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父亲这样乐在其中，难免好奇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秘。有一次，趁着父亲去上班，我和小哥哥偷偷地用家里的螺丝刀把桌上的一个闹钟拆了个稀里哗啦。拆开一看也不过如此，没见什么玄妙，可是想安上就难了。我们两个忙活了半天，最终也没能如愿。实在没办法，只好找了一张报纸，把这些零件都收起来包好。父亲回家之后，看到纸包立刻就明白了。他故作严厉地问：“是谁干的？”我和小哥哥都争着承认错误：“爸，是我干的。”父亲为人温和，对待自己的孩子也从不动辄打骂，所以我们从心里敬佩父亲，却不惧怕父亲。“为什么这么做？”“好玩。”父亲笑了：“安不上了吧！”我和小哥哥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他说：“过来，我教你们。”我们分别站在父亲左右。他一边安装，一边给我们讲解钟表的构造和原理，以及每个部件的名称。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一会儿工夫，父亲就熟练地把那个闹钟恢复如初了。
父亲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偶像。小时候我佩服父亲，是因为不管什么东西，只要到了他的手里一下子就“活”了，他可以让一块罢工的手表滴滴答答地走下去，也可以用单簧管吹奏出美妙的乐曲。长大了我依然佩服父亲，好多人都说我遗传了他的一双巧手和一身的艺术细胞，但我却越发觉得父亲身上那种传统中国人讲究的仁义和温良才是其最可贵之处。不公的命运无情地把一块块冰雹砸在他身上，他却默默地用自己的体温焐化了它们，再细水长流地滋润着身边的人。如果以后再有人说我像父亲，我最希望他指的是我的品性。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宝贵的遗产。
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天，我接到了《东西南北中》节目组编导的电话，通知我去河南兰考录制一期节目。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心里非常矛盾，一方面丧父之痛还未消解，虽然后事基本处理完毕，有哥哥姐姐在也不用我操心，但我还是舍不得在这个时候离开母亲。看我这么为难，母亲只是红着眼睛，起身去箱子里拿了一个细长的东西过来，虽然用白色的枕巾裹得严严实实，但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父亲的单簧管。母亲小心翼翼地拿着这支单簧管，托在手里看了又看，最后郑重地交给了我：“你们兄弟姐妹里就只有你会吹，拿去吧。”这支单簧管陪伴了父亲一辈子，比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都长，大哥工作之前，一家十几口全是靠父亲和这位“老伙计”养活，它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可想而知。“走吧，如果你爸在世，也一定不希望你因为家事耽误工作。”翌日，我便飞抵兰考，路上那种痛楚，此生难忘。
每逢佳节倍思亲。2001 年的农历新年，是父亲、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这年春晚上的一曲《想起老妈妈》掀开了我的伤疤。听着于文华如泣如诉地唱着：“想起老妈妈，如今她在老家，晚睡早起忙里忙外，一辈子淡饭粗茶，每逢过节常思念她，操劳一生该歇歇啦……”我多想我的老妈妈还在兰州的家里，还守在新添置的大电视前看着我主持，还等着我大年初一赶回去问一声：“妈，过年好！”看着舞台上的二位老人被满堂子孙簇拥着，一家人团圆和美，这一幕多么熟悉啊，可是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只能在梦中回忆了，我在心里默默地祝愿父亲和母亲共聚天堂，过一个团圆的春节。
从春晚的直播现场回到家里，已经是初一凌晨一点半了。轻轻地转动钥匙，本来紧闭的大门忽然打开，黑洞洞的房间瞬间大亮，梅梅和五六个好友正在笑呵呵地看着我。在他们身后，桌子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碗筷已全部摆好，连酒都打开了，就等着我回来一起吃年夜饭呢！我望着眼前的这一切，心里顿时明白了：他们都知道我失去双亲，怕我难受，所以特意过来陪我过年。都是好兄弟，不明说我也懂。这一刻，语言变得没有意义，三五杯酒下肚，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哥儿几个先喝着，我去趟卫生间。”
好嘛！这一去就是半个小时！梅梅见我久久不出来，情急之下赶紧打开门，眼前的画面让她哭笑不得：我坐在马桶上睡着了。梅梅赶快招呼朋友们一起把我架到床上。那段时间，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身体上，承受的一切都已经达到了我的极限，精疲力竭再加上酒精开始发挥功效，我早已失去了意识。
后来听梅梅说，这帮朋友就像事先约好了似的，在除夕之夜一起来到我家，只为了在最疲惫的时候给我陪伴，这份情谊我会一直记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