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年初的武汉，在下江的渡江战役之后，国军已基本弃守。民国政府虽然还在勉强维持秩序，但整个社会已经在等待易帜了。大伯很容易就找到了地下党员王达勋和余开先，并在他们的指示下开展工作，加入了他们实际掌控的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建设协会”，为大军进城作好接收工作的准备。至于他的组织关系，武汉的地下党支部说，要由四川方面来认定，反正解放在即，一切很快就会得到重建的。于是，他开始满怀信心地等待他父子两代人所舍命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到来。
十五
共产党从东北开始，就已经积累了很多接收城市的经验，多半分派原来在该地从事地下工作和原籍的党员干部来主持接管事宜。30岁的大伯终于迎来了他梦想已久的新中国，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更何况那些接收大员，不少是他青春革命时期的同志。
他的老同学老战友都从延安回来了，魏泽同、孙士祥、密加凡、闻黎智、陈约珥等等，几乎每个人都在军管委员会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老领导钱瑛大姐，现在是武汉组织部部长。还有一个人也回来了，那就是罗某。他幼稚地认为，这些人都是清楚他历史的，那他找这些老朋友，应该很快就能恢复组织关系，并得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于是他自信地去找了，却很快发现时移世易，世界的炎凉冷暖远非他的想象。
钱瑛大姐很热情地说——你放心，你先去找一个工作，等局势稳定后，你不来找党，党也会去找你的。其他更多的老同学都是说——我们当然能证明以前的你，但是四川时期的事情，还是要等那边的组织来确认。毕竟社会复杂，叛党投敌甚至暗藏做匪谍的现象也很多，一切还是要按组织原则来处理。
大伯顿时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当年那些并肩战斗的朋友，似乎也都失去了旧日的纯情，甚至言语中不免视他为一个机会主义者——我们浴血奋战终于成功之日，你们这些在白区享福偷生的人，还想来分享胜利果实吗？对于洁身自好的他来说，如果再去死乞白赖地寻求认同，那也确实是一件有伤自尊的事。
幸好他还有一技之长，幸好他的老同学孙士祥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证明他父亲是烈士，于是他得到了新社会的第一份职业——在武汉铁路局扶轮中学教政治课。而且根据他的水平，定了中教四级的工资待遇，每月85元。在那时，这也算不菲的了。
之后他又调到郑州铁路局，1950年夏天又先后调到武汉一中、湖北省实验师范、武汉市教育局等等；最高职务当过教导主任。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乐得苟且偷安了。党还会来找他吗？党还记得这个当年的民运学运精英吗？他基本不再期待了。
可是，他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真的能从此苟安吗？党当然还会来找他，却是以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于是1955年这个最初的凶年开始向他严峻地走来……
十六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伯最初几年的生活还算是惬意的。这时他的大弟已工作，二弟是解放军团级干部，妹妹是志愿军文工团员，三弟四弟由他资助上学。30多岁的他英俊成熟，潇洒迷人，是很多少女的追逐对象。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他一生唯一略感幸福快乐的时期，他开始试着去遗忘王冰松，遗忘那一段沉重的初恋。
他大约换过几个女友，其中最让他动心的是一个白俄姑娘——这个十月革命之后流亡到中国的白俄贵族之后，有着高贵的教养和血统，相貌美丽自不待言。50年代苏联要求中国把这些白俄送回，这个女孩希望为他留下，但在最后的时刻，他还是放弃了。按他晚年对我所说——他每到真正要决定婚否之时，王冰松的影子又神奇地冒了出来。整个心灵的空间，都被这个魔幻般完美的女人占据，他没有办法能再去爱别人。
一个女人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可以在伤害了他多年之后，还令他如此痴迷——这是我多少年来的困惑。他既然如此爱着她，那为何不去再寻找、再试探解开当年的谜团呢？问题在于，抗战胜利之后，所有流亡者都归来故地，但是王冰松却没有归来，她突然消失在整个南方中国了。另外，以我对大伯的了解，他就是一个愿意默默爱着的人。天性浪漫的他，并未在意爱情的世俗结局，他觉得真正的爱情，不以能否相伴作为尺度来考量。只要他还在爱着，他内心就在享受着其中的甜蜜与苦涩。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他爱上的是一个幻象，都觉得他毫无希望的等待没有意义；但是他自己仍旧执迷其中，仿佛冥冥中有谁在提醒，他爱的那个人，也在经受和他一样的苦难，他不能独自去幸福。即使他们今生不再聚首，那他也要遥远地去分担她的孤独和折磨。现在看来，他爱上了爱情本身。
人生就是这样，如果你错过了某个机缘，也许你就错过了你的一生。1955年对他而言，似乎就是这样的一个命运分水岭。他在此前未婚，则预示着他在今生再难获得世俗的生活。因为那一年，“反胡风运动”开始了。
大伯不是胡风那个圈子的文人，尽管他和曾卓等人是朋友。但湖北是这个运动的重灾区，那时他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谈哲学的文章，教育局就组织专班发文批判，说他也是胡风集团的观点。年轻气盛的他不服，申诉到省教育厅，虽然到底没有把他打成胡风分子，但与官方的仇隙却是结下了。
十七
失去组织的大伯，在50年代初的切身感受是，他那些经过延安回来的同学战友——那些当初的民主斗士，怎么现在都判若两人了？他只听说过延安整风运动，到底没有亲历，因此无法想象他的学长李锐他们，经历过怎样的残酷斗争。他是研究比较宪政的，自然精通各国政治制度和结构，他发现新中国的现实和理想相距甚远。
苏区来的共产党是扛着槍杆来解放白区的，那么白区的共产党应该向他们感恩——没有他们，人民和地下党就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普遍怀疑白区党员的人品气节，认为自己才是吃苦浴血打江山的干臣，白区党员是躲着享福、现在还想下山摘桃的抢功者。苏区党以武夫为主，白区党以文士为主，想法自然不一样。
大伯基本看明白这些道道之后，再也无心去自证党员的身份。既然学有所成，凭手艺吃饭，虽嫌稍有屈才，但总算不必非去分一杯羹了。他继续教书育人，走进他的1957年。
十八
一晃就到了38岁，对男人而言，这应该是一个黄金年代，但是大伯仍旧打着光棍。虽然说媒拉纤的人不少，可他婉拒着各种美意，依然坚守着内心的那个隐痛。这年春天，似乎来得很早，信风之后，便花枝乱颤了。党中央号召各界给党提意见，知识分子觉得激情澎湃，也想学百花齐放了。
大伯不可能是没有意见的，但他内心还是有些谨慎。他本不想说，无奈组织反复动员，于是他决定赶最皮毛的说一点，表示心到情到。他说的还是反胡风时对他的批判，他觉得理论之争，应该允许他发表辩论文章，不应该取消他的辩护权。
结果，他把“右派”帽子给领了回来，而且工资还被下降两级。他当时也许并未把帽子当很重要的事，但是工资的损失使他有些心疼。他于是继续去找上级部门说理。说理的结果是，再降两级，他一下子变成了中教八级，只有51元一月了。他没想到会是这样，再说下去，恐怕要惹大祸，只好苦笑默认了。
那时的人们，很多没意识到“右派”身份的严重后果。等到接踵而至的下放农场劳动，他才真正开始感到自己成了“五类分子”。三年劳改，正好又处在大饥荒的年代，他先瘦后肿，差点就死在他所放牧的羊群之中。
到了1960年，上级觉得他这个老资历的干部表现不错，于是给他摘了帽子。摘了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过去了，摘了的叫“摘帽右派”。好在他的学养还是被有关部门认同，于是1961年他被调到中科院武汉分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组研究逻辑学，同时担任《江汉学报》的哲学编辑。总算是回到了他的专业，他也就老老实实地认命了。熬到1970年，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农场五七干校劳动，以后重新安排到武钢子弟中学，又当起了老师。直到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决定要研究已经陌生多年的美国，安排武大成立美国现当代哲学研究所。经人推荐，又才从茫茫人海之中把这个40年代的武大生打捞出来，负责《美国哲学动态》的编译工作。
这一年，他已经60岁。他的生命进入老年，整个青春岁月就这么耽误下来了。
十九
1939年就已入党的王冰松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不仅大伯失去了她的消息，武汉那些原“青救”团员，也都记得这个美丽的“红色小姐”。进入80年代之后，中国开始为各种冤假错案平反，于是那些蛰居多年的老革命，开始活跃聚会，要为自己曾经波澜壮阔的历史正名。“青救”的故人，劫后尚存的也都是满头霜鬓了，大家一起忆旧，多要向大伯问起她，因为也有人约略知道他们当初是曾经深交过的。尤其看见大伯还一直单身，难免更要多一些猜疑。大伯无言以告，他人则更觉得惊鸿杳然，一去无迹了。
原来1943年之后，王冰松虽然因为误会而不再等待我大伯，但心头的伤仍旧在暗夜渗血。
王冰松毕竟不是农妇党员，她的出身教养和天赋红颜，都让她一路走来，追求者众多而阅人无数。罗某这个来自于赤水的青年，不入她的法眼。但她越来越感觉到，他那张组织的网日趋紧密，她虽然热衷共产主义，但并非就一定要嫁给一个共产党员，于是她决定采取反叛的方式来挣脱这张所谓的爱的罗网——她接受一个非党员的追求了。当时的地下党还有一个今天看来十分荒唐的纪律——男党员可以娶非党女性，女党员则必须嫁党员男性——说这是保密的需要。当抗战胜利，王冰松向组织上级罗某提出要到天津去完婚，并承认自己的所爱是一个非党知识分子时，罗某恼羞成怒，坚决制止。但是王冰松的叛逆性格岂能为他所左右，尽管罗某威胁说要中断她的组织关系，她还是毅然成行，在1945年嫁到了天津。
1949之后，王冰松夫妻调到上海工作。“三反五反运动”时，她的先生被迫害自杀。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她青春寡居的艰难岁月。
罗某建国后春风得意。20世纪50年代他到北京休养，认识了王冰松的表妹夫陶然，打探到她的地址，竟然去函，邀请她去北京与他幽会。
她在几十年后给我大伯的信中说——我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对我的侮辱，我从来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有一次陶然夫妇和我同去中山公园一游，他知讯后坐着小汽车赶来，看见他得意扬扬的骄矜之慨，我才感到他是真正的卑鄙，连话也不想和他说一句。在此之前，我多少对他还有一些尊重，后从苇堤（大伯他们另一共同的朋友、地下党员）处得知他在乐山的作为，更加认识他了。
二十
65岁马上就要退休的大伯，还依旧过着单身生活。因为单身，所以他只能和一个年轻家庭共住一套平房，合用厨房、厕所——这在当年叫“团结户”。他的工资在“右派”平反时恢复到了1949年他的水平——87元，中途曾经提过的一级，也就混淆在其中了。以后直到全国普调，他也才只有127元。他主编的《美国哲学动态》，每期接近一半的文章都是他翻译，不仅没有稿费，他的职称还依旧是副教授。
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他的许多老战友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大家开始为他打抱不平，纷纷前来怂恿他要求解决历史问题。如果他的党籍从1938年承认，那他就可以享受红军时期的老干部离休待遇，那住房工资等等就立马不成问题了。
就在这时，原乐山时期武大地下党的失散脱党问题，因为牵涉面太大，全国的相关党史办在乐山召开了现场会议，要争取一次性解决这个巨大的历史问题。也递交过申请的大伯，似乎在晚年终于看见了一点曙光。
1986年的深秋，武大党史办的一个中年人来拜访大伯，给他谈起了乐山会议的情况。并再三感叹，他的问题就卡在罗某手上，而罗某还是在职的分管宣传教育的副省级领导，这个案子涉及罗某本人，如果没有他的首肯，恐怕大伯也搭不上整体解决武大地下党问题的便车了。大伯只能苦笑，并表示自己绝不再去找罗某祈求了。这个中年人突然话锋一转说——不过，这次上海来的一个代表，曾经提到了你的名字，说你是那个时期的党员。大伯一惊，急忙问是谁，中年人说你等着，我回去拿会议记录来。
王冰松神奇地出现了。她还活着，在上海一家打字机厂当质量检测员，为了解决她的组织问题，也参与了乐山地下党中心县委所属的这场上诉案子。她不知道大伯的身死，但是她没有忘记这个一生珍藏并为之快乐和痛苦过的名字。
大伯看见那个会议记录，无限往事浮上心头，再也无法强忍的老泪纵横直下。对他而言，这个名字的出现，远比他是否还能平反昭雪更为重要。他默默地为这个名字耗尽了他的一生，而他最想知道的是，她还好吗？她这些年又是如何走过来的？她当初究竟为了什么，要召唤他前往而又冷若冰霜地拒斥了他最深的爱？
二十一
与此同时，地下党的其他战友也开始互相寻找了。大伯的第一任支部书记魏泽同也打听到了他的消息，同时也急忙转告了王冰松。两个生死茫茫四十几年的老人，都激动万分地拿笔要赶紧给对方去信——他们错过得太久，他们的余生已经不多了。
大伯的信先到，她的回信长达十页。暌隔近半个世纪的当年恋人，各自小心翼翼地回护着旧日伤口，王顾左右地嘘寒问暖，各自诉说着漫长的别况。显然他终于忍不住要问，而她也隐忍多年的疑惑和痛苦，终于也要一吐为快了。最后揭开的真相，谁都难以想到竟会是这样——
当1943年他们彼此找到，开始频繁通信互诉衷肠时，罗某正疯狂地追求着她。她一直没有告诉罗某，但当他们决定要在内江见面时，作为党员，按照当时的纪律，她还是向罗某汇报了——因为她知道，罗某也认识他，都是“青救”的主力。罗某立即给她来信说——“张已自动脱离大姑母，现接受其岳父（可能是资本家）的资助读书。如张来访，请不必理睬。”按当时他们的约定，大姑母即是地下党的代名词。
这个消息对二十出头情窦初开的王冰松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脱党已经是背离了他们相识的初衷，更何况他还有了岳父。有了家室这犹作罢，还在继续欺骗她一个苦苦等待的少女的感情，那岂不是无耻之尤。但是，她已经没时间去函追问了，因为他已经在来内江的路上。当他在那个悲剧的黄昏姗姗来迟时，等待他的必然是一个单纯少女的横眉冷对。
年轻气盛不知世事险恶的他，何尝能平心面对这样的情景。他负气离去，用一生的孤傲独处来纪念他内心那个爱人。直至今日，他才知道原来其中还埋存了如此卑劣的一个陰谋。
二十二
即便有了如此真实的揭发，大伯又能如何呢？青春远逝，生命半残，他能够凭借这个去惩办那个人吗？他不就是造了一个谣言吗？他可以说他就是这样听说的，你又能如何？你们中断的爱情对革命没有任何损失，组织难道还会追究他不成？
大伯只能苦笑，只能在珞珈山下的平房中燃烟独坐，默默垂泪。当他知道她已经寡居三十几年，内心感到疼痛。他以衰朽之躯还想在生命的黄昏，再给她一点温暖，于是去信委婉试探——我们的生命曾经有过一个美好的序曲，然而整个人生的正本就这样空白地翻过去了，我们还能在一起共创一个幸福的尾声吗？
她何等聪明的女子，岂能不懂他的关关哀鸣。她回信说——志超兄，我实在没有想到你的一生，竟会因我而被毁至此；越想越觉得自己就是你的罪人……原谅我今天已经是几个外孙的老太婆了，我今生没有把我的青春美丽给你，未能陪你熬过那么多苦难孤独，现在我又怎么能将自己的衰朽残年去面对你呢？更何况儿孙绕膝，我要扔下他们再去陪你，也终觉残酷。今生我欠下你的，看来今生已是无法偿还，如果还有来生，我们再约好吗……
一个曾经骄傲唯美了一生的女人，自然不愿如世俗的黄昏恋一样来再续前缘。但是，她要设法搬去压在她心中的那块沉重的巨石，既然不能给他爱情了，那她也要为他鸣冤叫屈，只想要他恢复党籍，有个尽量公道的晚年。于是她动员了当初所有的那些战友来为他证明，许云、孙士祥、魏泽同、密加凡等等都写出了证明，她甚至通过胡克实要找胡耀邦来干预。她自己则给武大党委写下了这样的长函（节选）——
张志超曾担任“青救”武昌区团宣传部长，为人热情，能干有才，但他对罗某有时有所嘲讽。我在内江时仍保持学生时的单纯，热情坦诚，满怀理想，但是受了当时作为我的党内上级领导人罗某来函的影响，因此当张志超来访时，我态度冷淡。张志超是一个敏感、自尊心强、有傲气的人，当然有所察觉，本约次日再见，不想他却不辞而别，就此失掉联系。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愿保证我没有虚构任何事实情节。罗某对我所说情况，纯属子虚乌有的诬陷……张志超也是在他手中失掉了和组织的联系，他反倒打一耙，说张自动脱党。回忆“青救”时期张志超的才华能力，我不禁深深为之叹息……
二十三
武汉和上海，都在大江之边，然而“溯游从之，道阻且长”——他们已经隔绝了半个世纪。鸿雁往返，密密相约，他们在期盼着今生的劫后重逢。终于，王冰松摔折的腿伤痊愈后，她决定艰难成行了。
那天，激动的大伯换上了整洁的对襟服装，让我赶紧擦拭窗户。临近中午，我听见一个宛若女生的恬美声音——请问张志超先生是住这儿吗？我赶紧回头，看见一个风韵犹存的老人略显局促地站着。她已星霜上头，鱼纹在脸，但是仍有一种高贵的美，在朴素的衣襟外流露。我急忙喊大伯，他从厨房冲出来，站在檐下的石阶上，陡然像石雕一样呆望着来人。尽管这是相约已久的聚首，但两个老人彼此瞩望着对方的容颜，依旧一时不敢相认；或者说他们一生的期许、渴望、误会和寻觅，积淀了万千酸苦，真正重逢之时，却顿时遗忘了语言。
他们几乎对峙了一分钟，才轻轻地彼此唤一声名字，然后把苍老的手紧握在一起。我看见他们依旧是无言哽咽，泪光在历尽沧桑的眼眸中闪烁。没有拥抱，没有热吻，他们非常自持地颤抖对视，最后把漫长一生的悲凉，化做了几声如泣般的苦笑。
这是44年之后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他们一起重游了伤心故地，那江上逝水，湖畔春波，有谁曾知当日惊鸿又照影重来？他们重登鹤楼，遥看孤帆远影，可曾想过这“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的祖国，就是他们曾经要为之奋斗的一个未来？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死水》中的呐喊是否还在他们这一代革命者心中回响？而今，故人已渺，我已经无法去逼问他们那苦涩的心灵了。
此别之后，终成永诀。大伯未久即被诊断出胃癌，他的党籍依旧因为罗某的存在而难以恢复；他依旧只能按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来辗转病榻。他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把我托付给他的一个方外之交——北京广济寺的明哲上师；然后又嘱托我给他买来一瓶安眠药。之后，他就开始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1990年，一个被组织彻底编织了命运的理想主义者，饮恨长眠。
2008年1月26日于大理茶隐村舍
4．生于末世运偏消——幺叔的故事
一
每个人的记忆，大抵都应该有个起点；只是因为童年往往由一些时序颠倒的片断画面组成，仿佛面对一幅淋漓挥洒的水墨长卷，以致连作者本身也无法辨出它的始笔了。
我的回忆逆江而上，从宜都进入清江（古称夷水），上行八百里才能抵达它的源头——在那里有个小镇，大约是古代的屯戍卫所，唤做汪营。
汪营傍河而建，几百户人家，多居于吊脚楼上。彩廊下的水流，在流经我童年的窗边时，还细小得尚无名字。现在想来，它似乎就是那片土地上的一线泪痕，一道随季节而开合的伤口。然而，正是这寂寞中消长的九曲涟漪，滋养了一方百姓人家。其中有个牟家，他们子弟的兴衰荣辱，却正好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奇特历史。
二
很长时间以来，事实上我已经淡忘了幺叔；甚至汪营小镇那摇摇欲坠如悬崖危巢一样的故居木屋，也只是在一些客梦中，才偶尔荡漾出人世间最初的温情。前几年回鄂省，大姐感伤但平静地对我说——幺叔去世了，在宜昌，最后是带着微笑走的。我被大姐的话重新拉进了一段岁月，内心如潮，但言语中却仓皇得只有期期艾艾，只是点头表示知道了，仿佛就当是一个故人搬家的消息。
我真的对此是无动于衷的吗？我想起1978年在大学时写幺叔的作文，我翻看1992年在铜墙铁壁中写幺叔的笔记，我深知，他苦难的背影从来未曾从记忆中删除。一个个给过我少年养分的老人，似乎都在夕陽中列队，向一个叫着彼岸的地方出发。此岸的悲苦伴随了他们一世，我没有任何信心和能力，足以把他们留在尘世今生。
其实，幺叔和我家并无任何血缘关系，但我知道，在我们家人的心中，素来是视他以及他的家人为亲戚的。患难岁月中的惺惺相惜，结下的一些殊胜缘分，时常是胜过许多平常亲情的。
幺叔姓牟，名鸿光，是汪营牟家的少爷，行六。他是牟家彝字辈的，按他们至今不乱的谱书，他就要算是最高辈分的一代了。牟家不仅在汪营，乃至整个利川都算是大姓。其中又以幺叔他们这一支派——号称高升堂牟家——可谓鄂西百年前真正的豪门世家。高升堂是他们祖上世代传承的客栈货栈的连锁堂号，延伸在从小镇到省城的官道上。可以想象，在清末民初的驿马风尘中，有多少商旅行贾和英雄豪杰出入于他家的屋檐。也因此，在北洋政府时代，贿选总统曹锟才会为这个僻乡蛮土的人家，亲自题匾为——惠及闾里。
三
要说幺叔，无法回避的要先介绍他的长兄——牟鸿勋。
民国年间的利川人物中，向有“三老四少”一说，牟鸿勋便是“三老”之一。他比幺叔年长许多，早在1908年便从武昌两湖师范毕业了，并经著名革命家孙武引荐，加入了当时的反清秘密组织——共进会。辛亥革命前的预备会上，牟鸿勋被推为起义的司勋和政治筹备员。孰料10月9日革命党人在租界检查炸弹时不慎引爆，清军戒严搜捕，将正在准备首义的牟鸿勋和彭、刘、杨等志士抓捕。审办此案的是督练公所的总办铁忠，很快监斩了彭楚藩、刘复基和杨洪胜，却把牟暂锁于文昌门监狱备留口供（今日武昌尚有彭刘杨路，倘牟牺牲，则此路又当多牟字矣）。坊间另外的说法是，铁忠曾为牟鸿勋的恩师，对他向来赏识，眼见清室倾危来日无多，故意笔下超生，为他留下生路。果然一日之后，首义成功，武昌光复，党人迎牟出狱，留任咨议局谋略。
但很快北洋军出兵讨伐，南北战争爆发，革命形势危急。牟鸿勋乃倡议主办革命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并亲任经理。这可以说是公开以中华民国为名的第一份报纸，在政局未稳的当时，以号召革命巩固共和为宗旨，对南北议和清廷逊位建立民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谋略处改稽查部，牟为八大稽查之一。黎元洪政府成立实业部，李四光为部长，牟出任副部长。袁世凯政府时代，牟为共和党提名，当选为众议员，并获授勋五位。
1917年孙中山兴起护法斗争，牟鸿勋潜回鄂西，偕一批革命前辈组建鄂西靖国军，蔡济民任司令，牟为副司令。直奉战争之后，黎元洪短暂复任民国大总统，牟鸿勋受邀出任总统府顾问，曾先后获授文虎、嘉禾勋章。1928年，牟在多次拒绝南京政府的电邀后，病逝于武昌。
四
幺叔在他的长兄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之时，还只是一个汪营小镇的富家少爷。他的父亲是国大代表，他的三哥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下文要叙述）；虽在偏远乡村，他少年时代在父兄的光芒下，接受的却是中国式最古典的贵族教育。待他长成青年时，他像每一个志存高远的儿郎一样，要负笈出游逃离深山的包围。那时的出山之路远比今日漫长而复杂，需要翻越重重蜀道走到万县码头，然后搭乘最早的小火轮奔出夔门，之后才是千里江陵那一如少年人生般开阔的大平原。
我已无法勾勒他最初的人生，约略知道的是他似乎在武昌完成了中学，之后考进了胜利班师后的南京国立师院；毕业之后留在武汉一家中学教书。
那时，浓浓的战火已经迫近他宁静的书斋。而他长兄的儿子——牟秉钊，其时已经从英国海军学校毕业归来，作为军中的少壮将领，被任命为当时海军最先进的舰艇——重庆号的舰长。可悲的是，就在这位年轻的舰长上岸受命之时，舰上的地下共产党发动了兵变，直接将重庆号开到了山东。蒋介石盛怒之下，只好命令空军迅速炸沉了这艘英国赠送的最佳战船，以免成为解放军的利器。
幺叔的父亲其时已经去世，三哥随国军转战杳无消息，侄子遭逢兵变，被免职，之后随败军撤往台湾。他在风雨飘摇和惴惴不安之中，迎来了武汉的易帜。那时，他还是一个无法洞穿未来历史的未婚青年。
1950年鄂西开始土改，他风烛残年的老母在汪营恐慌地给他寄出了一封信，以病危相催。纯孝的他不谙时代的颜色，乞假归来省亲，没想到却一脚踏进了世道变迁的陷阱，再也无法走出严酷的深山。
可以想象，作为工商地主的牟氏祖宗，曾经在那一方拥有过怎样的田产。他作为唯一归来的男丁，再也无法继承列祖的产业，却不得不继承先人的“罪名”。一个民国的高才生，一个少小离家的青年，在暴风骤雨的时代中，开始了“五类分子”生涯。
五
我大约是在三四岁左右就开始频繁出入于幺叔家。幺叔有两个孩子，长子叫艺华，次女叫亚华。亚华姐和我大姐同学，她们很快就在那个小镇成了闺中密友。我则在童年，基本是被驮在大姐的背上，开始拜谒幺叔的。
土家族乡俗，怕孩子不好养大，便要孩子对父母改换称呼；艺华哥和亚华姐都是把亲父叫幺叔，于是我们也就入乡随俗地一直叫到今天。
那时幺叔的所谓家，是在沿街的一个破烂且歪斜的木楼里；似乎是因为两边邻居房屋的包夹，才不至于很快倾倒。而他在民国时候的宅院，成为汪营区供销社的所在。家慈那时是供销社的会计，于是我家也在他的故居里，分得了一间住房。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巨大的梁柱和后院回廊等建构，足以显示出旧主人昔年的辉煌岁月。
幺叔在当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皮匠，在他的歪斜楼下，摆一个门板，依靠为乡人修鞋补胎甚至维修手电钢笔之类，勉强维持着一家四口的生计。幺娘是先天风湿，腿脚萎缩行动不便，只能聊助家务。即便如此困顿，我记忆中的幺叔，仍旧和其他的匠人有别。他常常穿着一件小镇少有的四个兜的中山装，虽然布料已经洗薄泛白，缀满了补丁，但永远是干干净净，且在左上兜里，插着一支派克钢笔——这件衣服和这支笔，也许是他作为民国文化人的唯一标记了。包括他花白的头发，也仍旧保持了一种向后梳倒的发型。就是这样一些零星的残留习惯，还能暗示着他曾经的王孙贵胄的身份。
我们姊弟之所以喜欢去看幺叔，是因为他狭窄的家里，竟然还私藏了许多民国年间的电影画报和其他书籍。在我们饥渴的童年，听他对一群完全隔世的孩子，指着一些旧日明星，讲述一些匪夷所思的电影故事；仿佛一个白头宫女，在回忆天宝繁华——那就是我们开启童蒙的精神大餐了。
幺叔是我见过的少有的温和男人，也许是那时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对所有的人事都谨小慎微。但是他的温和不是那种点头哈腰式的谦卑，他永远不卑不亢地微笑着面对他的一切厄运，既不对孩子们使气光火，更不会和那些客户吵架扯皮。乡人们修好了一件破烂的物什，总是愿给几文就是几文。现在想来，他是见过大钱和大世面的人，即便失路潦倒了，身上依旧秉承着一种贵气；哪怕铜驼荆棘，也无法磨去那些曾经的教养。
六
在那一刻，艺华哥亚华姐和我的大姐，都因家庭成分的问题而相继失学。
之后未久，为了备战备荒，所有还拥有城镇户口的“五类分子”家庭，要被驱赶下乡务农。在小镇还能凭借无师自通的手艺，勉强购买口粮养家的幺叔，又不得不面对新的厄运了。
幺叔一家究竟是何时搬迁，最终又落户于哪里，在那段纷乱的童年，我已经记忆模糊。之后大姐也远去平原农村了，我们两家似乎突然失去了联系。以后零星的记忆是，亚华姐嫁到了远方，艺华哥当了乡村漆匠，走乡串户为那些贫寒的新娘，描绘简朴的嫁妆家具。艺华哥偶尔上街，会来我家小坐，那时只有我和母亲在幺叔故居的一间木屋里生活。母亲问寒问暖之后，往往会给他们一点粮票布票，宽松时候会让他背一点大米回去。
再以后，我生病了，外婆从平原乡下回来照顾，两家的走动又似乎稍多起来。但记忆中似乎都是幺娘上街赶场，蹒跚地出售一点蔬菜，且总要留下一捆给我们送来。而外婆是一个极为感伤的老人，总要拉着幺娘的手唏嘘半晌，最后回赠一点物什。
但是幺叔似乎从来没有进过我家的屋，即使偶尔上街经过，也只在屋檐下驻足小立，和外婆寒暄一番便托故离去。许多年之后，我才依稀懂得，也许这是他童年时代曾经锦衣玉食的画堂高阁，如今人去楼空，他的自尊使他不愿再回眸这些蛛网燕泥了。
七
我是在我开始少年樵夫的短暂岁月里，真正开始认识幺叔的。
幺叔那时下放在一个叫着万家凉桥的小村，他似乎有意保持着和当地原住民一点距离，在凌乱的村舍外，搭建了一个土墙的简陋房屋。虽然白屋空堂，倒也依山傍水，泉清石秀，不失为一个乱世荒年的隐居所在。
文质儒雅的幺叔，始终保持着一点读书人的底色。在食不果腹的饥寒日子里，他竟然还能在可怜的一点自留地边上，种上一些兰菊芍药，房后还手植了一片竹林；使他的寒舍远远看去，要比那些周边的农家，多出许多秀色和清气。
那时我们这群野孩子的樵径，偶尔要经过他的房舍，我有时便取道小憩，成为幺叔一家的稀客。在正午的陽光下，幺叔把我引到修竹边乘凉，两张木椅，一杯清茶，即使面对的是我这样一个少年，他也仍旧保持着一种应有的礼数。他似乎还没遗忘他曾经教书的身份，在闲谈中也尽量吐露珠玑，暗含着一些处世为人的训诫。他指着竹林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子能使人高尚其志。我虽然常常对他的话似懂非懂，但许多潜移默化的熏陶，在今天的我看来，确实是我一生都在受用的。
幺叔有一把老式的二胡，龙头丝弦，音色古朴。有时我去，会远远地就听见那琴音在山谷里呜咽。他会一曲奏完，才抬眼和我平静地说——这是《听松》，或者说这是《空山鸟语》。偶尔听到一些如泣如诉的旋律，他老眼中溢出几丝苍茫，在我长大之后才熟知，原来是《良宵》、《江河水》等等。我不知道在幺叔的心中，埋存了多少更为苦涩的音符，有谁曾从他这个乡村农夫的弦索上，读出他的高尚教养和显赫身世。
八
我是偶然从父母的一些感叹里，隐约知道一点幺叔的旧事的。
一天，我幼稚地问幺叔——乡下的生活比你过去要苦多了吧？幺叔缓缓咽下一口苦茶，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人一辈子，原无所谓富贵贫贱，怎么样过，都是活法不同而已，但苦乐却是基本一样的。生老病死，人皆同苦。——他沉吟片刻，又指着面前的田畦溪流和远处的青山白云，继续说道——我在这些自然的世界里，快乐并没有减少。尽管我在你这样的年龄时，曾经享受过一些荣华富贵，但是现在这样的日子，却也别有滋味。人生在世，许多变故是不由自主的，但若时时随遇而安，都能做到知足常乐啊。
我当时也许并不足以理解他所感悟的真谛，但那一刻的画面却深深地植根于我的心中了。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见远村的炊烟渐起，又袅袅散入暮霭之中，一如人世的一切功名利禄，都这样转瞬云烟。归鸦背日，倦鸟投林，一头耕罢的老牛，旁若无人地在田埂上啃吃野草——多么简单的生存啊，在向晚的风中，竹叶飘潇于地，浑如一幅随心所欲的书法，在记录着那些亘古不变的道理。
在我沉浸在他的高尚趣味而混沌欲开之时，他忽然又苦笑回头对我说——当然，你还小，还不必要在意我说的这些。我这是一种甘居平庸的活法，你还是要做个有理想的人，还是要争取出类拔萃。
但是，他已经为我隐约打开了人生的另一门径，似乎再也难以合拢了。若干年过去之后，我才明白，正是这一次无意中的讨论，使我从此根深蒂固地染上了一种莫名的颓废情绪；在面对一些事功的选择时，总是抱持着一些古旧的态度，因而也总是显得与世相违。
九
回头我必须要说说他三哥的故事——一个太戏剧化的家庭，一个世纪中国的悲欢缩影。
他的三哥早在燕京大学的时候，就离奇地叛逆了他们的家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1949年国民党败退即将撤往台湾之际，三哥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的一个上校，他唯一的单线上级命令他随军前往台湾，作为解放军的特工计划长期潜伏，配合攻打台湾。
尽管一个特殊组织有它极为严格的纪律，但是任何个人都会在剧变的历史面前考虑自身前途和命运。我们永远无法确知三哥在临上船的那一刻究竟是怎样考虑的了，也许是担心一去难返，也许是害怕身份暴露，也许是想享受打下江山的胜绩，总之，他在那一刻，竟然自作主张地选择了退却。但是他在战乱中无法联系上他的上级，只好自顾自地脱下军服，私自开溜跑回了利川。他也许只想等待天下底定后，再出来找到组织。
但是，历史真是一个巨大的玩笑。他很快被解放利川的解放军当做国民党的逃亡军官抓获，相传要判处死刑。这个高才生在临刑之际，坦露了自己的秘密身份，并要求政府去寻找他的上级某某证实。好在那时此类现象很多，利川政府还是慎重地通过中央找到了那位仍然领导隐秘战线的上级，那个上级一听三哥违令没去台湾，不禁大怒，总算还念旧日私情，通知地方刀下留人，但要作为自动退党人员处理。
可怜这个老地下党员，精通几国语言的高级特工，就被安置在利川县城的红星餐馆，开始了他烧锅炉的生涯。1977年恢复高考时，利川外语教师缺乏，民间才想起这个燕京大学的高才生，纷纷把他请来帮忙辅导孩子，而我也曾是他短暂的私淑弟子。
他到底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知道各种平反的消息，立马开始了他的秘密上诉。所幸他的老上级还劫后余生，在经历了各种“极左”运动折磨之后，也开始理解了他当年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侄儿——原重庆号的舰长牟秉钊——那时正好当上了台湾海军的总司令。大陆的统战工作开始恢复，国家终于想起了这个奇人，立刻来人把他安排到了香港。
他有两个儿子，应他之求，国家同意带走一个，于是他的长子至今仍然留在利川。但是台胞和港侨的身份，已经足以改变三哥一家的全部政治经济生活了。
幺叔三哥的传奇，我也只能讲到这里为止。
十
80年代中期，我在县委宣传部奉命下乡，终于回到阔别许久的汪营。
我在变迁的坊肆之间，寻找我童年的老屋，我看见我家那临街的木壁被拆开成了一个柜台，里面赫然坐着我久违了的幺叔。
幺叔并未重操旧业，而是零售着乡村社会必需的针头线脑肥皂火纸，生意清淡得恍如隔壁的花圈铺。幺叔拉我进去喝茶，他说终于落实政策，将这栋祖宅发还给了他。我在那些烟熏火燎的墙壁上，还能依稀发现我童年的手迹和贴糊的报纸。
那时，幺娘已经谢世；艺华哥举家去了宜昌，亚华姐在平原，只有幺叔像个孤老，还在这个他经历喜怒悲欢和爱恨情仇的小镇，平静地生活着。
他依旧家无长物，衣饰朴素而整洁。他拿出许多家族照片给我看，都是他三哥转来的。其中有侄儿牟秉钊以及他的孩子们，在加拿大和台湾的豪华别墅前的许多合影。我看着那些依旧荣华富贵气宇轩昂的人们，再转顾落寞清贫的幺叔，怎么也无法想象这是同一个家族的传人。
牟司令给他的信，仍然恭敬地称呼幺爸。两岸的隔离和沧桑，对幺叔而言，又岂止是恍同隔世。幺叔平淡地说，他现在衣食无忧，也无须他们的资助，只是喜欢看看那些侄孙的照片，看看牟家熬过一个世纪之后，依旧没有衰落，内心就非常幸福了。他还指着那老屋说，都快朽了，梁柱都被蛀空了，他就要把它卖了，去和宜昌的艺华哥一起生活。
我突然看见他卧室的床头，还挂着那把我熟悉的二胡。我充满怀旧地取下在手中摩挲，但是琴弦已断，蛇皮已破，满身覆遍了时间的灰尘，再也无法发出呜咽的声音了。
薄暮时分，幺叔送我于古镇小街，默默无言地静观着这正一点一点消逝的古老街景。相去40年的生命，相同背景下成长的少年，各怀一份感伤，揖别着那些隐痛的往事。而这，竟是我和他——一个似同血缘的幺叔——的最后一面。他最终还是离开了祖居地，死在了异乡。而汪营的牟家，再也没有高升堂的这一支人了。一个家族的荣耀与悲辛，必将风化在历史隐蔽的书缝中。
2007年初秋于大理茶隐村舍
5．别梦依稀咒逝川——悼故友如波
一
死亡，在许多时候，真是一件近乎日常的琐事。你买菜的路上，邂逅车轮下的一摊血；你拎着一堆肉食回来，看见邻居的一张讣告——在你行经的地方，人们竞相奔赴道路的尽头。你才发现，生命竟然确实薄如蝉翼。
当“访旧半为鬼”时，当“故人日以稀”时，当在暮烟的幻象中遥见你曾朝夕与共甚或唇齿相依的大队面容时，你何曾有一丝幸存者的窃喜。就像此夜，当我枯坐于天涯客馆，燃一炬烟，吞吐几十年的往事时，我恍若一个同谋共犯——他们去了，我却苟活于斯——我怎堪独自直面这残酷的余生。
二
1978年对于今天的多数年轻人而言，只是一个过往的年份。半年前，首批恢复高考后的新生刚刚入学，我们这批78级新生跟着又来了。而在我们的师兄中，还有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等待毕业。
那时的湖北民院叫华师恩施分院，在我们去之前大约三四年，它还是一个中师。这个奇怪的大学在迎来78级这批学生后，很快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那一年，整个恩施的文科生考出大巴山的不足30人，余下的上线生则全部取到了华师恩施分院78级1班。于是一大群工人、农民、知青、民办教师、干部和应届高中生走来了，老的35岁，小的15岁，总共81人。其中当父亲的十几位，其中有5个孩子的两位，其中一位还带着女儿来上附小。还有一位教高中的老师，与自己的学生同时高考，然后同时录到一个班成为同学。
那时，国家对师范生尚有照顾——伙食费每月18元，助学金1至4元不等。如果无此条，估计还要减少二三十人。刚结束的浩劫，在大多数人的满脸菜色中犹存余痕。男生30个一堆住了两间屋，余下年纪大的10位，还另挤了一个小屋。那时，已婚同学允许请“例假”——每月可回家圆房。多么人道的措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