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
“你在南京做什么呢？”
“昨天晚上去安徽主持一个活动。现在从南京飞北京，已经准备起飞了。”
“那你回北京之后还有没有什么重大活动？”
“这几天没有。”
“没什么节目吧？”
“没什么节目。”
“要是这样的话，回去以后看看，真的没什么大事就回家一趟吧，家里有点事。”
听了嫂子这番话，我心里已经明白大概是怎么回事了。当时我大侄子朱涛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我试探性地问：“大嫂，是我自己回去，还是叫上谭梅、朱涛一起回去？”
“可以的话，你们就一块回来吧！”
嫂子的话再加上自己头一天莫名的烦躁，我对母亲的病情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到了北京，回台里简单交代了一下工作，我便早早地赶回了兰州。
一下飞机，二哥直接将我们接到了医院。母亲在病榻上昏迷着，任我怎么叫都叫不醒。在母亲昏迷的14 天里，我每天吃住在医院里，顾不得刷牙洗脸，蓬头垢面，一刻不离地守护着母亲。
2000 年12 月10 日，我接到台里通知——火速回来准备主持一台中纪委的重要晚会。我拖到了14 日才出发。清早，医院特别安静，我扑通一下，跪倒在地，给母亲磕了三个响头，之后含泪离开。我心里明白，这次离别极有可能就是永别了。西北的冬天特别冷，风特别大。清早天还没大亮，路上只有我拖着行李箱踽踽独行。那一刻，我体会到了生离死别的刺骨冰凉。
身到了北京，心却落在了兰州。我每天都和家里保持着频繁的联系。虽然每次他们都说：“妈挺好的。”可是母亲到底好不好，我心里跟明镜似的。我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做最多的工作，这样就能争取更多时间回去陪母亲。我特别怕就这样错过了母亲的最后一刻。
16 日是中纪委那场晚会直播的日子。当时的我最怕听到电话响，最怕接到兰州的电话，最怕听到大哥的声音。可偏偏怕什么来什么，我颤颤巍巍地拿起电话，真的是大哥：“军呀，你这几天是不是挺忙的呀？”我知道我最怕的事发生了。大哥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一定是——我们的母亲不在了，我无力地瘫坐下来。
“大哥，你告诉我，什么时候？”
“没事，忙就别回来。”
“你告诉我，是什么时候？”
“你尽到心了，妈走的时候很平静。”
“求求你，告诉我，什么时候？”
“就在刚才。”
从母亲病重到去世，前后将近十个月的时间，说实话，每一天我都在做着这份思想准备，然而真的到了这一刻，还是不胜其悲。从今天起，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去了，我成了一个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的孩子。
冲着兰州的方向，我双膝跪倒在地，给也许还未走远的母亲磕了一个头。我不能自已，终于号啕大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