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们来读朱熹在《孝经刊误》第一节后面写下的一段按语，就觉得有味道了：
此一节，夫子、曾子问答之言，而曾子门人之所记也。疑所谓《孝经》者，其本文乃《孝经》之传也。窃尝考之，传文固多傅会，其经文亦不免有离失增加之失。顾自汉以来，诸儒传诵，莫觉其非，至或以为孔子所自著，则又可笑之尤者。
我们还要评说的是，朱熹的读书得间、读书的怀疑精神是值得钦佩的，而朱熹这一《孝经刊误》的做法在《孝经》的研究历史上也具有重大的影响。自唐玄宗注《孝经》以后，此“花”便独秀，而其他的《孝经》著作便被淡化了。朱熹《孝经刊误》重新开出一条新路子来，带出一片新气象来。
不过，历史上乃至于今人对朱熹的做法也有不同的看法：一是赞赏的，或进而继承此路子前行的，此不乏其人。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抱遗经于千载之后，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杰特起独立之士，何以及此？后学所不敢仿效，而亦不敢拟议也。”
一是不赞赏的，并反对的，更是不乏其人。这一派主要理由是认为朱熹仅凭主观意见来改变《孝经》。如清代毛奇龄《孝经问》，设对门人张燧问，从十个方面驳斥朱熹《孝经刊误》和吴澄《孝经定本》，指出《孝经》非伪书，刘炫也没有伪造《孝经》，批评朱熹、吴澄删经之弊。又如魏源《孝经集传叙》说：“后人或浅近视之，于《孝经》之中又裂分经、传，加以删削，与《大学》补传改本同失，而《孝经》之谊几亡。”我们认为朱熹的改编《孝经》是缺乏根据的，不该盲从他。确实，对于元典怀疑可以，但关键要拿出证据来，而在这方面朱熹显得证据不足、缺乏证据；不仅如此，还只依据私见便进行删削变动元典，更是一种破坏性的做法了。
《孝经刊误》正因为是朱熹所作，故影响深远，甚至于元明清几代。此后如元代吴澄继承之作《孝经定本》，元之董鼎作《孝经大义》、朱申之作《孝经句读》，明代江元祚《孝经汇注》以及清代周春于《孝经》之作等等，都是承朱熹的理念和做法而一脉延展出来的。当然若要从积极的方面看，那么此中也有促进，那便是如前所说，因为司马光、范祖禹等的古文《孝经》的研究，加上朱熹的古文《孝经》的影响，使得古文《孝经》的生命在唐以后的衰微下，得到了一度的提振。
帝王·《孝经》·注讲书传（1）
皇家与《孝经》的关系一直是亲密无间的，无论是天下太平的时代，如汉、唐、宋等朝代，《孝经》是热热闹闹的时代；无论是魏晋南北朝或者是蒙元那样的时代，《孝经》也照样不寂寞；因为统治者都知道《孝经》所能起到的作用与价值。
皇家在做法上除了政策上的奖励、激励以外，比如教学科举、确立学官、选拔人才、考核官吏、营造社会风气以外，他们自己又做了些什么呢？翻开历史，中国古代的帝王对《孝经》特别重视，或亲自注解，或亲自听讲，或亲自宣讲，或亲自书写，或亲自传扬，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有些我们在前文已经说到，一些在后文还会讲到。这里再举出些例子，集中地观察这一突出的历史现象，以及可以深思这一现象背后的道理。
1. 帝王们重视《孝经》
历史上许多帝王都高度重视《孝经》，这是很突出的。比如从几个开国皇帝来说，隋文帝杨坚建国时，就接受苏威的进言，“唯读《孝经》一卷，足可立身治国”，将《孝经》立于国学，颁行天下，要求官吏诵读。此也影响后来的隋炀帝杨广，他也下诏：“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
又如唐高祖李渊曾下诏：“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唐代从高祖开始就重视提倡《孝经》，宣扬孝道。
宋太祖赵匡胤在征战之中，还不忘记召见太原孝子刘孝忠，予以慰谕。此也深刻影响了后来宋代的皇帝对于“孝治”的重视。
明太祖朱元璋称《孝经》为“孔子明帝王治天下之大经*，以垂万世”。下诏令各地荐举孝弟力田之士，令府州县正官以礼遣送孝廉之士至于京师，但严格禁止“割股卧冰”等有伤身体的行为。明朝各皇帝几乎每年都旌奖孝义之家。（参见汪受宽《孝经译注》）我们再看看帝王们在其他方面的情况。
2. 帝王们不断注解《孝经》
传说战国初期魏文侯注《孝经》，也许是帝王注《孝经》的肇始者。虽然还不被学者都认可，但是毕竟也是一个珍贵的历史片段。
如果根据确凿的记载，那么帝王对《孝经》撰作注解的很多。有记载的，除了唐玄宗的《孝经注》外，又如东晋元帝著有《孝经传》，东晋孝武帝有《总明馆孝经讲义》，梁武帝著有《孝经义疏》，梁简文帝也有《孝经义疏》，北魏孝明帝有《孝经义记》等。北魏孝文帝还命令把《孝经》翻译为鲜卑语，唐魏征在《隋书·经籍志》里有记载：“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
再看清代，世祖顺治、圣祖康熙、世宗雍正都亲自注释过《孝经》。
比如顺治十三年（1656年），顺治皇帝撰成《御注孝经》一卷，“约一万余言，用石台本，不用孔安国本，息今文、古文门户之见也；亦不用朱子《刊误》本，杜改经之渐也。义必精粹，而词无深隐，期家喻户晓也。”（《四库全书总目》）
在顺治、康熙年间，朝廷还命令儒臣编纂了《孝经衍义》一百卷，镂板颁行。
清代世宗于雍正五年（1727年）自己亲撰《钦定译孝经》，并完成《御纂孝经集注》一卷，此“指授儒臣，精为简汰，刊其糟粕，存其菁华”。在《御纂孝经集注序文》中有云：“朕乃命专译经文以便诵习。夫《孝经》一书，词简义畅，可不烦注解而自明。诚使内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师以教其徒，口讽其文，心知其理，身践其事。为士大夫者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为庶人者能谨身节用，竭力致养；家庭务敦于本行，闾里胥向于淳风。如此则亲逊成化，和气薰，跻比户可封之俗，是朕之厚望也。”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帝王·《孝经》·注讲书传（2）
这段话就是皇帝的心里话，也代表了所有的皇帝的内心想法，通过对《孝经》的传扬与实践，可以改变社会风气，达到和谐，巩固自己的王朝统治。清代国子监之书籍有康熙帝钦定《孝经衍义》，而雍正的《御纂孝经集注序文》也随时印行供教学之需。
3. 抓紧对后代的《孝经》教育
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还选择疏广用《孝经》向皇子教授。梁武帝甚至亲撰《孝经义疏》，还令师傅为年仅三岁的昭明太子讲授《孝经》。陈文帝、宣帝、后主时都曾诏令东宫讲《孝经》，如此等等，用心良苦。
4. 帝王还热衷于宣讲或听讲《孝经》
一种做法是请学者、官员到宫殿里来讲《孝经》，如汉代有个叫王立的，官太史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说《孝经》六隐事，能消绝奸邪。’常以良日，允与立入为帝诵《孝经》一章。以丈二竹簟，画九宫其上，随日时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复行也。”（丁晏《两汉三国学案》）又如史载，唐太宗在贞观十四年三月还亲自到国子学，听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宋仁宗赵祯就曾召集辅臣到崇政殿观讲《孝经》。
另外一种是自己宣讲，魏晋六朝时期，如晋代穆帝、晋代武帝；宋武帝、宋文帝；梁武帝；北魏宣武帝、孝明帝等都曾经亲自讲《孝经》。皇帝宣讲《孝经》的场面也有记载，如晋孝武帝的宣讲，《南朝宋会要》云：“孝武宁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汴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车武子与丹阳尹王混摘句。时论荣之。”
再有一种情况是让皇太子宣讲《孝经》，如晋代武帝、惠帝，陈文帝、宣帝、后主等都曾经诏令太子讲《孝经》。（参见朱明勋《论魏晋六朝时期的〈孝经〉研究》）有意思的是，南朝一些帝王不仅亲自注释和宣讲《孝经》，还出现太子、诸王乃至群臣亦时时*讨论《孝经》的现象。梁武帝还创设《孝经》事务的专门官职——置制《孝经》助教。为了普及《孝经》和孝的伦理，学者还编出了《孝经图》、《大农孝经》、《正顺孝经》、《女孝经》等书。《孝经》之学成为显学。（参见汪受宽《孝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5. 帝王书写《孝经》
唐明皇书写《孝经》刻“石台孝经”就是一例。又如，宋太宗重视提倡孝道，曾用草书两次书写《孝经》。淳化三年（992年），他见到淳化阁碑有其所书《千字文》，说：“《千字文》非垂世立教之言，《孝经》百行之本，朕当躬书勒之碑阴。”于是他命人把所书《孝经》刻在淳化秘阁碑的背面。他在将御书《孝经》赐给李至时也说过：“千文无足取，若有资于教化，莫《孝经》若也。”南宋高宗亲自书写《孝经》赐给大臣，并刻于金石，颁行天下州学。（参见杜中新等《孝治与〈孝经〉入十三经》）
我们再看今人的一段话，是杨伯峻在《经书浅谈》的评论。东晋孝武帝著有《总章馆孝经讲义》一卷，杨伯峻说：“现在只谈东晋孝武帝这个人，他十岁死了父亲，便不哭丧，还说什么‘哀至便哭’。他在位时，权臣桓温已死，权柄他一人掌握；其后谢安、谢石又大败苻坚于淝水，正是大有为之时，他自己却饮酒好色，又专任司马道子和王国宝一般龌龊小人，贪婪无厌，卖官鬻爵，流毒人民，结果被所宠爱的张贵人所害死，甚至没有人来追究凶手。东晋因之日益衰颓，以后遂一蹶不振，还宣讲什么《孝经》（宁康三年重九日孝武帝曾亲自讲《孝经》），作什么《孝经讲义》？由此可见，统治者之讲《孝经》，为《孝经》作解说，都不过是骗人的把戏罢了。现存《十三经注疏》中的《孝经注》是唐玄宗作的，宋邢作疏。因为《孝经》这部书，内容陈腐，文字浅陋，实在值不得一读。好在只有一千八百字，翻他一遍，半小时也就够了。”——这段话够今人和后人耐心地咀嚼一番的。笔者想到的是，几千年中历代皇帝中很多人如此重视《孝经》，必定是大有道理的，只不过他们是从另一个非经学的角度来看待它的价值的，这就与单纯从经学与学术的角度去看问题大不一样了。因此他们也许并不觉得“内容陈腐”，而是有深刻的治国之道；不是“文字浅陋”，而是大有“孝治”的文章在里面。因此这些统治者，都热衷于《孝经》，至于能否治理好一个王朝，那么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考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开宗明义章第一（1）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
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译文】
孔子闲居，曾子侍候着。孔子说：“先王拥有最重大关键的道德，用来顺化天下；民众之间因此和睦，君臣上下没有怨恨。你知道这事吗？”
曾子离开坐席，说：“曾参不聪敏，怎么足以知晓这事呢？”
孔子说：“孝，是道德的根本，教化就从这里产生的。再坐下吧，我告诉你。身体毛发肌肤，都是从父母那里接受来的，不敢毁坏损伤，是孝的开始。处世立身，践行道义，扬名于后世，而使得父母荣显，是孝的终极。孝，开始于事亲，中间在于事君，最终在于立身。《大雅》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修炼那德行。’”
【讲读】
《孝经》，是关于孝、孝行、孝道的经典阐述。《孝经》通过孔子与其弟子曾参的问答，对孝的理念、历史、作用、价值、意义等做出了深广的系统的论说。
旧题西汉孔安国《古文孝经序》中云：“《孝经》者何也？孝者，人之高行；经者，常也。自有天地人民以来，而孝道著矣。上有明王，则大化滂流，充塞六合。若其无也，则斯道灭息。当吾先君孔子之世，周失其柄，诸侯力争，道德既隐，礼谊又废。至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乱逆无纪，莫之能正。是以夫子每于闲居而叹述古之孝道也。”——这里带给我们许多古人解读的信息：一是之所以叫《孝经》，“经”就是经常的意思，孝道是自有天地民众以来就已是常具常有的了。二是，孝道虽是经常的，但是不同时代的命运是不相同的，有圣明之君则孝道大行，无圣明之君则孝道灭息。三是，所以有此《孝经》之作，是因为孔子目睹社会的道德沦丧的现实，有感而为之的。
再看旧传郑玄《孝经序》云：“夫孝者，盖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若无孝，则三才不成，五行僭序。是以在天则曰至德，在地则曰愍德，施之于人则曰孝德。故下文言‘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三德同体而异名，盖孝为百行之首，经者不易之称，故曰《孝经》。”（见胡平生《孝经译注》，中华分局）——这里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了《孝经》的名称：一是道德贯通于天、地、人三者之间，天之德行就是“至德”，地之德行就是“愍德”，人的德行就是“孝德”。二是，上天常明，大地常利，人的孝道当长行。三是，“孝”之“经”就是不该改易、变易、移易的。这些古人的解读也可以从某些方面给我们提供许多的启示。
再说，《开宗明义章》是第一章，是对《孝经》进行总的说明，是全书的纲领、总论，所以称为“开宗明义章第一”。
事有本，本有宗，宗有旨；“开宗”，即是启事之本，发本之宗，阐宗之旨，也就是开启阐发《孝经》的宗旨。“明义”，就是阐明义理。《十三经·孝经注疏》里宋代邢（）曰：“《正义》曰：开，张也；宗，本也；明，显也；义，理也。言此章开张一经之宗本，显明五孝之义理，故曰开宗明义也。”后世流传的成语“开宗明义”，出典就在《孝经》。
开宗明义章第一（2）
人们也许会觉得奇怪，今人所谓的一章，篇幅不小，但为什么此仅是一段语录。“章”字，《说文》：“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音乐一曲完了叫一章，所以此字的结构是由“音”和“十”会意；“十”是十进制数的最后一个数字，完成一个周期。所以一个意义相对完整的语言片段也可以称为章。比如《老子》字数仅五千言，但是却分为81章，也就是这样的情况。
一、历史镜头的重现
仲尼，是孔子的字。曾子（公元前505～前436年），就是曾参，孔子的弟子，字子舆，尊称为曾子。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今山东费县）人，对孔子的思想有精深的理解。
“居”，《注》：“闲居。”此《注》，即是唐玄宗的御制的《孝经注》。本书后文所说的《注》，均指唐玄宗的御注《孝经》，收录在《十三经·孝经注疏》里。
“居”，“闲居”，是指安闲居家，即是一种避开众人而居的情况。比如《礼记·孔子闲居》：“孔子闲居，子夏侍。”陆德明《释文》：“退燕避人，曰闲居。”“侍”，《注》：“谓侍坐。”曾子坐在坐席上陪侍、侍候着。
这里再现了孔子与弟子曾子对话的情景，而主题是关于孝的问题。孔子是用启发式诱导曾子，向他提问先王的“顺天下”的“至德要道”，是否知道？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注》：“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圣德之主，能顺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则上下臣人和睦无怨。”
“先王”，上古贤明君王、先代圣德之主。比如尧舜禹，商代汤王，周代文王、武王等。“至”，最高。“要”，关键。“用”，因，因此。“汝”，宋代的岳珂本作“女”，下文同；“女”、“汝”相通，“你”的意思。
孔子把孝道升华为先王的至高的德行、关键的道理，指出用此来顺治天下，便会使得民众和睦，君与臣民之间没有怨恨。
曾子“避席”，郑玄注本作“辟席”，“避”、“辟”相通。曾子很尊敬夫子，谦下地从坐席上站起来，站到一旁，说自己鲁钝不知。《注》：“《礼》：‘师有问，避席起答。’敏，达也。”
于是孔子向曾参讲述了“孝”的要义，师生之间展开了一场交谈。有意思的是，在谈话中，孔子还没有忘记叫站起来“避席”的曾子再回去坐下来，然后对他再行讲说。孔子说：“复坐，吾语汝。”孔子大教育家的和蔼可亲的风采也跃然纸上了，而弟子如沐春风地聆听孔子教诲也宛如就在眼前了。
孔子有一种智慧，传道则必得其人。《论语·卫灵公》：“子曰：‘可以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孔子向曾子系统地阐说孝道，传孝道于曾子，就是既不失言，又不失人的智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曾子本身就是个大孝子。
魏源于此有深论，说：“抑又考古今言孝者，推舜为大孝，武王、周公为达孝，曾子为至孝。然曾子得曾以为之父，春风沂水，舞雩咏归，同为圣人之徒，各由狂狷以造于中行，其天伦所遇之境盖过于舜，而几同于达孝之周公。《孝经》‘严父配天’之宜，惟夫子以韦布享王祀，上及先世，足以当之，而曾子亦其邻几者也。《孝经》之传，专授曾子，意深矣哉！”（《孝经集传序》）此也是有见地之论。
开宗明义章第一（3）
二、孝是德本，教所由生
1.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注》：“人之行，莫大于孝，故为德本。言教从孝而生。”
孔子首先揭示，孝之所以重要与关键，其中最紧要的两点：一是孝为道德的根本。根本者，就是大树的根蒂，而这棵从人的心灵深处所生长出来的道德之树，它的根子就是孝。
二是教化是由孝而生成的。孝是人性道德之根，由此生成伸展出道德的枝叶、花朵，由此而硕果飘香也好，或由此涩果苦果也罢，一切均从根子上来。唯其根深，才能叶茂而花盛；唯其务本，才能本立而道生。
古代有所谓伦理道德的“五教”，也称为五常之教，指教父以义、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如《尚书·舜典》：“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左传·文公十八年》：“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恭）、子孝。”古人认为，抓住这些教化，那么其余用来教化人的也可以推而知道了；在众多的道德教化中又以“五教”为最要，而“五教”之中又以孝为至要。
2.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注》：“父母全而生之，己当全而归之，故不敢毁伤。”
这条内容是说，自己的身体以及毛发肌肤等，都是父母给予的，不敢有所损伤，这是孝子的第一件要事。孔子又说过：“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这种理念，曾子铭记在心，且一生遵行，甚至在临死之前，还自豪、*地让弟子们看看自己手、足，没有损伤的身体，作了又一次示范性的孝道的教化。
有意思的是，曾子的学生乐正子春又传承了老师的榜样，且又传递给自己的弟子。《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就记载这样的事情：
乐正子春走下堂的时候，扭伤了脚，后来伤好了，但是数月不出门，仍旧有忧愁的脸色。门下的弟子询问：“夫子伤足瘳（，病好），数月不出，犹有忧色，何也？”
乐正子春曰：“善如尔之问也。吾闻之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忧色。”乐正子春也严格地遵行爱惜身体，保全身躯就是孝；不过乐正子春也显得有些“迂”，有点“愚”，太拘泥于举足移步之琐碎之处了。如果都像乐正子春那样的话，那么人生怎样去作出一番叱咤风云的事业来？
其实孔子的话是有深刻的道理的：其一，身体是行孝道的载体，没有这一载体，子女如何很好地奉养父母、孝敬父母？身体是行孝之本，因此要全之。二是，保全身体，不受到伤害，主要是指不要犯罪而受到刑罚，不要在与他人斗狠之中受到伤害，不要在声色犬马之中糟蹋生命，不要不爱生命不知节制，而早逝、夭折，死于非命。三是，保全好身体，还能为国家服务，当时是“事君”，这是孝的延伸。四是，保全好身体，还为了传宗接代。五是，对于保全身体，孔子是很辩证的。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为了闻道，可以朝闻夕死；面对着道义，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这些才当是孔子所说的大道理。
3.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开宗明义章第一（4）
《注》：“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名扬后世，光荣其亲，故行孝以不毁为先，扬名为后。”《疏》：“又言孝行非唯不毁而已，须成立其身，使善名扬于后代，以先荣其父母，此孝行之终也。若行孝道，不至扬名荣亲，则未得为立身也。”
孔子又提出更高层次上的孝道的内涵，那就是孝不仅是保全身体、不毁坏就行了，这仅是一个开始而已。在此之后，应该是立身行道，只有行道，才能立其身，从而扬名后世，光显父母。这就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理念，后代要光宗耀祖，这是孝的终极目标了。反过来说，如果子女辱没先祖先宗，那就是最大的不孝了。
4.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注》：“言行孝以事亲为始，事君为中，忠孝道著，乃能扬名荣观，故曰终于立身。”
孔子又接着完整地揭示了孝的逻辑进程有三阶段：始——中——终。
（1） 孝之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是孝之“始”；“始于事亲”，这也是孝之“始”。“事”，是奉事、侍奉、服务的意思。从自己身体的保护、保全做起，从在家里奉事父母做起，这就是孝的起始。
（2） 孝之中。“中于事君”，这是由家里的“事亲”，走向社会的“事君”，侍奉国君，为国家做事，把孝道推广开来了。在此过程中间，孝行又转化为侍奉国君的“忠”，这是“移孝为忠”。“中”，解释为中间：一是指行孝道之中间，相对于开始之“始”、结束的“终”而言；一是解释“中”为年龄的青壮年出仕之时。
关于孝与忠，曾子说过：“忠者，其孝之本与。”（《曾子·本孝篇》）又如《荀子·致士》中提出，招纳贤士办法中有一条就是要对方：“忠言、忠说、忠事、忠谋、忠誉、忠莫不明通。”有这“六忠”，则莫不畅通无阻。宋代岳飞就曾说：“臣窃谓事君以能致其身为忠。”（《乞解军务札子》）为了忠君，甚至可以献出生命。
（3） 孝之终。“立身行道”，终极目标就是“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这也是由开始、经中间，最后达到圆成的结果；最终能做到孝与忠，便能立身扬名了。
当然这是孔子所描述的一种理想的行孝道的完美人生。这种目标很高，一般人也许达不到；但是这种理念却深入人心，一般人都很向往。
郑玄曾认为，“父母生之，是事亲为始；四十强而仕，是事君为忠；七十致仕，是立身为终也者”。（《疏》引郑注）所谓“致仕”，就是年老退休。其实，我们一想就知道，大多数人不能走全、走完这样的人生路途，因为大多数人不会做官，也因为有很多人没有这样的长寿。这种解读似乎太机械了，因此遭到他人的反驳。其实，那些在家里行孝道奉事父母，出外劳作，服务社会，忠于国家的人，也都有立身扬名于世上的。自古至今那么多流传的孝子故事与事迹，就有许多“立身行道”、“终于立身”的例证。因此能在家孝，在社会上忠，则孝与忠两全。
三、引《诗》明意
孔子喜好引《诗》来说话、修辞、表意、明理，这成为一种审美的言谈方式，也成为他的修养与风范的重要元素。孔子那时代叫《诗》，后来到了汉代《诗》上升为一部重要的经典，才称为《诗经》，所以这里的《诗》，就是《诗经》。
开宗明义章第一（5）
《论语·季氏篇》记载了一个故事：一天孔子独自站立在那里，他的儿子孔鲤恭敬地小步快走从庭院经过，这就是所谓的“趋庭”。孔子就问他：“学《诗》乎？”孔鲤回答：“未也。”孔子教导说：“不学《诗》，无以言。”于是“鲤退而学《诗》”。此可见孔子是怎样看重《诗经》的，甚至说不学《诗》，就不会好好讲话。就在短短的《孝经》中，孔子就有10次引用了《诗》。
此两句诗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此诗大约是西周初期的作品，歌颂周文王接受天命创立了周朝，并用“天命不易”告诫嗣王。“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注》：“《诗》大雅也，无念，念也。聿，述也。厥，其也。义取恒念先祖，述修其德。”
“无念”，就是“勿忘”，不要忘记的意思。这里的“念”解释为“忘”，这就像“乱”解释为“治”一样，这又称为“反训”。《尔雅·释训》：“勿念，勿忘也。”又如《左传·文公二年》引此为“毋念尔祖，聿修厥德”，杜预注：“毋念，念也。”“尔”，你、你们。“聿”（），句首助词，无义；或如唐玄宗解释为“述”，遵循、依照的意思。“厥”，代词，那、其。这是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修炼那德行。——这里贴切地用《诗》句教诲曾参，要勿忘祖先，勤于进德修孝。
四、《开宗明义章》现代启示谈片
在《孝经》里，我们可以汲取孔子的智慧，为现代社会、家庭的道德教化提供经典的借鉴。
孔子揭示了“孝道”是道德教化的根本问题，“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历史的经验是“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但是，在现代的道德教化中，孝道曾经被猛烈地批判过、扫荡过。虽然时过境迁，但那种文化的伤痛、道德的沦丧也不会被历史遗忘，遗憾的是传统的“孝道”确实是越来越淡出了。
今天，当我们重新醒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以及智慧时，也不妨再理智地审视《孝经》的经典，明智地传扬传统的孝道。其实“孝道”，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动脉与静脉，又是密密麻麻的微血脉毛血管，广为流布，周遍滋润着。现代社会提倡孝道，小则可以和谐一个家庭，中则由家庭而延伸至和谐一个小区，大则再衍变为整个社会的和谐，因此“孝道”在现代，乃至将来可能依然不失为“至德要道”。
孔子也让今人看到他说教的风采：诲人不倦，溢于深情；层层说理，步步开导；传承历史，妙于修辞。现代人之所以讨厌那些道德的说教，因为往往是干巴巴的，缺乏道理的精警、言词的要妙。孔子也在那里说教，但就是不一样。如果说教能够学到并达到这样的境界，那么现代人谁不愿意来聆听这样的说教？如果我们将《孝经》一路读下去，那么也许会对上面所说的孔子智慧有更深更真切的体会。
天子章第二
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译文】
孔子说：“爱戴父母的人不敢对他人憎恶，敬重父母的人不敢对他人侮慢。爱戴与敬重竭尽于奉事父母，而把道德教育施加于百姓，树立典型于四海之内。这大概就是天子的行孝。《甫刑》说：‘天子能行善尽孝，那么民众也都有赖于他的行善了。’”
【讲读】
从《天子章》开始，孔子论说不同层次的人的孝道，即自天子而下，至于诸侯、卿大夫、士，乃至庶人的行孝奉亲之事，一共讲了五章，所以又被称为“五孝”。古代天子最尊，因此首先是论说天子的孝。
一、天子要以身作则
1. 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
《注》：“博爱也。”“爱”，爱戴、关爱。“亲”，指父母，下文同。“恶”，憎恨、厌恶。
孔子说，天子自身关爱父母，对于他人不敢憎恨厌恶。——天子要有博爱之心，且要有博爱之行。天子还要广施教化，使得天下的人都关爱自己的父母，都不敢憎恶他人。这就要先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家庭做起，否则谈不上博爱。
这里还要注意的是本章的“子曰”，一直由本章通贯至下面的第六章，即由第二章至于第六章均是“子曰”的内容。如皇侃曰：“上陈天子极尊，下列庶人极卑，尊卑既异，恐嫌为孝之理有别，故以一‘子曰’通冠五章，明尊卑贵贱有殊，而奉亲之道无二。”在古文《孝经》中可以看到，第二至第六章的每一章都在开头有“子曰”两字，今文《孝经》则没有。
2. 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注》：“广敬也。”“敬”，尊敬、敬重、恭敬。“慢”，侮慢、怠慢。
这是说，天子自身敬重父母，那么这也就是天子在施教化，使得天下的人都不敢侮慢于他人了。孔子指出，天子要从自身做起，行爱敬父母，那么自己就不敢侮慢他人了，同时也教化其他人对父母的爱敬，并且也不敢侮慢其他人了。
此有两点可明：由天子生发的“爱亲”、“敬亲”，延伸为天子的“不敢恶于人”、“不敢慢于人”，这是对他人的博爱与广敬，由此也就有了对百姓的普遍的爱与敬了。此其一。由天子这一表率，再转换为他人之间、民众之间的博爱与广敬，社会出现了彼此之间的爱与敬。此其二。
二、施教化，作表率
1. 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
《注》：“刑，法也。君行博爱广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恶其亲，则德教加被天下，当为四夷之所法则也。”
“事”，奉事、服务、侍候。“加”，施加。“刑”，效法；或说通“型”，表率、典型、榜样的意思。这是说，天子竭尽了爱与敬来奉事父母，而将道德教化施加到百姓。天子成为四海之内效法的榜样、表率。
2. 盖天子之孝也。
“盖”，此指大概、约略。此句意思是，这就是略言的天子孝道。《注》：“盖，犹略也。孝道广大，此略言之。”以下三章均有此“盖”字，用法含义同此处。
三、 引《尚书》深化意蕴
《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注》：“义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赖其善。”
《甫刑》，又名《吕刑》，为《尚书》的篇目，今《尚书》有《吕刑》篇，而无《甫刑》篇。《疏》：“案，《礼记·缁衣篇》孔子两引《甫刑》辞与《吕刑》无别，则孔子之代以《甫刑》名篇，明矣。”《吕刑》是周穆王的大告天下的诰词，强调了要依据刑律定罪，要采用中刑，而不要滥施刑罚。这在周穆王之世，起到了由乱变治的重要作用，被认为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系统的刑罚文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为诰词是采纳了为相的吕侯的意见，史官便称为《吕刑》，吕侯又做过甫侯，所以又称为《甫刑》。又“一人”，指天子。“庆”，善、吉。“兆”，十亿曰兆，泛指民众们。“赖”，依赖、依靠。
此句是说，天子一人行善尽孝，那么民众们也都获利，而得到天下的太平吉祥了。孔子运用到《孝经》里来，帮助论证自己的观点。
四、《天子章》现代启示谈片
孔子将孝道进行了理论化、系统化、模式化的建构，并将其内部分析为五层，即是“五孝”，而其中最高层次的便是天子之孝。孔子首先从论说天子的行孝：一是天子应该行孝道，并由这种孝道推广出去，教化开来，形成一种博爱与广敬。二是由自己的博爱与广敬，教化感化他人，而变化为普遍的社会的博爱与广敬。三是着重揭示高势位的行孝对下面的影响是巨大的，效果是不可低估的。
今天人们早已经没有了那一套陈腐的天子、诸侯、卿大夫等的分别了。但是孔子的智慧依然能启示我们，社会上层的道德倡导与修养对下面有着深刻的影响，一个地方是这样，一个企业也是这样，一个单位也还是这样。因此道德倡导与修养，不仅有一个从我做起的问题，还有一个从高层做起、从上层做起的问题。
诸侯章第三
“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译文】
“（诸侯）在上位，而不骄傲，虽居高而没有危险。节制费用，谨遵礼仪法度，那么虽盈满而没溢出。居高而没危险，是能长守住高贵的方法。虽盈满而没溢出，是长守住富裕的方法。富贵不离开自身，然后才能守持着国家社稷，而使得民众和谐。这大概就是诸侯的行孝。”《诗经》中说：“战战兢兢，就像身临深水潭边恐怕坠落，脚踩薄冰之上担心陷下去那样，小心谨慎地处事。”
【讲读】
诸侯，是列国的国君，其仅次于天子之贵。因此接着上一章《天子章》，讲述“五孝”中第二层次的诸侯孝道。
一、“二不”：高而不危·满而不溢
1. 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
“制节”，指费用节约省俭。“谨度”谨慎地遵行礼与法。
诸侯位高，然而高则易倾倒，这是危险。诸侯就像容器那样全盛满了，但是满则易溢，这也是一种危险。如何才能“不危”？如何才能“不溢”？这办法就是“在上不骄”，“制节谨度”。
《注》：“诸侯，列国之君。贵在人上，可谓高矣；而能不骄，则免危也。费用约俭，谓之制节；慎行礼法，谓之谨度。无礼为骄，奢泰为溢。”
孔子针对诸侯的特殊情况，指出他们的孝道：一是，诸侯虽贵在众人之上，而要做到不骄傲，那么就虽居高位而没有危险。二是，控制并节约费用，谨慎礼仪法度，那么就虽盈满而不溢出。
2. 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
孔子又进一步分析，居高位而没有危险，那是用来长久地守住高贵的方法。盈满而不溢出，那是用来长久地守住富有的方法。
3. 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
孔子又揭示，诸侯要让富与贵不离开自身，这样才能保守着自己的诸侯国，才能协和自己的民众。这大概就是诸侯的孝道。
《注》：“列国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福贵常在其身，则长为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这个文化背景是，每个诸侯国也皆有社稷。社稷，是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祀的土神和谷神。社，土神；稷，谷神。社稷也用为国家的代称。诸侯自己能够长期守住富与贵，那么也就能长久地作为社稷的主人，而民众也获得和平；反之守不住福贵的话，那只能作一个短命的社稷之主。
然而，作为诸侯这一级别的人行孝道，他当然有其共同的地方便是孝敬自己的父母、兄弟之间友爱，但是还有自己的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守住自己的富贵，从而长为国家社稷之主，能常祭祀社稷，造福于一国之民众，让他们过上祥和的生活。
二、引《诗经》警示
《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注》：“战战，恐惧。兢兢，戒慎。临深恐坠，履薄恐陷。义取为君恒须戒慎。”郑玄注：“恐陷。义取为君恒须戒慎。”此可以看到，唐玄宗的注释中也吸取融汇了郑玄等人的成果。
“战战兢兢”，是因心怀戒惧而非常谨慎的样子。“战战”，是恐惧的样子。“兢兢”，是小心谨慎的样子。“如临深渊”，好像面临、来到了深渊一样，小心翼翼谨防坠入。“如履薄冰”，好像走在薄冰上那样，小心翼翼谨防陷入。这些都比喻做事十分谨慎小心。
此诗句出自《诗经·小雅·小（）》。这是一首斥责统治者不能采纳善谋、政策邪僻的诗；或说刺周幽王，或说刺周厉王。朱熹《诗集传》：“大夫以王惑于邪谋，不能断以从善，而作此诗。”孔子也用此诗句来规劝诸侯们。后世也爱用此名句来教诲鞭策，朱熹《答吴尉》：“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执事谨慎，昼夜孜孜，如临深谷，便自无他患害。”《云笈七签》卷九八：“如潜有所得，专如临深谷，战如履薄冰，此得道之门。”
三、《诸侯章》现代启示谈片
这一章的现代启示是，身居高位者，仍然可以从孔子那里汲取有益的忠告和戒律。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一些人看来，不就是让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活泼泼的现代人处于左也不是，右也不行之中，再回到一个自我封闭的状态吗？如果这样理解，那就把经典误读了、死读了。此警句的深刻，是在于当一个人自动地自觉地遵行戒律，处处警惕，步步小心，那么反而会获得一种更高的、更长久的自由和潇洒。这是一种智慧的、必不可少的、心灵的自我管理与行为的自我管理，使得人心不荒芜、贪欲不疯长、禁条不触犯、行为循法度。
每年大量的媒体报道，让人们看到现代的高官、大企业家等等，不知道已有多少人，因屡屡漠视“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训言，其结果也屡屡跌入深渊、陷于冰窟之中。
有些高官、大企业家等等，在家庭里也不失为是孝子，但是最终却因为*等种种罪行，或纷纷落马，或锒铛入狱，或身败名裂，或家破人亡。如果按照孔子的理念来看，那已经不能算是孝了。因为在那个档次上的人，与一般平头百姓的孝已经有些不同了，除了共性孝亲悌友外，还有特殊的内涵。如果取其核心理念，把孔子的理念转换到今天来说，那也许就是保住自己的名声，并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作出贡献来，这才是这一个档次上的孝的内涵。
“在上不骄”、“制节谨度”，则能够“高而不危”、“满而不溢”。现代人若能细细掂量一下，慢慢咀嚼一番，或许会从无味到有味，从少滋味到有滋有味，进而再到美滋美味。这时候更会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经典的智慧，什么叫孔子的智慧了！
卿大夫章第四（1）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