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只需心生意念，而生意，则需要马不停蹄。李静一边制作节目，一边亲自去跑客户。她从没想过，自己会有一天坐在一大帮陌生人中间，做惺惺相惜状。在酒局上，本来只能喝二两，她一定喝四两，让对方觉得自己够义气。
我有选择性失忆症。曾经有记者问我“创业前三年是不是经常会苦恼？”我很苦恼地说：“想不起来了。”那记者又问：“就是最艰难的时候，你想什么了？干什么了？”我说：“最难的那段我给忘了。”也许会有人骂我装蒜，但突然间这么问我，我还真的是一点细节都回忆不起来。后来没人的时候我就自己想，结果想起来的画面全是吃、侃、睡！我竟然有一年的时间“有家不回”，天天和大家混在一起，每天开会、看碟、聊天，然后一群人在工作室打地铺，第二天再一起去吃东西、做节目。就是这样的生活，反反复复，模模糊糊，也不知怎么就能这么着迷，也许属于执迷不悟？果然，还是想不清楚。
——李静
李静说把《超级访问》做成，就像生了个难产的孩子。我说不对，是生了个哪吒。生他花了很长时间，一生下来就觉骨骼清奇，而且，他妈还叫“李静”！其实在我眼里，是这个孩子让李静有了独特的女人味。她平时头发不梳、妆不化、衣衫不整的，但每次去拉广告，总会华服在身红颜附体。出门前还要倚着门框说：“兄弟们，等我好消息啊。”而等应酬完回到工作室，妆也花了，头发也乱了，她就一个人默默缩在沙发里，无视周围的嘈杂，一双大眼睛持续放空。那一刻的她，有一种不自知的美，却和夜晚很配。
——戴军
看清残酷的挣扎
70年代出生的人很矛盾。他们自小接受的是理想主义的教育，却在成年后被投放到了市场经济的试验场。精神和物质从苍白匮乏走入极大丰富，也将他们卷裹着流向一条保守与解放交汇的河流。于是他们崇拜英雄，又厌恶权威；享受自由，又恐惧孤独；尊重生活，又嘲笑自我。他们是解构主义真正的拥趸。相比之下，80年代出生的人更懂得如何将个体的欲望合理化，无论是意志，还是感官。他们对各种社会奇观总是拥有强大的包容，同时又将自我定为世界的起点。
《小鸡捉老鹰》，是一个由“70后”和“80后”合谋出来的节目，质朴，却又带着一丝邪气。很难想象，但这个创意的确与李静的童年有关，与每一个人的童年有关。如果你也丢过沙包，跳过皮筋，玩过老鹰捉小鸡，那么你就会在心中产生一种莫名的共鸣——或许中国的电视真的需要一场游戏了。所以无须纠结这只“小鸡”具体是如何诞生的，有些意象早已被埋在了集体记忆的沟壑之中，而创意，不过就是“心生意念”。
199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李静风风火火地冲进工作室，将一盘带子丢到桌上说，你们快看看这个。几个人赶紧围过来一看，只见封面上写着《笑笑小电影》。这是美国的一个娱乐节目，专门在街上捉弄人，然后把路人的各种反应偷拍下来。节目中还插播了一些搞笑访谈，既有大人问小孩，也有小孩问大人，而那些小孩的回答往往更精彩，逗得人捧腹大笑。李静想，这个形式不错，我们的明星访谈也可以加入小孩的元素。一来李静对自己单独采访明星还是有点信心不足，毕竟做了7年体制内的主持人，马上要做一档“原创明星访谈”还是不太好拿捏火候；其次，把辛辣的问题丢给小孩去问，明星可能也不好黑脸；最重要的，这个形式在国内还没有人用过！
几番商讨之后，“李静加孩子”的采访组合被定了下来，而节目名称就叫《小鸡捉老鹰》。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找什么类型的小孩以及上哪儿找。对于前一个问题李静还没什么太具体的想法，只觉得这个小孩绝不能超过五岁，一过五岁就会被大人洗脑了。至于到哪儿找，当时互联网还不普及，只能用老办法，登报。李媛以前在《北京青年》做记者的时候认识一个广告部的朋友，人家一看这几个人也不容易，就帮忙在中缝登了一篇招聘广告，李静象征性地给了几百块钱。发了招聘信息，没地儿招也不行。李静眼珠子一转盯上了自己的老同学。这个同学的老公是卖医疗器材的，在西直门桥下有一个门店，于是李静就拜托人家到时候把前台腾出来给自己“挑孩子”。到了面试那天，所有人都傻眼了——竟然来了几百号人，都是爸爸、妈妈带着来的。果然大家都觉得，出名要趁早。经过一番甄选，李静留下了几个中意的，开始培训。后来她选定的那几个小孩都火了，有个叫吴旭的小女孩，在《离婚十年》中演了一个不错的角色，还有一个成了广告小明星。
《小鸡捉老鹰》的录影棚就选在西直门，200平方米。因为资金吃紧，李静根本没办法“大制作”，她再次盯上了自己在北电的同学和校友，请他们免费打造舞美与镜头。当时就用快餐盒贴成了背景墙，凹凸不一的墙面上被涂上了一层银粉，整个摄影棚立刻就不像在地球上了。
除了要为布景费心，实际上李静要在节目制作的各个环节亲力亲为。策划、主持、道具、广告、发行，甚至还要帮着组织现场观众。有一次观众没联络好，节目就要开始录了，观众席上连半个人影都没有。等嘉宾蔡国庆到了现场，观众还是没有到位，急得李静浑身冒汗。就在这时，她突然想到录影棚就在一个电教中心，有学生正在上课。于是她对编导说：“要不这样，我们跟老师们商量商量，让学生们别上课了，来我们这做观众？”这招儿是没办法的办法，但事已至此只能硬着头皮去了。电教中心的老师听完李静他们的来意，有点为难，“学生们都是花钱来上课的，这件事还是要听他们自己的意见。”老师走进教室问在场的学生：“你们是愿意看《小鸡捉老鹰》节目呢，还是愿意上课呢？”学生们很痛快地说：“愿意看节目！”眨眼的工夫，一教室的学生就都转移到了录影棚。有惊无险，节目如期开始。
经过几次录影，李静发现自己是对的。那些辛辣的问题，孩子们需要提前背下来，虽然艳艳为此必须追着他们满录影棚跑，但一到台上，小孩们变得特聪明，咬着衣角就能问出“章子怡姐姐，你到底跟那谁有没有谈恋爱啊”之类的问题，而且完全不像是背出来的。不过也有被嘉宾倒打一耙的时候。一次羽泉来录节目，一个男孩问了他们一个问题，羽泉不想回答，这小男孩还要问。就听嘉宾突然提高了嗓门道：“小弟弟，你拉锁拉上了吗？”小男孩低头一看，好像真没拉。顿时全场笑翻。整个过程一刀未剪全播了，要的就是这最自然的反应。
李静还亲自为这个辛辣的节目做了一首主题歌，《说吧》。她请来一个摇滚乐队和孩子们一起唱，歌词相当直接：“说吧，请你大声告诉我，不要装腔作势……”录完歌李静抱着素材剪了好几个晚上。她其实不会剪片子，一屋子人没一个会的，当时胡博也还没来。“我自己来剪。”她现在想来都后怕，那可是一个MV啊，怎么能是自己干的事呢，那时候真是什么都敢抡。
李静台上逼着嘉宾说，台下还要逼自己说。《小鸡捉老鹰》是做出来了，一屋子人大眼瞪小眼，这要在哪播啊？这时候，一个朋友给了李静一张全国有线电视台的名录。李静一咬牙，就开始一个一个地给他们打电话，只要对方稍微有点兴趣，她就赶紧坐着飞机、火车地去找人。“你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你们节目怎么那么闹啊？”这东西有人看吗？“对于这些问题，李静的方针是，说！说不清也要说。于是她说，”你们就白播吧，把广告时段给我们。如果三个月没赚钱，你们就停了它。“这主意打动了不少台领导。
前阵子，一个地方台的台长到东方风行去参观，一见李静特别激动。他拍着李静的肩膀说：“刚刚上楼前我都还不知道，这家公司是‘小李静’的。我想起十年前你背着包，拿着录影带来我这，一通说，还不让人插嘴。”李静心想，没错，我当时的经典台词是“给我一个机会，我还你一个奇迹”。那台长眼睛已经有点泛泪了，继续道，“你知道吗，当时那么多公司提案，人家拿着PPT，你就一张嘴。可后来我们还是跟你合作了，因为你执着。”
如果说执着就是一个台一个台地去磕，那当年的李静确实执着。她除了执着，也没有别的武器了，就这么一点一点地把发行网给织了起来。节目总算有地方播了，广告却卖得不理想。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营电视公司都是这样，既要把节目推销给电视台以获得播出平台，又要推销给广告主从而获取收益。可以说广告收入就像一条生死线，决定着民营电视的存亡。然而李静只顾带着自己的团队打磨节目内容，没时间也没意识去建设自己的营销团队。节目上线一个月后，会计跟她说，咱账上就剩2000块钱了。李静心想，坏了，节目第二阶段的制作费没着落了。把各个台的广告时段汇总起来，价值超过了1000万，这要是能卖出100万也行，但实际上只卖出了几万，根本不够填补制作成本。为了节目和制作费的事，李静和李媛也会发生争执。李静是一个感性的人，妹妹李媛却是相对理性的人，所以当李静想要“感情用事”的时候，李媛就会站出来提醒她要冷静。这样一来两个人肯定少不了要辩论，但其实她们的目标是绝对一致的，那就是要让节目活下去。遇到的坎儿要一起过，面前的狭路也要一起闯，有时候李媛表面上和李静“斗嘴”，背后却是一路不疑的支持。
在“钱”上困难重重，也不能降低节目的水准，这就是李静和李媛的共识。然而偏偏在这个时候，节目内容也出现了一些状况。李静发现，有些深一点的问题让小孩子来问，嘉宾很容易出戏；另外，孩子们做节目久了也油了，少了几分最初的天真。节目要进一步调整，但又没有钱。虽然此时的《小鸡捉老鹰》减少了童言无忌的成分，开始了李静和戴军男女双人搭档主持的模式，但这个模式也没有招来广告商的青睐。
创意，只需心生意念，而生意，则需要马不停蹄。李静一边制作节目，一边亲自去跑客户。她从没想过，自己会有一天坐在一大帮陌生人中间，做惺惺相惜状。在酒局上，本来只能喝二两，她一定喝四两，让对方觉得自己够义气。好几次喝完酒回去就吐，吐完又哇哇哭，哭完擦干眼泪再继续开策划会。
这一切，戴军都看在眼里。一次，李静穿了件后背深V的晚装，化了个大浓妆就准备出门。戴军问，你去哪儿。李静说，我去拉赞助。戴军说，别喝太多。李静说了句“行”，转身出门。戴军看着她离去的背影，美丽而清冷。晚上8点钟，大家都还在工作室没走，李静突然从门外冲进来，一头冲进办公室，关起门就大哭。戴军进去拍拍她的肩膀，李静一仰脸，妆都花了，“你说我容易吗？本来做一个主持人好好的，现在却要看别人的脸色！”“谈成没？”戴军问。“没有。”李静摇摇头。“下次把露背的深V反过来穿就行了。”戴军说。李静一听，转而破涕大笑。
王朔写过一篇文章，李静看后真的是心有戚戚焉。文中提到了王朔自己搞公司的经历。她简直太能体会那种感觉了：没有共同语言也要和客户在饭桌上相见恨晚。临走还要目送着客户的车远去，在风中摇着手，其实心里想的是，哥儿们快给我钱吧。
这些经历对李静来说非常重要，她越来越明白客户究竟要的是什么，而自己要的又是什么。以前自己总是在被梦想折磨，现在却是在被现实撕扯，其实理想和现实从来都不曾单独存在。李静也隐隐地感觉到，有些弯路可能是自己必须要走的，为了公司，为了节目，就暂且把尊严装裤兜里吧。
这时候有个广告公司找上门，说可以给李静两百万，然后把一年的广告时段都包下来，他们有一个广东的大客户。李静觉得这样挺好，自己可以专心做节目了。但李媛有些担心，这么大个广告公司连台车都没有，每次都坐地铁来，怎么看都像骗子。李静说，没事，这叫勤俭。于是就把合同给签了。谁知道合同一签对方就开始磨叽了，资金迟迟不能到位，李静就成天追着人要钱，得到的答复却总是“再等一等，客户还没给我们打钱呢”。又过了一阵子，李静觉得不能再这么不清不楚下去了，就决定去跟对方摊牌。结果到那公司一看，傻眼了。办公室都找不着了，一帮子人全跑了。李静的心都凉透了，当时她已经为节目欠了一屁股的债，这时候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却折了。
李静知道，自己已经连傻眼的时间都没有了，必须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她带上助理，风尘仆仆地赶到东莞，找到了广告公司背后的那个客户。客户说：“我没跟你签合同，是他们把钱卷走了”。李静说：“是这样，他们卷了您一半的钱，还有另一半您要给我们。节目全都播了，您也看了，是不是？”这些广东老板喜欢喝功夫茶，天天都喝，李静就连着一个星期每天坐在对面看他们喝。人家说：“你喝点茶。”李静说：“我不喝茶。”人家说：“你回去吧。”李静说：“你给我钱，我就走。我还要回去做节目。”最后，客户说：“就十万块钱，你回去吧。”李静很难受，但还是接过钱，走了。她想，有总比没有强，而且节目还要做，不能在这干耗着。
回去以后，她心里憋屈，就问戴军：“我是不是特傻，把人都想得那么美好？”戴军说：“没有，不好的一堆儿被你赶上了。咱们诅咒他们，明天公司就破产！”“对，太缺德，铁定要遭报应！”于是两个人一起把这帮“孙子”骂了个痛快。
这之后到了发工资的日子，竟然没有一个人要钱。戴军也不要，还反过来请工作室的大家吃饭。其实在李静最难的这段日子，也是戴军最难的时候。而说到“傻”，他比李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戴军正在和经纪公司闹解约。经纪公司的人还给全国各个电台打电话，“戴军的唱片约在我们手里，你们如果敢请他去唱歌，我们就告你。”这事要是碰上别的艺人，才不管呢，该演出演出，该唱歌唱歌，那合同条款本身就有问题，还说不好是谁违约呢。但戴军特老实，他觉得唱片约确实在人家手里，不能再唱歌了。不过还好，还能做主持。戴军说，人在窘迫的时候看到另一个人的窘迫，就会有一种同命相怜。
但李静看到的是两个人的“快乐”。无论遇到多么糟糕的事情，她和戴军似乎都能当成段子讲出来，而且永远是从一个人的相声变成两个人的小品。一次李静被叫去陪客户唱歌，一回来就跟戴军说：“今天那傻帽儿唱歌了。”说着还比画起来，“我还给他鼓掌来着。”戴军问：“哪个傻帽儿？”李静想了想，说：“唉，我是傻帽。”
其实李静和戴军一直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所以他们会永不放弃善意；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所以才能更放肆地拿烦恼开涮。这种情绪也感染了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那时候大家不拿工资还能整天笑得脸疼。李静说：“戴军是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出现的。他的主持，让人笑，他的笑，让人勇敢。”
那时候，有个人和戴军一样站在她的身边，这个人就是她的好朋友兼戴军的经纪人，苏威。苏威是南京女孩，1994年从南京大学的英语专业毕业。当同学们纷纷踏入外贸、银行，以及企事业单位的时候，苏威却到南京电台做起了DJ。1999年一个偶然的契机，她加盟江苏卫视的《超级震撼》节目，成为了一名艺人统筹。也就是在这个节目上她认识了戴军，后来成了他的经纪人。只要在北京，她就会跟着戴军去录影，自然就加盟了李静团队的麻辣宴席，并成为了李静和戴军两人共同的朋友。
在苏威眼里，李静和戴军都属于“很简单”的人，乐观，又对人不设防。遇到一件很难的事，也会说难，但你永远在他们的眼睛里看不到绝望。2001年，江苏台准备推一档新节目。苏威跟台里的关系一直不错，听到要招标的消息就立马告诉了李静，“这个咱们可以试试。”可要竞标就要先做个样片出来，租棚搭景以及制作的钱都要自己先出。苏威很清楚，那段时间李静公司账面上的钱从没超过1万块。于是她对李静说：“静，我有十万块，你先拿去用吧，就这么多。”李静一愣，不知该说什么好。她没要这笔钱，而是选择向手头更宽裕的朋友借，不过她对苏威说：“够朋友。”后来，苏威又找了个台湾的导演帮李静打造新节目。人家台湾导演对居住条件要求很高，李静心想，我哪有钱给人订宾馆租高级公寓啊。没想到苏威说：“静，那个台湾老师住我家就完了，租房太贵。”于是，苏威从自己在北京的房子里搬出来，和李静在工作室打起了地铺。经过一番认真的折腾，样片获得了台里的认可，一笔制作费随即送到了李静的手上，解了她的燃眉之急。这档节目播出后的收视非常理想，尽管播出的周期并不长，却为李静今后与电视台的深入合作打好了伏笔，同时也让她更加体会到了“朋友”之重。
在李静的字典里，除了朋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词语，“口号”。经历了这乱糟糟的一堆事，她总算理清了思路：做好节目不是只把节目做好就可以的。于是她背着自己的大包继续游走在各地的电视台和广告主之间，她不怕困难，她只怕自己在困难面前麻木。她时时用各种“口号”来刺激自己的心脏，也刺激团队的神经。“你们一定要知道，咱们将来一定能成为最牛的制作公司，我一定会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主持人！”办公室里，散兵游勇们弱弱地望着李静，眨眨眼说：“姐，你这又喝多了吧？”李静说：“事儿还没成，我不敢醉。”
尼采说：“个体必须始终在社会中挣扎求生，才能使自己不至于幻灭。”如果你哭过，伤过，痛过，骂过，失望过，那么你至少并非虚无。而按照李静和戴军的逻辑，人都是在挣扎的，但大可不必把自己讲得那么可怜。生活很残酷，但它让你看轻了残酷，如果你也曾遭遇逆境，那么你就会明白。
混搭
2000年，“谈话节目”成为了一个想象力的容器。这种在美国被称为“talk show”的电视节目类型仿佛在一夜之间唤醒了中国电视人的谈话冲动，让一种原始的交流欲望在紧迫的社会氛围下找到了更为宽广而舒缓的出口。至此，“脱口秀”为大众娱乐注入新的意涵，中国电视进入脱口成风的时代。而在这一具有萌芽意味的时代节点，各种各样“说”与“访”的节目呈现出一种“乱炖”的状态，固有的边界不断被打破，不同的符号与情境相互杂糅与交融，从而调制出千差万别的节目性情，也折射出大时代的复杂众生。
同时期的谈话节目各有姿态，《实话实说》以群体现场对话来展开社会生活的不同风貌，《锵锵三人行》用三个“老友”的闲聚回归“围炉聊天”的本味，而《艺术人生》则是透过主持人与明星嘉宾的共叙往昔，带出泪水与人生。在这样的背景下，“综艺娱乐”和“访谈”的结合又能够在摧毁中建立起什么呢？
2000年的一天，在小西天的李静工作室中，一盆“乱炖”刚刚出锅。茄子、土豆、大白菜，已经被炖得难分彼此，大家一起呼呼地冒着热气。这是一群人的午餐。他们刚刚结束了一场讨论，讨论的主题是即将进棚录制的新节目，节目后来的名字，叫《超级访问》。
几个月来的连续讨论，是从《小鸡捉老鹰》向《超级访问》的过渡。这段日子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有些虚渺，跑掉的广告代理再也没找到，李静抵押了自己唯一的房子，戴军与唱片公司彻底分道扬镳，连艳艳也经历了一段“被欺骗”的感情，唯有做饭阿姨每天中午的“乱炖”是非常现实的味道。而那一刻，当众人望着一桌子的白气，感觉自己也快要被蒸发掉了，只剩下一个转速异常的大脑思考着几天后的石破天惊。李静拿起筷子，大声道：“开饭！”
2000年6月，在长达半年的商讨与筹备之后，一档名叫《超级大明星》的访谈节目终于进棚了。那一天真的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形容，“乱石穿空过，惊涛拍岸起”，横批：“什么情况？”
第一场的嘉宾是何静。上场前，戴军有点紧张，李静对他说：“记住，咱们的节目叫《超级大明星》，不是《超级大赢家》，待会儿你别说错了。”戴军点点头。音乐一响，俩人“噌”地冲出去，只听戴军大声说：“欢迎收看《超级大赢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个错误根本不算什么。何静一出场，还没说两句话就被迫与李静、戴军共演了一个荒诞小品，还有一个工作人员套上白大褂，冒充大夫给她量体温、查心跳。等进入到访谈环节，就更热闹了。何静一边聊着自己的事，戴军一边在旁边“伴唱”。比如，何静聊到曾经的一次分手，戴军就说，“这个可以用一首歌来表达你当时的心情。”然后他就开始唱，何静也唱。而李静则是“哗”地从座位底下拿出一把玩具弓箭，就开始满场乱射，美其名曰为何静伴舞。整个现场炸锅一般。
节目结尾，一个盖着红布的大箱子被推到了节目中央。李静说：“何静啊，我们送一个礼物给你，但是没那么容易拿到！”这可是节目组非常得意的压轴桥段：一个大玻璃缸里放上螃蟹，再把要送的礼物，一枚厂商赞助的戒指埋到螃蟹堆儿里，让何静徒手去捞。可偏偏在这一环节也出现了状况。只见李静把那红布一扯，顿时傻眼了——玻璃缸是很大没错，但里面只有几只小河蟹有气无力地在爬，戒指也完全没有“被埋在里面”。李静只觉得自己胸口有点闷，她果断地抓起几只螃蟹盖到戒指上，没想到螃蟹们又没心没肺地爬开了。这时候还是何静比较通情达理，把手伸到玻璃缸里一阵摸，“好害怕啊！”一边说一边“心惊肉跳”地把戒指取了出来。
硬撑着把节目录完，所有人都累坏了。送走何静，当天晚上还要录制第二场，嘉宾是尹相杰，大家的心都前所未有地悬到了半空中。自认完美的计划，却在关键道具和环节设置上出现了问题，还能再糟糕一点吗？更重要的是，被综艺元素占领的访谈真的合适吗？李静见大家都是一脸的颓样，决定召开紧急会议，重新讨论第二场录影的方向。
而第二场录影的编导是艳艳，她看到第一场的惨烈，敏感神经爆发，把所有的道具都挨个仔细检查了一遍。其实上一场是“主综艺”，她负责的第二场是“主访谈”，这是录影前就定好的，可没想到上一场“综艺过度”了，看来不可控的因素太多，要小心，不然前期那么多准备就都白费了。
当初在定第一次录影嘉宾的时候，李静就说：“请尹相杰吧。”艳艳说：“对！请过他好几次上《小鸡捉老鹰》，他都不上。这次一定要把他磕下来。”李静笑了：“主要是我跟他熟，咱们能拿到第一手的资料；而且说过火了，他也不好意思生气。”两个女人顿时产生了一种“杀熟”的快感。
艳艳第一次见到尹相杰本人是在一个录音棚。他正在录音，艳艳就坐在外面的椅子上等他。椅子的另一端坐着一个漂亮的女人，一问才知道，这是尹相杰当时的女朋友。艳艳心头一乐，赶紧靠过去跟人家攀谈起来。过了一会儿，尹相杰出来了，见两个女人聊得正欢，就说咱们去吃饭吧。艳艳就跟他们一起去吃饭，吃完饭又回到录影棚。尹相杰在棚里工作，她就和他女朋友聊，等尹相杰一休息，她就凑过去跟他聊。结果这一天，尹相杰工作到很晚，一出来看到艳艳竟然还在，就问：“你还不走？”艳艳说：“我还没问完呢！”当初开策划会的时候，大家就想，怎样才能呈现“不一样的明星”呢？那一定是明星生活中的另一面。“所以我一定要跟着你。”艳艳心里想。接下来的几天，艳艳堪比尹相杰的随身保镖，几乎是他走到哪儿艳艳就跟到哪儿。尹相杰实在忍不住了，给李静打了个电话：“你这是要做什么节目呀？把我祖宗十八代都问遍了？！”
后来艳艳还跟着李静采访了尹相杰的朋友们，这是艳艳的第一次“超级外拍”。由于以前没有做过外景，更没有与明星的亲朋好友打过交道，所以这第一次行动，采用的是“人海”战术。李静亲自出马，带上李媛、艳艳，还有一个摄像，一共4个人，扛着机器就出了门。两拨人本来约在一个酒吧，可等李静一伙人兴冲冲地赶到约会地点时才发现，酒吧已经倒闭了。尹相杰的6个“发小”已经全部转移到了附近的一家餐厅，干等着艳艳给他们打电话呢。艳艳心生悔恨，我怎么能不把自己的电话留给他们呢？！幸好接下来的采访都很顺利，几个北京爷们儿把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以至于尹相杰在节目录制中不止一次地说：“你们这是从哪找到的？”“这是谁说的，我急了啊！”“做完这节目我就找他们算账去！”
如果艳艳能预知尹相杰的这些反应，可能她的心里就会有点底。但彼时，她却只能向上天祈祷：千万别丢脸！而与此同时紧急会议的结果也出来了：第二场不唱歌不做游戏，就是纯聊天。没过多久，尹相杰就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录影棚，录影开始。艳艳在监视器前看着镜头里走出来的李静和戴军。上一场的录影显然让这两个人有点崩溃，所以到了第二场他们的表情和动作都夸张了许多，几乎是失眠症患者所表现出的那种强硬的亢奋。尤其是李静，恨不得嘉宾刚说两个字，她就能哈哈大笑起来；而且每次放到外拍内容，她都会使劲儿一拍桌子，撕心裂肺地大喊一声：“请看，大——屏——幕！”
李静：你觉得自己是实力派还是偶像派？
尹相杰：都是吧。
李静：实力加偶像？
尹相杰：有好多人都愿意学我，那就是偶像派。
戴军：好多人，谁？
尹相杰：我们邻居呀！（观众笑）
戴军：假名表是尹相杰最爱收藏的东西。
尹相杰：我从不戴。
戴军：我没有说你戴。
李静：爱收藏，你有多少块劳力士？
尹相杰：你要吗？
李静：我不要，我就想知道一下。
尹相杰：我发现好多地方卖表特便宜，也是名牌，它还走得挺准。
台上的热闹让艳艳看得有些心疼，好在尹相杰的语言状态比想象中好很多，他非常知道主持人想要的是什么，尽管是两个半疯癫状态的主持人。等录完节目，倒是尹相杰亢奋起来了，不肯走，一个劲儿说：“你们的节目这么做下去，绝对要火了。”李静一听，眼泪差点掉下来，赶紧把上一场剩的那几只垂死的螃蟹送给了他。
两场节目录罢，大家一致认为，第二场比较正常！但还是有个问题，节目不能叫“超级大明星”，太有阴影。艳艳翻开之前的工作笔记，“超级接触”“第一次亲密接触”“贴身访问”等等五花八门的名字都跳了出来，可总觉得这些名字够耸动，却不够精彩。这时候大家都可以肯定一件事，“访问”是这个节目的本质。那究竟是什么样的访问呢？“不一样的访问。”李静说。于是，那四个字几乎是从所有人的脑海中跳了出来——超级访问。之后节目停了一阵子，改掉了一些毛病，改动了一些细节，再等到第二次录影，《超级访问》就正式登场了。“超访家族”至此开始了自己开疆拓土、精耕细作的时代。
要耕作就要有人才。“超访家族”在两年间一直处于广招贤士的状态。2002年的夏天，一个叫白琳的女孩穿着高跟鞋出现在了工作室的大门前，正好撞见穿着凉鞋短裤的艳艳。她是来应聘“编导助理”的，不过在被艳艳带进大门前，她并不知道“编导助理”为何物。毕业于辽宁省警官高等专科学院的她，学的是和电视八竿子打不着的法律专业。但是从大学时期开始白琳就非常喜欢李静和戴军，这一年她来到北京找工作，恰巧在电视上看到了《超级访问》的招聘广告，就决心放手一试。但心意已定的白琳又犯愁了，要怎么写简历呢？毕竟自己对电视一窍不通。思来想去，她决定实话实说。不过简历打印出来，总觉得这张纸上少了点什么。最终她拿起笔在简历的结尾处写下了一段刘德华在《爱君如梦》里的台词，然后便满意地把简历投了出去。
“你会打字吗？”艳艳问。“会。”白琳老老实实地回答着艳艳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面试的过程与结束都水波不兴。坐在回家的车上，白琳心里倒并不着急，她的脑中只是不断闪现着那一间“居民房”，没想到《超级访问》就是在那里制作的，还有客厅里的沙发床，看样子是刚有人起床。正浮想联翩，白琳竟接到了艳艳的电话。“明天能来上班吗？”“可以。”白琳真心佩服这样的效率。当然很久之后艳艳才告诉她，那份手写的台词实在是太帅了。
白琳来到《超级访问》不久，以编导助理的身份接收到了大量的求职信函，其中一个署名“RAYYY”的观众这样写到：戴不停大哥，李八组姐姐你们好！！！现在访谈节目那么多，能让我每期等着看的只有你们了！真得很棒，那种朋友式聊天总是能让明星们说出一些跟别的访问不同的东西来。每一次，总有很多地方让我自己对着电视傻笑到奶奶来检查我是否发烧。对了对了，差点忘了，你们节目组是要招人吗？要求只是吃得少，睡得少，干得多吗？这些完全没有问题啦！为了能变成你们的一分子，我可以不吃也不睡也……
李静说早期的“超访家族”确实有很多人都曾是节目的粉丝。当然，有人会写信到“超访”自荐，就会有人写信给“超访”表达对节目和主持人的喜爱，以及“一些意见”。似乎要提前进入一个不确定的沟通氛围，《超级访问》每次开场，两个主持人都会肆无忌惮地跳一段“开场舞”。这是李静的主意，她的韵律感不错，可对于肢体僵硬的戴军来说，舞蹈和体操是一个范畴的东西。于是画面就变得很有冲击性，戴军永远踩不到节拍，而李静坚决不管他，自顾自地拍手，旋转。于是就有观众来信说：“你俩能不能不跳？”他俩就跳得更欢了。
还有服装。戴军说：“我实在想不明白私底下品味不差的李静为什么总能在节目中把自己打扮得莫名其妙。”那时候，李静还留着短得不能再短的刘海，短到“挑战中国女主持人的极限”。至于戴军，则是“超访家族”眼中的“好色男人”，因为他最常穿的永远是花衬衫、花衬衫、花衬衫。“我主持‘超访’一定会穿得很正式。”他总一脸严肃地说。因为早期俩人都是自行准备衣服，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月5期节目，有3期俩人的衣服特别搭，简直不谋而合；而另外2期，就会有走错录影棚的效果了。
《超级访问》对“道具”的狂热也是最早的节目传统之一。李静和戴军拿的“羽毛笔”可谓一笔多用，不仅能被用来在台本上做勾画，还能用来“威慑嘉宾”，李静有时也拿它扇风，据说这笔在节目中一经亮相就在北京卖断货了。节目中曾经出现过一个黄色的手掌形沙发，是艳艳的得意之作：“这样嘉宾就逃不出咱们的手掌心了。”后来很多商场纷纷出现了“山寨”版。还有就是嘉宾身边一定会放一块手帕。那次陶晶莹来，感叹道：“你们节目好特别，人家都是递餐巾纸擦汗，你们放一块手帕。”李静说：“那是给你擦眼泪的。”陶晶莹也很幽默：“是吗，那我只好‘先哭为敬’了。”
有一阵子，每到下午五六点钟，一帮人对完台本就开始坐到地上忙着做“星星”。这些星星相当于现在的“手牌”，背后有机关，可以把手套进去，前面则写着“×××，我爱你”之类的字样。到了录影那天，这些星星会被分发给观众，让他们在现场适时地挥舞，增加气氛。可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后，艳艳突然醒悟：“这东西让做喷绘的广告公司弄不就行了吗，还自己又画又粘的忙个什么劲啊？！”这道理一被说破，大家都有点懊恼。可现在想来，“超访家族”的默契，还真是有股“一起做手工”的味道。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团队。似乎每个人都是杂家，十八般武艺样样敢耍。最早的四五年里，几乎所有的节目配音全是导演自己上。主要是当时盛行的“晚会腔”和“港台腔”，都不大匹配节目的气质。他们也曾找过专业的配音演员来做，可每次李静的哈哈大笑之后立马接一个稳重浑厚的男中音，怎么听怎么诡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时间太紧张。“超访”的粗剪片基本上都是晚上10点进行审编，然后一审就到半夜，第二天就要交成片，上哪儿去抓配音呢？只能把当班的导演给刨出来了。
除了配音，“超访”的员工也要会演戏。为了呈现“不一样的惊喜，不一样的感动”，节目经常会将嘉宾的某些“光荣事迹”拍成一支故事TV。这些故事TV中的情景再现往往带有一些夸张的演绎，从而留给现场嘉宾一个解释的余地。而就在嘉宾和主持人就某个事实争辩的时候，节目本身的张力和趣味就出来了。于是，为了成全“超访”的幽默，以及那种“招手就演，出门就拍”的行事风格，大批员工做出“牺牲”，成为了打酱油小分队的一员。公司里的一个司机，是“爸爸专业户”，永远在TV中扮演嘉宾的爸爸。还有一个制片主任，经常在小片里客串门童。
所以说“超访”是生动的。它如一匹脱缰的黑马，跑离了访谈节目的大群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态。而最重要的是，它只用了三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就实现了对传统访谈范式的破坏。
在《小鸡捉老鹰》时期，主持人和嘉宾是坐在一起的。环形的舞台中央摆着茶几，人都围着茶几坐，典型的“客厅情境”。可俩人总感觉不对劲，老是要侧着脸去看嘉宾。李静说：“我想要和嘉宾面对面。”可在当时的录影棚，两组人要是围着茶几面对面，镜头非常不好给，所以导演组就尝试着让主持人和嘉宾之间稍微拉开距离。后来这种形式得到了戏剧性的演化。“超访”第一次录影那天，道具给尹相杰借的椅子稍微有点矮，李静、戴军的椅子又稍微有点高，这一高一矮差出20公分。再加上录影棚本身的场地设计，使得主持人与嘉宾之间隔出了相当一段距离。于是等到节目开场后两边一落座，李静、戴军把手往桌子上一放，立马就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而对面的尹相杰则是多了几分“受审的郁闷”。如此，阴差阳错的座位安排导致了出乎意料的采访效果，导演们开心死了，决定将这种“对峙而坐”的状态保持下去。之后，“超访”经过了几次换景，主持人与嘉宾之间的距离时远时近，但这一对话形态几乎没变。那最初的20公分，以及椅子间的距离，也成就了“超访”游刃于犀利与亲切之间的独家手法。
很多人说，“超访”的人是不按常理出牌的。这就像是在说，没人知道这帮人下一秒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其实，标新并不是为了立异，他们的大部分路数都是很合理的，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不按常理出牌：要么他们太清楚自己拿了一副怎样的牌；要么，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拿了一副怎样的牌。
何炅是“超访”2001年第5期的嘉宾。在正式录影的前几天，艳艳按照惯例对他进行前期采访。那一天正好赶上何炅在西单做新书签售，艳艳就和他约在那里聊天。下午，当艳艳和摄像大哥来到西单图书大厦的门口时，惊呆了。只见人山人海，把整个书店门口的空地都占满了，还哪里找得到门进去。一打听才知道这些人都是排队等着见何炅的粉丝，有的人一大早就来了，已经在外面站了好几个小时。可保安对他们说，人这么多根本没办法进行签售。艳艳看看表，已经2点过10分，看这架势签售会恐怕要取消。就在这时，从人群中的一个角落传来一个声音：“何炅！”瞬间，现场炸开了锅，人流不断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涌，艳艳高举着话筒，感觉自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往前推去，再一回头，就根本走不出来了。她听到远处传来哭声，有粉丝大叫道：“根本不是何炅！我们要见何炅！”一时，呐喊声四起，人群的激动情绪飙升到极点。就在这时，艳艳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她对着身边人说：“我们过两天要录何炅的节目，你们要是真想见他就把联系方式给我吧。”这话一出，一大群人“唰”地都把脸转了过来，开始朝她这挤。“我要去！我要去！”艳艳感觉自己都要被挤得脚尖离地了，摄像大哥也早已被挤得不知去向。这种反应艳艳始料未及，她现在想起来还会背后冒汗，“我是性情中人，看到他们一群小粉丝挺不容易的，就觉得可以帮帮他们，根本没想那么多。这事要搁现在我是打死也不敢干。”远处的摄像大哥高举着机器，把这混乱的一幕全都拍了下来。粉丝们在艳艳面前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嘶吼着，哭诉着，直到保安无奈地把艳艳从人群中拎了出来。
当几天后何炅在大屏幕上看到了这个画面，看到了粉丝在混乱中对他的“表白”，他哭了。一颗清晰的眼泪从眼角流出，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非常明显的泪痕。随后，三个在外拍中出现过的粉丝被请到了台上，为自己的偶像怯怯地送上了祝福与礼物。突然间，艳艳觉得自己或许做对了一些事情，而这与嘉宾是否流泪无关。
节目在北京台和各地电视台上线后不久，《北京晚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超级访问》是电视界的一匹黑马。其实黑马，就是不一样的马。当时益智类节目正充斥荧屏，这篇文章却预言，访谈节目将要崛起。李静有自己的比喻，“在我看，超访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姑娘，她的美丽是天然的，只不过被人从村里拎到了舞台上。”“黑马”也好，“村里走出来的姑娘”也罢，大体都是有点“野”的，超访用它的“野”走自己的路子，它就是传说的“野路子”。
不仅做节目是这样，推销节目也是这样的套路。当年，电视节在上海举行，门票一个人就要两千，一个展位更是要好几万。李静和戴军摸摸口袋，真没钱。可对于节目的全国发行，这个展会又是决不能错过的机会。怎么办？李静想，泥腿子自然有泥腿子的办法，去了再说。遂拉上戴军和自己发行团队的两个助理，勇闯上海滩。
展会第一天，李静和戴军就站在大门口，看着别人往里走，等待时机混入。一会儿工夫，果真让戴军看到个熟人，他立马上前给了那人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互相寒暄着走进了展厅。再看李静，果断掏出手机，一边假装打电话一边往里冲。经过保安身边时，她突然抬起头与保安四目相对，同时大吼道：“不行！不行！没什么好商量的，事情就这么办了，好了，我到了，不说了！”保安一怔，不知这女的什么来头，也没敢伸手拦她。迟疑的片刻，李静已气场十足地冲进了大厅。
俩人算是都混进来了。李静抬眼看戴军，示意他别慌，先看看什么情况。戴军回了她一眼，低调着呢。这次行动，实际上有两套方案。如果有机会，李静当然是想测试一下自己节目的市场反应；如果没机会，那至少可以逛一逛，了解一下市场情况。通常电视台的客户参加这种级别的展会，都是奔着知名制作公司的节目来的。李静和戴军知道这个规律，所以更能把姿态放低，没事，咱就是来“试一试”深浅，“看一看”苗头的。说来也巧，俩人正逛着，李静突然看到一个拍电视剧的朋友，他有一个展位。他们凑过去跟人打招呼。“你们也来参加电视节啦？”朋友问。“嗯，瞎转，你看我们也没有展位。”李静笑着说。“这样啊，你们或许可以在我的展台旁支个桌子。”朋友说。“真的么，那太好了！”李静对戴军一挤眼，立马从身后的大包里拿出了一大摞东西。没几分钟，一个小展台就出现了，传单，名片，节目样带，齐活儿。朋友在一旁看着，“这架势……谁跟我说没准备我跟谁急。”于是，俩人笑呵呵地坐在小板凳上摆起了摊，一天下来，到展台前咨询的人真不少，而且还有几个看过节目的记者对他们做了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