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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康熙》 张研 著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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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幼时并不为父皇所爱，却意外地被推上皇帝宝座；他勤奋好学，志向远大，14岁即计除权臣鳌拜，夺回朝廷主权；他励精图治、宽民裕国，平藩伐准、横扫六合……这位十六、十七世纪堪称帝王英杰的大帝——康熙，在影视剧中被人们塑造得不是太虚狂，就是太平民；不是太高深，便是太世俗。
原来的康熙是怎样的人？本书作者张研教授以详实的史料、全新的视角和饱含激情的笔
触，围绕康熙冲龄即位、成熟与正位、精勤政务等方面的史事，再现了康熙在艰难险阻中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英雄本色；肯定他所创立的宏基伟业的同时，也指出他给中国历史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并且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一代英主的内心世界。于是，一个高傲的、杰出的、困惑的、痛苦的康熙跃然纸上。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这位少数民族出身的帝王具有超乎寻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较健全。
——余秋雨《一个王朝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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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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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研，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清史、社会经济史。著有《清史十五讲》（合著）、《18世纪的中国社会》（合著）、《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清代经济简史》、《19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合著）等专著十余部；《郑和下西洋》、《大小周后》等其他历史著作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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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人中龙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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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姓爱新觉罗，名玄烨，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个皇帝，1662年－1722年在位。康熙生活的十七、十八世纪，世界上正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时势造英雄，也造就英雄的对手。在一向平庸的各国封建君主中，此时突然涌现出一批伟岸之君，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二世（1661年-1685年在位）、法国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1661年-1715年在位）、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彼得一世（1682年-1725年在位）等，他们无一不显示出时代赋予的伟人性格，无一不创造出前无古人的业绩。
康熙，是与此同时，在中国上空闪耀的一颗同样夺目的帝王巨星。
康熙的文韬武略，远胜于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位君主。他雄踞九五、横扫六合，平藩伐准、恩威并施，有效地奠定了中华帝国的辽阔疆域，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高度统一。他励精图治、宽民裕国，发展生产、弘扬文化，使中国封建社会步入了发展的巅峰——康乾盛世。
康熙的所作所为，又仿佛远离于与他同时代的那些著名君主。他和他的帝国，在世界激烈变革的风雷烈火之中，似乎依旧保持冰清玉洁，至多有冷眼向洋看世界，却绝无热风吹雨洒江天。
外表的繁华，内里的悲凉；绝对的前进，相对的落后。同一时代，时代的差距；同属伟人，伟人的迥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事的沧桑变化，人们愈益为之感到困惑。
然而，这是从史载康熙事迹中产生的思考和困惑。这种思考和困惑太过沉重，乃至于忽略了康熙作为一个“人”的存在。
你能从这种思考和困惑中认识到，康熙——原来的康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不，康熙在那里往往只是一种象征，一个符号，一个千篇一律记载出巡、册封、祭祀、征战、任免等等的帝王本纪的传主。
那么，影视中的康熙是什么样的人呢？
《康熙王朝》里陈道明扮演的康熙，《康熙微服私访记》里张国立扮演的康熙，《鹿鼎记》里温兆伦扮演的康熙，《雍正王朝》里焦晃扮演的康熙……那些康熙太接近编剧和演员的本色。那些编剧和演员或者不知道历史、历史人物本身所具有的足以惊天地泣鬼神、震撼人心的戏剧性，而去挖空心思编造所谓的戏剧性；或者不知道，历史、历史人物的重要关节点，不能打文学艺术的旗号进行虚构，就像不能虚构关公战秦琼一样，否则只能制造认识上的混乱。他们以影视形象介绍给我们的康熙，不是太虚狂，便是太平民；不是太高深，便是太世俗……均似缺少内在的、只有康熙才会有的那种气质和魂魄。
那不是我心目中的康熙，不是原来的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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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康熙》 血与火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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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八日，玄烨，即后来的康熙帝，在北京紫禁城呱呱降生。
一个蒙昧无知的婴儿来到人世，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无论这婴儿长大后成为伟人英杰还是芸芸众生，他都不会记得初临人世时的情景，只有清醒的旁观者为他的出生感叹。
康熙降生在龙凤文化血与火的碰撞之中。
当他那崇拜凤鸟的剽悍民族从东北兴起，当拖着长辫的八色铁骑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一座座关隘城池，最后占据了北京金銮殿宝座的时候，龙凤文化便在古老的神州大地，在剃发、圈地、逃人令，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南明小朝廷的腐败糜烂的瞬息更替中，在东南、西南抗清斗争的此起彼伏中，进行着血与火的碰撞。
如果说，这些对于一个初生的婴儿来说没有直接关系，那么，问题在于，康熙至亲的父亲和祖母也在其时进行碰撞。康熙之父、清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自觉不自觉地代表“龙”文化，而康熙的祖母、顺治之母孝庄文皇后则理所当然地代表“凤”文化。
龙凤文化在紫禁城内碰撞，同样是血与火的碰撞。
那么，康熙是龙，还是凤？
康熙的生母佟妃佟佳氏，是龙的后裔。
佟佳氏的祖父即是清朝开国功臣辽东汉人佟养真。佟养真祖居开原，后迁抚顺。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进攻抚顺，他“擎家并族属来归”，受命驻守镇江（今辽宁丹东东北）。在一次明军袭击中，与长子丰年及属下六十人同时遇难。佟佳氏的父亲佟图赖原名佟盛年，是佟养真次子，隶属汉军正蓝旗。他在太宗、世祖两朝屡立战功，历任正蓝、镶白等旗固山额真及礼部侍郎等职，晋爵三等子。康熙即位以后，追封佟图赖为一等公，诏令母后一族由佟氏改为佟佳氏，由汉军旗抬入满军镶黄旗。
佟佳氏虽是旗人（后来是正式的满族旗人），非比“例不得及后妃之选”的一般汉人，但她仍是汉人，仍是龙的后裔。
康熙自信自己是龙。
像所有的帝王一样，史载康熙“天表奇体，神采焕发，双目日悬，隆准岳立，耳大声洪，徇齐天纵。稍长，举止端肃，志量恢弘，语出至诚，切中事理”。虽然康熙成年后方深知自己“生无异灵”，不过是因皇子而即皇位。
康熙自五岁开始，受的即是帝王教育。
每日拂晓，他穿四团龙补小袍小靴，由太监抱过乾清门的高大门槛，一本正经地和诸王一起入宫站班，而后入乾清宫西庑懋勤殿读书。面对“帝王政治、圣贤心学、六经要旨”，他“好学不倦，丙夜披阅，每至宵分”。这是心中的使命感使然，还是从生之境遇、书之义理中油然而生一种使命感呢？
顺治十六年，他六岁。一次，皇父顺治问起诸皇子的志向，唯有他坦然断然地回答：“待长而效法皇父，黾勉尽力。”
然而，在顺治帝的眼里，康熙被划归到凤的营垒。
康熙之母佟佳氏，大约在顺治九年或十年初被选入宫，其时正是顺治帝废后念头逐渐酝酿成熟，后宫斗争趋于白热化的紧要关头。
佟佳氏在这个时候来了，是孝庄皇太后为缓和后宫紧张局势、做出妥协姿态而给顺治送来的小小礼物。（是“做出”的姿态，还是为缓和满汉矛盾、安抚汉军而为顺治遴选的汉妃——又是可恶的政治婚姻？）不管怎样，顺治都本能地产生逆反、厌恶至少是戒备的心理。
因而，佟佳氏虽生皇子，却一直备受冷遇。特别是由于顺治帝五位博尔济吉特氏后妃均无所出，孝庄皇太后不得已而求其次，极力维护康熙，散布他生有“祥兆”、“必膺大福”，可能更引起了顺治的反感。
佟妃之父乞休、逝世，顺治冷淡得不近常理，仅给予一般大臣的待遇。同时，顺治借口皇三子玄烨（亦即后来的康熙）未曾出痘，竟令保姆带他搬出紫禁城别居（那里后来改为福佑寺）。
而顺治十四年十月八日，顺治帝爱妻董鄂妃的皇四子刚出生第二天，他便欣喜若狂又斩钉截铁地向群臣、向以孝庄皇太后为首的整个凤之营垒宣布，皇四子乃“朕第一子”，也就是说皇四子是未来的皇太子。
凤之营垒不能容忍。后来皇四子夭折，成了牺牲品。
腥风血雨之中，皇三子玄烨同样是牺牲品，小小年纪，完全不谙世事，即被摒出宫门。直到晚年，康熙回忆起来还是凄恻唏嘘不已。他说：“世祖章皇帝因朕幼年时未曾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憾之处。”
不管怎样，皇四子死了，皇三子出了痘。
当五岁的他在祖母的扶掖下，头戴红绒绣顶小冠，雍容雅步、庄严进退于群臣之间；当五岁的他仰起带着浅浅痘痕的小脸，以稚嫩的童声朗朗述说恢弘的志向时，顺治眼中的坚冰融化了——他毕竟是个孩子，毕竟血浓于水啊。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九，皇三子玄烨恪遵皇父遗诏，在祖母孝庄皇太后的主持下，即皇帝位，颁诏大赦天下，改明年为康熙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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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康熙》 错位与正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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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在龙庭之中，龙椅之上，在龙文化的熏陶、教育、灌输下长成了一个英俊少年。
他沉稳坚毅，满腹经纶，英气逼人。他自认为是龙，理所当然以龙文化代表的身份立言行事。
同中国历史上一切封建专制君主一样，康熙决不能容忍权臣擅权、君臣错位。然而，权
臣擅权、君臣错位已成现实。
康熙即位之时，他的父亲顺治帝为他指定的辅政四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并不能算是铁定的凤文化的代表，他们甚至全都坚决地支持过龙文化——索尼、遏必隆、鳌拜在皇太极去世后那个危机四伏的夜晚，作为两黄旗大臣，曾率护军围守本旗驻地，包围议立新君的崇政殿，闯入会场，亮出兵刃，宁愿以死争立先帝之子。多尔衮摄政期间，他们“不惜性命，与之抗拒”，遭到贬抑：索尼被削夺世职；遏必隆被革职，家产籍没大半；鳌拜先后破大顺军、大西军，却以功受罚，特别是平定大西军张献忠大功归来后，十日之内竟两次论死；苏克萨哈虽然隶属白旗，但因生性耿介，不善阿谀，先未卷入满族上层贵族斗争的漩涡，后未受到多尔衮的眷宠，成为孝庄文皇后与顺治分化两白旗、打击多尔衮的最佳人选。顺治七年（1652年）十二月，多尔衮一死，顺治立即特颁谕旨，命苏克萨哈袭父世职（其父世职前已因故被削），不久又擢为议政大臣。顺治八年二月，苏克萨哈首告多尔衮生前谋逆之状，使顺治名正言顺地追论其罪，使多尔衮一党彻底覆亡。他们坚定地站在顺治帝与孝庄文皇后一边，同分权势力作过斗争。
四大臣辅政甚至可以说是龙凤文化碰撞后的一种进步。首先是从摄政到辅政的变化。摄政，是代行皇权；辅政，是佐理政务，二者有本质的不同。而四大臣“凡欲奏事，共同启奏”的原则，又保证了辅政大臣不能擅权，必需共同协商，得到太皇太后和皇帝的许可后，方以谕旨名义发布。其次，辅政大臣的人选，没有依照旧制由宗室诸王担任，而是选用了上三旗异姓重臣，这就可以避免宗室诸王倚仗辈分权势，轻慢幼主。
正因为如此，顺治把冲龄践祚的康熙托付给了他们。
但是，人并不是时时清醒，并不是时时自觉认识自己所处的地位，更不会想到自己是在代表一种什么文化。尽管自己实际上时时处在某种文化的包围之中，受某种文化的影响。这样，便潜移默化、出人意外地发生了错位。
这一切，似乎源于四大臣之一鳌拜的骄横跋扈、居功自傲。
鳌拜姓瓜尔佳氏，隶属满洲镶黄旗，其人孔武有力、武艺高强，在太宗、世祖时期亦即清朝开国时期骁勇善战、屡立大功，从护军校累升至内大臣，位至公爵。他的性情极其专横暴躁，加之居功，史载他“意气凌轹，人多惮之”。
一个人的性情如何并不是酿成悲剧或喜剧的决定因素。然而如果一个人性情的发展，偶合或者影响了某种历史的潮流（无论正逆），则至少成为可能“定位”的因素。而这种“定位”，往往并不是人们，甚至往往并不是他本人的初衷。
在辅政四大臣中，鳌拜位居第四。位居首位的索尼是四朝元老，居三的遏必隆是开国元勋额亦都之子，前者年老多病，后者庸懦附和，且二人与鳌拜同为两黄旗，于是位居第二、又属正白旗的苏克萨哈就成了鳌拜的眼中钉。
为了拉拢两黄旗大臣，打击属于正白旗的苏克萨哈，康熙五年（1666年），鳌拜挑起了换地事件。
顺治初年圈地时，多尔衮利用权势将本应划归镶黄旗的土地，划给了自己的正白旗。事隔二十余年，两旗军民已安生立业，鳌拜却重提此事，“立意更换”。
户部尚书、正白旗大臣苏纳海上疏：“土地分拨已久，且康熙三年奉有民间土地不许再圈之旨，不便更换，请将八旗移文驳回。”
鳌拜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于三月矫旨，开始硬行勘换地亩，在顺治初年圈地恶政平息二十余年之后，重掀圈地狂潮。
旗民惊惧，消息渐传禁中。十一月，康熙问安之时，向祖母奏报了辅臣圈地扰民之事，遭到“太皇太后切责”，“事将中止”。恰在此时，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直隶巡抚王登联同时上疏，“请罢圈地”。与此同时，户部尚书苏纳海以屯地难于丈量，正白旗不肯指出地界，镶黄旗不肯受地等原因，决定撤回换地官员，“候明旨进止”。
鳌拜震惊暴怒，他深感事态的严重。虽然也许他并不知晓他本从个人恩怨、利益、权欲
、野心出发，却已不自觉地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对面。
错位，然而，他只有走下去。
鳌拜再次矫旨，将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革职禁守，交刑部议处，罪名是苏纳海拨地迟误，朱、王纷更妄奏，三人结党抗旨，违背祖制，俱论死。
其时康熙年仅十三岁，他清楚鳌拜因苏纳海始终不阿其意，朱昌祚、王登联疏奏旗民不愿圈换地亩，坚守不移，阻挠其意，必欲置之死地，于是特召四辅臣赐坐询问，试图亲自调停。
不料，鳌拜根本不把康熙放在眼里，他厉声咆哮，以至攘臂伸拳，坚奏三人应置重典。索尼、遏必隆附和，唯苏克萨哈愤愤独坐，不发一语。苏纳海等三人竟被处以坐绞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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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康熙》 错位与正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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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十个州县、三十一万四千八百余晌耕地的两旗换地，被强制推行，百姓状况奇惨。
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成为为民请命的英雄，被直隶百姓奉以地方名宦。
康熙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和伤害，直到四十年后提起此事，还痛心疾首：“至于巴图鲁公鳌拜、遏必隆为圈地事杀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冤抑殊甚。此等事皆朕所不忍行者，朱昌祚等不但不当杀，并不当治罪也！”
更严重的是，四辅臣协商一致、必须得到皇帝准许方可行事的原则已被打破。
自此鳌拜益愈专横跋扈，在朝廷内外广植党羽，欲使“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事事凌驾于其他辅臣之上，部臣办事“稍有拂意”，动辄呵叱辱骂，随意治罪，甚至在康熙面前“嗔目起立”，“张以老拳”，“施威震众”。
不服及不满鳌拜淫威的官员迫切要求皇帝亲政。康熙七年三月，辅臣索尼在百官的推动下，以“世祖章皇帝（顺治）亦十四岁亲政，今上年德相符”为由，奏请皇帝亲政。六月，索尼病故。七月初七，康熙御太和殿行亲政大典。
鳌拜却越走越远，以至君臣错位已成定局，且日益明朗。
七月十三，势单力薄的苏克萨哈上疏请辞辅臣之职，一以抗议鳌拜之专横，一以迫使鳌拜、遏必隆相应交权。
鳌拜气急败坏，倒打一耙。他把持议政王大臣会议，加以“不愿归政”，“怨望”，“有异志”等二十四款大罪，议将苏克萨哈及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皆磔（凌迟）死”，余子六人、孙一人、兄弟之子二人，无论已成年未成年，皆斩决籍没。族人白尔赫吐等，亦皆斩决。康熙以“核议未当”，“坚持不允所请”。鳌拜竟捶胸挥拳，疾言厉色，气势汹汹与康熙强争累日。最后，仅将苏克萨哈从磔改为绞刑，其他仍维持原判。
苏克萨哈被处死、灭族。
康熙不动声色。
鳌拜变本加厉、肆无忌惮，与其弟镶黄旗都统穆里玛，其侄侍卫赛本得、纳莫，以及大学士班布林善、吏部尚书阿思哈、侍郎泰壁图、户部尚书马尔赛、兵部尚书噶褚哈、侍郎迈音达、都统济世哈、总督莫洛等结党营私，政事先在他家议定，部院启奏官员需先往他家商酌，向他告白，再呈康熙，“逼勒依允”。他常于御前拦截奏章，呵斥部院大臣，将康熙已发科抄的朱批红本擅自取回改批，甚或公然抗旨不遵。
康熙八年，有说鳌拜竟身着黄袍，俨然皇帝；有说鳌拜曾托病不朝，要康熙移驾亲往探视。康熙临其府第，随行侍卫忽见鳌拜神色有异，急行上前，猛地掀开鳌拜所卧床席，只见席下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鳌拜额上渗出点点冷汗，康熙则化解道：“刀不离身乃我满洲故俗，不足异也。”
康熙不动声色。不动声色地进行着部署。
一方面，他欲擒故纵。康熙六年加赐鳌拜一等公，以其子那摩佛袭二等公公爵。七年，又加鳌拜太师，加其子那摩佛太子少师。在侍读熊赐履上疏“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以“天下治乱系宰相”暗劾鳌拜时，康熙斥其“妄行冒奏，以沽虚名”，使鳌拜放松了警惕。
一方面，他借题发挥，偶示锋芒，向群臣展现自己坚定的立场、清醒的头脑、高超的水平与深藏的韬略。一次，有司误赦一人，大学士李蔚以既已赦，误即误矣，康熙意味深长地说：“赦人可听其误，若杀人，亦可听其误吗？！”一次，鳌拜在康熙与辅臣共听读本时闲谈，康熙又意味深长地说：“此内有关系民命者，尤不可不慎。伊等皆行间效力，不以杀人为意，朕必慎焉。”这等于是在说，对于鳌拜矫旨换地、杀人，他决不会置之不理！群臣听之有振聋发聩之感。
为了瞒过鳌拜党羽耳目，他以陪练摔跤、技击、习布库之戏为名，挑选绝对忠实可靠的少年侍卫，组成了一支贴身卫队——善扑营（后为正式建制）。在时机成熟之时，果断地将已任吏部右侍郎的近臣索额图，调回内廷复为一等侍卫；将鳌拜党羽以各种名义差遣出京。而后，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亲临善扑营，面问之：“汝等皆朕股肱耆旧，既如此，汝等畏朕，还是畏鳌拜呢？”“独畏皇上！”众人齐答。于是，鳌拜栽在了众小童手下。
康熙向议政王大臣义正辞严地宣布了鳌拜的罪状，谕令议政王大臣严勘鳌拜及其同党。议政王大臣会议审实鳌拜大罪三十款，议将鳌拜革职立斩，其亲子、兄弟亦斩，妻并孙为奴，家产籍没。族人有官职及在护军者，均应革退，各鞭一百，披甲当差。其侄赛本得以“凡事首恶”，即行凌迟处死，其同党大学士班布林善、尚书阿思哈以下数十人革职立斩，妻子为奴，家产籍没。
康熙召见鳌拜，鳌拜无言以对，唯解衣袒露搭救太宗时留下的一身伤疤，康熙动容。
康熙有感情，但决不感情用事。正因为如此，他可能考虑得更深，更远，处理问题更富于感情。
五月二十五日，康熙颁布谕旨：因鳌拜累朝效力年久，立有战功，不忍加诛，免死革职，籍没拘禁。遏必隆“免其重罪”，仅削太师及公爵（数月之后又“特为宽宥，仍以公爵宿内廷”）。鳌拜死党，除七人已杀之外，仅以九人处绞，其余人等一律免死从轻治罪。至于内外各官畏其权势或苟图幸进而依附者及嘱托行贿者，俱从宽不咎。
十天，自擒鳌拜至此只有短短的十天。
“声色不动而除巨匿”，权力更迭而不株连；为苏克萨哈以下被鳌拜处死革职降级者一一平反昭雪；废除辅政大臣；收回批红大权；整顿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一切犹如快刀斩乱麻般地进行。
十天，正位。其时康熙年仅十六岁。
过人的机智、勇敢、沉毅、决断，无论如何不能仅仅从先天秉性和性格上获得。决定十六岁的康熙具有这些优良品质、卓越才能的基础，是他自幼形成的、自信为“龙”的心理状态；自幼学会的、唯我独尊压倒一切、气吞山河的“龙”的胸怀，气魄，手笔。
记得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有一个情节：少年康熙突发奇想，竟化名去参加科举考试，还对他的师傅说，我纵进不了三甲，就不信得不了个进士及第！（这里且不说编剧不懂基本的科举常识。殿试共取三甲：一甲为进士及第，前三名为——状元、探花、榜眼；二甲为进士出身，若干名；三甲为同进士出身，若干名）。康熙哪里会放着皇帝不做，“屈尊”去参加科举考试？他从血液到骨髓里都渗透着高人万等的龙的高贵和高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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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康熙》 错位与正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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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成竹在胸，全局在握。
错位，必须正位，必然正位，一切理所当然。
少年不识愁滋味，康熙把胜利的喜悦、得意、兴奋放在不动声色的后面，然后将目光移向第二个视点。
同中国历史上一切封建君主一样，康熙绝不能容忍藩臣分权、中央与地方错位。然而，藩臣分权、中央与地方错位已成现实。
当时，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后其子尚之信袭爵）、靖南王耿精忠号称三藩，割据南方数省。他们拥兵自重，借口“边疆未靖”，“要挟军需”，致使“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他们在滇、黔、粤、闽等三藩控制区内铸钱煮盐、贩洋开矿、横征暴敛，藉以扩充
经济实力。其中势力最大的吴三桂更是在云桂挟制督抚，四方罗致、收招人才，结党营私，由他任命、甚至向全国选派的文官武将，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称为“西选”，以至于“西选之官几遍天下”。
康熙熟读经典，历史上藩镇分权、尾大不掉的恶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说：“朕以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蔓，驯致不测，故决意撤回。”
他把三藩作为亟需解决的三大心病之一，书于宫中柱上，“夙夜廑念”。
康熙十二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康熙立允，并就势撤藩。
此举使吴、耿二王受到震动，一为掩饰，二为窥探，他们分别上疏请求撤藩。
康熙当机立断，以“吴逆蓄谋久，不早图之，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且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顺势准其所请，并手诏吴三桂曰：
自古帝王平定天下，式赖师武臣力。及海宇宁谧，必振旅班师，休息士卒。俾封疆重臣，优游颐养，赏延奕世，宠固河山，甚盛典也。……念王年齿已高，师徒暴露，久驻遐荒，眷怀良切。近以地方底定，故允王所请，搬移安插，……至一应安插事宜，已饬所司饬庀周详，王到日，即有宁宇，无以为念！
康熙果断下令三藩并撤。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谋反。
吴三桂率主力出黔掠川，进据湖广，陈兵长江南岸。而后上疏，企图要挟康熙收回成命，裂土罢兵。
康熙眼都不眨，下令处死了留京为质的吴三桂长子、额驸吴应雄以及孙子吴世霖，毅然部署大军平叛。
他运筹帷幄，调度全局：
以湖广为主战场，派主力正面设防，与吴三桂针锋相对，并伺机迂回江西，袭取长沙，断敌粮道；
以陕、甘、川为西线，派重兵阻击叛军北上，并收复平凉、三边等地；
以江西、浙江为东线，分兵驻守江宁、杭州、南昌、安庆等重镇，保江南富庶之地，阻止叛军打通江西、浙江通道。
各个战场相互呼应，将叛军分割开来，逐渐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
与此同时，康熙“剿抚并用”，大力对叛军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下令“停撤平南、靖南二藩”；进而招降了随叛的耿精忠、尚之信、王辅臣、孙延龄等；对投降的叛军“即以保全，恩养安插”，“悉赦以往，不复究治”，彻底孤立了吴三桂。
康熙十七年三月，势穷力竭的吴三桂称帝衡州，八月忧病而亡。吴军人心涣散，在清军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节节败退，土崩瓦解。
康熙二十年，清军分三路合围云南，十月，下昆明。三藩叛平。
八年，自吴三桂扯起叛旗至此，整整八年。
康熙每日三四鼓（凌晨三点左右）即起身赴乾清门御门听政。亲自听取前线督抚将领奏报、议政王大臣或九卿会议，亲自研究前线主帅绘制的敌我双方战场形势图，决定作战方略。“遵命者罔不摧敌，违机者罔不钝驽”，淋漓酣畅，一气呵成，决战决胜。
八年，正位。
然而，当叛酋授首，凯歌高奏，群臣拜舞，请上尊号的时候，康熙却没有了少时那种胜利的喜悦、得意、兴奋，反而品到了困惑的滋味。
他对群臣、也对自己如是说：若以平三藩为“摧枯拉朽，容易成功，则辞过其实”，八年战争，“师旅疲于征调，被创者未起；闾阎敝于转输，困苦者未苏。且因军兴不给，裁减官员俸禄及各项钱粮，并增加各项银两仍未复旧，每一轸念，甚歉于怀”，“君臣之间，全无功绩可纪”，“上尊号一事，断不可行”。
八年战争，康熙成熟了。是成熟才会困惑，还是困惑才会成熟呢？
如果说，擒鳌拜是康熙亲政后的第一个胜利，那么这一胜利反映了康熙走出困惑期的成熟；如果说，平三藩是康熙亲政后的第二个胜利，那么这一胜利伴随康熙走入成熟期的困惑。
康熙没有料到，在他眼里那个不堪一击的明末弁卒，那个遭天下人唾弃、背主弃父、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贰臣吴三桂，竟仍有人企图将其奉为反清复明的旗帜。有南明遗臣查如龙向吴三桂上血书说：“天下督抚提镇及朝中大臣皆有此同心，待王为盟津之会。王，华人也，当年之事出于不得已，今天下之机枢在王。王若出兵以临中原，天下回应。此千古一时也。”
而小丑一样的吴三桂竟果然仍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叛旗一竖，天地倾斜，数月之间，六省皆陷，“东南西北，在在鼎沸”。原明降官降将、遗老遗少、三藩党羽纷纷回应，加上农民流民义军、蒙古等少数民族起事，震撼了大半个中国，差点断送了大清王朝。
康熙没有料到，在他眼里奉天伐逆的正义王师，天经地义的统一圣战，竟在山川平原、城池壁垒、阵前阵后、朝野上下，遭到了如此顽强的抗拒，以至于人心大动，多数大臣反对撤藩。
他永远忘不了那紧张的、近似于逼宫的一幕。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举起叛旗。兵部郎中党务礼、户部员外郎萨穆哈疾驰十一昼夜到京，下马喘急，抱柱不能言，久之始苏，述告吴三桂谋反。与此同时，各地报警告急疏报如雪片般向京师急递而来，举朝震恐，人心惶惶。在嘈杂的廷议声中，一直沉默不语的大学士索额图突然上前高声奏道：“前议三藩当迁者，皆宜正以国法！”
弥漫杀气的停顿，多数大臣开始表态支援索额图，少数大臣紧张地观察康熙的脸色。
这与汉景帝诛晁错以谢藩邦的情景竟如此相似。
又一次停顿，康熙一字一字，掷地有声：“朕自少时即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吴三桂反叛，遂诿过于人耶？此出朕意，他人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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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康熙》 错位与正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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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即公布吴三桂罪状，削吴三桂官爵，囚吴三桂之子吴应雄及其家属，发大军进剿。
初期，清军战场不利，云、贵、川、湘、鄂、闽六省尽失，中原动摇。数月之间吴三桂已占半壁江山。康熙十三年四月，吴三桂自以为有恃无恐，放还前扣朝廷使臣，使之传递“词语乖戾、妄行乞请”的奏章。康熙为了“寒老贼之胆”，“绝奸之望”，“激励三军之心”，一不做二不休，于四月十三日下令将吴三桂之子吴应雄及孙吴世霖正法，谕曰：“朕思乱臣贼子，孽由自作，刑章俱在，众论佥同，朕亦不得而曲贷之也。”
消息传到吴军，吴三桂正在吃饭，大惊失色，推案而起，曰：“上少年乃能是耶？事决矣！”
康熙十四年，吴三桂又嘱托西藏达赖喇嘛为之游说，奏曰：“三桂若穷蹙乞降，可宥其死；倘竟鸱张，不若裂土罢兵。”企图迫使康熙承认既成事实，与之划江为国。不料康熙义无反顾，断然拒绝，凛然道：“吴三桂乃明时微弁，复死流贼，摇尾乞怜，世祖章皇帝优擢封王，其子尚公主，朕又亲加亲王，所受恩典不但越绝朝臣，盖自古罕有。吴三桂负此殊恩，构衅残民，天人共愤。朕乃天下人民之主，岂容裂土罢兵？但其果悔罪来归，亦当待以不死！”
康熙后来提起此段往事，还不无自豪地说：“三藩叛逆吴三桂，轻朕谓乳臭未脱，及闻驿报神速，机谋远虑，乃仰天叹曰：‘休矣，未可与争也！’”
龙的自豪。然而，自豪的背后，是“没有料到”。
康熙没有料到，至尊至圣的真龙天子、以龙文化代表立言行事的自己，在反叛的军民、心虚的臣子眼里，竟然仍是满族——凤文化的化身。
这不能完全怪军民的误解，因为百战百胜、英勇剽悍的八旗军，骄傲而蓬勃向上的满民族，曾经在汉族身上施予了黑暗的手段。
顺治初年，清朝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为由，三次下令圈占土地。
一时间，直隶九府七十七州县广袤两千余里，直至山东德州、济南、临清州，山西太原、平阳、潞安、蒲州，江北徐州等处，烟尘四起，满人两骑前后，牵部颁绳索，跑马占圈。“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归屯有”。
被圈之民“妇子流离，哭声满路”。有父母夫妻同日缢死者；有先投儿女于河而后自投者；有得钱数百，卖其子女者；有刮树皮掘草根而食者。至于“僵仆路旁，为鸟鸢豺狼食者又不知几何矣”。
被圈之地，八旗兵丁“因奉命出行必需随带之人，致失耕种”，“多至为荒，历年并未收成”，或斥为牧场。往日千里良田的华北大平原，沙压碱卤，荒草萋萋，偶见瘦牛劣马倦懒地咀嚼草皮，漠然注视迷茫的远方。
贵族圈占的土地分为皇庄（官庄）、王庄、官员庄田。他们在庄田旗地上强制实行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原来男耕女织、身份自由的小农变成了奴隶。接踵而来的是严重的逃人、逃人法问题。逃人遭鞭黥，交归原主。窝主被正法，家产入官。雇逃人做工、留逃人住店过十日等均为窝主。“年来秋决重犯，半属窝逃”，“或一人而株连数家……或一事而骚动通邑”，“丧身亡家的不知几千万人，地方各官革职降级的不计其数。更有奸徒假冒逃人，诈害百姓”，“或借名告假还家，结连奸恶，将殷实之家指为窝主；或原非逃人，冒充旗下在外吓诈，党指称，转骗不已；或有告到督捕，买主冒认，指诈名作真者；或有声言赴告，在地方官处禀拿，吓骗良民者”。
顺治二年八月，清朝颁剃发易服令：“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所到之日，亦限旬日，尽使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毋赦！”
一时间，清兵四出，游行于市。“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上示众。
无数汉民或逃隐山林，或愤而自杀，或建发冢痛哭致祭。更有无数汉民兴师聚众，舍身拼命，前赴后继，抗拒清军。江阴因之被屠城，昆山因之被屠城，嘉定因之被三次屠城。其中江阴仅由一典史阎应元率民浴血奋战，整整固守了八十日，外无援军，内无粮草，又遇大雨城崩，清军大入。阎应元援笔题城门曰：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十万人同心杀贼，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题毕掷笔，率千人上马格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守城人民或战死，或自尽，无一降者。
英雄的满族，剽悍的八旗军，在龙的故乡是怎样的形象呢？
强盗！屠夫！北虏！夷狄！
剃发令开首如是说：“今中外一家，君犹父，民犹子，天下一体，岂可违异？若不划一，终属异心。”
痛陈逃人法弊端的汉官如是说：“今则天下一家矣，其去旗而不为丁，则入于编户而为民，民与丁俱国家有也。”“皇上为天之子，而独东人为皇上之人？！”
错位，认识与实际的错位，正义与邪恶的错位，龙与凤的错位。
康熙陷入深深的困惑。
然而日出的优势在于，即便往往有迷雾缭绕，也势必能够破云而出。困惑使康熙清醒而成熟，在平定三藩的进程之中，他便开始迅速调整统治政策。
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特旨内阁会同翰林院，选送汉员张英、高士奇等入值内廷南书房。从此，南书房的地位日益显赫，成为后世中枢机构军机处的前身。南书房当值官员多为汉员，名义上陪皇帝琴棋书画、观花钓鱼，实际上备皇帝咨询军政，拟撰谕旨。
康熙三十三年以后，南书房更成了汉官进身高位、参与军机要务的阶梯。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官员轮流入值，康熙“不时谘询”，“以备擢用”。而汉员一旦入值南书房，不管原来地位尊卑，一律授予翰林职衔，一律得到康熙的重用与眷宠，无异于感情融洽的同堂师友。
如高士奇，原穷困潦倒，徒步来京，乡试落第，“秃笔破砚坐报国寺廊下，卖字糊口”。后因其写得一手好字，被大学士明珠发现，荐其于内廷，入南书房供奉。他权势显奕一时，不久官至礼部侍郎。而张英入值不满三年，即升为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后又晋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管詹事府事。从此张氏“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子孙五人入值南书房，其子张廷玉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吏部尚书等。他们完全是康熙亲手扶植起来的汉族新权贵。
康熙十七年，正值三藩平叛、戎马倥偬之际，康熙却下诏开“博学鸿儒科”（又称“博学宏词科”），谕曰：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被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凡有文词卓越人才，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以副朕求贤右文之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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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康熙》 错位与正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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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被荐名流、应试人员陆续到京后，康熙以冬季日短、难于展才为由，将考期延至翌年“天气渐已融合”的三月，命户部自十一月起，供给应试人员每人每月俸银三两，米三斗，研练词赋，直至考完为止。
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日，康熙于体仁阁亲试博学鸿儒。清晨，内外诸臣荐举的一百四十三名应试者鱼贯而入。试题一赋一诗，试前传旨赐宴，由大学士、掌院学士满汉各二员陪宴，并特向应试者说明：“汝等俱系荐举贤才，学问渊通，原不必考试，然考试愈显才学。向凡会试、殿试、馆试，状元、庶吉士俱不赐宴，此乃皇上十分隆重之意，汝等须知皇上德意。”
宴毕又赐茶，然后才就试。试后康熙亲自阅卷。彭孙遹故意写得词句不通；严绳孙借口目疾，仅赋诗一首；潘耒、李来泰、施润章之诗不合韵律；毛奇龄用语犯忌，康熙一律曲意迁就通融，一一加以录用。彭孙遹取中一等，明朝尚书严一鹏之孙严绳孙以“史局不可无此人”取中二等，等等。与试未中者或来京未试者中，也有因文行素著，被特赐内阁中书衔，以示恩宠。如傅山（傅青主）、杜越等“俱着授内阁中书”。
与此同时，康熙又网罗大批名流学者，包括拒不应考入仕者（如著名学者万斯同等）参与纂修《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原名《古今图书汇编》）等大型图书。
一时间，汉族士子纷纷出仕入馆。有人作诗讥讽道：
圣朝特旨试贤良，结队夷齐下首阳。
家里安排新顶帽，腹中打点旧文章。
当年深悔为周粟，近日翻思吃满粮，
非是一朝偏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
不管怎样，遗民自此不世袭。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康熙第一次南巡归来过金陵（今南京），亲谒明太祖朱元璋孝陵，父老从观者数万人。巳时，康熙率内大臣、侍、部院官员皆于门外下马，自甬道边行入，在孝陵殿前行三跪九叩首礼，然后于宝城前三奠酒，崇敬恭谨之情溢于言表，父老“皆感泣”。总督王新命刻石以记，称之为“古今未有之盛举”。
康熙则作了一篇长长的《过金陵论》，极动感情。
金陵，《禹贡》扬州之域。秦立郡县为秣陵，两汉因之。孙权时称建业，东晋及宋齐梁陈地号佳丽。隋唐之间，六朝旧迹渐至湮没。南唐李氏始更筑城，名金陵府。明有天下建都于此。窃明太祖之意，以为宅中图大，控制四方，千百世无有替也。岁在甲子，冬十一月，朕省方南来，驻跸江宁。将登钟山，酹酒于明太祖之陵。道出故宫，荆榛满目，昔者凤阙之巍峨，今则颓垣断壁矣。昔者玉河之湾环，今则荒沟废岸矣。路旁老民，跽而进曰：若为建极殿，若为乾清宫，阶陛级，犹得想见其华构焉。夫明太祖以布衣起淮泗之间，经营大业，顺天应人，奄有区夏。顷过其城市，闾阎巷陌，未改旧观，而宫阙无一存者。睹此兴怀，能不有吴宫花草、晋代衣冠之叹耶……有明艰难创造之基业，未三百年而为丘墟。良可悲夫！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有国家者，知天心之可畏，地利之不足恃，兢兢业业，取前代废兴之迹，日加儆惕焉，则庶几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