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家中生活条件的改善，进入政府工作的大哥利用机关发的电视票，给家里买了一台12 英寸的牡丹牌电视机，朱家终于有了自己的电视机。现在想想，其实那台电视机特别土气，土褐色的外壳，没有遥控，每次换台都要拧边上那个换频道的旋钮，还要像手动的收音机一样，来回调试才能找到准确的定位。但就是在那一批土气的电视机中上演的影片，还掀起过不小的时尚风潮。从《大西洋底来的人》开播之日起，大街上的时髦青年就穿起了喇叭裤、大尖领衬衫，还戴上了“蛤蟆镜”。那些走在时尚前沿的男女因为有那么一副“蛤蟆镜”而颇感骄傲，以至于戴了好久之后都舍不得撕去粘在镜片上的商标。
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电视无疑帮助国人打开了一个不一样的外部世界，同时，电视里的文艺节目也在悄然丰富着大众单调的精神生活。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由于家庭经济的拮据，我对好吃的总保持着强烈的渴望。大院里有个小卖部，专门卖糕点、糖果，货品不多，但对于孩子们来说却相当诱人，我们都叫它“糖铺”。也许是为了美化店铺环境，“糖铺”的主人还会特意在货架和柜台上布置一些塑料制作的水果样品，苹果、梨、桃子，还有好几种我从未曾见过的水果，它们个个体形肥美，绽放着香甜的笑意，似乎在挑逗着我：来啊，来啊，尝尝我吧！虽然我知道那是假的，但有事没事我都要从“糖铺”门口多路过几回，哪怕只是看看它们，都足以让人愉快一阵了。也是从对这些假水果的了解过程中，我知道了从前在罐头中吃到的橘瓣，原来是生长在金黄色橘子圆鼓鼓的肚子里！
对于自小在军队大院长大，体尝过生活贫瘠的我来说，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物质的敏感胜过对艺术的敏感，与艺术的相遇却又早过与电视的相遇。我在大院的生活简单却不乏味。大院的起床号和熄灯号成为了人们作息的提示，起床号不行的话，还有列队的号子声，再不行还有叔叔阿姨的练琴声、吹号声、歌声…… 总有一种声音能帮你战胜睡意，融入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大环境里。于无形之中受到的艺术熏陶，引领着我走过还算充实美好的青春期。我的父亲是“兰战”单簧管演奏员，很小我便在父亲手把手的教导下学习单簧管。后来，家里的哥哥姐姐相继当兵，我也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应该去参军。凭着从小跟父亲学的一技之长，17 岁那年，我以特长兵的身份应征入伍，被分配到了甘肃永登县中国人民解放军84703 部队，当起了侦察兵。
部队训练艰苦而枯燥，给我印象很深的一次集体活动是观看1983 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吃过一年中最为丰盛的部队年饭之后，连长高兴地宣布了一个命令：集体去会议室看春节联欢晚会。1983 年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举办春晚，所以去之前战友们和我都不知道春晚到底是什么，也不会想到这一个叫“春晚”的节目竟然如此精彩。我们一下子在一台晚会上看到了那么多的名人：侯宝林、马季、胡松华、刘晓庆……而且让人大呼过瘾的是每个人都表演了好几个节目。姜昆老师在相声里说：“以前的春晚，一个人唱八首歌，现在，八个人唱一首歌。”确实如此，但当时我们却一点儿都不觉得厌烦。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李谷一老师演唱了《拜年歌》《乡恋》等六首歌曲，对听惯了高昂革命歌曲的我们来说，柔肠百转的《乡恋》简直“情挑”了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后来才得知，当年这首歌和邓丽君的歌一样，被称做靡靡之音，不能公开演唱。听黄一鹤导演说，当年观众点播这首歌的纸条摆满了四大盘，而他却没有为这首歌“解禁”的权力。正在他为难之际，坐镇晚会一线的广播电视部吴冷西部长，冒着极大风险下了一道命令：“黄一鹤，上《乡恋》！”这才满足了广大观众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