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会结束后，他们又得到了一个情报：有一家制作公司，要在酒店搞一个晚宴，邀请了所有电视台的人参加，据说花了几十万，阵势很大。“静姐，他们也要推一个谈话节目，也有知名主持人，明显是跟我们对打。你看咋办？”助理问。李静沉默了几分钟，突然说：“好，机会来了。”
那天夜里，李静、戴军和两个助理一行4人提着一只大皮箱进了一家酒店。只见几人径直走到了一楼的咖啡厅，坐下喝起了咖啡。此时，对面的宴会厅里，一场气派的节目推广晚宴正在有声有色地举行。两个助理都有些焦虑，时不时地发出叹气声。李静拍拍他们的肩膀，让他们放松：“别担心，甭管晚宴不晚宴，是骡子是马最终都要拉出来遛遛。”
过了一会儿，宴会厅开始陆续往外出人，大概是饭吃得差不多要散席了。李静对两个助理点点头，两人随即提着那大皮箱来到了宴会厅的出口……“您好，我们是东方欢腾文化公司，我们的访谈节目特别好，请您回去一定看看。”每出来一个人，他们就凑上前去递一盘带子，带子上还附着名片。等人走得差不多了，带子也发光了。
李静这招真是毒。她太清楚游戏规则了：那些被邀请的人肯定都是在台里说得上话的，但不是唯一说了算的。因为但凡这些人拿回带子，他们必定都要经过集体观看，商讨，最后才能决定用不用。与此同时，假如你在高级酒店的高级宴会厅刚吃了一顿高级晚宴，出门就接到了一盒节目带子，那你肯定也不会轻易就把它随手扔掉吧，这样显得多没教养。而只要自己的带子能顺利地被拿回台里，那成功的概率就会翻倍增长！因为这节目绝对是匹千里马——纵观整个计划，李静只有在这一点上信心十足。
从酒店里出来，上海的夜晚突然下起了雨。李静觉得好冷，一丝凉风吹过她的鼻尖，惹得她长长舒了口气。戴军笑着说：“走吧，我妈给你们准备了大闸蟹！”一群人立刻欢呼了起来，火速前往戴军家消灭馋虫。到家一看，戴军妈妈足足做了一大盆的螃蟹。几个人边啃边聊天，心情变得异常好。李静说：“你看他们花钱了，快乐。咱们没花啥钱，带子也发出去了，咖啡也喝了，现在螃蟹也吃了，不是也很快乐吗？”几个人嘴里嚼着螃蟹，猛点头。“该做的咱都做了，接下来就交给命运吧！”李静终于喊出了那天的最后一句口号。
结果没过几天就有电视台陆续给李静的团队打电话，商量合作的事情。可以想象这个带子在众多电视台的反响都是非常好的，看来上海滩没白闯。至于电视台的积极姿态，李静倒是一点也不意外，“所以说，好节目就是好节目”。
她意外的是，自己始终忘不了上海那场雨。印象中那一颗一颗落下的雨滴异常沉重，几乎敲碎了她的外壳，露出了内心深处的脆弱与疲惫。对于实力，名气，还有所谓的手腕，她从来不愿深想，她怕自己真的会后悔。然而这些内心的挣扎，她是绝不会让自己的搭档及伙伴们知道的。所有的情绪涌到嘴边，都变成了励志的口号，“冲动者事竟成！有些事情想得太明白就做不成了！”
李静式的疯狂激励着自己，也影响着团队，一众人的疯狂行径不断发作。2003年，“超访”录了四期节目，本来没有冠名商。但是等到节目录好后不久，广告部的人就说，冠名签下来了，对方还说这四期也想做。可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四期节目都已经录完了，嘉宾不可能回来再被你采访一遍，怎么办呢？众人想到了唯一的解决办法：以假乱真，录一场没有嘉宾的节目。
录影前，导演组从原来的四期节目中调出对应的画面，重新恢复了现场布置，还把李静、戴军的穿着、发型统统按照原样复原。但最难的是观众的复原。当时，有一群观众就坐在李静、戴军的身后，但凡是他们俩的中景，肯定都会带到这些人。所以他们也要“复原”。然而，这些观众都是临时找来的，彼时在哪里根本无从知晓，所以只能上演“模仿秀”了。录影当天，导演们把自己家里能找到的衣服全都拿来了，对着四期节目的原始画面，开始给现场的观众“化妆”。“有一期，坐在第二排中间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穿了个绿色的衬衣。可我们几个人都没有绿衬衣，就给他套了件绿毛衣。”艳艳回忆着当时的情景，“尤其是静姐和戴军哥背后直对着的那几个人，一定要做到七分以上的相似。”最有趣的是，有一期坐在两个主持人中间的是一个留着三七分短发的女人。现场实在没有合适的演员，导演组就干脆找来了一个广告部的男孩，他也是三七分，再戴上眼镜穿上妇女的衣服往那一坐，猛一看，真像！
说是重录一遍，其实只是把带到冠名标识的一些镜头补录一遍而已。也就是说，导演组把对应镜头里出现的词儿都扒下来，主持人把这些词重新说一遍。然后等补录完，后期就将这前后两次录影的素材都进行重新剪辑拼接，神不知鬼不觉地对节目完成了“篡改”。
这就是“超访人”才干得出来的事情，也是在特定时期才能够成立的心态与结局。与其说这些原始表现力，巩固了“超访”的某些特质，不如说它们沉淀为一种更深层的动机，与现实环境一同影响着“超访”的改变，或者不变。但这些毕竟都是日后的映照，那些年，他们真的没有想那么多，那些年，他们只是玩工作。
偏执与共生
“你们挺了不起的，这事你们都发掘了。”
这是凤凰名嘴窦文涛2002年在《超级访问》中所说的话。在做客“超访”以前，他从未上过任何访谈节目。而他对导演说的第一句话是：“生活中的我，没有屏幕中的我一半爱说笑。”这位以幽默、犀利著称的主持人为什么会在生活中有完全不一样的性格？窦文涛的语气越是肯定，编导艳艳就越是想要发掘，谁叫两边都是颇有些偏执的人呢。
艳艳想要采访他在凤凰台的同事，怎奈这些人都在香港，相隔万里。最后节目组找到一个在香港做电视的朋友Mackle，由他来协助完成采访。经过多次的电话沟通，艳艳将采访大纲发到了Mackle手上，让他开始行动。同时艳艳也开始对窦文涛在北京的朋友进行采访，并且对窦文涛的“身世”进行了360度无死角排查。
Mackle与窦文涛是认识的。为了不让他对采访有所察觉，他只好鬼鬼祟祟地出没在凤凰台。一星期之后，采访完毕。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拍摄的带子要怎么送到北京来呢？影像资料是不允许邮寄的，当下又没有朋友顺路从香港来京。思来想去，Mackle和艳艳没辙。算了，“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俩人最终决定把带子交给窦文涛带过来。“这只是一盘普通的带子，你只要将它交给我北京的朋友即可。”还不忘补上一句。
随着录影时间的临近，艳艳也完成了对一堆资料的抽丝剥茧，并最终剥离出一个不一样的真相。她的眼前已经可以看到李静、戴军与窦文涛在节目中的碰撞，这是值得期待的一期。窦文涛在录影前一天抵京。节目组安排了车去接，艳艳郑重嘱咐司机：找到窦文涛，要带子！两个小时后，司机打来电话，“窦文涛说他手上没带子。”艳艳心头一惊，“不过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叫Mackle的人。”天啊，吓死人了。不过这位香港特派员同志的工作真是“做到家”了。
窦文涛：我就觉得你们这个节目比我们那个节目好，一句话都没说，大家就鼓掌。
李静：哎，骂人啊？
戴军：你那个节目不带观众。
窦文涛：这样的节目容易兴奋，容易两腿打晃，特别紧张因为不太适应。我平常做的，没有人看，所以这么多人看我就有点……声音都变了调了。
戴军：今天一定要请多点观众让他腹背受敌。
李静：遵命！
这期节目很成功。窦文涛在快结束时说：“我觉得你们这个《超级访问》真是名不虚传啊，我做节目没这么花心思过，去挖掘一个人隐私。”李静说：“这怎么叫挖掘隐私，是挖掘一些故事！”这段对话当然是主持人与嘉宾间的调侃。而对于“超访”而言，“故事”与“隐私”最大的区别是，它并不调侃。
窦文涛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好玩模仿“口吃”，结果变成强迫症，成了真正的“小结巴”。直到上了初中，他经历了一场不一样的“语言革命”，改变了自己的一生。那天，老师宣布了一件让全班同学大跌眼镜的决定——让文涛代表班级去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他很珍惜这个机会，每天都拿着演讲稿背。“我背得都到了那种程度，让我妈妈从任何一个自然段的倒数第一个字开始问，我倒着背。”
上战场的日子到了。这是他第一次上台演讲，在全校师生面前，在那个巨大的足球场上。看着前面选手的表现，文涛的心中愈发忐忑不安。快上场了，他有点想上厕所，可刚走到厕所门口，就被老师叫住了，对他又是一番鼓励。文涛急着上厕所却不好意思说出口，这时他听到了老师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好，该你上场了，去吧。”站在讲台上，对着下边黑压压的一片人，文涛觉得自己完全到了另一个世界。不过第一段他背得很好。他有个习惯，背第一个自然段的时候，想着第二个自然段的头一个字。“我只要想起头一个字，下面就顺了。”可就在第二段快背完的时候，问题出现了，他怎么也想不起第三段的头一个字了！大脑一片空白。足足三十秒钟的时间，他就站在高高的讲台上望着大家，沉默。然后，一股暖流开始从裤子里往下流，一瞬间他就像想起了什么，猛地扭身冲下了讲台，一直冲出了校门。
“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你夺步而逃？”戴军问。“尿裤子了。”窦文涛说。“主持人也是人嘛，你还尿过床呢。”李静说。“我什么时候尿过床啊？！”戴军一脸委屈。“人在极度紧张的时候，都会觉得有点变异。”窦文涛说。
什么叫“默契”？笑的时候一起开口笑，严肃的时候一起托下巴。同时、同地做着同样的反应和动作，既可爱，又欢乐！
葛优素以“笑死人不偿命”的冷幽默著称，当他推掉所有其他访谈邀约来到李静戴军的节目，一到后台就开始兴奋地讲起自己最近的趣事儿。即使工作人员的跟拍镜头步步紧逼，一贯低调的葛大爷竟一改过去躲闪的姿态，积极配合起来。
容颜不老的何炅，数年前还是观众眼里的“快乐王子”。快乐王子也有不是很快乐的童年，在那一期的节目中，他第一次说起自己的童年糗事。善良的他，挨了打不仅不反抗，获得反抗机会时还在反思“打人不对”的原则问题。
素颜范冰冰，大大方方就在节目中亮相了。范冰冰生性豪爽大气，从小喜欢为女孩子打抱不平，坦言自己并不欣赏女孩子的“唧唧歪歪”。
后来他就不肯去上学了，任凭父母怎么劝，都不去。没办法，父母就强行把他押去学校，可他始终觉得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着他，非常难受。课间休息，一群女同学在一起聊天时发出一阵哄笑，他也会立刻觉着她们是在笑自己。就在他感到自己的世界即将黑云压顶、万劫不复的时候，那位推荐他参加演讲比赛的老师又站出来了。她对文涛说：“虽然你上次没背过，但前两段还是朗诵得相当好，我算你一个名额，让你去参加区里的演讲比赛！”看来这位老师真的很有胆量，文涛更有胆量，他同意了。比赛前，他足足在厕所里待了十分钟，后来，他拿了第三名。“珍惜任何一次当众出丑的机会。”这便是窦文涛的人生格言。他说：“你都已经不要脸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成功之前，必先看轻自己。这份对奋斗的理解，于李静、戴军心有戚戚。个体心理学家阿弗雷德·阿德勒（Adler）曾说，“人类奋斗的动力来源于克服自身不足的强烈愿望。”人，生而自卑。这种自卑感即是个体对自身缺陷的觉知。只不过有的人选择了忽视，有的人选择了抗争。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窦文涛成为了脱口秀主持人，李静开起公司做老板，戴军则成为了“最有文采的主持人”。成功，或许从来都不在乎你是谁，而是你想怎样。这样看来，梦想永远比现实技高一筹。
模特吕燕是麻雀变凤凰的传奇人物，比起光鲜的当下，“超访”更关心她的过去。“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生活。”当被问到自己在江西的老家时，吕燕说她喜欢端着碗在家门口吃饭的日子。那个贫乏的山区滋养了她最初的质朴与狂野。其实关于“过去”，也是李静和戴军曾遭遇的问题。李静对此的回答是，“不用销毁什么，那是我的进化论。”而戴军说，“光鲜的是未来，不是过去。”
决定只身去法国发展的时候，吕燕完全不会法语，英语也只会一些简单的口语，最重要的是她身无分文。“你怎么就敢去？”“如果我不去，我就连一点赢的机会都没有了，对不对？我如果去，管它成功不成功，我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吕燕说。于是，她提溜个大箱子就去了法国。由于语言文化上的障碍，吕燕几乎成了“哑巴”，她就靠着一个“快译通”与外界生涩地交流，并支撑自己奔走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独自生活，面对竞争。她实在弄不明白在法国的超市里，洗洁剂和食用油有什么区别，于是在第一个月她仅靠吃白煮蛋过活，“一个月吃了一百多个鸡蛋。饿了就剥一个吃。”彼时的艰辛被她轻描淡写。她只是告诉自己，要坚持下去，留在巴黎，为了那些鼓励她的人那些等着看笑话的人。这种“异乡”之感让人遥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李静盘着腿坐在出租屋的床上，墙上老旧的空调机不时发出嗡嗡的巨大声响，她吸着鼻子望着身边的好友，说：“我不走，我要留在北京，我要成为中国最牛的主持人。”
吕燕式的奋斗，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执着。事情发生的起点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投入，必是全情；纵然疲惫，亦可尽兴。重提过去是李静和戴军惯用的谈话方式，但如何面对嘉宾的过去，《超级访问》有着它的独立态度——直面它。也正是因为这份难得的率真和放松，《超级访问》和超级模特吕燕之间产生了超级的默契和尊重。
模特吕燕是麻雀变凤凰的传奇人物。比起光鲜的当下，她的过去更耐人寻味。
吕燕在国内没有经纪公司，也没有经纪人。所以请她来做节目的过程也有点戏剧性。本来艳艳对于如何能联系到她是一筹莫展，但她突然想起一个人——歌手孙浩。“我跟吕燕并不熟，只是在PUB遇见过几次。我都没留过她的电话。真是很抱歉，帮不上你们了。”孙浩这条唯一的线索也断了，这事估计要黄了。但“超访”的初创团队有着一种共同的异类素质，就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一定要再往前多走一步。于是，艳艳想起自己曾经在李东田的工作室里看见过吕燕的海报。她拨通了李东田的电话：“请问您知道吕燕的联系方式吗？”她迅速说明情况，还没顾得上喘气就听对方说道：“她就在我旁边。”
事情似乎已经峰回，而就当艳艳以为要路转的时候，吕燕却说，按计划她在“超访”录影的前一天就要回法国。“5分钟之后我给你回电话。”还没等到艳艳的对策，吕燕先走了一步棋。5分钟后，吕燕打来电话：“没问题，我录完你们节目再走吧。”“为什么？”几乎是脱口而出这三个字，可一说完艳艳就后悔了。“朋友们说《超级访问》是好节目，上了再走吧。于是我就向法国的公司多请了一天假。”吕燕的回答倒是自然。这几分钟的接触让艳艳觉得吕燕是一个很直率的人，接下来的前期采访和节目录制更加证明了她的直觉，这个不会掩饰的女孩，却也有着不受干扰的坚强，她在节目中的谈笑让观众仿佛看到了青春的另一种快意与沉重。
而节目录好后，觉得有点沉重的是白琳和胡博的眼皮。节目初始开播，逐渐走上正轨的那段时间，“超访”的工作量骤增，整个团队7个人已经很久没有在晚上11点前下班了，胡博更是几乎天天睡在公司。因为他总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白琳说他特奇怪，一到晚上两眼放光，把节目声音开得巨大盯着屏幕剪片子，像中邪了一样。而等到活儿都做完了，他就噗一下躺倒在沙发床上，人事不省。睡姿相当奇怪，始终维持着脸朝下趴着的状态，一动也不动，远观就像一张虎皮。白琳心里一直有个疑惑，这么睡不会被憋死吗？有一次，节目临时要改片子，白琳和另外一个编导硬是轮流叫了他四个小时，才把他给真正叫醒，而且醒后他对这四个小时的对话一概不知。在外人看来这种睡法实在太古怪，但只有“超访家族”的人知道，这是由于严重的睡眠不足造成的。像极了曾经自组乐队的名字“极端分子”，沉溺于创意中的胡博十足一个极端专业分子，面对一幅画面或者一张图片修上三四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儿，一定要修到自己满意为止。于是乎睡觉就成了很后面的一个选项。
这一次，胡博已经四天四夜没睡了。“超访”加上公司为江苏卫视制作的那档节目，已经让他的任何沉溺都达到了极限。他就趴在财务室的地毯上，就像昏了一样，睡得沉重。就在这时，李静从外面走进来，一不留神差点踩到地上的人。“正找你呢。”李静赶紧把胡博叫起来，“那期节目电视台说要修改一下。”她心里其实很过意不去，但没办法这事只能胡博做。把迷迷瞪瞪的他按在机器前，李静跑去冲了一杯咖啡，“辛苦了，喝点咖啡。”胡博怔了一下，眼泪差点掉下来，这可是静姐第一次给自己冲咖啡啊。接过咖啡，他还没喝就已感觉振奋许多。本来打算很豪迈地一口灌下，却突然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喉咙，呛了一大口。胡博疯了，“静姐，你这是想杀我啊，那么大一块没搅拌开。”李静尴尬地大笑，心想，意外，意外。
就当胡博在“虎皮”与“充气活人”之间来回切换的时候，白琳正在兢兢业业地“发报”。在2002年，一边听节目录音一边扒词就是她每天最主要的工作。望着屏幕，戴着大大的耳机，手指还在不断敲打，确实很像个发报员。那个时候的技术绝对是对耐性的考验，白琳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首先，将一期节目转录成卡带，听着带子扒词；然后将第一稿的唱词打印出来，拿到对编机那去一边放节目一边校对；第三步是拿着改好的纸稿回到电脑旁，对应着在电脑里改好，就有了第二稿，然后就是再拿着打印好的第三稿，去对编机那一边放节目一边校对……白琳说，吕燕这期节目她把唱词来来回回对了七遍。“超访”每期节目有50分钟，这就意味着她不吃东西不上厕所不走动，光是盯大屏幕就要花上6个小时。尽管之后的技术有了很大的改善，不用再这么费时麻烦，尽管白琳之后从编导助理变成了责编，不用再做这么琐碎的事情，但她永远记住了那笨拙的姿态，她说，要做“超访”，就要会一点一点地去啃一样东西。那时候，白琳在家里陪父亲看“超访”，她竟然在每个人说话之前就把那句话一字不落地说了出来。因为这些对话，她已经听了无数遍。最后，父亲实在忍无可忍了，对她说：“你，上那屋去！”她只好悻悻地走掉。
如果真如窦文涛所言，《超级访问》“了不起”，能够发掘出一些不一样的故事。那只是因为在李静、戴军的背后有一个近乎偏执的团队，可以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创造线索，可以在四天不睡觉之后继续工作，也可以把一份30页的稿子不间断地来回校对七遍。
同一年，在窦文涛与吕燕的节目播出之前，“超访”曾经历过一次惊险的“24小时”，那一次的嘉宾主角，是费翔。当时一直在国外发展的费翔鲜少参加国内节目，那次回国主要是为他的新唱片做宣传。他的经纪人从上海打来电话，说费翔会在北京短暂停留，想通过一个访谈节目跟观众见见面，而他们选中了《超级访问》。李静一算时间，离费翔抵京不到一个星期了，也就是说只有几天就要进棚录影了。这种速度，并不是“超访”的一贯步调，但费翔又是很难请到的“腕儿”，实在不想错过。怎么办？最后李静一咬牙：“做！”
节目组霎时间忙成一团，有的负责查资料，有的专门找费翔的歌曲带子。艳艳负责采访亲友。她豁出去了，一天之内就扛着摄像机采访了6个人，但回来一看，对自己挖到的东西并不满意。大家立刻开会研究对策。“要不咱们采访张小燕、林忆莲还有费翔的妈妈，这些人绝对有料。”有人建议。艳艳摇摇头，以她的经验，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采访到这些人太不现实了。这时候，突然有人说：“要不采访杨澜？她在美国时与费翔挺熟的。”这个想法不错，杨澜就在北京，可是要怎么找到她呢？节目组这次果然打了114。查到了杨澜公司的电话，打过去，那边人却说杨澜太忙，不接受采访。艳艳一听不死心，又千方百计地找到了杨澜司机的电话，对着人家司机好一通说。后来这位司机把情况转述给了杨澜。杨澜说，她正在中国剧院主持一个晚会，如果要采访，就只有晚会中间休息的10分钟。艳艳一看表，自己现在赶过去是来不及了，她只好打电话给“超访”的其他同事求助。正好有一个编导就在那附近，接到电话立刻赶到晚会现场。10分钟的中间休息，这位编导拿着摄像机就冲了上去，简单对杨澜说明来意就开始进行采访，旁边一圈记者都投来了羡慕的眼光。六七分钟后，杨澜转身上台继续主持节目，采访结束。这一仗打得漂亮。到了录影那天，当通过大屏幕看到杨澜出现时，费翔也不禁惊讶地问：“杨澜这么忙，怎么也有时间？”
一期好的节目，有时确实需要点运气。但更多的，是运气来临前的准备。从“嘉宾确定”到“进棚录影”，“超访”对待这个周期的态度远比它表现出来的要谨慎得多。直到2003年，“超访”基本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工作流程”：
第一步：在确定嘉宾是谁以后，从网络以及各种媒体上搜集他的所有资料。浏览、消化、整理这些资料，形成一份10页的“人物背景资料”。
第二步：将现有资料所呈现出的人物经历，尤其是那些还可以挖掘的地方都总结出来，形成要点，每一点下面设置3～5个追问，最后得到一份2页的采访大纲。
第三步：拿着这份大纲去约见嘉宾，通过与嘉宾的沟通，重新梳理人物背景资料，并提炼出一份“人物性格分析”。至此，两份资料都要提供给主持人，好让他们对嘉宾有和编导一样的理解。
第四步：用一页纸详细列出节目所需要的各项资料及道具。比如朋友名单、影像资料、图片资料；节目现场需要的特殊道具、看板等等。这些资料有些需要嘉宾方提供，但绝大多数需要“超访”团队来共同落实。
第五步：写台本。在录影的前两天，外采全部结束，嘉宾能够为节目提供什么资料已确定，而主持人也将人物性格分析看完并做出反馈。这时再对台本进行一次修改。
第六步：在录影前，当期编导与主持人开会，从头到尾地对一边台本。
“超访”几乎没有类似编导工作规范类的东西，它没有什么模式，除了以上六个步骤。这也可以被看作是“超访”对访谈节目之“专业主义”的另一种探索。然而访谈的独特魅力在于，它是一种即兴的双向对话。节目组的资料做得再细，若嘉宾不肯开口，那也一样无法成就一个漂亮的话题。
如何让嘉宾开口？其实应该问的是，嘉宾为什么愿意在“超访”中真情流露？对此，不同的嘉宾也许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而作为“超访”的当家主持，李静、戴军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善良。他们曾经在一次《北京青年》的采访中说：“《超级访问》是一个善良的节目，我们也是善良的主持人。节目请来的都是名人明星，但无论他们多么风光，生活中也是普通的人。我们就是要用各种手段把他们作为公众人物没有表现出来的东西，挖掘出来呈现给观众。虽然嘉宾在演播室里被我们‘逼’得够呛，但他们都能体会到我们的善良，而不是直击隐私的肤浅暴露。”
看似照本宣科，其实是两个人性情与灵魂的深度磨合。
即使是在艰难的起步期，“超访”仍然保持着这份善意。“当我们在要一份收视率还是要一份善良间选择时，我们选择善良。”李静说。“超访”的每一个编导在见到嘉宾的时候，首先就会问：“你想说什么？你想要告诉大家什么？”然后再告诉嘉宾，作为观众我想看到什么，希望你能告诉我什么。这样把两种立场进行结合，既不会给嘉宾造成困扰，也会让观众看到一个真实的明星。
2002年《笑傲江湖》刚刚播出，“超访”想邀请定逸师太的扮演者李勤勤来上节目。艳艳负责和她联络，可几次通话她都说自己忙没有办法接受采访。直到一天晚上，她答应给艳艳30分钟的时间。可是30分钟过后，李勤勤并没有放电话：“妹妹，你人太好了。我必须要承认一下，其实我没什么事，我就是不想跟你们聊太多。”那一次，两个人在电话里聊了快3个小时。“你放心，我会整理出一个详尽的大纲给你的，那些问题你想怎么答就怎么答。”艳艳说。后来，李勤勤在节目中首度公开了自己与两任丈夫的感情故事，让很多人看到了一个不那么完美却真诚直率的女演员。那期节目的收视率非常高。
李勤勤在节目中首度公开了自己与两任丈夫的感情故事，让很多人看到了一个不那么完美却真诚直率的女演员。
艳艳还遇到过一个女明星，哭着跟她讲述自己的一段感情，包括她如何被动地陷入了三角恋的泥沼，还以为自己是正牌女友，结果却发现对方一直在欺骗自己等等。艳艳知道那一刻是她最没有防备的时候，只要自己想，就能挖出更多的第一手爆料。但艳艳对那女明星说：“这些在节目中不要讲。”那期节目录完，女明星又找到了艳艳，对她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做节目的人能替嘉宾考虑那些问题。”
当明星与普通人被刻意纳入两种不同的人生，人们就会好奇于那些光鲜后面的悲苦；而当明星与普通人拥有了某种相同的人生情境，人们就会感慨于那些悲苦后面的光鲜。故事不变，只是多了一个前提。
2003年，杨坤做客“超访”的时候，根本没想到编导能够找到那盘珍贵的老磁带。那盘磁带真实地记录了杨坤1994年来北京前那长达十年的迷茫心绪，以及音乐赋予他的痛苦与期待。“我是个很喜欢唱歌的年轻人，我叫杨坤。我总是喜欢一个人高声唱出心里的话，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让所有人都听到我的歌声。”
那时的声线是青涩而略带酸楚的，他清唱了一曲《再回首》。“我最大的痛苦是，老唱别人的歌，我最大的愿望是，让别人唱我的歌。”“今天你实现了，我们都唱你的歌。”李静说。她看到杨坤一时复杂的神色，惊愕，负气，激动，兴奋——远比单纯的喜悦要真实。
后来他们提到了一首歌《I miss you》。杨坤说这是他写给多年未见的朋友“点点”的。1996年杨坤还在北京的各个夜总会串场，常常居无定所。一天晚上，他结束了在保利大厦一个夜总会的表演，心里挺踏实，“终于有地方唱歌了。”可是演出费要到月底才结，那一晚他兜里已经没有钱了，也没有住处。所有歌手陆陆续续都走了，只剩他一个人在大堂里坐了两个多小时。正当他不知道该去哪时，一个当时一起唱歌的歌手点点，回家路过保利大厦，正好看到他坐在那，便走进来对他说，“就知道你没地方去。”后来点点把杨坤带回了家，点点的老公还给他们做饭，三个人一直聊到凌晨四点多。第二天点点还给了杨坤五百块钱。
杨坤在1994年曾经这么说过：“我是个喜欢唱歌的年轻人，我叫杨坤。我总是喜欢一个人高声唱出心里的话，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让所有人都听到我的歌声。”今天，他的梦想早已实现。
杨坤在现场讲述着这些往事，感动也跟着一点一点变得浓稠。他唱起了那首送给曾经帮助过他的朋友们的《I miss you》。“我都不知道，有一天见到你，是一个什么状态。我也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但是我希望，找一个机会我们能见见面。”他对着镜头对好友“点点”说出了心里的话。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杨坤被彻底撞击了——点点出现在了他的背后，就在他唱着《I miss you》的时候。“这是谁安排的？”他的双眼明显地瞪大，一副不敢相信的表情。
多年以后，李静和戴军仍然觉得这期节目属于珍藏版的感动。它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男人的奋斗和一段纯粹的情意。李静经常把这期节目推荐给朋友看。一个音乐人朋友在看完节目后竟泪流满面：“我发誓今后不了解一个人，绝对不做评价。”善良地呈现他人的生活，但又努力诠释活着的不易，“超访”出品的感动因情真意切而货真价实。
一个人一辈子多少会做几件别人不了解的事。2003年吴宗宪在“超访”节目中说：“人终有一天要长眠，所以平日无须多睡。”这位台湾本土综艺天王平均每天只睡两个小时，也是一个偏执的人。他总能够找到很多比睡觉更为重要的事去做，比如赚钱，比如工作，比如玩乐。而那几年的“超访”，似乎也在做着很重要的事，重要得让大家有时不愿睡，有时不敢睡，有时拼拼桌子就能睡。当然，这期间也会有人选择离开，正如有人选择坚守，每个人都必须尊重自我，却无法轻易否定别人的选择。“有人问我，你都赚那么多钱了，何必还要工作呢？这什么意思啊，你们怎么知道我不快乐？”吴宗宪说，他很满意自己的状态。其实睡或不睡，并不与荣华相对，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足够快乐。这个道理只要自己明白就好。
毕竟，如福楼拜在《爱玛》中所言：“这世上一半人的快乐，另一半人永远不懂。”
成功不是两个字
1980年，冬夜。中国吉林长春的一个露天冰场上，一个小小的身影正在冰面上静静地滑行，旋转，跳跃。此时的气温是零下三十摄氏度。月光有如凝结了一般直直投下一束，打在她的身上，洁白夺目。而在远处的围墙外，黑夜却迅速地聚拢，藏起一片无从知晓的旷野。
这就是陈露最初的舞台，那时她只有4岁。18年后，人们叫她，冰上蝴蝶。
1994年，陈露获得了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的金牌和冬奥会的铜牌，她一直试图在这项源于西方的运动中混入东方的元素，尽管这可能会影响裁判对其艺术表现的理解。但她成功了。一年之后，一段选曲自电影《末代皇帝》的自由滑让她从众多技巧高超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世锦赛的冠军。这也成为她整个运动生涯中最著名的节目。
“赢了以后，你当然就不希望输了。”当2002年陈露在《超级访问》中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表情淡然。“1997年的花样锦标赛，也是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可能在你生命中也是记忆比较深的一次，你得了25名。”李静见机将话锋一转。“那是最让我伤心的时候了。”陈露说。
“赢了以后，你当然就不希望输了。”当“冰上蝴蝶”陈露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表情很淡然。
1997年，陈露遇到了低谷。伤痛的困扰加上与教练的矛盾，让本就繁重的训练变得异常艰辛。大年三十的晚上，她站在漫天的大雪中，期望能有一辆出租车停下来，把她拉到机场，让她回家。可两个小时过去了，始终没有一辆车能为她停下来。她终于哭了，很彻底地把眼泪流了出来，直到一辆出租车停在她的身边，司机看着泪眼婆娑的她说，我送你，我送你！只是彼时陈露的眼泪已经关不住了，她就这么哭了一路，直到登上飞机，眼泪也还是不停地流。然而在飞机快降落的一瞬间，她立刻不哭了。她说，“我要以一个笑脸迎接家人。”
李静很能理解这个女人。女人与眼泪的关系很密切，但并非天生的朋友。资金欠缺，艰难运营，团队建设，节目改版，种种难题，常常会像沉重的巨石压于心头，无以疏解的时候，李静常常在车中播放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往前一步是人生，退后一步是黄昏，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歌声中，眼泪簌簌往下掉。她索性把音量开到最大，然后放声大哭起来，一直哭到家门口，抹干眼泪，没事儿人一样地进了家门。或许对于她们，陈露或李静，唯有夜晚，密闭的车厢，以及身后一片绚烂的城市，才足以令自己流泪。而唯有学会克制泪水，才足以展现那份孤注一掷的美丽吧。
所以，当1998年陈露再一次站在冬奥会的舞台上，并以一段《梁祝》获得铜牌时，她已经向世人做出了最好的说明：冠军可以是不同的人，但冰上蝴蝶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你是一个英雄。”李静很少在节目中如此评价一位嘉宾。“不管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你喜欢，你决心要去做，你就坚持到底，对你的人生充满希望，你会成功。”这是陈露在那一期“超访”结尾处说的话。
成功了吗？2001年，“超访”被安排在北京台每周六的下午播出，只有30分钟。到了2002年，台里主动把节目时长放到了50分钟，并且挪到了周末晚间的黄金时间播出。这算不算是一种成功呢？“算的吧。”李静和戴军非常明白彼此心中在想些什么。节目的影响力在扩大，运营却一直没有走出亏损。“成功”果然是一个很狡猾的东西，当失望越陷越深时，希望却又在渐渐逼近，于是在半明半暗间自我不断被催促着：“想要被认可”，想要破壳而出，就要顶破那层最厚最大的壳。
李静顶破第一层壳花了1年的时间。她说，那一年她很羡慕戴军。因为戴军敢在节目中讲笑话。可她不行，她怕嘉宾不笑。7年国家电视台的主持经历让她无法找到一种属于《超级访问》的语感。对于每个人而言，改变并不容易。你一直想要跳脱出的那种人生情境，也正是在不知不觉中被你所适应，这就是所谓的安全感。7天足够养成一个习惯了，何况7年。所以，每当李静将一大堆华丽的台词念完后，她总是第一个陷入困扰。台本上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环节，她都好好地完成了，却始终觉得自己没有在与嘉宾对话，只是问答。而彼时的戴军却全然是另一种状态，放肆调侃，插科打诨，两个字，就是松弛。
戴军将这种“松弛”解释为“异于常人的经历，练就异于常人的能力”。从漂泊深圳的打工者，到看尽三教九流的夜场歌手，再到一夜成名的流行歌星，戴军的生活阅历丰富至近乎驳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拥有了最“接地气”的表达方式。如果说1993年以前的戴军还是沉默的，那1993年在全国夜场“走穴”的经历就是他语言活化的开端。当时作为“表演嘉宾”，他不仅需要唱歌，还要与台下的观众热切互动，只有如此才能镇得住场子，拢得住人气。站在台上的40分钟，他最多唱四五首歌，其余的时间缝隙都要用即兴的聊天与讲笑话来填满。这样的舞台也让他学会了察言观色，在灯影明晦间捕捉台下人的真实需求。最终，当阅历变为才华，戴军的语态也得以形成。
李静和戴军的语境，一个源于多年供事国家媒体的习惯，一个来自长期混迹娱乐江湖的洗染，不同的过往导致了不同的出场。于是在《超级访问》的文本中，他们一个端着一个散着，一个抿嘴一个坏笑，各说各话，各表各意，依旧是两个语境。这着实让编导和后期剪辑很为难，为难到他们不得不把李静、戴军找到机房，义正词严地说：“静姐，戴军哥，你们看看被剪掉的部分吧。”看完了，整个机房一片安静。如果不是自己那么巧出现在画面当中，李静真不想承认这个节目是《超级访问》。很多本以为精彩的提问，却像直直抛出的板砖，生生砸断了嘉宾的话头，砸碎了现场的气氛。尽管最终剪出来的节目是流畅的，但真实的现场毫不夸张地存在着一种“跳帧”的感觉。“很多东西都没法用。”编导说。李静皱眉，她清楚，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绝对不是。
看着一屋子紧锁的眉头，戴军却一脸淡定。倒不是事不关己，只是他相信李静。那段时间，在节目上一看到李静拿出新闻主播的范儿，他就会想，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然后等下了节目和李静一起聊天、吃饭，他就接着想，这个人怎么这么会说话呢？于是戴军做出了一个判断：私底下的李静要比台上好玩一百倍。戴军承认自己是个“话痨”，但有时他和李静出去玩2个小时，李静可以一个人说1小时50分钟，最要命的是，她的一言一语总能把身边的人吸引住，很深很深地吸引住。所以，每当李静在节目上与自己“牛头不对马嘴”的时候，他只觉好笑，却并不担心。他也不给李静什么建议，只是坐在李静身边，在她试图发动“攻击”的时候，帮着补上几枪。他不着急。他相信李静只是被催眠了，她能把自己叫醒，只是需要点时间。
这个过程并没有让戴军等太久。李静很快就打破了那层壳，她渐渐在节目中讲起了笑话，不再为嘉宾和观众的反应而胆战心惊。“没有人能够帮你，只有你自己才能释放出那种幽默。”李静说。原来这种“幽默”是发自内心的，是她未曾丢失的，也是戴军所坚信的。而至此，两个人的默契才算是真正开始。他们不再做“发问者”，你问完一个问题，我再问一个问题，表面上看各有分工，实际上却是彼此的替补。“我俩总是不配合，不分工。”李静渐渐明白，最好的互动是无法刻意制造的。尽管原则上，李静需要负责走流程走框架，戴军在里面添油加醋，但往往他们会在现场随意地互换角色。比如戴军若是和嘉宾就一个话题聊开了，他就会把李静的问题也顺着都问了，而李静则会守候在一边，见机就“砸它一卦”，引爆情绪点。这样一来二往，他们似乎找到了一种“第三方的玩法”，也就是不用问题来引出嘉宾的故事，而是用两个主持人的互动把嘉宾的话拎出来。有时他们会先把嘉宾摆在一旁，对彼此来上一段采访；有时是一起讲段“相声”，在一捧一逗间抛出话题；有时甚至会成为“被访者”，接受嘉宾的反问。总之“第三方玩法”，让“互动”成为了访谈的内核。而李静和戴军也终于意识到，真正的默契，不是在意对方的眼色，而是在意自己的本色，这才是搭档的玩法。
戴军曾说，他与李静就好像失散多年的老友，突然又找到了，感觉很奇妙。就像周末站在王府井最繁华的大街上，在茫茫人海之中，李静毫不费力地一眼认出了他。“你怎么又穿身橙色的衣服啊？”李静问。“我倒要看看王府井谁能晃得过我！”戴军说。就这样，在李静心里乱七八糟的时候，戴军也把自己拾掇得乱七八糟，于是李静心里便有了一份莫名的踏实。她其实是感谢戴军的，这个搭档不会告诉她如何破壳而出，只是陪着她一步，一步。哪怕看不到未来，也至少有那么一团鲜亮的颜色让自己望向天空的眼睛不至于失神。
《超级访问》火了，似乎要验证一下两人的“人气”，李静和戴军拔腿就去了西单，故意坐在人如潮水的西单地铁口对面台阶上。“你不怕被人认出来啊？”李静问。“怕什么？”戴军反问。是啊，究竟怕什么？是怕被人认出来尴尬，还是怕没人认出来失落呢？李静也一屁股坐在了戴军的身边。眼前的地铁口不断涌出人来，一茬又一茬。只是大家都低头赶路，没几个人注意到他们。黄昏时分，终于有一个人走近他们，原来这人他俩都认识，是个同行。“你俩坐这干吗呢？”那人问。“听说今晚有流星雨，我们在看流星。”戴军说。那哥们儿一时语塞，望了望天，走了。身后，李静的脸上扯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随着周围的人潮消融在暮色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