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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康熙》 龙的气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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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证如山，俄国使团理亏词穷，哑口无言。
当中国使团作出重大让步——准备出让尼布楚，而戈洛文等虽已达到目的、却仍玩弄外交手段、勒索不已时，尼布楚附近约六七千喀尔喀人树起了反抗俄国侵略者的义旗。俄使不敢继续拖延，终于同中国使团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
《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条约六款，划定了中俄东段的边界——俄国撤出雅克萨及所有它在中国境内的军队和据点；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是中国领土；规定了越界人员的处理、中俄贸易等。这完全符合世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试想，若是末期的明朝，若是那露出了下世光景的老迈迂腐之龙，可能打胜这场自卫战争吗？可能以唯我独尊、万国归宗、万物皆备的泱泱天朝大国，同一个外番夷狄坐下来平等谈判边界问题，并以局部让步求得一纸相对公平的和约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以康熙为代表的满民族，刚刚进入封建社会而处上升状的满民族，保留某些“凤”的视点和思维方式的满民族，为老迈迂腐之龙插上了凤的双翼，使它面对新的世势有新的腾飞。
沙俄侵略势头受阻，康熙加强了对东北边疆的有效防御、管理与建设，东北边疆底定。
凤翼龙翔，龙为主体。历史记下了龙的力量和风度。
高傲，而且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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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康熙》 亲征准噶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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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的边疆，摆在康熙面前的，除了东北沙俄的入侵问题，还有西北准噶尔部噶尔丹民族分裂势力的叛乱问题。
从全球角度看，噶尔丹之乱是沙俄等外国侵略扩张势力蚕食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噶尔丹正是受到了沙俄侵略扩张势力的支援而肆无忌惮；从中国角度看，东北、西北北部，都是边疆，都涉及北方民族，都有一个如何平定、如何实现有效管理的问题。
康熙是龙，武装平叛，势在必行。
康熙与他的民族又是凤——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员，这使得他的平叛，他对边疆民族问题的解决与处理，放射出独特的光彩。
准噶尔是漠西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按：清初蒙古族分为外藩蒙古、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外藩蒙古即漠南蒙古，又称内札萨克蒙古、内蒙；喀尔喀蒙古即漠北蒙古，又称外札萨克蒙古、外蒙；厄鲁特蒙古即漠西蒙古），游牧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伊犁河流域。
康熙九年（1677年），准噶尔内部纷争，首领僧格被刺，僧格同母弟、自幼在西藏当喇嘛的噶尔丹闻讯即刻赶回，以为兄报仇为名，组织僧格旧部，并从和硕特部（亦为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岳父鄂尔齐图车臣汗那里借兵，驱除了僧格的敌人；接着，转过身来杀掉僧格之子索诺木阿拉布坦，囚禁叔父楚虎尔乌巴什，夺取了准噶尔部统治权。
康熙十六年，噶尔丹恩将仇报，出兵进攻原为厄鲁特蒙古四部之首的和硕特部，在斋桑湖击败了和硕特军队主力，擒获了岳父鄂尔齐图车臣汗，并凶残地下令割断他的喉咙，自称“博硕克图汗”，胁迫整个厄鲁特蒙古听其号令。
康熙十七年，噶尔丹乘天山南路叶尔羌等回部（维吾尔族居住区）伊斯兰教内部黑山、白山教派之争，进侵南疆，尽擒原统治该地的元蒙察哈台诸汗，将他们迁至天山以北，使“回部及哈萨克皆为其属”。同时，噶尔丹还侵占了哈密和吐鲁番，控制了河西走廊西部。
噶尔丹已成为西北一支强大的割据势力。
康熙并不干涉准噶尔内部事务，噶尔丹夺取准噶尔统治权，康熙如噶尔丹所请，准其依兄僧格旧例，“照常遣使进贡”，等于承认准噶尔既成事实。
康熙却明确反对准噶尔噶尔丹攻掠其他各部，居于其他各部之上。噶尔丹灭和硕特部后，作为一种试探，曾向朝廷进献所获和硕特部弓矢等物，康熙以“朕心不忍”，“却其所献俘获”，并限制准噶尔入贡人数，与其他各部等同。
在噶尔丹“恃其强盛”，“四出剽掠”，野心膨胀，加紧与沙俄勾结，妄图吞并喀尔喀蒙古之际，康熙一再争取和平解决各族各部的争端。
康熙二十二年，康熙特派内大臣奇塔特，前往准噶尔宣抚颁赐噶尔丹，谕其同各部和睦相处。
康熙二十四年，在深知噶尔丹无力处置该部逃来边地之人的前提下，一再限期噶尔丹自行“收取”，过期则由朝廷“另行裁度”。四月到期，康熙方谕大学士，逃来边地的鄂尔齐图汗（噶尔丹岳父，已被噶尔丹所杀）之孙、之侄，楚虎尔乌巴什（噶尔丹之叔，被噶尔丹所囚）之孙等，“违离彼土，向化而来，宜加爱养”，应赐其牧地，“赐之封号，给以金印册，用昭示朕继绝废举之至意”，勉励他们“相与辑睦，善自安业”，使他们成为向心朝廷、抵御噶尔丹的重要力量，噶尔丹无话可说。
康熙二十五年，康熙为使噶尔丹“招降喀尔喀蒙古右翼、消灭喀尔喀蒙古左翼”的阴谋不能得逞，特派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等邀达赖喇嘛往喀尔喀蒙古主持两翼会盟，宣誓尽释前怨，永远和协。
康熙二十六年，噶尔丹率军三万越过杭爱山，攻占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部。康熙二十七年七月，噶尔丹向喀尔喀蒙古发动了全面进攻。康熙仍然希望通过调停，和平解决，他提出在清官方主持下，邀请达赖喇嘛的代表参加，使噶尔丹与喀尔喀蒙古和谈，土谢图汗谢罪，噶尔丹撤兵，归还喀尔喀蒙古土地人民。
然而这一切努力均无效果，噶尔丹一意孤行，继续南犯，于鄂罗会诺尔击溃了土谢图汗主力。土谢图汗与喀尔喀蒙古宗教领袖哲卜尊丹巴，率残余人众内附清廷，请求保护。康熙当即谕令优纳，并于二十八年敕谕噶尔丹：
今喀尔喀为尔所败，其汗等率举国之人前来归朕。朕统御天下，来归之人朕不收抚，谁收抚？朕已妥为安插，赈之米粮，复其汗位爵号等。朕兴灭继绝之念不光对于喀尔喀蒙古，
诸国有穷迫来归者，朕一体抚养。战争并非美事，辗转报复，将无穷尽，仇敌愈多，宁保其常胜乎？是以朕欲尔等尽释前仇，互市交易，安居辑睦，永息战争。
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倚仗沙俄的支援，借口追击喀尔喀蒙古，举兵南下，深入内蒙，大肆杀戮劫掠人畜物资。清朝理藩院尚书阿喇尼激愤之下违令轻战，在乌尔会河失利。
噶尔丹投靠沙俄，倚仗沙俄支援，并非是一种推论。康熙十三年至二十二年，他每年均派使臣赴俄勾结，“企图同俄国订立军事同盟和求得俄国给予‘军队和枪炮’的援助”。俄使戈洛文日记供认：“博硕克图汗（噶尔丹）是根据陛下（沙皇）的谕旨发动战事的。有大批俄国军队，并有大量火器、大炮协同他作战。”康熙二十九年戈洛文给噶尔丹的信中也透露：“你曾集结所部全体官兵武装进攻（喀尔喀蒙古），而我至尊的大君主沙皇陛下方面也曾发动同样的武装进攻。许多蒙古领主被随从全权大使的官兵击溃，另一些被生擒。”
噶尔丹气焰愈益嚣张，逼近乌兰布通，距北京仅七百里。城内人心摇动，米价暴涨至三两余银。康熙迅速调兵遣将，部署围歼噶尔丹、平定准噶尔部叛乱的又一次功垂史册的伟大战役。
左翼，皇兄裕亲王福全任抚远大将军，率军出古北口；右翼，皇弟恭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率军出喜峰口。意在分进合围，两路包抄。康熙本人原已出京，拟于前线近地指挥。但因突发感冒，高烧一夜，不得已“暂且回銮”。康熙此次虽未亲征，他的军事方略却十分明确，他为出征将士送行时所赋豪壮诗句，却始终在将士胸中激荡，如同催促热血男儿为国为民建业立功、奋勇杀敌的冲锋号角：
获丑宁遗类，筹边重此行。
据鞍军令肃，横槊凯书成。
烟火疆隅堠，牛羊塞上耕。
遐荒安一体，归奏慰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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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康熙》 亲征准噶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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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尔丹狂妄已极，并不把中央平叛大军放在眼里，他竟派人向清军宣称：“听说诸路大军云集，内大臣们也到了。还听说土谢图汗之子噶尔旦台吉也在军中。你们不见老鼠被人捉住尾巴，还要咬人的手吗？我非老鼠，就是临以十万大军，又何惧之有！”
之后，当日即引军南下，于二十七日抢占乌兰布通，“觅山林深处，倚险结营”，以骑兵数万，列阵山下。用千万头骆驼构筑工事——缚骆驼四足，使之卧地，背加箱垛，上蒙湿毡，环列如栅，士兵于垛隙射箭放枪，兼施矛，可攻可守，号曰“驼城”，摆好了迎战清军的阵势。
八月一日黎明，清军列队向乌兰布通峰推进。日中见敌。“隔河而阵，以火器为前列”，径直强攻。
一个目击此役的外国传教士记载：
大战以大炮火枪互轰开始，继而两军士卒肉搏。
炮声隆隆，声震天地。河崖泥淖，山坡荒径，两军胶着在刀劈剑砍、矢穿弹洞、血喷肉碎之中。清军将领身先士卒，康熙舅舅佟国纲、前锋参领格斯泰、统领迈图先后阵亡，“大臣而下以至军士阵亡被伤者甚众”。但是，清军没有退缩，继续英勇强攻，终于在傍晚时分攻破了“驼城”，断敌阵为二。敌惊溃不已。清军乘胜破敌垒，大败之。噶尔丹“乘夜遁去”。
康熙为噶尔丹宵遁痛憾不已，在此役之后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平叛准备工作，并于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九月、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三次亲征噶尔丹。
康熙三十四年八月，噶尔丹率骑兵三万，卷土重来，沿克鲁伦河南下，肆行掠害喀尔喀部众，扬言“借俄罗斯鸟枪兵六万，将大举进犯漠南”。
康熙令武臣三品以上详议“灭贼”，举朝皆以为难，认为应当征讨噶尔丹的不过两三人。康熙又何尝不知其难？他说：“朕亲历行间，塞外情形，知之甚悉，自古以来所谓难以用兵者是也。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沙碛地方，运粮尤苦。雨水之际，难以举炊。区画不周，岂可妄动？”
但是，康熙深知噶尔丹“其势日强，其志日侈”，“一日不除，则疆域一日不靖”，恐
日后“各省之脂膏，尽靡费于北方，又若前代矣”，故“深念此寇，断易速灭”！十一月，康熙力排众议，部署了三路进剿大军。
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率盛京、宁古塔、黑龙江兵五千人，会同内蒙古科尔沁部沿克鲁伦河进剿，防御噶尔丹东侵；西路，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等统率陕甘兵等二万四千余人，出归化城进剿，堵阻噶尔丹归路；中路，是包括火器营、炮手绵甲兵在内的二万七千九百余名京畿禁旅，出独石口进剿，作为主力，正面进攻噶尔丹。但中路主帅之位一直空缺，没有任命，事情显而易见——康熙意欲亲征。
劝阻之疏纷纷上呈：
“皇上为百神之所凭依，四海苍生之所依赖，似不必以此小寇，躬临壁垒。”
“皇上宜钦点中路大将军，统兵进剿，圣驾驻跸近边指授方略，即可立奏肤功。”
“皇上……”
康熙截然道：“昔乌兰布通之战，朕躬违和，未能亲临前线，失此机会，至今犹以为憾。今噶尔丹窜伏地方，尚未甚辽远，朕决意亲莅边外，相机破敌。此贼既灭，则中外宁谧，可无他虞。假使及今不除，日后设防，兵民益多扰累。故风寒雨雪皆所不辞，习于战斗之劲寇亦所不避，必亲往征讨！”
二月三十日，康熙率诸王贝勒、文武大臣诣堂子行礼，祭旗，亲统中路大军启行。
征途中，康熙只进不退，有时因宿营地不适，要退回几步安营，也不准。康熙“不怀安逸，不恃尊崇，与军士同其菲食，日惟一餐，恒饮浊水，甘受劳苦”。康熙每日五更即起，亲督行李先行，使行李先于军队到达宿营地点，兵马一到，即刻安营。一日宿营时，雨雪交集，军士未能即刻安营，康熙“雨服露立”，待军士们结营完毕，才进入行宫。“营中皆炊饮，然后进膳”。诸大臣出于对康熙安全的考虑，意欲避免与噶尔丹正面交锋，奏称：“传闻噶尔丹亡去已远，皇上当徐还，使西路兵前进。”康熙大怒，道：“不知尔等究竟将朕看成什么人！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亲行仗剑，以建宏基。朕能不效祖宗行事吗？我师既到此地，噶尔丹可擒可灭，难道能够怯懦退缩吗？且大将军费扬古与朕约期夹击，今朕失约回师，西路军怎么办？回到京师又以什么昭告天地、宗庙、社稷呢？”
五月初七，康熙侦探到噶尔丹确切所在之处，即亲率大军向克鲁伦河进发。“兵威之盛弥山遍野，不见涯际，整齐严密，肃然无声”，诸军依次翼张而前，进驻西巴尔台。
噶尔丹万万没有想到康熙皇帝亲征：“康熙汗不在中国安居逸乐，过此无水瀚海之地，宁能飞渡乎？”他亲登北孟纳尔山遥望清朝大军营地规模。只见御营黄幄龙纛，环以缦城，外为网立，军容极盛，始信为真，大惊道：“简直是从天而降！”“此兵不似乌兰布通时，精甚强甚！此时不走，再难脱身！”他急令属下“尽弃庐帐器械”，乘夜而逃。
康熙一马当先，率大军疾追噶尔丹整整五天。而西路费扬古之军奉康熙“截击噶尔丹脱逃之路”密谕，也已抢先赶到漠北古战场昭莫多，依山川之势严阵以待。
五月十七日，西路军发现噶尔丹所部踪迹。费扬古命署前锋统领硕代等诱敌深入，将噶尔丹所部万余人引入了包围圈。敌人进入包围圈以后，费扬古当即以康熙预授之策，令官兵全部下马浴血步战，“约闻角声始上马”。清军据险俯击，弩铳齐发，“每进则以拒马列前自固”，噶尔丹部拼死抵抗。双方激战自午至暮，马仰人翻，血溅旗靡。费扬古令一支轻骑绕至敌后，夺其辎重，敌军大乱。
进军的号角吹响了，地颤天惊。鏖战中的清军官兵，有的奋力甩开敌手；有的从泥泞血泊中挣扎起身；有的高举刀枪剑戟、火器鸟铳从伏击之处大呼而出，翻身上马，猛烈冲击，如排山倒海之势，逐敌三十余里，大获全胜，共斩首三千余级，俘获子女牲畜无数，其中仅牛羊即二十余万头。噶尔丹之妻阿奴死于此役，噶尔丹率数骑先行逃窜。康熙闻报，神采飞扬，赋诗一首：
战马初闲甲士欢，挥戈早已破楼兰。
弥天星斗销兵器，照彻边关五月寒。
而后，留费扬古驻守科图，在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班师凯旋。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昭莫多大捷”。
同年九月，为招抚和分化逃往西北地区的噶尔丹残部，加强各族各部对于中央的向心力、断绝噶尔丹联络回部、青海、西藏的企图，康熙决定二次亲征噶尔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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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康熙》 亲征准噶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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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群臣劝谏，康熙诏谕将“往宣化地方行围”，即将启行之时，方宣布是二次亲征。康熙对群臣说：“噶尔丹似此困极，虽不进讨亦必灭亡，如今只管以招抚为要。所以朕谕大将军，频遣噶尔丹降人往招之。噶尔丹今虽不降，其部落既散之后，自来归顺矣。”
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康熙谕令大将军费扬古，向各处颁示招抚噶尔丹等敕书和三百道蒙古文敕书。康熙对噶尔丹部来降之人做了妥善安置，一千五百余降人被编入上三旗佐领，头人授予官职；不愿来内地的，各给一匹马遣回，“令其往谕噶尔丹，若他来降，也一样待以显荣”。康熙对噶尔丹被俘之人也做了妥善安置，三千多在昭莫多之战中被俘为奴的噶尔丹部男女，皆被康熙赐银赎出，“令其父子夫妇兄弟完聚”，其中不少噶尔丹手下重臣得以同家属完聚，康熙并让他们带给噶尔丹敕文，文中有：
今朕又亲率六军远莅于此，且各处调兵邀击。尔等妻子马畜诸物俱已散亡，衣食已尽，势迫无归。况时渐严寒，朕不忍尔属下厄鲁特妻子相失，穷困冻饿而死，特遣谕招抚。今重复降谕，尔等若悔前愆，俯首向化，朕一体加恩抚恤，俾各得其所，尔属下厄鲁特亦得妻子完聚……今若又不觉悟，听信匪言，则后悔莫追矣。尔其勿疑勿惧，特谕。
在招抚过程中，康熙采取分化瓦解政策，对噶尔丹周围的人，反复说明：你们都不是“倡乱之人”，你们如果与噶尔丹“分析各居”，“率尔部落来降”，以前依附噶尔丹之咎，“朕概不介意，必待尔以富贵，尔之部落亦使各得生业，妻子完聚，从容度日”。在招抚过程中，康熙重新部署西北军力，调河西振武将军孙思克、西安将军博霁等，率兵驰援屯驻西宁的副都统阿南达，令阿南达与土尔扈特部、和硕特部、准噶尔部、哈密回部各台吉、头人以及逃于哈密附近的噶尔丹内弟噶尔多尔济等，四面设哨，组成了联合防线，从根本上遏阻了噶尔丹西窜的通道。十一月初七，阿南达得报，噶尔丹方面有信使等将往西北进行联络，远方烟尘一起，阿南达即挥师望尘逐敌，铁骑飞驰百余里，截俘噶尔丹信使和噶尔丹托达赖喇嘛照看其子塞卜腾巴尔珠尔的信件。根据信中线索，各部于哈密附近擒获了噶尔丹之子塞卜腾巴尔珠尔，显示了西北各部联合作战的力量。
噶尔丹彻底孤立，康熙回銮。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康熙三次亲征。
在此之前，不少官员认为“小丑已极困穷，计日就戮”，“圣驾不必再临沙漠”。康熙则一再对诸臣强调亲征的重大意义：
凡用兵之道，要在乘机。天与不取，后悔就来不及了。前三藩之乱，由于最初没有倾全力剿平，致使吴三桂煽惑人心，乱势滋蔓，朕日夜绸缪，调遣大兵，几费心力，方得扑灭。现噶尔丹穷迫已极，宜乘此际，速行剿灭，断不可缓。朕今亲临宁夏，相度机宜，调遣军士，贼闻之必魂魄俱散，其部署亦必张惶，而蒙古其他各部，闻朕亲临宁夏，各欲立功，扼噶尔丹而图之。彼不自尽亦必为人擒献，克成大业，正在此举。
康熙率大军一路西行，他尽量将对地方、百姓的干扰降到最低限度。严饬地方官吏不得藉端科派，不得远来迎驾，所过城堡衢市禁止结彩，军队绕由边外行进等。谕令精简扈从人员，一切御用所需皆自内廷供办，不以烦民，市易之物悉依时价等。当宁夏总兵官王化行奏请皇上行围甘肃花马池，检阅军容时，康熙豪迈地说：“噶尔丹未灭，马匹关系紧要，宁夏兵来花马池，往来需七八日，马必疲乏。打猎事小，擒获噶尔丹事大。今罢猎休息马匹，以猎噶尔丹如何？你速传谕所有官兵勿来花马池，待朕至宁夏闲暇之日，阅尔军容。”
其时，噶尔丹内部在康熙招抚政策的感召下，已开始分崩离析。噶尔丹重臣吴尔占札卜、丹济拉均十分动摇，倾心于朝廷。吴尔占札卜的母亲被清军所俘，又被康熙放回与其子相聚。她对噶尔丹都这样说：“中华皇帝国大兵多，繁荣强盛，况中华皇帝乃活佛也！遣使敌人母子团聚，你们从前也曾听说过这种事吗？现在不降，更待何时？”
三月初三晚，瀚海大雾弥漫。噶尔丹部风声鹤唳，有人似乎听见了炮声——“清军来了！清军来了！”随之噶尔丹部炸营。浓雾之中，人马狂奔乱突，挤挨碰撞，乱成一团。噶尔丹重臣丹济拉、丹津阿拉布坦、丹津鄂木布等均离开了噶尔丹。噶尔丹只剩下不到三百人丁，少量驼马，绝无牛羊，全靠射猎杀马而食。他的老巢伊犁，早已被其表示归顺清朝的侄子策旺阿拉布坦所占，他“欲北赴鄂（俄）罗斯”，俄罗斯对他已失去兴趣，“拒不受”。他进退失据，“穷蹙已极”，成了流窜于阿尔泰山地区、塔米尔河流域的一股走投无路的残匪。
康熙则成功地完成了对青海蒙古各部的招降工作。同时，一面布置两路大军进剿，一面移驾黄河西岸，亲视大军启行，并集军中骆驼，组织运输军粮，在各驿站贮粮备马，以为大军回师时的补给。之后，以“天下事大”，登舟回銮。
康熙尚在回师途中，佳音已传。四月十五日，噶尔丹属下丹济拉来告，噶尔丹大漠途穷，已于闰三月十三日，饮药自尽（一云暴病而亡），他“携噶尔丹尸骸及噶尔丹之女钟齐海共率三百户来归”。寥戾的胡笳伴苍凉的歌声：
雪花如血扑战袍，夺取黄河为马槽。
灭我名王兮，虏我使歌。我欲走兮无骆驼。
呜呼，黄河以北兮奈若何。呜呼，北斗以南兮奈若何。
噶尔丹的民族分裂叛乱被彻底粉碎了。
凶渠殄亡，边尘尽涤，遐荒番部，罔不归诚。
“乱则声讨，治则抚绥”，这是龙之威仪，三次亲征，“并令归心”，这是凤之独行。而康熙对北部边疆民族有效的管辖与治理，更体现了唯有龙凤一体的他，才能实行的、高于历朝历代的“凤体龙心”原则。
康熙说：“历观汉、唐、宋之往事，往往罢（疲）中国之力，而不能成廓清边塞之功。”“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屏藩耳。”
康熙在其祖皇太极统一漠南蒙古的基础上，统一了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的大部（仅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尚与中央保持朝贡关系），将盟旗制度从漠南，推行到漠北、漠西。
康熙三十年，乌兰布通大捷之后的第二年，康熙率八旗劲旅赴多伦诺尔草原，主持漠南漠北蒙古共同参加的、空前盛大隆重的会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多伦会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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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康熙》 亲征准噶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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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草如茵的大草原上，威武雄壮的八旗军安营扎寨。“上三旗亲军居中，八旗前锋营二，护军营十，火器营四，共十六营，分二十八汛，各环御营而峙”。喀尔喀蒙古各部及内蒙四十九旗王公台吉，先已预屯于百里之外，听候传谕。
康熙首先调解、平息了喀尔喀蒙古两翼的矛盾纷争，维护了喀尔喀蒙古的团结统一，得到了喀尔喀各部的一致拥护。
五月初二，会盟大典，康熙在行宫前黄幄殿受喀尔喀汗、台吉等三十五人朝见。三跪九叩礼毕，奏乐，大宴。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车臣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坐在御座近前，康熙随时赐酒，其他各部大台吉，康熙俱一一招至御座前亲行赐酒。翌日，康熙颁赏，再次赐宴，令“舒怀共语”。宴后，以札萨克图汗策旺札卜年幼，康熙亲切爱怜地将皇子的衣服、数珠赐给了他。全场呈现出一派以皇帝为中心、团结和谐、亲如一家的热烈气氛。接着，康熙宣布依喀尔喀各部所请，照内蒙之例，在喀尔喀蒙古实行盟旗制度，“编为旗队，给地安插”。分左、中、右三路，三十四旗。旗下设参领、佐领。保留喀尔喀三部汗号，取消额贵族原来“济农”、“诺颜”等名号，按满族贵族封号各赐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爵。康熙严肃申明：
自今以往，尔等体朕爱养之恩，各守法度，力行恭顺。如此，则尔等生计渐蕃，福及子孙，世世被泽；若违法妄行，则尔等生计既坏，且国法俱在，凡事必以所犯之法治罪。
清廷正式将喀尔喀蒙古纳入了中央直接管辖的范围，结束了喀尔喀各部长期以来“并无法度，不能约束，以强凌弱，自相劫夺”的混乱局面，增强了蒙古各部的向心力。
五月四日，举行盛大的阅兵和军事演习。据康熙身边法国传教士张诚统计，共有九千至一万名骑兵和一千二百名步兵、四至五百名炮手、七十门炮参加了阅兵和演习。
灿烂阳光照耀下，侍卫们雄姿英发，簇拥身着甲胄的康熙大帝，乘马“遍阅队伍”。喀尔喀铁骑与八旗劲旅旗帜鲜明、器械森然、肃立受阅。之后，康熙亲射，十矢九中，欢呼雷动。
康熙又率内外蒙诸王、台吉“大阅军容”。受阅部队“各依次列阵，鸣角，鸟枪齐发，众大呼前进，声动山谷”，人人振奋，激动不已。
五月五日至七日，康熙巡视蒙古营寨、赈济贫穷、处斩叛臣，而后回銮。内外蒙古首领于道路左右跪送，“依恋不已，伏地流涕”，情景极其感人。
康熙动容，对随行官员慨叹道：“昔秦兴土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康熙返回京城两天，恰有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奏请修筑倾塌长城，康熙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蔡元所奏，未谙事宜。秦筑长城以来，瀚、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近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蔡元见未及此，其言甚属无益。”
他是以自己民族的经历体验，悟出了众志成城的道理，以“凤体龙心”的独创，建筑了无形的长城。
康熙除了“齐其政不易其宜”，还采取封爵、年班（已出痘、不怕染病之首领，每年定期轮班进京觐见皇帝）、围班（未出痘、易染天花者，不宜进京，每年定期到木兰围场随同行围，到避暑山庄觐见皇帝）等措施，加强与蒙古贵族的关系；沿袭满蒙联姻的传统，将四个女儿、一个侄女、好几个孙女的宗室之女嫁给内蒙各部，又将第六女、第十女和女孙允祥之女嫁给喀尔喀蒙古，另命不少喀尔喀蒙古重臣尚郡主、县主，与皇室结亲，将其封为额驸之外，更重要的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顺应并利用蒙古族原有的宗教信仰——喇嘛教信仰
，以之作为统治的工具。
多伦会盟时，康熙特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大喇嘛，建多伦汇宗寺使居之，令其掌管漠北黄教事务。哲布尊丹巴遂成为达赖、班禅之外的黄教第三大活佛。哲布尊丹巴与喀尔喀蒙古返回漠北后，康熙拨银十万两，为之建库伦庆宁寺，使该寺成为漠北黄教中心。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令章嘉呼图克图居多伦汇宗寺，后又建多伦善因寺使居之，继封他为“大国师”，令他掌管漠南及京师、盛京、热河、甘肃、五台山等地黄教事务。
这样，直辖于清廷的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四大活佛，分掌前藏、后藏、漠北、漠南教务，有效加强了清朝对边疆的统治。
“齐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亦即“凤体龙心”的边疆民族政策，贯穿康熙朝以至清朝的始终，同样适用于西藏地区。
西藏一直处于喇嘛教黄教首领达赖、班禅、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汗王的联合统治之下。达赖、班禅是西藏最高教主，达赖与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汗王共同委任“第巴”官掌管西藏政务。康熙年间，达赖的势力有了较大发展，直接同清廷联系。康熙十八年，在和硕特部汗王缺席的情况下，任命桑结嘉措——传说是五世达赖的私生子——为“第巴”。康熙二十一年五世达赖逝世，第巴桑结为了与和硕特汗争夺对于西藏的统治权，密不发丧十五年，伪言达赖入室修炼，“凡事传达赖命行之”。同时暗中勾结噶尔丹，支援他侵犯喀尔喀蒙古。康熙对第巴桑结托言达赖之种种悖行虽早有怀疑，但当第巴桑结以达赖名义奏称：“吾国之事皆以第巴为主，乞皇上给印封之，以为光宠”时，仍从尊重达赖的立场出发，封第巴为土伯特国王，令其掌管黄教，“弘宣佛法”。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得知达赖以故的确切消息，严厉斥责第巴桑结欺君坏法的罪恶行径，在以大兵威慑的同时，仍行招抚。他认为：“达赖喇嘛，蒙古等尊之为佛。第巴者，即代达赖喇嘛理事之人。”如其认罪改过，即可“化导悖乱，使中外道法归一”。康熙宽宥了第巴桑结，青海蒙古各部解除了顾虑，纷纷率众来归，这成为清廷安定西藏的基础。
康熙三十六年，西藏地区发生了真假达赖喇嘛之争。
第巴桑结在公布五世达赖之丧的同时，宣布迎请自己择定的转世灵童仓央嘉措，于布达拉宫坐床，称六世达赖，康熙授予了印信封文。和硕特部汗王，以之为对自己的排挤，大怒。双方关系近一步恶化，终于酿成了战祸。第巴兵败被杀，和硕特拉藏汗疏报康熙皇帝事件始末，并奏仓央嘉措“行为不端”非真达赖，请求“废立”。康熙尊重西藏内部发生的变化，只要他们忠君护法。他册封了拉藏汗，赐金印，并令拘假达赖喇嘛赴京。因他深知：假达赖喇嘛，也有达赖喇嘛之名，众蒙古皆服之。若为准噶尔部策旺阿拉布坦所迎，则西域蒙古就都倒向策旺阿拉布坦了。仓央嘉措在解经青海途中死去，有说被杀，有说病死，又有说没死，是“弃舍名位，决然遁去”了。拉藏汗立自己的一个非婚生子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西藏僧俗上层因不满和硕特蒙古统治西藏，坚不承认，又找了一个名为格桑嘉措的小孩，奉为原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同样不满拉藏汗的青海蒙古各部也承认格桑嘉措为真正达赖喇嘛。
为了缓和青、藏争执，康熙命格桑嘉措暂往西宁塔尔寺，又以青海台吉与拉藏汗不睦，不便令拉藏汗独理西藏事务为由，派侍郎赫寿赴藏，“协同拉藏办理事务”，此清廷设置驻藏大臣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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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康熙》 亲征准噶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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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二年，康熙“照封达赖喇嘛之例”，给五世班禅以印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自此始），提高了班禅的地位，使之与达赖分权共管西藏教务
，安抚人心，稳定局势。
康熙五十五年，准噶尔部策旺阿拉布坦发动叛乱，派其弟大策凌敦多布入侵西藏，杀拉藏汗，虏其妻子，进攻前藏，企图以西藏为据点，向青海、云南、四川发展。
边警频传，康熙即命西安将军额伦特率兵驰援。因准备不足，援军失利，额伦特战死。康熙以“西藏屏藩青海、滇、蜀”，倘为准部所据，“将边无宁日”，而于康熙五十七年，命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驻节西宁，调饷征兵”。康熙五十九年正月初五，康熙向议政大臣等激昂慷慨地回顾了太祖太宗的英雄业绩，自己三次亲征的赫赫战功，驳斥了部分大臣“不必进兵”的主张，特谕：“安藏大军，决宜前进！”
二月十六日，康熙正式策封住于西宁塔尔寺的格桑嘉措为七世达赖，命满汉官兵及青海之兵送往西藏。四月，由允禵统一指挥，延信、噶尔弼分别统领的两路大军齐发。噶尔弼率南路军自里塘巴塘一路大败准噶尔军，于八月二十三日攻入了拉萨。延信率北路军护送达赖出西宁，一路三克大策凌敦多布主力，于九月初亦到拉萨，两军会师。
九月十五日，碧空如洗，高原上的阳光格外璀璨。满汉大臣、西藏僧俗、蒙古各部首领，齐集布达拉宫，举行达赖喇嘛坐床大典。西藏底定。
从东北到西北，从漠南到漠北、漠西，康熙以“凤体龙心”的独创，建筑起一条无形的长城。他又沿着这条长城，设置了一系列军事哨所——卡伦，有的是常年固定的“常驻卡伦”，有的是随不同季节或设或移或撤的“移设卡伦”、“添撤卡伦”；设置了一系列台站驿路；建立了巡边制度。又沿着这条长城，屯垦建城，开发农工商业，对边疆实行了世界公认有效的行政管辖和军事防卫。
康熙的“凤体龙心”，使中国第一次真正解决了边疆民族问题，第一次真正实现并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北部边防的巩固，在世界风云变幻，各国殖民主义者、扩张主义者觊觎中国的形势下，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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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康熙》 中西文化的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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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原本并非传统的龙的血统，使他较易较多地认识了西方文化。
康熙十一岁时，亲眼目睹了中西文化的一次激烈交锋，交锋的焦点在历法。
康熙之父顺治采用以西法修订的《时宪历》，曾引起保守派的不满和上书反对。顺治死后，鳌拜集团执政，有杨光先再次上书，激烈反对西历，并强调指出：“时宪历面敢书‘依
西洋新法’五字，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正朔，毁灭我国圣教，唯有天主教独尊。”他要求将传教士汤若望及参与新历的李祖白等六人凌迟处死、将刘必远等多人斩首。
杨光先是为了个人向上爬的目的危言耸听，还是出于龙之后裔敏感的自卫本能，不得而知；其所控告西方传教士屯兵澳门、图谋颠覆大清王朝也查无实据。但此话却实在点出了交锋的实质。
遗憾的是，科学就是科学，反对科学的，只能是无知和偏见，即便出于所谓爱国的目的，也只能是无知和偏见。
康熙三年十一月，鳌拜集团下令逮捕了担任钦天监正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同时被捕的还有其助手外国传教士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以及赞成西历的李祖白等五名中国官员。
或许是出于巧合，恰在此时京师上空出现了一颗惨淡的彗星。接着是一场席卷全城的沙暴，连刑部大院里都满是沙尘。不祥之兆。
刑部欲速决此案，令南怀仁等（汤若望中风病瘫）在狱中从牢窗小孔计算下一次日食时间，并令华人、回人以各自方法同时计算。
德国人恩斯特·斯托莫所著《揭开天文秘密的大师》一书这样描述：
中国天算家预告：二点十五分。
阿拉伯天算家预告：二点三十分。
耶稣会神甫的预告：三点。
朝内的重要官员齐集观象台上，都想弄清在中国、阿拉伯和欧洲的三种天文计算中，究竟谁属谬误者？
真相大白的时刻逼近了……
猛然间，一个站在时刻表前的人喊道：“现在是中国人测报的时刻，二点十五分，无日食发生，十六分，十七分，十八分……”大统历的计算方法被排除在正确之外。
“现在是回回历的测报时间，二点三十分”，然而，太阳上并未出现丝毫影子，失望的观察人还在等，五分，十分，十五分……阿拉伯人也被击败了。
三点整，第一线影子投到了太阳上，这只是神甫们的第一个胜利。影子越来越大，逐渐遮盖了整个太阳，这才是第二个胜利，因为神甫们发出的预报正是日全食，而其他学派预告的都是日偏食。
大统历和回回历的天算家们被击败了。
然而，“由十二名亲王、十四名内阁官员、十二名尚书侍郎、八名军队将帅和七十二名高级官员”参加的廷议，仍然将汤若望等拟判凌迟、斩首、流徙。
当拟判奏章送到十一岁的康熙面前时，又出现了一次巧合。上午十一时，天和地出面干涉了。
天空中出现一颗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地上发生一次大地震，闹了三天。北京城和皇宫晃得像海上的一条船，监狱的墙被破坏了，卫兵们吓得惊恐万状，房屋在强震中像纸牌一样成片倒塌，向外逃散的人们木然地走在瓦砾之间。土地像伤口一样绽开大裂口，城墙多处毁坏，火灾四处蔓延。尤其可怕的是，一股飓风夹带沙漠的黑云遮天盖地而来。
朝野上下人心恐慌，以为“狱讼不公，天象示警”。
偶然的巧合，改变了事件的结局。康熙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出面干涉，将辅政大臣原折掷于地下，以汤若望是先帝信任之臣为由，命速行释放。
传教士幸免于死，然而李祖白等中国官吏却仍被斩决，作了牺牲品。
但新历仍被废除，复行大统历，由杨光先出任钦天监正。
康熙七年，康熙十五岁。其时杨光先主持的钦天监先后采用落后过时的大统历、回回历，错误百出，一片混乱。大臣会议，请皇帝圣裁。
康熙没有传统的龙的偏见，他出于纯属凤的胆略，决定以实验的方法检验双方观点正谬。他谕令双方“勿怀夙仇”，允许双方“各执己见，以己为是，以彼为非，互相争竞”。宣布：“孰者为是，即当遵行，非者更改。务须实心，将天文历算详定，以成至善之法。”
康熙命代表大统历的杨光先、代表回回历的吴明暄、代表西历的南怀仁，分别用各自的演算法推算正午日影所止之处。三次实地测验，杨光先、吴明暄有误，南怀仁无误。
康熙又令测立春、雨水二节气及月、火、木星之运行。满汉大臣、诸王贝勒、各派人等众目睽睽之下，杨光先、吴明暄“逐款不合”，南怀仁“逐款皆符”。
杨光先痛心疾首：“臣监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今南怀仁，乃天主教之人。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奉天主教之法也？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也！……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厌恶、可怜、又略带同情的目光在康熙眼中瞬息闪过，他平静谕令：“南怀仁为钦天监正。”
康熙八年，康熙剪除鳌拜。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立即发难，指杨光先、吴明暄是鳌拜党羽，说他们“诡随狐假，罔上陷良”。说杨光先在故明时即因希图幸进，“以无稽建言”，曾被廷杖，“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棍徒也”。请求将杨光先“即行处斩，妻子流徙宁古塔”，为已死之汤若望等平反昭雪。
科学不是政治，而学术争执的双方，往往千方百计地将其涂上浓重的政治色彩，企图以政治斗争的手段置对方于死地。
康熙准予昭雪南怀仁，却宽免了杨光先、吴明暄，吴明暄更“仍留原任”，康熙告诫他：“以后更改前非，实心实意，与南怀仁商议，务求合于正理，以造历日。”“若复颠倒是非，明知其能而忌嫉之，从重治罪。”
他始终将中西历法之争限制在学术范围之内。
科学就是科学，难得的是，一位中国皇帝——历来至高至尊的真龙天子，能够将科学与政治分开，能够突破中西文化的疆界，进而，能够从皇帝的宝座上走下来，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自然科学。
康熙自此以极大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投入了对西方自然科学的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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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康熙》 皇帝科学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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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顺治帝寝宫、养心殿、御膳处是康熙西学的教室。传教士南怀仁、白晋、徐日升、张诚、闵明我等，均应诏进讲。每日清晨，上驷院所备马匹将几位洋人接入大内，直至黄昏方将其送回寓所。其间康熙处理繁忙政务之际，总要和他们一起度过两三个小时。传教士们用汉语或满语讲解主要天文仪器、数学仪器的用法，讲解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化学、医学、解剖学、地理学、药理学、乃至拉丁文、西方乐理乐器、欧洲哲学、西洋绘画等。康熙认真听讲，反复练习，亲手绘图。其热爱科学的强烈感情与勤奋专注的学习热忱，使传教士
