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在那里避难大约五年光景，后来孔融请他返乡。郑玄一直到建安（196～219年）年间，被朝廷封为大司农，世称郑大司农，那是管理财政的官员，还分配给他一辆车，所经过的地方长吏迎送，不过郑玄还是称病请求回家。因为在他之前还有一位叫郑众（？～83年）的经学家，也担任过司农，因此又称郑玄为“后郑”。
郑玄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他注的《诗》、《三礼》，从唐代起被收入九经，清代列入《十三经注疏》。唐太宗曾封郑玄为“高密伯”，雍正还称郑玄为“先儒郑子”，与董仲舒地位相等同。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树立了古代文化史上的一块巍巍丰碑。
唐玄宗与《孝经》（1）
唐玄宗和《孝经》是一个很有故事的话题，这里也作一略说。
先说这位皇帝的简历。唐玄宗（685～762年）名李隆基，又称唐明皇。他是唐睿宗的第三子。初被封为楚王，改为临淄郡王。英武有才略，善骑射，知音律，通历象，善书法，具有多方面的才能。
景龙四年（710年），皇后韦氏弑中宗。李隆基面对韦后之乱，密谋匡复，结果与太平公主合诛韦后以及韦、武的同党，拥立睿宗复位，以太子参与朝政。
先天元年（712年）李隆基即帝位，尊睿宗为太上皇。次年诛杀太平公主及其亲党，开始掌握全权，改元开元。在位初期，励精图治。以姚崇、宋（）、张九龄等为相，纳谏诤，明赏罚，裁冗员，检田括户，兴修水利，注意节俭，革除武则天以来的弊政。又整军经武，维护边防。此时政治比较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势强盛，史称“开元盛世”，可比于“贞观之治”。
然而自从天宝后，渐渐骄满，图逸乐，宠杨贵妃，以李林甫、杨国忠等为相，生活奢侈，政治日渐*。君田制、府兵制均遭破坏。中央军备空虚，边将拥兵自雄，终于酿成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反于范阳，此为“安史之乱”。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玄宗逃入蜀中。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即帝位，是为唐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
至德二载（757年）末年，自蜀返归长安，幽居兴庆宫，抑郁而死。葬泰陵（今陕西蒲城东北），谥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玄宗在位四十多年，享年七十八岁。改元三次，先天、开元、天宝，庙号为玄宗。
唐玄宗与《孝经》结缘甚深，这里也一一道来。
唐玄宗曾经经历了一个多政变的时代，史家指出，自从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推翻武则天起，至于开元元年（713年）太平公主谋废唐玄宗止，前后不过八年半时间，政变就发生了七次，皇帝就更换了四次，政局极为动荡不安。
举例如神龙元年，宰相张柬之推翻武则天等，联合禁军将领李多祚拥戴李显复位，此就是唐中宗。但是中宗纵容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和武三思勾结，操纵朝廷，搞得混乱不堪，中宗后被皇后韦后毒死。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位昏君，还谥号孝和皇帝。
大约在唐玄宗开元八、九年，政局逐渐稳定，生产发展，唐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唐玄宗反思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以及此前历朝历代的风风雨雨，他开始重估“以孝治天下”的理念与价值，从而重视《孝经》的注释、传扬、教化与治国。唐玄宗与《孝经》有几件大事应当叙说。
其一，下令质定《孝经》。
开元七年（719年）唐玄宗下诏令群儒质定《孝经》。敕令曰：“《孝经》、《尚书》有古文本孔、郑注，其中旨趣，颇多蝽驳，精义妙理，若无所归，作业用心，复何所适？宜令诸儒并访后进达解者，质定奏闻。”此后未多久又下达诏令：“《孝经》者，德教所先，自倾以来，独宗郑氏，孔氏遗旨，今则无闻。”希望诸儒“详其可否奏闻”。（《唐会要》）
当时《孝经》本子有今文本、古文本；最有影响的注释家是孔安国的古文注、郑玄的今文注。右庶子刘知几主古文，否认郑玄为《孝经》作过注，并立十二验以驳郑。当时的国子祭酒司马贞（即司马坚）主今文，肯定郑玄注，摘《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旧文，妄加“子曰”以及《注》中的问题，而攻击否定古文《孝经》与孔传。这一场学术辩论，实际上是为唐玄宗撰《孝经注》做出了准备。当时刘知几、司马贞两人的意见同时上奏，唐玄宗基本上采取兼收并蓄的理念，而又比较多地采用司马贞的建议。结果郑《注》“依旧行用，孔《注》传习者稀，并存继绝之典。是未因知几而废郑；亦未因贞而废孔。迨时阅三年，乃有御《注》太学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贞不预列。御《注》既行，孔、郑两家遂并废，亦未闻贞更建议废孔也”。（《四库全书总目》）
唐玄宗与《孝经》（2）
其二，亲自为《孝经》作注。
722年，开元“十年六月二日，上（唐玄宗）注《孝经》，颁于天下及国子学”。（《唐会要》卷36《修撰》）
当时唐玄宗已经即位11年了。唐玄宗在作注后，还“特令元行冲撰御所注《孝经疏义》，列于学官”。这是说，唐玄宗自己为《孝经》作《注》以后，又特别命令大臣元行冲作为注释作《疏》。
元行冲（653～729年），唐河南人，名澹。他是北魏皇室的后裔；进士出身，博学多识，尤善音律、训诂。累迁通事舍人。在唐睿宗的*年间，任太常少卿。因为系出拓跋氏，而北魏无编年史，于是撰写《魏典》三十卷，事详文简，学者赞之。唐玄宗开元初，为右散常侍、东都副留守。后来升为大理寺，转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等职，封常山郡公。继马怀素、褚无量未竟之业，组织学者撰写古今书目《群书四部录》二百卷。从元行冲的这些背景与经历来看，唐玄宗选定他来为自己的《孝经注》作《疏》，是很有道理的。
其三，再次为《孝经》作注。
唐玄宗第二次为《孝经》作注，是743年，“至天宝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颁于天下”。（《唐会要》卷36《修撰》）此距离上一次又过了22年。重新作注大概有几个原因：（1）从政治上考虑，22年过去了，政治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各地节度使的拥兵自重，可能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因此更需要强调孝与忠，来巩固政局。（2）从本身注释的情况看，随着这一长期的思考，在文字上、理念上也都会有修改的必要。（3）唐玄宗希望其注能成为一个精品流传后世，所以也应当打磨一番。
其四，营造京兆《石台孝经》。
天宝四载（745年）九月，大臣李齐古上《石台孝经表》，奏请唐玄宗“特建石台”，“以垂百世”。此举很符合唐玄宗的心意，因此玄宗自己亲自隶书，并以此御制刻石于太学，谓之京兆《石台孝经》；至今还光莹如漆，很好地保存于西安碑林中。四块高大的碑石聚成方形，上有盖，立于多层石台上。四面刻字，前三面为隶书，各十八行，每行五十五字。末一面，前半部分为隶书七行，后半部分上截为楷书写的表文九行、行书写的批答三行，下截为诸臣题名四列。李亨篆额书“大唐开元天宝圣文武皇帝注孝经台”。
其五，下诏颁示中外。
在天宝五载（746年），玄宗又下达诏书，说：“《孝经》书疏，虽粗发明，幽赜（）无遗，未能该备。今更敷畅，以广缺文。仍令集贤院具写，送付所司，颁示中外。”唐玄宗命令集贤院再次修订《孝经义疏》，并于中外颁示。
唐玄宗的《孝经注》列于学官，这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清代阮元在《孝经注疏校勘记序》中这样评价：“《孝经注》之列于学官者，系唐元宗御《注》，唐以前诸儒之说，因藉捃（，拾取）以仅存。而当时元行冲《义疏》，经宋邢删改，亦尚未失其真。学者舍是，固无窥《孝经》之门径也。”因此，这是后人进入《孝经》的入门之作。
唐明皇的《孝经御注》行世，其他各注也被替代了。有意思的是，不仅在中国造成影响，在日本也受到波及。李学勤曾有说：在中国，八世纪中期《孝经》御注颁行，《孔传》、《郑注》同归衰亡，这件事也影响到日本。日本大宝二年（702年，武后长安二年）颁布的学令原规定学生治经必兼修《孝经》、《论语》，《孝经》用《孔传》、《郑注》。到贞观二年（860年，唐懿宗咸通元年）诏书，以唐玄宗御注立于学官。但是同时又说：“但去圣久远，学不厌博，若犹敦孔注，有心讲诵，兼听试用，莫令失望。”这是孔《传》继续在日本流传的重要原因。（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
这里令人触发的地方很多，如日本一方面紧跟唐朝的潮流，加以变化；一方面又允许滞后，可以不变。这种现象颇有启示的深意，不仅孔《传》、郑《注》因此得以继续传流，而且推而广之。这就是一个传统与新潮的处理智慧问题了。笔者去大阪、奈良、姬路、神户参观的时候，见古迹、文物保存得如此好，而现代建筑又如此繁华，两者并行而不悖，相处而相顾，也许就是这种智慧的深层的渗透。反思我们，颇喜欢“一刀切”、“不留尾巴”，追求“整齐划一”，不知道破坏了多少古建筑，也不知道毁坏了多少文物典籍。我们深刻地反思过吗？！
唐玄宗的《孝经序》（1）
唐玄宗的《孝经注》的内容，在后文《孝经》的解读中会引用并解释。唐玄宗的这一名《序》，可分为五段，我们不妨逐一讲读一下。
朕闻上古其风朴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及乎仁义既有，亲誉益著。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知孝者，德之本欤？
按，这一段大意是，我听说上古时候民风教化是朴质疏略的，虽然因应自然的亲爱父母之心的孝已经萌生，但是取其恭敬礼节的犹尚简少，等到已有了仁义之说，那么亲爱的声誉日益显著了。圣人知道孝道是可以用来教化人民的，所以就严而教敬，就亲而教爱。于此因顺移孝为忠之道昭彰，立身扬名之义也彰显了。孔子说：“我的心志在于《春秋》，德行在于《孝经》。”此可知道孝是道德的根本。
《经》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朕尝三复斯言，景行先哲，虽无德教加于百姓，庶几广爱刑于四海。嗟乎，夫子没而微言绝，异端起而大义乖。况泯绝于秦，得之者皆煨烬之末；滥觞于汉，传之者皆糟粕之余。故鲁史《春秋》，学开五传；《国风》、《雅》、《颂》，分为四诗。去圣逾远，源流益别。
按，此段大意是，《孝经》说：“往昔圣明之王用孝治理天下，尚且不敢遗弃小国之臣，而何况对于那些公、侯、伯、子、男呢？”我曾经多次读思此言，景行先哲；虽没有德教施加于百姓，但希望博爱能作为四海典型。嗟叹啊，夫子逝世而微言渐绝，异端兴起而大义乖离。况且又于秦代被灭绝，后来所得到的皆秦焚书后之微末。《孝经》传播滥觞于汉，醇粹既没，则余下糟粕在流传。所以鲁史《春秋》，此学分为五家之传；《国风》、《雅》、《颂》，此学分为四家之诗。离开圣人越加远，源流也日益多别。
近观《孝经》旧注，蝽驳尤甚。至于迹相祖述，殆且百家。业擅专门，犹将十室。希升堂者，必自开户牖。攀逸驾者，必骋殊轨辙。是以道隐小成，言隐浮伪。且传以通经为义，义以必当为主。至当归一，精义无二，安得不翦其繁芜，而撮其枢要也。
按，此段大意是，近观《孝经》的旧注，尤其驳杂不堪。至于追随效法前人的，约将近百家。业擅专门的，将近有十家。希望升堂入室的，必定自己另辟门户。想攀上奔逸车驾的，必定驰骋于别的轨辙上。因为这样的穿凿附会，也就使得大道隐于小道之所成中，至言隐于浮伪荣华之内了。且传注以通畅经文为要义，要义必定以得当为主宰。至极得当就是能会归于一，使得精妙之义无二，怎么能不翦除那些繁芜，而撮取那些枢机要道呢？
韦昭、王肃，先儒之领袖。虞翻、刘邵，抑又次焉。刘炫明安国之本，陆澄讥康成之注。在理或当，何必求人？今故特举六家之异同，会五经之旨趣；约文敷畅，义则昭然；分注错经，理亦条贯。写之琬琰，庶有补于将来。
按，此段大意是，韦昭、王肃，是先儒的领袖。虞翻、刘邵，则又次于其后。刘炫阐明孔安国的古本，陆澄讥讽郑康成的注释。若在理论上或能允当，又何必责怪其人呢？所以如今特举六家之异同，会合五经的旨趣；省约文字而遍布通畅，经义则昭然；分注错杂于经文内，而条理则贯通。写在琬琰美玉之圭上，庶几有补于将来。
唐玄宗的《孝经序》（2）
且夫子谈经，志取垂训。虽五孝之用则别，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意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又义阙。今存于疏，用广发挥。
按，此段大意是，再说夫子谈《孝经》，心志在于能取垂训今后，虽五孝之所用则有区别，但百行之孝的源头不殊。因此一章之中，共有数句；一句之内，意有兼相说明的；具载的话则文字繁琐，省略则又会文义空阙。今留存于疏中，以能广为发挥。
西汉及魏晋，经过宋齐梁陈，注解《孝经》的近百家，至于有唐之初，虽然备存秘府，而简编多有残缺，当时流传的唯孔安国、郑康成两家之《孝经》注；另外就是梁代的皇侃《孝经义疏》，然而多纰漏谬误，理昧精研。因此唐玄宗朝，召集群儒学官，使集议《孝经》的注解。这就有了刘子玄（刘知几）辨郑玄的《注》有十谬七惑，司马贞驳斥孔安国的《注》多鄙俚不经，其余诸家注解，皆荣华其言，妄生穿凿。于是唐明皇就在先儒的注释中采集菁华，删除烦乱，萃取义理，把允当的用为注解，至于天宝二年（743年）注成，颁布天下，并自己用八分隶书书写，勒石于石碑，这就是“石台孝经”。
此序言很简短，但要言不烦，就像他的注那样。我们如果读过唐玄宗的《孝经注》，又读过他的《孝经序》，可以看到这位皇帝非常重视《孝经》，其中的原因是大可研究的。如果简单地归纳一些，主要有三点：
其一，以孝治家。皇家的内部秩序要整顿好，也确实不容易，唐玄宗自己就亲身经历过好多的事情，比如太平公主的作乱，又如自己和太子以及诸子的关系处理上，再如自己和其父在皇位继承问题上，还有自己和儿子在皇位的继承问题上。唐玄宗希望通过提倡孝道，把皇家的内部秩序整顿好。
他一方面宣扬《孝经》，一方面自己也做出样子来，有记载说“上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之”。比如初即位的时候，唐玄宗特地做了长枕头、大被子，与兄弟宋王、申王、岐王、薛王、豳王同寝。宫殿中还设立五幄，与诸王更处其中，称为“五王帐”。明代李贽在《史纲评要》中说了三个字：“近儿戏！”确实为入木三分之评。然而，再反思一下，也并非全是儿戏，在某些历史时段中皇帝的这些做法也会起到一定的凝聚作用的。甚至这也成为一个教育皇家后代的著名的典故而流传不息，如焦编辑的教育皇家后代的《养正图解》就选择了唐玄宗的这一则故事。
其二，以孝治国。《孝经》中的一个重要智慧就是“孝治”，将“移孝为忠”、“以顺移忠”成为治国的重要做法。唐玄宗重视这一点，因此召开类似今天的高层的学术讨论会，研讨《孝经》的有关问题，还自己亲自作注，并撰写《孝经》全文立于学官，等等。他能取得“开元盛世”的盛况，也许和这种倡导与做法不无关系。但是他的误国，被赶下皇位也和没有很好地实践《孝经》有关。比如《孝经》强调要纳谏，他后期没有做到；而如果对照《圣治章》的那些内容，他全背道而行了。比如“六事”之与“六可”，如“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他都没有做到，如此却能不栽跟斗，那才怪呢！“安史之乱”以后，这位皇帝对此应该有一番更加触及灵魂的体会了。历代有许多皇帝都关心《孝经》，提倡孝道，也许主要就聚焦在这两大问题上吧。
其三，文化建树。唐玄宗在文化建设上也是有一定的贡献的，其他不烦说，比如《孝经》的整理、注释以及推广就是一大贡献。今天《十三经注疏》中只有一位皇帝留下了他的著作，那就是唐玄宗的《孝经注》，而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宝级文物。如果我们参观泰山，登上南天门，来到大观峰，面对唐玄宗的《纪泰山铭》大片摩崖，高二丈六、宽丈五，二十四行，每行五十一字，共一千多字，金光闪烁，会被它的壮丽而震撼的。明代的王世贞《州山人稿》云：“虽小变汉法，而婉缛雄逸，有飞动之势。余尝登泰山，转天门，则见东可二里穹崖造天，铭书若鸾凤，翔舞于云烟之表，为之色飞。”笔者尝驻足于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之侧抚摸再三，亦曾仰望巍巍泰山《纪泰山铭》摩崖感慨再三，一代唐明皇早已成为了一黄土，而这些文物却在天长日久地倾诉着一切。
朱熹改编《孝经》（1）
朱熹（1130～1200年），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居福建），后徙居建阳（今属福建）考亭。字无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别称紫阳。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淳熙时，知南康军，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光宗时，历知漳州、秘阁修撰等。宁宗初，为焕章阁待制，不久以本职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二年（1196年）落职罢祠，后致仕。他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其学派被称为闽学，或称考亭学派、程朱学派。
朱熹与《孝经》也是一个很有意趣的话题。首先说个故事，在《二十四孝别录》“幼通孝经”一则载：“宋朱文公熹，字晦庵。八岁读《孝经》，即知大义，戏为注解，书八字于其后云：‘若不如此，便不成人。’”有附诗云：“自幼明伦理，千秋说晦庵。试看标八字，那个可无惭。”朱熹八岁读《孝经》、背《孝经》完全有这个可能，因为《孝经》常被作为一种启蒙读物；发誓做个孝子，书那八个字也有可能；但是八岁孩童能通晓而作注释，或许就有些夸张了。不过朱熹在《孝经》上做了一件大事影响深远，一直至今。
再说个故事，传说朱熹写的“孝”，也可以让我们体会“孝”的涵义。
我们到安徽的宏村去旅游，导游会介绍传说朱熹所写的“孝”字，那个“孝”字就在一座老宅的大堂上。细心观察字最上面的右边，在横、竖、撇的笔画连接的地方，很像一个人仰望的脸面；再观察左边，或说是像猿的脸形。由上而下是脖子、半身形体、双手作揖敬奉的状况，下面就是“子”字。导游说，这是意喻那些不孝敬之子，就如同尚未进化的猴子；人只有尊老、孝敬父母，才有资格仰面望天。
笔者也曾参观于此，徘徊良久。如果冷静地想来，真要写得这样形象如画、比喻含蓄，恐怕很难一笔挥成，朱熹也不会顷刻之间完成的。这只不过是后来的人巧妙地附会罢了，不过附会得也很有教育意义。其实笔者想来，还可以再往深处开掘：人是从猿猴而来，人身上有人与猴共具的东西，也就是动物性与人性的共具，因此一半是猿、一半是人。但是，真正的人是能抬头看天、仰望父母、孝敬父母的，父母不就是家里的日月，不就是天吗？如果还是猿猴一样的畜生，那么只能是低头愧对父母、上苍，哪有抬头仰望的资格？
人，是做人呢，还是做猿猴呢？“孝”字，又再次拷问了人们的灵魂。
朱熹与《孝经》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改编了《孝经》，其留下的震荡是深远且巨大的。
朱熹撰写了《孝经刊误》，此书成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当时朱熹已经五十七岁，主管华州云台观，“取《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旧文二百二十三字”（《四库全书总目》）。朱熹撰作的主旨是“拨乱反正”，纠正他认为人们对《孝经》的一系列谬误。主要有以下几点。
1. 针对《孝经》作者，或认为是孔子所作。朱熹嘲笑说：“至或以为孔子所自著，则又可笑之尤者。”他认为，是“曾子门人所记也”。
2. 针对以前的研究者，朱熹也针砭道：“顾自汉以来，诸儒传诵，莫觉其非。”
3. 朱熹指出《孝经》中的问题，如“传文固多傅会”，“其经文亦不免有离失增加之失”。
4. 最重要的举措，是改编了《孝经》结构。他根据自己的思路、逻辑，认为《孝经》的十八章中，有“经”，即是经文；也有“传”，即是对经文的解释。他把今文《孝经》的最前面的今文的六章、古文的七章合编为“经”，而把其余的各章称为“传”。下面就来比较一下：
朱熹改编《孝经》（2）
《孝经》章第名称 朱熹《孝经》
开宗明义章第一 经一章·前六章
天子章第二 传之一章·广至德章
诸侯章第三 传之二章·广要道章
卿大夫章第四 传之三章·三才章
士章第五 传之四章·孝治章
庶人章第六 传之五章·圣治章上
三才章第七 传之六章·圣治章下
孝治章第八 传之七章·纪孝行章
圣治章第九 传之八章·五刑章
纪孝行章第十 传之九章·事君章
五刑章第十一 传之十章·感应章
广要道章第十二 传之十一章·广扬名章
广至德章第十三 传之十二章·闺门章（古文）
广扬名章第十四 传之十三章·谏诤章
谏诤章第十五 传之十四章·丧亲章
感应章第十六
事君章第十七
丧亲章第十八
朱熹说：“盖经之首，统论孝之终始。中乃敷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结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应，次第相承，文势连属，脉络通贯，同是一时之言，无可疑者，而后人妄分为六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诗》、《书》之文，以杂乎其间，使其文句分断间隔，而读者不复得见圣言全体大义，为害不细。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为一章，而删去‘子曰’者二，引《书》者一，引《诗》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复经文之旧。其传文之失，又别论之。”
这是朱熹大胆地怀疑后，做出的“创新”之举。在此以前无人道，也无人敢道，且无人会想到这样道。朱熹这种做法内在的逻辑，就像他对于《大学》的做法一样，是一以贯之的，即是分成为两部分，一是分出“经”的部分，再是分出解释“经”的传的部分。
笔者突然想起顾颉刚说的话：“朱熹，对于古经确有创见。他眼光犀利，能把古书中的矛盾发掘出来。唐代大儒只是调和了一番。宋代朱熹看到其中的矛盾，并且自己重新作注解，成立新说。成立了宋学，发生了宋学对于汉学派的对立。”（何启君整理《顾颉刚讲史录》）这段话可供我们从正反两面来体味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