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安帝建光年间，公车官署特地征用薛包，官拜侍中。但薛包生性恬淡虚怀，声称自己有疾病，不去做官，而只求一死。于是朝廷下诏，优准他保留官职而告归养病。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汉代重孝的具体情况。一，后世的人、特别是今人，往往习惯从功利的视角去观察，怀疑当时的孝子是在作伪、作秀，或是些沽名钓誉之徒。薛包，或许能让后人看到一个实在的、纯真的孝子的形象。二，他的孝行，在父母的生前表现出来，在父母的死后也表现出来，在分家的时候再次表现出来，甚至在朝廷让他做官的时候尤其凸现出来了。三，汉代统治者对孝子非常重视，加以提拔，委任官职，甚至根据孝子的要求与具体情况，保留官职而又遂其心愿。这种做法，对社会和谐风气的营造可以想见。汉王朝如果真全是封建落后得一塌糊涂，漆黑一团，歹徒横行，没有好的社会氛围，王朝能够绵延四百多年吗？这一点也是值得后人好好体会的。
这个孝子的孝行，对后人也很有影响。比如北齐的颜之推在著名的《颜氏家训》中还特地引用了这一段，置于《颜氏家训·后娶第四》中，用以教育后代。
《世说新语》与孝的记述（1）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编纂的，主要是汉末至东晋的士族阶层人物的遗闻轶事。其书经历宋元明清至今，已流传千年之久，享有很高的声誉，研究者以及著作累世不绝。民间也曾有谚语：“家有财产万贯，不如读《世说》一卷。”这里，我们就《世说新语》与孝的记述，作一扫描，或可以透视该时代崇尚孝之风尚的一斑。
1. “生孝”与“死孝”
《世说新语·德行篇》：“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王戎（234～305年），“竹林七贤”之一，曾任尚书。和峤，在晋武帝时候任中书令。他们同时遭遇丧母，都以尽孝而被称誉。王戎骨瘦如柴，和峤哭泣备礼。文中所说的“鸡骨支床”、“哀毁骨立”都形容因过分悲哀，而消瘦得仅剩下骨架来支撑身体、卧于床上了。“鸡骨”就是瘦瘠的样子，即瘦骨嶙峋。
晋武帝司马炎对尚书左仆射刘仲雄说：“你常常去探望王戎、和峤否？听说和峤哀伤过了礼节，使人为他担忧。”刘仲雄说：“和峤虽然礼仪周全，但神气没有损伤；王戎虽礼仪不周全，但悲哀毁身而骨瘦如柴。臣以为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和峤，而应忧王戎。”此在《晋书·王戎传》也有载。
首先这里提出两个有意思的命题：“生孝”、“死孝”。“生孝”，谓孝子丁忧哀而不灭性，也就是说遵守丧礼而不伤毁身体。“死孝”，居父母之丧，哀毁几至于死，也就是说对父母竭尽哀悼之情，而不顾自己的身体。其次，这里还提出“大丧”中三个方面的关系与比较：礼仪的周备问题、哀伤的程度问题、孝子身体状况问题。于此，君臣之间有不同的见解，读者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再次，君臣讨论这类问题，也说明高层对于孝、孝子的关注，当然社会也在普遍关注这些问题。这些都说明在魏晋时代，传统的孝又遭遇到时代提出来的新问题。
2. 孝子王祥
《世说新语·德行篇》：“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暗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
王祥的故事写进了《二十四孝》中，前文有叙述，可参见。这里的后一个情节，很令人震撼：后母竟然要用刀砍死睡眠中的王祥，正巧碰到王祥夜起小便，只是砍了被子。王祥回来后，知道后母对此遗憾不已，就跪在后母前面请求一死。后母于是感悟，终改悔。王祥，确实是纯孝了，据说为侍奉后母，年近六十才进入仕途，在魏做官至太常、太尉，入晋拜为太保。我们也看到孝子们屡屡被《世说新语》的第一篇《德行》收入的现象，说明当时人们对孝子的重视、关注与记载、流传。
3. 荀巨伯孝友
《世说新语·德行篇》：东汉人荀巨伯远道去友人那里探病，正值胡贼攻郡。友人说：“我马上就死去了，你赶快离开吧！”荀巨伯说：“远道来相视，你令我去，败坏道义而求生存，难道是我荀巨伯干的吗？”贼既至，对荀巨伯说：“大军至，一郡都逃空了，你是什么样的男人，而竟敢单独留下？”荀巨伯说：“友人有疾，不忍心抛弃他，宁可用我身来替代朋友的命！”胡贼相互说：“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师而还，一郡并获全。
《世说新语》与孝的记述（2）
“孝友”是传统孝文化中的重要一部分，这个故事就突出了在大难临头之时、生死诀别之际，朋友之间深厚友谊的魅力和威力。“孝友”的魅力，让千载之后的现代人都感动；“孝友”的威力，不用一兵一卒，竟然完璧归赵，拯救了一郡。虽然此中不免有夸大成分，但是那种“孝友”的情义却依然值得张扬的。
4. 孝子范宣
《世说新语·德行篇》：晋人范宣八岁的时候，在后园子挖菜，误伤了手指，大啼。有人问他：“痛吗？”回答说：“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范宣洁行廉约，豫章太守韩康伯一次赠送他百匹绢，不受；减少至五十匹，还是不接受。就这样一直减半，只到了一匹，还是不肯接受。后来韩康伯与范宣同乘一车时，就在车中扯了两丈绢赠给范宣，说：“一个人难道可以让老婆没有裤子穿吗？”范宣笑而受之。
这个故事幽默生动，有几点可说：一，八岁的孩子能在伤手指时，脱口而出《孝经》中的话，或说明当时《孝经》的普及与启蒙的情况。二，晋人范宣，后来精通儒籍，被召为太学博士、散骑郎，推辞不就，居家贫困，以讲诵为业。他的人品也许就是这样从小就在儒家的熏陶下渐渐养成了。这里赠绢而不受，也是一例。三，官员韩康伯特可爱，他欣赏范宣的人品，固执地非要他收下赠绢——其实这已经不是赠物，而是心中敬意的表达了。
5. 试守孝子
《世说新语·德行篇》：仆射（）王愉在担任江州刺史的时候，被殷仲堪、桓玄发兵追逐，于是逃亡至豫章（今江西南昌），存亡未测。王愉的儿子王绥在京都，得知父亲这一消息后，不仅容貌忧戚，就连起居饮食，以及每一件事都有所降等，就像居丧守孝的样子。当时人们就把他称为“试守孝子”。
“试守”，本来指秦汉以来官吏在正式担任某职位之前，先要试任该职，就像今天所说的有考察、见习、试用期一样。王绥在其父还没有去世时，就做出守孝的样子，不就像官吏“试守”吗？因此称为“试守孝子”。但是，后来的历史却是一个悲剧。桓玄专政时候，征召王愉为仆射，此官是尚书令的副手，但是后来桓玄谋反晋朝失败，王愉因参与谋反而被杀，其子王绥也因与其父一起谋反也被杀。于是王绥的孝子的孝行问题就复杂化了，限于篇幅笔者不展开了，这一有趣味的话题就留给读者思考吧。
6. 真孝子
《世说新语·德行篇》：孔仆射，就是孔安国，在担任晋孝武帝司马曜（）的侍中时，曾受到垂爱。晋孝武帝去世时，孔安国为太常，他身形一向瘦弱，但是穿上重孝的服饰，整日涕泗流淌，看见他的人都以为是真正的孝子。他对晋孝武帝的厚待转化为孝子一般的真诚，这是“移孝为忠”，忠孝在他身上沟通了，而且还认为是“真孝子”，而不是“伪孝子”。
7. 陈遗至孝
《世说新语·德行篇》：吴郡的陈遗，在家至孝。母亲爱好吃锅巴，陈遗在作郡主簿时，常常带着一个口袋。每次煮饭，就把锅巴收集起来，回家给母亲吃。后来孙恩的起义军队出没在吴郡，吴郡太守即日就要出征作战。陈遗聚集起来的数斗锅巴，还没来得及拿回家，就带着从军了。在沪渎开战，失败，军人溃散，逃走于山泽，人多饿死，而陈遗独因为这些锅巴得以活下来。“时人以为纯孝之报也”。——这又是一个孝子的故事，情节有趣，也曲折，最后归结为“纯孝之报”，也是《孝经》中感应之说的回应而已。
《世说新语·德行篇》里还有如“为人谨慎，事亲尽色养之孝”的王长豫等人的记载，在此不再列举。我们也许已经能会心，即此《德行篇》就记载了这么多的孝子，在书内还有许多关于孝的叙述。比如《任诞》：“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阮籍将要安葬母亲，蒸了一只肥猪，饮酒二斗，这才向母亲遗体告别，只喊道：“完了！”总共只号哭了一声，接着口吐鲜血，沮丧颓唐良久。一种独特的孝子、孝行凸现在人们眼前，此为魏晋风度中的“孝”的表现之一了！
可以体会魏晋也在推行“以孝治天下”，而且是“一定要以孝治天下”。这正如鲁迅所说：魏晋“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位，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及药及酒之关系》）当然，围绕这一话题，还可以再深入探讨其中的原因。
明清皇帝教子读本中的“孝”
历代皇家是怎样培养后代的呢？或许有些人会这样想象：无非是教育他们怎样搞阴谋诡计、弄虚作假、坑蒙拐骗、拉帮结派、危害百姓等等。
其实，他们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他们还想让江山万代坐下去？他们大都很重视用儒家学说来培养优秀的接班人、造就有作为的人才，而此中又特别看重从小就进行人格品行的训导。
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张载（1020～1077年）就提出，从小抓起的“养正于蒙”的理念，也就是修正养正，要从孩童启蒙的时候就要开始了。明代有位学者焦（）就曾经编著了一本《养正图解》，成为明清皇帝教子的精典，而其中也突出了孝的教育。
焦（1541～1620年），明代日照（今山东日照县）人，一作江宁（今南京江宁县）人。因为号澹园，又被学者称为澹园先生，享有盛名。万历十七年（1589年）举进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曾主修《国史》，撰《经籍志》。主顺天乡试被劾，谪福宁州同知。后弃官不出，专攻经史，著书立说。生平博及群书，自经史至于稗官与杂说，无不淹博贯通。善为古文，典正雅驯，卓然成家。
焦在翰林任职期间，又担任皇长子的侍讲官。他很会动脑筋，孔孟之道博大精邃，内容又多又艰深，灌输给儿童很难奏效。教育孩子要通俗易懂，并且要形象直观，因此他选用了历史上的可供借鉴、取法、劝诫的故事六十则编成教本，又邀请明代宫廷的名画家丁云鹏（1547～1628年）配上精美插图。成为图与文并茂、理念与智慧共具、真谛和体味皆佳的启蒙经典。《养正图解》的第一篇是《寝门视膳》：
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如何？”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复初。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立曰：“诺。”然后退。
此篇为全书的肇始，而全篇的主题就是一个“孝”字，说文王的孝行，明文王是个孝子，喻文王用他的行动演绎了孝道，劝勉皇子懂孝行孝。这也说明编者体现了《孝经》“百行孝为先”的理念。
文王，就是周文王，姓姬名昌，是王季的儿子，商朝末年周族的领袖。文王，当初还是世子时，也就是做太子的时候，探望父亲王季是每天三次。
早上鸡初鸣，就穿衣起身，来到父亲的寝室门外，询问王季的侍候者：“今天安好否？情况怎样？”回答：“安！”文王就高兴。有意思的是，文王不直接而是间接询问，这一细节说明，他的孝顺之心的细致，不去干扰其父的正常生活。然后中午，也是这样；晚上，亦如此。
如果遇到告诉他，其父亲不能正常起居饮食的话，文王就脸色忧愁，走路连步履都错乱了。一旦其父恢复饮食正常，他也就解除忧愁，恢复正常。
在其父的饮食方面，文王特别重视尽孝。端上膳食，必定要查看饮食寒凉、温暖调节的情况。食毕，必定要询问饮食的情况，比如饮食的胃口、喜欢与不喜欢什么等细节。对掌膳食的人吩咐：有没有原来吃剩的，不要把吃剩的再端给其父吃。等到侍从答应了，他才放心地回去。
在《国语·晋语四》还有这样的记载：“文王在母不忧，在傅弗勤，处师弗烦，事王不怒，孝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诸弟。”周文王在襁褓时没让其母担忧，在傅父那里没让其傅劳苦，对于老师没让其师烦恼，奉事父王没让其父发怒，孝友其弟虢仲与虢叔，恩惠慈爱儿子管叔与蔡叔，对其妻大姒（）树立典范，亲爱团结同宗兄弟。这正如《诗经·大雅·思齐》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寡妻”，就是嫡妻。意思是，自己做妻子的典范，而影响至于兄弟，再至于治理国家。
文王那时，当然还没有《孝经》，但是孝行早就有了。如果从《孝经》角度来解读，那么这一则故事，有几点启示：（1）文王的德行，首先体现在孝道的根本上，而正如《孝经》所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也”（《孝经》一章，下同）。（2）文王的孝，又具体体现在尽心竭力地对亲人的养和敬上，正所谓“夫孝，始于事亲”。（3）文王孝道的逻辑进程，由家里的孝行，而推广至于天下，正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文王后来用侍奉其父的孝行来推广至于天下，所以能够做到“天下之分，其三归周”。（4）文王最后为周武王夺取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王行孝道，告诉人们的，也如《孝经》所谓的“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这是焦《养正图解》的深意所在。面对皇长子，首先要教诲立德行孝，此为先为本。在这方面，焦选择了文王这个榜样，而文王在做太子时候的做法就是一个切近的例证。《养正图解》第一篇就是与《孝经》的“开章明义章第一”相呼应的。
此书到了清代，光绪皇帝为了不至于湮没无存，还特地将内府旧存的写本发出，敕令武英殿刊刻，以广流传。
孝的传统的衰蜕
孝的传统在漫长数千年的传承后，到了近现代便渐渐地衰退、衰败、衰落了。
历史呈现出鲜明的转变节点，让后人明晰地看到“孝道”的蜕变轨迹。这里也简略一说。
先说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对传统孝道的扫荡。有学者做出这样的分析：
这次运动对传统的孝观念有过一次大胆而猛烈的冲击，竟然出人意料地一度摧毁了孝的观念的存在基础家庭。洪秀全一再宣称：“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姊妹之辈。”按照这样的理念，在江南社会某些城乡拆散了家庭。他们将所有的人，无论父子、夫妇、兄弟、姐妹，按照男馆、女馆进行另外的排列组合。一时间，太平天国社会呈现出“父母、兄弟、妻子，立刻解散”的局面。父母和子女不仅平时“不容相通”，偶尔在街上相遇，也“只许隔街说话，万分伤心，不许流泪”。如此生活，是根本找不出什么孝的影子的。“这是近代中国社会乃至几千年的历史中唯一一次破坏家庭生活结构进而也猛烈地冲击了传统孝观念的雷厉风行的警人行动”。曾国藩曾说：“举中国几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天辟地以来名教之奇变。”（见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
2009年初，一个冬日的上午，笔者终于有机会来到广州花都的官禄（）洪秀全故居参观。一进大门，便是洪秀全的青铜像，沐浴在冬日的阳光中。后面就是当初他亲手种植的龙眼树，在太平天国失败的那一年，此树曾被雷电劈成两半，可是没有死，奇迹般地活到现在，枝干崛兀，满目峥嵘。这里有洪氏宗祠，纪念祖德宗功；半月形池塘，映出丫山倒影。湖旁还有书房阁，据介绍洪秀全七岁在此读书，勤奋好学，“五六年间，即能诵读四书五经、《孝经》以及古文多篇，其他更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笔者突然想到，如果让后来的洪秀全再来谈谈对幼年诵读《孝经》的感悟，一定会有一番惊世骇俗、刻骨铭心的大议论了！难道不是吗？到后来，洪秀全的《幼学诗》又在讲孝悌了，从家道、父道、母道、子道、媳道、兄道、弟道按序排列出家规来。他的族弟洪仁也在教诲人们：“学尧舜之孝弟忠信，遵孔孟之仁义道德。”（《钦定英杰归真》）历史留给人们深思！
其次，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也许可以说是对传统孝道的再一次大扫荡。既然要打倒孔家店，自然《孝经》、孝道一类都属于打倒之列了。关于新文化运动，今人研究很多，从吴虞、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一路说下来的话太多了，大家较熟悉，这里也不再多评论了。只觉得张依萍《枕上随笔》有一段*，或许可以让大家感受一下当时“五四”时期的社会氛围：
那时的青年，大家嚷着反对家庭，反对宗教，反对旧道德、旧习惯，打破一切的旧制度。我在南京暑期学校读书，曾见一个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唤做“他你我”。后来到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门口碰见一个朋友偕了一个剪发女青年，我问她：“你贵姓？”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嚷着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的，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
这段话转引自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年轻人读了觉得好刺激，好新鲜！经过“*”的人，觉得似乎好熟悉，一点儿也不陌生；因为此后数十年掀起的“*”，不也是这样，甚至更有甚者吗？在一片“破四旧”、“造反有理”、“批孔”之中，孝的传统再一次被大扫荡。
不过历史很有意思，自有运行的规律。今天孔子学院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办了，孝子评选在许多城市开展，孝文化在逐渐升温。
老子说：“大音希声。”历史无语，历史却又无声胜有声地面对着一代又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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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的作者之谜（1）
《孝经》在流传和研究中，人们始终有个疑问：是谁撰写了《孝经》？
其实人们只要读一读那些留下来的历史材料，每个人都会发生同样的疑问。比如：
权威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
此则记载有几个信息：（1） 曾参与孔子的年龄比较。（2） 孔子把曾参看做是能通晓并传布孝道的最合适人选。（3） 于是孔子选定了曾子，专门传授了孝道。于是，撰作了《孝经》。但是，我们马上会发现一个问题，这里说到两个人，到底是孔子作了《孝经》，还是曾子作了《孝经》，没有清晰地指明，而是模棱两可。因此后人对此史料的解读，或认为《孝经》是孔子作，或认为是曾子作。
再看一则权威史料，《汉书·艺文志》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但是谁作了《孝经》，也没有说明确，因此又可以出现二说：或认为孔子作，或认为曾子作。
再如《孔子家语》：“曾参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经》。”
其实我们设身处地为两位作者司马迁、班固想一下，就会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因为他们也不能举出确切的证据来明确指出到底《孝经》的作者是谁，或是心中有某种指向，但是不便明说，因此只能含糊其辞了。
不过也有明确是孔子所作的，如《隋书·经籍志》：“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会之。”不过，这也是一家之说。
后来人们又从各个方面质疑、考证、研究，于是自古至今大约形成了好几种说法：
1. 孔子撰写了《孝经》
《汉书·艺文志》认为《孝经》为孔子所作。其实依照我们来看，《艺文志》并没有说定。因此这一材料，既被一些人认为是孔子作的证据，也被另外一些人认为是曾子作的证据。
杨伯峻说：《孝经》不是孔子所作，不待智者而后明，因为一翻《孝经》本书便会明白。孔子若作《孝经》，哪能称他的学生曾参为“曾子”，此其一。《孝经》抄了孔子以后的一些书，如《左传》、《孟子》、《荀子》，孔子怎能预见到他死后一两个世纪中某些人会说某些话？此其二。《论语》是比较可信的孔丘言行录，《孝经》的论孝，便和《论语》的论孝大不相同，甚至有矛盾处，此其三。所以越到后代，这种主张的人便逐渐少了。（《经书浅说》）关于这一问题后文还会讨论。
2. 孔子弟子曾子作《孝经》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为《孝经》乃孔子弟子曾参所作。比如陈克明《群经要义》中就说：《艺文志》“虽未明言曾参作《孝经》，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乃是曾参秉承孔子之意而撰成《孝经》”。其实在我们来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并没有明说，也是两可的。
关于曾子作《孝经》，杨伯峻也有说：这一说法，在司马迁时未受重视；到两晋以后，附和者渐多。但取《礼记》和《大戴礼记》曾子论孝诸事与《孝经》比较，相抵触者不少。如《孝经》主张“父有争子”，甚至说：“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指不义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而《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上篇》说：“父母之行，中道（合理）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辩。争辩者，作乱之所由兴也。”一个说不争就是不孝，一个说争辩是祸乱发动之源，究竟哪一说是曾子本意？何况《孝经》所用《孟子》、《荀子》诸语，曾子是不可能看到的。所以这一说也不可信。（《经书浅说》）
《孝经》的作者之谜（2）
3. 曾子的弟子作《孝经》
宋代胡寅说：“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二二）
杨伯峻说：“这是宋朝人如胡寅（朱彝尊《经义考》引）、朱熹（《孝经刊误》）开其端，并无实证，只是想象之词。”另外如宋代的晁公武也主此说，其《郡斋读书志》认为《孝经》乃曾子弟子所作。李学勤说：“《孝经》文中多称引《诗》、《书》，体例与《礼记》所收《中庸》、《大学》相似，确为曾子一系儒家作品。《吕氏春秋》曾引《孝经》，证明其书成于先秦。”（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4. 曾子弟子中的子思作《孝经》
宋代的王应麟《困学纪闻》引宋代冯椅之说：“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当成于子思之手。”此认为《孝经》乃曾子弟子中的子思所作。杨伯峻反对，有评说：“尤不足信。”（同上）不过今人有一些学者较倾向此说。如彭林有《子思作〈孝经〉说新论》，认为是子思作《孝经》。主要理由是：《缁衣》、《中庸》、《坊记》、《表记》出自《子思子》，认为已经由郭店楚简的发现得到证明。《孝经》与《缁衣》四篇多在“子曰”之后引《诗》、《书》，风格相同。当属于同一时代、同一作者的作品。《论语》中孔子多言《诗》、《礼》而罕言《书》，与《子思子》判然有别。用《诗》、《书》发挥孔子思想，应该是子思的创造。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继承了子思学派的传统。《孟子》原有《说孝经》等“外书四篇”，《史记》等曾引用。《说孝经》当是《孝经》成书于孟子之前、孟子论述其师门所传《孝经》的证据。郭店楚简内多次论孝，与《孝经》相表里，表明孝是子思学派讨论的热点之一。因此，认为子思作《孝经》。不过关于此问题，也尚可再讨论。
5. 孔子的七十子或七十子的弟子作《孝经》
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序》：“圣人言为经，动则为法，故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孝经》。”又清代毛奇龄《孝经问》：“此是春秋战国间七十子之徒所作，稍后于《论语》，而与《大学》、《中庸》、《孔子闲居》、《仲尼燕居》、《坊记》、《表记》诸篇同时，如出一手。故每说一章，必有引经数语以为证，此篇例也。”这是笼统地认为《孝经》乃七十子或是七十子之徒所作，可能是一种记录的转述，或是一种经过加工后的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是这种看法，认为“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吕览·察微篇》亦引《孝经·诸侯章》，则其来古矣。然授受无绪，故陈、汪应辰皆疑其伪。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惟其各出别行，称孔子所作，传录者又分章标目，自名一经。”
6. 孟子的弟子之作
王正己在《古史辩》第四册的《孝经今考》一文中说：“从大体上看来，《孝经》思想有些与孟子的思想相同，不过是文字的变相而已。”“总之《孝经》的内容，很接近孟子的思想，所以《孝经》大概可以断定是孟子门弟子所著的。”
7. 后人附会而作《孝经》
宋代的朱熹主此说。朱熹《孝经刊误后序》引汪应辰的话，认为《孝经》是后人附会而成。其曾云：“《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然皆齐鲁间陋儒家篡取左氏诸书之语为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处。传者又颇失其次第，殊非《大学》、《中庸》之俦也。”
8. 汉代儒生所伪造
清代姚际恒主此说。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认为《孝经》是汉儒所伪造，姚说：“是书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勘其文义，绝类《戴记》中诸篇，如《曾子问》、《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之类，同为汉儒之作。后儒以其言孝，特为撮出，因名以《孝经》耳。”
到底是谁撰写了《孝经》？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统一的结论。我们认为，从各种信息来看，不可能是孔子自作，也不可能是曾子自作，同样也似乎不可能是孟子弟子所作，亦然不可能是汉儒伪造。比较下来可能性大的选择方向是两个：一是孔子弟子所作，一是孔子七十子的弟子所作。如果偏重于后者的话，那么有可能是曾子的学生所作；如果再把视阈缩小，那么或者可能是曾子的弟子中的子思所作。但是在还没有十分确定是子思或曾子一系所作时，不妨采取较宽泛一些的看法，留有余地，有待今后进一步的考证、统一认识。
虽然关于《孝经》作者的看法不统一，但是不妨慢慢说下去读下去，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有哪些争论点，研究者又是怎样研究的，那么读者自己也会有个选择与判断了。
《孝经》汉代发现之谜
在先秦，《孝经》曾被《吕览》引用过，秦代因焚书坑儒而不见流传，汉代突然冒出了《孝经》。《孝经》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个历史之谜。
首先是汉代初年，一个叫做颜贞的人献出了《孝经》。
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焚烧典籍，坑杀儒生；还不许民间私下收藏书籍，否则就诛族，这就是“挟书者族”之律令。因此许多经典由此而残缺，损失惨重，当然《孝经》也在被禁被焚之列。刘邦是马上得的天下，对于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的建设并不重视。
然而传到第二代汉代的惠帝却很看重这些。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除秦时所定的“挟书”令，鼓励民间献出所藏的书籍。如《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政，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后来朝廷还派出人员到各地寻访亡佚经典。于是，《孝经》出现了。
《隋书·经籍志》有个记载：“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河间，汉高祖时候置郡，治所在乐城（今河北献县的东南）；平帝时辖境相当于今天河北献县、交河、东光、阜城、武强各一部分。河间人颜芝收藏了《孝经》，到了汉初，颜芝的儿子颜贞把它献了出来。
汉初，河间地方献书的氛围很浓。《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刘德很有办法，一方面留下真本，一方面又很好地缮写一本交换给送书之人，另外再赏赐金子、丝帛等贵重东西，因此名声传播出去，招引来许多人献书。他得到的书很多，甚至几乎和整个朝廷的藏书相等。
河间人颜芝的儿子颜贞把收藏的《孝经》献出来，大约也是置身于这种氛围之中而被感染了，于是献出父亲的藏书。不过细节就不得而知了，是献给献王刘德，还是直接献给朝廷，或是其他的情况，没有详细的记载了。一般认为是河间王刘德将此书献给朝廷，于是遂为学者传授的用本。
后来汉代又出现了《孝经》的另外一个本子，称为古文《孝经》。
古文《孝经》，是用先秦的古文字写成的，也称为孔壁古文《孝经》。《隋书·经籍志》载：“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要说到曲阜的“三孔”，即孔府、孔庙、孔林了。孔子的故宅在孔庙东路承圣门外。据说，孔子死后，鲁哀公为了悼念孔子，将孔子居住过的三间故居改为祠庙，令其子孙“岁时奉祀”。其奉祀地点，就是这个院落。这就是最早的孔庙。
今天我们去参观，马上会被留存遗迹中的故宅井吸引。其旁立有“孔宅故井”石碑，其四围修有雕花石栏，其西建有乾隆“故宅井赞”四角碑亭一座，其水质清纯，被称为圣水。有记载，乾隆九次来到曲阜祭孔，竟然有五次来此题字。其中有一次他还舀水拜师，尊崇地说：“我取一勺，以饮以思。呜呼宣圣，实我之师。”
孔宅故井的前面有诗礼堂。《论语·季氏篇》有载，孔子教诲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因此后人就建立了这诗礼堂，作为学习诗礼的场所。清代初年，文学家孔尚任还曾在此为康熙皇帝讲过经。堂东有礼器库，存放有祭祀用的礼器。
就在诗礼堂的后面，有一段像照壁样的墙壁，孤立在院子中，横亘在眼前，墙前有石碑隶书“鲁壁”两字。这就是数千年来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有名的一堵文化墙。
相传西汉武帝末年，鲁国的共（恭）王叫刘余，本是汉景帝的儿子，想要扩大自己的宫室，于是扩建而将附近孔子旧宅的房子给毁坏了。这堵墙壁被毁坏时，人们忽然发现墙壁有夹层，里面藏有东西，结果从中得到了藏在其中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书简，都是用古文字写成的。据说，这些典籍还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由孔子的第九代嫡孙孔鲋偷偷地藏在古宅的墙壁内的。鲁恭王将这批书籍归还了孔家。为了纪念孔鲋的藏书之功，后来人们就在古宅的院子中特意修建了这座象征性的墙壁，称为“鲁壁”，也称为“孔壁”。
“孔壁”中的这些用古文写的经典文本，也就被称为了“古文经”。关于这一事件，文献有记载。如《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又如荀悦《前汉纪·成帝纪》引刘向曰：“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及《论语》、《孝经》。”
汉代社会上流行着两本不同的《孝经》，这又留下了许多的谜，且再看以下的细说。
郑玄避难潜心注《孝经》（1）
汉代的大经学家郑玄与《孝经》也有一段因缘，颇为曲折，甚有意趣。
郑玄（127～200年），是东汉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市西南）人，字康成，生于汉顺帝永建二年，死于汉献帝建安五年，是东汉最有权威的经学家，其学也被称为“郑学”。
郑玄年轻时候为乡啬夫，即在乡里管理听讼、收税赋之类的事情，但是他不喜欢这种小吏生活，喜好学问。其父数次对他发怒，但是不能改变他的志趣。
郑玄后来就进入太学学习今文《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等。他还师从东郡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传》、《韩诗》、《古文尚书》。
随着学识的加深，郑玄在崤山之东已是无师可求，便西入函谷关，从师外戚豪门、显赫大儒的马融，专门攻习古文经。马融（79～166年），是开创古文经学的大家，才高博洽，为当世通儒。当时马融门下有学生四百多人，学问精深的有五十多人。马融很高傲，他派门下水平高的弟子去教郑玄，自己不仅不教郑玄，且三年都没有召见过他，但是郑玄仍是发奋用功不已。有一次，马融召集门下学生考问图谶，听说郑玄善于计算，就在楼上召见了他。郑玄这才有机会向马融请教疑难问题。马融惊奇郑玄的才学，曾对卢植说：“吾与汝皆弗如也。”
后来郑玄学成，告辞而别。马融感慨地对门人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意思是，郑玄这个学生今天离开这里，我的道将向东被传播出去了！此种赞叹、喟叹的后面，可体味的东西不少。这也可联想到，早在汉初，汉代《易》学之鼻祖田何，就在他的弟子丁宽学成而东归时，也说过：“《易》以东矣！”（《汉书·儒林传》）
此后郑玄游学十年，而回归于乡里，因为贫困，客耕于东莱（今烟台北龙口一带），并聚徒讲学，弟子多达千百人。东汉阉党专权，宦官侯览因为被一些地方上的“儒学行义”之事受到侵害，便讽奏朝廷，声称这些社会人士在“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朝廷大举“钩党”，和郑玄有关系的地方官员杜密被作为此事件的要犯之一，郑玄因为这一层关系也受到牵连，遭遇不幸。郑玄受到党锢祸害，他和同郡的四十多人被禁锢。郑玄从四十四岁遭到禁锢，一直到五十八岁解禁，长达十四年之久。郑玄索性“杜门不出，隐修经典”，潜心研究典籍，从而完成了一批经典的注释。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由于黄巾起义以及舆论上的强大压力，“党锢”被宣布解除，郑玄的名声也大震。比如何休是东汉今文经学大师，被称为“学海”，但是郑玄在与何休的学术论辩中，击败了他，被人们称为“经神”。被称为“五经无双”的许慎，郑玄也著有《驳许慎五经异义》。当时何休、袁绍等慕其名，屡请他为官，但是郑玄皆不答应。有一次，大将军何进要召见他，郑玄躲避了。州郡因为何进是权戚，不敢违逆他，就胁迫郑玄去。郑玄这才迫不得已去见何进。何进对他“礼对甚优”，但是郑玄坚决不穿朝服，穿着便服去见何进，只住了一个晚上就偷偷溜走了，所谓“一宿逃去”。
后来中平五年（188年）黄巾起义军“攻破北海”，郑玄避难于不其山（今即墨）。初平二年（191年），黄巾起义军攻打青州，郑玄又避难徐州。郑玄的家乡高密以及东莱郡都属于青州，而徐州是指今天的山东南部以及江苏的大部分。此期间，他和担任过徐州牧的刘备有过接触。也是在避难期间，诞生了郑玄的《孝经注》。
郑玄避难潜心注《孝经》（2）
正如郑玄注云：“《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纪纲。孝为百行之首，经者不易之称。仆被难于南城山，栖迟岩石之下。念昔先人之余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
南城山在哪里？“南城”，《汉书》作南成，又称南武城，在山东费县西南。这个地方是曾子出身之地，也是曾子葬父之处，“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费县西南”。（《后汉书·王符传》章怀注）于是形成这样的对比和联系：
曾子——南武城人——葬父处——《孝经》
郑玄——避难南城山——父母坟未成——注《孝经》
特别是郑玄的高龄之父去世了，有思念亲人之情感在心头回应，而且郑玄在《戒子书》里说过“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垄未成”，这是说临死难忘、愤愤难平的是死去双亲的坟墓还未建成。
他又在《戒子书》里叮嘱过儿子：“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虽无绂（，系印章的丝绳）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这是情感深沉地说，显赫声誉成就于同僚朋友之中，道德品行确立在自己的志向里。若能获致名声称誉，亦使得父母有荣光，能不深深挂念吗？能不深深挂念！我虽然没有高官显位的功业，但颇有辞让爵位的清高。自己以论赞之功为快乐，但也不会给后人留下羞辱。——郑玄的这些理念，与《孝经》所说的是多么吻合！
如此，他注释《孝经》，实有种种触发感念。因此有“念昔先人之余暇”之句，也有“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之言了。郑玄在《戒子书》中又说：“念述先圣之玄意，思政百家之不齐。”这也写出了注释《孝经》的动机。
《齐乘》卷四：“南武城，费县南百余里，齐檀子所守，汉侯国，属东海；因为南城山而名。汉末黄巾之乱，郑康成避难此山，有注经石室。”《十道志》还提到“今西上可二里所，有石室焉，周回五丈，俗云是康成注《孝经》处也”。
这里也有两个小插曲：一、《序》中所说的“避难”指什么？或说是郑玄避党锢之难；但是大多数认为，此是避黄巾之乱难。二、是郑玄作《孝经注》，还是他的孙子所作？郑玄只有一个儿子叫郑益恩，孔融在北海的时候，郑益恩被推举为孝廉，后来孔融被黄巾军包围时，郑益恩赴难而献身。郑益恩有个遗腹子，即郑玄的孙子，郑玄认为孙子手的长相与自己很像，因此就取名为小同，后来小同也以通经著称。又因《序》中有句话：“念昔先人之余暇”，所以或理解为此是孙子对祖父的思念而言的，便有“盖郑胤孙所作”之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