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伟讲到自己开店做老板的经历大发感慨说:“……艺人开餐厅呢,第一天就客满了,三天你这东西不好,人就走了,马上关门了……”刚开店时因为客人多,人手不够,他就拿着啤酒挨桌挨个地跟人家道歉。
这算“袭胸”吗?“段王爷”只管看着镜头展现自己的“温柔一瞥”,而两人亲密无间的关系里面必定有比镜头更具动人的宽容。
“亚洲天后”蔡依林是个喜欢去东京扫货的“购物狂”,而且喜欢“杀价”。李静和戴军可没客气,准备了一大堆时下流行的商品,执意要“考验考验”她的购物功力。
奥运火炬“传到了”他们的节目里。在这场体育盛会的前夕,欢庆的气氛影响到了所有人。即便是与火炬一起的随便一个Pose,大家的脸上都泛着节日般的红光。
于和伟盯着屏幕认真地看着自己的老姐姐,看着这些记忆中的物件,脸上的笑容却渐渐变得僵硬。
那些最想解开的心结,必然是结在心上最痛的地方,每撕扯一下就会愈痛一分。然而痛到深处终须扯,这一次不扯,有时就没有第二次了。
2009年,当歌手陈琳离世的消息传来时,李静不相信。尤记得2003年、2005年、2006年,这个姑娘曾三次做客“超访”,每一次都是那么快乐、自信、坚定。结识陈琳是更早的事。1993年第一次见到她,李静还在北京台做《唱我心曲》。那时的陈琳不太爱打扮,也没有经纪人,就自己夹着盘带子到电视台来找李静。李静当时特别喜欢她那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于是就利用“私权”在片尾一直放,一直放。至于戴军,则是1995、1996年那会儿经常在各地的演出中碰见陈琳,通过一次次的接触他发现褪去明星的光环,陈琳是个爱生活,不追求名牌,且能够大声笑大声唱的女孩。
然而一切美好的定义都在2009年10月31日这一天破碎。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事件的无端猜测和对当事人的百般误解。作为圈内人和朋友,李静、戴军了解事实的真相,所以更加反感那些恶意的评论。就在陈琳离开的第二天,她的前夫沈永革将圈中好友组织起来,准备为她筹办一场追思音乐会。李静一听说,立刻叫艳艳赶到了他们开会的地方。“想为陈琳做点什么,想要说出真的东西。”这是李静的第一反应。
10月底的北京,已经很冷了。凌晨一点,艳艳坐在会议室外,看着人们陆续走出来,到最后房间里只剩下沈永革一个人,独自流泪。不过后来的画面变成了艳艳和他坐在沙发上,一起流泪。“‘超访’想要做一期追忆陈琳的特别节目,您能来吗?”艳艳问。“可以。”沈永革的回答没有犹豫。
于是,备受争议的事件中心人物沈永革,在朋友的陪同下参加了“超访”的录影。这是一期没有观众的特别节目,几个人就坐在紧挨着的沙发上,像是一场周末聚会,只是没有一个人有聚会的心情。李静的开场很直接,她说:“作为陈琳的好朋友,我觉得我们有义务和责任来做这样一期节目。来缅怀一下她。”
这期节目的定调的确是“缅怀”。缅怀陈琳的歌声、美丽,以及爱情。沈永革说:“今天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也带着陈琳,最美丽的那个陈琳。相信我们在聊的时候,她一直在看着我们。”对于这个男人而言,除了父母,陈琳是和他生活最长时间的一个女人。他们在一起11年。
沈永革说他第一次看到陈琳是在沈阳体育馆的舞台上。“来沈阳大馆看演出的都是摇滚乐迷。她在中间出场,前面是轮回乐队,但她完完全全把现场的观众抓到了自己这儿。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太特殊了。”庆功宴上,陈琳恰好坐在沈永革的旁边。“好几次想要电话,没敢要。就快要散席了,再不问来不及了。我就说,陈小姐,我们能留个电话吗?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就把电话留给了我。”2005年陈琳在节目上也说过,她和他是在1994年底认识的。“我和他见面,我觉得真的像一缕阳光一样洒在我的心里。我觉得特别地温暖。也让我感觉到了真的爱与被爱的感觉。”
后来,他们相爱了,也成为了事业上的伙伴。《爱就爱了》《不想骗自己》《13131》,这三张专辑成就了陈琳演艺事业的巅峰,同时也成就了她与沈永革将爱情与工作不断搅揉的过程。终于在2006年,生活节奏上的错拍让他们选择了分居。2007年沈永革得到了最后一次机会——因为工作关系,他要和陈琳一起到德国待上一个半月。“我很想用这一个半月去找回当年的感觉。但在德国我得到一个结论:其实找不回来了。回到北京我们就分手了。是陈琳提出来的。”
对于当时两人因“第三者”分手的传闻,陈琳和沈永革的共同好友,音乐制作人仲衡对着镜头说出了重重的4个字:绝无此事。他的印象中,离婚后的沈永革变得很少说话。他停止了做任何业务,常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放空。沈永革自己也不会忘记那段几乎陷入抑郁的时光,他回忆着,眼神中透出淡淡的苦涩,“爱情这个东西,在哪碰上在哪发生,在哪开花在哪结果是没有人可以预料到的。爱情,我们总想去享受它最美好的那一面,浪漫、幸福、美满。但它是一个双重的东西,还有一面是痛苦、悲伤、绝望。”
人们陆续走出来,到最后房间里只剩下沈永革一个人,独自流泪。
在陈琳出事的前一个星期,有一天仲衡看到沈永革特别高兴,就问他怎么了。沈永革说,他解开了一个心结。“兄弟,你不知道哥哥这两年心里有多痛苦。因为我深爱了十几年的女人,把我全部给否了。你说我怎么度过这段日子。我一直在检讨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但是前两天陈琳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在这条短信中,陈琳写道:“我怀念我们在一起走过的这段日子。也希望你不要再恨我。”沈永革回短信说:“我从来没有恨过你。我一直在检讨自己。我也希望我们两个都有美好的未来。走向新生活。”
然而没想到的是,在“解开心结”的一个星期之后,陈琳却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一条最后的短信,她究竟想传递的是什么?沈永革一直在问自己。“是最后留给我的一份礼物吧,我只想一直珍藏着这个东西。”
其实,抛开开头与结局,这不过是一个平凡的私人的爱情。就算有什么秘密,就算把这个秘密剥开来,旁人也是永远看不明白的。李静说:“他们曾经相爱过,离婚之后他们彼此尊重。我听起来他们还在祝福着对方。我只希望爱她的朋友们能用这样的方式去纪念她——永远听她的歌,想到她是一个爱笑的,喜欢端着红酒的,虽然短暂,但是带给我们那么多美好的女孩子。”
说这话的时候,李静很平静。真正让她的眼泪决堤的,不是爱情,而是仲衡对着镜头说的一段话。他说:“陈琳妹妹,就当你现在在这里,我想跟你说,在最后的那段日子里,你的闺密陪伴着你,护佑着你的心灵;我们这帮兄弟陪伴着老沈,护佑着老沈的心灵。最后你的那个短信,给了他阳光。陈琳妹妹,一直相信你是一个光明天使,我们现在也打心眼里相信。希望你在另外那个世界里,仍然发光发热,做一个光明天使。”戴军从不知道,一个演播室竟然可以安静到如此地步。他被这种压抑的气氛熏得眼眶潮湿,而身边的李静早已彻底失控。她一边抹着涌出的眼泪一边说:“让我哭出来吧。”于是录了一半的节目被迫暂停。李静回到化妆室,坐在椅子上,抽着鼻子不断向戴军和众人比画着陈琳当年在MV中的那个经典动作——竖起食指,指向天空。
就在几个小时前,艳艳曾把李静和戴军拉到办公室里,郑重警告他们:“一会儿录节目一定不要哭!一定不要问带任何个人色彩的问题!千万不能被看作是传声筒!千万不能让观众觉得我们偏袒任何一方!”可最终,他们还是哭了。艳艳轻轻地靠在门上,看着化妆室里的两人,一副早已料到的表情。哭吧。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态度呢?一个节目,怎么可能没有态度呢?一滴眼泪,怎么可能没有态度呢?
浓烈留白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中国电视观众的情感神经被深深地撩拨。或许这是一种本能,当人们即将告别一个时代,就会变得多愁善感起来。尤其是漂浮于快速奔流的新时代,在马不停蹄地领略过物质的盛况与精神的繁景之后,超载的心灵更加想要落回到那些人情世态的古老支流中去喘息,去慰藉。2009年,“情感”不仅是一种泛滥的节目类型,而且变为了大众娱乐的集体脚本。那些映照在两性、婚姻与血缘之上的价值冲突,也不再是精英群体的探索,而是成为寻常百姓的琢磨。2010年“婚恋”一词的走红更证明,中国的年轻一代已经日渐成熟。他们视野高远,却也逃不掉对爱的反思与感叹。
一旦察觉到这些风吹草动,“超访”怎么会错过表达的机遇。李静依然记得2000年录制的第一期节目,嘉宾何静从装着螃蟹的玻璃缸中捞起了一枚戒指。这就像是一处伏笔,在10年后,“超访”终于将戒指戴在了一组一组明星夫妇的手上。会不会有当年看着“超访”哈哈傻乐的一个毛头小子也已经长大,把戒指戴在了一个女孩的无名指上?李静想,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画面,当我们以为大时代的流转距离自己非常遥远的时候,它却巧妙地勾连着我们的成长。如果说当初“超访”着力于呈现明星的个人奋斗史是一种“天时地利”,那么如今更加关注明星们多面的情感观念与体验,就是一种“人和”。其实,在每个时间段我们都能找到存在并活跃于其间的理由。与时代一同成长不过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除非是,你无法自己成长。
2010年有一期“超访”备受关注,当期嘉宾是青年演员朱雨辰和他的妈妈。朱雨辰在节目中“爆料”,前两天他刚和妈妈大吵了一架,而事件的导火索是一盘鸡毛菜。朱妈妈说冬天在北京不好买鸡毛菜,那天她特地给儿子炒了一盘,朱雨辰却不吃。朱妈妈说:“你看,妈妈选鸡毛菜手都裂口了。”一听这话,朱雨辰“吧唧”把筷子一放,“咱俩没法过了,你会把我搞死!”甩下这句话,夺门而出。
故事听到这,戴军已经笑得快把自己按在桌子上了,而一旁的李静扶着他的胳膊,也笑得双肩直颤。如果单就这个鸡毛菜事件,俩人不会笑,也不该笑。但如果和节目前半段朱雨辰讲的其他故事联系在一起想,就能发现这对母子的可爱与无奈。
1998年朱雨辰考上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朱妈妈陪他去报到,帮他办好了入校的一切手续。本来说好在人前叫他“小雨”,朱妈妈却临阵反悔一口一个“乖儿子”叫个不停。中戏宿舍外是满墙的爬山虎,几乎把窗户都遮住了,朱妈妈怕爬山虎里有虫子会爬到宿舍里来,就想用开水把爬山虎给烫死。朱雨辰及时制止:“你烫完我也该被退学了。”朱雨辰在中戏读书的那几年,每当有人问朱妈妈有什么愿望,她就说最大的愿望是“送儿子不哭”。有一次她在家中洗油烟机托盘,边洗边哭,哭了几个小时。后来朱雨辰毕业留在北京发展,朱妈妈从上海老家搬来与他同住。“现在我能做到不哭——我天天守着他,我就可以不哭。哪怕他不在家,但是离他近一点,我心里踏实。”朱妈妈说。
演员是这样一群人,一年12个月,可能有11个月都不在家。戴军问朱妈妈,朱雨辰不在北京的日子,她怎么打发时间?朱妈妈的回答是:“上贴吧。”在那里她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儿子的新闻。不过如果看到有留言说儿子坏话,她就会立刻愤怒地喊:“这个人是谁?一定要查出来!这个IP地址是什么?要查出来,把他踢了!”除了贴吧,60多岁的朱妈妈几乎对朱雨辰在网上的一切行踪了如指掌。有一回朱雨辰两天没更新微博,朱妈妈就问他:“为什么不写微博了?”朱雨辰心想,“不就两天没写,怎么了?”谁知朱妈妈掏出来一个本子,“啪”地放在他面前。打开一看,竟然从自己的第一篇微博开始,每一条都被抄了下来。朱妈妈还威胁他,“你要不写,我就抄你博客去。”
与贴吧、博客、微博相比,朱妈妈花最多时间的其实是投票。只要是被她发现有儿子参加的评选,她都会陷入忘情的投票之中。朱雨辰说:“她一票一票地点,就那么坐电脑前,坐那么长时间。有时候我看了,真的非常非常心疼。我跟她吵过,为此事。我说你再碰那电脑,我就把电脑全都给扔了。年轻人像雕塑一样坐几个小时都受不了,何况她那个年龄的人。”
感受着有压力的爱,朱雨辰会排斥,但也感激,而这正是纠结之处。在节目的最后,朱雨辰感慨道:“什么是懂得爱的人呢?他懂得适当地得到回报。一味地付出,却不肯接受别人对你的一种回报或者说一种反馈,我觉得这种爱是比较自私的。”没有错,爱总是一个有解释力的词。然而当我们试图为自己寻找一份解释的时候,爱就已经变成一种借口。爱得如此浓厚,究竟是怕对方不够坚强,还是自己过于依赖呢?
60多岁的朱妈妈几乎对朱雨辰在网上的一切行踪了如指掌。有一回朱雨辰两天没更新微博,朱妈妈就问他:“为什么不写微博了?
其实爱的表达和做节目一样,不能太急,不能太满。每个话题间需要有一个片花来做“断口”,留时间给观众去理解、去回味。播放一段视频,也要先有画面,然后再慢慢地加音效,好让观众的情绪从容地跟进。在“超访”的审美观中,越是感性的故事,越是需要这样一种留白。然而,“超访”这两年遭遇了迷思——或者说这是所有电视节目的迷思——原本温和的情感节奏被收视率追赶得越来越急促,感官的符号刺激几欲打碎叙事。这是为什么?越是大举向前的时代,是否就越需要“快速有效”的方法和“物美价廉”的快乐?对此“超访”能够坚守的又是什么呢?维持电视叙事的最高品味吗?不可能,它是做不到的,也不会去维护审美的教条。《超级访问》是一档娱乐节目,它能做到的,只是不放弃自我。
这又与我们眼中的“爱”很像。我们不可能为了别人成为那些我们无法成为的角色,也不可能要求对面的人成为我们心目中的那个状态。在“爱”里面,没有妥协,只有你情我愿。
2010年刚刚新婚不久的罗嘉良和苏岩夫妇做客《超级访问》,讲述他们相遇、相恋与相守的故事。戴军问苏岩:“他有为你做出什么改变吗?”苏岩说,结婚之前,她曾给罗嘉良提过一个要求,希望他能够给自己做一桌菜出来。“我不要一个明星,我要一个实实在在的丈夫,能疼我,能爱我。”罗嘉良是不会做菜的,但为了对方,他真的是“做了太多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他学会了做菜,不过有一次为了给苏岩煎带鱼,他还是在自己的手背上烫出了一个大泡。至于洗衣服、换灯泡、打扫卫生这些家庭琐事,他也从最初的生疏渐渐变为得心应手。“以前我们讲,爱一个人,不要改变他。”李静说。“但我觉得应该反过来说,因为我老公爱我,所以他愿意为我改变。”苏岩说。
罗嘉良确实改变了,以前的他将工作视为整个世界,而遇到苏岩之后,他说自己懂得了怎样才是真正的生活。“其实我挺开心的,以前我什么都不懂,只会拍戏,可是我跟老婆在一起之后,我们会有假期,我们去三亚旅游。其他事情先不管了,歇一会儿吧。这样才是生活。”
节目现场,罗嘉良拿出一封“情书”送给苏岩,这是他刚刚趁妻子化妆时偷偷溜出去写的。一张大大的宣纸,毛笔在提按行收间便幻化出动人的诗句:“小池南畔木芙蓉,雨后霜前着意红。犹胜无言旧桃李,一生开落任东风。”这是吕本中的《木芙蓉》,苏岩在看到“情书”的一瞬间会心地笑了。罗嘉良说:“爱和字一样,是需要慢慢去品的。可能你第一次看觉得没什么。你慢慢看,就会觉得里面包含着我的爱。”不惧于用语言表达,有时不用语言却能更好地表达。
在节目最后,李静让两人说出对彼此的“誓言”。苏岩牵着罗嘉良的手说:“我希望我们现在是18、19岁。我希望是你的初恋情人。那样我们就不会有一二十年的时间是互不相识而白白耽误的。下辈子、下下辈子,我都会嫁给你。”不曾更早的相遇,或许是一种遗憾;而二十年各自的成长,不正是为了相遇后不再遗憾?没有那般的留白,又如何能有这般的浓烈呢?
罗嘉良确实改变了,以前的他将工作视为整个世界,而遇到苏岩之后,他说自己懂得了怎样才是真正的生活。深情的一吻,已说明一切。
李静说,爱是需要技巧的。无论对于亲情还是爱情,相处就像是抓一把沙子,抓得越紧,手里留下的越少。这种分寸感,看似清晰却又是很模糊的一个领域。究竟如何去把握,每个人自有不同的方式。对此李静尤记得2008年她与李亚鹏的那场对谈,随访反复阐释了婚姻中“个体”的概念。李亚鹏说在处理家庭的具体问题时,他是一个相对的主导。但从个体的角度讲,他喜欢用“相敬如宾”来定义他与妻子王菲间的相处模式。可能大多数人会认为,婚姻到了最后就是一种容忍与依赖,但那不是他的期待。“我希望我们到老了,大家还是可以有一定的距离感。这种距离不是生疏,而是让彼此保持一点独立性。”
李静深谙其意。她一直认为保留自己的隐私是对爱的尊重。李静曾在博客中写道:“我和老公结婚前,都有各自的情史,我们不认为这是问题,也不代表着曾经的我们不很专一。我们把它理解成一种过程,这个过程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缘分,正是这种缘分让我们在一起了。”很多时候,我们想用过往去对现在做出判断,但灵性导师克里希那穆提告诉我们,“经验不是爱”。我们不可能借由另一个人的表现来成全我们自己对爱的坚定,正如我们无法借由另一个人的付出来填补我们心中的幸福。克里希那穆提在《爱与寂寞》中说,“如果我利用你来满足我的快乐,那么你就变得非常不重要,因为我所关心的是我快不快乐。所以当我的心里只关心着能不能通过某人,通过某件事或通过信念来得到快乐时,我不就把这些方法变成短暂的了吗?因为我关心的是别的东西,更进一步地说,去把握住另一种东西。”我们希望“得到快乐”,同样我们希望“得到爱”,但“得到”的那一刻“爱”已不是爱,“快乐”也不再是快乐,都只不过是我们想要的一件东西。
李亚鹏说,他成立“嫣然天使基金会”的出发点没有大家演绎得那么伟大。而是作为父亲的他对女儿的一个很简单很单纯的感情。
爱不是经验,却可以在经验中得到体现。李亚鹏说,他永远也忘不了的一个情景是:他和妻子王菲的女儿诞生不久,他们搬到了新家。新书房里有一个长长的书桌,那段时间,还在坐月子的王菲就和李亚鹏一起坐在书桌前,天天上网查资料,打电话联络女儿去美国就医的事宜。“我可以出一个求医指南了。”李亚鹏说,“那一个月要办理签证护照,跟医院联系,寄病历,寄照片。所有的事情,要有中文,英文。”当时的情况他们还没办法去跟别人讲,他们必须俩人一起承担压力,一步一步完成那些烦琐的流程。而那张书桌原本只配了一把椅子,为了两人能一起做事就临时多加了一把在旁边。后来,李亚鹏依旧把两把椅子放在一起。他说,他可能永远不会再把那另一把椅子搬开。
李亚鹏和王菲夫妇发起成立了“嫣然天使基金会”。李亚鹏不喜欢人们拿他和“慈善”说事,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到达一个人生阶段去做真正意义上的“慈善”。“我这个使命其实很渺小,就是父女之间的一个使命。我有这么一个女儿,我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李亚鹏说,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出发点没有大家演绎得那么伟大。“我觉得就是我对女儿的一个很简单很单纯的感情。”
单纯,也是戴军对感情的理解,尤其是友情。首先这意味着不去刻意经营。戴军说,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段,我们总能与一两个人偶遇,但过了一段时间不再有实质的交集,变成两条平行线,那么也不必强作挽留。“合适的时间出现合适的人。朋友该来就来,不该来的时候你也不会多一个少一个。千万不要去期许一个朋友能够陪你走多久,这是不现实的。”2000年戴军曾接手过一个唱片公司,结识了一帮朋友,一说到吃饭那大家肯定是选酸汤鱼。于是那段时间,戴军天天贵州酸汤鱼,吃也吃不腻。但后来公司没有了,大伙儿散了,他就10年没再吃过这道菜。
对于朋友,不期望,因为怕失望,但有时一个远方的朋友却能让人大喜过望。戴军认识“才女秋微”比认识李静还早,当年两个文艺青年常常凑到一起胡吃海聊,2002年秋微还为《戴头戴脑》专门写了一篇后记。但是这两年,由于工作繁忙且又不在同一个城市,戴军和秋微加在一起的见面次数不超过3次。那一天是11月23日,戴军的生日,他一大早收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戴军,生日快乐。黄舒骏。”他吓了一跳,问:“是写歌的黄舒骏吗?”对方回复:“是,生日快乐。”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个短信,是“周立波”发的。然后在接下来的一天里,他就这么陆陆续续地收到了100多个短信祝福,都是各路名人发来的!戴军彻底懵了,许多人都不在他的通讯录名单中,而且他也不记得自己有如此大规模地宣传过自己的生日。到了晚上12点,他收到了秋微的短信:“这一天的惊喜够吗?”于是戴军明白了,这事是秋微干的。她以前做经纪公司,公司通讯录上有分量的人很多。但没想到她竟然会短信给这些人:“今天是我好朋友戴军的生日,希望你们能给他发一条生日祝福……”戴军觉得自己像做梦一样,他一边把这些短信一条一条抄在日记本里,一边想,“这一年的惊喜,也够了。”
两条平行线之间总是会有距离的,但距离从来不是导致平行的原因。这是“单纯”的另一层含义。苏威说,与朋友在一起戴军是机器猫,总是能从包里掏出各种各样的东西,瓜子,纸巾,点子,欢笑。他还被朋友封为“京城四大埋单狂”之一——另外三名空缺。但是,他需要很多独处的时间,他的内心有一个“小世界”,当他停留在那个“小世界”之中时,就没有人可以走进。
除了公事,戴军几乎不会参加任何与娱乐圈有关的聚会。他总是能在与这个圈子保持一段距离后,再以自己的方式从圈子里结交朋友。他喜欢“淡如水”的交流,或者像某些人所言,“精神上的分享”。但只有一个人是不同的,戴军说李静是他唯一的“人间烟火”。戴军愿意无条件地听李静废话,这可能与早年间两个人一起骂无良广告商的共同情感经验有关;戴军愿意被李静带跑题并且一路跑很远,这可能和两个人都爱吃爱玩爱旅行有关。然而,即便是“人间烟火”,戴军和李静也绝不是无话不谈的。
对于这一点,李静心中亦是了然。她从来不会要求戴军和她一样去生活和思考——她很少在戴军面前谈到经营、投资抑或营销这类字眼。她珍惜那份固执的“单纯”。“我觉得戴军身上很多东西是我骨子里的。他现在拥有这样的状态,我很开心。只是现在的我不可能抛下很多,像他那般简单地生活。”李静说。有人问李静,你做电子商务了戴军还在做主持,你们有得聊吗?李静说,这个问题很好笑。“我不知道,如果他真的跟我一样的话,我们俩还能不能做朋友。”
其实李静和戴军当然有得聊。有一天半夜,李静心血来潮在家看起了马特·戴蒙主演的《天才雷普利》,激动之时,抓起电话就打给戴军:“这电影你看过没?”戴军说:“看过。”李静问:“我从半截看的,前面讲的是什么?”戴军就告诉她,前面讲的是什么。两个人聊了一个多小时后,李静说:“聊得好想喝酒。”戴军就说:“那我打车接你,带你去喝酒。”李静一怔。一、戴军是不喝酒的人;二、戴军是晚上不出门的人;三、这么长的时间,李静的家他一共就来过三次。光是想到这些,李静就打消了出去喝酒的冲动。“算了,太晚了。”她说。并不觉得扫兴,只是李静听到这句话就已经满足了,剩下的,留给距离去创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