一座建造在巴别(或示拿，或巴比伦)的建筑，但是很显然，他所描述的图书馆是一座塔式建筑：
它由一系列数量不明的， 或许是无限的六边形陈列室组成，中间有巨大的通风井，环以低矮的栏杆。博力：赫斯还简略而梢确地提到每个六边形陈列室的布局，他说，每个六边形陈列室的四个面各陈列着五个书架……每个书架上有三十二册书， 每册书有四百一十页，每页四十行，每行八十个字母。这些书的内容包括未来的详尽的历史、大天使的自传、诺斯替教派首领巴西里德斯的福音书，以及对这一福音书的注释，以及对这一福音书的注释的注释。此外还有每一本书的所有语种的译本。在这里，博尔赫斯向我们暗示了他对于事物的转身行为(即变乱)的了解。他引人注目地提到图书馆所藏书籍中包括有关所有书籍的可信的目录，以及成千上万的虚假目录和对这些目录的谬误的证明。目录本来服务于图书的收藏，但是在巴别图书馆，它们的性质转变了，它们也成了收藏的对象。
我们看到，巴别图书馆内的一切均井井有条，但这种秩序由于其无限性而丧失了意义，而成为一种浪费。从虚无的消失点回望这种秩序，我们无法不得出结论：有序等于无序，亦即，图书馆的有序与无序完全是挛体共生现象。在这里，与其说博尔赫斯是在描述一座图书馆，不如说他是在做一道数学题。当然这不是一道普通的数学题，而是哥德尔的数学题。这遭数学题指向无限：由于其无限可能性而不能保证其始终一致性。哥陷尔的数学拒绝情感，这是瞎尔赫斯与哥德尔的区别所在。博尔赫斯触及了无限，对此他无限怅惘并心生虚无，尽管在一般情况下他总是竭力避免流露这种情感。在他为这篇小说所做的一个脚注中。博尔赫斯让伪托的叙述者，即图书管理员，即"我"，说道：自杀和肺病毁灭了图书馆中的其他管理员。许多个夜晚，当我斗胆穿过走廊去擦洗楼梯时，我没有碰到过任何其他管理员。这是一幅伤感的图景：既然图书馆里再无一人，那么何必还要去擦洗楼梯?或许擦洗的意义仅在于擦洗，换句话说，擦洗本身毫无意义。
按照柏拉图的哲学模式，博尔赫斯的巴别图书馆依然是巴别塔理念的影子，但这个影子当然比科尔德维的影子更贴近巴别塔理念本身。盲人博尔赫斯通过将宇宙缩小(而不是放大)，使宇宙、历史和我们的生活清晰起来。
七
我之所以写下这篇文章，不是由于我碰巧读到几段有关巴别塔的文字，然后觉得有必要将它们联缀成篇。其实我对巴别塔一直不甚了了，直到不久前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一座巨大的建筑--我想就连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厦也无法与之相比--但这座建筑究竟有多大我却说不清楚，因为我梦见我置身其中而不是其外。这座巨大的建筑内有四通八达的街道，街道上车辆奔驰，人流涌动。街道两边是理发店、电影院、百货商店、邮局、饭馆、旅行社，甚至还有一个功能不明的门脸，里面正在举行人体标本展览。街道边有时也能看到像地铁车站那样的小型建筑，但那却不是地铁车站而是通向另一层的电梯小转站，原来这座巨大的建筑上下分许多层，但上一层和下一层的区别不大，所以建筑物中的人们几乎说不清自己身在哪一层。……我步行在某一层的一条街道上。但这条街道的前方不是无尽的街道而是-片天空。起初我庆幸自己的好运，能够走近天空--这在这座建筑中是不常有的事--我还看见了几只一闪而过的飞鸟--这更是不容易看到的景象，大楼里没有飞鸟--我朝天空走去，有点儿激动。这时一队头戴黄色安全帽的建筑工人从找身后超过我，赶赴那片天空。我忽然醒悟那暴照天空的地方一定是这座巨大建筑坍塌的部分，而那些建筑工人是去那里紧急抢险的。我想我不该再往前走了，我不想从那里掉进天空当飞鸟--我本羡慕鸟能飞翔，但我最好是首先变成一只鸟。于是我转身朝有人群的地方走。我看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某一个角上矗立着一面红色的广告牌。广告牌上没有广告，而是用几种语言写着一句口号。走近广告牌，我看见广告牌上最下面一行字是用中文写成"世界的倒塌不是轰隆一声而是唏嘘一片。"--这太悲观了，我想我应该找到艾略特，以便和他讨论一下在"轰隆一声"和"唏嘘一片"之间是否还有什么别的声响--他应该就住在附近。我转过一个衔角，迎面开来一辆敞篷吉普。吉普后座上坐着几名大呼小叫的男女。他们把我从街边拎上吉普，说要带我去干一件大事。我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他们说这城里的"有线电爱好者"和"无线电爱好者"已经各自武装起来，准备开仗。他们现在就是去打仗的。我问他们属于哪一派。他们说他们属于"有线电爱好者"一派。我问他们为什么把我拉入"有线电爱好者"。他们说你天生就是个"有线电爱好者。"吉普车开进工人体育场--我认出来了，就是工人体育场。体育场里人山人海，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是来打仗的。好像大多数人只是观众。我破带进巨大的足球场。足球场正中有一口半个排球场那么大的四方井，从井口可以望见下面一层城市的街道和汽车。所谓有线电爱好者和无线电爱好者之间的战斗，并非互相砍杀，而是要把对方推下那口四方井，仿佛这打斗的地方是天堂，而下面是地狱。在我被推下四方井的一刹那，我醒在我的床上。我睁开眼，大汗淋漓，窗外天空微明，四周一片寂静。我自问我刚才去了哪里，一个念头令我心慌：我是进入了巴别塔，对，是巴别塔，而巴别塔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何必拘泥于"塔"这个字来理解"巴别塔"?"塔"这个字就不能指一个球体--比如地球吗?事实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巴别塔之中，不在变乱之中。我们修造巴别塔，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修造，就像蚂蚁和蚯蚓，而我们自身就是变乱。
1999．3．28
解放未来（一）
作者: 西 川
通过解放过去而解放未来*
1．那是我们父辈和祖辈的身影，他们游荡在我们意识中的小径上。有时一阵大风刮过，他们荡然无存；有时万籁俱寂，他们重新出现。记忆：时间过去的血肉和形式。在记忆的家谱中，已然写就了现在与未来。时间过去与时间未来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人们；人们可能会趋向于一个共同的未来：或善的实现，或高科技伦理学，或大同世界，或共产主义，或毁灭，或天堂。大乘佛教《无量寿经》有言，在极乐的天堂里，连人们的长相都会完全相同。然而，在此世界，--个人区别于另一个人，却不是由于他们的未来，而是由于他们的过去；同样，一种文明区别于另另一种文明，从而发生对立、冲突、交流、融合，都可以从现实利益的需要追溯到遥远模糊的过去。
一、记忆怎样通过抵抗暴力而获得神话的合法性，继而也转变为暴力
2．在现在与过去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死亡"吗？但"死亡"一词太黑暗，太沉重，太绝对。我更倾向于称之为"死别"。"死别"并不立即指向死亡，它意指无法重聚的别离。在情感上，它激起伤感。死别终止了我们和过去之间的利益冲突，死别赋予过去以审美意义和道德意义，死别在使过去走样的同时把过去变成知识和坐标。这知识和坐标给我们抚慰。在中国，追溯过去乃是获取智慧的主要途径。孔子回望过去，看到秩序的星辰以及星辰照耀下的仁
*本文系为德国柏林《写作国际》杂志与魏玛1999欧洲文化城组委会全球征文活动而作。征文题目为"从过去解放未来？/从未来解放过去？"。在有123个国家约2500份论文用七种语言（中、英、俄、法、德、西、阿拉伯）参加的这次全球论文竞赛中，本文名列第七。
爱和礼仪。他不是一个心满意足的人。他向过去追索生命的超越性和道德的超越性。他不似后来的秦始皇，由于在人间暂时取胜而自命拥有对于世界的命名权。为了刚刚建立的帝国的未来，为了免受记忆的颠覆，巩固其合法性，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下令焚毁记忆之诗与记忆之书，次年复将460余名保存记忆的文人坑杀在他的宫墙之外。这两件事被后人合称为"焚书坑儒"。以孔子和秦始皇作为对待记忆的两极，我们看到，孔子面向过去而成为"万世师表"，秦始皇面向未来却恶贯满盈!本来秦始皇面向未来不错。但其结果的糟糕令我们不得不视之为文化寓言并有所思考。
3．秦始皇以其政治暴力破坏记忆，但他的破坏还不足以与那淹没世界的大洪水，或撞击地球，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相提并论。这个自相矛盾的人甚至没能破坏掉他自己的记忆。在他四处封山刻石以铭秦德的活动中，一方面显示出他贪婪记忆之"德"，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急于进入历史记忆。可是与此同时，他又竭力推迟自己进入记忆的时间。他向海上派出术士寻找仙药以求长生。术士们攫走了他的黄金和童男童女，却再也没有回到他的宫廷。而他本人以及他的帝国，最终被记忆所击倒。记忆属于每个人。若非遇逆向力量，记忆便会渐渐褪色。这符合力学的基本原理：水流遇障碍而汹涌，风筝遇逆风而攀高。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案表明了这一点：记忆经政令的暴力破坏而成为非法，可这非法的记忆却由此被人们提升到神话的高度，从而获得神话的合法性。公元前201年汉王朝建立。其开国皇帝与一个流氓相差无几。他不得不借助对于记忆中的政治体制的部分恢复而获得其现实的合法性。汉王朝取代秦王朝，既是一政治事件，也是一文化事件：中国文化中的道德方向、思想方向、知识方向从此被确立：逐字注释残破的古籍经典，搜幽掘秘，体悟微言大义，恢复对经典的记忆，从此成为中国文人的首要工作。文人们以记忆这优雅的武器抵抗政治暴力，不时梦回往昔。尽管历史顺时针演进，可是回到往昔的努力在中国文化史上从未间断过。从道义和道法自然的角度，中国人视历史为一个"退步"的过程，因而当以理性、科学为核心的"进步"的历史观借助技术之力登陆中国，并在社会大动荡中一再得手之时，大学者王国维不忍与过去做一死别，甘愿变做记忆的幽灵，自溺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这件事发生在1927年。
解放未来（二）
作者: 西 川
4．自那以来，昆明湖四周的世界已被革命和现代化这两把铁铲铲得难于辨认，甚至天空也已不复旧日的天空。但即便如此，记忆是否已被彻底清除?旧日的皇宫依然原封未动，金碧辉煌，只是其中再无人居住，因而成为记忆幽灵的栖居之所。幽灵是赶不走的，我们内心深处的过去比我们的生长主力要强大得多。记忆幽灵将进入我们不能抵达的未来。通过改造建筑风格，进而改造居民的生活方式，进而改变居民的价值观念，显然是以"进步"为旗号。天底下没有顺乎自然的进步。进步以对人类自性的克服为前提。这正好忤逆了支撑"进步"历史观的形而上学。可是，自从欧洲工业革命造成事实上的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进步就成为社会发展的正当借口。在此借口的装点和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进步化身为工业暴力、资本暴力、技术暴力、消费暴力扫荡记忆。这种可以被简单地称之为"现代化暴力"的进步手段比秦始皇面向未来的政治暴力毫不逊色。于是记忆不得不再次捍卫其神话的合法性，并将记忆与生存、记忆与未来的关系更进一步推向了思想的聚光灯下。
5．如果仅将古代和今天的政治暴力与今天特有的现代化暴力当作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则大大降低了它们的思想意义。它们与记忆的关系，关系到我们是否需要一个统一的未来，是否愿意领受这未来的压迫，以及个人如何把握和面向未来等诸多问题。根据现代文明的原则，暴力务去，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听命于记忆?毫无疑问，不断受到暴力剿杀的记忆浸透到我们精神的各个方面(连行使暴力本身也成了记忆的一部分)，它有助于我们在文化上自我确认，它甚至是我们存在于世上的理由和根据。但是，正像一个人无法绕到自己的背后，记忆对记忆本身所包含的荒谬亦无法自我纠正。记忆确能加增身份，身份确能转化为权力，而权力必定要标示文化。'记忆幽灵自诩真理在握，教养有加。他们日趋简单化的通过维护记忆而维护权力的努力这时也抬起一张布满皱纹的暴力面孔，宣布一切可能性为非法。记忆暴力与政治暴力、现代化暴力各执一词，为人类的自相矛盾再添一笔。
二、记忆幽灵从不承认
他作茧自缚，反对未来
6．我从不在一般意义上反对记忆。如前所述，它甚至是我们存在于世上的理由和根据。但就记忆与未来的关系而言，问题则不像一碗清汤那样简单。我们从未听到过记忆幽灵承认他作茧自缚，反对未来。的确，在过去中蕴含着未来，蕴含着道德目的和价值目的。而人们从未停止过寻求这双重目的的实现。因此，面向过去的人也并非不面向未来，只是他所面向的是惰性的未来、过去预设的未来，但却也是获得了神话合法性的未来。此一面向未来的方式似乎并不局限于儒教文化圈。而在儒教文化圈内，秦始皇因独标异道而臭名昭著：他强迫别人接受他的未来，与此同时，他又没有足够的想像力为未来做出明确的设计，于是便以自身冒充了未来。他的蒙昧主义、他所保护的政治现实作为一种对未来的隐性设计在以后的岁月里性质转变，变成文化遗产。过去对于未来的预设不一而足：从语言到生活方式，从宗教到社会风俗，从认识论到方法论，从道德准则到串，美趣味，而过去对于未来社会形态的预设可谓总和其成。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智力的惊心动魄的表演。秦始皇只是一个特例，他不可能仅以政治暴力埋葬一切过去对于未来的预设。历史最终以自己的方式报复了他，使他那辉煌的现在最终变成历史的可能性之一。如果我们把世界历史上的思想家统统比做时装设计师，并将他们区分为两类，那么第一类设计师可算时尚的推动者。他们关心近景未来而不是远景未来；他们关心以实现合理性为目的的设计方。案能否在此世界兑现。而第二类设计师则具有高级想像力，信奉诗性之美与诗性正义。他们不大在乎他们设计的太空时代的怪模怪样的服装能否被人们穿着走上街头。对他们而言，未来具有彼岸意义，是远景。
7．在此我且将视野推向第二类"时装设计师"。他们对未来的预设更明确、更极端、更具有诗歌意义上的精彩，并且也足以说明第一类"时装设计师"在预设未来时所遇到的问题。在世界文化的历史档案中，我们大致可以找到四种对于远景未来的预设：第一种，出自维吉尔《牧歌》(Eclogues)的阿卡狄亚(Arcadia)式的未来。用中国的说法，是陶潜(365-427)桃花源式的未来。这种农业性的未来淳朴、闲适、典雅、优美。在阿卡狄亚或桃花源，时间几乎不存在。第二种，出自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建立在对于资本掠夺批判背景上时乌托邦未来。这种未来孤绝在大海中或高山上，其残酷的秩序极具精英主义之美，被社会主义者夸张为天堂，被自由主义者贬损为专制。第三种，出自《圣经·启示录》的千年王国(millennium)式的未来，被认为具有诺斯替教派(Gnostics)的色彩，伴随千年王国论的末世论指向现实和思想的革命。在东方文献中，回应千年主国论的是《大般涅檠经》中弥勒佛的千年王国。据考证，弥勒佛(Maitreya或Metteya)就是弥赛亚(Messiah)。第四种，出自中国先秦思想如《礼记》，后又被康有为(1858-1927)重新论述过一遍的大同世界。这大同世界并非孤岛或山上城市，也非专指农业社会，也不必经末世，而是中国先人坚信人性善必然结出的硕果。在大同世界，政治民主，社会有序，人各守其位，人各尊其义。有趣的是，这种未来存在于神话般的过去，为孔子所企慕，为秦始皇所厌弃。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四种对未来的预设都具有神话的合法性，都具有强制性，都排斥了人的肉体之我，当然，并不为肉体之我所排斥。
解放未来（三）
作者: 西 川
8．上述四种预设至今不曾有任何一种得以实现。但是，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期，它们被珍视，
被发展，被付诸行动。那些与世无争、渴望退隐的坦荡君子无不心向阿卡狄亚或桃花源式的乡村社会；在面向城市化的世俗生活时他们成为道德的批判者。即使那些不那么坦荡，称不上"君子"的人们，也会为了生活的多样性而赞成保留或开辟一处桃花源或一块阿卡狄亚。在这方面，好莱坞的造梦工厂与中南海中种辣椒的毛泽东表现出相同的志趣。相形之下，发生在20世纪俄国与中国广大乡村与城市的浪漫故事则要血腥得多。为了一个信仰的千年王国，激进的社会精英首先以末世论作为革命的思想先导；在主要由社会底层参与的革命动作完成之后，新的、面向未来的统治者因不可能僭越神权，将人类带人千年王国，故尔退而求其次，强制推行乌托邦与大同世界的彼岸理想。这种理想与实践的错位，凸现出未来对于生命的困扰。由于彼岸过多侵入此岸，合理性被视作平庸。结果，正义的狂欢节像非正义的狂欢节一样，抛下无数无人认领的鞋子、帽子、手表和自行车。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20世纪的人们已经经历了两次末世震荡：一次在世纪之初，一次在世纪之尾。古老的末世论所激起的巨澜狂涛把类似乔治·奥威尔、阿尔德斯·赫胥离和叶·依·扎米亚京这类有心将乌托邦设计者称为"骗子"的思想者衬托得格外温文尔雅。他们以理性为武器，破除过去未来的神圣性与合法性不错，但他们所持理由的建设性似嫌不足。在这一阵大雨一阵蝉鸣、处于历史转折点上的城市里，我看到，他们理解善却不理解恶，理解正确却不理解谬误，或至少他们不理解，在生活中(而不是在数学中)，任何正确的东西都不完全正确。同样，任何错误的东西都不完全错误。·一句话，他们缺乏对于人类复杂心灵的充满同情的洞识。如果我们把超越血肉的理性之我称作"大我"，那么，他们是以"大我"狙击"大我"。他们企望以一种意识形态取代另一种意识形态。而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不是过去与未来的争论，而是过去与过去的争论。
9．毋庸置疑，乔治·奥威尔之属拥有健全的理性。他们抵制疯狂的努力和预见未来的能力令人叫绝。如果他们生活在秦始皇的国家、秦始皇的时代，他们将以他们的死路一条而获得崇高的道德声誉。但是，崇高的道德声誉能否确保理性的十全十美则是另一个问题，事实上，在生活中，任何合乎理性，受逻辑指导的设计和计算都难免误差。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1973年5月20日在斯德哥尔摩做过一次题为《试论诗的理性》的演讲，他谈到："即便是像桥梁这样理性、可计算的，由设计人员、工程师和工人们共同建造而成的东西，也会有那么几毫米乃至几厘米难以计算的因素。"他问道："这个间隙里隐藏的究竟是什么呢?是我们习惯上所称的讽刺?是诗、上帝、反抗?或者说得时髦一点，是虚无?"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这几毫米的误差，不正是人类自己跟自己开的玩笑?今天，我们设计了最合理的教育制度，可我们依然无法阻止青年人的沮丧；我们设计了最合理的政府组织形式，可政府依然要干蠢事；滴水不漏的法律条文似乎在鼓励犯罪手段的花样翻新；而最合理的赚钱方式也难免导致破产……我们找到真理了吗(如果"真理"一词指的不是理论上的自圆其说而是被揭示出来的事物的真相)?我们感到了内心的愉悦了吗?笛卡尔曾以其理性主义干过一件非理性的事，那就是寻找灵魂在人身体中的位置。他最终找到了脑体正中，两个脑半球之间，距离后颈6至10厘米，在小脑前面、头颅底部以下若干厘米的松果体(conarium)，但是他摘错了。举这个例子并非为了时髦而咬理性一口。对于那些缺乏理性的头脑，理性是黄金，它当然以满足人类需要为己任。但人类有多方面需要，来自多方面的我，一旦我们重新审视自身，"我"的充满矛盾、充满悖论的复杂构成就会呈现。
解放未来（四）
作者: 西 川
三、从"我"的自相矛盾，剥去预设未来的神话合法性
10．在历史学家们有根有据地描画出孔子和秦始皇的时间我的同时，有谁描画过他们二人的空间我？有谁指出过他们二人空间我的不同形态如何规定了他们对于未来的不同态度?"我"是一个历史存在，但在生活领域，时间性的我不可能不和空间性的我搅混在一起；而我的空间性，用一种比喻的说法，即我的分子结构，可谓隐晦而绚烂，只有在我们明了了我的分子结构之后，历史才成为生活的历史，生活才成为历史的生活。当然，并非没有人关注过我的空间性。弗洛伊德虽然以他的本我(id)、自我(eso)和超我(superego)简化了我，简化了世界，但他的理论依然不失为一种理解生活的角度。更古老的人们，比如圣保罗，认为我由肉体、灵魂和精神构成。依现在的常识看来，此一观点虽灿若云霞却抵牾科学，因为科学需要证明，而灵魂没有证明。可是再想一想，灵魂真的需要证明吗?人类发明出这个词，自己就无法将它绕过；而多少人类活动却是围绕着这个可能无所指向的词汇进行的!也许我们错了，可是我们错到今天，并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我们更糟糕，这其中原因究竟何在？看来我们有必要更进一步逼视自己，从镜面、从水面、从不可能。弗洛伊德关心本能，圣保罗关心信仰，而从存在的角度，"我"至少可以被区分为三部分，即：梦我(I-dream)、经验我(I-experience)和逻辑我(I-logic)。这三个我构成我的复数，但不同于我们(we)。三个我混合为一个我，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11．梦有梦的语法，涉及无序、荒谬和审美。梦以欲望为核心，因而无法回避欣悦和恐惧；梦以忧郁为本质，因而梦中没有太阳和太阳所象征的普世繁荣；即使有时我们梦见了辉煌，那辉煌的背后也一定能够索引出笛卡尔谦卑的松果体。梦放荡而不负责任，在梦的疆域，道德有如老鼠，避开人的视线，我们可以把这看作存在的隐私，并因此将梦我视作传统意义上的小我。历史的教训是，小我不能被单独做大，一旦我们赋予它社会功能，社会就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其直接后果是世俗理性被压制成一个怪胎。让我们看一看梦的活动方式吧：梦不是无，而是有，但却是假有。梦通过假有的图像一次性地把握事物。对于事物，梦只做反应不做判断，或虽做判断但只胡乱做出，故尔称不上判断。这种不合日常语法的思维方式难于理解，造成了梦的孤独特征，从而使疯狂和偏执成为可能。在梦中，做梦的人完全放弃了经验我和逻辑我，任由梦之舟东漂西荡。但是悖论也在这里产生：梦总是有所属，不属于张三，就属于李四。梦与经验几乎相互对立，经验有经验的准则：追逐利益，寻求安全。这是由我们的生存处境所决定的。生存在他人的梦我、经验我和逻辑我中间，我们感到艰难，不安全。在令人愉快的处境中，我们并不能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存在。相反，是不愉快的处境将我们唤醒。这就如脸只有被打了耳光、吐了唾沫，它才显露其真实性；手臂只有在负了伤之后才使我们想起它来。然而，有趣的是，我们并不因处境糟糕而必然走向真理。经验从未放弃对事物做出判断的权利，但它判断的依据不是真理的正确性而是常识(尽管我们会追求道德的正确性，可道德的正确性有可能并不符合真理的正确性)。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更加热爱错误。通常我们把对于经验的尊崇视作世俗理性，但经验并非理性而只是习惯；通常我们把经验我视作大我，但由于它受到经验的捆绑而难承"大我"之名。经验以其庸俗性、实用性和面对小恩小惠所展露的笑脸而为知识所排斥是理所当然。这样，逻辑便独吞掉思想的权利和思想的果实。在思辨领域之内它横行无忌，但由于它拒不接受经验和梦的坐标，它所得出的具有真理色彩的结论更多满足的是掩蔽了血肉之我的思维本身。这使得逻辑我有了荣登"大我"殿堂的资格。事实上它也正是这般行事的。但是逻辑我的高贵的身份并非没有问题：与通常的看法相佐，逻辑并不是思想，它只是一门知识，一种方法，甚至是一种游戏；思想不过被含吮其中。逻辑不买逻辑的账，一部部思想史就是证明。逻辑也不买世界的账，让我举两个尽人皆知的简单而相似的例子：希腊哲学家芝诺凭逻辑得出结论："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在中国的《庄子·天下篇》中记载着21个名辨命题，其中之一是："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两个命题都不符合事物的真相，但都并不有违逻辑本身。按照逻辑的逻辑，世界是被语言所发明，并在进入逻辑之后才获得意义。
12．根据记忆，人们要么谈论一个魔鬼，要么谈论无数个魔鬼，这是统计学的耻辱。准确地说，世上的魔鬼既不多于三个，也不少于三个，即：以禁欲主义为敌人的梦的魔鬼、以理想主义为敌人的经验的魔鬼和以神秘主义为敌人的逻辑的魔鬼。当三个我各自独立，三个魔鬼便横冲直撞。但它们终有碰聚一处之时，这时它们各自的魔鬼性便由于碰聚一处而中和。三个魔鬼只是戏言，三个我之间的矛盾之处倒是显而易见。在这三者之间无法用等号连接。对于大多数感觉迟钝的人来说，"我"具有惟一性、完整性、可靠性，但这是一个虚构出来的我。由于这种虚构，我的复杂性被掩盖，世界的复杂性被抹杀，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了简化的我与简化的世界的关系上。这种我与世界的关系表观为我与你的关系、我与他的关系。而现在，我们无法不关注我与我的关系，在我与我的关系中蕴含着存在的基本问题。
解放未来（五）
作者: 西 川
13．在圣保罗的三个我中，灵魂居支配地位。在弗洛伊德的三个我中，本我似乎更值得研究。在艺术家看来，梦我的价值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在功利主义的社会，经验我高高在亡。……总之，各个我之间存在等级差异。换句话说，我的惟一性、完整性、可靠性是一个我在利益的支配下压制其他我的结果。指出这一点对我们清晰地认识历史和社会生活完全必要。我们由此可以进入对于过去未来的再判断：且不说过去对于未来的预设总离不开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地理环境，单从预设未来和预设者的关系我们就能看出预设未来的相对性：秦始皇的未来出自其经验我，孔子的没有未来的未来混合了他的经验我和梦我，千年王国是梦我的未来，乌托邦由梦我和逻辑我共谋而生，而乔治·奥威尔在对乌托邦发出冷笑时放逐了他的梦我。此外，不同民族侧重不同的我，不同的我有不同的过去。整个过去对于人类未来的预设五花八门，充分显示出判断的困难与盲目，是历史虚构了预设未来的神话合法性，面临丧失的东西总是弥足珍贵。先人的自相矛盾似乎在向我们暗示：如何预设未来，乃至我们是否必须面向未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必将属于我们的未来是否能够满足我们全部的需要与渴求。
14．三个我本质上的平等关系造成人的自相矛盾。当我说出这句话时，我没有把"自相矛盾"当作一个贬义词来使用。它只是贴切地道出了人的思维与实践在现在、过去和未来的真相。逻辑本身的自相矛盾只是低级错误，但逻辑的任何一次失败、任何一道裂缝都暗示出三个我之间的各不相让、你争我抢。由于自相矛盾，我们无法胸有成竹地在思想、情感、道德、生存环境、技术水平、自然环境等诸方面全方位地预见未来；我们甚至不易确定自己是应该站在打着记忆烙印的平庸的社会秩序一边，还是应该站在粗野的，具有破坏性的，然而又常常是伟大的，并且需要付出代价的创造性劳动一边。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从未得到解决，而且有可能根本没办法解决。人类的这一命运通常一边倒地要求个人立场服从于社会立场，而社会立场本身的自相矛盾又使得个人立场的牺牲变得毫无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史上一切悲剧的本质原因正是人类的自相矛盾。因此长久以来，人们倾向于抹去自身的矛盾性，在面向现实与未来时害怕自己脸上流露出困惑的表情，于是复杂的人生矛盾被简化为A与B、正与反、对与错，于是预测未来，并以预设的未来取代真正的未来，就成为人们一逞智力的高级娱乐，于是狂妄、偏见、压迫便在幻觉中产生。可是退一步想，既然人类的自相矛盾无法克服，尊重和理解这种自相矛盾是否就是必要的和必须的呢?或许我们应该稍稍偏离一下过去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忘记时间赋予孔子和秦始皇的权威，为我们的自相矛盾作出正名：多么奇怪，人类并没有因为自相矛盾而走到道路的尽头，或许自相矛盾正是人类的力量所在！我们且看人工智能只拥有逻辑，它绝不会甘心自相矛盾，因为自相矛盾对它而言无异于自我毁弃。倘使将来我们不得不和机器生活在一起，我们是否应该向机器保守一些人类的秘密?而自相矛盾，无论从好的方面还是从坏的方面说，正是人类的大秘密!在今日，赋予人类的自相矛盾以正面意义可能还为时不晚，预见到未来人类的自相矛盾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如果我们开始从正面理解我们的自相矛盾并相应地革新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或许喜剧的时代就要来临。
四、未来是一个存在问题，应该从存在出发通过解放过去而解放未来
15．据《庄子·天下篇》，庄子的辨友惠施(约前370--前310)有一道名辨命题："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意思是：太阳居中同时西移，事物活着同时死去。)惠施看出了世间万有的不确定性，同时将时间的流逝与生命的瞬间存在联系在一起。这正是我要表达的意思。时间现在与时间未来(一如与时间过去)之间的界线无时无刻不在向前推移。未来本是空无，未来本不被占有，但它朝我们涌来，被我们所接纳，被我们所占有，于是未来有了意义。因此，有关未来的问题，可以也只能被视作包含着种种自相矛盾的存在的问题。佛教徒对于未来可能另有看法。在佛教巴利文经典中有一部《未来编年史》。如果未来可以被写成一部编年史，那么过去这笔糊涂账是否就应该首先被彻底清理?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对于关注此生的人来说，对于走不出自己的迷宫的人来说，人就是他自己的坟墓。一个走投无路的人甚至可以用自己的死来否定未来。因此，与其说未来是一个物理问题，毋宁说这是一个人的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理性问题，毋宁说是一个情感问题，其中充盈着喜悦和忧愁、未知和恐惧。
解放未来（六）
作者: 西 川
16．但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再预设未来，不惜让后人看到一个个预言落空?这难道是人的本能所在?的确，人们需要未来作为对于心灵的安慰，但这并不是说某个预设的未来就恰好适于安慰普世的心灵。它至少剥夺了个人的血肉之躯感受未来的权利。的确，人们很难从预设的未来中摆脱出来，而信奉预设的未来凸显出存在本身所包含的荒谬。这并非预设未来的魅力永在，而是预设未来在历史上所获得的神话合法性能够淡化人们对于未知的焦虑。信奉预设未来的人们至少没有觉察出预设未来改变了时间的一般形态，也即，将时间的正序计时变成了倒计时。一般说来，大多数人同时使用着两种计时方法，并未感觉到倒计时有何危险之处。而且，可以说，正是与死亡、再生、革命、大灾难有关的倒计时赋予了我们思想的重量，但我们是否因此就可以默许倒计时的压迫性在适当的时候引爆人类的疯狂?我们已经眼见那么多政治迫害、宗教屠杀、道德欺骗、社会动荡，以及纯粹属于生理行为的侵略与征服，我们还要见识多少?
17．那么，何谓未来?未来被什么所决定?被什么所反驳?我们将与何人相遇?没有发生的事情何以对我们的历史存在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中国有500万巫婆神汉号称能够预知未来，给那些对未来充满恐惧或抱有希望的人描述未来成了他们的生计。但中国同时又有一种说法：命会越算越薄。因此人们最好安于对未来的无知和生存的盲目，并保存一份个人对于未来的感受力。我无意将预言未来的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与巫婆神汉混为一谈，但我们在领会他们对未来的预设时难免不会留心一下他们的预设出自他们的哪个我。而据我的私见，从经验我出发，未来是死亡逼近的整个过程；从梦我出发，未来是猜测、想象、机缘和创造的空间。对于未来，逻辑我一向跃跃欲试，那就让它继续努力工作吧。它的跃跃欲试并非没有道理，我们知道它是多么善于总结过去。只是这里存在一个小小的问题，过去和未来并不完全对称，有限的人文过去和现在看来几乎无限的人文未来之间的可比性微乎其微。有谁提前到过未来，事后又重返我们身边?而返回未来，不过是对于我们幻想中返回过去的戏仿。回望过去，我们在事件之间发现了(或建立起)必然性，我们因此把过去改造成一门学问，而未来以及如何送入未来却不是一门学问。即使我们相信努斯特拉达穆斯(Nostradamus)对未来的预言，我们也只是在梦中相信。即使我们相信由以色列数学家埃利雅胡·芮普斯(Eliyahu Rips)和物理学家道伦·魏茨腾(Doron Witztum)所发现的《圣经》密码：一切都有定数，我们依然不清楚那不时出现在密码中的"顺延"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未来"是一个神秘的字眼。面对未来表示谦虚是必要的。这并非由于我们具备谦虚的美德，而是由于我们了解我们的有限性。
18．我从叙述记忆在与政治暴力、现代化暴力的抗争中怎样获得和维持其神话合法性，进入到讨论过去对于未来的预设。然后我从三个我的角度指明人类的自相矛盾，并以此剥夺了预设未来的神话合法性。最后，我把有关未来的话题纳入到存在的范畴。看来，正如尼采所说，一切价值都有待重估。但重估一切价值的前提是重估我们自己，这一点被尼采
忽略了。如何重估?难道我们没有因为指明人的自相矛盾，在剥夺了记忆的神话合法性的同时也剥夺了我们自己重估过去的权利吗!表面看来确实如此。但我们不是也同时获得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开放的未来吗?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否定记忆的道德价值和人的判断能力，但是为了我们的生存更像人的生存，我们有必要把倾斜的我扶正，变三个我中一个我的不可靠的判断为由三个我共同参与的反应一判断，在梦我、经验我和逻辑我之间达成最低限度的妥协。三个我，三个魔鬼，如前所述，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独自推进到疯狂，而三个我之间妥协的成果有可能就是先人所谓的"良知"。我把这良知理解为世俗理性，它的工作便是阻止以一种可能性压制其它可能性，不再把记忆中对于未来的预设当作真理，而将它当作思想、情感、道义和想象力的演练。只要我们尊重人的自相矛盾，从我和我的和解走向人类的和解就是一件我们可以期待的事。这样，我们也就将真正的未来从过去预设的未来中解放了出来。
1998．7-11
面对一架摄影机
作者: 西 川
面对一架摄影机*
80年代不写诗，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人
我自己感兴趣的有好几堆事。当然我写诗嘛，所以诗歌是我的一堆活，肯定会经常想诗歌的事。另外一堆是文化的事，我自己实际上一直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有兴趣。对明末开始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这个事情有兴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比如说乌托邦思想，乌托邦思想史方面也有兴趣。当然还有当代生活，当代生活和诗歌的关系。反正就是这么几摊事。
中国当代诗歌实际上在实验这方面跑得比较前，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吧。到了八十年代整个是诗歌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有点像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联，我可以走哪儿吃哪儿，走哪儿住哪儿，只要是有人写诗的地方，就有朋友。我这儿也接待过好多人，后来我都招架不住了。我就在我的办公室门口贴了个条："自备饮食"，"谈话不得超过一个钟头"，那些来的人里，其中有一些怪七怪八的。比如说上海那个时候有一个诗人叫孟浪，现在去美国了，还有一个叫默默，一个叫郁郁，他们三个人在全国旅行。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上海有什么写诗的人，他们这么一旅行就把诗人全串起来了。这个地址呀，电话呀什么的乱七八糟的都串起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跟上海的一些写诗的朋友，比如陈东东呵，就建立联系了，有些还是很久以后才见的面。一开始都是写信，互相寄各自办的小刊物小杂志。而且孟浪他们这几个人呵，是一路走一路偷，偷书呵，各个书店里偷书。有一次在北京琉璃厂一个叫什么的书店? 商务印书馆门市部。我老去这个书店，都认识人家了，可孟浪在里面蹶着屁股，把书架底下的柜子门打开，直接把书从领口蓄进衬衫里，别人在后头还看不见他。我说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常来这个书店，我怕人家抓着他。在西藏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图书馆看到一套当时特别难找的书；就是弗洛伊德的一套书，郁郁想我明天就去把这套书偷来。结果呢，第二天他一去，发现这套书已经没了，回到旅馆一看这套书已经放到孟浪枕头边了，他已经事先给偷回来了。
当时写诗的人简直热闹之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现的那些朦胧诗人已经老了，更年轻的一代开始要造反了。所以当时北京有一个基督教青年会，每个月都给年轻人提供场地，每个月都在那儿聚会一次。当时大家在那儿，也有好多争论，年轻一拨跟老一拨的争论。还有些画画儿的，那时候画画儿的，不像现在画画儿的，都有国际影响什么的。那时候画画儿的住的破屋子里边乱七八糟。记得有个画家朋友住在西单，我去看过他。那时候我还是个学生，但是我特羡慕这种生活。他也没钱，我便跑出去给他买了一锅包子，庆丰包子铺的包子，他说好吃好吃。看他那样子好像他已多少天没吃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