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我见他们在工作，就想退出去。
“进来吧！”孟欣脸上的笑意未减。
她只是在做礼貌性的挽留，我这样认为。“你们开会我就不进去了。”我一边往后退，一边应答。
“进来吧，进来吧！”她一个劲儿地招手。
我见推托不过，就进去找了一个角落坐下。她开完会转而对我说：“你还知道来呀！我以为你不知道呢！”
原来真的早就应该过来看看，幸好听了同事的建议。“没有，我怕来了给你们添乱，也没什么事，所以就没过来。”
“那今天怎么来了？”
“坐不住了，到了现在还没接到通知，我来问问到底有没有我的事。”态度很实在，语言很含蓄。
显然，她懂了我的意思，“能没有你的事吗？现在主持人还都没进入呢！放心吧！”
这算是很权威的内部消息，我心里终于踏实了。按照春晚的惯例，我在正式排练前三天收到了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办公室的名义发出的书面通知，进入了1998 年春晚的彩排。第一次进入一号大厅，我不禁眼前一亮，演播厅不光面积几乎翻了一番，舞台形状也由原来的方形变为了圆形，果真气派无比。1997 年春晚彩排，我走进1000 平方米演播大厅的时候，就感觉演播厅很大，猛然又来到一个几乎大了两倍的演播大厅，我萌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么大的场地得多少人才能撑起来啊！
然而，每一个新的高度都需要费些力气才能站上去。为了在更恢宏、更先进的演播大厅把春晚办得更好，台前幕后的演职人员都付出了很多。每当面对一个更大的舞台，我就会变得越发兴奋，这次也一样。在1800 平方米的一号演播大厅里，本来观众人数就增加了数倍，舞台和观众席中间又隔了一排茶座，这样一来，距离变得更远了。导演并没有强调要放大自己的声音，但出于本能，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提高了音量。起初，说话时产生的回音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效果，感觉整个声场的位置都是不对的。音频技术部门整天都在挪音箱，调试声场位置，主管技术的副台长天天亲自到场监督。但是直到我们排练到第三场的时候，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舞台上发出的声音肆无忌惮地来回乱撞。最后只好求助于一位国外的资深专家，在他的建议下，工作人员在穹顶吊上了巨大的塑料泡沫圆盘，在墙上贴了吸音材料，这才屏蔽了回声。
主要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凸显出来。由于舞台环境的变化，我们随之调整了音量，而电视机前的观众却不能直接感知现场的气氛，会觉得春晚主持人和演员都不会好好说话了，怎么一下子都闹起来了？我也会经常反思，从调动现场气氛的角度来说，我的声调就比较正常，但出现在电视上的只是晚会的局部，不明真相的观众肯定会奇怪，这是瞎嚷嚷什么呢？所以，为了达到一个平衡点，我也像音箱一样，在我的音域范围内来回寻找着最佳位置。面对同样的问题，语言类节目演员也不适应。本山大哥曾经说：“在1800平方米的演播厅，演员不是在演，而是在吼。”在原来的小场地，观众是聚拢起来的，而到了大舞台，没有了那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暖意，人气好像一下子散了。当时甚至有人提议设置两个场地，把语言类节目搬回1000 平方米演播厅，把歌舞类节目留在一号厅。这样的话，一个节目过后观众可能刚刚兴奋起来，镜头却一下子切换到了别处，晚会的整体性被破坏了不说，观众的感情也不畅通。春晚对观众来说意味着轻松娱乐，而对我们这些扛着全国数亿观众期望的人来说，这份担子有千斤重。每个人都像斗志昂扬的战士，下定了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决心。经过几番争论，最后大家达成一致：竭尽全力去适应新环境，哪能被这点困难吓跑了！每个人的舞台经验都受到了挑战，却没人放弃，而力求开创新思路。直到现在，这种探索都没有停止，越来越多的演员选择从观众席上台，这正是拉近距离的一种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